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内的名录移除机制研究.pdf

文化遗产2023年第5 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内的名录移除机制研究*刘艳超【摘要】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内，国际层面上的名录列入机制已运行1 4 个周期，通过各缔约国的申遗实践积累了经验和教训；若干“例外”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受理程序的缺失，推动了名录列入机制的全球反思进程，并使已列入名录遗产项目的移除机制得以讨论并逐步完善。“阿尔斯特狂欢节”和“阿特主保瞻礼节”的受理情况影响颇大，前者堪称操作指南相关条款的修正案得以通过的“触底”事件之一，后者首次启动和应用了新版操作指南规定的移除机制，但在操作层面依然面临程序上出现的新挑战。由此，以非遗公约名录列入机制的全球反思为重要基线，通过对比分析操作指南修正前后对遗产项目进行移除的受理过程，聚焦非遗公约框架内移除机制的演进动因，或可为中国建立和完善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退出机制提供前鉴和参考。【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列入机制阿尔斯特狂欢节阿特主保瞻礼节移除机制【中图分类号】G1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6 7 4-0 8 9 0（2 0 2 3）0 5 0 1 6-0 7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简称“教科文组织”）于2 0 0 3 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非遗公约），这一多边准则性文书为国际层面开展申遗实践和保护行动提供了关键的概念、准则、理念和机制。从非遗公约到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简称操作指南），四重国际合作机制得以形塑。在该机制下，非遗公约名录体系于2 0 0 9年正式启动，并形成特定的法理依据和运作方式。随着1 4 个周期的申报一审查一评审工作的有序开展，非遗公约名录体系在持续运作中取得显著成就，但也面临着多重问题和复杂挑战。诸多现象级问题的存在乃至频现，引发非遗公约名录列人机制的全球反思进程，并使已列入名录遗产项目（elements）的移除机制（removal【作者简介刘艳超，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研究方向：民俗学、口头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北京1 0 0 7 3 2)。*笔者在撰写此文时承蒙巴莫曲布和朝戈金的悉心指导，且从朱刚、郭翠潇、马千里和陆慧玲的建议中受益良多。此外，巴莫曲布媄提供了重要文件（Document LHE/22/17.COM/8）的初译稿，谨此一并致谢。除特别说明外，本文凡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相关条款，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 0 1 8 版），内部资料，2 0 2 0 年。在非遗公约框架内设立的两个名录和一个名册，一般简称为非遗公约）名录（the Lists of the2003Con-vention），包括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简称急需保护名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简称代表作名录），“最能体现公约原则和目标的计划、项目和活动”（简称优秀保护实践名册），加上国际援助，通常被视为“四重国际合作机制”（fou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简称“四重机制”）。详见巴莫曲布媒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合作机制鸟瞰一一以2 0 0 3 年公约）名录体系的发展现状为中心，民间文化论坛2 0 2 2 年第6期。详见巴莫曲布媒遗产化进程中的活形态史诗传统：表述的张力，民族文学研究2 0 1 7 年第6 期。16mechanisms）逐渐完善。实际上，在教科文组织所主导的文化公约中，世界遗产名录针对遗产的除名问题已有相应的程序性操作，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非遗公约通过2 0 周年的关键时间节点，以名录列入机制（listing mechanisms）的全球反思作为重要基线，通过对比分析“阿尔斯特狂欢节”（Aalst Carnival）和“阿特主保瞻礼节”（A t h D u c a s s e）从代表作名录中整体移除和部分移除的受理程序，考量非遗公约名录移除机制何以在保护实践乃至现实挑战中不断修正和完善，由此廓清申遗实践和保护工作的基本方向，同时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简称“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尤其是国家层面的退出机制提供参考和前鉴。一、从信访机制到名录列入机制全球反思2008年1 1 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简称“委员会”）第三届常会决定（Deci-sion3.COM1，p a r a.4)将非遗公约生效前由教科文组织宣布的9 0 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纳人代表作名录，名录体系首个周期的申报和受理工作于2 0 0 9 年启动，“该体系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工具，有助于使全世界的国家当局和社区认识到活态遗产的多样性和重要性，以及保护活态遗产的必要性，并动员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在十多年的实施过程中，与名录体系相关的复杂问题此起彼伏，这使委员会于2 0 1 8 年启动非遗公约名录列入机制的全球反思进程。这一进程的启动离不开多重因素的有力助推。第一，针对已列入名录遗产项目的既有监测机制存在疏漏。2 0 1 8 年之前，定期报告机制和信访机制是非遗公约名录列人机制的主要监测方式。就前者而言，“定期报告机制鼓励社区参与，但仍由国家主导。该机制每四年或六年进行一次，不允许对两个报告周期之间新出现情况作出反应。”（Document ITH/18/13.COM/9）由此可见，定期报告机制的主要端在于时间周期较长，且参与方偏重于国家层面而非相关社区。2 0 1 2 年，委员会在其决定（Decision7.COM15，p a r a.4）中通过处理公众或其他有关各方有关申报的信函之准则，这一准则的通过标志着信访机制的正式建立。尽管该机制的建立是针对遗产项目申报工作，但对已列入名录遗产项目同样适用。不过，信访机制涉及的沟通仅存于缔约国和通过秘书处发送信函的利益攸关方之间，未能使委员会了解信函的内容。也就是说，“处理公众或其他相关方来信的准则不允许以透明的方式提请委员会注意有关列人名录的信息。”（Document ITH/18/13.COM/9)第二，信访机制建立后，已列人名录遗产项目所引发的问题颇受关注。2 0 1 7 年以来，秘书处所收信函数量显著增加。据悉，2 0 1 7 年至2 0 1 8 年有1 2 项遗产项目成为此类信函主题，这些信函对遗产项目的现状和存续力表示关切，其中关涉若干不同问题：与社区间相互尊重的需要有关的问题（包括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歧视）、通过立法和监管措施限制遗产项目实践、缺乏社区参与的遗产项目保护以及动物权利等（Document ITH/18/13.COM/9，p a r a.8）。尽管信函中所涉问题严重，但信访机制缺乏秘书处通知委员会的有效方式。秘书处一旦收到信函，只能将其转交给缔约国，而非提请委员会注意信函中的问题。第三，若干缺乏受理程序而导致的“例外”本文举凡述及非遗公约框架内“removal”“removing”时统一译为“移除”，在征引特定文书时使用“除名”。此外，文中述及中国非遗保护时则采纳“退出”这一说法。详见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世界遗产名录中遗产彻底除名的程序”，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 0 1 9 中文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译，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2 0 1 9 年，第1 9 2-1 9 8 段，第4 0 4 1 页。按国际文化政策研究领域的通行做法，本文引述的国际政府间组织的相关工作文件（grey documents，即非正式出版物）可按文中括注的文件代码从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documents.un.org）和教科文组织数字图书馆（u n e s d o c.u n e s c o.o r g）获取。若非必要，行文中不再另做说明。转引自巴莫曲布媒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合作机制鸟瞰一一以2 0 0 3 年公约）名录体系的发展现状为中心。17事件是推动名录列入机制全球反思的直接动因。2017年，委员会面对首个处在受理程序之外的事件即将“越南富寿省唱春”从急需保护名录转人代表作名录，审查机构出于大局考虑采取相应的变通措施，使该遗产项目得以在名录之间转移，“此举促成委员会提出动议以全面反思名录列人机制的性质和目的，同时围绕公约实施以来遇到的挑战和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又如，2018年，委员会将朝鲜和韩国各自独立申报的传统摔“希日木（Ssirum/Ssireum）”转为“联合列人”代表作名录再度成为“例外”事件。这些“例外”事件的发生及其受理程序上的缺环，是推动名录列人机制全球反思乃至改革的现实动因。此后，委员会决定启动名录列人机制的全球反思进程。2 0 1 8 2 0 2 2 年，各利益攸关方通过召开专家会议及三轮开放式政府间工作组会议、开展线上调研，不仅围绕名录列人机制取得多项积极成果，还从中发现诸多复杂且彼此关联的问题和挑战。通过审查这些相互关联的复杂问题，委员会确定的反思内容即包括对已列人名录遗产项目的跟进行动及其相关问题（LHE/19/14.COM/14，p a r a s.1 1 2 6）。实际上，自2 0 1 8 年起，委员会便在每年常会中专门增加一项议程一一关于已列人非遗公约名录遗产项目的后续行动，并在2 0 1 8 年（Document ITH/18/13.COM/9）、2 0 1 9年（Document LHE/19/14.COM/14）、2 0 2 1 年(Document LHE/21/16.COM/11Rev.）及2 0 2 2 年（D o c u m e n t L H E/2 2/1 7.CO M/8）的相关议程中均得到落实。作为跟进行动的重要部分，非遗公约名录移除机制也在认识和实践的交互观照中得到较为充分地讨论乃至改进。信访机制的建立与非遗公约名录列人机制的全球反思存在着必然的相关性。且若干遗产项目以及影响其现状和存续力的因素成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话题。值得提及的是，秘书处所收信函中多起事件涉及种族主义，其中尤以“阿尔斯特狂欢节”和“阿特主保瞻礼节”影响较大，故下文以之作为论述重点，由此切近和把握非遗公约名录移除机制缘起和发展的若干面相。二、“阿尔斯特狂欢节”：移除机制的缺失从操作指南的历次修正来看，关于遗产项目的移除问题并无具体的程序性细则，仅有一项原则性规定。例如，2 0 1 8 版操作指南第4 0段述及：“如委员会认为某一遗产项目不再符合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一项或多项列人标准，则应将该遗产项目从名录中除名。”可以说，旧版操作指南虽言及遗产项目的移除规定，但并未提供操作程序以供各缔约国参照。在移除程序细则尚未建立时，“阿尔斯特狂欢节”成为首个从代表作名录中移除的“例外”事件。这里，我们不妨对这一事件及其受理情况进行回溯，从而厘清其对移除机制形成的重要影响。比利时“阿尔斯特狂欢节”于2 0 1 0 年1 0 月被列入代表作名录，该遗产项目内容之一为人们在节日中以友好、幽默的方式嘲弄一切事物和人。实际上，在“阿尔斯特狂欢节”列入代表作名录之前，2 0 0 5 年和2 0 0 9 年的庆祝活动已涉及令人憎恶的漫画（DocumentLHE/19/14.COM/12 Add.，p a r a.1 3）。自其被列人代表朱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一一以越南富寿省唱春项目的名录转入为个案，民间文化论坛2 0 1 8 年第6 期。巴莫曲布媒：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合作机制鸟瞰一一以2 0 0 3 年（公约）名录体系的发展现状为中心。?相关成果文件可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的专题网页进行查询，https：/i c h.u n e s c o.o r g/e n/g l o b a l-reflection o n -t h e -l i s t i n g me c h a n i s ms -0 1 1 6 4，访问日期：2 0 2 3 年6 月2 5 日。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第十五届常会议程有所减少，并未涉及这一项目。?Government of Belgium,Nomination file No.00402 for Inscription of“Aalst Carnival in 2010(5.COM)on the Representa-tive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https:/ich.unesco.org/doc/src/07472-EN.pdf,n.d.,accessed on June30，2 0 2 3 该遗产项目的申报材料卷宗可从以上网址获取，行文中或采取夹注方式，即（Nomination fileNo.00402），不再另做说明。18作名录以来，秘书处于2 0 13年、2 0 18 年和2019年收到2 0 多封信函和电子邮件，以及1份包含19 0 0 0 多个签名的在线请愿书。据信函内容可知，“阿尔斯特狂欢节”中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屡屡出现且呈愈演愈烈的严重态势。这里仅以2019年为例作一说明。在2 0 19 年3月举行的狂欢节活动中，一些花车展示了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漫画。据报道，其中的一辆花车展示了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如粉红色老鼠和钱箱及鹰钩鼻子等，其中用老鼠形象来嘲讽犹太人被认为是希特勒时代的纳粹产物；至于钱箱（周围也有老鼠）的出现，负责制作这辆花车的狂欢节群体认为其目的是强调他们在安息年“存钱”是为了来年狂欢筹集资金。但狂欢节群体在行游中所唱歌曲确实传达了将犹太人与金钱和老鼠联系到一起的刻板印象。此外，其他狂欢者戴着白色头巾，身穿长袍，装扮成三K党成员参加行游（DocumentLHE/19/14.COM/12Add.，p a r a.9）。这些违背非遗公约精神和理念的表现形式引起教科文组织的关注乃至声讨。2019年3月6 日，教科文组织发布一份公报，遣责庆祝活动中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该组织的文化助理总干事奥托内（Ernesto Ottone R.）更是指出：“阿尔斯特狂欢节的讽刺精神和言论自由不能成为这些仇恨表现的掩护”，同时他补充道：“这些不雅的漫画违背了教科文组织所体现的尊重和尊严价值观，且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秉持的原则背道而驰。在2 0 19 年3月2 1日召开的委员会第十四届常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上，主席团提请秘书处在本届会议的临时议程中增加一项议程（Decision14.COM1.BUR4，p a r a.9）。秘书处将2 0 19 年3月2 0 日、6 月6 日及6 月14日收到的信函转交给比利时当局，但比利时并未就信中述及的问题提供任何书面回应，而是提交了一项来自佛兰德文化、青年和媒体部的请求一一与秘书处和2 0 19 年周期的审查机构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以便社区解释其观点。此次会议于2 0 19 年9 月17 日举行，比利时政府代表、佛兰德当局代表以及阿尔斯特市市长和该市议员（作为有关社区的代表）、2 0 19年周期的审查机构和秘书处出席了会议。与会期间，阿尔斯特市长作为有关社区的代表明确表示不会实施任何形式的审查。此外，比利时媒体报道了2 0 2 0 年“阿尔斯特狂欢节”的筹备工作，其组委会制作了150 条彩带在阿尔斯特的收藏者中分发，而这些彩带再次以漫画形式描述了对于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刻板印象。不如此，大多数彩带上还写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真是个笑话！”“我们平等地取笑每一个人”的标语，且彩带的设计者对此也颇为认同。由此可见，“阿尔斯特狂欢节”中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并无消失的迹象。2019年12 月5日，委员会第十四届常会召开在即，比利时常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团（简称常驻团）向秘书处发出一份普通照会，要求“应阿尔斯特市和阿尔斯特狂欢节社区代表的请求”，将该狂欢节从代表作名录中移除。同日，该常驻团又发出另一份普通照会，并转交佛兰德文化、青年和媒体部及阿尔斯特市政府的信函。在2 0 19年第十四届常会上，委员会通过考量“阿尔斯特狂欢节”的特殊性（Document LHE/19/14.COM/12Add.，p a r a.14），认为该狂欢节违背教科文组织的创始原则、非遗公约对非遗所作的定义及 U n i a,“Ca r n i v a l a n d t h e l i mi t s o f f r e e d o m o f e x p r e s s i o n:A n a n a l y s i s b y U n i a,h t p s:/w w w.u n i a b e/f i l e s/D o c u me n t e n/Publicaties_ docs/Carnaval_ 2019_ EN.pdf,pp.8-12,p.22,p.45,n.d.,accessed on June 24,2023.三K党为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组织。UNESCO-Living Heritage Entity(CLT/LHE),“UNESCO Condemns the Racist and Anti-Semitic Representations at theCarnival in Aalst,Belgium,on 3 March,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unesco-condemns-racist-and-anti-semitic-representations-carnival-aalst-belgium-3-march,posted on March 6,2019,accessed on June 24,2023.后一句中译表述参见巴莫曲布媒“如何横向切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文博专业非遗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系列讲座第二讲，腾讯会议号：56 2 8 432 7 8 9 8，2 0 2 3年7 月6 日。Ma?th Chini,“Aalst Carnival makes fun of Jews again,despite anti-Semitism accusations over previous edition,TheBrussels Times,https:/ on October 22,2019,accessed on June 24,2023.19代表作名录的设立宗旨和列人标准（DocumentLHE/19/14.COM/12 Add.，p a r a s.18-2 0)。根据2018版操作指南第40 段规定，委员会在其决定（Decision14.COM12，p a r a.6）中表明“阿尔斯特狂欢节”不再符合代表作名录的列人标准 R.1 和 R.2。综上而论，作为首个被委员会从代表作名录中移除的遗产项目，“阿尔斯特狂欢节”遭遇移除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地社区的相关实践有悖于非遗公约的核心价值观，尤其是有关“相互尊重的需要”之集中表述。在移除程序缺失的前提下，阿尔斯特社区主动提出移除申请，委员会遂根据2 0 18 版操作指南第40 段规定将“阿尔斯特狂欢节”从代表作名录中移除。这一“例外”事件表明，先前关于遗产项目移除的原则性规定不足以支撑整个移除程序，这无疑是相关程序呕待“补人”乃至出现“转机”的“先声”“阿尔斯特狂欢节”亦被形象地称为2 0 2 2 版操作指南相关条款的修正案得以通过的“触底”事件之一（巴莫曲布语）。三、“阿特主保瞻礼节”：移除机制从建立到启动对非遗公约名录列人机制的全球反思，使已列人名录遗产项目的跟进行动得以讨论，并为2 0 2 2 年7 月非遗公约缔约国大会第九届会议通过操作指南（即2 0 2 2 版，下同）相关条款的修正创造了条件（Resolution9.GA9，para.9）。其中“所涉具体条款突显了对既有问题的实质性回应，也弥补了程序正义上曾出现的短板”。整体观之，该修正案一改先前关于名录列人机制的笼统概括，为遗产项目从一个名录转入另一名录、对已列入名录遗产项目的扩展或缩减以及从一个名录中将遗产项目移除，提供了程序化规定和指导性说明这里，让我们聚焦于修正后的操作指南第40 段第1-3条关于遗产项目移除的程序细则。基于相关缔约国、社区、群体和/或有关个人或第三方、秘书处、委员会及审查机构等不同利益相关方，围绕遗产项目的移除申请和与之相关的不同处理结果作出了具体规定。细读可知，其中关于遗产项目的移除申请及程序化操作步骤或可带来三种受理结果：（1）在问题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将该遗产项目置于“后续行动”一段待确定的时间。委员会建议实施和解/调解措施，并规定在委员会的一届会议上由缔约国报告该问题，供委员会作出最终决定；（2）在移除理由充足的情况下，将该遗产项目从名录中移除，还有可能将其放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程序结束）；（3）在移除理由不充足的情况下，将该遗产项目保留在名录上（程序结束）。对照先前的移除规定可知，这套程序细则打破了先前“一刀切”的处理结果，且使程序正义上的缺漏得以弥补。如果说操作指南第40 段的修正案得以通过标志着移除机制的全面建立，那么，“阿特主保瞻礼节”这一事件则是移除机制首次启动的导火索。“行游巨人与龙在比利时和法国”于2 0 0 5年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于2008年被列人代表作名录。尽管西欧不同地区有类似传统，但该活动覆盖了9 个城镇：5个在比利时（包括阿特镇），4个在法国。节日活动通常结合世俗行游和宗教仪式，且因城镇而异。在阿特镇，“阿特主保瞻礼节”于每年8 月的第4个周末举行，尽可能接近该镇教区守护神圣朱利安（Sa i n t Ju l i e n）的诞辰。值得注意的是，该地方性节日的行游队伍中包括一个被称为“绍瓦热”）朝戈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绎读与评鹭，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 年第5期。巴莫曲布媒：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合作机制鸟瞰一一以2 0 0 3年公约）名录体系的发展现状为中心。以上条款的中译为巴莫曲布提供。Governments of Belgium and France,Nomination file No.00153 for Inscription of“Processional giants and dragons in Bel-gium and France in 2008(3.COM)on the Representative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originally proclaimed in2005),https:/ich.unesco.org/en/RL/processional-giants-and-dragons-in-belgium-and-france-00153,n.d.,access-edonJune30，2 0 2 3该遗产项目的申报材料卷宗可从以上网址获取，不再另做说明。20（Sa u v a g e)的人物形象，这一人物形象有一张黑色面孔，其服装上有其他属性（Document LHE/22/17.COM/8，p a r a.4）。据“阿特主保瞻礼节”网站介绍，“绍瓦热”于19 世纪被引人该节日，代表一个被用锁链绑在船上的人物。2019年和2 0 2 1年秘书处收到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关于“绍瓦热”实践的几封来信，并将其转交给比利时当局。受2 0 19 年新冠疫情影响，2 0 2 0 年和2 0 2 1年期间并未举行任何庆祝活动。在2 0 2 2 年活动前，秘书处再次收到关于“绍瓦热”人物形象的一系列信函，其中包括5封机构往来信函、25封支持布鲁塞尔黑豹联盟（Bruxellespan-theres)的个人信函、4封其他个人来函。此外，缔约国常驻代表团也收到若干电子邮件，并将其抄送给秘书处。这些信函指出，“绍瓦热”包含一系列辱人格的标志：大鼻子、大红唇、“非洲人”的衣服、鼻环、脖子上的锁链、手腕和脚踝等。所收信函都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认为这些标志是种族主义和歧视性的表现形式，同时指出“绍瓦热”的性质和白人公民“涂黑脸”（black-face)的做法延续了对黑人消极且有辱人格的刻板印象，是奴隶制的残余。总体来说，在秘书处所收信函中，支持将“阿特主保瞻礼节”从代表作名录中移除的来函所占比例甚高。秘书处收到移除申请后依据操作指南第40段第2 条的管理程序，将信函转交给比利时。比利时在2 0 2 2 年9 月14日致函中坚决遣责种族主义，并为解决有关问题采取一系列举措，譬如由阿特镇市政当局启动参与式协商进程、选定小学生参与提高对“阿特主保瞻礼节”认识的行动。但社区之间对此意见不一，部分社区对“绍瓦热”人物形象怀有强烈依恋，认为其并无种族主义意图；其他社区则承认“绍瓦热”的实践可能会冒犯一些人，因此他们不反对“绍瓦热”形象的改变。经协商，阿特镇决定在2 0 2 2 年节日中保留“绍瓦热”人物形象，但去除该人物形象的某些属性；同时，阿特镇社区将在比利时当局的陪同下发起社区对人物形象相关问题的反思。第十七届委员会主席团根据信访所述问题的严重性，提请本届委员会关注“阿特主保瞻礼节”的移除申请(Decision 17.COM 5.BUR 5，p a r a.7)。在2 0 2 2 年1112 月召开的第十七届常会期间，委员会针对这一事件展开了充分辩论，并根据操作指南第40 段第13条的规定，决定将“阿特主保瞻礼节”从“行游巨人与龙在比利时和法国”移除，同时对阿特镇节日活动中出现的种族主义尤其是“绍瓦热”这一人物形象表达了强烈遣责（Deci-sion17.COM8.a）。由此可见，在委员会对“阿特主保瞻礼节”投诉案的受理过程中，从移除申请、信息转递，再到对社区实践具体情况的审慎勘查，乃至最后采取部分移除措施，皆有与之配套的程序性操作，且相关社区也在跟进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实际上，对“阿特主保瞻礼节”的移除程序兼具“合规”与“越规”的双重面相。一方面，其受理程序首次启动了新版操作指南的移除机制，将“阿特主保瞻礼节”作为阿特镇的节日实践直接从代表作名录遗产项目“行游巨人与龙在比利时和法国”中移除；另一方面，由于种族主义倾向仅存在于“阿特主保瞻礼节”，这一事件的最终受理结果是：阿特镇作为涉事社区从该遗产项目的9 个代表性社区中移除，而其他8个城镇的行游实践仍然作为该遗产项目的有机构成部分予以保留。这种部分移除的情形也是首次发生，或将进一步促进操作指南相关规则得以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第40 段），甚或还涉及某“绍瓦热”系法语和葡萄牙语人名，含有“野蛮的、未开化的”之贬义。阿特主保瞻礼节网站，http：/s i t e 2.b e/d u c a s s e a t h/，访问日期：2 0 2 3年7 月1日。布鲁塞尔黑豹联盟致力于为希望参与反对所有不平等，特别是种族不平等的人提供一个自主反思的空间。详见布鲁塞尔黑豹联盟网站，http：/w w w.b r u x e l l e s p a n t h e r e s.b e，访问日期：2 0 2 3年10 月10 日。此处涉及的法语翻译得到马千里的指教，在此申谢。白人公民“涂黑脸”特指白人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像黑人，将自己涂黑的化妆术。该词源于19 世纪美国广为流传的黑脸滑稽剧，白人演员在脸上涂抹黑色油彩，故意穿上破烂服装，表演黑人的乐舞、模仿黑人的口音以及肢体动作。在这些表演中，黑人被描述为懒惰、无知、迷信的“低等人种”，以满足白人观众的优越感。2 1世纪以来，白人“涂黑脸”的行为被视为种族歧视的代名词。21一遗产项目的“缩减”，即代表性社区范围的缩小（第17-18 段)。由此亦可以看出，操作指南的法理规定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在直面保护实践乃至现实挑战中不断“成长”，进而完善其程序正义和操作细则，余论基于前文所述，我们或可归总出三方面颇有启发性的前鉴。一则，信访机制不失为监测非遗项目保护及其持续性实践活动的有效方式。这一机制使来自第三方的意见反馈由可能变为现实，并使已列入名录遗产项目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逐渐进入公众的视线，从而引起非遗公约有关机关的高度重视乃至操作指南相关条款的修正。二则，针对已列人名录遗产项目采取后续跟进行动，建立和完善名录移除机制便尤显重要。三则，作为非遗公约的实施细则，操作指南并非一成不变，唯有直面保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才能不断加以完善。这也证实了非遗公约框架内的国际文化政策和文化治理与各缔约国持续开展的贴地实践及其经验和教训不可或分。就中国四级非遗名录体系而言，从“重申报”向“重保护”的嬉变，建立、完善乃至细化退出机制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实际上，2011年通过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已引入退出机制，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随着代表性传承人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的完善，2 0 2 12 0 2 2 年，共有10 人被取消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资格，且多与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背社会公德有关。相较而言，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退出机制虽在多个文件中得到强调，但尚未形成可操作的程序性细则。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退出机制虽引起过学者的讨论，但未见针对程序的具体建议。由此，有学者认为，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可以“从公约的宗旨和精神出发对我国现有的非遗名录体系进行完善”。国家层面也应积极关注国际层面的非遗保护实践，尤其是教科文组织完善名录移除机制后的程序化步骤，结合中国自身国情，加快建立健全国家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退出机制。首先，退出机制离不开行之有效的评估、管理及监督措施。而如何保障社会监督的有效施行较为关键，如王薇所言：“构建非遗名录动态监督机制的核心在于为他方搭建信息沟通平台。”对此，以现行信访工作条例及其精神为基本依据，进而完善非遗保护工作的信访机制或是实现社会监督的有效举措。其次，退出机制需依托多元化的考量标准，且这些考核依据的细化须以非遗保护和代表性项目名录的设立宗旨为基本导向。再者，退出机制应含括一系列步骤化、程序化的管理细则，对此已有学者提出“建立以成果为导向的循环式监测机制”。此外，是否有必要在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后，将之全面引人四级非遗名录体系的建设和代表性传承人的动态管理制度，则需通过执法检查、专题调研、政策研究乃至开展试点实践后形成对应性的实施细则，并逐级加以落实。责任编辑 季秋校对 百亩高小康：走向“后申遗时期”的传统文化保护，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 0 12 年第2 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主席令第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 0 11年第2 号。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中国政府网，ht-tps：/w w w.g o v.c n/z h e n g c e/z h e n g c e k u/2 0 19-12/2 5/c o n t e n t _ 546 39 59.h t m，访问日期：2 0 2 3年9 月6 日。详见钱永平我国非遗名录制度实施规范的改进研究，文化遗产2 0 2 0 年第3期。马千里：“中国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列入标准研究，文化遗产2 0 18 年第4期。王薇：非遗保护国际标准在UNESCO非遗名录评审中的适用：问题、成因与改进，国际法研究2 0 2 2 年第5期。中共中央国务院：信访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 0 2 2 年第12 号。巴莫曲布媒申遗与履约：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 0 年进程看中国实践与中国经验，民俗研究2023 年第6 期。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