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传》不喜“让国”的原因探析——基于原始儒家与春秋学的对比.pdf

1谷梁传 不喜“让国”的原因探析基于原始儒家与春秋学的对比李 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摘 要：“崇让”是 春秋的重要义理，但在此问题上，“三传”和 论语 孟子 荀子看法各有不同。公羊传共提到七位“让国者”并热情赞扬他们，而 谷梁传对其中六位进行抹杀，并贬低事迹仅存的隐公。公羊传近乎无条件地支持“让国”“让天下”，和 论语思路最为接近。孟子支持“让国”“让天下”，但附加了考察条件。荀子允许“让国”而反对“让天下”。谷梁传则一概否定。其原因应在于“让国”挑战了谷梁传所重视的“尊卑”制度，因而消极处理“让国”是谷梁传的必然选择。通过对比，谷梁传 解经主旨远离原始儒家的结论也越来越清晰。关键词：让国；谷梁传；公羊传；春秋春秋中有一个重要义理，即“崇让”，清人孔广森总结道：“春秋拨乱之教，以让为首。君兴让则息兵，臣兴让则息贪，庶人兴让则息讼，故天下莫不乱于争而治于让。”()廖平亦曰：“春秋弑杀奔逐之祸多起于争；争为乱源，务须明让。故春秋贵让。”()原始儒家也有崇让的倾向，如论语有：“能以礼让为国()庄存与、孔广森：春秋正辞春秋公羊传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654 页。()廖平：谷梁古义疏下册，十三经清人注疏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639 页。2023 年第 3 期Vol.14 No.3政 治 思 想 史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总第 55 期Sum No.55中国古代政治思想2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乎，何 有？”（论语里仁）“其 言 不 让，是 故 哂 之”（论语先进）等 说法。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是“贤人”，且“得仁”，子贡用以推知卫世子蒯聩与辄二人均不被孔子所赞成，因其行为是“争国”，与“让国”正相反。（参见论语述而）可见，作为德行的“让”以及作为政治行为的“让国”“让天下”在孔子那里都被肯定。萧公权说：“仲尼 宪章文武 梦见周公，然于武王之得天下，殊罕言之。乃于泰伯之 三以天下让、文王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极尽推许，称为 至德，足见孔子不赞同姬周之得天下，而赞同其治天下。”()以上几位学者均以为“让”为孔子和春秋共同称道的义理。作为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提及了七例“让国”事件，每例都用较大篇幅阐述，在最后一句经文“西狩获麟”的传文中又谈及以“让天下”闻名的“尧舜”。反观谷梁传，在“让国”议题上有明显的回避态度，它无视“让国者”的存在，对唯一无法忽略的隐公加以讥评，和公羊传 论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本文将试图对谷梁传消极对待“让国”的思想动因作一分析。一、谷梁传对“隐公让国”的消极态度公羊传以“让国”为旨进行褒扬的七例，分别为鲁隐公、宋宣公和宋缪公兄弟、宋公子目夷、卫公弟叔武、吴公子季札、曹公子喜时及邾娄公子叔术。公羊传解释隐公何以“不书即位”时，叙述了隐公的心意，即自己即位是为了将来把政权还给弟弟桓公。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101 页。3李洁：谷梁传不喜“让国”的原因探析子贵。（公羊传隐公元年）公羊传称，不书隐公即位，是要尊重隐公的意愿，即有朝一日他要把国家还给桓公。为了让桓公长大后能有国，隐公听从了大夫们的意见，勉强即位。即位的资格是看母贵与否，隐公母亲的地位比桓公母亲略低，所以即位资格逊于桓公。但由于当时是礼崩乐坏的年代，篡弑行为时有发生，而隐公为了这种细微的尊卑差异选择“让”，在此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高尚的行为，所以公羊传对隐公的心意是肯定的；而谷梁传解释“隐公不书即位”时则以为隐公即位资格比桓公正当，这一点和左传以及公羊传都迥异，是谷梁传深思熟虑以后做的解释。传文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己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己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谷梁传隐公元年）这一段是谷梁传对春秋中所有“让国”行为的唯一点评。谷梁传承认隐公有心让国给桓公，所以春秋不书其即位。然而，接下来谷梁传提出隐公才是得到君命、有合法性的那一个，否认桓公有即位资格，这是谷梁传对春秋义理的重大改变。谷梁传承认其“善”，但以为“善而不正”，又言“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则“善”“惠”“邪”为一组，而“正”“义”“道”为另一组。“善”“惠”之与“邪”同组，因为隐公让桓是为满足其父亲一时的邪念，对谷梁传而言，“善”也有正邪之分，区别在于是否合“道”。这让人联想起谷梁传的另一经典表述“仁不胜道”（谷梁传僖公二年）。字面意思是内在的“仁心”不能超越和凌驾于外在的规则，用以指摘齐桓公重新建立卫国，虽然出于仁，但违背了“诸侯不专封”的禁令。这里的“道”，范宁解释4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为“上下之礼”()，也就是本段引文中的“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谷梁传以为隐公虽然能够做到“善”，但同时也是“废天伦而忘君父”，即个人内心的善对谷梁传而言是次要的。谷梁传把“让国”说成是“废天伦而忘君父”，比起论语中对“让国”的反复褒美是颇令人惊诧的。若按左传隐公元年之记载，隐公之父惠公有错在先，违反了“诸侯不再娶”的规定而再娶了桓公之母为正夫人，结果导致先前作为侧室的隐公之母虽摄夫人事，而实无夫人之称；桓公之母虽为非礼再娶，但实际地位高于隐公之母。左传直言桓母出生时手纹上有“为鲁夫人”。如不追究惠公违礼再娶，则桓母贵，桓公有资格即位；如追究惠公违礼，则隐母贵，桓公无资格即位。按前者则隐公不应即位，即位为篡；按后者则隐公有资格即位，而不应让国，让国为不正。也就是说，不管认为隐母贵还是桓母贵，最后都可以得出“隐公不正”（或即位不正，或让国不正）的结论。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隐公让国行为的承认，谷梁传明言其目的在于“恶桓”。范宁也说：“不明让者之善，则取者之恶不显。”()意思是只有承认隐公让国，才能让桓公弑隐公之恶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其他“让国行为”由于无此类理由，也就没有承认的必要了。所以对隐公的部分肯定，是谷梁传有意为之。公羊传共计 5 万余字（包括春秋经文在内，下文谷梁传仿此）而已，原则上传文不重出，是真正意义上的“惜字如金”。唯独对“让国”叙述详尽，把让天下的“尧舜”和其他七例“让国”相关条目加总起来，公羊传相关传文总计达到 2，423 字。谷梁传与公羊传的总文字相差无几，然而谷梁传阐述这些条目的字数只有 528 字，约为公羊传文字量的 1/5，且谷梁传这 528 字中，有 247 字用在隐公条，其余六条中没有提及“让国”事迹，甚至通篇都没有出现过“尧”“舜”字样。对于左传也加入公羊传队伍而称道的季札让国（参见左传襄公十四年），()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载 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儒藏（精华编）第 89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35 页。()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 26 页。5谷梁传也只是说季札“贤”，贤的具体原因未提及，但重点是他的贤使重用他的君主也得到尊敬。()以上，不管是从字数，还是从对隐公的批评态度（废天伦而忘君父），乃至采取此态度的目的（恶桓）上，都可以看出谷梁传有自己的诠释思路和策略。二、谷梁传之避谈“让国”及其原因如前所述，左传不以“惠公再娶”为由否认桓母的正夫人地位，而公羊传以“子以母贵”为由认为桓公贵，两者均明确隐公没有第一序列的即位资格。对于公羊传来说，在和桓公之尊卑差异小到“国人莫知”的情况下，隐公可欺而不欺，故不深究隐公是否从严格意义上说有“让国”的实质，只因其有让国之心，则以“让国”许之。这可看作是把“让国”托于隐公事迹来表达。如皮锡瑞对公羊传的评论：鲁隐非真能让国也，而春秋借鲁隐之事，以明让国之义；祭仲非真能知权也，而春秋借祭仲之事，以明知权之义；齐襄非真能复仇也，而春秋借齐襄之事，以明复仇之义；宋襄非真能仁义行师也，而春秋借宋襄之事，以明仁义行师之义。所谓见之行事，深切著明，孔子之意盖是如此。()皮锡瑞以为不管是“让国”，还是“行权”“复仇”“仁义行师”，公羊传都是用了“托事言义”的惯常手法。除了“托事言义”，公羊传评价事情还常用“实与而文不与”这种有点奇特的标准，即其所承认的“善”既有完全符合理想的“善”，也有有条件的“善”。在正常情况下，比如“上有明天子”且桓公已经长大成人，隐公擅自即位当然为恶；然而在“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桓公年幼的情况下，隐公这个“无资格者”即位后的“让国”实属难能可贵，故公羊传用“成人之美”的思路，成其为“善”。这一点从后世对隐公即位资格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中唐开出以己意解经的风气之后，颇有唐宋学者讨论隐公是否有“让”的()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 296 页。()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2018 年，第 394 页。李洁：谷梁传不喜“让国”的原因探析6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实质，并按左传所载本末，推论隐公为窃位，桓公弑隐为夺回应有之物，因谓“隐公让国”之高行原不存在。由此更可显出公羊传是有意“成隐之善”。另外，就后果而言，“让国”引发祸乱确实不乏其例，那么谷梁传对让国行为的排斥是否出于对现实后果的考量呢？按公羊传的叙述，除了隐公以外，其他六例让国事件，加上“西狩获麟”条中的尧舜，依次是以下七例。1.宋宣公、宋缪公兄弟让国：宋宣公临终前，君位不与子而与弟缪公。宋缪公临终时，又把君位还给其侄，因此引发缪公之子与侄之间的纷争，最后缪公之子公子冯弑君。2.宋公子目夷让国：宋襄公在盂之会被楚成王扣押时，目夷摄为君，又还给宋襄公。3.卫公弟叔武让国：卫侯被晋文公所抓，晋文公立卫侯之弟叔武，叔武摄立，后又还给卫侯，最后被卫侯所杀。4.吴公子季札让国：季札之兄长们相约以兄终弟及，欲传位给季札，后引发兄之子阖庐弑长庶吴王僚，季札让国于阖庐。5.曹公子喜时让国：曹伯卢卒于师，公子喜时让国于公子负刍。6.邾娄公子叔术让国：邾娄国君荒淫被杀，天子来诛，天子去世后叔术让国于原邾娄国君之子。7.尧舜禅让：尧舜让天下之本事非出现在春秋中，但在“西狩获麟”的解说中，公羊传传文提起尧舜，故以“让天下之代表”存于此。以上七例中，因让国之心意或行动而致祸患的，除了鲁隐兄弟，还有宋宣公兄弟、卫叔武兄弟、季札。公羊传称道此数人之“贤”，但同时也在一些案例中对引发混乱的人物提出批评。如宋宣公、宋缪公兄弟让国导致郑宋交恶，也就是宣公之子冯和缪公之子殇公之斗争，这场斗争最后以宋国弑君（弑殇公）告终，故公羊传隐公三年指出“君子大居正”，即公羊传对这种让国是有“保留意见”的，但这种保留意见并不妨碍公羊传继续褒扬让国。董仲舒春秋繁露对此有详细的解释：7让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与其子，而与其弟；其弟亦不与子，而反之兄子；虽不中法，皆有让高。不可弃也，故君子为之讳。乱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义，善无遗也。若直书其篡，则宣、缪之高灭，而善之无所见矣。（春秋繁露玉英）又曰：（宣公）不成于贤也，其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弃。弃之则弃善志也，取之则害王法。故不弃亦不载，以意见之而已。苟志于仁无恶，此之谓也。（春秋繁露玉英）这里记载了董仲舒对宋宣公、缪公的评价。二者之间的让国，引发了持久的混乱，但春秋没有按事实书“公子冯弑君”，而是把弑君之罪放到了宋华督身上。董氏以为经不书“公子冯弑君”，是因为宋宣公和宋缪公的让位，虽然不中法，但有难得的美德在内，春秋不愿意放弃丝毫的善，所以做了讳的处理。若直书公子冯弑君篡位，则宋宣公、宋缪公的高尚行为就一起被否定了。最后结论是宣公、缪公之善“不可取，亦不可弃”，“弃之则弃善志也，取之则害王法”。所以只能通过这种形式让人知道他们的高贵品格，为了保存这“一丝善意”可谓极尽委曲。可见公羊传亟欲以“让”为“善”，尽管这种“善”带来的结果也有不符合最高理想的。在谷梁传所回避的这六例让国事件中，有公子让公子的，有公子让出奔或有罪国君的，有君让臣的，其中一半引发混乱。谷梁传以为天下混乱的根源是“君不君，臣不臣”()，所以谷梁传或为避免混乱而排斥让国。不过谷梁传否定让国的理由，似乎又些许异于以上“结果导向”的推论。谷梁传言隐公“废天伦而忘君父”，“废天伦”，即无视隐桓之间的长幼次序；“忘君父”，即认为鲁桓公并没有得到其父惠公的命令，得到命令的是隐公，隐公无视了父命。范宁说隐公是“私以国让”()，则可以推出在谷梁传中“长幼次序”和“君父命令”都是“公”的体现，与此相反的则为“私”。孟子中也提到“让爵禄”“让国”和“让天下”的“私与”问题，那么谷梁传范宁注的“私让”是否接近于孟子的意思呢？()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 230 页。()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 27 页。李洁：谷梁传不喜“让国”的原因探析8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三、论语 孟子 荀子的“让”关于让位的“私与”出现在孟子公孙丑下，原文为：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孟子公孙丑下）在孟子晚年居齐时，燕国发生了“禅让”闹剧，孟子评价此事是“私与”，就好像一个人不告诉上级就把自己的官爵私相授受一样。在孟子看来，“尧舜禅让”也存在“私与”问题，所以孟子叙述尧舜禅让时，独创性地提出里面有一个“荐之于天，暴之于民”的过程，其言曰：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孟子给“尧舜让天下”加了一个条件。认为须设置一个考验期，通过考验，人民接受了新天子，即代表“天”接受了他，“禅让”因此排除了“私与”的嫌疑。这或许与孟子所认为的“天子一爵（位）”()有关，即“天子”并非最高，其上的“天”更高。需要得到“天”这个“上级”承认，天子之间的授受才不是“私与”。然而在孟子生活的时代，对于诸侯层面的让国者，作为“上级”的周天子已经不能担负起“明天子”的职责，因此孟子也不能说，只要燕子哙和子之得到周天子承认即可转私为公。所以“上级承认”和“公私转化”又不完全相同。按孟子的逻辑推之，“让国”和“让天下”都不是问题，他唯一要反对的是不能由私转公的“让”，所以孟子提示的“让国”的正当性其实包含一个“公私”问题。除了“公正上级的承认”之外，孟子还提出一个心理动机问题。如言：“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孟子尽心下）即“让”之善恶也要看动机，若为求名，则依然为“私”。()孟子万章下：“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9所以虽然孟子肯定“让”，以为“无辞让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但还是给“让”加了一个公正外部审核和内在动机上的辨析，作为判断善恶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公正外部审核”也是一种动机的“公正”，只不过是上级的“公正”动机，所以从根本上说，孟子看重的是动机，其中包括“让国者”的动机和“审核者”的动机。可见孟子的“公”和谷梁传的“公”有所不同，谷梁传所认为的“公”是“长幼次序”和“君父命令”。首先，“长幼次序”不是孟子在“让国”问题上讨论的议题；其次，具体的“君父”也不见得就是“公正上级”。在“让爵禄”和“让国”这种有具体上级的问题上，能决定“上级”是否“公正”的，是上级的内在动机；而在更高层面的“让天下”问题上，由于“天”不能言，故民众的集体认可在孟子这里就是“公正上级”的代表了。孟子在对待让、让国、让天下三者的态度上没有矛盾，其重心都放在了两个点上：一个是心理动机（包括让位者、让国者和其上级的动机）；一个是民众认可（在让天下的情况下）。那么，谷梁传这种强调“长幼次序”和“君父命令”的思想，相较于心理动机，无疑是更加外部的标准，更加接近于“礼”，则其看法是否来自荀子？在荀子那里，他把“让国”和“让天下”作了区分，所以本文为了和荀子进行比较，在一开始就把“让”划分为三种：“德行意义的让”和作为政治行为的“让国”“让天下”。对于德行意义的“让”，荀子的表述都是褒义的，不探寻其心理动机。如言：“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荀子修身）“虽能必让，然后为德。”（荀子非十二子）对于“让国”这一政治举动，荀子也是肯定的，但荀子否认天子“禅让”，其言曰：“有擅国，无擅天下。”（荀子正论）大概因为“擅国”还有一个能置可否的天子作出判断，而“擅天下”则不存在这个条件。荀子云：“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荀子正论）对于荀子来说，“天子”与“诸侯”不同，“天子”是唯一的一个。由此应可推知他也不承认“民心”可以代天意言说。国语周语下李洁：谷梁传不喜“让国”的原因探析10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提出“言让必及敌”()，即“让”必会涉及“平等”问题，根据荀子“隆一而治，二而乱”（荀子致士）的原理，“平等”是有碍于“治”的。“让天下”就是对天子至尊地位的破坏。荀子反对“让天下”，在“论证”时他假定天子是理想的圣王，所以没有“让天下”的必要，他关注的重点在于现实秩序的维护。荀子的“天子至尊”和谷梁传的“长幼次序”“君父命令”都强调外部标准，但荀子认可诸侯国层面的“让国”，相比于谷梁传，荀子对于“尊卑”的措意是不彻底的。再回头看论语，论语高度赞扬“让”，其对“让国”的肯定主要体现在对伯夷、叔齐“求仁得仁”的评价，而对“让天下”的态度则可以从孔子对尧舜、泰伯的赞美中看出，所以论语对这三个方面的“让”都没有设置任何合法性门槛。()论语和孟子 荀子的差异，除了单纯思想上的，还要考虑的就是时代变化。论语似乎没有考虑恶人对“让”的利用，孟子已经对此有所警觉。而荀子则着意防“乱”，或可见品德意义上的“中人以上”的人在人群中的比例在论语的时代和荀子的时代有所变化。这应该也是何以荀子在这个问题上显得矛盾重重的原因。但反过来说，似乎也可以认为，论语“好善”的程度极高，以至于在“善”和既有秩序不能并存的个别极端情况下，可以接受“秩序破坏”的副作用，故没有把“防乱”放在首要位置上。四、谷梁传的“尊卑”设计如果单独对比孟荀，一言以蔽之，孟子在乎“让”的“公私”而荀子在乎“尊卑”。孟子在乎的“公私”是“上级”和“让国者”的心()陈桐生译注：国语，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04 页。()论语中涉及“让”的有：“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先进）、“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其中 泰伯中的一句为“让天下”，其余皆为一般性的“让”。称道尧舜的地方虽没有提到“让”，但有“授天下”意味的表述。如“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尧曰）11理动机，谷梁传的“公私”即尊卑。在对尊卑的重视上，谷梁传和荀子一致，但和荀子相比，谷梁传不但反对天子禅让，且对诸侯国层面的让国也持冷淡态度。谷梁传成书晚于公羊传，它对“让国”的态度是有意为之的。在“三传”中，左传和谷梁传对“作为德行的让”是明文赞许的。对于“让国”这一政治行为，左传也是认可的()，左传甚至还记载了公羊传无载的让国案例，如在卫蒯聩和辄争位事件中的卫公子郢让国。对“让天下”，左传文公十八年提及尧舜之“让”，肯定了尧为君而舜为臣时各自的功绩，可看作是左传对“让天下”的肯定。谷梁传定公元年也说“人之所以为人者，让也”。对谷梁传而言，作为德行的“让”是高尚的、可称道的；然而，因为“让国”破坏“尊卑”，故谷梁传对“让国”乃至“让天下”都进行排斥，其对三种“让”的态度显出了矛盾。那么，谷梁传是否把“尊卑”作为第一序列的价值，从而使自己异于公羊传与左传呢？谷梁传“隐公让国”条中，称“让国”是乱兄弟天伦，这里的“天伦”，范宁注：“兄先弟后，天之伦次。”()范宁虽言“先后”，其实属意“尊卑”。谷梁传中有一系列关于“尊卑”的说辞，几乎没有对“先后”的任何阐述。如反复强调“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意思是诸侯地位高贵，其兄弟不可和诸侯以“兄弟”相连属，称为“某君之弟”“某君之兄”，只可称“公子”。大夫被要求“无外交”()，格外强调“妇人三从”()，认为“世子”也是“臣”的一种()。意在规避任何兄弟、君臣、夫妇、父子之间可能出现的“平等”风险，()参见左丘明撰，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载李学勤编：春秋左传正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54 页。()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 27 页。()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 48、78、286、301、307 页。谷梁传 隐公七年“齐侯使其弟年来聘”；桓公十四年“郑伯使其弟御来盟”；襄公二十年“陈侯之弟光出奔楚”；昭公元年“秦伯之弟针出奔晋”；昭公八年“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参见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 31、112 页。()谷梁传隐公二年：“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专行，必有从也。”（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 35 页）()参见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 154、207、31 页。李洁：谷梁传不喜“让国”的原因探析12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可见谷梁传对“尊卑”的重视。尊卑关系意味着人要有上下层次的分类，那些不能形成“一尊一卑”的关系，而造成“平等局面”的就要受到传文的批评，如两位地位相等的大夫一起出使，则被谷梁传批评称：“不正其同伦而相介。”()意思是二人地位都是卿，却一个给另一个做副手，是不符合规定的。范宁也认为这样做违反了“礼”。()谷梁传还对“尊卑”各自所可为之事作了严格区分，如襄公十九年（公元前 554 年）晋大夫士匄侵齐，半途听说齐侯去世，自行决定引兵回了晋国。左传襄公十九年评价此事称“礼也”；公羊传襄公十九年称“大其不伐丧”，即认为没有攻打有丧事的国家是值得赞赏的，且言大夫出境可以自己决定进退()；谷梁传襄公十九年却说：“君不尸小事，臣不专大名。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让矣。”谷梁传认为“君”不可为小事，“臣”不可独揽大名，臣有善行应该归于君，有过错归于自己()，并且还介绍了一套完美的流程：士匄应派人送信给晋侯，晋侯命令他退他才退，这样，“不伐丧”的大名就可以留给君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谷梁传提到的“民作让”，虽指社会风气，但从语气上很难囊括“君让臣”在内。如此则能理解何以谷梁传没有完全否定“让”，因为臣民“互让”“臣让君”都是值得提倡的。谷梁传对“尊卑”的高度敏感，还表现在“朝服弁冕”说上。春秋僖公八年：“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谷梁传曰：王人之先诸侯何也，贵王命也，朝服虽敝，必加于上，弁冕虽()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 211 页。()“礼，大夫为卿介，遂与得臣俱为卿，是以同伦为副使，故两言之，明无差降。”（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 211 页）()公羊传此条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849 页）虽然与公羊传自己所言的“大夫无遂事”（公羊传桓公九年）的常礼不同，但这是公羊传“有经有权”的体现，和 谷梁传要求“君不尸小事，臣不专大名。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 286 页）的思路不同，后者没有给“权”留下任何空间。()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 285 页。13旧，必加于首，周室虽衰，必先诸侯。（谷梁传僖公八年）意思是为什么“王人”（天子派来的爵位较低的人）在参会时列在大国诸侯之上？回答称，因为尊重王命。朝服虽破，也要穿在身上，帽子虽旧，也要戴在头上。周虽然衰弱，还是要在诸侯之上。与此非常类似的一段文字，出现在辕固生与黄生在景帝面前辩论“汤武革命”的著名场景中。黄生面对辕固生，坚持汤武为“弑君”，其言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史记儒林列传）黄生反对汤武革命的理由是，帽子虽破，要戴在头上；鞋子虽新，要穿在脚上。因为有“上下之分”，所以桀纣虽然失道，还是君主，而汤武虽然是圣人，还是臣子。君主有错误，臣下也不可以取代君主，所以汤武为弑君。此争论发生在儒家与黄老学派之间，而这里的黄老学派竟然与谷梁传的意见一致，所以有学者认为，谷梁传含有黄老及法家言论()，也有人认为，谷梁传非真正的今文经，而是为左传“篡春秋之统”扫除路障的()。总之，谷梁传倾向于不分具体情况，对一切违反“上下之分”的行为进行否定。五、“让”的削弱：从“分”到“尊卑”如上所述，谷梁传对“尊卑”的高度重视决定了它对让国的()萧公权说：“（汤武）征诛之义为儒家所共执，虽以荀子之尊君，犹承认 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正论），而黄生所言又与韩非 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 一语根本相合，则黄辕之争为儒法冲突，殆无可疑。”（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73 页）郭沫若亦以为，在韩非看来，禅让征诛不外就是劫弑。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 年，第 318 页。另，钱穆以商鞅之师友尸佼为谷梁传中所载先师“尸子”，则谷梁传和秦博士群体的关系或较为紧密。参见钱穆：秦汉史，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4 页。()崔适认为，公羊传的内容原本就是春秋的组成部分，左传试图篡夺其春秋传地位，而 谷梁传 在这里起了帮手的作用，“为左氏驱除”。参见崔适：春秋复始，载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续修四库全书第 13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 381 页。李洁：谷梁传不喜“让国”的原因探析14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态度。如果把论语 孟子 荀子和“三传”对“让”“让国”“让天下”的态度做一列表，大致如表 1。表 1 论语 孟子 荀子与“三传”对让国的态度直观表概念篇 名论语孟子荀子 公羊传谷梁传 左传让11让国21让天下211说明：高度赞美，1推定高度赞美，许可，1推定许可，2有条件许可，不赞成。如前所述，论语的“让”出现 6 次，“让天下”出现 2 次()，对“让国者”孔子许之以仁。（论语述而）如果以“尧舜”为“让天下”的代表的话，公羊传将“尧舜”置于全传最后的“西狩获麟”条中，表达了它对“让天下”的态度。加上公羊传对“让国”连续7 次提出褒扬，则其对“让”和“让天下”的全面肯定态度可以推知。三个方面的“让”加总起来，从表 1 看，论语 公羊传都是对“让国”“让天下”抱有最诚挚的赞许。孟子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孟子公孙丑上），作为“天之所与我”（孟子告子上）的“四端”之一，无疑对“让”是肯定的，且在对尧舜本身的评价上非常积极，但对“让国”“让天下”则设有“上级”和“让国者”的心理动机作为条件（在“让天下”的案例中是民心考察）。如前所述，左传中有对“让”“让国”“让天下”的肯定，其基本立场细究起来和论语 孟子 公羊传差异不大，但左传对军事失败的强烈反感和对生死存亡的过度渲染，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对“让”的肯定态度。荀子虽并无褒美“让国”，但允许“让国”，只是不允许“让天下”；而三个方面的“让”加总来看，谷梁传对“让”为最不赞成。孟子通过给禅让加上“私转公”的考核条件，从而保住了禅让。然而，孟子生前燕的禅让变成闹剧，其去世后，天下大势发生了重()分别见论语泰伯 论语尧曰。15大变化。宋被齐灭，齐又被五国联军一度消灭，齐湣王死去。在种种极端的情形下，各家开始放弃君主内心的改善，向外寻求息争的客观工具。()慎子认为：“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慎子逸文）并且，他认为靠“分”即可解决争的问题。（慎子德立）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从黄老学派到法家乃至荀子都重视“分”的概念，认为“分”作为客观制度和规则对于治国的意义，远高于人的主观改善。慎子认为，秩序失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分不定”，他还举了一个“百人逐兔”的例子（慎子逸文），以为规则而非任何意义上的道德决定了治乱。在“分”的概念诞生之后，人们大概觉得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渐渐地，一切思维都开始以“分”为基础重新建构。()如尊卑之分，也渐渐地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尊卑之分”最后找到了“礼”，并与之合而为一。从“分”的角度看，“让国”则非“分”，非“分”则乱。故谷梁传对一切等级上的“让位”“让国”都予以否定。如宋家铉翁称：“三代而下有国有家者，所恃以扶纲常、植人极，皆春秋大法而公 谷所传也。其有功于世教甚大。”()家铉翁虽说“公谷”，然公羊传中并没有绝对的纲常，故其所指无疑是谷梁传。钟文烝即认为，谷梁传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夫贵礼贱兵、内夏外夷之旨，明春秋为持世教之书也”()。()诚如胡适所说：“当时的思想界，受了墨家 法 观念的影响，都承认治国不可不用一种 标准法。孟子主张用 先王之法，荀子主张用 圣王之法，都是 法 字模范的本义。慎子的 法治主义，乃是 诛赏予夺 的标准法。”（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235 页）此处“法”的意思虽稍有前后变化，但其为一客观治理工具的基本内涵是相通的。()佐藤将之认为：“在孟子与荀子之间的七十年中，中国思想自身经历了其他时代未曾有过、且之后历史上也没有再次发生过的快速发展，孟子极少讨论荀子中频繁出现的术语，如 治乱法势术制公 等。”“慎到界定了（或甚至发明了）如 治乱分法 等各种政治术语。”“战国中后期的思想潮流中，分 概念逐渐成为先秦政治社会理论中最重要的术语之一。”（佐藤将之：参于天地之治：荀子礼治政治思想的起源与构造，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第 74、164、136 页）()家铉翁：春秋详说纲领评三传上，载纪昀、永瑢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58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 20 页。()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中华书局，1996 年，第 29 页。李洁：谷梁传不喜“让国”的原因探析16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自中唐陆淳开始，乃至整个宋代的春秋学都受到谷梁传“重纲常”的影响，尤其是以刘敞、胡安国为开端，宋代春秋学的“纲常”被一步步强化。如前所述，谷梁传对天下混乱原因的描述是：“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倾也。”()故“君君臣臣”的井然秩序是它所追求的图景，尊卑明确分开之后，用严厉的外在约束付诸实践，可以立刻收获“秩序”。对比公羊传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公羊传也非不谈尊卑，何以对“让国”如此宽容？如前所述，公羊传近乎一唱三叹地“崇让”，甚至在“文”的世界里对让国者给予“封国”的待遇（“贤者子孙宜有地”“善善及子孙”()），还为让国者及其子孙隐讳各种不良影响。在七例让国案例中，公羊传不断重复“何贤也，让国也”()。何休释曰：“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可见公羊传的尊卑并非以秩序为目标，而是以道德和正义为最终目标。公羊传既不考虑孟子所谓“私与”“求名”的动机问题，也不考虑荀子所谓破坏“天子至尊”的问题，几乎把“让国”作为第一序列的美德加以“盲目推崇”。套用论语里仁“苟志于仁矣，无恶也”的句式，堪称“苟志于让矣，无恶也”。公羊传这种无条件的、夸张的肯定，对于单个事件来说未必是明智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矫枉过正未必不是一种长远的智慧。不单纯看一件事的得失，而是以鼓励更多的“让”为目的。对那些善恶夹杂的人，肯定其可肯定的部分，用来培养人的廉耻心，有“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的意思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谷梁传以“上下之分”和“尊卑”为标的排斥“让国”“让天下”，虽可收效一时，但似乎缺乏长远的示范意义。六、结 论谷梁传对公羊传所举的七例让国，甚至对左传所载()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 230 页。()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 1028、977 页。()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 485、887、976、1028 页。()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 390 页。17的有让国事迹的“公子郢”等也闭口不谈，对其唯一承认有“让国”行为的鲁隐公，谷梁传也以“废天伦而忘君父”进行批评。谷梁传批评的原因是“私与”。“私与”和孟子中私自以爵禄让渡的例子相似，但孟子中的“让”“让国”“让天下”都被肯定，只是加了一些考核条件。荀子则以为“让国”是可以接受的，而“让天下”则不可以，因为“天子至尊”。谷梁传比荀子还要严格的是，它连“让国”也否定掉了。联系汉代黄老家的代表黄生和辕固生之间有关汤武革命的争论，和谷梁传如出一辙的口吻，则谷梁传的思想和黄老更为接近。谷梁传消极处理“让国”议题的目的是维持严格而绝对的尊卑制度，是防乱而不是对“更好的”国君或天子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谷梁传为了突出君臣上下之分，提出“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大夫“无外交”，加上“妇人三从”，世子身份为“臣”，成为谷梁传不同于左传 公羊传的最大特色。故浦卫忠说：“谷梁所描述的国家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公羊传和论语 孟子一样极度推崇“让国”“让天下”，在用词上也表现出了对“让国者”的极大热情，甚至提出“贤者子孙宜有地”来鼓励更多的“让”的行为，并非着眼于一人一事的是非褒贬。公羊传在“西狩获麟”条的传文中提到尧舜，公羊传的编排为始于“让国”的隐公而终于“让天下”的尧舜，以至于有志续写春秋的司马迁也领会了“崇让”之意，把伯夷叔齐列传置于列传之首，把泰伯后裔相关的吴世家置于世家之首()，其内容一为让国，一为让天下。谷梁传肯定作为品德的“让”，而对“让国”“让天下”进行否认，虽然有些自我矛盾，但显示了它的政治考量。其提出的“仁不胜道”，强调了“内在动机”不可以胜过“外在标准”，故从动机论的立场上看，谷梁传无疑是远离原始儒家的。（责任编辑 肖俏波）()浦卫忠：春秋三传综合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第 10 页。()俞文豹：“春秋始于鲁隐，以逊国之贤君也。史记取此义，世家 则首泰伯，列传则首伯夷，此子长之识见也。”（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七编（五），大象出版社，2016 年，第 95 页）李洁：谷梁传不喜“让国”的原因探析197ABSTRACTS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Why Gu Liang ZhuanDislikes“Handing Over the Crown”Based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Original Confucianism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StudiesLi JieAbstract：“Praising to the humility”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The Commentary of Gongyang（Gongyang Zhuan，公羊传）mentions seven“people who hand over the crown to another person”and warmly praises them.The Commentary of GuLiang（Guliang Zhuan，谷梁传）obliterates all six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