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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世界中卑微的女人
——浅谈《水浒传》的女性悲剧观

引言
常言道自古红颜多薄命，从中国历史来看上确是如此，历史上著名的美女，如西施、王嫱、柳如是等，端的是命途坎坷，一生不幸。到了《水浒传》里，这句话也深深地被作者践行。在《水浒传》中，出现过的女性大概有七十多位，而全书的男性则有七百多个。《水浒传》中的女性角色远远少于男性。这为数不多的女性，只有一些边缘陪衬角色和顾大嫂等几个最后修成正果，其他的人皆是悲剧收尾。在《水浒传》中，也正是因为这些女子的悲剧，间接或直接成全了身边的男性角色的“忠孝节义”。女性的悲剧命运成为衬托男性“道义”这朵红花的悲情绿叶。

正文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按照人物性格，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豪迈的女英雄型，主要有顾大嫂、扈三娘等，一种是摄人心魄的罪恶淫妇型，直接代表就是是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等，最后一类是中性的女性形象，没有定论，如金翠莲，林冲的娘子，李师师等,这类人物也是社会的主流女性形象。作者不仅从各个方面描摹丰富了这些人物形象，在书中的身体形象描写中，将人物的各种信息及审美渗透其中，也深深隐含了他对女子命运的探究。

一、各类女子不幸的命运

（一）、淫妇型的悲剧命运
1、步步被迫的潘金莲
《水浒传》中最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莫过于淫妇形象，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潘金莲。从人物塑造来看，潘金莲是个塑造的极为逼真，完整的人物形象。潘金莲背负了名字太多，“淫妇”“毒妇”“可怜人”，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一人物形象的矛盾冲突集中。在水浒中，潘金莲因为无法忍受与丈夫武大郎无爱的婚姻，不守妇道与西门庆偷情，而且在事情撞破之后，以砒霜毒死了武大郎。
纵观《水浒传》，潘金莲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物，她确实有及其可恨的一面，但是她的遭遇又是十分的悲苦与不幸。
她出身卑微，但本性其实并不坏的。关于潘金莲的身世，书上这样写：“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作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赔他些房，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
从这段话中，可以观出潘金莲的悲情，心比天高却身为下贱。自小被卖，成人之后也没有自主性，只是因为拒绝了主人的无理要求，便被活活糟践了婚姻。主人不仅将她嫁给了一个与她极不相配的人，而且还倒贴钱银，此等遭遇，确实令人扼腕叹息。由此可看出，潘金莲本性并不爱慕虚荣，虽出身下贱，但心地却极为高傲。
嫁给武大郎后，由于自身的美貌和丈夫的无能，潘金莲经常受到骚扰，不堪其忧的潘金莲随着丈夫搬了家。潘金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招蜂引蝶的女子，相反，她一开始是甘心做一个没有爱情，枯萎年华的妇女的。潘金莲看待和武大郎的这段婚姻，可以说是没有抱太大波澜起伏的希望的，但又极力安慰自己恪守妇道。
潘金莲和武大郎的结合是一场不幸的婚姻，她们夫妻很不般配，这就是她对于这段婚姻绝望的原因，她与丈夫无法得到真正心灵上的契合。不般配主要表现在一下两个方面：
第一，外貌上的不般配。“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芬芳窈窕玉生香。”说明潘金莲很美。 而丈夫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面目生的狰狞，头脑可笑，还被清河县人起了一个很形象的浑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一尺大概三十多厘米，不足五尺意味着武大郎身高最多仅有160厘米，在农耕文明时期，这样的身高等于是残废，难以承担一家的农活，因此武大郎才以不用花大力气的卖炊饼为业。又称他“谷树皮”，可见他皮肤粗糙，十分显老，满脸沧桑。武大郎的丑陋，反衬了潘金莲的美貌，同时，也可以看出，这段婚姻与扈三娘的一样，都是可悲可叹的不对等婚姻。
第二，性格上不和 。潘金莲与西门庆聊天时，曾说过她的丈夫“无用”，因此才坚定了西门庆的邪心思。纵观全书，潘金莲与武大郎的语言交流可谓是少之又少，而且武大郎即使说话，也讨不住潘金莲的欢心。武大郎的身份是买炊饼的，做惯粗活，平时憨厚老实，对于从大户人家出来，见过世面的潘金莲来说，缺乏吸引力。
潘金莲曾经爱过武松。可是武松在情爱方面是极为麻木的，而且十分爱惜自己的名声，从后来他“血溅鸳鸯楼”便可以反观，这样性格的武松，是绝对不会容忍自己跟嫂嫂有暧昧关系的。在潘金莲在武松那里碰壁后 ，潘金莲感到很失望，对于武松的幻想是破灭了，但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慕，不仅没有破灭，反而越燃越旺。这次失败的出轨让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迫切，因此当她遇到出手大方又善于把握女性心理的西门庆时，被压抑的情感又被点燃，自然无可避免的堕落了。[2]
潘金莲是小说中塑造的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因为她有着雄厚的生命力，让每个读到《水浒传》的人，都不得不对她进行思考。旧时认为潘金莲的行为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她不贞节，而且恶毒的害死了自己的丈夫，是极恶的妻子形象。但当代读者则往往会从潘金莲不幸的身世入眼，她受尽男权的摆布，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以最极端的方式捍卫她的自由与爱情，虽然在道义上令人不齿，但也是一种弱者的无奈呐喊，她最终死在追求的路上，对于她，已经有人持同情的态度。
2、罪不至死的阎婆惜
在淫妇形象中，饱受骂名的还有阎婆惜，她“及时雨”宋江的一个没有名分的妾。阎婆惜父亲病死，无钱安葬，母亲为了有所依靠，将她“半卖半送”嫁给了宋江。可惜不久，阎婆惜就与张文远勾搭成奸。
阎婆惜与张文远的私情的产生，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分析： 一方面是因为宋江对于男女情爱的漠视，宋江向来对于情爱不甚看重，多喜爱结交豪杰和舞刀弄棒。因此年轻的阎婆惜对于爱情正幻想颇多时，就被宋江打入了冷宫，宋江的冷淡，让她难以从宋江身上得到被爱的满足感。另一方面阎两人的婚姻并不是你情我愿的，阎婆惜是被母亲送给恩人宋江的，而且是没有名分的送，宋江只是给了她一处房子为安身之所，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法定结合的证据，阎婆惜甚至连宋江的妾都算不上，宋江可以随时抛弃她，阎婆惜并不想要危如累卵的“婚姻”，她希望的只是一个正常的家庭，正常的婚姻，因此她才被迫一次一次的害宋江，渴望可以与宋江解除这种累人的关系。她与潘金莲一样，都是可怜女子。
3、渴求疼爱的潘巧云
潘巧云与裴如海和尚相处，是她寻求充实精神生活，满足自己欲望的一种表现。作为丈夫，杨雄是不合格的，他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到了钻营做官上，久而久之，疏远了潘巧云，让潘巧云寂寞难耐，铤而走险，与人私通。如海大胆热情，主动向潘巧云示爱，令潘巧云怦然心动。潘巧云的堕落，也是对男权唯我独尊地位的挑战。潘巧云作为一个空虚女性追求自身精神的丰富，应当来说是有情可原的。与人通奸，是由于自身对于爱情的幻想长期得不到实现，无奈之下的举动。
《水浒传》中的对于潘巧云的态度是贬斥的，可见作者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的妇女观，重视女子的贞节与名声，对于女性内心世界的纠葛持淡漠态度。

（二）、女英雄的不幸命运
《水浒传》中这女英雄形象与以往的巾帼英雄形象大相径庭，古来传说的巾帼英雄如花木兰、梁红玉、杨家女将等等，多美貌与智勇并存，可《水浒传》中的女英雄大多具有男性的性格特征,相貌粗鄙,性格暴躁,不解风情，蛮横无理，妩媚与温柔的女性性格特质,在她们身上已经荡然无存，在梁山泊这个粗暴的男性世界中,她们已经被“改装”成了男人,她们只是符号化的女性,虽然顶着女性的名头，本质上和男性英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时在性格、武艺方面已经超越的普通的男性,在自我认知中丧失了真正女性的自我意识,这是女英雄们的共有悲哀。
1、“女中丈夫”顾大嫂的悲剧
女英雄类的形象，最有显著的特征的就是母大虫顾大嫂。顾大嫂，梁山著名的女英雄，武艺高强，有勇有谋。顾大嫂曾和邹润叔侄，孙新、孙立等劫过大牢，解救被陷害的解珍、解宝。顾大嫂也曾借孙立女眷的身份混进祝家庄内，探听情报，最后与其他梁山好汉一起，里应外合的将祝家庄攻破。顾大嫂在梁山时，开了一家东山酒店，为梁山信息中转站，顾大嫂可谓是梁山上的斥候，她在梁山上排行第一百零一位。在梁山好汉被招安后，她被封为东源县君。最后，跟随丈夫返回登州，重操旧业，仍旧经商。
原著描述顾大嫂的外貌如下：“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红裙六幅，浑如五月榴花；翠领数层，染就三春杨柳。”[1]根据当时审美，这种外貌是很丑陋的，首先，体形上是“胖面肥腰”，自古以来除了唐代推崇丰满，其他朝代均以瘦为美，肥胖的身躯总会让人联想到懒惰及贪吃，这是一种共同的文化意识。至于顾大嫂的面相，“眉粗眼大”，此类词语多形容男子，这种面相脱离了女性的阴柔美，而是显示一种阳刚的味道，这是容貌上的丑，这是明显的女生男相。她的穿着打扮，更显的她性格的阳刚一面，“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红裙六幅，浑如五月榴花；翠领数层，染就三春杨柳。”[1]看似很重视打扮，实则不然，她的首饰装扮要么异样，要么时兴，这两种装扮恰恰是相反的两种风格，搭配在一起显得此女子很不擅长搭配与打扮。至于穿着，更是可以用庸俗来形容，红的耀眼的红裙配上翠色上衣，两种颜色都是艳丽至极的。这些都说明了，顾大嫂不仅相貌丑陋，而且对于梳妆打扮也很不在行，这样的女子，如同豪杰，可以深交，但是若当作审美对象来看，无疑是一种折磨。顾大嫂在梁山英雄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书中写道：“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碓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
顾大嫂极有本事，在武艺方面甚至超越了某些男性。在性格上，她是个豪爽、性急之人，非常仗义、有智谋，如用计智请孙新夫妇，乔装进入监狱，并且在牢房里能够随机应变，可见，最后成功救出解珍解宝，顾大嫂功不可没。顾大嫂在小说中的出场并不多，但她那种急躁、火爆以及有勇有谋的个性令人印象深刻，不愧为“母大虫”之称。 顾大嫂向来不会女性的活计，“从来不会拈针线”[1]。古来女子都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训，活动仅限于家里，女红、家务才是女子的看家本领。但是，顾大嫂颠覆了这一切，是“弄棒持枪当女工。”因此可以看出顾大嫂人物身体的塑造，其实以男英雄为底色的，顾大嫂有些像性格暴躁、凶残的母老虎，她的这一性格与梁山的另一位好汉黑旋风李逵有着相似之处。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女性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居家女红，而是有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以及事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作者眼中，容貌及身体，并不是女子的福音，而是女子天生的负担。越是外貌丑陋的女子，她的性格便越趋于侠义，越能与男性并驾齐驱。顾大嫂的形象表现巾帼不让须眉的主题，反映当时女性对自我认知的改变。但是她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这只是作者自我创造的一位顶着女性头盔的男性，或者说女性模仿男性，雄化以后获得的地位和权力，从根本上说，这只是男权社会的一种潜在表现而已，所体现的，仍然是男权独尊的思想。
2、“窈窕无双”扈三娘的不幸
在女英雄中，也有窈窕美女，如一丈青扈三娘。他在水泊梁山的地位也要高于前两位。扈三娘并非市井女子，而是扈家庄的千金小姐，历来应当受人重视。扈三娘很早就与祝彪订了亲，文采武功乃至容貌，都是深得人器重的。文中这样写她的容貌：“雾鬓云鬟娇女将，凤头鞋宝镫斜踏。黄金竖甲衬红纱，狮蛮带柳腰端跨。霜刀把雄兵乱砍，玉纤手将猛将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1]首先可以看出，扈三娘的年纪是不大的，文中虽然没有说明她的准确年龄，但因为她与祝彪只是订婚，还未完婚，可以知道她年龄应在十八岁以下，扈三娘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地主家庭，联姻的对象又是比自家还要势力雄厚的祝家，所以不可能拖婚，扈三娘的未出嫁，说明了她的年幼，同时，文中也写道：“雾鬓云鬟娇女将”一个娇字，显示了扈三娘的娇嫩，而她的发髻和鬓角，更是以云雾相称，可见其娇美与脱俗，这是作者对前两位女英雄的从未有过的描写。穿着上既是英气勃发，又不是非常的男性化，厚重的甲胄恰恰是其美貌的反衬，她的手是“玉纤手”，她的腰是“柳腰”，一次可以见着她的身材瘦削，姿容绰约，着实令人着迷，所以王英一遇她，便不由自主的起了色心，可见其美貌。
扈三娘本是梁山仇敌祝家庄的人，后来全家被杀，她又失手被擒，才被迫投入梁山，不久又被宋江“大仁大义”的许配给矮脚虎王英。矮脚虎王英是怎样的人物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事迹，他原是车夫，因为劫财事发，被关进大牢，越狱逃走，就此入了匪道。在清风山做了草寇时，王英便非常好色，这在清风山几乎无人不知，后因为女色还与燕顺横刀相向，幸宋江许了他一门好亲事他才作罢。王英的长相原著是这样描写的：“左边一个五短身材，一双光眼。怎生打扮？但见：天青衲袄锦绣补，形貌峥嵘性粗卤。贪财好色最强梁，放火杀人王矮虎。”[1]由此可见王英其人可以说是与扈三娘极不相配的，不仅身世不配，长相不配，说到品行，扈三娘对于这种市井无赖应该也是很不耻的，可以说，这种配婚，无疑是在糟蹋扈三娘，扈三娘却也只能被迫接受，没有任何反抗。
扈三娘在《水浒传》里几乎成了一个任人宰割的女性，只是一个被绳索绑住的女人，被宋江做人情嫁给了龌龊的手下败将王矮虎。扈三娘面对这样的安排也并没有发出一言反抗，在封建社会中，女性为了求得生存，不得不一步步的忍气吞声，是一种“男尊女卑”的体现。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是无力的，她的生活，受到各式各样男权的支配。扈三娘虽然感到委屈，但还是要为这些掌握她命运的人去卖命，最后死于战场。她的悲剧表明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即使拥有与男性一样的能力，也仍然是男人的提线木偶，永远冲不破男权的统治压迫。可以说扈三娘在《水浒传》中只是一个没有独立灵魂的女性形象。
从女英雄命运的塑造中，不难发现，顾大嫂虽然面容丑陋，但是结局却是最好的，孙二娘则牺牲于征方腊的战争中，命运偏悲剧，而最不幸的，当属扈三娘。扈三娘可以说是人中翘楚，可是作者不仅给她安排的悲剧的身世：全家被杀，又给她安排了一段悲剧的婚姻：嫁给王矮虎，最后还在她悲剧的命运上狠狠的加上了一笔：死于战场上，容貌尽毁。从顾大嫂与扈三娘不同的命运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写作倾向，作者在对女英雄的容貌身体进行描写的时候，越是美丽的形象，她的结局往往便不尽如人意。
再观作者塑造的另一类女人，更能反映作者对美的看法。

（三）、社会主流女性的悲剧
《水浒传》中，还有一类女性人物，她们在《水浒传》这个男性英雄主义纵横的世界中，苟延残喘，蹑手蹑足的走在故事的边缘，她们微小，却又是现实社会中最广大、最普遍的主流女性形象的映射。比如林冲娘子张氏、金翠莲、玉兰等。这些女子身逢暗无天日的男权社会，不论自身是否有错，都被命运不断作弄，她们无力反抗，只能随波逐流。她们的命运微薄，充满不幸，遭遇令人蹙眉叹息。
林冲娘子张氏，是一个温柔貌美的妇女，对丈夫忠贞不二，她去庙里烧香，巧遇上了高衙内，被高衙内调戏。高衙内为了得到她，想尽了各种办法，不断陷害林冲，并且多次逼婚。但她始终对丈夫忠贞不二，宁死不屈，尤其是在林冲刺配沧州时，面对林冲的休书，嚎啕大哭，不能自已，没有半点差错的林冲娘子，在黑暗的现实面前，得到的仍然是无奈。一纸休书，最后只得含冤而死。
曾许配给武松的玉兰，在极为命苦的女性，她是张都监家的养娘不错，但作为一个连婚姻都不能自主的女性，又怎么可能主动参与陷害武松的“美人计”？。玉兰不过是张都监为了迷惑武松随意抛出的棋子，这棋子可以是玉兰，当然也可以是其他女人，玉兰没有任何能力可以拒绝主人的安排。可是在武松血溅鸳鸯楼的时候，如同一直杀红了眼的困兽，不由分说便将张都监满门杀尽，男女老少一个不留，玉兰和那些无辜的丫鬟一样，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过错，却为武松的“敢作敢为”殉了葬，用鲜血为武二郎上梁山写下了一册悲情且无辜的投名状。
在《水浒传》中，这类女性并不是故事的主要枝干，但是在真正的社会中，她们确是绝大多数女性的代表。她们的被奴役被压迫的经历，实际上也就是千千万万封建社会女性不幸命运的写照。

二、女性悲剧命运观形成的原因

《水浒传》是一部男人的书，作者出于渴慕英雄的动机创作，因此是以男性为主体，女性多是以推动故事情节或衬托男性血性为目的出现的。作为绿叶的女性，她命运的安排就具有了从属性。
从三类女子看来，女子，越是具有倾城容貌，越是灾祸的开始。身为女性，在封建礼教中就有了自己的原罪，即红颜祸水。有些女子面对压迫，在忍无可忍的结果下，只得奋起反抗，可是反抗的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有些女子甚至连自己的名声都搭进去，潘金莲，潘巧云等就是反抗未果的典型。而不反抗的呢，也未必有好的命运，林冲娘子，扈三娘，李师师等都是安于世道，但仍然没能有好结局。水浒传中女性悲剧的原因主要有：

（一）封建理学的残害。
《水浒传》写成的时段，正是官方为了麻痹人们思想，大力宣扬宋明理学的时期，理学家道貌岸然的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真理，让“人欲”成为人们谈之色变的话题。在这一文化时代背景下，因此，作者在安排女性命运时，这一因素也成了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文学作品的创作来源于现实，自然不能与当时主流时代思潮脱节。在理学家眼里，美好的容貌就是一种欲，而在当时，人欲是不被理解和允许的。万事万物，只遵循礼法行事才是能够受到社会认可的。作者在描写女子形象的时候，心中是矛盾而悲哀的，女性的美貌就是一种原罪。他把女子所有的不幸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女子容貌引发的人欲的泛滥，这包含的作者对社会风气和人类精神的思考。

（二）忠孝节义的禁锢。
淡漠女色是忠孝节义最明显的体现，也是“灭人欲”的实在践行。古人言英雄难过美人关，而在《水浒传》中，作者偏偏要让英雄能过美人关。由于《水浒传》对女色的藐视与漠然，上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水浒传》中有明显的“厌女症”的倾向。[3]
武松不受嫂子潘金莲勾引，宋江对女色的不看重，林冲娘子的美貌成为林冲悲剧命运的源头。这都是在证明，红颜祸水，女色误人，能够通过美色考验的英雄，才是符合人们理想的。作为反衬的女性，则成为了悲剧的象征，要么自食恶果，要么无力反抗，以死收场。
忠孝节义是封建社会对男子的要求，但因为女性的从属地位，使得她们也成为了礼教的牺牲品和陪葬品，忠孝节义也成了女性的行为规范，特别是其中的“节”，女性的节的含义与男性不同，男性的“节”是对于国家的持之以恒的认同，而女性的“节”最广泛的意义就是女性的“贞洁”，女性不论出嫁前还是出嫁后，都必须无条件的守身如玉，忠于自己的丈夫。不论女子的丈夫是否活着，这条清规戒律始终存在。而且这个“节”对于男女来说，也是不对等的，封建社会的男性可以娶妻，也可以纳妾，他们可以随意的玩弄女性，不需要负上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但女性一旦红杏出墙，其结果是毁灭性的，不仅自己受到严惩，名声尽毁，还会连累亲族受尽屈辱，林冲的娘子张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愿背负不贞节的名声，才毅然自尽的。

（三）自身的堕落与认命观念的风行。
从《水浒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女性自身的因素，也是造成其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父权文化作为男性整体与长远利益的保护者，千方百计力图使女性不仅丧失文化主体的地位，进而也丧失生命主体的地位，以确保‘男主女从’人伦社会基础的绝对安定。”[4]在长期父权和夫权的压制之下,女性独立人格和操守逐渐缺失，让女性丧失了主动追求的动力。扈三娘就是其中典型，她即使智慧与美貌并存，但仍依附于男性的安排，甚至连宋江这样与她并无亲缘的男性，她也要遵从。在整个社会女性都安于男性的安排，安于被别人掌控命运的情况下，反抗反而成了大逆不道。潘金莲、潘巧云一旦有了越雷池的举动，便遭到强力镇压，让试图寻求自主的女性心生畏惧。可以说，《水浒传》刻意宣扬了在男权的铁蹄下，女性反抗的惨烈悲剧性结局。女性对自身的丧失信心，甘心被男性摆布，对于反抗望而生惧，这种畏惧的劣根性直至今日仍然存在，是女性悲剧命运形成的内在原因。

结语：
《水浒传》中女性悲剧的命运，只是女性在漫长封建社会中，受到歧视与压迫的一格剪影。在农耕文明下，女性由于体力上的劣势，只能从属于能够承担农业生产的男性，地位上的不平等由生产领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女性成为男权统治下的臣服者。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让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举步维艰，女性对于社会地位改变的谋求，是一个艰辛且长期的命题。。

注释：
［1］施耐庵． 水浒传［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 本文所有《水浒传》的引文均出自这一版本)。
[2] 魏崇新《说不尽的潘金莲》台湾业强出版社1997年8月初版[P11]。
［3］夏志清《水浒传》[J]的再评价. 现代文学.1965,[P26]。
[4]周力，丁月玲，张容.女性与文学艺术[M].辽宁画报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