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将军邓宝珊.pdf

76 人民周刊 /2023年第18期文史钩沉爱国将军邓宝珊 车安宁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众多如灿烂群星般的人物，值得今天的人去怀念，去追忆，去学习。生于甘肃天水的邓宝珊，便是20世纪那个风云变幻年代的传奇人物之一。邓宝珊（18941968年），不足15岁当兵即随军去了新疆伊犁，后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时参加新疆伊犁起义，1924年任国民革命军二军师长，后代理甘肃省主席，成为民国时期西北军的重要将领，官至国军陆军上将。邓宝珊不仅是纵横西北几十年的智囊人物，也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和国民党爱国将领。2010年前后，在宋平同志提议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主持编写了 邓宝珊与陕甘宁边区一书，在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全书以纪实手法，记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抗日将领邓宝珊在驻守榆林时期与我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及其历史贡献，真实展现了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地域内，国共两党和两军之间的抗日合作、友好往来，以及一些逸闻趣事。全书以丰富的史料揭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人物等，让读者看到了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团结民主、艰苦奋斗和官兵一致、军民融洽的景象，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习仲勋、耿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虚怀若谷、敬贤如宾的胸襟，同时也体现了邓宝珊深明大义、敢于担当、指挥若定、协调各方的人格魅力和优秀才干。读来饶有趣味，启迪甚多。这不仅是一本很好的中共党史辅助读本，也是对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的补充。以往大多数人谈及邓宝珊的历史功绩，都知道他在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据书中记述，北平和平解放前夜，当时傅作义将军由于对我党我军还不够了解，踌躇犹豫、举棋不定时，邓宝珊（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等人以其影响力、判断力和制约力，促使傅作义下定最后决心。他作为双方都能信任的合适人选，不仅疏通了双边的正式联系，也作为 傅作义部的全权代表出面与人民解放军谈判并最终签字。由于邓宝珊在促成北平和平解放这件事上的关键作用和特殊贡献，当时北平的新民报发表文章，称邓宝珊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但是实际上，邓宝珊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贡献，还远不止这一点。1937年10月抗战爆发初期，日寇进攻势头凶猛。邓宝珊临危受命，任毛泽东和邓宝珊（左）在一起。（资料图）77 人民周刊 /总第194期“和而不同”，成为可以开诚布公、探求真知、相互敬重的诤友，这为保障双方良好的政治、军事关系起到了一定作用。为了维护抗战大局和民族大义，双方都愿意促进了解和信任，共同抗日。当时，为加强双方的军事沟通，邓部在绥德八路军驻防地设立办事处以“互通声息、协防抗日”。毛泽东也多次派专人到榆林，转送亲笔信及我党有关会议文件，并及时通报我军防务和相关敌情。还有一次，毛泽东看到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写给邓宝珊的报告时，特意指出：“你应当以属下的身份和口吻写，因为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战，邓将军是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你应当是其职部。”因为有了以上的联系与合作，所以就有了边区政府对榆林贸易通道邓宝珊将军纪念馆里的雕塑 （资料图）国民党第21军团军团长，后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坐镇榆林，依托黄河天堑扼守北线重镇。当时驻榆林的国军番号纷杂，派系不一，互不统属，军纪不整，加上蒙汉民族交汇，邓宝珊面临的统筹、协调各方的难度很大。但他以文武兼备的才干治军理政，得以实现良好的抗日局面。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邓宝珊统领的国军与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之间常有各种摩擦事件发生，甚至交火，但由于双方高层处置及时得当，让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没有可乘之机，国共双方在此区域内总体相安无事，团结一致，互为依托，共同抗击土匪的骚扰和阻击日军渡过黄河的入侵。这不仅使得日寇多次进攻不能得逞，还保证了我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没有后顾之忧，也确保了延安的安全，策应了八路军抗战和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发展，使八路军主力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这应当说是邓宝珊对抗日乃至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毛泽东主席在1944年12月给邓宝珊的信中写道：“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笔者从书中感悟到，抗战期间，邓宝珊、高双成等国军高级将领与中共高层领导人在相互往来中，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友情。邓宝珊在去南京和西安开会时，曾两次途经延安，并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习仲勋等人的热情接待和周密安排。他们见面后纵论时局，谈古论今，的保护，有了对榆林粮食的支援，也有了榆林方面对边区紧缺物资的资助，以及双方辖区之间的民间商贸往来等。这在抗战时期，无疑是一种明智的、有益的做法。毛泽东等人在处理国共军队的小规模军事冲突中，既做到知己知彼，又做到有礼有节，不以小乱大。而邓宝珊则以大将风度，维护大局，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坦然处之，与中共方面默契配合，使多次冲突都得以及时化解，没有酿成大祸。应当说，这是双方高层都具有战略家的远大目光和政治胸怀的结果，也是中共统一战线工作实践的一次成功典范。正是由于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与我党我军有过这样一段特殊的交往，邓宝珊对国共两党及中国的前途命运有了新的深刻认识，这也是他日后成为“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的基础和前提，从而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和“中华民族著名的爱国将领”。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肃省省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1968年病逝于北京。现今，在兰州和天水都建有邓宝珊将军纪念馆，在陕西榆林也建有邓宝珊司令部旧址，供后人瞻仰。（作者为甘肃省政府原参事、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