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凡赫》中的食物共享与殖民话语.pdf

2023年12 月第11卷第4期外文研究FOREIGN STUDIESDec.2023Vol.11No.4艾凡赫中的食物共享与殖民话语上海大学张秀丽摘要：作为苏格兰人的沃尔特司各特对殖民时期的英国的态度十分隐晦。本文从艾凡赫的食物书写切入，揭示其隐藏的殖民话语。将食物符号化打破，并重置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在任意化中实现了食物的商品化，这掩盖了吞食和征用被征服者自然资源的本质。司各特批判了部分诺曼贵族的贪食，即暴力占有撒克逊资源的行为，反映出他对赤裸裸的殖民征服的批判。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肯定了狮心王理查共享食物的行为，暗示其对温和的、共享的殖民征服方式的默许，尤其是在一个具有美德的君王领导下。殖民时期的英国的被征服者和殖民时期的英国利益的受益者的双重身份和立场使得司各特对殖民扩张的批判仅限于殖民的方式，而非殖民本身。关键词：沃尔特司各特；艾凡赫；食物；殖民时期的英国；殖民话语中图分类号:110 6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WalterScott，17 7 1一1832)在作品中对殖民时期的英国的态度一直以来广受学者关注。艾凡赫（lvanhoe：A R o m a n c e，1819)作为司各特第一部从苏格兰历史转向英国历史的小说，可以看作是对英国民族身份形成的想象性探源,是对19 世纪大不列颠民族身份建构的映射。诺曼人和撒克逊人的关系与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关系存在微妙的平行。关于司各特对殖民时期的英国的书写和想象，有学者从他对英语和地方语言的杂书写来阐述其对殖民叙事的潜在颠覆；也有学者从他对以苏格兰为代表或象征的弱势群体的叙事来阐述其试图打破殖民的统一叙事,建构和形塑具有地方历史感的身份。关于小说中的食物书写，早在19 8 7 年，范登博斯克（Vanden Bossche）就注意到了艾凡赫中诺曼人和撒克逊人食物的不同所体现的经济模式的差异（Bossche 1987）。2 0 2 0 年，艾玛皮科克(EmmaPeacocke)将约翰及其追随者贪食精致糖制点心与19 世纪摄政王及其宫廷沉溺于甜食联系在一起,从小说对加勒比蔗糖种植园的影射阐述了司各特的废奴立场(Peacocke2020)。基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沃尔特司各特历史小说的记忆伦理研究”（2 0 19 EWY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沃尔特司各特历史小说的苏格兰文化记忆建构研究”（2 1FFWB016）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 0 9 5-57 2 3(2 0 2 3)0 4-0 0 37-0 9于以上研究，本文从食物切人司各特的帝国殖民话语,指出他虽然表面上批判了殖民的贪婪，但却肯定了共享被殖民者的资源，本质上是对殖民主义的肯定和支持。一、食物的符号化、吞食与资本的“征用”艾凡赫中充满了对不同阶层、地位、民族的饮食习俗与习惯的描写,其中征服者诺曼人和被征服者撒克逊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以土地出产的天然食物为主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被符号化了的商业体系吞食。天然食物的符号化脱离了食物本身的功用，掩盖了征服者吞食资源和“征用”的本质。食物被符号化的过程掩盖了征服者征用土地等资源的过程,吞食食物则隐喻了对以土地为基础的被征服者自然资源的强占。范登博斯克（Bo s s c h e 19 8 7：46）指出，“小说的主角不仅仅是塞德里克、威尔弗雷德艾凡赫、布里昂德波阿-基尔勃和约克的艾萨克,还有他们所说的语言”。在艾凡赫开篇，司各特安排两个撒克逊奴隶一一葛尔兹和汪巴在古老的森林中对话,就谈到了语言殖民的问题。汪巴说，当一头猪还活着，由撒克逊奴隶照管时，用的是撒克逊语swine，但是“当人们把它抬到城堡的大厅里加人贵族们盛宴的时候，它就诺曼化，叫作pork”（司各特1978：8）。一头牛也是如此，“譬如鄂克司（ox)大人，只要他在你这样的奴才手下过活，就得保持撒克逊称号，可是他一到那些诚心诚意要吞食他的嘴巴面前,也就马上变成比夫(beef)一一火红的法兰西豪杰了。卡夫（calf)先生也同样一变而成为得伏（de Veau)先生。他要人照料的时候,叫撒克逊名字，一旦成了人们享受的东西，就带上了一个诺曼的称号了”（司各特19 7 8：8）。J.G.洛克哈特(J.G.Lockhart)在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回忆录（Lifeof SirWalter Scatt）中提到司各特与朋友威廉克拉克（WilliamClerk）的一次“饭后谈话”,该谈话首次引起司各特对诺曼征服后英格兰种族紧张局势的关注。克拉克指出，我们对牲畜的称呼通常来源于盎格鲁一撒克逊语（如sheep、p i g、c o w），一旦摆上餐桌，这些称呼就会被换成诺曼法语（如 mutton、p o r k、b e e f）。格雷厄姆图洛赫（GrahamTulloch）在为19 9 8 年爱丁堡版小说的序言中肯定了这一点。他进一步指出,这可能与司各特童年对约翰洛根(John Log-an）的悲剧伦纳梅德（Runnamede）的记忆有关。该剧于17 8 3年在爱丁堡剧场上演，对比了约翰王与乔治三世,影射了当代政治,其中撒克逊人和诺曼人在舞台上对面而立启发了艾凡赫的创作（Sc o t t 18 31：112）。司各特对种族化语言的关注,不难发现其背后的征服逻辑。征服者借助语言，建立一套征服的“语法”，实现对被征服者资源的强占与征用，同时也掩盖了掠夺的本质。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资本对劳动力的取代，但却忽视了土地和自然在提高生产力中的根本性作用。尼古拉斯乔治埃斯库罗根（NicholasGeorgescu-Roegen，19 0 6 19 9 4）在嫡的定律和经济过程（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Process，19 7 1)中指出主流经济学家选择对资源和环境的被掠夺视而不见，或者掩耳盗铃，是很有问题的（Georgescu-Roegen 1971：2-3）。回到资本积累的历史现场，不难发现对土地及其自然产物的符号化是重要的掩盖策略。38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是对自然资源吞食的过程,也是强征的过程。南希弗雷泽（NancyFraser)在食人资本主义：我们的制度是如何吞噬民主、关怀和地球的一一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Cannibal Capitalism:How Our System Is De-vouring Democracy,Care,and the Planet-andWhat We Can Do About It,2022）一书中将资本主义剥削和掠夺的过程比作贪食（glutton），揭示了资本无止境掠夺的本质。在她看来，交换（ex-change）、剥削（exploitation）和征用（expropriation）是资本主义三大基本逻辑，其中征用是整个资本主义积累的前提，没有征用就没有剥削，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常常被忽略。马克思从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中发现了原始积累的秘密，但对自由工人出现之前的积累与种族压迫之间隐秘的结构性和历史性关联却着墨不多。正是从这里,南希弗雷泽发现了种族主义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结构之中。借助征用的手段,资本主义将边缘种族融人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之中。征用是通过没收人的能力和自然资源，将它们征用到资本扩张的轨道上。被没收的资产可能是劳动力、土地、动物、工具、矿物或能源储藏，但也可能是人、他们的性和生殖能力、他们的孩子和身体器官。在南希看来，征用不仅是阶级和社会身份分化的根源，也是种族分化的根源（Fraser2022：2 6-52）。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内部，占有和分配食物的方式体现了阶级和社会身份的分化。庄园主塞德里克作为撒克逊传统社会“分面包的人”（司各特19 7 8：2 3），在小说一开始的风雨之夜招待了所有不得不借宿歇脚的人，以好客的精神，按照社会的等级秩序为所有人提供食物。这些人不仅包括诺曼宗教人士艾梅方丈、圣殿骑士布里昂德波阿-基尔勃及其撒克逊奴隶,还有不具名的游方教士，也就是被塞德里克剥夺了继承权的艾凡赫，甚至还包括犹太人艾萨克。在庄园这个特定的闭合空间中，塞德里克坐在大厅象征最尊贵地位的土坛上，为坐在T字形桌子边的客人和仆人分发食物。从“餐厅”的空间分配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位就餐者的地位及其应得的食物。土坛在上首，占大厅空间的四分之一,并且像台阶一样高出地面一层,三面墙上布满了各种挂饰和惟慢，上面坐着塞德里克和罗文娜，即艾尔弗雷德血脉最后的公主。在土坛上横向摆放着一张铺着富丽猩红色台布的桌子，专供家庭主要成员和贵宾使用。而在这张桌子的中间,摆着两张比左右都高出一截的椅子，分别坐着塞德里克和罗文娜。艾梅方丈和圣殿骑士作为贵宾，坐在两侧。而从这张桌子的中腰起一直延伸到大厅另一头的是一张长长的橡木条案，与先前桌子形成一个T字形。“那是用附近树林里随便砍伐下来的木料拼成的，几乎连刨都没有刨光”（司各特19 7 8：2 2）。这张桌子主要供塞德里克的仆人和普通客人用膳。艾梅方丈和圣殿骑士的随从和塞德里克家的仆人坐在这里用餐。隐匿了身份的艾凡赫进来后发现已经没有位置了，只得在旁边等着，期待有人退出来。犹太人艾萨克进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众人的嫌弃和诅咒，最后是艾凡赫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了他。从撒克逊庄园主的分餐我们不难看到一个基于食物分配的等级分化模式。这个模式依赖于封闭空间中有限的自然资源。塞德里克分享的食物主要来自森林,加工方式也极为简单原始。小说这样描述道：桌子的下方放着各种各样猪肉做成的菜,还有鸡、鸭、鹿肉、羊肉、野兔肉和各种鱼，有大块的面包、水果和蜜制的花样点心。小野禽尤其丰富，不是摆在盘子里，而是用小木棍或铁叉成串地穿着，由家人小厮轮番送到客人面前，由自己随意取用。每一个有地位的人面前摆着一盏银酒杯，较低的条案上用的都是大的牛角杯。（司各特19 7 8：32)这是塞德里克招待客人时的丰盛食品，其中最多的是猪肉。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猪养活了整个庄园人口,而森林是其食物来源。小说一开篇读者们就在森林中见到了猪馆葛尔兹、小丑汪巴和猎狗方斯，这是传统撒克逊经济模式的基础。其他的肉制品也主要来自森林,以打猎等方式获得。尽管很难测定撒克逊时代肉类在饮食中的具体占比，但最新关于牛津郡贝林斯菲尔德墓地同位素测定的研究表明，当时人们的饮食中存在大量的动物性蛋白（Privatetal.2002：7 8 5）。而马蒂尔达福尔摩斯（Matilda Holmes）也指出，撒克逊人所食用的肉类主要有猪肉、牛肉等家畜,羊肉在饮食中占比不高，食用畜养的鸟类在撒克逊早期和中期大幅提高（Holmes 2014：6 0）。以动物蛋白为基础的饮食还包括鸡蛋、牛奶和奶酪，主要从家禽家畜中获取，部分是从野鸭采集（W h i t e l o c k 19 9 6：6 44）。撒克逊人对肉制品的加工方式也较为简单,用木棍串成串烤制即可。而塞德里克招待客人的“蜜糖”“麦酒”“桑葚酒”“苹果酒”和“色酒”（司各特19 7 8：2 7）等也均由天然原料简单加工制作而成。无论是食品的原料还是处理方式，撒克逊人宴请宾客的食品要比诺曼贵族的简单原始得多。正是因为森林在撒克逊经济社会中占据根基性的作用，诺曼人执行新的森林法，守林人认为方斯在追逐野鹿而弄断了其前爪,这让塞德里克异常愤怒。诺曼人对土地的占领是在扼住撒克逊人的喉咙，因而以约翰亲王为首的诺曼贵族的强占行为激化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饮食国际化标志着食物的来源不再局限于封闭空间的有限资源，更重要的是它隐含了种族关系的变化。与撒克逊人的食物相比,诺曼人的饮食更加精致，更具国际性。约翰为了抢占撒克逊贵族的财产，准备在宴请塞德里克和罗文娜时强娶后者。小说对这场宴会的饮食这样描述：客人们坐在一张被大量的珍美味压得岐岐作响的长桌周围。伺候亲王的许多厨师用尽千方百计把平时供膳的食物做成各种花样，几乎和现代的烹饪师一样，摆出来的东西使人完全看不出它们的本来面貌。除了本国特产之外，还有许许多多从外国弄来的山珍海味、精美别致的面包糕点和诸如此类只有皇亲国戚才吃得上的食品。他们把国内外最好的美酒都端了出来，使这宴席丰盛无比。（司各特19 7 8：130)约翰宴会上的食品的最显著特征便是完全看不出食物本来的面貌（perfectlyunlike their naturalappearance)。小说特意提到了一种肉类，“一大块用外国作料制成的极精致的肉馅酥饼”。阿泽尔斯坦一口将其吞了下去，连什么味道和原料都没品尝出来，被诺曼人嘲笑无知和野蛮。这种肉酥饼的馅是一种专吃无花果的小鸟和夜莺的肉，经过深加工，让本来无知且贪食的阿泽尔斯坦以为是云雀和鸽子的肉。相比于“专吃无花果的小鸟和夜莺”，云雀和鸽子显然更为常见。也正因39二、土地、贪吃与殖民批判为更为常见，以这种野禽为食的撒克逊人才被诺曼人视为没有品味的野蛮人。除了肉类外，撒克逊人和诺曼人宴会上的主食点心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塞德里克宴会上使用的是“大块的面包、水果和蜜制的花样点心”。相比之下，约翰亲王宴会上的点心更加精致，多为外国进口的食物和美酒。“精美别致的面包糕点”（the simnel-breadand wastle cakes）使用精细的面粉,装饰大量的水果,且需要大量的精制糖。与撒克逊人使用蜂蜜相比,诺曼人使用的蔗糖在中世纪更为奢侈和稀有,反映了更为深入的跨国贸易。“十字军东征”期间，欧洲人首次尝到了蔗糖的甜味，想方设法将其进口到欧洲。相对于撒克逊人，诺曼人广泛参与到“十字军东征”中，为贵族饮食进口化创造了条件。在饮食国际化和符号化背后隐藏着对自然资源的暴力征用，对原有等级社会身份关系的打破与重置，彰显出种族关系与资本主义扩张之间的张力。撒克逊人食物的自然外观和实际功用被从其自身剥离，以诺曼人的“语法”重新“调配”，撒克逊人曾经的等级关系被打破。猪馆葛尔兹不仅获得了自由,还获得了土地和金钱,成为与他的主人一样的自由市民；圣殿骑士团的嚣张气焰受到打压；被剥夺了继承权的艾凡赫恢复了身份，等等；在塞德里克庄园就餐时等级森严的阶级和社会身份关系被打破、被重置；其背后的推手是作为外来力量的诺曼人，一种新的种族关系的引入。将被征服者的食物符号化，也是将其商品化,纳入流通的过程。符号依赖于自然和内在的功能，但一种新的文化实践掩盖了食物的本质，也掩盖了剥夺和征用的本质。正如范登博斯克指出的那样，诺曼和撒克逊文化之间充斥着几个基本的对立，“自然/人造，功能/装饰，内在性/任意性”，“这些对立的基础是语言符号作为自然或有形的符号和被符号化之间的选择”（Bossche1987：51）。诺曼人将符号任意化，剥去其自然和功能本身，,也就是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在统一化和任意化中可以被随意商品化，为资本所用。同时，剥离和重置的过程掩盖了剥削和征用的事实，即征服和殖民。食物的符号化背后是征服者剥削和征用的逻辑，是商业体系的渗透，是资本扩张的人侵。40在艾凡赫中，贪吃成为殖民扩张的隐喻。暴力征服造成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占有资源的不对等为不可再生资源的被征用创造了条件。资本扩张和殖民征服借助种族关系实现了对被征服者的掠夺。土地作为自然资源的基础，一切食物的来源，围绕土地资源所进行的征服与剥削,对土地资源毫无节制的占有与消耗，隐喻了殖民征服的过程。森林、庄园和劳动力作为三类最主要的土地资源形式，在小说中成为征服者掠夺的主要对象。司各特批判了诺曼贵族对撒克逊资源的贪婪搜取，反映出他对不可持续的扩张和殖民的批判。将公有森林私有化,转变为征服者的私人财富，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森林不仅能为人们提供猎物,还为放猪提供了场所,是撒克逊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征服者诺曼人凯舰和抢夺的对象。森林对撒克逊人是公有的，人们可以到森林中放猪、捕杀一定的猎物、适当捡拾木材等,然而在诺曼征服后，森林为极少数贵族私有，撒克逊土著人的生存受到了极大威胁。当葛尔兹未能及时将猪赶回来时，领主塞德里克更担心那些猪，“真见鬼，葛尔兹怎么老不回来呀？我看那些猪一定在外面出了岔子啦”（司各特19 7 8：2 5）。当听到诺曼人的宵禁”时，更是生气地断定：“我的那份家当准给强盗抢走了，他们养不活这些强盗，只好让他们打家劫舍！”（司各特19 7 8：2 5）当葛尔兹终于安然回来后,脾气暴躁的塞德里克从小丑汪巴的口中得知，原来他们之所以耽误是因为护林人弄瘤了方斯那条狗的前爪,所以将猪聚拢起来花了很长时间。护林人叫老胡贝尔特，是菲力德马尔乌亚森爵士的猎区看守人。虽然塞德里克称，“按照森林宪章的规定，这一带树林都不属于狩猎范围以内”（司各特19 7 8：32），但作为被征服者他显然只能发发脾气。但从这个细节不难看出，森林关系到生存问题，对撒克逊人和诺曼人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资源。森林是征服者征用的核心，关系到殖民事业的命脉。事实上司各特所处的动荡时代不仅发生了战争，更见证了激进的农业改革和殖民时间的英国在全球的扩张。土地、森林和河流等具有开发潜力的自然资源成为引起冲突和暴力的根源，以推动一种基于苏格兰启蒙进步思想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如苏珊奥利弗（Susan Oliver)在沃尔特司各特和苏格兰的绿化：一个国家的新兴生态学（WalterScott and the Greening of Scotland:Emergent Ecolo-gies ofa Nation）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司各特的诗歌与小说“涉及这样或那样形式的侵略”（Oliver2021：7）,而争夺的核心在于土地、树木、河流等自然资源。正是这些资源“喂养”起整个英国及其日益贪婪的身躯。以森林中生产的动物的隐喻为核心，艾凡赫展现了贪吃与征服的同义。被殖民者常常被比作可食用的动物，约翰米勒（JohnMiller）在帝国与动物躯体（Empire and the Animal Body）中指出，“当地人和动物之间的相似性是殖民话语的一个常见比喻，它有力地强调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所谓鸿沟,并为殖民者打开了一系列暴力和压迫的可能性,因为这些种族上的他者被剥夺了其作为人的地位”（Miller2014：2）。艾凡赫中被剥夺的人群常被征服者诺曼人称作各种可供食用或消遣的动物。猪、狗和鹿是三种指代被征服者的最主要的动物，可分别满足征服者对饮食、娱乐和狩猎的需求。撒克逊人被诺曼人称作猪或鹿，代表人类的两种基本蛋白质来源。猪通过放养,经过加工后为人类所食用,而鹿来自森林,经由狩猎获取,是家养动物的补充。从小说来看,这两类动物均需要森林的给养。诺曼人暴力占有森林，也就占领了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如果说作为内殖民对象的撒克逊人被当作猪来消费的话，作为来自东方的被殖民者撒拉逊人和犹太人则被作为狗来剥削。犹太人艾萨克和撒拉逊奴隶在小说中常被称作狗，在殖民和征服的历史文化语境有着深刻的蕴含。西方帝国主义者在界定自身与他者关系时,高级的人类与低等的动物之间的话语分类是常见的手段。在中世纪的想象中,撒拉逊人作为一种身体类别,常与动物，通常是与狗联系在一起。在中古英语中，“异教狗”（heathen hounds）经常作为撒拉逊人的称谓出现。撒拉逊人和狗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中古英语词典（MiddleEnglishDictionary）在其对“猎狗”（hound）一词的定义中列出了“不信教者、异教徒、非基督教徒”（an un-believer，i n f i d e l，p a g a n）的词义。这种联系也不仅仅是在隐喻的层面。在一首11世纪的法兰西史诗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中,撒拉逊人的领导者被描述为拥有男人的身体和狗的头。这种杂交在中世纪有一个名字：狗头人身者（theCynoce phali）,在古希腊语中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狗头”（dog-head）。狗头人身者是中世纪最常出现的怪物种族之一,经常出现在文本和插图中。这种混血生物不仅被归人虚构的故事中,而且像其他可怕的种族一样,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它们出现在中世纪的世界地图中,在当时最著名、流传最广的游记曼德维尔游记（MandevillesTrav-els）中也有出现（Shutters 2009：8 6）。科恩（Je f f r e y J.Co h e n）阐述了宗教、生理、气候、地理和性别等差异是如何被轻易地转移到种族差异和歧视话语上,并将由此所建构起的一整套话语书写在具体的他者身上（Cohen 2003：18 8-2 0 6）。杰拉尔丁恒（Geraldine Heng）在对中世纪英国骑士浪漫小说塔尔斯王（King of Tars）富有启发性的讨论中指出，“基督教一一当它在本质上发挥主导作用时一一是一种文化和生物学的话语”（H e n g 2 0 0 3：2 2 9-2 30）。犹太人和撒拉逊人无论是在地理和生理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在作为征服者的白人基督徒看来,他们都是他者、异教徒,是一个集体存在。除此之外，与狗联系在一起的异教徒还是宗教迫害的对象。旧约中,大卫大声喊道：“狗包围了我,恶党包围了我,刺穿了我的手和脚。”犹太人拒绝接受耶稣的新学说，就像狗对陌生的东西吠叫一样。约翰布洛克弗里德曼（John Block Friedman）指出，狗头人身者经常被作为“中世纪传教活动中改宗的目标”（Fr ie d m a n 2 0 0 0：6 1）。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以宗教改宗的名义,还是以气候、生理上的差异为借口,种族差异话语建构的目的在于经济剥削。圣殿骑士们将撒拉逊人作为奴隶驱使，为自已的私欲服务，而约翰亲王辱骂艾萨克为狗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榨取更多的钱财。除了征用森林,把控与之相关的经济生产外，征服者还以各种形式直接抢占土地之上的建筑，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对庄园城堡的暴力征服和占有。值得注意的是,对地产的占有与“吃”紧密相41关。小说一开始,贪婪的艾梅方丈和腐朽的圣殿骑士一行人强行进入塞德里克的庄户罗泽伍德，打着宗教的旗号要求食宿和款待。一开始汪巴建议他们到附近的修道院或隐居处休息，遭到生活奢靡的艾梅方丈的拒绝，后者称，“我们有教职的人情愿受世俗人招待，以便给他们一个供奉上帝的机会,因为对上帝指派的仆人行好事，也就是供奉上帝”（司各特19 7 8：16）。艾梅方丈沉溺世俗的淫乐，贪图口腹之欲,打着宗教的旗号行掠夺之事。圣殿骑士则以暴力的方式要求被招待，称“像我们这样的旅客并不央求谁招待，我们有权命令他们招待”（司各特19 7 8：16）。小丑汪巴以猎狗和猎物比喻这帮道貌岸然的征服者与撒克逊人之间的关系，故意指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给他们，希望罗泽伍德能够逃脱这场盘剥。“我要不让一只猎狗赶上一头鹿，我就不会像一个坏的看林人那样，把鹿在什么地方告诉猎狗”（司各特19 7 8：17）。但颇具讽刺的是，正是被剥夺了继承权的艾凡赫将一行人引人自己父亲的家，迫使塞德里克招待征服者，接受被掠夺。除此之外,以约翰亲王为首的撒克逊殖民者对撒克逊人的土地、人和财富无耻地强占，可以看作是帝国对被征服和殖民之地的掠夺和压榨,也与饮食的隐喻相关。约翰亲王一听说罗文娜“是一个拥有很大产业的撒克逊世家的嗣女”，便要借宴请之名强娶，“照咱们老辈征服者的官员那样,娶一个撒克逊姑娘,弄些肥美的田产，享受享受”（司各特19 7 8：121）。被诺曼人征服后，撒克逊的土地被贵族瓜分，而像艾凡赫这样追随诺曼人的撒克逊贵族，先前属于自己的领地被讽刺性地赐给了自己。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撒克逊人失去了自由和权利,成了征服者的奴仆。正如塞德里克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那些领地本来是我们祖先根据完全自由和独立的权利占有的产业,而他 艾凡赫 却因为接受这块领地,甘愿降为人家的臣仆”（司各特19 7 8：132）。因不满艾凡赫降为诺曼人的奴仆,塞德里克拒绝约翰的提议，不肯举杯为艾凡赫的健康祝福。约翰于是以此为借口,随意将本属于艾凡赫的领地赏赐给了自己的追随者瑞吉纳弗朗德别夫男爵。表面的宴请和祝酒背后，是撒克逊领地和产业的被强制转手和置换。接受征服者的宴请,喝下其提议的酒，便意味着失去撒克逊人的女儿和土地，以及自由和独立的权42利。在假借吃喝进行霸占的阴谋失败后，气急败坏的约翰等人便露出了本性,直接以暴力手段绑架了罗文娜，其赤裸裸的殖民本质立刻显现。从这个方面来看，司各特借此似乎表达了对帝国征服的批判。他在小说中历数诺曼人对撒克逊人的掠夺,展示了由此导致的可怕后果。除了强占土地田产外，诺曼人还掠夺自然资源，如制定霸道的森林法，将资源纳入自己囊中,形成垄断。对于比撒克逊人还不如的犹太人，这种掠夺就更加肆无忌惮。以致法纪混乱、社会失序、民不聊生，而绿林好汉也揭竿而起，专抢富贵权势之人，接济贫苦的穷人。正如葛尔兹所抱怨的，“咱们现在除了可以呼吸的空气之外，穷得什么也没有了。就是空气，好像也只为了让咱们替他们干活儿，才勉勉强强留给咱们的呢”（司各特19 7 8：8）。葛尔兹的一番话道出了殖民的本质，“最肥最嫩的东西在他们的桌上。最美的人儿在他们的床上。最雄壮最勇敢的人给外国主子当了兵，他们的白骨堆满了远方的国土。留在这儿的少数人，既没有意志，也没有能力保护不幸的撒克逊人”（司各特19 7 8：8）。从这个意义上说，司各特当然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三、共享食物与隐秘的殖民话语然而，艾凡赫在批判和贬抑以约翰为代表的征服者的同时,还肯定和张扬了以狮心王理查为代表的征服者。诺曼人理查主动与森林中的撒克逊修士共享食物和饮料；其追随者艾凡赫主动让出位置给犹太人艾萨克吃东西。同样作为征服者的诺曼人，约翰和理查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对待殖民地资源的方式。前者是赤裸裸的征服和抢占,招致暴力反抗和国家瘫痪,后者却更为隐蔽和温和。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征服的本质。也就是说，司各特对殖民的态度总体上是肯定的，否定的仅仅是征服的方式。他倡导以更为温和的方式来扩张殖民的事业，以共享的方式占有被征服者的资源。无论是何种殖民方式,有德性的君主都是关键。狮心王理查的传说与动物话语和“吃”紧密相关。作为传奇国王,理查被认为杀死了要攻击他的狮子,并吃掉了后者的心脏。他也因此获得了狮心王理查的称号，一个与英雄、男性气概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符号。“理查非凡的男子气概只有通过他与动物的特殊关系才能实现”，而且“理查通过吃掉狮子获得了动物性，这构成了他身份建构的复杂矩阵的一部分”（Shutters2009：7 2），但在这个充满荣誉的符号背后却是血淋淋的猎杀和吞食，常被忽略和掩盖。与其他基督徒不同,理查参与了“十字军东征”，在其军事才能和男性化的行动中将自身与其他基督徒和撒拉逊人区别开来,获得了高贵的身份。重要的是，他是与狮子这种动物联系在一起,而不是猪或狗。前者是森林之王，是力量和至高权力的化身，是自由的猎杀者，而后者是蒙养的家畜，主要作用是献上身体，供杀戮和食用。这种特殊的关联清晰地呈现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话语。小说彰显了理查的高贵和丰功伟绩，却掩盖了这份伟大背后的强制征用。理查常被作为英国性和英国身份的代表和符号。他的男性气概，用以征服的军事才能,以及他的动物性，都可以被解读为帝国对他者征服的合法化。除了彰显征服者的英雄与男性气概外，司各特还通过对比,将经济掠夺和武力征服巧妙地转化为高贵气质和军事才能，从而掩盖了拥有高贵气质和军事才能过程中存在的不正义与暴力。同样是进入撒克逊森林中要求被款待，圣殿骑士和艾梅方丈等具有明显法国色彩的征服者和理查王被司各特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艾梅方丈一身金碧辉煌，随行也是极尽奢华，暗示司各特对赤裸裸的经济掠夺的否定。艾梅不仅自己骑着“一匹肥大的溜花蹄骤子,骤子的装饰也十分讲究,缰绳上照当时流行的样子缀着银铃”（司各特19 7 8：11）,而且还让教徒替他牵着一匹西班牙快驹，准备在其他场合骑。这是西班牙南部安达鲁西亚的一种最优美的小马，当时商人为了牟利,不顾一切麻烦，冒着极大危险，从国外买进这种马，转卖给有钱有势的人。艾梅方丈像打扮自己一样装饰这匹骏马。它的鞍子上披着一块长长的、差不多拖到地面上的马披，上面尽绣着法冠、十字架和其他种种圣物的图像。从艾梅方丈奢靡的行头不难发现背后支撑这一切的跨国贸易，以及西方宗教人士假借宗教的名义所进行的巧取豪夺。如果说司各特对艾梅方丈的描写重在对经济掠夺的揭露的话,那么他对圣殿骑士的描写则重在海外征服过程中的重要武器一战马上。那匹战马也是全身武装，头上有锁子护甲，前额上有一根短短的钢刺伸向前面。它的鞍子一边挂着一柄短短的战斧，斧上刻着许多大马士革的花纹，另一边挂着它的主人的羽翎帽子和盔甲，还有一把当时骑士们常用的双手使用的长剑。另外一个侍从高擎着他的主人的一支长矛，矛尖上迎风飘扬着一面小旗，上面有一个和绣在他的袭裟肩上一样形状的十字架。（司各特19 7 8：12)圣殿骑士的随从撒拉逊奴隶也装备精良，作为征服者的武器实力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司各特让理查隐藏真实身份出现在森林中，避而不谈服装外表的奢华,而只突显其身份的高贵。在对待马匹上，当被允许进人茅屋后，他“走出门外将暂时拴在树上的马解开缰绳，仔细卸下鞍,把他的斗搭在疲困的马背上”（司各特19 7 8：147）。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圣殿骑士等人，还是理查王一行，都强行要求撒克逊人提供膳食住宿,其作为征服者的本质并未改变。理查称“大凡山林中隐士,都有收留和款待一个迷路旅客的特殊义务”,并且在修士拒绝后试图强行破门而入。重要的是,作为征服者的重要武器,马匹在二者进入森林、要求膳食的过程中都是必备的。可见，征服和掠夺的本质并未改变，只是理查被赋予了高贵和美德，以此掩盖其经济掠夺和武力征服的前过程。黑甲骑士没有随从,没有奢侈的穿戴和行头,暗示司各特对理查一世作为具有美德的征服者的肯定，但这并不能掩盖其作为征服者的本质,并且这种征服是以极其隐秘的方式进行的。司各特在描绘塔克修士时多次提到圣邓斯坦（Saint Dunstan，C.909988),并将这位英格兰圣人的诸多特征嫁接到了塔克修士身上，而正是这种关联强化了军事冲突这一隐含的主题。圣邓斯坦和塔克修士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二人都住在远离人群的僻静幽静之所,且住所都十分粗陋。其次,二人都热爱音乐,即使在十分简陋艰苦的环境中也不忘享受音乐。最后，二人都遇到了访客,来拜访圣邓斯坦的是魔鬼,而来到修士门前的是理查,来访者都骑着马,暗示拜访者与战争的关系。理查一世刚刚从巴勒斯坦的战场上回来，遭到塔克修士拒绝进入后试图以武力破门而入。但当塔克看到理查“那巍峨的盔缨和靴子上金制的43马刺之后，似乎打消了他原来的主意”（司各特19 7 8：146-147）,转而邀请理查进入茅屋。据历史学家观点，凯尔特人最先在拉泰讷时期（公元前5世纪）使用马刺,而古罗马学者色诺芬(Xenophon）也提到了罗马帝国使用马刺的现象。为了彰显身份，中世纪骑士的马刺常是镀金的,就连低等级的乡绅,其马刺也常用银质材料包裹。镀金马刺还会作为奖励勋章颁发给获得胜利的功臣。理查佩戴的“金制的马刺”不仅暗示与战争的关系,更与高贵身份相联系。而在“圣邓斯坦与魔鬼”的传说中,乔装的魔鬼走进了圣邓斯坦的铁匠铺，请后者为自己的马钉上铁掌。圣邓斯坦没有立刻揭穿魔鬼的身份，还同意了他的要求。他趁魔鬼松懈时,将7 颗钉子钉在了他的脚上，这给魔鬼造成了极大痛苦。圣邓斯坦于是提出条件，只要魔鬼不再骑着马进入任何凡人的家庭（暗指发起战争），他就拔出魔鬼脚上的铁钉。魔鬼兑现了承诺,圣邓斯坦因而成功避免了战争。在中世纪，马蹄铁和马刺都与战争有密切的关系。圣邓斯坦以马蹄铁制止了战争，修士看到黑甲骑士的马刺,选择了妥协,暗示司各特对征服本身的肯定。在司各特看来,倘若被征服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征服者的力量,且征服者具有美德，以非暴力的形式实现另一种形式的民族融合，比民族对抗更值得肯定。黑甲骑士作为入侵者的美德体现在以非暴力的形式让对方拿出食物来招待自己，而不是像一些征服者,如约翰以暴力强占的方式。也就是说，司各特肯定的是一种温和的、共享的殖民征服方式。在黑甲骑士进入修士的茅屋之后，一开始塔克修士称自已吃的是干豌豆，喝的是清水，但被黑甲骑士看穿了。然而黑甲骑士并没有采取武力逼迫对方，而是采取了婉转的方式使修士不得不主动将藏起来的一张大肉饼和酒拿出来。塔克修士其实并非真正的修士，而是避开诺曼人森林法的偷猎者和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藏起来的这张肉饼暗示了他偷猎的行为，这也是他极力隐瞒的根本所在,因为一旦被统治者发现捕食森林中的猎物,将会被吊死。对此,理查一世心知肚明,但作为征服者和不公平森林法的同谋，他并没有揭穿修士，而是选择与其共享这块大肉饼。由此可见，司各特对征服者作为新的统治者所应具有的美德的肯定，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即这块肉饼的肉源自撒克逊森林，属于其自然资源的一部分。44“帝国主义起源于资本主义”（王逢振2 0 13：39），征服的本质是掠夺和占有资源。与被殖民者共享食物揭示了司各特对有节制的殖民扩张的肯定。贪吃如约翰亲王及其他诺曼贵族,对被殖民者资源的无节制占有，在司各特看来是不可取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司各特认为这只是部分诺曼人的行为，并不代表全部。小说叙事者这样写道：诺曼贵族虽然奢侈，一般说来，还不都是毫无节制的。他们耽于酒，但只讲究精巧，不喜欢饮食过度；他们倒认为馨餐暴饮是被征服了的撒克逊人因地位低下而特有的恶习。不过约翰亲王以及为了投其所好而模仿他的缺点的那些人，在饮食欢乐上却是恣纵无度。事实上人们都知道，约翰后来正是因为吃桃子过多并且接着喝了大量新酿的麦酒而丧命的。但他的这种行为，就他本国人民一般习惯来说，还只是个例外。（司各特1978:130)相比之下，理查一世就能够与撒克逊人共享食物,和谐共处。理查一世原本可以独享修士的食物和美酒，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修士看着黑甲骑士大快朵颐，也非常想吃，但碍于先前说过自己素食，只得忍着。看穿这一切的黑甲骑士为修士的破戒找了个借口，“牧师,我在巴勒斯坦住过,那里的风俗，东家待客时总要和客人一块吃，以表示那吃食里没有什么不洁净的东西。我当然并不怀疑您这样一位虔诚的人待客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不过如果您也效法一下东方这个风俗，我可就更感激了”（司各特1978：149）。这正中了修士的下怀,于是二人开始一起大吃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二人共享的美食是撒克逊森林中的猎物,是属于被征服者的天然农产品，而他们所喝的酒也出自撒克逊人的自酿,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却不得已拿出来与陌生人分享。对于殖民者的到来,绝大多数的土著人一开始并没有武力反抗,而是选择了热情招待,有些是出于好客,有些是出于无奈,然而历史却证明,并非所有的塔克修士遇到的都是理查一世,何况历史中的理查一世与司各特所塑造的理查一世存在很大的差别。司各特对殖民征服的态度与苏格兰在英国内部的双重身份有关。一方面,苏格兰失去了独立的民族身份和经济地位,不得不依附于英格兰，成为英国在大不列颠岛内部的殖民地，有了强烈的批判征服的理由。另一方面,加人英国为苏格兰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海外市场,给予了苏格兰共享殖民利益的机会。这种中间状态赋予了司各特以一种在其中,同时又不在其中的阈限中。这也就使得他对殖民的态度隐晦不明。帝国的崛起与对食物的过度消费存在很大的关系。来自全球其他地方的食物，如咖啡、茶叶、蔗糖等产品的大量需求,成为推动殖民扩张的动力。18 世纪，食品的价值和传播范围超过了任何其他进口商品。咖啡、茶、糖、烟草和许多香料在18 世纪变得司空见惯，经常出现在最贫穷和最偏远地区的英国人的餐桌上。事实上，殖民的这些产品远比任何传统的印刷媒体小册子、报纸、旅行故事更为普遍（Bickham2008：7 3）。在这种文化语境中生产出的艾凡赫虽然历史背景设置在中世纪,却也具有明显的当下回应。从饮食切人不难看出，司各特对英国扩张、殖民和经济全球化的态度非常复杂。他批判毫无节制的殖民征服和资源掠夺，倡导共饮共食，共同享有被殖民者的资源。可以说，司各特并非否定殖民和扩张本身，而是不赞同以暴力的方式无节制地占有。一个有德性的君主征服者，显然是受到肯定和赞颂的。这与苏格兰在当时英国内部，同时作为内殖民的对象和扩张利益的受益者的双重身份有脱不开的关系。参考文献Bickham,T.2008.Eating the empire:Intersections of food,cookery and imperi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J.Past and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