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优与鹦鹉——汉代辞赋家的身份认同.pdf

文学研究312024 年第 1 期倡优与鹦鹉汉代辞赋家的身份认同靳普惠（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07）李泽厚在 美的历程 中这样评价汉赋：“文学没有画面限制，可以描述更大更多的东西。壮丽山川、巍峨宫殿、辽阔土地、万千生民，都可置于笔下。”这是对汉赋铺陈列锦的积极回应和概括化描写，也激发了后人对于研读探究汉赋的强烈兴趣与欲望，同时也对创作出如此锦绣文章的作者辞赋家产生好奇。然而在汉代乃至魏晋，辞赋家的地位堪忧，被视为“俳优”，作用甚至就像皇帝身边的一只鹦鹉，扮演着粉饰太平不当重任的角色，“流俗之所轻也”。辞赋是汉王朝的兴盛文体，在汉朝成熟达到鼎盛。而作为辞赋的创造者，辞赋家的身份一直是矛盾游离的。一方面是失志的贤人，另一方面又被当做俳优之徒。而其被对待的方式在汉王朝也是如此矛盾，皇帝一方面听取其治国之建议，另一方面视其为调笑滑稽之雄。汉代乃至魏晋的文人们一边写赋一边认为“辞赋小道”，一边践行着辞赋家的事业一边对辞赋家的身份认同很低。如此矛盾的现象并非个例，在汉代是普遍存在的。“倡优”一词为史家所使用，这种身份为史家所轻视，如司马迁云“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固然这是一番带有牢骚意味的评价，也可反映社会评价体系的运作缩影，司马迁认为如此像倡优般畜养之人是被流俗所轻视的。且倡优卖弄一技之长来讨得其主人欢欣，调笑搞怪之间，与庄重典雅差之千里，因此这是一种不被儒家认可和重视的身份，也是一种相当严重的贬低。唐代纪唐夫 送【摘要】汉代辞赋家的身份评判可以大致分为隐约的正面和鲜明的负面。隐约的正面是以班固为代表的史家评价，赋具有 诗 一般的讽谏意义；鲜明的负面则以扬子云为代表，认为赋是雕虫小技，更进一步辞赋家是“倡优”“俳优”而已。唐代纪唐夫“凤皇诏下虽霑命，鹦鹉才高却累身”巧妙道出了鹦鹉的才高却不讨好的尴尬地位，用来形容汉代辞赋家的自我认知再合适不过。臣民的态度如此，君主的态度则是暧昧的，表面是对辞赋家的正面评价，实则也包含着隐约的负面话语内涵。总体来说，皇帝对辞赋家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恰好在臣民产生明显的分化，这也是汉代君臣对辞赋家的认知，也是辞赋家自我的身份认同。【关键词】汉赋；辞赋家；倡优；俳优【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1-0031-03【DOI】10.20024/ki.CN42-1911/I.2024.01.010温庭筠尉方城 诗：“凤皇诏下虽霑命，鹦鹉才高却累身！”此诗中的鹦鹉恰好可以看做汉代辞赋家地位的真实写照。鹦鹉巧舌如簧善于模仿与对答，但却只能被关在金丝笼中任人把玩，其被当成金丝雀豢养，被当作娱乐声色的装饰品。鹦鹉的作用很大程度取决于主人的心情，且很少有鹦鹉被主人委以养家糊口的重任，这也恰好相当于汉代君臣眼中的辞赋家是一只巧舌如簧能言善辩的鹦鹉，“言语侍从之臣”，可以做锦上添花的歌颂，却不被汉代经学家所重视，更不会成为建言献策的肱股之臣、与经学家同样处于重要地位。一、贤人失志之赋作矣辞赋家以辞赋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赋的来源一直是辞赋家和学者们历来讨论的课题。班固云：“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班固认为赋是古诗之风的传承。赋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更是继承且承担起 诗经 讽谏的政治意义，“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恻隐”表达出班固对赋源出 诗经 的高度认同。“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不论是作为文体的赋还是作为表演形式的赋，掌握拥有这项技能的人可以被称作“大夫”。这是汉代文献中少有的对辞赋家的高度正面评价。对赋的高度评价客观促使献赋的数量上千篇，汉赋作为汉代的文章代表，与三代之风一同彰炳。然而源流虽在此，但汉代的辞赋家与先秦时编纂诗三百的前人大抵是不同的，班固对汉代辞赋家的批评是痛32今古文创心的，他认为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和扬雄一辈丢失了辞赋最重要的讽谕意义，而变成了只是具有“侈丽闳衍之词”的文体。扬雄是觉察到这一点的，不然不会“悔之”，且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把辞赋已经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诗人之赋秉承着诗的讽谏语义，而辞人之赋分化出来从辞藻上趋向华美。扬雄称，如果孔门弟子可以使用赋，赋的地位又会上升一大级。且扬雄对辞赋家的身份批评最甚，他认为辞赋家的所作的赋区别于诗人的所作的赋已经到了辞藻华丽泛滥的地步。段凌辰却反对赋是诗的分流这一观点。他认为赋不源于古诗，相反，它是南方文学的分流。二、负面批评虽说班固是少见的正面评价辞赋和辞赋家的代表，但或许班固的正面评价的言论里已经包含着些许对汉代辞赋的负面之辞。而扬雄是秉持反面意见的典型代表，他坚定地认为赋为“童子雕虫篆刻”，是“壮夫不为”。与班固“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不同，扬雄认为赋并非壮夫所为，而是童子的雕虫篆刻小技。当赋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天子听政时的赋的进献者是瞍，“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由瞍的身份和身体特征可以进一步说明，赋此时是作为口头文学而非案头文学而呈现给天子的。扬雄的心理非常复杂，一方面他认为辞赋家也可以承担起讽谏的重要作用，让在位者警觉，实现大志，然而华靡之辞遮蔽了这一功能，这使观览赋的人觉得言犹过矣。“相如上 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髠、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司马相如进献 大人赋 欲讽谏汉武帝好神仙之事，以赋劝之，然语言又颇似淳于髠、优孟之徒，诙谐嬉笑，扬雄认为这类人和赋非法度所存。从杨子云直接将辞赋家与俳优身份相提并论可以看出，扬雄内心对于辞赋家的评价地位是极其低下的。辞赋家的身份是言语侍从者。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皆为此类大臣，他们朝夕进谏，献汉赋以呈上；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等也有时也会作赋献赋。“言语侍从之臣”势必与“公卿大臣”不能同日而语，然此番言论虽客气但根本上还是对东方朔、枚皋等辞赋家做出了一个定性评判：言语侍从。侍从并不能为主人做出本质的建议性改变，就如鹦鹉为主人发挥的逗趣侍从之乐的作用类似。除此之外，赋并非是辞赋家的专长，公卿大臣谈论政治也可作赋，这就进一步削弱了辞赋家的核心功能，献赋进谏并非辞赋家专利，辞赋家的可替代地位进一步加强，也就给加深辞赋家身份认同的负面认知提供了可能。枚乘擅长写赋，做到了弘农都尉的官职，其精通经术，为吴王出谋划策，拥有治国理政之才，对当前局势做出精准判断。吴王未才难其计谋，终被灭国。“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汉武帝从当太子时就听闻其大名，上位后征召枚乘。汉武帝这一征召举动，与其开疆拓土需要杰出的战略家的大愿密不可分。这一点是其他辞赋家鲜有能及的，同样也是其子枚皋承荫之后也未做到其父的地位的重要原因。遗憾的是，枚乘年事已高，在前往中央皇城的途中去世。武帝的遗憾在找到了枚乘的儿子枚皋之后得到了弥补，也对其礼遇有加，武帝期望枚乘之子能拥有和枚乘一般的经世致略，然后事实并非如此。与其父枚乘相比，枚皋不通经术，行为举止像俳倡，喜好献赋歌颂，用小技巧以博得达官贵人的关注，这些小技巧被时人所不屑，因此其地位定不及严助等人尊贵，其地位不及其父，受到的待遇也不及。由此观之，武帝尊敬枚乘并非完全因为他是辞赋家，而是因为枚乘是军事家和战略家，辞赋只是在枚乘军事才干之上锦上添花的技能罢了。与父亲相比，枚皋却并未完全继承其优秀的军事谋略才能，不通经术，地位渐渐下移，变成了俳优一辈，久之自己也后悔不已。汉武帝的俳优不止一位。枚皋与东方朔同为辞赋者，免不了会进行一番对比，在劝诫方面，枚皋也奏赋劝诫立卫皇后之事。从作赋上说，枚皋比东方朔更胜一筹，但自认为不比司马相如，自我悔恨与倡优相提并论，又诋毁身份相似的东方朔，风格当然是诙笑骫骳。而司马相如为文而迟，因此数量不及枚皋。抛开数量和质量不谈，枚皋自我评价为俳倡，后悔与这个身份有联系，因此他面对俳倡一样的辞赋家时，不论是自己还是他人都不放过，他诋毁东方朔，调笑诙谐，不以为意，颇有认同之意。从枚皋的自我评价不难看出，连辞赋家本身的自我定位都为“倡”，诙笑而已，从自我身份认同方面坐实了此类看法，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辞赋家的负面评价。三、皇帝的看法如前所述汉代臣民对辞赋家的看法是“俳优”“倡优”多于“大夫”，总体来说负面评价占据优势。皇帝的态度也扑朔迷离，纵然是汉武帝雄才大略、任人唯贤的君主，对于东方朔这一常侍郎，武帝虽然看重，但却不委以重任，终不比严助等人。汉武帝任人唯贤，器重贤人，外事胡越正值用人之际，汉武帝任命了一批包括公孙弘司马迁在内的大夫，东方朔也做过太中大夫，但后其职能身份发生了变化，与枚皋等伴随君王，逐渐变成了俳优的角色。但东方朔心怀大志，欲求成为与严助等人平起平坐的建言献策之朝臣，因此上书进谏农战强国的策略，请求授予自己官职并实施。其表征言语洋洋洒洒，透露着法家商鞅等思想，恰好符合汉武帝外儒内法的主张，但武帝并未采纳东方朔的意见，因其“指意放荡，颇复诙谐”。尽管其言语包含儒家、法家思想，其心可文学研究332024 年第 1 期鉴，然汉武帝还是将东方朔归到了枚皋、郭舍人一类，调笑而已。难道是因为东方朔长于诙啁的特点让汉武帝将其错误归置，又或是东方朔本人“颇复诙谐”的表达方式不甚庄重从而使东方朔失去了进谏的话语权？其实不然。不论方式与否，皇帝对辞赋家的态度是暧昧不清的。王褒、张子侨等跟随汉宣帝打猎，作赋歌颂，宣帝满意赏赐。面对进谏者的谏言，汉宣帝辩解道：“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宣帝的说法无疑给辞赋授予一个空间很大的可上可下的地位：上可达到与古诗同等的地位，下有辞藻美丽的愉耳目的作用，再退一步，辞赋一类远远胜过倡优博弈。这样空间很大的评价表明皇帝本身含糊的态度，在位者的态度颇值得玩味。进谏的臣民认为辞赋“淫靡不急”，欲劝汉宣帝及时止损，有所节制，减少听赋的活动频率。汉宣帝的回答是为自己听赋的行为进行辩解：一方面把赋上升到与具有讽谏精神的古诗同一高度，与班固的观点保持一致，往小了说也达到“丽”的地步，多有鸟兽草木的描写，肯定其文辞。退一步讲，辞赋好过与“倡优博弈”。汉宣帝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表面上是在夸赞辞赋家，然而细细读来这种态度包含了一些暗暗的否定的现状。对比是建立在有可比性且有相似性的基础之上的，如若不是汉代君臣日常认为辞赋小道，汉宣帝怎会在退而求其次的地步把辞赋与倡优博弈相提并论？表面是为辞赋说好话辩解，实则包含了一种无奈且退一步的口吻。而汉代臣民也读懂了皇帝的这一层深意，他们的态度就主要来源于这两个方面，正面则认为辞赋具有仁义风喻的美刺作用，负面则认为“辞赋小道”，“倡优”“俳优”类矣，甚至与“博弈”相比较。如此一来，皇帝的暧昧态度又增添了一分由讽谏作用下暗藏无奈的味道。汉代之后，世人对汉赋的评价多为负面，曹植在 与杨德祖书 云：“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擅长写赋的刘勰于 文心雕龙 时序 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鲁迅认为曹植此种做法原因有二：一是擅长领域范围内，人总是对自己苛刻而对他人宽容的，曹植文章有才高八斗之称，在文章领域有一定建树，所以子建本身敢于这么说。二是曹植本人的主要进军目标为政治领域，文章不是其主要在意领域，政治方面失意，文章也就无用不重要了。钟优民认为，不能将“辞赋”和“文章”两个概念等同视之。他认为，世人可能误解曹植。如“辞赋小道”或多或少反映了子建对失意政治的不满，但这四字的原始意义应当是针对汉赋脱离实际而感慨的。尽管汉赋中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部分可被视为“小道”，但从彰显教化、讽谏大义的角度来看，汉赋远不及史传类材料。扬雄对汉赋的负面评价也是基于此，二者都认为汉赋的文采过于斐然而未能达到讽谏的效果，以至于喧宾夺主的现象比较突出。诚然，与史传相比，汉赋的确算不上讽谕大义、针砭时弊的文章，但如若用汉赋的标准来评判汉赋，汉赋与史传所发挥的作用相似，那么汉赋便失去了它作为不同文体所存在的意义。“才高累身”的鹦鹉空有一身志气却只沦为诙谐调笑、给主人锦上添花的工具，宛如汉代的辞赋家，自认为身负讽谏重任却不得重用。然而即使是这样的“鹦鹉”，今人却又不同的认识：关于辞赋家所作之赋描摹的事物为何，是否真正发挥了“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高屋建瓴的作用，李泽厚在 美的历程 对于赋给予了正面宏观的肯定，他认为扬雄等人轻视的辞藻华丽的汉赋，恰恰展现了一个繁荣昌盛、对世界充满乐观、洋溢积极情感的盛大愿景。尽管辞藻过于华丽，但它的言语丰富程度很难被后世超越。一个国家、民族如果产生了文艺层面的繁荣盛景，那至少说明这个国家、民族在经济上是发达的，民族情感上是乐观的，民族认同感是上升的。讨论到汉代的基本精神，李泽厚认为：“汉代文艺尽管粗重拙笨，却如此之心胸开阔，气派雄沉，其根本道理就在这里。汉代造型艺术应从这个角度去欣赏。”这是站在一个发达的文明社会的立场，用汉赋的弘大的气魄去评价汉赋，用汉赋沉雄的气派去欣赏汉赋。从汉赋所描摹的具象化庞大宏美物象中抽离出来，在对象化世界中取得了一种欣赏的平衡，汉赋作为一代文学的意义价值也得到了彰显。注释：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 83 页。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9 册2732页，第9 册1756页，第11册3575页，第9 册第2829页。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1 册第1页。参见段凌辰 西汉文论概述 ，河南大学学报 1934 年第2 期；汉志诗赋略广疏，河南大学学报 1934年第1 期。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154页。钟优民：曹植新探，黄山书社 1984 年版，第105页。参考文献：1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 吾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3.2张朝富.汉末魏晋文人群落与文学变迁之走向D.扬州大学,2005.3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