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质与罪量：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限缩适用.pdf

第44卷 第4期2023 年 8 月江西理工大学学报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44 No.4Aug.2023罪质与罪量：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限缩适用刘择1，2（1.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上海 200042；2.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上海 200042）摘要：囿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罪状含义的错误理解，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难以被人接受的裁判结果。在罪质方面，诸多案例对“处置”行为进行了超出本词语义射程范围的解释，导致本罪处罚范围的横向扩大。应当根据法秩序统一原理，首先从本罪所对应的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寻求解释依据，再根据刑法所特有的规范保护目的和保护法益对“处置”的含义进行限缩解释。在罪量方面，将本罪的基本犯理解为不需要结果即可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犯，这样有违法益保护原理，导致本罪处罚范围的纵向扩张。在累积犯立法模式的正当性视角下，可以参考走私废物罪的入罪门槛，对本罪行为入罪所需要的最小不法程度加以限制。关键词：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限缩适用；累积犯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志码：A一、问题的提出2017年7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2020年，对专门用于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行政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 固废法）进行了修订，体现了我国坚决防止固体废物破坏我国环境资源以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作为前置法规范的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 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了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来源于 固废法 第二十三条，罪状表述为“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即该罪的行为模式包含了倾倒、堆放、处置三种类型。但是在司法实践判决构成本罪的案例中，许多被告人的行为类型难以被归类为倾倒、堆放、处置中的任何一种。例如在徐某、肖某等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一案中，肖某、袁某在寻找到用于冶炼冰铜原料的货源后，联系徐某进行购买，肖某、袁某从中赚取信息费，法院判决肖某、袁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在刘付军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一案中，刘付军在无相应资质的情况下，在工厂中用进口的固体废物作为原料加工塑料颗粒，随后将加工的塑料颗粒进行销售，法院判决其行为构成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从以上两个案件的判决结果来看，被告人所实施的倒卖、加工行为均无法被评价为“倾倒”或“堆放”。法院的定罪逻辑只能是将上述行为认定为一种“处置”行为。笔者以“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刑事案由”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收稿日期：2022-05-13作者简介：刘择（1999），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刑法学研究。E-mail：注释：参见黄石市下陆区人民法院（2015）鄂下陆刑初字第00076号刑事判决书。参见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2刑初64号刑事判决书。文章编号：2095-3046（2023）04-0034-09 DOI：10.13265/ki.jxlgdxxb.2023.04.006引用格式：刘择.罪质与罪量：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限缩适用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3,44(4):34-42.第 44 卷 第4 期刘择：罪质与罪量：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限缩适用网上进行检索，共得到14份裁判文书，其中8份判决书共计12人被判决犯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见表1。从行为类型来看，这12人中有3人因加工进口的固体废物并将加工所得的产品对外销售而获刑，有7人因运输进口的固体废物而获刑，有2人因寻找货源、介绍他人购买固体废物并从中赚取信息费而获刑。由此可以发现，司法机关实际上将本罪罪状中的“处置”作为一个“口袋”，将许多行为类概括为“处置”，以论证其行为构成本罪。这样的做法显然使本罪的客观行为模式被不当扩张，存在突破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可能的原因就是，司法人员忽视了罪状中“处置”概念应有的类型化轮廓，导致本罪罪名中的“处置”概念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口袋”概念。欲使本罪的规范目的在应有的范围内得到实现，必须对“处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适当的探讨，以明确本罪的行为类型种类。表1部分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判决情况统计谢全正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案刘付军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案徐某、肖某等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案刘某1、刘某2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案陈某某、罗某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案吴某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案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黄石市下陆区人民法院广东省陆丰市人民法院广东省陆丰市人民法院广东省陆丰市人民法院（2019）鲁1522刑初66号（2019）鲁1522刑初64号（2015）鄂下陆刑初字第00076号（2015）汕陆法刑初字第54号（2015）汕陆法刑初字第80号（2014）汕陆法刑初字第248号被告人谢全正在无相应资质的情况下，在河北省大名县常马庄村、莘县古云镇陈庄村、莘县朝城镇三里营村厂房中，用进口的固体废物加工成塑料颗粒并向外销售被告人刘付军在无相应资质的情况下，在莘县妹冢镇刘庄村西头的工厂中，用进口的固体废物作原料加工塑料颗粒，然后将加工的塑料颗粒进行销售2012年11月，被告人肖某、袁某在新疆阿拉山口寻找到用于冶炼冰铜原料的货源后，由袁某联系徐某进行购买，肖某、袁某从中赚取信息费。被告人徐某购得1 050.98吨“含铜物料”，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间，全部用于磨粉后配矿对外出售被告人刘某1、刘某2在接受他人雇请，分别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以每车运费人民币6 500元的价格，各装载一车进口旧服装前往陆丰市碣石镇。次日23时许，被告人刘某1、刘某2驾驶运载旧服装的大货车被公安机关查获，当场分别从被告人刘某1、刘某2驾驶的货车上缴获进口固体废物旧服装各225捆和228捆被告人陈某某、罗某某受某某物流公司林某清的雇请驾驶重型挂车到南安市某某码头。二被告人驾车各装一车废旧服装载往陆丰市，二被告人运载的货物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当天下午到达陆丰市某某加油站内休息时被查获。当场从二辆货车上缴获进口的固体废物旧服装共计430包，重约40吨被告人吴某明受他人雇请，驾驶厢式大货车装载旧服装运到某市某某镇，约定运费人民币1 500元的价钱。当天下午，被告人吴某明驾驶大货车载该批旧服装时被查获，当场缴获国家禁止经营的进口的固体废物旧服装135捆，净重13 835公斤谢全正犯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 000元刘付军犯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 000元徐某犯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60 000元；肖某犯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40 000元；袁某犯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30 000元刘某1犯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 000元；刘某2犯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 000元陈某某犯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2 000元；罗某犯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2 000元吴某明犯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 000元案件法院案号主要事实判决结果注释：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 年 8 月李某某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案陈某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案广东省陆丰市人民法院广东省陆丰市人民法院（2014）汕陆法刑初字第192号（2014）汕陆法刑初字第124号被告人李某某受他人雇请，驾驶大货车运载进口的固体废物旧服装时被公安机关查获，当场缴获固体废物旧服装148捆被告人陈某和同案人温某等人到本市某某镇某某村附近海边旧服装堆放点各运载3包旧服装往碣石镇，当被告人陈某及同案人温某运载旧服装时被执法人员当场抓获，现场缴获固体废物旧服装6包李某某犯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 000元陈某犯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 000元表1（续）部分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判决情况统计案件法院案号主要事实判决结果此外，刑法 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即可构成本罪。即只要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实施了上述几种行为的，即便未出现相应的结果，也可以被科以刑罚。因此，在传统的犯罪分类模式上，本罪属于行为犯1，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既遂，而无需危害结果的发生”2。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加之司法解释并未对本罪基本犯的入罪门槛进行规定，这就容易导致司法机关在实际处理案件时忽略对行为不法程度的要求。例如在陈某涉嫌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一案中，被告人陈某等人运载 3包旧服装的行为就被法院认定构成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使得本罪规制的行为在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失去了应有的界限，甚至使得刑法工具主义死灰复燃。因此，有必要通过教义学研究，揭示这一类行为入刑的基本门槛，提示司法机关注意，要防止刑法成为单纯保障行政机关执法权的工具。二、本罪罪质的横向限缩：法律体系协调化视角下对行为类型的限定（一）“处置”概念的理解误区1.错误理解本罪罪名与罪状的解释位阶造成本罪中“处置”概念口袋化的重要原因，就是理论上本罪罪名中的“处置”与罪状中“处置”的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了。例如有观点认为，“行为人处置境外固体废物的方法多种多样，本条所指3种行为方式仅属概括性的列举”2。这一观点以罪名中的“处置”为核心对本罪构成要件进行解释，认为罪状中列举的三种行为模式并不是本罪的全部表现形式，依然可以将这三种行为以外的行为评价为本罪罪名中的“处置”，从而将其纳入本罪的处罚范围。然而，上述观点显然违背了刑法的基本解释原则。刑法理论一般认为，罪状是立法者用立法语言对具体的犯罪构成特征的描述，而罪名只是最高司法机关在对罪状概括的基础上得出的犯罪名称。因此，上述以罪名为核心解释罪状的观点，存在着逻辑顺序上的错误。在具体罪名罪状明确的情况下，只能优先以罪状作为解释构成要件的依据和资料。同时，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只有犯罪构成必须明确，才能使得刑法具有预测可能性，国民在面对刑法的禁止性规范时才不至于无所适从。因此，基于本罪罪状中并不含有“等”字的未尽表述，列举的行为模式具有封闭性，应当认为本罪的处罚范围只包括倾倒、堆放和处置三种行为类型，而不得以罪名中的广义上的“处置”概念为指导，对本罪的构成要件类型进行一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解释。2.错误理解本罪中“非法”的罪名表述除了对本罪罪名中“处置”概念与罪状中“处置”概念在解释位阶上存在错误理解以外，罪名中对“非法”表述的误读也导致本罪在司法实践中行为类型入罪的扩张化。在 刑法 分则中，存在大量包含“非法”用语的罪名。在解释方法上，“非法”一词的解释也应当依据具体罪名的罪状作出注释：参见广东省陆丰市人民法院（2014）汕陆法刑字第124号刑事判决书。36第 44 卷 第4 期刘择：罪质与罪量：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限缩适用不同维度的解释。对于本罪罪名中的“非法”概念，其解释路径也必须服从于罪状的表述，即表示了相关行为对国家规定的违反。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本罪中的“违反国家规定”。对此，可能存在两种理解。一是将其理解为对行为模式的修饰，即对境外固体废物的违规处置。如根据此种理解，诸多对境外固体废物进行处理的行为都可以因无法在前置法中找到依据而被解释为违规处置，这就将导致本罪行为类型的无限扩张。二是将其理解为仅仅是对行为非法性的提示，即表征“非法”要素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要件，仅仅是强调了行为所固有的非法性，只要将境外的固体废物入境堆放、倾倒、处置的，就具备了一般的违法性 3。在此种解释路径下，“处置”概念的语义就应当严格遵循前置法 固废法 的语义，对其进行严格的限缩。从本罪法定犯的性质来看，第二种解释路径毫无疑问更加符合立法原意及其规范目的。综上，司法实践对于本罪罪名中“处置”概念的不当运用及对“非法”概念的错误解读，共同导致了本罪的行为类型的无限扩张，使得本罪的适用范围呈现出“口袋化”的危险趋势。（二）从前置法中寻找罪状中“处置”概念的基本内涵通过对作为固体废物处置前置性法律的 固废法 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刑法 第三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实际上源自 固废法 第二十三条，即“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由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罪状明确“违反国家规定”是本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并且“环境刑法术语解释的从属性既是行政犯之行政从属性或犯罪从属性的具体体现，还具有周延刑事法律体系及锚定犯罪行为类型的功能”4。因此，欲对刑法所禁止的“处置”行为的内涵进行研究，首先需要从行政前置法中寻求依据，并作为对刑法相关概念解释的基础，方能使刑法与前置法的规范相协调。1.行政法对处理固体废物行为的规制体系固废法 是我国用于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专门行政法。该部法律将固体废物的处理划分为多种行为类型，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法律评价。此种前置法的规范评价结果，对于刑法中相关概念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经笔者统计，该部法律共规定了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倾倒、堆放、丢弃、遗撒、抛撒等十一种行为类型。如根据法律从不同行为类型的态度和评价以及相应产生的法律后果对以上十一种法定行为类型进行分类，则可以大致将其分为中性评价和负面评价两类。对于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这六种行为类型而言，多发生于生产环节，且在相关主体规范地实施该类型行为的情况下，一般不对环境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因此法律并未一般性对其予以禁止，只是将其纳入常规监管的范围，只有在行为人违反监管规定或造成了污染环境的后果时，才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而倾倒、堆放、丢弃、遗撒、抛撒此五项行为类型，则属于生产环节以外的后续处理环节，此类行为多直接作用于环境本身，一旦实施则会直接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被一般性地予以禁止。如 固废法 第二十条就原则性地规定，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因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即“处置”行为在 固废法 中并不当然地被赋予一种否定性的法律后果，相反，对固体废物进行“处置”属于法律在一定程度内允许的行为。2.固废法 第二十三条的规范目的固废法 第二十三条是刑法规定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前置性规定。该条规定，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即该法在对进口的固体废物处理行为的禁止性规定中，同时禁止了倾倒、堆放、处置三种行为类型。经过对 固废法 不同行为类型的规制体系分析后可以发现，倾倒、堆放属于负面评价类型的行为，其被纳入禁止处理固体废物的禁止性行为中不存在疑问。但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何 固废法 第二十三条要将属于中性评价类型的“处置”行为与倾倒、堆放行为一并纳入禁止实施的行为类型中？解答这一问题必须以 固废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对“处置”行为的解释作为基础。通过对该解释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对固体废物的处置行为不仅不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和损害，甚至可以被认注释：例如张明楷将“非法”的解释划分为对行为非法性的强调、对违反法律的表示、对违法阻却事由的提示等四种。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4-542页。37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3 年 8 月为是一种减少固体废物环境危害性的行为。即在“处置”概念中，实则含有了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处置的内涵。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的行为并不会制造或升高环境污染的风险。固废法 禁止将境外固体废物入境处置的规定也无法直接起到保护环境的效果。基于此可以推论，该法禁止对境外的固体废物入境进行处置的规范目的，并不直接包含保护环境不被破坏这一内容。因此，为正确理解 固废法 禁止境外固体废物入境“处置”这一规定的真正目的，则需要重点结合“境外”这一要件进行理解。从 固废法 的立法沿革可知，“为了限制发达国家转移污染和保护发展中国家免受污染转移之害”5，我国于1990年签署 巴塞尔公约，并以此作为我国制定 固废法 的动力和范本。基于维护我国生态安全的需要，固废法 第二十三条应运而生，旨在防止洋垃圾的入境和转移，以免对我国环境保护产生不利影响。原材料在境外被加以利用后，以固体废物的形式转运至我国境内，其有用价值已然被耗尽，而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或降低危害性的处置行为又会大量消耗和占用我国用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人力、物力等资源。并且，由于“处置并不能消除固体废物，只是改变其危害性质或将其长期隔离封存”6，因此在消耗大量无害化成本后仍然不能将固体废物彻底消除，其依然会以废物的形式存在于我国境内，长久来看也必将对我国的环境产生间接的、累积性的不利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固废法 第二十三条实则是通过禁止不同类型的行为，实现两种不同的规范目的。具体而言，禁止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转移入境倾倒、堆放的规范目的，是为了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而禁止境外的固体废物转移入境进行处置，则是为了避免和减少对资源以及环保成本的消耗，维护生态安全。（三）以法益保护原则对前置法中“处置”定义的必要限制1.刑法与行政法的整体目的与作用方式不同在法秩序统一原理的视角下，环境刑法对相关概念的理解和对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在原则上需要从属于前置法。但是，刑法相对从属性说也承认，在刑法规范与行政法规范的保护目的不同或二者惩戒的主体或方向不同的情况下，可以例外地允许刑法进行独立的违法性的判断。因此，需要在界定刑法中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的情况下，进一步对“处置”的内涵和外延加以明确。“行政法与刑法的目的不同，决定了它们达成目的的方式也有所不同。”7行政法的目标与任务是在限制行政权力的总体精神下加强国家的行政管理，并达成一定的国家目标。为了国家目标的实现，在比例原则的指导下，国家通过制定行政法规范以形成一定的管理秩序，并设定行政处罚的法律后果对此种抽象的管理秩序进行维护。而刑法作为法律后果最为严厉的部门法律，刑罚权的不当行使将会严重侵害国民最基本的生命、自由权利。因此，在现代刑法理念的指导下，法益保护原则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成为必须遵循的一根红线。这也决定了刑法不得将单纯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设定为犯罪行为。即在实践中需要法官在规范保护目的的指引下，对环境行刑责任中的行政法律效果和刑事法律效果进行规整8。从 固废法 对“处置”概念的定义可知，其概念内涵中天然地具有无害化的性质，甚至可以帮助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只有符合此种情形的处置行为才可谓是一种合法的处置。对于合法处置一般的、产生于境内的固体废物的行为而言，由于不具有法益侵害性而并不会被纳入刑事处罚的范围内。然而，我国刑法把将境外的固体废物入境处置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其逻辑前提是本罪中的“处置”是一种有害化的处置，即必然侵害了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因此，在所要讨论的司法中的构成要件解释这一问题上，应当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规范目的，也就是保护法益这一维度进行考察，明确本罪成立所需要的最小违法性。2.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观点聚讼关于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学界有人类中心注释：固废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处置，是指将固体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固体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已产生的固体废物数量、缩小固体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或者将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许多环境资源法的教科书也将本条规定归类为控制固体废物转移的法律规定。参见蔡守秋：环境资源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38第 44 卷 第4 期刘择：罪质与罪量：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限缩适用主义法益观、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和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三种。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认为，生态环境的系统本身是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无须以人类的利益作为其保护的正当性依据和介质。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以个人至上的法益一元论为基础，主张环境刑法保护的生态内容必须以侵害人类的生活利益为前提，任何不能被还原为人类的利益的生态利益或是不能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价值的生态内容都不能成为其保护对象。也就是说，“对环境的危害只有达到侵害或者威胁人的生命、身体、财产或公共安全等法益相关的程度时，才会作为犯罪处理”5。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属于介于二者之间的折中说，该说认为环境刑法对人的生命、身体、财产等个人法益以及对生态法益实施双重保护，并且“只要生态学的法益不与人类中心的法益相冲突，就必须受到刑法的保护”9。我国环境刑法的立法及司法解释明确将致人受伤、死亡或是致使公私财产遭受损失等情形作为认定是否构成“严重污染环境”这一后果的依据。基于此，人类的身体、健康以及财产法益毫无疑问是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生态环境本身具有其固有的生态层面价值，这一命题已经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可，而“作为现代法治核心目的的人，对大自然的需求已超越物质层面”10。因此，我们也必须承认生态法益的确具有刑法予以独立保护的价值和必要性。对于上述论断，立法机关的观点也予以了证实：“所谓严重污染环境，是指既包括了造成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环境事故，也包括虽未造成环境污染事故，但是已使环境受到污染或者破坏的情形。”11综上，我国的环境刑法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观。3.对 刑法 第三百三十九条第一款“处置”的限缩解释如前所述，基于对“处置”行为的概念分析，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转移入境处置，最多会造成我国环境保护资源的无益消耗和浪费，并不会直接作用于环境并造成环境污染的损害后果。因此，在规范所涵盖的因果流程中，这一行为侵害法益的具体对象是在处置境外固体废物的过程中消耗的资源和材料等环保成本，将其进一步归纳和提炼，则是一种财产权利形态。环境资源的维护和改善已然成为保护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权利的归属上，应当认为此种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财产权原则上归属于公共主体，是一种公共财产权。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为了能够证立该种行为侵害了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之一，即造成公共财产的“损失”，必须将处置境外固体废物这一行为所消耗的环保材料和资源限定为在国家范围内有限存在的、难以再生的成本和材料类型。如该种处置境外固体废物的行为仅仅消耗了一般性的、不具有稀缺性的成本耗材，则难以体现出国家财产权遭受了损失，在缺乏法益侵害性的情况下，不宜作为犯罪处理。即司法机关如若需要将某种将境外固体废物入境的处置认定为犯罪，其必须思考的问题是，待决案件中行为人实施的处置行为是否是一种有害处置？例如，在上文列举的部分实际案例中，行为人将境外固体废物转移入境，加工成具有一定利用价值的塑料颗粒，即被判决构成本罪。在此类案件的判决中，实在难以体现其处置行为的有害性。如此一来，刑法的功能和任务也就无法在具体案件中得到实现。综上，基于 固废法 中对处置的定义及该法第二十三条规范目的的阐释，结合环境刑法所特有的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应当认为，只有在处置境外固体废物的行为造成了国家有限的、稀缺的环保资源的浪费时，才能认为此种行为导致了我国公共财产的损失，即侵犯了本罪的保护法益，刑法对此行为进行处罚才具有正当性；否则，至多只能依据 固废法 或其他行政法律规范要求其承担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由此，便可以在横向上对 刑法 第三百三十九条罪状中的“处置”划定一个基本的轮廓和边界，以防止犯罪圈的不当扩大。三、本罪罪量的纵向限缩：累积犯理论对行为最小不法程度的限定理论上一般认为，在判断行政犯的刑事违法性时，需要同时具备一般违法性和可罚的违法性。通常情况下，行政犯的构成要件行为本身即是行政法规范中所禁止的行为，因此在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情况下即具备了一般的违法性。而可罚的违法性则是为了防止刑法所要惩罚的只是一个单纯的行政违法行为，因此必须体现刑法处罚的行为与行政法处罚的行为在违法性的量上存在一定的区别。因此，虽然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对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可罚违法性的量进行规定，但并非意味着一旦具有本罪罪状规定的行为外形就应当作为犯罪处理。39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3 年 8 月（一）行为犯理论违反法益保护原则在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中，罪状在列明本罪的行为模式后，通常会加入“情节”“数额”或是其他危害结果等要素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之一。即便在部分犯罪中，其罪状仅规定了行为而未规定上述结果性要件，最高司法机关也会制定相应司法解释以明确该类犯罪的追诉标准。但是，如前所述，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基本犯中不要求情节或相关的结果，相关司法解释也未对本罪的成立条件或追诉标准作进一步规定，因此本罪被学界归入了作为结果犯的相对概念的行为犯范畴。对于行为犯，学界一般认为是“侵害行为实施完毕而成立犯罪既遂状态”12。但是，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行为犯的概念应当被抛弃13，因为根据法益理论，法益具有立法批判机能。如果 刑法 将一种没有侵害法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科以刑罚，那么此种刑事立法就缺乏其应有的正当性。刑法中的所有犯罪，都必须具有法益的侵害性。所谓的行为犯概念由于难以揭示法益侵害性的内容，容易让司法机关误以为只要实施相关行为而无须判断行为的结果就可以构成犯罪，因此违反了现代刑法所应当遵循的法益保护原则。基于此，传统理论所称的行为犯概念，应当至少是一种危险犯（多数情况下是抽象危险犯）。具体到本罪，应当认为，如果仅仅实施了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尚不足以证立犯罪的，司法机关还必须证明被告人实施的行为至少对法益侵害具有抽象的危险性。（二）本罪属于累积犯模式的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犯这一概念自被提出以来，一直是刑法理论研究的热点内容。有学者指出：“抽象的危险犯 的构成要件，实际上并非统一的犯罪类型，而是具有完全不同危险性的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的集合体。”14在此基础上，有学者依据抽象危险行为中的风险创设类型，“将抽象危险犯分为：具体危险性犯、累积犯和预备犯”15。预备犯主要指为本人或第三人进一步实施侵害法益行为创造条件的行为。而具体危险性犯的行为本身具备侵害法益的危险，其最终不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仅仅是因为法益偶然地没有处于行为的作用对象中。对于累积犯这一类型，一般认为各国刑法中规定的环境犯罪是其典型代表。生态系统具有复杂性特征，因此某一特定的行为对生态内容所造成的侵害具有不可预测性和难以观测性。不可预测性旨在说明行为与环境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而难以观测性则更多表现为在多数的情况下，一人的环境污染行为基本上难以对生态环境造成可观测的损害（可能甚至连危险都谈不上），但是如果不对此种行为加以提前预防，多人、多次实施类似行为的共同累积则会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甚至造成重大环境事故。也就是说，此种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或威胁并不存在于个别行为之内，而是蕴含于所有个别行为的总和之中”14。可以看出，累积犯与具体危险性犯的区别就在于，单独的累积犯行为本身对法益通常不具有已经外部化的危险，只是基于其累积效应才产生了对法益的拟制的危险；而具体危险性犯的行为本身即具有法益被侵害的危险，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此种危险并不会实际发生。对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基本犯的立法模式而言，其罪状并未明示单个行为必须造成一定的现实危害结果才构成犯罪，并且由于生态法益侵害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单独的倾倒、堆放和处置境外固体废物的行为本身难以体现出具有侵害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危险，而是基于其多次累积效应的考虑而拟制的抽象危险，即不断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转移入境倾倒、堆放、处置的情形毫无疑问会严重破坏我国的生态环境或严重消耗我国治理环境所需的资源成本。因此，在抽象危险犯内部的分类模式上，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可以被划入累积犯的范畴。但是，由于此类行为对结果所具有的抽象危险毕竟是一种经由立法者依据经验而拟制出来的危险，并且这一拟制是从刑法中抽象危险犯（在这里指累积犯）的功能性视角看待问题所得出的结论。这一命题的背后逻辑是，因为反复多次实施单个污染环境的行为的累积效应可能对生态环境注释：例如 刑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在基本犯的罪状中并没有情节等要素的规定，但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依然对构成犯罪所需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最低数量进行了规定。虽然刑法学界对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存在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说争议，但是均不影响生态环境是行为直接侵害的客体这一基本共识。40第 44 卷 第4 期刘择：罪质与罪量：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限缩适用造成严重损害，所以基于积极的一般预防的需要，应当对单个行为进行刑法规制。需要指出的是，刑法规范的功能性并不能直接证立刑事立法的正当性，其至多是成为立法正当性的条件之一。也就是说，虽然累积犯模式的立法可以在功能上起到保护法益和一般预防的功能，但是由于其在保护公民自由和打击犯罪之间过多地倾向于后者，极有可能超过了刑法可以干预的界限而进入公民的私人领域。因此，累积犯立法模式的正当性和公民自由限度维护是环境刑法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课题。（三）抽象危险犯立法正当性的内在要求对于累积犯立法的正当性，德国学者提出，只有同时满足“累积效应具有现实性”和“单个累积行为必须具有最小自重”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刑罚的介入才是正当的15。所谓累积行为具有现实性，指单个行为会发生累积这一预测是现实存在的，而不是仅存在于理论上的假想。对于一些经过累积也会造成环境损害的单个行为，如果其累积效应仅仅是一种理论推测而不是现实发生的，那么立法者意图通过刑罚手段进行特殊的一般预防的必要性也不具备，也就欠缺了处罚这一单个行为的立法正当性。这一标准是在“质”的方面对行为的处罚进行一定的限制。对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而言，非法倾倒、堆放或处置固体废物的行为多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利益的驱动，并且固体废物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境转移已经成为一种日益泛滥的现象。在具备利益驱动性的情况下，单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的行为的累积性则具备了现实性，而不仅仅是一种假想出来的累积。在一般预防的刑事政策下，通过刑法手段对每一单个行为的规制也具备了正当性。值得讨论的是第二个标准，即单个累积行为必须具有最小自重，即刑法并不处罚微不足道的行为。这一标准的提出就是为了在行为不法的“量”上对刑罚介入进行限制。其理论依据在于，基于责任原则这一刑法基本原则，每个人仅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如果一人的污染环境行为过于轻微，即便同类型的行为经过累积会产生可视的后果，该行为人的行为也难谓对该累积的后果进行了加功，即与危害后果不具备刑法上的因果关联性，从而也就自然欠缺了处罚的正当性。正如前所述，本罪的罪状表述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对本罪规制行为的“量”进行规定。但是绝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在形式上符合本罪罪状描述的行为都可以被科以刑罚。因此，本罪的罪状设置在立法技术上可谓有所欠缺。但是既然立法已然生效成为刑事实定法的组成部分，那么公民就具有遵守与服从的义务。立法技术的不足只能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克服和解决。在此立场上，解释者应当做的是通过教义学的方法，为保障公民行动自由寻求应有的界限。针对本罪入罪门槛的立法不足，有学者指出，刑法 第三百三十九条第二款的结果加重情节是重大污染事故，为使前后相承，衔接一致，第一款的规定中应有一般或较大污染事故16。此种解决方案固然使得本罪的两档量刑幅度做到了基本的衔接，也考虑到了“有行为即入罪”标准的不足。但是，“一般或较大的污染事故”已然是一种独立于行为本身而存在的危害后果，此种解释论方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是以立法者的视角增设了构成要件，导致本罪的立法模式从抽象危险犯转变成了实害犯。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方案并不可取。更加合适的方法只能是从行为的危险性这一角度，从行为不法的层面对入罪门槛加以限制。对于涉及境外固体废物的刑法规制而言，我国 刑法 分则第三章第二节“走私罪”中设置了走私废物罪，对逃避海关监管将境外固体废物、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运输进境的行为予以刑法规制。根据国家规定，我国禁止一切固体废物的进口，因此可以认为，与非法处置境外的固体废物罪相同的是，走私废物罪也是出于洋垃圾入境会破坏我国环境资源这一考量，将转移境外固体废物转移入境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只不过两罪名重点规制的行为分别属于转移入境行为和入境后的进一步处置等行为。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参照走私废物罪的量刑标准，将境外的固体废物依据其危险性的不同分为危险固体废物、非危险固体废物和可以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倾倒、堆放、处置三种境外固体废物分别达1吨、5吨、20吨的，可以按照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另外，司法机关还可以依据倾倒、堆放的场所是否为保护区，处置所消耗的资源的稀缺程度等因素，对行为危险性的判断进行一定的调整，以满足刑法中量刑平衡的需求。41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3 年 8 月四、余论传统行为犯理论指导下的立法模式的不完善与本罪罪名中“处置”含义的模糊化共同导致了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出现了不断扩大化的倾向。加之我国2020年出台的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 明确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因此，本罪罪名中的“进口的”一词已不符合我国关于规制境外固体废物的法律体系的现实评价情况。因此，在立法论的层面上，承担罪名拟定职能的最高司法机关应当适时修改本罪的罪名，例如将其修改为“非法处理境外的固体废物罪”，并应当在环境犯罪相关司法解释中增加本罪入罪门槛的相关规定。从以上两条路径出发，方能让刑法更好地参与到环境犯罪的治理中去，维护我国生态安全，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参考文献：1 高铭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63.2 王秀梅.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82.3 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60.4 庄乾龙.环境刑法定性之行政从属性兼评 两高关于污染环境犯罪解释 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4):53-60.5 刘艳红.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早期化之反对J.政治与法律,2015(7):2-13.6 蔡守秋.环境资源法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33.7 章剑生.违反行政法义务的责任:在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基于 行政处罚法 第7条第2款之规定而展开的分析J.行政法学研究,2011(2):10-24.8 李晓霞.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行刑责任冲突的排除：立场、标准与规则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1,42(6):32-40.9 张明楷.污染环境罪的争议问题J.法学评论,2018,36(2):1-19.10 焦艳鹏.生态文明保障的刑法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7(11):75-98,205.11 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589.12 刘宪权.刑法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74.13 付立庆.行为犯概念否定论J.政法论坛,2013,31(6):107-116.14 李婕.限缩抑或分化:准抽象危险犯的构造与范围J.法学评论,2017,35(3):36-45.15 李凯.抽象危险犯正当性问题研究以德国法为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152.16 徐丰果.与废物有关的犯罪之构成分析及立法建议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40-45.（责任编辑：沈薇）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