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地方出发的地方.pdf

2.8.交通、口岸建筑-数量、效率全国之最 深圳交通类建筑种类多、数量大、设计独具匠心。深圳交通类建筑包括，火车站、机场、码头、地铁、口岸、交通枢纽等。深圳火车站新站房（1990-1991，陈世民），单日可发送旅客 10 多万人次、接发列车 200 余趟。深圳新站建筑立面以平面浮雕的手法，表达展开的双臂欢迎四方宾朋的寓意，拱门顶部有邓小平题写的“深圳”二字，极为醒目。深圳北站（2007-2011，深大院）是深圳市规模最大、接驳功能最齐全、客运量最大的综合铁路枢纽。深圳北站将公交、地铁、出租、长途客运、小汽车等城市交通整合一体，旅客在站内就可享受“零换乘”的便捷。福田站（2006-2015，深大院）也是接驳功能齐全的交通枢纽，地下二层候车室可同时容纳 3000 名旅客候车。岗厦北站（2016-2022）是目前，国内目前最大的轨道交通单体工程。结合地下空间体系、市政功能、轨道交通、文化景观等要素进行一体化建设，实现了“四线合站”高效换乘。独特的圆型天窗，将自然光引入地下站台，因而被誉为“深圳之眼”。深圳毗邻香港，成为中国口岸最多、出入境人流、车流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唯一的海陆空口岸俱全的副省级城市。，深圳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共 15 个。其中：陆路口岸7个，分别是罗湖、文锦渡、皇岗、沙头角、深圳湾、福田、莲塘口岸；高铁口岸 1 个，为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水运口岸6个，分别是盐田港、大亚湾、蛇口（1981）、赤湾、妈湾、大铲湾口岸；航空口岸 1 个，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含福永）。罗湖口岸联检大楼（1983-1985），建筑外观方正形体，黄色琉璃瓦檐口，彰显传统中式建筑的气势。罗湖口岸联检大楼主楼共十二层，是我国人流量第二大的陆路出入境口岸。深圳湾口岸联检大楼（2004-2007）是亚洲最大的客货综合性公路口岸，也是中国内地首次采用深港“一地两检”作业模式的口岸。莲塘口岸（货检 2020，旅检 2023）一站式通关，首创货检、旅检竖向上分离。建设中的新皇岗口岸（2020-2023），其设计理念为“高效、兼容、绿色”，致力将皇岗口岸打造为高效便捷的出入境和立体综合交通枢纽，集商业、文化、生活于一体的未来口岸。出入境大厅和客车查验场地实行分层立体布置，摆脱车辆查验设在联检楼外的老模式。深圳宝安国际机场（1991 年通航）是世界百强机场之一。2013 年 T3 航站楼建成通航（意大利福克萨斯），设计灵感来自海里游动的“大飞鱼”。2018 年获“世界十大美丽机场”桂冠，2022 年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旅客、货邮件位居中国国第 3 位。截至 2022 年底，T4 航站楼完成规划设计（RSHP 中标），外观取名深圳之眼，计划在 2025 年建成使用。T4 航站楼设计年旅客吞吐量 3100万人次，楼内包含一万平方米的室内中心花园。2016 年，蛇口太子湾邮轮母港正式开港，这是华南地区唯一集“海、陆、空、铁”于一体的现代化国际邮轮母港。它可以停靠全球最大的邮轮，是深圳通连世界的“海上门户”。2.9.工业厂房改造-低调转身，变废为宝1980 年代，深圳主要产业为“三来一补”低端制造业，到 1990 年代中期，深圳产业转型，电子、生物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金融、贸易等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因而，早期的工业厂房都面临拆迁、改造问题。华侨城创意园（2005，都市实践）的南北两片废弃厂房区，当时建筑师尝试一种国内鲜有的“LOFT 改造模式”，规划上打通中心区大厂房，南北区贯通，建筑外观与空间采用朴素、粗野的工业风，这个改造深受艺术家和青年人士欢迎。自 2006 年正式挂牌以来，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吸引了近 300 家创意公司和艺术机构进驻，形成了融合“创意、设计、艺术”于一体的产业经济特色。南海意库（2008），原为 1980 年代建造的“三洋厂房”，随着蛇口产业升级和外溢，原来的企业陆续搬出。2005年蛇口招商局对厂房进行改造升级，将六幢旧厂房变身为花园式产业园区，既保持原有建筑风貌，又不失时机地注入新的创意元素。蛇口价值工厂（2013），原址为 1978 年建成的广东浮法玻璃厂，是当时国内最大、最具现代化的浮法玻璃厂，曾获 1988 年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2009 年，玻璃厂因经营困难而停产。2013 年深港双城双年展（深圳）主题演绎馆选址于此，组委会希望通过双年展，让处于边缘和转型中的蛇口工业区产生新的价值，把曾经全国最先进的玻璃工厂，打造为具有全新文化与商业模式的“蛇口价值工厂”。此外，还有许多工业遗存成功改造案例，如华侨城华美术馆（2008）、深圳回酒店（2014）天河城购物中心（2022）等，均以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发出耀眼光芒。2.10.高层厂房-工业上楼，产城融合深圳总面积 1997 平方公里，约一半土地处于生态控制线内，城镇开发边界仅为 1190 平方公里。深圳 40 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开发了 973.5 平方公里，实际可用建设的增量用地却接近为零，“工业上楼”成为深圳发展的重要选择。所谓“工业上楼”，即通过合理规划建造高层厂房，解决产业空间高需求与土地稀缺的矛盾，让城市产业获得新的升级，促进产城融合，共同发展。2023 年，由深圳市产城融合促进会主办的深圳市生物医药产业“工业上楼”设计指引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中国首个“工业上楼”设计标准。深圳全至科技创新园（2015），是全国首个“工业上楼”项目。项目前身为茅洲山工业园，是宝安众多老工业厂区中之一。2012 年开始“工业上楼”的改造，不仅让低矮老旧厂房改头换面，还提升了产业空间。以近 3 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创造了约 16.8 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园区主体建筑是 23 层的科创大厦，高近 100 米，提供工图 10.高层厂房图 9.工业遗存改造图 7.体育建筑图 8.交通建筑业空间15.5万平方米。大厦标准层承重750公斤/平方米，可以满足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医疗器械、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的荷载需求。目前，园区入驻科技企业 180 多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1 家，形成了以智能装备及机器人生产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全国首个百米装配式“摩天工厂”坪山新能源汽车产业园一期项目即将竣工（2023）。项目包括生产厂房、研发办公、配套宿舍、餐饮、商业等。建筑层高最大10米，可满足生产多样化需求的超高层标准产业空间。厂房首三层设计荷载 2.5 吨/平方米，方便大型货车开到三楼装卸，其他楼层 650 公斤/平方米，普通小汽车可以乘电梯上楼。目前，深圳“工业上楼”尚在起步推广阶段，能否取得完全成功，尚需时日考验。3.结语40多年来，深圳城市与建筑发展速度快、类型多、体量大，一篇短文难免管中窥豹，权当抛砖引玉。深圳城市建设成就是在独特的时空背景产生的，如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毗邻香港的地理便利，移民城市的人才优势等等。由于时代、区位、社会环境的不同，深圳经验不可能被简单复制。深圳城市建设仍在发展变化之中，过去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未来的路才能走的更好。参考文献：1 孟建民,邝丹怡,DONG Wanting.四十年,建筑创作在深圳J.建筑实践,2020(11):10-19.2 杨 华,丁 梁.浅 谈 深 圳 标 志 性 建 筑 的 发 展 J.城 市 建筑,2016(25):48-51.3 梁婷.深圳建筑的先锋性 彰显城市的包容心 N.深圳特区报,2014-07-25(B05).4 肖毅强,殷实.“特区建筑”深圳 20 世纪 80、90 年代建筑创作发展评述 J.时代建筑,2014(04):18-23.5 饶小军.观念的大潮与建筑的沙滩 当代深圳建筑反思录 J.时代建筑,2014(04):14-17.6 赵晓钧.深圳建筑的幸运基因 J.时代建筑,2014(04):69.7 黄数敏,戴春.深圳当代建筑图录(19792014 年)J.时代建筑,2014(04):74-81.8 王光明.深圳建筑是怎样建成的 N.深圳商报,2010-06-01(C02).9 梁婷,杨春华.年轻的深圳适合前卫的建筑 N.深圳特区报,2009-01-13(B09).10 李劲龙,李台然,叶青.深圳近代建筑的发展历程与建筑特点 J.华中建筑,2008(07):188-195.11 易华文.有感深圳建筑创作 J.南方建筑,2001(04):64-65.12 林怀文.深圳新建筑 J.世界建筑,2000(05):75-78.13 张锦秋,林汉廷.塑造新的城市形象浅析深圳建筑风貌 J.建筑学报,1993(01):33-39.NO.213 世界建筑导报 76 WORLD ARCHITECTURE REVIEW 学术论坛 ACADEMIC FORUM 1.原型：一种焦虑深圳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评论 OMA/库哈斯西雅图图书馆设计的文章，开篇是这样的：“作为一个想创新的设计师，最大的焦虑是原型，即无论怎样自以为是的原创，都有可能源于一个早已被人咀嚼过的原本。其实，对原型的存在不必唏嘘，能认识到原型的存在已是一种造化了。康曾把原型称为形式，而所有成为设计的努力，只是对形式的发现，而不是发明。这种把原型的宗教化认知，也道出了原型在建筑学中的意义和位置。革命的建筑师最有价值的一面是缔造了新的原型。”1 这句写于 15 年前的话，至今读来仍心有戚戚焉。作为实践建筑师，用这句话来复盘自己的设计时，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在一个内卷时代，谁不想创新，但谁又能真正创新？当我们被自媒体上堆积如山的案例搞得审美疲劳，或者被廉价的点赞搞得不知所以时，冷眼旁观浮世虚荣，再潜心去寻觅真正对得起“建筑学”这块招牌的专业追求，或奢望名垂青史的专业贡献，似乎在有限的职业生涯和机会中，即便没创造出原型，能够让创作聚焦在少数的原型，就已经是在走一条有价值和有回报的道路了。越是在内卷的时代，这种对原型的焦虑就越有存在的合理性。塔夫里(Menfredo Tafuri)说过：“资产阶级艺术主要的紧急伦理任务之一就是通过解读和消化焦虑产生的起因来化解焦虑。”2在我写过的不少批判中国当下建筑学文章中，总是要提出这样的焦虑：中国近30 年的城市化造就了世界建设史上的奇迹，中国本土建筑师也设计出相当数量的高品质作品，但为什么这些作品还是很难登录世界建筑史中最有开创性范式的榜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尚缺制造原型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是缺乏不负时代机遇中去创造原型的自主意识。原型并不神秘，甚至是建筑学中很小儿科的知识，西方建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伊始，原型就已被教科书化。在上世纪后期，当建筑的形式及其意义问题被现代主义简单化的功能教条压抑得太久后，原型概念又被重新提起，最时尚的建筑理论和实践态度都不是向前摘要：本文论述了在一个百年未遇的变革时代，中国建筑师在中国史无前例的建设机遇面前，还鲜有创造新型建筑类型学的表现。针对这种原型焦虑，作者又看到了像深圳这样的城市，由于它走在改革开放之先，有可能创造一些特殊的政策和社会意识机遇，使一些普通的建筑类型学能够发挥出特殊的效应。在这种政策与原型升级之间寻找合适的适配性，也会部分地减轻建筑师的原型焦虑。作者以“温室+”的理念形成可应用为例，证明了深圳的特殊社会环境能够升级那些普适的、无地方的模式，让它们在这里获得一次地方化的基因突变，并传播到其它地方。关键词：原型；类型学；地方；无地方；温室+；Abstract: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at in an era of change that has not been seen in a century,Chinese architects have rarely created new architectural typologies in the face of unprecedented construction opportunities.In response to this archetypal anxiety,the author also sees that cities like Shenzhen,because they are on the frontlin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may create some special policy and social awareness opportunities,so that some ordinary building typologies can exert special effects.Finding the right fit between this policy and prototype upgrades will also partially alleviate architects prototype anxiety.The author uses the Greenhouse+concept as an example to prove that Shenzhens special social environment can upgrade those universal,placeless models,allowing them to obtain a localized genetic mutation here and spread to other places.Keywords:Archetype;Typology;Placeness;Placelessness;Greenhouse+;看，而是向后看，形式制造挣脱不开原型的佛掌，成了在诡异歌剧院后台上空的魅影。阿尔干(Giulio Carlo Argan)发表于 1962“关于建筑类型学”3一文是较早的一篇醒世恒言：“建筑类型学和图像学之间有一个明显的类比：类型学可能不是创作过程的决定性因素，但它总是很明显，就像图像学在具象艺术中一样，尽管它的存在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他重新搬出18世纪德昆西的教诲：“类型一词与其说是一个要复制或完美模仿的事物的形象，不如说是一种元素的概念，这种元素本身必须作为模型的规则。从艺术实操来看，模型是必须重复的对象；相反，类型是一种对象，根据它人们可以构思出彼此完全不相似的作品。模型中的每件事都很精确；在类型上每件事或多或少都是模糊的。因此，我们看到，对类型的模仿不涉及任何情感或精神无法认同的东西。”由此，阿尔干有推演出自己的“根形式”（root form）概念，把过分单薄的“形式”（form）函数化为“形构”（configuration），包括完整形构（complete configuration）、主 要 结 构 元 素（major structural element）和装饰元素（decorative element）三个层级化的由里及表的组成部分，逃脱不了西方思想史上自柏拉图以来的本质-现象二元论的思想。透过现象看本质需要用思想来观照透视（perspective）。对于一般人而言，能够意识到“主要结构元素”已经很不容易，之如我们听肖邦的音乐，很容易沉醉于装饰音，对于整个结构只有直觉的印象，如果能一步抓住其主旋律，悟出“完整形构”，则需要动很大的脑筋。继阿尔干之后，莫尼尔(Rafael Moneo)、科尔孔（Alan Colquhoun）、维德勒（Anthony Vidler）等人对类型学的阐述，使原型-类型-类型学在建筑学的教育、实践、写作中成了范式。但当范式成为老生常谈时，容易让人忽略在近半个世纪前掀起的原型讨论、尤其使原型作为一个有时间、方向的矢量去讨论，其意义及局限性在何处？当罗西(Aldo Rossi)等一代向后看的新理性主义者已成为过去时，学术界和实践界也把关于原型的讨论淡忘了。二十世纪末迎来了一个向前看的时代。向前看就不需要对原型的追求了吗？这需要把原型问题放在更大的环境上去看。这让我觉得有必要用亚历山大From Placelessness to Placeness从无地方出发的地方作者：王辉 URBANUS 都市实践创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师Text/images by WANG Hui Principal Architect and Co-founder of URBANUS Architecture&Design(Christopher Alexander)的概念来重新审视原型概念。亚历山大早期命题是研究设计形式（form）及其所属的环境条件（context）的适配性（fit）。如果说环境是问题的提出者，形式是问题的应答者，二者之间的适配性反映了在设计史的不同阶段如何处理环境与形式之间因果关系的本体论与方法论。在技术发展缓慢、速度近乎自然进化的时代，建筑形式是传统习惯的沉淀，以及约定方式的拷贝，并不要求新设计有所突破和创新，只要遵循已经固化的模式，设计与环境就有高度的适配性。亚历山大定义这个阶段为“不自觉的过程”（unselfconscious process of design），设计与环境可以在“真实的世界”（actual world）里直接对话。但设计史进入现代阶段后，形式和环境的适配性失去了这种不加思考的直接性，它们之间没有唯一的对应关系，而要各自转入思维层面（mental world），通过法则来沟通。这是一个不直接的“自觉的过程”（selfconscious process of design），真实世界物与像之间的映射没有依赖性，需要通过抽象的思维层面操作。例如，在“不自觉的过程”时代，中国传统建筑只需要应用五种不同的屋顶，不仅能够庇护大千世界万般实用需求，而且还能表述出符合礼仪纲常的文化需求。但现代建筑赋予形式以自由，要想完成这样既有实用性、又有思想性的任务，则必须借助大量的语言、图示这样解释思想的工具，才有可能使一个设计方案获得沟通。这样的模式必然会导致偶然性、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使设计非理性化，这就需要“程序化过程”（the program of design）的介入。如果存在一个理性、甚至科学的程序黑箱，环境能够被定义为更精准和贴切的输入条件，而这些信息能通过一个几乎可以被数学公式计算的程序，进而物化到真实世界，那么从现实世界而来的环境条件，经由思维图像的处理，变成形式条理化图像，再把这一数据让形式处理的模块进行认领，处理成思维层面上能够明晰的图示，最终还原成回答真实世界问题的形式。这样理想的程式，既不排斥创造力，又不陷入主观性。在亚历山大早期的思想中，力图引用数论里的集合概念，用子集的方法进入这个程序化的分析阶段，再上升到综合阶段，用数学模拟模型产生接近自然的结果，并通过形式化的图形学来纠偏，希冀产生良好的环境与形式之间的适配。4 虽然在确定实际的形式特征时，数学可能只是一个很有限的工具，但在处理概念化的秩序、模式之类的问题时，它就会显示出作为研究工具的强大作用。这是在1960、70 年代乌托邦时代一种乐观的科学信仰。亚历山大在中期的研究中，没有在这种数学化思想中作茧自缚，而是把这种数学化理想上升到他的“模式语言”我们脑中的模式或多或少反映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印象，这些模式抽象地描述了一套形态规则，我们想用这样的规则来总结现实世界中的规律。一种模式语言一书集合了 253 种模式，这些模式是在漫长的人类生活史上积淀下来的，环境与形式之间约定俗成的关系。每个模式都在它的局域网中居于中心地位，该模式又会与其它某些模式相连，从而形成一整片网络。模式语言正是由不同模式之间的连接网创建，在该网络中，模式之间的链接几乎与模式本身一样，也成了语言的一部分。5亚历山大也把他的模式语言应用到具体的设计之中，虽然从设计的艺术性上看还强差人意，但或多或少也算是一种类型学意义上的操作。他与欧洲新理性主义建筑师唯一的不同可能在于，罗西等人对类型的执念有一点柏拉图式的自上而下，而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源于生活的自下而上。然而在亚历山大后期的思想中，自下而上又与自上而下金风玉露般地相逢了，其结晶凝聚在四卷本的秩序的本质，用 15 种完型的图示把形式与环境的适配推向形式美的极点。从这个意义上看，原型理论的宿命其实是一种终极美学，即人类对环境和形式之间最优适配性的焦虑。2.从无地方出发都市实践（URBANUS）的出发原点在深圳。因此深圳既是 24 年前都市实践事务所起步的原点，也是 45 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原点。无论是国家，还是小家，在原点上的最大焦虑是未来行动所依据的原型是什么。对于 24 年前刚刚进入 WTO 的中国而言，市场对我们这些当时被认作“神兽”的海归最大期盼是能够搬回一套西方的类型学，用来快速地解决中国高速度发展问题。这种思维方式非常类似于诞生于一线城市的发展商要向三、四线城市扩张时，限于人才资源的瓶颈，不得不进行标准化和程式化研发，甚至把原型固化为模型，把模式定格为形式，套用在欠发达地区的扩大再生产中。而这些超前的模型又能帮助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然而都市实践的逻辑并不是这样，我们仅仅把自己在海外的经验作为视野和技术的积累，而不是得到了救世良方，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当今在亚洲发生的全球化和城市化是史无前例的，从环境-形式适配角度上看，任何已有的原型还不足以构成对新问题的成熟解决方案。因此，我们不是要去否定原型，而是要去创造原型。这种原型渴望（或者说焦虑）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对在新时代下能不能产生新建筑的焦虑。这种焦虑感使事务所早期生产出一批至今看仍有活力和意义的作品。例如深圳规划大厦，它是在行政审批流程转变成公开透明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这个项目的介绍是这样写的：“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深圳市规划局率先推行了窗口式办公方式，这也宣告了它的建筑载体应具有非衙门化的形象。这种要求直接促成了开放、透明、谦虚的政府办公概念：设计强调建筑与地面没有高差的衔接，使进入建筑成为一种没有门槛的行为；设计强调透明性，使政府建筑不令人畏惧；设计强调简洁、含蓄、尊重地段、不张扬的造型体量，既透出冷静谦虚的建筑仪态，又不失政府办公建筑的庄重、威严。在湿热气候地区，建筑内部的公共空间是城市空间的延续。近代城市发展中最具有破坏性的因素是机构化，即属于个体或小团体的机构性建筑成为城市公共建筑的主体，却不公开其内部空间，无法被全体市民所享受，人们再也看不到像佛伦罗萨大教堂那样拥有市民共同价值的建筑，那种能够把所有塔斯干人都庇护住的建筑。不同于肢解城市的机构化做法，该政府办公建筑的大厅里是呈现的是一种和平、自然、开放的场景，市民们都能自由来到这里办文和获取信息。而一种被动式通风的设计既调和了使用玻璃幕墙所带来的能耗问题，又使得厅堂空间宜人可用，起到促进人员交流作用。深圳市规划局办公楼的设计，既是将政府办公项目平民化的一种开创性的尝试，也是用高质量和高完成度的设计来塑造新型政府形象的一种实验性的探索，在当前普遍的政府办公建筑追求浮夸自大的社会风气下，这个设计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6(图 1)对于一个完全是通过政治理念诱发出的设计创意而言，这样的项目介绍值得全文抄录，因为这种创作的格局在今天标准的项目介绍格式中以很少见。这样的一座玻璃幕墙建筑，在当时的政府建筑类型中，只可能发生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因为也只有深圳的官员敢于拍板接受这样的方案。对于一个似乎是一夜之间生成的城市而言，表面上看深圳没有任何地方建筑的根基，因为摩天大楼不可能以岭南民居为摹本，也犯不着拿地方建筑的一些元素来穿靴戴帽。但从更深的环境层面上看，它所拥有的开放性资源，是有条件塑造出新的地域化形式语言，以适配全新的社会环境。深圳规划大厦设计的成功，代表了对用新设计来适配新环境的笃信。之如库哈斯在研究珠三角时所看到，“珠三角随着一颗彗星的突现，以及当前未知之云所产生的环绕珠三角的存在及表现的神秘外罩，都在证明存在着平行的宇宙，这种存在完全矛盾于全球化等于全球知识的假设”。7时代条件给我们创造新类型的条件，不去积极地应用是个世纪损失。而事实证明，中国建筑师更有条件用好。这也许就是可以从无地方出发的一种文化自信。3.从无地方再出发库哈斯所谓的“通属城市”就是雷尔夫（Edward Relph）的“无地方”：“一种没有明确目的地或方向的状态，它通常与不确定、孤独和无助感联系在一起。无地方常常出现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人们由于各种原因(如失业、离婚、退休等)而失去了自己的地方性身份认同，这也可能导致人们感到孤独和无助。”8 深圳就是这样的一种无地方。资金、产业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带来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而这种坚固正是雷尔夫定义的地方特色：“地方”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特征，它们与一个地方紧密相连。这个地方可以是一个城市、一个社区、一个村庄或一个岛屿等等。“地方”通常与特定的文化、历史、传统和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地方”是人类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个人和社会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从这个认知出发，在一个“无地方”城市，它的建筑是普适的，理论上是不可能有“地方性”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有些建筑，更准确地说，有些建筑的类型，只有在深圳这样的精神、政策、投资的土壤中才能生长。因此，作为“无地方”的深圳，一方面在海量地应用最有范式的建筑类型学进行城市建筑的生产和再生产，造就了最大的千城一面的现象；另一方面又在自身的社会土壤上从这些“无地方”的类型中迭代出新的变种，生成更有地方特色的类型。这些类型很难说是建筑学上的突破，但它们突破了以往限制建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例如前文提及的深圳规划大厦，在建筑学上只能算是一个敢于采用新技术和工艺的设计，并没有革命性的创新，但它改革了传统衙门建筑形式，而这种革命的最早发生地只有深圳。因此，它借助“无地方”的玻璃盒子建筑类型，实现了一种地方化的类型。随着深圳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种从“无地方”到“地方”的迭代速度更快。虽然在建筑学向度上并不值得大书特书，但在社会学向度上还是值得记载。随着2008年 南方都市报 发起的首届建筑传媒奖评选活动，“公民建筑”成为大众化的建筑术语，也是从“无地方”向“地方”转化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2015 年，坪山文化聚落的设计是物化这个关键词的一个关键性建筑事件。2012 年底发布的设计竞赛任务书明确提出了“公民建筑”建筑的理念。主导这个标书制订的深圳规土局周红玫在一篇文章中总结道：“基于对当时全国流行的城市地标型巨构式公共文化建筑现状的反思和批判立场，笔者力图把高高在上的文化综合体拉回到市井舞台的聚落式开放街区。”9这个定位引出了整个项目的公共价值导向：“招标公告和任务书等文件里，描绘了很多颇具乌托邦色彩的公共空间与人文生活愿景。比如，将项目名由坪山文化综合体改为坪山文化聚落，潜台词是解构综合体，将单体建筑整合为聚落，积极融入城市和社区肌理的空间策略导向。总之，从顶层任务书策划开始，就传递出清晰的文化理念、价值取向期待建筑师以文化聚落 为导向开展设计，共同营造复合多样的街区网络，期望文化聚落的弹性、生长性以及街区界面都更为复合多样，让文化机构重新链接城市日常生活。都市实践、直向建筑、开放建筑三家设计事务所和施工图配合设计院欧博设计组成设计联合体，分别承担文化聚落中的图书会议中心、展览文化中心和表演艺术中心的设计。最初的中标方案把文化聚落主要的功能位于浮在空中的连续中间层；下层是 7 天+24 小时向社区打开的公共空间和配套设施；顶层在每一个主题段落都有一个可识别的造型。这种姿态从三个角度批判了当前文化中心流行的范式：第一，去高高在上化，让建筑没有心理门槛；第二，去不务实化，让功能好用；第三，去过度地标化，让造型得体。这个设计获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同,认为它“体现了建筑的公民性、开放性和地域性，回应了走向公民建筑的命题。方案在当代艺术和建筑空间表达上做得很好，既体现了建筑的地域文化特点，又通过现代建筑语言予以诠释，这种多元文化代表了深圳这座城市的文化特性。”10(图 2，3，4)不幸的是，这个非常创新的投标方案在深化过程中没有得到建设方的认同，连成一体的三个部分还是被肢解为独立的段落，且不得不服从于常规的建筑范式。在不断更改设计的纠结与纠缠中，我们反而坚定了“公民建筑”的初心，力图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原来那种乌托邦式的理念，让群众更容易接受这个建筑。这种俗常的语言之一就是要做个标识性的塔。整个文化聚落长约 600 米，一般文化设施最好不要超过三层，这就会使立面在比例上不好看。我们投标方案做成一个连续的浮板，某种意义上也是把最不利的因素转换成设计亮点。然而被截成三个段落后，这种逻辑不成立，必须有一个标志性的“塔”在整个水平的聚落中“挺身而出”，形成比较良好的构图平衡。(图 5)这就是图书馆“扭扭楼”的来历，因为在所有功能中只有图书馆可以勉强做成一个塔楼。(图 6)打破传统的水平布局，在垂直方向上堆栈阅览室，其实是个有效的图书馆布局方式，因为功能上阅览室总会分为低幼、少年、社科、科技等不同的类别，利用垂直交通到达目的地，甚至会比水平穿越更直接些。它的缺点是图书馆开闭馆时会产生瞬间人流聚集，需要在垂直交通上有延时空间，减缓人流运动速度，最好的办法是利用自动扶梯而不是电梯。但自动扶梯需要匹配大型的空间，这点在图书馆有限的面积内如何实现？我们想到公立图书馆在功能模块上必须配置报刊阅览室，这类过时的纸媒会占用很多空间。于是就把期刊阅览室放大，变成放在一般阅览室西侧的一个两层高的空中花园。这样有了能容纳一部自动扶梯空间，又使孤立在高空的阅览室也可以获得平地上院子的体验，让读者在长时间阅读之中有一个起身透气的间歇。这里除了又一些绿植外，还有垂直绿化，俨然已经是一个空中花园的类型学。略有遗憾的是它的面积不大。(图 7，8，9)在图书会议中心还有个包含书城、影院和会议中心的综合体，它的外形只不过是个盒子，但内部则包含了一个7 天/24 小时开放的中庭。深圳的气候更需要灰空间，书城超大的体量无法用任务书中有限的面积来填满，这样的灰空间正好补了缺。它的开放性使文化聚落这个庞然大物没有形成阻隔西侧居住区和东部公园的障碍，反而成为了公园的纳凉配套和接引居住区人流的大门。有趣的是，由于招商原因，书城和二楼的影院开放滞后了一年多，顶层的会议中心至今没有被使用。但这个中庭从建筑开放起就成为了小区和公园的使用空间。大进深的东西开敞，形成了自然的穿堂风，使内部温度和风速都很适宜人员停留。略有遗憾的是它的进深太大，使种植不易发生。(图 10，11)最理想的模式是“花园+中庭”，虽然这也不是什么创新模式，其属性也非常地“无地方”，但发生在深圳这样特殊地方的特殊项目中，因合适于功能和气候，更适合于降低了公共文化设施的大众心理门槛，有了非常有特色的地方性。这种有意识地从无地方向地方的逆转，也只有在深圳这样的土壤上才能萌芽。4.从深圳出发同样是在使用当代建筑通属性语言的条件下，作为无地方的深圳，近些年来诞生了一大批有地方属性的建筑，一看就知道只有在深圳才能有可能发生，这是环境与形式之间类型化适配的一个见证。这种适配的模式语言不单纯是关于建筑的，更是由于政治和文化原因。近二十年来，我负责都市实践的北京事务所，虽然涉及深圳项目屈指可数，但是促使了我把在深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土壤上滋生的思想拿到外地去发展，因为那些地区的开放度远远落后于深圳，更有推广“深圳模式”的必要。在坪山图书馆萌芽的“花园+中庭”的类型概念，在北方地区因为漫长的冬季，更有使用价值。相比于南方，北方地区公共空间的活跃度也不高，绿植介入所带来的生机，更有利于塑造合宜的人际交往的环境，这一点可能是我们更想追求的：追求一种能够建立新型人际关系抓手的空间类型学，用植物带来社会的建设。这个理念的底层逻辑是改变过去单纯地将建筑设计作为一种生产的手段，而将之作为一种再生产的手段，再生产出新型的社群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的世界需要物质的力量来摧毁”，这个类型学的实现需要技术支持。因为设计了2019 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植物馆，在技术层面上我们获取了坚实的室内植物种植与生长的技术与资源。(图12，13)这个场馆最大的遗憾是它位于偏僻的延庆，如果处于城市环境中，则完全能够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标配，同时也能激活很多业态。疫情期间，人们一方面向图 1.深圳规划大厦图 2.坪山文化聚落投标方案 实体模型图 3.坪山文化聚落投标方案 效果图图 4.坪山文化聚落投标方案 效果图图 5.坪山文化聚落最终方案 实景图 6.坪山文化聚落图书馆 实景图 7.坪山文化聚落图书馆 剖测图图 10.坪山文化聚落 书城中庭图 11.坪山文化聚落 书城中庭图 12.2019 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植物馆图 8，9.坪山文化聚落 图书馆空中花园F|儿童绘本馆F|公共阅读文化体验馆F|文学馆F|人文社科馆F|科学技术馆F|立体智能书库F|音乐阅览室F|办公区F|客家文献 创新产业 名人书房NO.213 世界建筑导报 98 WORLD ARCHITECTURE REVIEW 学术论坛 ACADEMIC FORUM 然的结果，并通过形式化的图形学来纠偏，希冀产生良好的环境与形式之间的适配。4 虽然在确定实际的形式特征时，数学可能只是一个很有限的工具，但在处理概念化的秩序、模式之类的问题时，它就会显示出作为研究工具的强大作用。这是在1960、70 年代乌托邦时代一种乐观的科学信仰。亚历山大在中期的研究中，没有在这种数学化思想中作茧自缚，而是把这种数学化理想上升到他的“模式语言”我们脑中的模式或多或少反映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印象，这些模式抽象地描述了一套形态规则，我们想用这样的规则来总结现实世界中的规律。一种模式语言一书集合了 253 种模式，这些模式是在漫长的人类生活史上积淀下来的，环境与形式之间约定俗成的关系。每个模式都在它的局域网中居于中心地位，该模式又会与其它某些模式相连，从而形成一整片网络。模式语言正是由不同模式之间的连接网创建，在该网络中，模式之间的链接几乎与模式本身一样，也成了语言的一部分。5亚历山大也把他的模式语言应用到具体的设计之中，虽然从设计的艺术性上看还强差人意，但或多或少也算是一种类型学意义上的操作。他与欧洲新理性主义建筑师唯一的不同可能在于，罗西等人对类型的执念有一点柏拉图式的自上而下，而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源于生活的自下而上。然而在亚历山大后期的思想中，自下而上又与自上而下金风玉露般地相逢了，其结晶凝聚在四卷本的秩序的本质，用 15 种完型的图示把形式与环境的适配推向形式美的极点。从这个意义上看，原型理论的宿命其实是一种终极美学，即人类对环境和形式之间最优适配性的焦虑。2.从无地方出发都市实践（URBANUS）的出发原点在深圳。因此深圳既是 24 年前都市实践事务所起步的原点，也是 45 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原点。无论是国家，还是小家，在原点上的最大焦虑是未来行动所依据的原型是什么。对于 24 年前刚刚进入 WTO 的中国而言，市场对我们这些当时被认作“神兽”的海归最大期盼是能够搬回一套西方的类型学，用来快速地解决中国高速度发展问题。这种思维方式非常类似于诞生于一线城市的发展商要向三、四线城市扩张时，限于人才资源的瓶颈，不得不进行标准化和程式化研发，甚至把原型固化为模型，把模式定格为形式，套用在欠发达地区的扩大再生产中。而这些超前的模型又能帮助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然而都市实践的逻辑并不是这样，我们仅仅把自己在海外的经验作为视野和技术的积累，而不是得到了救世良方，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当今在亚洲发生的全球化和城市化是史无前例的，从环境-形式适配角度上看，任何已有的原型还不足以构成对新问题的成熟解决方案。因此，我们不是要去否定原型，而是要去创造原型。这种原型渴望（或者说焦虑）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对在新时代下能不能产生新建筑的焦虑。这种焦虑感使事务所早期生产出一批至今看仍有活力和意义的作品。例如深圳规划大厦，它是在行政审批流程转变成公开透明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这个项目的介绍是这样写的：“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深圳市规划局率先推行了窗口式办公方式，这也宣告了它的建筑载体应具有非衙门化的形象。这种要求直接促成了开放、透明、谦虚的政府办公概念：设计强调建筑与地面没有高差的衔接，使进入建筑成为一种没有门槛的行为；设计强调透明性，使政府建筑不令人畏惧；设计强调简洁、含蓄、尊重地段、不张扬的造型体量，既透出冷静谦虚的建筑仪态，又不失政府办公建筑的庄重、威严。在湿热气候地区，建筑内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