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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北宋仁宗年间宋夏陕西之战的几个问题
所谓北宋仁宗年间的宋夏陕西之战，指的是公元1040年(宋康定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月的三川口(今陕西安塞县东，即延、宜川、洛川三条河流汇合处)之战，114 年(宋庆历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2月的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北)之战，和2年(宋庆历二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闰9月的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县西北)之战。三次战争均以宋朝的惨败而告终。
关于宋夏陕西之战的经过，吴天墀先生《西夏史稿》以及有关专著，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本文仅就这次战争的起因，夏胜宋败的原因，西夏为什么不乘胜进兵关中，却热衷于纳款求和，以及这次战争的后果和影响诸问题，作一粗略论述。蔡荚彪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六册《西夏专章》在分析宋夏陕西之战的起因时说：新建的夏国，处在宋、辽两大王朝之间，这又不能不和宋，辽发生冲突。这种分．析过于简略，我们无法从中看出这次战争的必然性。实际上，元昊之所以发动对宋战争，并非偶然，而是既有内因。又有外因。
从西夏方面去看，有以下四点：首先，由于党项贵族的贪欲所引起。元昊立国前后，随着党项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新兴的农牧地主阶级为了满足他们对财富日益增长的贪欲，扩大其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需要发动一场旨在掠夺扩张的战争，这从元昊劝其父德明勿事中朝，背宋自立的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所得俸赐，只以自归，部落实繁；穷困颇甚，苟兹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习练千戈，杜绝朝贡，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俱丰，于我何恤。真是一针见血地遭出了他发动这场战争的经济原因。
第二，在搿国中数有叛者的情况下，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消灭异己，提高国威，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用武力迫使宋朝承认，也需要同宋决一雌雄。至于宋仁宗对待元昊的错误做法，则直接加深了宋夏关系的紧张和恶化。公元1038年(宋宝元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月，元昊正式称帝建国，第二年正月，向宋一k了一道表章，请求宋仁宗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以便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割据一方，称臣纳贡。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方之患。但仁宗不但不予承认，相反却采取了粗暴敌视的态度，诏削夺官爵、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这种做法，不但无补于解决日益紧张的宋夏关系，反而激化了民族矛盾，成为元昊发动战争的借口和导火线。
具备了发动战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西夏自德明以簌社套鍪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农业，出现了塞垣窆下，螽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的丰盛景象。另方蘸西童通过同宋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从德明纳款后，杀便藉汉之人，入京师贾贩，憧憧道路，百货所归，获中国糯宋朝)之利，充于窟穴，贼因其事力，乃兴兵作乱。范仲港的这袅话说明了德明以来通过贸易所积聚的财物，为元昊发葫躐争傲好了物质上的准备。
端四张元、吴昊的图谋和策动，对于这次战争的爆发起了魔王添油韵作用。张元、吴昊，陕西华阴县人，举人出身，因躺进士不中，为县令所笞，不为宋朝所重用，于是怀砉瓣·颟忿，投奔西夏，成为元昊对宋战争的阴谋策动者：譬(张元、吴昊)以刘元海、苻坚、元魏故事，日夜游说建吴，使其侵取汉地，而以汉人守之。在张、吴的策动下，米夏交兵连年不断。朝廷困西兵十二年，皆二人之办臻二双宋朝方面的情况去看，宋自真宗之后，积贫积弱之势即已形成，到了仁宗、英宗之际，更是因循姑息，群盗蜂起?，内外交困，国防空虚。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表面看去，宋朝是个庞然大物，实际上外强中干，不堪一击。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论国力，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西夏为小国寡民；论兵力，宋仁宗时有军队125万，而西夏仅有10余万。无论从版图、人力、物力以及军队数量看，宋朝都占有压倒的优势。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夏胜宋败，这是什么原因呢?
元昊在发动这场战争时，西夏刚刚建国，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统治者充满着革新和务实精神。他们更祖宗之成规，藐中朝之建制，根据本国国情，参照宋朝及吐蕃的制度，立官制，定军制，设立蕃学，建立蕃学院和汉学院，整理和颁行西夏文字。在这些改革中，尤其是在军事上实行诸如扩大军队来源、(除了由党项人组成的军队外，还增加了由汉人组成的撞令郎)，增加兵种(计有擒生军、卫戌军、侍卫军、铁鹞军等)，在全国设立十二监军司，健全军队指挥机构等措施，从而加强了西夏军队的实力和素质，并集军权于中央，较好地发挥了自上而下的指挥功能，少长服习，盖如臂之使指，使西夏在军事上拥有明显的优势。
宋朝则与此相反。中夏之弱，自古未有，举国上下，从情玩习面多务因循，天下空虚，全无武备，......国家纲纪隳颓，政令宽弛，赏罚不立，善恶不分，体弱势危，可忧可惧一如果单纯丛军事的角度去看，宋朝军队的数量虽多，但在质量上不如西夏，明显处于劣势。宋臣丁度在对比朱夏军队的质量时指出：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不如也。隘险倾侧，且驰且射，中国之技不如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不如也。这种三不如的结论，尽管很不全面，但仍不失为平允和中肯的。
战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是西夏赢得陕西之战胜利的有力保证。元昊在战前所做主要准备工作有以下六个方面：
彻底摧毁河西地区的割据势力，以便全力同宋对垒。当时河西的敦煌、安西、酒泉一带，为回鹘所盘据。公元1034年(宋景裙元年，夏广运二年)，元昊出兵击败回鹘，遂取瓜、沙、肃三州，完成了河西的统一。这对于进一步同宋决一雌雄，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此用兵中原无后顾忧矣。
在这同时，为了防止割据于今青海东部甘肃南部的吐蓉瞻厮哕制其后，便出兵攻打兰州诸羌，向南攻占马衔山等地，筑城留兵镇守，以便(断)绝吐蕃与中国相通之路◇。于宋夏沿边山险之地，大修堡寨，欲以收集老幼，并驱壮健，为入寇之谋。
派遣使者深入宋地，名义上是到山西五台山供佛，实际是欲窥河东道路，即打探由宋河东路入侵的路线．
为了孤立宋朝，争取宋境内的党项羌背宋助。己，里应外合，暗中进行策反工作。初，元昊反，阴诱属羌为助，而环庆酋长六百余人，终为乡导。这说明元昊的策反在一些地区获得了成功。
及时召开党项部落酋长会议，讨论入寇宋朝方略，同他们歃缸盟誓，(相)约先攻部延，欲自德靖、塞门寨、赤城路三遒并入。对于那些持反对态度者严惩不贷，诸酋有谏者辄杀之。
以上是元昊在陕西之战以漪听敌的准备工作，这同宋朝处于我无边备的被动挨打状态，恰好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元昊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宋方的种种失误，则是西夏获得陕西之战胜利的最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
西夏方面指导这场战争的最高统帅是甄陛雄毅，多大略的景宗元昊，他自幼熟读兵书，心娴韬略，年轻时即带兵打仗，殳期的战争环境将他锻炼成为西夏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指挥者。他有一套适合西夏国情克敌制胜的用兵之法。宋人将它概括为包藏变谲，图全择利，先谍而后战，啬财用，爱惜人命。他的这一套完全为此后的西夏统兵者所遵循。砸大抵夏人用兵，皆本元昊之法。
元昊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首先表现在同宋对垒的总的战略方针上。欧阳修云：元昊假借名号以威其众，先击寨堡之易取者一二，然后训养精锐，为长久之谋，故其来也，虽胜而不前，不败而自退，所以诱吾而劳之也。或声言击吾东而击西，或声青击吾西而击东，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备多而不得减息电。吾欲速战，彼则持重以养锐，坐以待战，菠别致避而不来，直待中国已困，民力已疲，又或中有水早之灾，调敛不胜，盗贼四起，彼乃奋其全力尽锐深入，观其始告称帝迄上熳书，逾年不出，一出则锋不可当，执劫蕃官，擒获将帅；多礼不杀，此其阴谋所蓄，岂伊朝夕之故哉!可见，元昊对宋战争确有一套灵活多变和比较完整的方略。
其次，突出地表现在对陕西之战的正确指导上。根据宋人的记载，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日时出偏师，先发制人。元昊根据当时宋朝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的西北边防线长的特点，时．出偏师以困扰之，迫使宋朝分兵处处设防，防不胜防。司马光
把元昊的这种战术叫做先发制人之术，并认定这种战术是从周世宗那里学来的。在司马光看来，元昊所以常常获胜，就是因为他用该战术使宋由逸变劳，西夏则化劳为逸，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夫兵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贼常得志二日举动有次，先易后难。如金明寨离西夏最近，其守将李士彬骄傲轻敌，故用诈降之计，里应外合以取之。接着，见丰州(今内蒙古河套东部)形势孤立，援兵难集，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出兵攻取。后来又发觉泾原路将帅庸懦无能，于是亲率大军深入宋地，接连获胜。正如集贤校理余靖所指出的：臣观贼吴虽日小羌，其实黠虏。其所举动，咸有次序。必先剪我枝附，坏我藩篱，先攻易取之地，以成常胜之势......此乃贼知先后之计也。
三日择有利地形以深入．据畦地以诱宋师。元昊三次亲率大兵深入宋地，一不从秦风路，二不从环庆路，三不从郎延路，唯独选择泾原路，这是什么原因呢?除了泾原守将比较庸懦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这儿的地形对西夏骑兵有利。鄢延、环庆路，其地皆险固而易以守，唯泾原自汉唐以来为冲要之地。自镇戎军至渭州沿泾河大川直抵泾、郐，略无险阻，虽有城寨据平地，贼径交属，难以捍防。且当地要冲，一经突入，影响很大。选择这样的有利地形，其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在选择有利地形深入宋地之后，再择胜地设伏以诱宋军，则是决定陕西之战命运的关键。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夕三败之由，皆为贼先据胜地，诱致我师，将佐不能守险击归，而多倍道趋利。方其疲顿，乃与生兵合战，贼始纵铁鹞予冲突，继以步奚挽强注射，锋不可当，遂致掩覆，此主帅不思应变以惩前失之咎也。
四日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宋军。就宋在陕西布防所投入的兵力看，正规军加杂牌军最多时高达40余万，而西夏每次深入宋境军队最多不过10万人，相形之下，宋军在数量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但由于宋军战线太长，兵力分散，很难在短时期集中，而西夏往往并兵一路而来，速战速决，相形之下，每次战役西萝的军队的数量往往占有绝对的优势。如著名的好水川之战，西夏出动了10万军队，而宋只集中了不到2万人，贼未亡只矢而诸将已复军。三川口之战和定川寨之战，西夏军队同样占了压倒的优势。在彼常以十战一，我常以一战十的众寡悬殊、强弱势异的情况下，再加上宋军的指挥失误，夏胜宋败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五日刺探宋朝情报，作为制定对宋作战的方略和正确指导战争的依据元昊早就重视对宋朝各种情报的搜集，尤其注重派遣间谍刺探宋朝军情。自古用兵，未有不由间谍而能破敌者也。吴贼所用谍者，皆厚其赏赂，极其尊宠，故窥我机宜，动必得实。故我道之出入，山1．险夷，邦政之臧否，国用之虚实，莫不周知而熟察。砂它们对于元昊制定正确指导陕西之战的战略战术，无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相反，宋朝的失误和元昊较多，主要有四：
一日命将非人。负责指挥陕西之战的宋方最高司令官如范雍、夏竦、韩琦、范仲淹等，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以儒臣委西路，不能身当行阵，为士卒先。其中尤其是范雍，夏竦，很不称职。范雍在延州，屡使王文思辈先肆侵掠，规贪小利，贼遂激怒其众，执以为辞。范雍的贪功生事，为元昊的入侵宋朝找到了借口，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碌之徒。而继范雍之后的夏竦，元昊庸懦寡谋之外，还加上了好色和享乐。竦在陕西，畏懦苟且，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常出巡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至军变。最高司令官庸懦如此，其下将校偏裨又怎样呢?他们虽然多出身戎伍，但同样是一些庸碌无能，暗懦险贪固、之辈。如参口之战的宋将刘平勇而无谋；负责好水川之战的宋方大将任福，论其才力，只一卒之用；具体指挥定寨之战的宋将葛怀敏，更是以善承迎得虚誊，猾惰不知兵痧够。由于宋廷所任命的陕西边将大多烹藏豳茸一之徒，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
二日兵不习将，将不专兵。北宋初年，赵宋统治者为了收夺方镇兵权，曾采用种种措施，故意使兵不习将将不专兵，士兵与将领没有固定的隶属关系。这种办法固然达到了集权中央的目的，但也带来了将军统兵打仗经常失败的严重后果，也是导致这次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陕西)沿边总管钤辖下指挥使臣甚众，每御敌皆临时分领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将之威惠，以是数至败衄!
三日兵分势弱，互不应援。由于陕西边防战线太长，需要扼守要冲的地方很多，因而兵分势弱，被动挨打。韩琦、范仲淹在论述这一弊病导致战争失败时指出：窃计陕西四路之兵，几30万，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战兵，大率不过2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轻动。盖不知贼人果犯何路，其备常如寇至，彼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或忽而点集，并攻一路，故其众动号10余万。以我分守之兵，拒彼专举之势，众寡不敌，遂及子败。他们的精辟分析，可谓抓住了问题症结的经验之谈。
不但如此，即使已经集中在一处的军队，大敌当前，其带兵将领也往往互不为援，从而导致战争的失败。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朝军政的腐朽。
四日不察彼己，如坠云雾。即在宋夏的间谍战中，宋朝间谍由于无厚赏，所得情报多不真实。因此，指挥作战的将领对西夏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耳目闭塞，几乎成了盲人瞎玛。如险云雾之中。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战，宋军之所以贪功冒进，除了别的原因以外，同将领对元昊设佚以待的清况一无所知，不无关系。
以上仅就宋夏双方指导陕西之战的得失利弊去元昊夏胜宋败的原因。此外，如果我们再从每一次战役去做更进一步的细致分析，就能找出更为具体的原因。如公元1142年闰9月的定川寨之钱，从宋方去看至少有如下指挥上的失误：定川之败，其失有四：不住瓦亭，奔五谷口，一失也。离开远堡北，不入镇戎军，由西南直移养马城，二失也。自养马城越长城壕赴定川，三失也。定川见贼不能尽死，四失也。四失之所以产生，固然与统兵将领葛怀敏的贪功轻进有关，侣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暗不知兵所造成。
公元1042年闰9月，元昊宋夏陕西之战中的最后一仗--定川之役刚刚告一段落，即以胜利者的姿态，令张元作露布，有朕今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意思是他将要乘胜进兵关中。但元昊这番活，仅仅是虚张声势，纸上谈兵，并未付诸行动，相反，他却热衷于同宋朝淡判，求和纳款。
究竟为什么元昊这样做呢?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认为；昊之不能东取环、延，南收秦、陇以席卷关中者，幸其无刘渊石勒之才也。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实际上，那是因为他的行动受到下列各种因素的制约。
从西夏方面看，首先，人民不允许元昊将这场不义的战争继续打下去。如前所述，元昊动这场战争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大量掠夺财富，以满足西夏皇室和党项贵族的争欲，但战争的结果，所获不偿所费，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将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加上宋朝对西夏实行经济制裁，关闭边境榷场，停止和市贸易，使西夏人民饮无茶，衣帛贵，一绢之值，为钱二千五百。老百姓深感今不如昔，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在上下困乏，元昊众之疲，闻下之怨的情况下，他是不会一意孤行，继续贸然向关中进军的。其次，西夏上层统治集团发生裂痕，矛盾重重，也不允许元昊继续打下去。元昊立国之初，为了获得党项贵族的支持，在对宋战争的一些决策问题上，往往召集部落首领召开军事会议，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是对原始社会末期那种军事民主主义制度的保留，是与当时的封建中央制度相互矛盾的。随着元昊断专行的加强，必然要破坏这种军事民主主义，从而使元昊党项部落首领之间矛盾激化和加深。为了发展中央集权，解决这一矛盾，元昊诛杀，严厉打击反对派，左右用事之臣有疑必诛。这种做法，固然可以大权独揽，集权中央，但当诸部大人且尽，尤其是他军事上的两位得力助手一野利旺荣、野利遇乞被诛之后，元昊就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困境，再也无力进兵关中，只好罢兵求和了。
从宋朝方面看，陕西边防的加强，也有力地制止了元昊一步的军事冒险。首先表现在军事实力的增加。(元昊所以复守巢穴者，盖郎延路屯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啄路七万，秦风路二万七千，有以牵制其势故也。、9四路驻扎的中央禁军就有近20万，再加上地方的弓箭手和蕃兵等，至少有30余万，其对元昊牵制作用，略可想见。其次，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指挥战争的将领多庸懦之人的状况，通过前一阶段陕西三大战役的实际锻炼，涌现出了一批新的军事指挥人才。朝廷用韩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极力经营，而勇士锐将亦因战阵稍稍而出，数年之细，人谋渐得，武备渐修，似可以枝梧(抵抗)矣。第三，增强了陕西边防的经济力量。通过招募弓箭手，屯田养兵，且耕且战，有事出征，无事务农，闲暇操练，既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又部分解决了陕西驻军的兵饷、粮运问题，真是一举两得。欧阳修在论述陕西屯田的作用时指出：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屯兵40余万，招刺宣毅、保捷25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番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臣：说明宋在陕西的屯田，无形中皎起了一道人工的藩篱和屏障，对阻止元昊进兵关中，迫使他求和纳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西夏同其邻国--吐蕃的关系看，据有今青海省东部和甘南一带的喃厮哆政权，虽父子分裂，各据一块地盘，势力已经衰颓，但仍与宋结成联盟，对西夏采取敌视的态度。它对元昊进兵关中起了直接的牵制作用。自元昊命，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噍厮哕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
从西夏的盟邦一辽国看，当时辽夏关系已经恶化，辽不扩支持西夏继续对寒战争。恶亿的主要原圜是在宋夏战争期间，辽乘机向宋提出割让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和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蹦南10县之地。宋朝虽然没有割让土地，但答应每年增加银10万两，绢10万匹。辽得到这一经济车益后，反过束劝谕西夏停上对宋战争，这就激怒了元昊引起两国关系的恶化。在辽夏关系业已恶化，西夏失去政治声援的情况下，如果一意孤行，继续对宋战争，那将要冒很大的风险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应当指出，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如果我们将统治阶级经常采用的两手一战争与和平，加以比较，看哪一手对元昊利的话，那么十分明显，继续战争，危害禳大，其后果不堪设想，同宋谈判，签订和约，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称。因为通过和约，西夏将能以宋朝那里获得诸如金、银、绢帛以及榷场和市贸易等经济利益。同时，因为有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有利于恢复战争刨伤，老百姓休养生息，有利于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得以复苏和发展。
四陕西之战给宋夏两力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和影响，由于宋夏三次大战均发生在宋朝的陕西境内，在战争中西夏统治者又实行屠掠的政策，因此，相形之下，西夏所受影响较小，而宋朝所受影响最大，后果也最严重。
这次战争对宋朝究竟有哪些影响和带来了哪些后果呢?首先，它加重了宋朝全国老百姓的负担。及元昊恩，国家发兵调赋以供边役......东自海岱，南逾江淮，占籍之民，无不繁然．昔于科敛，自其始叛，以至纳款，才五年耳，天下困．
弊，至今未复。其中尤以关陕和四川人民负担最重。自关陕兵兴以来，修完城垒，馈运刍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四川人民除了层出不穷的科敛外，还有和买绢等额外负担。两川和买绢给陕西，而蜀人苦于烦敛。
其次，陕西人民蒙受屠杀和焚掠等空前的战争灾难。自元昊金明、承平、塞门、安边、栲栲寨，破五龙川，边民焚掠殆尽!沿边熟户屡经杀掠，亡失太半。没有遭遇到屠杀的也往往迁徙他处，致使陕西人口锐减。
第三，宋朝国库空虚，公私匮竭。随着西夏入侵宋朝规模的扩大，陕西驻军的增多，需要大量的钱帛粮草。宝元元年未用兵，陕西钱帛粮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一百五十一万，用兵后入三千三百六十三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有奇，盖视河东北剧，以兵屯陕西特多故也。如此众多的钱帛粮食，除了部分由陕西本地供给外，大部分要由中央和其他地区调拨。由于数量太大，供不应求，国家所积聚的财物有限，结果必然要造成国库空虚，民穷讨，0，两家元气大伤。第四，加深了宋朝阶级矛盾的激化。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发展，从来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由于宋夏陕西之战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使宋朝本来就很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宋臣富弼在将陕西之战前后农民起义的概况作一对比时指出：臣伏思西贼未叛以前，诸处虽有盗贼，未尝有敢杀戮官吏者。自四五年来，贼入州城打劫者，约三四十州。向来入城，尚皆暮夜窃发，今则自昼公行，援开府库，其势日盛。......今张海、郭邈山等数人，惊扰州县，杀伤吏民，恣凶残之威，泄愤怒之气。在张海、郭邈山等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西京诸州的农民起义也相继发生，襄、邓、唐、汝、光、随、均、房、金、商、安、郢等十余州，尽见盗贼，一时农民起义遍满天下之渐，大有星星之火，即将燎原之势。
总之，宋夏陕西之战，加大了宋朝的积贫积弱之势，加深了阶级矛盾。仁宗年间的庆历新政(庆历三年十月至庆历四年五月)之所以产生于宋夏陕西三大战役刚刚结束，并非偶然。它与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韩琦等曾经领导过陕西之战，亲睹赵宋王朝由于长期因循守旧、不思更张而形成的种种积弊和弊端，在这次战争中暴露无遗，不无关系。
宋夏陕西之战，对西夏来说，虽然达到了掠夺邻国财富，消灭异己(如山遇惟亮等因反对入侵宋朝而被元昊用乱箭射死等)，迫使宋朝承认他所建立元昊夏国家的目的，但总的来看，仍然是得不偿失。这场战争不但加重了西夏老百姓的负担，破坏了他们的正常生活，更重要的强严重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有点集，人多失业，黄鼠食稼，干旱反映了战争破坏了农业的正常生产。用兵以来，牛羊悉己卖契丹，反映了战争严重影响了西夏的畜牧业。榷场关闭，互市不通，反映了战争中断了宋夏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和商业贸易。这些，同德明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了显明的对照，德明加速了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元昊则延缓了西夏社会经济发鼹的历史进程。元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