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辅成与国民参政会.pdf

16 2023 年第 4 期 总第 203 期纪念褚辅成诞辰 150 周年专题（上）褚辅成一生致力于国家独立、民族复兴，呕心沥血于民主宪政之实现，其中，连续遴选为四届参政员，经历、活跃于所谓“反映民意决定国家大政方针之代表机关”国民参政会全过程，这成为他社会活动与政治生涯中可浓墨重彩的一笔。倾力全面抗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面抗战局面逐渐形成。鉴于军事形势危急和外交上的孤立，国民党采纳中共提出的“建立民意机关”主张，认为有必要加强国内团结，寻求政治各界及全民支持，于次年4月制订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6月，作为浙江籍“各省市”代表，先生接受国民政府聘请，成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其时，他对参政会作用的发挥充满期待，认为“这是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表现”。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在会上，先生首提从速实行下级自治，以发动民众当兵自愿案，主张“乡村里的保甲长完全要民选”。蒋介石认为该案“不啻对于保甲制度根本加以推翻”，因而专函参政会议长汪精卫，要求发动“本党参政员在会予以驳斥，毋令通过”。首案被驳，先生毫不气馁。之褚辅成与国民参政会 黄 华 郭 祥编者按：在近现代中国从“封建帝制”转向“民主共和”的社会变革中，褚辅成先生功勋卓著，堪称“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他一生为爱国、报国、强国而鞠躬尽瘁的精神尤为后人所敬仰。2023年5月，由九三学社中央主办的纪念褚辅成诞辰15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嘉兴举行，与会专家学者从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对褚辅成先生的思想和贡献进行了深入剖析，展现了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本专题分上、下两期，在史料中追寻先生的足迹，回顾他的追求、事迹和最后选择，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编者按：在近现代中国从“封建帝制”转向“民主共和”的社会变革中，褚辅成先生功勋卓著，堪称“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他一生为爱国、报国、强国而鞠躬尽瘁的精神尤为后人所敬仰。2023年5月，由九三学社中央主办的纪念褚辅成诞辰15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嘉兴举行，与会专家学者从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对褚辅成先生的思想和贡献进行了深入剖析，展现了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本专题分上、下两期，在史料中追寻先生的足迹，回顾他的追求、事迹和最后选择，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172023 年第 4 期 总第 203 期纪念褚辅成诞辰150周年专题（上）后与邹韬奋等27人提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强调保障言论自由，获讨论通过。此后以国民参政会为舞台，先生于全面团结抗日多有建言建树。抗战之初，面对国民党内部猖獗的投降论调，先生始终针锋相对。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迁重庆后召开一届二次会议。期间，参政员、南洋华侨陈嘉庚向秘书处发来“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电报案，让心怀鬼胎的汪精卫“形容惨变，坐立不安”，主张“一句话”不予立案。梁实秋积极附和。但先生第一个站出来签押赞成，跟从者众，于是成案讨论通过。此案狠狠打击了汪精卫、梁实秋等妥协投降派的嚣张气焰。在此后一届四次会议上，他与董必武等提策进台湾朝鲜革命使敌益速崩溃案，强调“应即宣布马关条约无效”，是国内公开场合首吁光复台湾。先生曾领导杭城光复、执掌浙江政事，对兵政经济问题颇有见地。在第一提案中他就认为，募兵制募来的“只为谋生，没有政治认识和抗战决心”，主张从“经过相当地政治和军事训练”的各县自卫队征选，可供给更多的优秀战士；主张禁烟也是为征选优质兵员相关；以后又提出“拿冻结在美国的贪官的3亿元美金，改善部队官兵生活”等建议。1939年3月，为立足长期抗战，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成立。先生以才具被核定为期成会视察团成员，任第一组（东路）组长。他不顾年事已高，不辞辛劳，赴划分区域视察，了解情况，先后提出限制官吏私有财产，以杜官邪案维持外汇法定比率建议案 请政府平准物价 游击战区施政纲要建议案等。由于合乎时事、建议得当，政府多有采择。10月，先生任期成会7常委之一、万县办事处（川康共设5办事处）主任。12月，国民参政会兵役实施协进会成立，先生膺任理事。作为国民党元老，先生向以“公正无偏”自持，曾向新华日报坦言：“惟有铁的团结，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1940年5月，由国民党万县党部策划、逮捕了中共地下党员鲁济舟及部分嫌疑人。先生召集党政军座谈会，强调：“抗战时期以团结为主，对党派的处理要遵循原则，决不能制造矛盾，加深矛盾。”旋即指令释放鲁济舟等人。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国共合作岌岌可危。先生心急如焚，与同人向蒋介石建言，提出中央要明令中共“为合法团体”，对共产党员“不得歧视”；同时与黄炎培等人两次面见蒋介石，几次斡旋周恩来、董必武，建议设立国民参政会特种委员会，“公允处理党派问题”。1942年春，万县中共地下党陈冠峨创办大东炼油厂，被指控为异党活动，图谋不轨。先生辩明：“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新兴工业应予支持。”5月，云阳县国民党党团负责人向期成会报称，有共党赵唯欲行暴乱。先生派人查证后，以挑动党派之争在专署行政会上提出批评。先生的态度让万县办事处辖区内的国民党顽固派颇为怨忌。先生历来强调“烟毒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关系国家兴衰命运”，掌浙江政事令全省禁烟成功，任参政员尝几提禁烟案，历赴各县勘察烟苗，惩劝并施。1940年8月，国民政府设立（四川）全省烟毒总检查督察团，蒋介石任团长，先生副之，代理团长负总责。先生表示“禁绝烟毒”“尤贵在发动民众力量，作有组织挨户检查。否则走马观花，其效殊鲜”。在任上，他雷厉风行，指用得力人士，查堵禁并行，致四川种毒贩毒吸毒有所敛迹。他还在万县募集专款8万多元，设“强民院”戒毒所，精神劝诫与药物并重，戒毒效果明显。在涪陵尝查获财政部私运的大烟土，他并无顾忌，几次到重庆要求蒋介石亲自处理。时任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为蒋连襟，这让蒋很难堪，一度与先生关系“很不好”。1942年10月，国民参政会改期成会为经济动员策进会，蒋介石任会长。鉴于万县军统、中统、县党部控告褚某人到职以后，包庇潜伏异党分子多人，遂任命先生为常委、滇黔区办事处（川陕滇湘设5个办事处）主任，转任中共18 2023 年第 4 期 总第 203 期纪念褚辅成诞辰 150 周年专题（上）势力羸弱之昆明，并催其到职，“越快越好”。好在先生不以为意，到云南后，视察各县，劝导就业，争取中央救助，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先生强调：“应拿了勇气来，有话就要讲，不要讲空话，因为这就是尊重自己，以善尽其代表民意机关的任务。”统计相关资料，在国民参政会，他单独或联名其他参政员，先后提出近20项建议案，均为全面抗战计，有的放矢，陈指弊端。致力民主宪政1939年2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召开。社会各界希望通过会议，吁请真正实行民权、民生主义，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希望抗战建国成为事实。顺应这一潮流，先生与沈钧儒等51名参政员在会上联名提出提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该案提出中国政治“应以民主法治为基础”，要求政府行动法律化、政府设施制度化、政府体制民主化。在会上，先生以“老当益壮，起立（发言）次数最多”，发言直触国民党一党专制，被国民党特务列为“联治派”监视侦查重点。9月，一届四次会议召开。中共与其他中间党派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主而利抗战案等涉及民主宪政问题7案，一些国民党籍参政员也表示支持。先生以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之立场，积极附和，提出“在选用才上，必须大公无私，不存党派成见”建议。面对言论滔滔之势，接替汪精卫为议长的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让步，主持会议通过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根据会议决议，指定先生等19人组成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国民党形式上的退让，让各中间派别仿佛看到了开国大、制宪法、行宪政之实现可能。重庆、成都、桂林、云南、贵州、安徽、浙江、广东、上海等地相继成立各种形式的宪政研究团体。延安也成立了各界宪政促进会。各党派、社会贤达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高潮。10月1日，先生与沈钧儒、张澜等十二参政员假重庆银行公会，邀请社会贤达，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吴玉章等100多人，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并乐观表示，“政府已有在短期内召开国民大会，及九个月内制定宪法之决定”。在第二次座谈会，先生以“宪政的意义”“宪政和抗战建国”为主题，发表演说，让大家认识“即将到来”的民主宪政，“人民参政就是国家大事要由人民来决定通过代表人民的议会。所谓议会政治就是宪政”，强调“只有人民参加了政治，人民的力量才能彻底动员，最后胜利才有把1945年7月2日，毛泽东（中）和刘少奇（左）接见国民参政员褚辅成（右）等6人，图为刘少奇同褚辅成握手1945年7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延安机场迎接来访的六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前排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192023 年第 4 期 总第 203 期纪念褚辅成诞辰150周年专题（上）握”。先生还满怀信心地表示，“实施宪政，根本上已无问题”。为此，他积极参与筹备成立宪政促进会，意在推动制定一部真正民主的宪法，实行宪政。先生与黄炎培还应蒋介石之邀，面谈宪政问题，也认为“蒋公态度极恳切开朗”。但国民党阻挠民主、坚持一党专政的本质是不可能改变的。他们封锁报刊，不允许出现“宪政”字样，散布“抗战与民主，根本是两个不相容的东西”谬论。在1940年4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上，作为蒋介石钦命的宪政期成会的唯一成果，由先生等人费大神、竭全力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及附带建议“并送政府”，此后再无下文。至此，中间势力满怀期望并作出孜孜努力的第一次宪政运动归于沉寂。几年后，民主人士邹韬奋曾评价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现在拜读当时这个决议案，恍若说梦话。”国民党压制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又先后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引起国内进步势力、国际反法西斯盟邦的强烈不满。为安抚盟邦、纾缓民意，拉拢中间派、粉饰一党专制，1943年9月，国民党在五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所谓“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即立即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施宪政”的决议，并于11月成立了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义下的宪政实施协进会，指定先生为会员。第二次宪政运动勃勃兴起。与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时隔近4年，面对国民党放出的烟雾，中间派人士仿佛再次看到希望。先生原本于民主宪政从不气馁，1944年1月，他与部分民主人士创办了宪政月刊，大张旗鼓地鼓吹宪政。其他各党派团体也纷纷仿效，创办刊物，举行座谈会、组织集会，宣传民主宪政，在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民主宪政运动舆论声势。成都、昆明等地贤达人士也纷纷举行宪政座谈会，计商推进。9月15日，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更是为民主宪政运动增添了实质内容。中共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引起美国政府的极大兴趣。抗战胜利后，在他们的斡旋下，国共在重庆进行谈判，达成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根据协定，1946年1月10日，在全体民众的关注下，集各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自然为国民党所仇视。1946年11月，蒋介石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召开没有各党派意见一致前提下的国民大会。作为特邀代表，先生原本抵制，但为谋求国内和平民主的可能性，抱定“愿为民主实现而拼老命到底”信念，出席大会。当看到情势无可逆转，先生拖着疲惫的身躯黯然提前离会，返回上海。以一党操纵之“国民大会”召开为标志，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起于蓬勃，同样归于失败。力促国共商谈1945年初，国民党修改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不经协商，由国民党单方面指定参政员，排挤进步人士，将国民党籍比例提高到84%，全面把控国民参政会。5月，国民政府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提交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审议通过。此前国大代表均由国民党包办选举或圈定，职权按五五宪章由国民党中央授予，国民大会一党包办色彩浓厚。鉴于此，中共有意抵制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国共合作再陷僵局引发中间势力的极度忧虑。他们不满意国民党一党专制，但又对国民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通过中共让步来恢复团结抗战的局面。于是，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通过决议，由参政员冷遹、胡霖、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5人组成延安视察团，以促成全国统一团结。3月31日，先生以德高望重召集政治主张大同的黄炎培、王云五、冷遹商谈时局，决定借宴请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之机，为国共作进一步调解。4月2日，宴会如期举行。先生召集，出席者李璜、吴贻芳、胡霖三代表及孙科、邵力20 2023 年第 4 期 总第 203 期纪念褚辅成诞辰 150 周年专题（上）子、雷震、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王若飞等；几日后，张治中宴请中共出席联大代表董必武，先生作陪。两次宴请，先生与同人均敦请国共双方，强调继续商谈之必要。5月25日，先生再邀王若飞、王世杰、黄炎培等10位国共及中间势力代表人士，磋商恢复国共商谈办法，提出访问延安的动议。6月1日，蒋介石宴请先生等诸人，表示首肯。6日，由先生领衔，与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联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表达“希望继续商谈”之意。16日，中共正式声明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但两天后复电先生诸人，表示“商组联合政府”“无不乐于”，并“欢迎诸公惠临延安赐教”，表达“商谈大门还没有关闭”的诚意。看到一线希望，27日，先生等面见蒋介石，由先生报告赴延讨论议题：要从速恢复商谈；把国民大会问题的进行暂缓些。蒋也希望通过访问，让中共回到参政会，维持体面，对议题表示无不认可。仿佛吃了定心丸，先生当即拍案：“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拚。”原定七参政员，王云五报称身体欠佳。7月1日，不以视察团名义，也不受委托，六参政员在王若飞陪同下飞抵延安。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亲自到机场迎接。7月2日，中共中央专门为他们举办了欢迎晚会。7月3日晚，陕甘宁边区参政会分6桌宴请六参政员。第1桌主人为毛泽东、刘少奇，先生为主宾。在延安5天，六参政员每天都有高层领导作陪，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会议进行了3次会谈。最终，双方就“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达成共识；在中共提出的5项具体建议基础上，形成了延安会谈纪要。正式会谈后，六参政员参观延安市容、供销合作社、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访问了劳动英雄。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先生长期生活在南方，是时已是73岁高龄，抵延安两三天后就觉身体不适，但一直勉力参加各种活动。7月5日，六参政员返回重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到机场送行。临行前，先生购买了包括论联合政府 整风文献等在内的一麻袋书籍，以期了解中共的政治主张。7日，先生等面见蒋介石，报告在延安与中共会谈情况，呈送了会谈纪要。随后，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上，先生与周炳林等参政员提出“慎重处理”国民大会问题，先求“国内团结，国共协商”建议。在中共强大政治攻势和中间势力参政员会内积极呼应下，国民党原定强行通过具体办法、如期召开国民大会的企图被挫败，改为此项送交“政府斟酌情形决定”。31日，预飞昆明履职的先生郑重嘱托黄炎培，只要是“为国共冲突之制止，或邀延安派人继续商谈”之议，他都表示坚决赞同，并皆由黄代为签字。促谈之心，殷殷可表。国民参政会自三届三次会议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就完全沦为国民党鼓动内战、制造分裂的御用工具。1947年5月，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会议在南京召开。先生抱疴参加，竭力呼吁：“请政府重申和平意愿，恢复和谈，邀中共派代表进行商谈，并由参政会组织特种委员会，促进和平。”此时，国民党政权败象初显，无睱他顾，各提案匆匆审查通过了事。几日后，先生与“和平老人”邵从恩参政员面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和平”，遭蒋厉言诘责。邵气得当场中风送医，先生亦落选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此前连续9次当选）。先生学生王造时曾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1948年3月，参政员又到任期。28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一个简短的茶会，由参政会主席团正式宣布：“存在了10年之久的国民参政会就此结束。”翌日，殷勤以国事为念、与国民参政会相伴10年的先生卒于上海，享年76岁。（黄华为九三学社重庆市委会专职副主委；郭祥为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社重庆市委会社会服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责任编辑：马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