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隶融楷”与“意涉瑰奇”——从王铎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论其浪漫主义书风.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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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术史与美术考古 021美术与设计|FINE ARTS&DESIGN 2023_05张东升(中国美术学院 书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2)摘 要 王铎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表现出与其行草书迥然不同的格调,本文首先通过图例分析,探讨其中“篆隶融楷”与“意涉瑰奇”的艺术表现。其次结合晚明好古炫博的艺术生态,对王铎小楷精研字法表现、崇古而不泥古的浪漫主义书风进行考论。王铎对文字正脉的追求,可谓在衰颓、动荡时代中的浪漫主义理想与主体价值的“呐喊”。关键词 篆隶融楷;意涉瑰奇;王铎;韩愈答李翊书册;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 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23)05-0021-
2、05收稿日期:2023-06-29 作者简介:张东升(1993),男,山西忻州人,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汉字书法美学理论体系建构研究”(22&ZD049)阶段性成果。“篆隶融楷”与“意涉瑰奇”从王铎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论其浪漫主义书风一、王铎小楷与韩愈答李翊书册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痴庵、嵩樵,别号烟潭渔叟,河南孟津人,世称“王孟津”,有“神笔王铎”之誉。1王铎作为明末清初的书法巨匠,后人往往叹服其行草书对传统经典的创变成就。通过明清时期的文集与金石题跋等相关著述,我们还可发现王铎楷书作品兼具篆隶意味,直追秦汉
3、古风,亦欲与拘谨乏味、滑弱流丽的书风划清界限。清代杨宾铁函斋书跋中有棐公琅华馆王觉斯帖一则曰:“明末书家,旧称南董北王,董长于行,王长于楷。”2王铎楷书在明末清初的影响可见一斑,而其小楷作品因存世不多便尤显珍贵。今苏州市博物馆藏王铎小楷琅华馆学古帖跋,内容是王铎学习古代法帖的后记。3此外,在清代李鹤年辑敬和堂法帖中收录有王铎小楷 城南园亭邀饮 五律十首、与 与李變圆五律四首。前者是王铎应杨荆岫之邀与杨景欧、杨恂如等人在其宅园唱和的诗句;后者是王铎为李杜才(字變圆)所作诗稿。4王铎的小楷书风,一扫明初台阁体的规矩妍媚之气,也不同于隋唐楷书端庄严正之感,与他激荡跳跃的缠绵行草不同,有古拙内敛之韵,
4、点画意趣自然,结字稚趣欹侧,虽摹法钟王小楷,但其形式表现能够令人感受到与古为徒但又能自出胸臆的艺术形象。近年新见朵云轩藏王铎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三开(图 1),此作落款信息交代了作品所作时间为崇祯十三年(1640 年),署名“孟津王铎”,钤印有白文“王铎之印”与朱文“用晦”,作品内容是唐代韩愈所作文章答李翊书,但是目前所见这三开仅录原文部分内容 442 字,在作品第一开“言如蔼也”之前缺 203 字,在第三开正文结束时,缺“愈白”二字。此外,笔者对照几版收录韩愈此文的书籍,发现第二开第四列内容缺“之”字,应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从此作的艺术特色来看,在笔法、字法、章法等形式构成
5、要素上均显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通过对其他书体的“营养融化”,塑造出一种极具主体价值的审美理想,遂令笔者萌生了对其书风及成因的思考。二、篆隶融楷王铎拟山园选集卷三十八跋晋唐小楷书云:“晋小楷,法皆本篆隶,不作近儇薄态。”5122直接表明了他对晋小楷风格的偏爱在于其根本源于篆隶,此种认识基于宏观的书法史来看也不仅是王铎一家之论,傅山霜红龛集有言:“楷书不知篆隶之变,图1 王铎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三开 朵云轩藏“篆隶融楷”与“意涉瑰奇”从王铎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论其浪漫主义书风022 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6姚孟起字学忆参亦云:“未从事于汉隶,欲识晋唐楷法,数典忘祖,终不济事。”7许多书家均认识到
6、了篆隶对楷书创作的营养,但王铎的楷书创作不仅是对篆隶韵味的追求,还注重篆隶字法的研析。此件小楷作品也表现出王铎对篆隶入楷的深刻理解与极具感性的创造实践,笔者总结为“隶体直入楷书”与“以篆法化楷法”。1.隶体直入楷书楷书当中的隶意追求,可上溯到钟繇所作宣示表 荐季直表 何捷表、王羲之黄庭经 曹娥碑等经典小楷,即蕴藏着由隶到楷这一书体演变中尚未脱尽的隶意韵致,大量的隶笔运用是作者意与古会的表现,也正如此作第三开的落款信息中也记录了作者王铎的创作意图为“试笔摹汉魏晋唐帖意”。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有许多字在收笔处表现出隶书的雁尾笔意,而更值得观察的是,在作品第一开中的“处”“俨”“玄”“之”,第二开中的
7、“其”“已”“终”“处”,第三开中的“愈”“之”等字(表 1),王铎直接置入完整的隶书体态,只是在个别笔画的起笔处以楷法处理。明代也有很多书家在小楷创作中尤其注重笔画的隶书意味以求高古之韵,如王宠游包山集与黄道周孝经等,而王铎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则将隶书意味的表达更为浓郁化,甚至会直接搬用完整的隶体文字直入楷书,但此作章法的行列空白与错落布局,也显得隶体与楷体的交融并不违和。2.以篆法化楷法通观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字在字法处理上有别于明代中期的吴门小楷,甚至在唐人小楷中也不常见,而是以篆书的字法为参照,再运用改变点画形质的方式转化为楷书,如第一开中的“有”“而”“之”“黑”,第
8、二开中的“皆”“无”“乐”“遗”,第三开中的“于”“书”等字(表 2)。通过所举例证,可以感受到王铎小楷创作思想中对“篆法”的显性融通,甚至比阅读魏晋钟王小楷中的字法更使人感受到创作主体对文字古法的斟酌与着意。欣赏王铎行草书作品时,我们能够发现他在用字方面相对二王、米芾行草的结字显得复杂一些,但可能仅停留在“用字习惯”方面去理解。今可见薛龙春先生曾在一系列文章中指出王铎行草书作品中的“奇字”现象,再结合此件字量庞大,且结字清晰的小楷作品,便可以进一步认识到王铎结字方式的美学价值与主体能动性。这种“奇字”现象,不是王铎向经典书法作品学习过程中直接获得的“所擅”与“习惯”,而是一种融传统与时代趣尚
9、、审美理想与个人情感需求下的形式选择。王铎能够将大量的楷书字形溯源篆法,也可窥见其崇古溯源的艺术精神,但细究此作的风格呈现,诚需作者能够晓音辨义式地将古文字转化为成楷书的形体,在如此考验文字功底的艺术创作活动中,王铎向我们展示了他对篆书字法与古今俗字的精擅,他能够按照“美的规律”,对零散的素材概括、提炼,通过艺术思维构想成独特而又理想的艺术意象。当然,这种审美创造能力亦反映创作主体有着广博的文化素养、丰富的想象力与精湛的技能技巧。三、意涉瑰奇孙过庭书谱就右军所书不同风格小楷与书写情感的联系论道:“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史箴又纵横争折。”8可见,不仅是每个书家的
10、审美理想和恒定性格会导致各自作品风格不同,书家的即时情感也影响着作品形式要素的组合和生成,而王铎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便是以结字的强烈抒情,表现出作者“意涉瑰奇”的艺术体验与创作心理。1.结字真态激变王羲之曾就书法结字的形体提出一点审美原则:“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尔。”9而南宋时期的姜夔对唐代楷书受科举影响而一味追求平正的现象提出更为具体的批评,并认为魏晋书法的高妙之处便在于能够将每个字的本真态势在创作中不受外因拘束地自然还原,如其在续书谱曰:“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锺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
11、类有科举习气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10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显然不属于状如算子,详见图 1 中的多列局部,在结字各尽真态的基础上还反映出一点“激变”的特征,即写到某处会有一个字形突然数倍于邻字之大,笔画也会增粗几分,且这种形式表达在作品通篇的书写中出现得十分频繁。结合内容来看,相对较大的字形出现,并不是某一句的开始或是文意的重点强调,所以其字形的大小突变,则可理解为作者“情激于衷而形于言”的艺术表现,上文所举的以篆隶形体融入楷书的创造性转化,也在这表1“以隶体直入楷书”例字表2“以篆法化楷法”例字美术史与美术考古 023美术与设计|FINE ARTS&DESIGN 20
12、23_05些展大的字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着实体现出作者强烈的情感变化与章法空间的布局能力,今可见傅山有几件小楷作品也形同此种意态。2.兼以行草写意楷书相对端稳的书体特性,制约着在书家书写的时间节奏与形象思维,遂不免流于板滞之病,若要表现灵动,需要注重鲜活的笔路还原,所以在临摹碑刻拓本一类的楷书作品时,我们往往会看到历代书论中提出要具有一定行书笔意,这一部分的例子自然也在经典的墨迹楷书当中不胜枚举。苏东坡曾经指出大字与小字在艺术构思与表现上的不同:“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问,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11小楷艺术风格的特性使它在表现书写自然节奏的同时,还要注重字内空间布局的简化处理,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创作
13、者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得到有机统一。韩愈答李翊书册中有许多字表现出对草书字法的有机运用以调整结字空间,如第一开中的“书”“若”“以”“观”,第二开中的“气”“短”“法”“古”,第三开中的“乐”“意”等字(表 3)。可见,王铎以笔画相对简约的草法运用,改善了书写某些楷体文字时笔画堆叠拥挤的结字劣势,当下的小楷创作也有不少书家运用这种方法来调整作品的书写节奏,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作品的意趣感。四、王铎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背后的“浪漫主义”提起“浪漫主义”,与之对应的艺术感受往往有奇妙的幻想、绚烂的色彩、强烈的对比、昂扬的节奏、离奇的情节等。作为贯穿艺术史的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好似一
14、体两面自古有之。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创作的中心追求理想,创造奇幻型的艺术形象和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12而王铎在晚明动荡变局与“好古炫博”的艺术生态下,通过文字溯古与主体价值的强化,使其书风自觉或不自觉地披上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1.明末清初“好古炫博”的社会风气明代中叶以降,城市文化与刻书业的发展,迎合广大市民阶层趣味的戏曲传奇将戏文图像大量地成书印刷,而制作方对印刷品文字的粗疏生产造成了俗字讹字泛滥的现象。在这一时期,不仅是书法艺术创作溯源古文字法,“好古炫博”成为文化精英的审美理想,篆刻领域的许多印人也常取汉魏碑版,六朝题记以及泉货、文货等文字渊源流脉处追求“印外求印”。在完整艺术活动过程
15、中,晚明书家亦逐渐分离出自身作为创作主体的“知识精英身份”,并主动占据着有别于读者或艺术接受者的审美优势地位。正如白谦慎先生曾指出:“好古炫博固然是书写异体字游戏的核心所在,但实际上它也是知识精英和企图跻身知识精英阶层的那些人们的身份标志。”13无疑,在这种风气影响下,王铎也表现出对文字溯古与字法炫奇的书学观念,在书中好作奇字且乐与人解读,今可见明代李清三桓笔记关于王铎“作奇字”与“解奇字”有着浓厚兴趣的相关记载:“喜作诗文,中多奇字,每客过,则出而读之,且读且解,谈宴无倦色。”14可见,书法作品接受者的“不解”与“解读需要”亦反作用于创作主体在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进一步看,从王铎小楷韩愈答李
16、翊书册乃至辐射到他的行草书作品,王铎的“奇字”创作可谓作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的缩影之一,现实主义艺术以再现为主导,按照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客观的形象去表现生活,而浪漫主义艺术则追求人们所希望的、理想的境界,与现实主义作品情感隐蔽的状态相反,表现着强烈的抒情色彩和主体思想倾向。换句话说,在“好古炫博”社会背景下的王铎,其艺术实践正可借用美好的文字理想去补救现实境遇的种种不足。2.王铎的“文字溯古”与“主体介入”王铎的书法临摹宗于二王一脉,也曾对二王的行草书不吝称赞,如跋 二王帖 云:“二王卓绝不待评矣,人鲜知其笔墨外者。”15但王铎曾为篆刻家司马巍 释汉篆字画文所作序文中评价二王楷书却是另一番言论:“
17、羲、献不过姿之秀婉耳,画不知古也,未之学也。”16“姿之秀婉”是王铎肯定二王在书法技巧上的高度,而“画不知古”则提出其用字缺乏古意,可见王铎对作品字法渊源的重视,即使是他平时特别推崇的“二王”也在此受到诟病,这也反映了他在楷书创作中的极致理想与艺术追求。薛龙春先生曾有文章论及王铎书作中的“奇字”时提出:“王铎认为二王以来的名家在书写上足为典范,然就文字而言,却存在着趋俗之弊,王铎的奇字实为以篆籀字形来改造楷书与隶书,从而实现对晋唐名家书法的修正。”17明代万历年间国子监太学生梅膺祚所编字汇,从“运笔”“从古”“古今通用”等多个维度告诉读者如何正确辨认、书写汉字,今可见其目录之前有一段文字批评钟
18、繇与王羲之在字法上存在随意增减的弊端,如字汇第一册开篇(图 2)指出:“字变而为楷,已失古体,而钟王等以善楷名家者,又各呈笔资,任意增减,沿习既久,字画所繇参差,故数画须视前后一二位之间。”18而字汇正文对汉字演变轨迹的记述,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王铎的书学观念,正表3“兼以行草写意”例字“篆隶融楷”与“意涉瑰奇”从王铎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论其浪漫主义书风024 如他也在自己的文字学著作字牖(图 3)中记述了明末字学研究处于低谷的情形,字法即使有毫厘之差也会导致很多错误,俗字、讹字运用成风的社会现象不可胜数,面对正体文字的生存危机进而提出“崇正黜缪,共敦大雅之宗”。19王铎对文字古法的理想追求,
19、渗透在他日常的学书实践当中,例如 拟山园帖中收录王铎临摹钟繇(151230)还示表帖与卫夫人(272349)稽首和南帖等楷书作品,也有着小楷 韩愈答李翊书册“篆隶融楷”与“意涉瑰奇”的形式美感,诚可谓临古而不泥古。“书法非常强调主体介入的过程,但书法客体的自我规定又有强有力的制约。”20王铎亦表现出了协调“主体介入”与“客体制约”的智慧与能力,在临摹魏晋小楷作品时常对其中的字形加以改造,将古韵不足的字形以篆法重作,又以行草笔意破除刻帖楷书的呆板弊病,但书风的整体表现仍暗合于魏晋之韵。如拟山元帖卷四刻藏王铎临钟繇还示表(图 4)与故宫博物院藏钟繇小楷还示表(图 5),二者对比可见,王铎临本中的第
20、一个“繇”字,左下部便融入篆法,修改了所临范本的结字形象,其后“白昨疏”三字又强化行书笔意,将局部字形的大小对比与斜正势态表现得更为突出。再从整体来看,字距远近与结字的大小承转也多有类似韩愈答李翊书册的变化,如果能看到墨迹的话,激变的艺术效果可能会再明显一些。3.寄寓文字正脉以振世颓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的字法表达,确实表现出一套严格的文字学规矩,使观者能够深刻体会到王铎具有极强的字学研究与艺术创造能力。对此作书风的考论,我们还可以根据作品的创作时间进一步深入探究王铎所处的时局信息与社会背景,从落款时间“崇祯十三年”(1640)来看,王铎时年 49 岁,正好给了我们能够深挖此作风格外因的时间线索。
21、在这一时期,王铎受到了官场失意与家国变故的诸多打击,明崇祯八年(1635),王铎因与温体仁、吴宗达辈不合,申请调任南京翰林院事,同年十一月赴任,两年后又返京任少詹事职,而他的次女与四女也不幸先后亡于此时。21崇祯九年(1639),王铎在“清兵南略”时又经历了京师戒严,召各抚入援的时局。如明史纪事本末载:“九月,京师戒严,命总理卢象升总督各镇兵入援。”22崇祯十年(1640)清兵占领锦州等地,明军主力洪承畴等人降清,明朝势力退缩至山海关。同年,国内许多地区都饱受饥荒,士寇四起,粮至天价,甚至出现“人相食”的现象,王铎家乡孟津也是如此,如清代徐元燦孟津县志卷三中记载:“崇祯十三年大荒,斗米钱至五两
22、。”23拟山园选集卷二十八 王介清救荒书序 也有王铎的亲身印证:“庚辰岁,江南大北饥,思以拯之而难其术也。”58可见,即使时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铎,也表现出对民众遭遇的无奈与“束手无策”,反观他好似只有在艺术创作活动中可以尽情发挥着自己的丰富想象,做一个说一不二的“主人”。进而,我们也不难理解他对“文字正脉”的理想寄寓,其实与“世运衰颓”的社会境遇有着一种微妙关联,每个艺术家的审美趣尚也无不打上一定社会生活与时代背景的烙印。艺术创作的火花燃于艺术家在长期积淀的生活体验和审美经验,我们对王铎这一时期书法风格的理解,不能忽视饥荒动荡的时代境遇对他创作思维的影响,也即身处朝代更替的社会现实与深藏于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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