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地理志》的斷限與史源——兼論構成材料與纂修過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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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舊唐書地理志 的斷限與史源兼論構成材料與纂修過程*葛洲子提要:舊唐書地理志 是研究唐代歷史地理的主要文獻依據,然其斷限與史源尚未釐清。本文打通政區沿革考證與史源學兩種研究思路,剖析 舊志 的斷限與史源,並分類考察其構成材料,透視文獻纂修過程。以往認爲 舊志 總序中出現的兩處斷限提示,其實與 舊志 政區沿革斷限無直接關係。結合 舊志 所記都城長安附近政區沿革,與 舊唐書 藍本唐代 國史 的修撰歷程,可以論定 舊志 的斷限當在乾元年間。關鍵詞:舊唐書地理志 斷限史源 國史唐代地理研究素來爲學界所重,無論從研究成果的數量還是質量,都可稱得上是斷代地理研究的一座高峰。在相關成果不斷涌現的大好形勢下
2、,作爲開展研究的主要文獻依據舊唐書地理志(下文出現一般簡稱 舊志)之斷限與史源却衆説紛紜,没有定論。探明斷限與史源是研讀地理志最重要的兩項基礎性工作,而地理志的研讀水準又直接影響研究成果的質量。因此,若欲使唐代地理研究在已有基礎上轉入更爲精進的境界,舊志 的斷限與史源就成爲不得不深究的重要問題。關於 舊志 斷限與史源的探討,前人研究甚夥。其基本取向無出歷史地理學(政區沿革考證)與史學史(史源學)兩條路徑 。可能由於欠缺學科交流,舊志 斷限與史源的研*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魏晉隋唐交通與文學圖考”(18ZDA247)、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項目“五代北宋時期禪宗傳法的空間擴展”(19X
3、JC730001)階段性成果;撰寫及修改過程中先後得到傅林祥、郭聲波、羅凱、聶溦萌等師友及匿名審稿專家的批評指正,謹致謝忱!歷史地理學角度的研究,主要依靠志文中政區置廢的時間節點對地理志的斷限作出判斷,尤其注重地理志總序中出現的時間提示,代表性研究有吴松弟 兩唐書地理志匯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施和金 新舊 唐書 優劣論 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續集),中華書局,2009 年,第 178186 頁;新近成果有陳凱 試論“兩唐書地理志”的斷限問題(史林 2010 年第 1 期,第 5860 頁)。史學史角度的研究,主要以文獻成書過程推定史源,依靠“源文獻”寫定的(轉下頁)文史2023 年第
4、 3 輯總第 144 輯58究尚處在兩家自説自話的狀態中,甚少有人打通上述兩種研究思路,全面考察有關問題。基於以上目的與方法的雙重意義,有必要對 舊志 的斷限與史源重做梳理,並透視其構成材料與成書過程,以期較爲徹底地解決該問題。一、舊志 的斷限舊志 總序的最後部分有兩處提示斷限的文字:一是“開元二十八年,户部計帳”;二是“今舉天寶十一載地理”。由於這兩個年代相距較近,且唐代政區基本自中唐迄唐末没有很大變化,人們自然以爲志文斷限無非即在二者中取其一。陳凱已指出:若將“開元二十八年”作爲斷限,則發現該年州府數、户口數與後面的志文多有不合之處。“開元二十八年户部計帳”當是撮抄資料、不加檢别的産物,只
5、是將唐代極盛時期的基本資料堆砌上去,與後面的户口數及縣數並不相關 。故而開元二十八年(740)的這組資料應是一條獨立的記載内容,不能作爲斷限依據。據此,先可排除開元二十八年作爲 舊志 斷限的可能。自清人王鳴盛以降,學者多主“天寶十一載”之説 。翁俊雄和吴松弟均認爲 舊志 政區的基本斷限在天寶十一載(752)。但若以天寶十一載作爲政區斷限,舊志 中不少州縣沿革的年代是在其後就無法解釋。例如,舊志“祈州”云“景福二年置祈州”,“祈州深澤”云“景福二年,割屬祁州”,又 舊志“陝州”云“天祐初改爲興德府哀(接上頁)時間推測地理志的斷限,代表性研究有柴德賡 史籍舉要(北京出版社,2002 年)、黄永年
6、舊唐書 説略(學苑與書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第 6071 頁)、謝保成 舊唐書 的史料來源(唐研究 第 1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第 353376 頁)等。由於此類研究不是側重 舊志 的專門分析,故常一語帶過。其中,英 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唐代官修史籍考(黄寶華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是從史學史角度探討 舊志 形成過程最詳盡的著作,但也僅止於分析 舊志 總序。另一頗具深度的研究當推岑仲勉 舊唐書地理志“舊領縣”之表解 原刊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20 本(上),1948 年;今據 岑仲勉史學論文集,中華書局,1990 年,第 562588
7、 頁,略述舊志 形成過程。惟其將 舊志 史源默認爲韋述 唐書,有不證自明之嫌,也不完全符合 舊志 所據之史源。通典 卷一七二 州郡二序目下(中華書局,1992 年,第 4483 頁)記載一組“天寶初”府州數據,與 舊志“開元二十八年户部計帳”全同。王鳴盛認爲 舊志“云開元二十八年,而 通典 則云天寶初,開元終於二十九年,則開元末即天寶初,二説同也”(王鳴盛撰,黄曙輝點校 十七史商榷 卷七九 新舊唐書十一舊地志郡府户口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1113 頁)。然而即便將“天寶初”認定爲天寶元年,開元二十八年至天寶元年間唐代政區設置實際上仍有變化。如福州古田縣,“開元二十九年,開山洞置
8、”(舊唐書 卷四 地理志三,中華書局,1975 年,第 1599 頁)。因此,兩書此條繫年當有一誤。陳凱 試論“兩唐書地理志”的斷限問題,第 59 頁。王鳴盛 十七史商榷 卷七九 新舊唐書十一天寶十一載地理,第 11091113 頁。翁俊雄 唐初政區與人口,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0 年,第 41 頁;吴松弟編著 兩唐書地理志匯釋,序言第 1 頁。59舊唐書地理志 的斷限與史源兼論構成材料與纂修過程帝即位,省”等 。因此,翁俊雄又認爲“舊志 所列州縣和名稱,實際是唐朝末年的建置”,“舊志 的編寫體例實以唐末爲准”。吴松弟也認爲 舊志 的政區沿革,“主要以景福年間爲下限”。現研究發現,舊志 中
9、的兩處被認作斷限的時間提示其實與 舊志 實際的政區斷限無直接關係。前輩學者們被 舊志 總序誤導,以致無法從總序後的“十道郡國”中找到真相。因 通典州郡典 的斷限在天寶初年 ,新唐書地理志(下文一般簡稱 新志)的斷限在唐末 ,兩部文獻斷限均較爲明確,故將 舊志 所記京師長安附近的政區(地近唐廷中央,政令傳達最爲迅捷,關於政區變革記時相對準確)與上述二書的對應部分作比較,以便推測出 舊志 斷限的時間區間。(一)舊志與 通典州郡典的比較以“京兆府”與“同州(馮翊郡)”爲例舊唐書 卷三八 地理志一“京兆府”下領縣與 通典 卷一七三 州郡三“京兆府”下領縣的對應關係如下:表 1舊志萬年長安藍田渭南昭應三
10、原富平櫟陽咸陽高陵涇陽醴泉雲陽興平鄠 武功好畤盩厔奉先奉天華原美原同官通典萬年長安藍田渭陽昭應三原富平櫟陽咸陽高陵涇陽醴泉雲陽金城鄠 武功好畤宜壽奉先奉天華原美原同官舊志 與 通典 中的“京兆府”轄縣的數目一樣,所異者是 3 個縣的縣名:舊志“渭南”在 通典 中作“渭陽”,舊志“興平”在 通典 中作“金城”,舊志“盩厔”在 通典中作“宜壽”。除 通典 外,唐代史籍中未再見“渭陽”這一縣名,疑“渭陽”爲“渭南”之訛。其餘兩縣異名,其實提示了兩書所叙建置的不同時間。舊志“興平”云:“景龍四年,中宗送金城公主入蕃,别於此,因改金城縣。至德二年十月,改興平縣。”又 舊志“盩厔”云:“天寶元年,改爲宜壽
11、縣。至德二年三月十八日,舊唐書 卷三九 地理志二、卷三八 地理志一,第 15111512、1428 頁。翁俊雄 唐初政區與人口,第 3940 頁。吴松弟編著 兩唐書地理志匯釋,第 27 頁。日 平岡武夫、日 市原亨吉編 唐代的行政地理“序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34 頁。新志 據 舊志 改寫,並增添不少新材料,政區沿革的下限斷在天祐年間,基本上和唐王朝相始終。見王鳴盛 十七史商榷 卷七九 新舊唐書十一新志據天祐,第 11151116 頁;陳凱 試論“兩唐書地理志”的斷限問題,第 60 頁。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60復爲盩厔。”由以上京兆府政區設置的對比可見,
12、至德二載(757)是 通典 與 舊志 斷限的一條分界綫,舊志 的斷限當在至德以後。又 舊唐書 卷三八 地理志一“同州”領縣與 通典 卷一七三 州郡三“馮翊郡”領縣的對應關係如下:表 2舊志馮翊郃陽白水澄城韓城夏陽通典馮翊郃陽白水澄城韓城河西朝邑舊志 與 通典“同州(馮翊郡)”領縣數相差 1,且 舊志 中“夏陽”在 通典 中作“河西”。舊志“同州”州序詳叙武德元年(618)至乾元三年(760)間沿革:武德元年,改爲同州,領馮翊、下邽、蒲城、朝邑、澄城、白水、郃陽、韓城八縣。垂拱元年,割下邽屬華州。開元四年,割蒲城縣屬京兆府。天寶元年,改同州爲馮翊郡。乾元元年,復爲同州。乾元三年,以蒲州爲河中府;
13、割朝邑縣入河中府,改河西縣爲夏陽縣,又屬河中府。却對乾元三年後的沿革一字不提,讓人對河西何以改名夏陽、夏陽隸河中府之後爲何復出現在“同州”下産生疑問。新志“同州馮翊郡夏陽”云“本河西,武德三年析郃陽置,乾元三年更河西曰夏陽,隸河中,後復來屬”,提示夏陽後來又歸屬同州,但不確定具體時間。事實上,夏陽改名與改屬應和朝邑縣聯繫起來考慮。舊志“河中府河西”云:“舊朝邑縣,屬同州乾元元年 ,置河中府,割朝邑來屬,改爲河西縣。”上引材料説明同州河西縣改名夏陽縣,是因爲朝邑改名河西後,原河西縣爲避免重名而改名。割屬河中府的朝邑縣,至大曆五年(770)還隸同州 。舊志“同州”領縣不列“朝邑”,至少説明 舊志
14、對大曆五年以後的政區沿革部分失載。至於“朝邑”失載的原因則略複雜。舊唐書 卷三八 地理志一,第 1398 頁。舊唐書 卷三八 地理志一,第 1400 頁。新唐書 卷三七 地理志一,中華書局,1975 年,第 965 頁。“乾元元年”有誤,當爲“乾元三年”。見郭聲波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 57、154 頁。舊唐書 卷三九 地理志二,第 1470 頁。新唐書 卷三七 地理志一,第 965 頁。參郭聲波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第 56 頁。61舊唐書地理志 的斷限與史源兼論構成材料與纂修過程舊志 記河中府“元和領縣十一”,雖與 元和志 記“管縣八”數目有異 ,但
15、 舊志 與 元和志 開列縣目中均有“河西”,可知至遲元和年間“河西”確已屬河中府。新志“河中府河東郡河西”記載事件來龍去脉:“乾元三年更同州之朝邑曰河西,來屬。大曆五年復還同州。析朝邑、河東别置。”夏陽或是與朝邑一併還隸同州 。舊志“同州”有“夏陽”而無“朝邑”,表明 舊志 修撰者大概並不清楚朝邑縣與新河西縣的沿革關係,誤將兩地認爲一處,以致在“同州”下脱漏已經還隸的朝邑縣。經以上 舊志與 通典中“同州(馮翊郡)”的對比可見,通典記載“河西”“朝邑”乃乾元三年改名前的建置,而 舊志 記載“夏陽”已是乾元三年所改之名。根據 舊志“同州”的建置,舊志 斷限當在乾元三年以後。通觀整部 舊志,絶大部分
16、天寶元年前所置州的州序都記載了天寶元年改州爲郡、乾元年間又改郡爲州的史事。這是政區斷限在乾元後的明證,也説明 舊志 記載用“州”而不用“郡”是因爲據乾元以後的版籍,而絶非如前人所説是因爲唐代用“州”的時間長於“郡”。(二)舊志 與 新志 的比較以“關内道”爲例此處所用“貞觀十道”之“關内道”的概念。舊唐書 卷三八 地理志一 與 新唐書卷三七 地理志一“關内道”各州的對應關係如下:表 3舊志京兆府華州同州坊州丹州鳳翔府邠州涇州隴州寧州原州慶州鄜州延州綏州新志京兆府華州同州坊州丹州鳳翔府邠州涇州隴州寧州原州慶州鄜州延州綏州舊志銀州夏州靈州鹽州豐州會州宥州勝州麟州新志銀州夏州靈州鹽州豐州會州宥州勝州
17、麟州威州渭州武州雄州警州商州 舊唐書 卷三九 地理志二,第 1470 頁。元和郡縣圖志 卷一二 河東道一,中華書局,1983 年,第 325 頁。新唐書 卷三九 地理志三,第 1000 頁。唐會要 卷七 州縣改置上 記載“河西縣,乾元三年三月二十日,割同州朝邑置河西縣焉,仍改同州河西縣爲夏陽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489 頁),與 元和郡縣圖志 卷一二 河東道一 記載河西縣“本朝邑縣東地,乾元三年因置河中府,割朝邑縣置”(第 326 頁),在記事上均竄亂了乾元三年朝邑改隸河中府與大曆五年朝邑還隸同州時析原朝邑縣東部分地仍置河西縣兩事。參郭聲波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第 57
18、 頁。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62新志 比 舊志 多了威州、渭州、武州、雄州、警州、商州 6 州。這六州中,“商州”在 舊志 中屬於山南道,新志 列入關内道當是後來政區調整的緣故 。舊志 不載“威州”有其特殊原因。新志 記載,威州“本安樂州。至德後没吐蕃。大中三年收復,更名”。蓋因其至德後被吐蕃侵占,直到大中三年(849)纔收復,所以 舊志 未予記載。其他四州,“渭州”置於元和四年(809),“武州”置於大中五年,“雄州”置於中和元年(881),“警州”置於景福元年(892),設置年代均在元和以後。於是便可發現,新志 中元和後關内道新置州在 舊志 中都没有記録。新志“渭州”州
19、序云:“凡乾元後所置州,皆無郡名。”這條材料提示了乾元前後所置州的差異。今采用有無郡名這一標準,取 新志 與 舊志 中無郡名的州對應列於下:表 4新志舊志設置年代 材料來源渭州元和四年(809)新唐書 卷三七 地理志一“渭州”武州大中五年(851)新唐書 卷三七 地理志一“武州”雄州中和元年(881)新唐書 卷三七 地理志一“雄州”警州景福元年(892)新唐書 卷三七 地理志一“警州”宿州宿州元和四年(809)新唐書 卷三八 地理志二“宿州”;舊唐書 卷三八 地理志一“宿州”憲州憲州龍紀元年(889)新唐書 卷三九 地理志三“憲州”;舊唐書 卷三九 地理志二“憲州”孟州孟州會昌三年(843)新
20、唐書 卷三九 地理志三“孟州”;舊唐書 卷三八 地理志一“孟州”澶州澶州大曆七年(772)新唐書 卷三九 地理志三“澶州”;舊唐書 卷三九 地理志二“澶州”商州隸屬關係的變化,參葛洲子 山南:中古時期王朝版圖的重要拼圖,社會科學戰綫 2019 年第 11 期,第 151165 頁。新唐書 卷三七 地理志一,第 972 頁。新唐書 卷三七 地理志一“渭州”“武州”“雄州”“警州”各條,第 968969、972973 頁。新唐書 卷三七 地理志一,第 969 頁。設置年代指的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始置年代,對於有些州而言是乾元後復置的年代。如渭州,廣德元年陷於吐蕃,元和四年於平涼縣置行渭州;澶州,武德
21、四年置,貞觀元年(627)廢,大曆七年復置;景州,武德四年初置觀州,貞觀十七年廢,貞元三年置景州;池州,武德四年置,貞觀元年廢,永泰元年復置。63舊唐書地理志 的斷限與史源兼論構成材料與纂修過程(續表)新志舊志設置年代材料來源惠州永泰元年(765)新唐書 卷三九 地理志三“惠州”景州景州貞元三年(787)新唐書 卷三九 地理志三“景州”;舊唐書 卷三九 地理志二“景州”涿州涿州大曆四年(769)新唐書 卷三九 地理志三“涿州”;舊唐書 卷三九 地理志二“涿州”池州池州永泰元年(765)新唐書 卷四一 地理志五“池州”;舊唐書 卷四 地理志三“池州”信州信州乾元元年(758)新唐書 卷四一 地理
22、志五“信州”;舊唐書 卷四 地理志三“信州”乾州大曆三年(768)新唐書 卷四二 地理志六“乾州”昌州乾元二年(759)新唐書 卷四二 地理志六“昌州”對比發現,舊志 中乾元後新置州的記載是不完整的。舊志 對置於龍紀元年(889)的憲州都予以記載,而缺載乾元二年所置的昌州,這説明 舊志 乾元以後的記載已經幾無體例可言了。且 舊志 全盤記載了各統縣政區在乾元元年改郡爲州 ,不少州序記沿革止於此次事件,但事實上這些州後來還有變化,對比 新志 即可知。這説明 舊志 記載政區沿革的體例完整性只能保持到乾元年間。再結合 舊志 所記建制爲乾元三年“同州”與不記置於乾元二年的“昌州”,可以判定舊志 的斷限大
23、體就是在乾元年間(758760)。不少州縣之所以出現乾元後的沿革記載,當是後來續修者以乾元時修成的書稿爲框架,將此後有關各州、縣沿革的材料“隨事記列”填充於各州、縣下的緣故 。陳凱雖已意識到當時修 舊志 時有一藍本,同時又存有不少唐代遺留的材料,修撰者 詔書實際上於至德二載十二月十五日發布,只是當時朝野動蕩,政令下達不暢,遂致皆書爲乾元元年。舊志 中改郡爲州時間最晚的“棣州”,在上元元年(760)完成改名(舊唐書 卷三八 地理志一,第 1455 頁)。元和志 寰宇記 均作“乾元元年”,疑“上元”爲“乾元”之誤(參郭聲波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第 272 頁)。即便確如今本 舊志 所見爲“上元
24、元年”,其年與乾元三年也前後緊接。郭聲波在 2012 年出版的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 緒言中,已提出 舊志 的行政區劃斷限當以乾元初年爲準。惜本文初稿撰寫時其書尚未梓行,故未引其判斷。今承郭先生指出,特此致謝!以關内道爲例,原州蕭關縣記載“大中五年,置武州”(舊唐書 卷三八 地理志一,第 1407 頁),却無法另開州目,只將此事記在蕭關縣下。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64便於藍本中補入後續的沿革資料,遂成今日所見斷限不清的現象,但仍堅持 舊志 記載的疆域政區大體是以天寶十一載爲準,殊爲遺憾。二、舊志 的史源若單憑政區置廢來確定 舊志 的斷限,就需要對每一條政區沿革的資料詳作考
25、辨。這項工作顯然不可能在一篇文章的篇幅中展開。從按此路徑進行研究的結論紛呈來看,各家都能在 舊志 記載的政區沿革中尋得各自斷限見解的依據,説明循着這一思路再作全面整理也未必能得出定論。因此,要徹底解決 舊志 斷限的問題,就不得不跳出單憑政區沿革來斷限的窠臼,需要尋出 舊志 所據的唐代版籍。目前學界對 舊志 的史源存在疑問,導致 舊志 所依藍本無法明確。這成爲前人無法準確根據 舊志 形成過程來斷限的關鍵所在。要之,欲從整體上理清 舊志 的斷限,勢必要找出 舊志 的史源。一種觀點認爲 舊志 來源於國史。黄永年認爲 舊唐書 史料主要來源於實録和國史,而國史是包括志的 ;謝保成更直接指出:舊志“最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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