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佃关系、土地清查与减租动员——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减租运动.pdf

新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租佃关系、土地清查与减租动员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减租运动冯峰孙璐摘要：陇东分区根据土地租佃关系大致分为两种地区：一是完成土地革命的地区，二是未完成土地革命的地区。前者由于经过了土地革命，租佃关系并非主要矛盾，其土地政策主要表现为土地清查与登记。而后者由于租佃关系相对紧张,在建立政权后，分区在这里推行减租运动。但是，最初只是通过“行政命令”开展减租，没能打破乡村地主与佃户的恩一从关系，所以成效不佳。从1943年开始，分区调整策略，通过“群众动员”方式，逐步将减租运动推行到乡村中去，才根本改变了乡村的阶级关系。随着国共两党走向内战，陇东开展对地主的“减租清算”，将减租运动进一步“激进化”，开始了向“土改”过渡。关键词：租佃关系；土地清查；减租动员；减租清算D0I:10.16623/ki.36-1341/c.2023.04.004作者简介：冯峰，男，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璐，女，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 0 2 2级硕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 1 0 0 6 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研究（1 9 3 5 一1 9 4 8）”(21BDJ087)“减租减息”政策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获得农民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相比土地革命路线和“土改”的研究成果,国内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的研究,则相对有所欠缺。一些研究将“减租”与“减息”两种不同的政策放在一起论述,而忽略了地租与高利贷在乡村经济中的重要区别。还有一些研究集中于“减租”政策，但是将整个“根据地”作为研究“单位”（如陕甘宁边区），而对根据地内部复杂的土地占有状况缺乏进一步的分析（如已完成土地革李金是一个例外，他关注了华北乡村的借贷问题，见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一一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关系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 0 0 0 年版。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政策，见黄正林：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一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 0 1 0 年第2 期；陈舜卿：试论陕甘宁边区的减租减息，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 9 8 2 年第4 期；李建国：陕甘宁边区已土改地区减租减息工作问题探析，延安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 0 1 6 年第3 期；林淼：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研究，延安大学2 0 1 1 年硕士学位论文。56租佃关系、土地清查与减租动员一一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减租运动命、未完成土地革命地区经济背景的不同）,对根据地内不同地区在推行减租运动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减租政策的复杂性,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讨论陇东分区的减租运动。陇东分区的减租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具有一些特殊性。首先,陇东分区分为两种地区：一是完成土地革命的地区,如华池、曲子、环县；二是未完成土地革命的地区,如庆阳、镇原、合水。两种地区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并不相同。第二,减租并非总是地方政权的首要任务。由于不同时期政权建设的重点有所转移，因此陇东的减租运动经历了低谷与高潮的交替,对减租运动这种曲折过程的揭示,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减租运动的复杂性。第三,陇东分区与国统区接壤，与国民党政权的竞争，使减租运动具备了比其他区域（如延属分区）更多的不确定因素。这些决定着陇东减租运动的基本图景。一、陇东租佃关系的基本特点陇东分区的土地租佃关系究竟如何？如上文所述，陇东分区的华池、曲子、环县完成了土地革命,租佃关系相对简单,尤其表现为地主并非出租土地的主要阶级。如曲子县马岭区6 个乡出租土地的6 5 户中，贫农5 2 户，土豪1 户，富农1 户，中农6 户，天主堂及学校各1 户,其他3户；承租的7 2 户中，富农1 户，中农8 户，贫农6 3 户。出租和租人土地的来自乡村各个阶级,几乎没有地主。在未完成土地革命的庆阳、镇原、合水三县，租佃关系的矛盾相对突出。如表1：表1 庆阳、镇原、合水三县土地租佃关系表县名庆阳占比数地主户数占比佃农户数占比地主土地占比佃户土地占比资料来源：本表根据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的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4 0 页）的统计数字制成。镇原4.6%9.9%24.8%28%29.3%24.5%31.2%合水11.8%30%澳州学者纪保宁的研究是一个例外，她将陕甘宁边区分为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的两种类型。Pauline BKeating,Two Revolu-tions,V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1934-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陇东分区减租运动的一个综述，见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内部发行，1 9 9 2 年版，第1545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8 0 页。57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庆阳地主与农人口之比大致是1：5，即1 户地主剥削5 户佃农。镇原、合水大致是1:3。庆阳的租佃关系在陇东分区最为紧张。刘覆初甚至认为，庆阳县9 0%的土地都集中于地主之手。但是，这个说法显然过于夸大了。其他来源的统计数字都不支持刘的判断。庆阳驿马区二乡，1 9 3 6 年全乡土地5 1 4 1 亩，6 户地主占有1 8 6 9 亩，占比3 6.3 6%；1 9 4 1 年全乡土地6 5 8 0 亩，地主1 6 3 3 亩，甚至下降到2 4.8%。驿马区四乡的1 0 户地主，拥有土地8440亩，占土地总数的3 7.9%。地主占有土地大致在3 0%至4 0%之间，土地兼并没有刘说得那么严重。镇原县的统计数字显示，占全县人口1 2.6%的地主占有2 9.3%的土地，户均土地2 0 7.8亩，而占人口2 4.3%的佃户，拥有3 1.2%的土地，户均土地7 8.8 2 亩。全县拥有1 0 0 0 亩以上的大地主6 2 户，每户平均占有土地1 3 1 9 亩，平均拥有1 8 家佃户。其中拥有土地2 0 0 0 亩以上的有9 户，占全县土地的7%。五区五乡吴、杨两家大地主，有土地7 4 0 0 亩，占全乡5 1%。镇原租佃紧张程度仅次于庆阳,但是一些地方也不乏大地主。合水县佃户占到全县人口1 8.4%，户均租人土地2 6.3 4 亩（庆阳5 1.9 2 亩，镇原7 6.7 8亩），总体低于庆阳、镇原的水平。但一些地方租关系也比较紧张。如城区六乡有2 家大地主，张浚滋有地1 4 5 5 亩，唐子光有地1 9 4 5 亩，占全乡土地3 5.2%。其中9 3.3%的土地用来出租，拥有佃户9 8 家，占全乡人口6 4.8%，明显高于全县水平。需要注意的是,以不同行政级别为“单位”得出的统计数字差异不小。以村而论，庆阳驿马区四乡五村6 3 户,其中佃农4 4 户，几乎占到7 0%。若只看五村的数字,得出的结论是租佃关系颇为紧张。但是到“乡”一级,这一数字明显下降。驿马区四乡佃户占比仅为2 8.8%，若再到“区”一级,则进一步下降,全区的佃户仅占比为1 6%。可见租佃关系突出地区的数字，一旦到高一级的行政层级就被其他数字所拉平，显得并不突出了。这提醒我们,当说租佃关系紧张时,究竟是以哪个行政级别为统计“单位”？当时,边区租佃形式主要有定租、活租、伙种、安庄稼、包山租等。“定租”规定一定数量土地,缴纳一定的收获物（一般为粮食）,无论丰歉,因此又称“死租”。“活租”由主佃双方约定好一个比例（对半或四六），到庄稼成熟时按照比例分配收获物。“伙种”指出租人除了土地之外，还需要提供畜力、肥料、种子等生产资料，根据所提供生产资料的数量，对收获物进行“分成”（对半或四六）。由于要建立主之间的信任，“伙种”更容易在亲戚、朋友、邻居之间形成。“安庄稼”要求出租人不仅提供土地，还要提供畜力、肥料、农具、饲料、种子等生产资料，并安排佃户及其家属的口粮与住房,这在缺乏大地主的陇东地区较为罕见。“包山租”指将面积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 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 0 1 6 年版，第2 3 3页。刘覆初：庆阳的“土地问题”，解放日报1 9 4 2 年5 月2 0 日，第2 版。冯治国：关于“庆阳的土地问题”商榷，解放日报1 9 4 2 年8 月7 日，第2 版。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4 1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4 0 页。陈致中：镇原县的减租交租工作，解放日报1 9 4 3 年4 月6 日，第2 版。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4 0 页。姚文：一个乡的三五减租，解放日报1 9 4 3 年1 月1 3 日，第2 版。景若：庆阳驿马区租佃问题，解放日报1 9 4 2 年8 月1 6 日，第2 版。58租佃关系、土地清查与减租动员一一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减租运动十甚至几百的一架山甚至几架山（多是无人开垦的荒地）租给承租者，这在地广人稀的陇东是较为常见的。各种租佃形式所占比例究竟如何呢？在庆、合、镇三县，定租都是最主要的租佃形式,其次为“活租”。庆、合一般是四六分（主四佃六），最高为对半分，有的分粮，有的分件（即粮草均分）。“伙种”视地主所出牲畜、种子、肥料等按成分配,最低佃六主四，一般对半分，最高佃四主六,有的分粮,有的分件。“安庄稼”则只在合水的个别地区存在，一般对半分。租额的高低与许多因素相关。最重要的因素是土地的产量，不同性质的土地产量不同,租额也就不同。贾拓夫说陕甘宁边区租额占产量之比，绥德最高，达4 0%一5 0%，关中陇东大概在10%30%，清涧、固临、延安是1 0%1 5%，安塞、保安、环县在1 0%以下。陇东最高租额不会超过产量的3 0%，低的甚至在1 0%以下，说明地租水平不算太高。除了地租额不算太高，“欠租”在陇东非常普遍。以某乡为例，张孝租李向荣山地、原地115亩，应交租8 石，1 9 4 1 年交麦6 石、秋5 斗，1 9 4 2 年交麦6 石，秋未交；李学德租李子良川地8亩、山地1 0 亩，应交租1.3 石，1 9 4 2 年交麦2 斗、秋6 斗；肖华种李子良山地、川地共5 0 亩，应交租5 石（麦八豆二），1 9 4 1 年交麦2 石、秋1 石，欠麦、豆各1 石；肖森种李向荣6 6.5 亩，地租5 石，1 9 4 1 年交麦3.4 石、秋1.6 石，1 9 4 2 年交麦、秋各2.1 石。该乡佃户大多都有欠租，除了肖森欠租较少（4 1 年交清，4 2 年欠1 6%），其余都在2 0%一4 0%之间。“欠租”究竟对佃户还是地主更有利呢？在传统农业社会，主佃双方多是乡村中的熟人，许多都是亲戚，因此欠租成为乡村“互惠”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体现在地主要尽量体谅佃户的困难,在歉收和青黄不接的时候,给佃户主动“减租”,而佃户也要尽量弥补地主对他的“关照”，提供其他形式的回报。在这种“互惠”关系下，“欠租”就成为佃户一种可靠的减轻家庭困难的保障形式。按照陇东民间惯例，一般丰年交八九成，平年交五六成，歉年交二三成，而交足份额颇为罕见。佃户的生活因“欠租”而得以缓解。不过，这种“互惠”关系在现代商业化的冲击之下，已逐渐开始解体。受到商业化的影响，地主撕下脉脉温情的面纱,抛开不可催欠的“旧俗”，以“欠租”为由想方设法收回土地。一些地主把土地典给农民，第二年通知佃户，该地已从佃户“欠租”中拨充典价由地主“赎回”了；有的农民将地“典”给了地主，而一旦向地主“赎回”时，地主就索要“欠租”，农民无力偿还，不得不“卖地”。在陇东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欠租”成为地主兼并土地的有力工具，租佃矛盾遂成为一个呕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边区的土地租佃形式，解放日报1 9 4 3 年1 月2 3 日，第4 版。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4 2 一1 4 3 页。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 编，第2 3 3 页。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 编，第1 8 8 页。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 编，第1 9 0 页。Ralph Thaxton,Tenant in Revolution,Tenacity of Traditional Morality,ModernChina,1975(3),p.323-358.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 编，第1 9 0 页。Ralph Thaxton,On Peasant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Resistance:Towards a Theory of Peasant Mobilization and Revolutionary War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odernChina,World Politics,(30)1,p.24-57.59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二、土地清查与登记一一华、曲、环的土地问题早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陇东一些地方就进行了土地革命。1 9 3 2 年7 月，陕西省委派李艮指挥陕甘游击队，在五顷原进行土地革命“试点”。但是，李艮在五顷原的“分地”,因为“对富农太好”，不能保障“红军获得土地的优先权”，而被指责犯了“右倾”错误。随着敌军的围剿，五原“分地”没来得及实行，就草草收场。1 9 3 4 年秋,刘志丹等人在南梁建立根据地政权,重启土地革命：规定没收富农的土地，地主不参加劳动不能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山地大多没有人种）；土地、青苗一起分（适应农民强烈要求分配青苗的要求）；没收地主富农多余土地、牛羊给无地少地的雇、贫和中农；根据剥削关系进行阶级划分，决定各阶级的生活资料；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这一土地革命路线，纠正了李艮的“右倾”错误，一些分配办法照顾了陕甘地方的“特殊性”。1935年1 1 月，陕甘边南区相继建立了新宁、新正、永红、赤水、淳耀5 个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土地革命。土地分配以“乡”为单位开展工作。因为地方差异,划分地主、富农的标准颇不相同：有的平地5 亩、山地1 0 亩、偏僻山地2 0 至3 0 亩以上者,即划为地主、富农；而有的地方，300亩至4 0 0 亩才被划为地主；有的以剥削量7 5%以上者为地主、富农；也有的并非以土地和剥削为标准,如左家川的左团头,因为在民团当过差,对农民心狠手辣,而被划为“富农”。一些地区出现了“过左”的倾向：一个被地主刘长毛虐待过的雇工，参加了红军，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处决了刘；刘的弟弟因为给国民党通风报信,也被杀；米拉娃的哥哥过去当地主的狗腿子，催粮要款,欺压百姓，被游击队处决。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地主、富农不得不屈服。一些人主动献出土地，另一些人则逃到了“国统区”，他们的土地、财产被政府没收。陕甘边南区的土地革命，一些中农的利益也遭受了侵犯，因此犯了明显的“左倾”错误。这时,中央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已经转变了土地政策的方向。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对富农的态度。在民族危亡之际,承认富农与其他革命阶层一样有反抗侵略的要求,改变了对富农的“剥夺”政策，只取消富农“封建剥削的部分”（如地租、高利贷），保护其合法的“土地、商业及其他财产”；富农与普通农民一样，有“平均分得土地”的权利；虽然没有选举权，不能参加红军及其武装部队，但富农可以参加“反帝拥苏”性质的群众团体（如互济会）。这种“新富农政策”很快在陕甘边得到了执行。但是由于下级政府执行时存在“偏差”，一些地区不仅归还了富农的土地，而且把地主的土地也“归还了”，从而引起贫、雇农等“基本群众”的强烈不满。关中特委不得不出面纠正这种“右倾”做法：一面派出干部到县、区、乡各级政府传达特委指示，发动党团支部和小组，召开贫民团、赤少队、乡村群众大会，恢复群众信心；一面由基本群众选举产生区、乡“分地委员会”,把富农要回的土地，还给贫、雇农,并严禁被分了土地的富农“翻案”,而未归还土地的乡村,则维持土地现状，才使革命政权重新赢得了“基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4 一6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7 9 一8 0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8 6 一9 6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6 9 一7 5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9 6 一9 7 页。60租佃关系、土地清查与减租动员一一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减租运动本群众”的支持。在国共内战的大背景下,陇东苏维埃政权的土地革命路线,经历了“左”“右”之间的摇摆，最终仍回到了依靠“基本群众”的激进路线。然而，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这种建立在乡村“两极化”之上的土地革命路线，不得不再次发生改变。1 9 3 7年9 月，庆环分区成立，辖曲子、环县、固北、定环、华池，后经合并而成曲子、环县、华池三县。虽然大都经过了土地革命，但中共政权只在县以上较为稳固,随着土地政策的转变，县以下的基层政权面临着新的挑战。一大挑战就是对待地主的态度。为了吸引愿意抗日的地主“返乡”，边区政府要求“分配给他们和公民一样多的土地和房屋”，虽然严禁地主反攻倒算，拿回被分配过的土地与财产，索取已勾销的债务，但是由于基层政权薄弱，“赤白对立”的形势一旦解除,政府对地主的压力减轻,地主就能利用“统一战线”政策之便,重塑其在乡村的权力,拿回土地与财产。地主在乡村的“关系网络”实际上未被触动。在军队、工作组撤出之后，基层干部与地方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往往成为地主利益的代言人。如环县环城区一乡地主郭文玉就受到哥老会出身的原区长张仲仁的庇护，隐瞒了数十亩土地；地主还主动收买地方干部为其效劳,如环城区长慕士学被一个姓沈的地主用一口猪所收买，帮助其隐瞒土地；地主甚至鼓动群众,换掉不满意的干部,环城区一乡一些地主买通四五十个群众,到区政府告状,把不听话的乡长换掉，以他们满意的人取而代之。在地方干部的庇护下,地主利用各种方式维护其土地利益。一些地主将自已的土地、牲口藏到亲戚、朋友、伙子（即佃户)家,以躲避土地清查；一些地主将迁往他处的群众分得的土地，收回自种。进而地主试图重建其乡村的权力。环县环城区一乡、八乡地主宣称自已是国统区马主席的人，与哥老会有联系,而使干部不敢分配其土地；还有地主造谣，群众分得土地登记后，需每月每亩交5 元钱，使群众不敢上报。更有甚者，在上级派出干部清查土地之前,地主就先开了“地主大会”，商议对策。环城区地主杨俊清、杨茂斋、郭文玉组织了一个秘密会议,还威胁群众，谁要说出去就和谁“算老账”。在地主的威逼利诱下，一些群众不敢要分配的土地,在军队、工作组离开之后,主动把土地交还地主。在地主的攻势下，“老三县”分配土地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马锡五承认环县的土地分配是陇东最差的。1 9 3 8 年环城区没收地主土地仅2 8 家，洪德区只有6、7 家，虎洞区、耿湾区只有3、4 家，而固北的毛居井区、车道坡区竟没有分配土地。一些地方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分地，却没给农民颁发任何凭证，一些地方仅分了地主的牲口、粮食，不触动土地和债务。还有一些地方宣布了分配土地却难以执行。曲子县土桥三乡由县保卫局长在乡主席团会议上宣布了分配土地,但乡政府置若罔闻,地主谷生荃仍保留着本该被分掉的2 5 顷土地。不仅如此,随着国民党政权在这一地区的“摩擦”加剧，一些地主已经不满足于收回土地、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0 1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8 5 页。如土桥王礼书收了程焕章的地。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7 6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8 5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8 4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8 4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7 6 页。61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债务，而是主动充当国民党的代理人，“或强迫人民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坏已经建立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民众团体的组织。甚至充当暗探、联络土匪、煽动部队哗变，实行测绘地图,秘密调查情况,公开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地主的反攻倒算迫使分区政府必须发起反击。1938年,分区开始以清查土地的形式，限制地主的活动。政府强调，“凡属在国内和平实现以前，曾被没收之土地、房屋、森林、农具和牲畜，其所有权，已经分配给人民者，属于人民个人”任何违规收回之部分，“应一律无代价的归还给原分得之农民”。通过土地清查与登记，大量地主隐瞒的土地浮出水面。以土地分配最差的环县为例,经过1 9 3 8 年的彻查,环城、洪德、虎洞、耿湾、车道5 个区，共没收7 2 家地主土地9 1 1 3 亩，荒山8 7 0 亩，果园2 2 亩，房子1 3 2间，窑洞3 1 5 孔。1 0 8 户群众分得了土地6 3 5 亩，房子1 7 间，窑洞2 3 孔。华池县元城区1 3 家地主隐螨的1 5 2 土地，在土地登记中全部曝光，水砭区3 6 家无地农户中的2 9 家拿回了土地。曲子县是经过土地革命的“老区”，原先登记的土地很少，但1 9 3 8 年短时间内即查出66705亩,6 0 0 余户得到了土地。土地登记加强了陇东的基层政权建设。首先，打击了地主的气焰。许多地主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华池县温台区四乡地主赵金福被查出将“分过”的1 0 1 地登记名下，而被羁押；华池柔远区、元城区的地主在“群众大会”上受到批判，土地归还群众；环县车道区吴朝栋被查有“汉奸”行为，土地被充公。其次，撤换了一批与地主勾结的地方干部。曲子县要求严厉打击“包藏地主的坏干部”“彻底审查和洗刷乡政权机关中个别不代表人民利益的坏分子”，净化基层政权。第三,进一步发动了群众。曲子县、区主要干部利用检阅自卫军和乡村庙会的时机，到群众中宣传土地政策，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土地清查运动。经过土地清查和登记,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的土地，除了从地主手中清查没收的以外，还有大量待开垦的荒地。这为政府进行土地调剂创造了条件。华池县1 9 3 9 年1 月到3 月，为54户无地农民分配了1 9 9 土地，5 月又为1 9 0 家无地农民、移难民，解决了5 8 0 土地。1938年，经过土地登记，该县总共分配土地9 4 4 2，仍留存公地8 6 0 2。到1 9 3 9 年，留存公地的5 6.4%又被分配给了无地、少地农民和移难民。而环县不算甜水区，1 9 3 8 年全县农民就分配了1 2 3 5 4 0 7 亩土地。可以说，经过土地清查与登记，曲、环、华三县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故此，当边区大力推进减租减息运动之际，三县的减租并不是激烈的主佃斗争，而是以调解协商的温和方式进行的。曲子县1 9 4 1 年和1 9 4 2 年两次参议会上规定了减租额度，要求配合征收公粮，开展减租运动。随之，各级政府利用集会、红白喜事等机会，在群众中间进行宣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0 2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0 4 一1 0 5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7 4、1 7 8、1 8 7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7 3、1 7 4、1 8 6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7 8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7 7 一1 7 8 页。环县车、毛二区就有数十里的荒地，洪、虎、耿三区也有不少荒山，大多是无主地。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8 6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7 2 一1 7 5、1 8 7 页。62租佃关系、土地清查与减租动员一一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减租运动传、动员工作。减租是以“乡”为单位开展的。八珠、马岭两区的“租佃关系调整委员会”，由乡长、自卫军连长、支部书记（或青救会主席）、佃农代表组成，兼顾主佃双方利益，调解租佃矛盾。如马岭区未按期交租的2 8 户,未交租的1 7 户,经政府调解、主佃协商,2 0 户交了租；土桥区9 8 家佃户减租7 8.1 7 石,其中一部分是住在庆阳西峰、驿马关的国统区地主6 年不敢前来收租而形成的“积欠”，正式被一笔勾销，另一部分减租受益者是租种了1 2 5 5 亩土地的4 4 户移民。在减租运动中,政府倾向于保护贫农、雇农、移难民的利益,而要求富农、中农做出一定的让步,至于国统区“不在乡地主”的地租则趁机“被废除”。这与未经过土地革命，租佃矛盾相对突出的庆、镇、合三县的减租运动，确实大有不同。三、行政减租一庆、镇、合减租第一阶段(1 9 3 7 一1 9 4 2)庆、镇、合三县从1 9 3 7 年开始，就陆续开展了减租运动。但各地提出的减租口号五花八门,有“三七”减租、“三七五”减租、“四三”减租、对半减租等。原因首先是各地租额差异颇大,很难有统一标准。其次,当时中共与国民党正进行着激烈的角逐,政权尚不稳固,许多减租口号只停留于口头宣传，很难落实。即使在少数政权稳固地区,减租的开展也断断续续。如庆阳高迎区五乡1 9 3 7 年在“救国会”领导下成立了农会，1 9 4 0 年新政权成立后农会干部转入党政工作，减租工作陷人停顿。1941年冬,重组农会，会员几乎都是贫、雇农和少数中农，借群众大会和训练自卫军，宣布了“三七”减租。迎奉联保李生元是住在庆阳市的“不在乡地主”，在农会主任张四海和自卫军排长王安邦的质问下,退了粮,还被罚荞麦三斗。一乡李秀民多装佃户1.3 石粮，经自卫军大会斗争，也退了粮。但五乡的斗争只限于“典型地主”，大多户不敢公开减租，“明减暗不减”的情况普遍存在。1940年，庆、镇、合三县正式并入陕甘宁边区。新政权成立之后，进行了陇东分区“临时参议会”选举，通过“调整租佃关系决议案”,废除1 9 3 9 年之前的“旧租”，1 9 3 9 年之后的实行“三七减租”。然而，“三七减租”的效果也不理想。虽然一些“开明地主”做了表率，但是由于政权初创,减租只在个别地区实行。镇原县三、四区基本没有减租，五区一个行政村只有三个地主减租,庆阳赤城五乡租种了1 7 9 1 亩土地的4 2 家户,没有一家减租。即使执行了减租的地方，农民权也毫无保障。1942年1 月，中共中央发布“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要求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即实行“二五减租”。在陇东地区，“二五减租”直到该年底才在“新三县”逐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7 9 1 8 3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3 8 1 3 9、1 9 7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9 0 一1 9 1 页。如分区临时参议会议长庆阳地主刘仲郁，作为地主表率，给六、七家佃户减了租。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2 9、1 3 9、150152页。冯治国：赤城五乡的租佃关系，解放日报1 9 4 3 年5 月2 9 日，第2 版；陈致中：镇原县的减租交租工作，解放日报1943年4 月6 日，第2 版。63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步开始执行。庆阳高迎、三十里铺、驿马关等区,相继恢复了农会，减租执行最好的新堡区不仅恢复了“农会”还召开了租佃会议,庆阳市则分别召开了地主、佃农会议，镇原各乡成立“减租委员会”。该年因收成不好，按照地方习俗，一些地主主动减租甚至“免租”，个别不愿减租的顽固地主，才受到“减租委员会”的制裁；合水县配合“征粮”工作，由群众选举成立“农会”，调查租佃情况。城区和六区的两家地主和8 0 余家户召开了租佃会议,换约3 3 家,退租6.5 5石。大地主唐子光在自家开了“佃户会议”,给2 0 家佃户“换了约”。1942 年减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一即“二五减租”与“三七减租”之间的冲突。陇东各地减租的标准虽然有所差异，但大都在“三七”之上，因此“三七减租”是陇东“约定俗成”的最低标准,而严格推行“二五减租”的结果,实际上是要求农民多交租,对地主有利。因此，当高迎区五乡干部领着佃户和地主算账,按“二五减租的时候，一些地主暗自高兴，佃户则纷纷埋怨吃了亏。在一些地方，地主甚至拿着边区法令，要求佃户退还之1 9 4 2 年前“多减”的部分，使租佃矛盾进一步激化。对此，合水县的补救办法是：1 9 4 3 年以前无论是“三七”还是“对半”减租的，仍按原来租额执行，而1 9 4 3 年以后按照当地习俗，按“三七”或“三七五”达成协议，不再执行“二五减租”。而在镇原三区，鉴于1 9 4 2 年的“歉收”，为了保护佃户的利益，在“二五减租”后再对半减租。边区政府很快发现了“机械”执行“二五减租”产生的问题。贾拓夫强调，各分区应该根据地方习俗，灵活变通地执行党的减租政策。如绥德分区根据收获状况，丰年减2 5%，平年减40%，歉年减5 5%，关中分区对半减，陇东分区减了3 7%，都不是照搬“二五减租”。而一些地方干部不能很好地理解边区减租条例的基本精神（如“二五减租”是丰年减2 5%，其他平年、歉年应在2 5%以下），不分区域、不论丰歉，一律要求“二五减租”，实际上是变相“加租”，挫伤了佃户的积极性,应予以纠正。1942年的减租运动虽然在乡村有所推进,但并没有真正改变乡村的权力结构,这给地主动用一切手段抵抗减租，提供了机会。减租主要对象是“定租”，而地主想方设法把“定租”改为其他租佃形式：1.改定租为活租（民间称“分种”）。“活租”按四六分成（“主四佃六”）,采取“就地分件”,地主不仅能分得粮,还能分得柴草等副产品，显然对地主更有利。2.改定租为“伙种”。如庆阳地主陈翔初给佃户贺鸿之使用牛两天、锄头一天，就说是伙种，要“四六分”。3.改包山租为亩租。如合水地主唐子光租给孟万友一架山，原租5 石，减租后为3.5 石，遂改为租地1 0 0 亩，仍收租5 石。4.提高租额。如合水二区六乡地主丑定坤将每亩租额1 斗2升,提高到1 斗4 升；庆阳市地主吴培植,将山地租额由5 升增加到8 升。5.改为交细粮。庆阳高迎五乡地主王信租给户贾涛2 0 亩地，原租额2 石，减租后为1 石5 斗，遂改为交细粮，陇东二五减租开始布置工作，解放日报1 9 4 2 年1 1 月2 5 日，第2 版。陇东减租交租普遍开始实行，解放日报1 9 4 2 年1 2 月1 6 日，第2 版。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9 1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9 9 页。镇原三区歉收，二五减租后对半交租，解放日报1 9 4 2 年1 2 月9 日，第2 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 编，第2 2 8 页。冯治国：赤城五乡的租佃关系，解放日报1 9 4 3 年5 月2 9 日，第2 版。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5 9 页。64租佃关系、土地清查与减租动员一一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减租运动等于“没减”。6.重新丈量土地。庆阳驿马关四乡地主钱若浒以丈量土地，阻止佃户减租；新堡区二乡地主刘克五在减租后,重新丈量了9 家佃户的土地,多量出土地1 1 9 亩。“减租条例”规定，在收回自种、典地、卖地等几种情况下，主方可以收回土地。这给了地主变相夺取“佃权”的机会。如庆阳1 6 家地主收回了土地,其中田耀林将佃户尚富的4 2 亩地收回,3 2 亩留下自种,1 0 亩转租给了别人。地主何孝雄将租给邱志明的地变为“典地”,邱无钱“承典”，土地遂被何收走。典、卖土地是规避减租的一个主要方法。减租条例出台前后，一时典卖成风，合水地主任之重卖了2 顷多地，李俊财卖了7 0 亩地，任成林卖了9 0 亩地，郭兴典卖了5 0 亩地，义兴典出4 5 0 亩地，程景圣典出1 5 5 亩地，曹会文典出2 顷多地。典、卖土地后,地主转而从事其他“生意”。在传统社会,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着一种“恩庇一侍从”（patronc l i e n t)关系。地域习俗约定了地主对农民负有一些基本的义务（比如提供劳动的保险、介绍外出务工的机会、生病时加以救治、节日庆典提供娱乐节目（如唱戏）、歉收时减租等），同时农民对地主也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这使地主与佃户极易达成“共谋”,应付“自上而下”的减租命令。有的佃户主动替地主隐瞒“咱没牛借牛，没钱借钱，要减租就把掌柜亏了。”一些佃户替地主辩护，“没吃的找他，他就会借，租子装不上也不说要，咱能忘掉人家的恩么？”有的地主主动拉拢户，“咱两个的话好说。粮食不足就少收些，没吃的就在我这里背点回去吃，将来有了就还，没有就算了，要减啥租呢，公家问时就说咱们减了。”这是“明减暗不减”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地主通过宣扬“旧道德”维护对佃户的支配权。在陇东流传着一种“三和论”的说法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好，即“人和”；地亩不多也不少,即“地和”；交租的升斗不大也不小（公平）,即“升斗和”。“三和”是地主鼓吹的主佃关系的理想状态，而减租运动造成的动荡，破坏了这种理想的主佃关系，从而造成了“三错”：“上级决定要减租，政府不好好办，是政府错了；不让地主多装租子,地主按原来的租额装了租子,这是地主错了；不让佃户多给租子，佃户多给了,是佃户错了。”所以减租最好“糊涂算了”。当诉诸传统的恩德伦理，仍不能阻止户减租的时候，地主就开始撕下温情的面纱，公开对佃户进行威胁，“现在减租，八路军若走了你就小心点”“你们这些穷鬼，八路军快走了，日后我要开人肉馆子。”佃户最为担心的正是，八路军一旦撤离，乡村就恢复了原来的生存状态。有佃户质疑，“谁不愿意减租呢？地是地主的,要收地怎么办？”“看上面的公事倒是对着呢，一到下面就不对了，谁知道公家人到底怎办？”行政权力的介入只是暂时改变了主形势，在主佃“恩一从”关系没有被彻底打破之前,减租在乡村很难得到实质性的推进。地主想尽一切办法,以各种借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4 4 一1 4 5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4 5 页。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5 8 页。Ralph Thaxton,Tenant in Revolution,the Tenacity of Traditional Morality,ModernChina,1975(3),p.323-358.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5 8 页。镇原减租斗争中揭露少数违法地主，解放日报1 9 4 3 年1 0 月1 8 日，2 版。陇东地委检查减租工作，解放日报，1 9 4 3 年1 1 月1 8 日，第2 版；冯治国：赤城五乡的租佃关系，解放日报1 9 4 3 年5月2 9 日，第2 版。镇原减租斗争中揭露少数违法地主，解放日报1 9 4 3 年1 0 月1 8 日，第2 版。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1 5 8 页。65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口不换约、不算账、不退约，拖延时间。庆阳市大地主李向荣借口“旧约”丢在了西峰镇，而拒绝换约;地主陈翔初、王子树不参加租佃会,坚称“退租不一定马上退”,躲避算账；田羽亭不拿出“旧账”，叫嚣“几年欠下的几年退，有啥不公？”地主在等待时机，一旦“减租”的风头过去，他们就拿出旧约、旧账，重建对佃户的权力。因此,仅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很难将“减租”真正深人到乡村。乡村干部无奈地指出，减租不彻底的原因是“佃户落后”“佃户要给人家装租子，有什么办法？”而当减租遇到阻力无法推进的时候，区乡干部也只好向上推，“看你们有办法没有”，最终搁置减租工作，“放下,看上头以后怎办”。贾拓夫指出这一时期减租的根本问题在于，各级干部只是通过“恩赐”（即单纯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减租，而没有将群众动员起来。群众中蕴藏的巨大能量，还没有成为党领导下向乡村地主权力发起进攻的有力武器。四、群众动员一一庆、镇、合减租第二阶段（1 9 4 3）“高干会议”后，西北局发布了“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标志着边区减租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指示”要求切实保障农民的“佃权”,严格收回租地的条件，严惩地主以改变租佃形式、假典假卖、转租、预租、额外需索等方式逃避减租，彻底消灭“明减暗不减”的情况。强调“不应当无区别地、机械地执行二五减租”，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减租，不能只减“定租”,各种租佃形式都要减，明确了“租种”与“伙种”的区别。最重要的是，要求转变工作方法，不能“单凭政府减租法令的公布”，而要通过成立农会、减租会、租户会、减租保地会等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全面动员区、乡、村各级群众，推动减租运动的深人开展。新政策出台后，陇东各县减租工作的开展却并不理想。庆阳于1 9 4 3 年2 月召开的乡级以上干部大会上就布置了减租任务，3 月初县级干部下乡后正式启动，但只减了2 个乡。7 月后由于工作中心转向征粮与运盐，只减了4 个乡，全年只减2 7 个乡。镇原县减租工作启动得最早，于1 9 4 2 年1 0 月就着手租佃调查，1 9 4 3 年1 月正式减租到5 月完成1 1 个乡，到1 0 月又完成1 3 个乡，配合征粮工作，到年底除与国统区交界的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