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文化交流史研究路径探析——以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为例.pdf

141中巴文化交流史研究路径探析历史 文化中巴文化交流史研究路径探析以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为例何美兰摘要：在当今世界巨变之大格局下，中国和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持续稳固更显重要。目前国内中巴关系相关研究中的文化交流研究是短板，尤其欠缺对古代和近代历史上发生在中巴两地间的各种文化交流的研究。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和北部旁遮普地区曾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南线上的重要节点，与古代和近代中国经历过频繁的商贸关系和文化交流。基于南亚地区与中国的书史传统之不同，在中巴文化交流历史研究领域的资源开发上，建议挖掘书写文献以外的其他形式的研究资料，比如考古出土文物与博物馆收藏等。本文以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为中巴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切入点，考察巴基斯坦博物馆的收藏与中巴文化交流历史之关联，分析拉合尔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及其相关研究，阐释拉合尔博物馆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历史文化情怀。又鉴于目前中巴文化交流研究的散碎现状，建议尝试搭建单独的中巴文化交流研究构架，探索中巴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更多可行路径。关键词：拉合尔博物馆；中巴文化交流史；文化交流研究；中国收藏收稿日期：2022-11-01作者简介：何美兰（1965），河北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巴基斯坦历史文化与中巴关系。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巴基斯坦北方地区与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互动和贸易研究”（项目编号：HB20SL004）的阶段性成果。从 1951 年中国和巴基斯坦建立外交关系，到 2015 年发展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巴关系已演绎成一种独特的国际关系。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建设中巴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中巴友谊正走向更加深厚和坚实。全面和深入研究中巴关系史有助于从根本上认识双方关系的本质，从而有益于保证此关系的持续和牢固发展。目前国内学界的中巴关系研究主要围绕民族国家时段双边政府间的政治、军事、南亚东南亚研究2023 年第 3 期，第 141152 页。142外交和经贸往来展开，历史上的中巴文化交流研究是中巴关系研究中的短板。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曾有着频密和持续的商品交易、技术传播和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和互动关系一直持续到近代。中外学界对此已达成共识，也做了一些研究，但现有研究整体上十分薄弱和散碎，且呈现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在研究资料利用上，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利用新唐书旧唐书册府元龟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汉语古籍资料，包括日本和欧美学者也多利用这些古文本的译本。第二在研究框架上，现有研究多是在古代中国和印度文化交流的框架下展开，或散见于敦煌学、藏学、中外交通史和丝绸之路等学科的研究中。本文将以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为窗口，思考前现代民族国家时段的中巴文化交流历史的叙事框架和资源利用问题，探讨中巴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路径问题。一、巴基斯坦博物馆作为中巴文化交流研究的历史语境博物馆工作旨在收集、保存、展示和研究某人类社会及其环境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以实现教育、研究和欣赏等社会发展目标。博物馆通过展示其收藏品，实现其强大的媒介或沟通功能。博物馆作为一个文化平台，通过其收藏品来教育后代，激起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培养人们与祖先的感情联系。收藏者、收藏过程和收藏品均承载着某个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博物馆通过其各类收藏文物与更广大的各阶层民间文化联系在一起a。在这个意义上，博物馆是观众的重要历史教员，因为它们讲述的是全面和详细的历史b。因此，博物馆是展现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窗口，具有重要的大众教育功能，具有保持民族历史记忆和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一）巴基斯坦博物馆特点巴基斯坦博物馆工作由该国的考古与博物馆部负责。截止到 2022 年，巴基斯坦有各类博物馆189间，其中旁遮普省88间，居各省数量之首c。这些博物馆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其多数是历史文化主题博物馆。巴基斯坦博物馆丰富多样的收藏源于该国悠久的历史与多元文化。总体而言，巴基斯坦历史文化主题博物馆的文物收藏所反映的时段是，从史前时期到独立国家的历史全覆盖，但又各有某时段的重点和特色收藏，其中古印度河文明时期、犍陀罗佛教文化时期和莫卧儿王朝时期的文物是多数博物馆的主要收藏。此外也有以某个特定历史阶段或某一文化为主题的专门博物馆。巴基斯坦博物馆建设始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9 世纪中期到印巴分治的百年中英国人在巴基斯坦建立的博物馆，比如拉合尔博物馆（1894年）、白沙瓦博物馆（1907a Sara Selwood,“Making a difference:the cultural impact of museum”,July 2010,https:/nationalmuseums.org.uk.b Robert Tombs,“Museum and History”,Feb.2021,https:/historyreclaimed.co.uk/.c 数据由拉合尔博物馆前馆长赛夫尔 拉赫曼 达尔（Saifur Rahman Dar）提供。143中巴文化交流史研究路径探析年）、塔克西拉博物馆（1928 年）等，至今仍保持是该国的知名博物馆。博物馆收藏主要基于英、意、德和巴基斯坦学者对巴境内遗址的考古发掘。当时的英殖民官员和学者亲自参与考古发掘、文物搜集整理和博物馆建设。比如，19031931年约翰马歇尔（John Hubert Marshall 18761958）担任英属印度殖民考古部负责人，他亲自指导了塔克西拉遗址的发掘，并在该遗址出土的重要文物基础上，建立了塔克西拉博物馆。在印巴次大陆的博物馆建设是英帝国巩固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战略发展需求之所为，但英国殖民官员和学者的考古和文物管理工作在客观上给巴基斯坦留下了宝贵的文博管理经验，在今日巴基斯坦的文博工作中仍然发挥着作用。巴基斯坦也有少数几间从个人或家庭收藏馆转成的博物馆。1901 年对公众开放的法基尔博物馆（Fakir Museum）属于此类。法基尔博物馆坐落在拉合尔古墙城著名的巴蒂门附近，是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哈围里（haveli）私宅建筑a。此博物馆整体具有浓厚的中亚和西亚文化色彩，以及莫卧儿人和锡克人的历史文化内涵。这类博物馆是巴基斯坦政府和本地收藏世家保护文化遗产的结果，它们在传承南亚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也比较有特色，比如，口述传统在法基尔博物馆收藏的管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传播作用。巴基斯坦博物馆在收藏文物的保存、展览和研究等领域里的工作还比较薄弱。主要表现为，对收藏文物的保存、编目和研究等领域的认知不够充足，相关工作做得不够细致。比如文物标签上的文字信息不完整，很多既没有标注收藏年代，也没有收藏来源说明。文物保存和检索多处于手工制作阶段，电子编目和检索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博物馆初步启动。多数博物馆虽配有文物实验室，但收藏文物的保存和修复技术相对落后。因此收藏品作为研究资料的利用，整体上还比较困难和有限b，收藏的保存、展览和研究等工作尚需加强和完善。（二）巴基斯坦博物馆与中巴文化交流历史之关联博物馆的文物收藏通常主要来自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历史上的中巴两地间的文化交流主要发生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从这些地区的古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关联着古代两地间的历史互动和文化交流。从这个角度看，巴基斯坦博物馆收藏与从丝绸之路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路段沿线的考古出土文物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1.古代中巴文化交流地理上，巴基斯坦西北和北部地区地处南亚和中亚、东亚和西亚之交叉口，这个地区包括今日巴基斯坦开普省、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克什米尔地区等地a haveli 一词源于阿拉伯语，“私人空间”之意，是莫卧儿时期南亚流行的私宅建筑形式。b M.Y.Ali,M.K.Sherwani,“National Museum of Pakistan:Case Study”,in PLA National Conference:Intellectual&Cultural Heritage of Pakistan,June 2010.144域a。历史上，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和旁遮普地区北部曾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及至印巴次大陆其他地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诸外来族群经由此地进入次大陆，他们在古代巴基斯坦的征服和统治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兴都库什山脉以东和喀喇昆仑山脉以南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南线上的重要节点，是商品贸易、技术和理念传播与人员往来的中转通道b。远途贸易商人们从这个地区，沿印度河继续向南，将他们的贸易扩展到位于巴基斯坦北部旁遮普地区的拉维河流域。由此，货船沿印度河河道下行至阿拉伯海岸，与连接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海上丝绸之路接通。自公元前 2 世纪左右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巴两地沿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和交往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但 20 世纪 80 年代曾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从事考古数年的德国民族学家耶特马尔（Karl Jettmar，19182002）认为，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斯瓦特（Swat）和克什米尔地区在史前时期，就已受到来自远东的文化影响。中国藏南区域与古丝绸之路，特别是喀喇昆仑山脉连接处，实际上早已构成一个泛亚洲商贸往来和人员流动体系。在这个广大的区域内，不同文化的互动和互鉴成为普遍的文化现象或符号c。自 20 世纪初起，西方学者和巴基斯坦学者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和北部旁遮普地区进行了多年的联合考古发掘。被誉为“印度考古学之父”的约翰 马歇尔主持了塔克西拉的犍陀罗遗址考古。杜齐（G.Tuci，18941984）主持了意大利考古队在斯瓦特的考古，主要从事佛教遗址、建筑（寺院、窣堵坡）、艺术（石刻、石雕）等的发掘和研究d。耶特马尔和艾赫默德 达尼（Ahmad Hasan Dani，19202009）带领的德国和巴基斯坦联合考古队在印度河上游山谷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发掘，主要以丝绸之路南道印巴次大陆辅线沿线的岩画和石刻铭文的发现和研究为主，考察了该区域从史前时期到 15 世纪的历史e。上述考古出土文物佐证了这些地区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南线上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f。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和北部旁遮普地区的考古发掘为博物馆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文物资源。塔克西拉博物馆、白沙瓦博物馆、拉合尔博物馆等该国著名的博物馆主要a 本文中的“克什米尔”皆为地理概念，指大喜马拉雅山脉与比尔班贾尔山脉（Pir Panjal Range）之间的山谷地带。b Rigzin Tamchos Pandito,“Trade and travel in Early-Modern recordings in Ladakh and Baltist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vol.6,no.5(May 2019),pp.92-96.c Karl Jettmar,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Northern Regions of Pakistan down to the Islam,Karachi:Kifayat Acad-emy,Educational Publishers,1992,pp.1-2.d 奥利维耶里：意大利与斯瓦特佛教考古，李崇峰编犍陀罗与中国，文物出版社 2019 年版，第7589 页。e 豪普特曼：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上游古代文物研究兼论丝绸之路南线岩画走廊的威胁与保护，李崇峰编犍陀罗与中国，文物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21474 页。f John Mock,“New Discoveries of Rock Art in Afghanistans Wakhan Corridor and Pamir:A Preliminary Studies”,The Silk Road,vol.11(2013),pp.82-92.145中巴文化交流史研究路径探析建在离旁遮普地区和西北地区的那些考古发掘遗址不远的地方，这些遗址的考古出土文物遂成为上述博物馆的基本收藏。与佛教文化相关的岩画和石刻铭文等考古发现文物，是巴基斯坦多家博物馆收藏的主题和特色。佛教文化的讲述离不开佛教从古代巴基斯坦的犍陀罗国，传入中国及其在中土的传播和本土化的历史叙事a。因为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和旁遮普平原地带曾是古犍陀罗国的统治区域，在汉代至唐代时期与我国有过频繁的佛教文化交流。所以，拉合尔博物馆、塔克西拉博物馆、白沙瓦博物馆的收藏，既记载了古代巴基斯坦的历史，也关联着同期的中国历史，法显、宋云、玄奘是古代中巴文化交流历史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2.近代中巴商贸关系宋元时期，环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兴旺。陶瓷、丝绸、茶叶等是中国出口欧亚非一些国家的重要商品，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又有“陶瓷之路”和“茶叶之路”等称谓。同时，欧洲还掀起了“中国风”（chinoiserie）。与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同时，莫卧儿帝国的衰落、锡克王朝的兴起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殖民政权在印巴次大陆的商业卷入和政治统治，均影响了连接印巴次大陆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辅线路段的运行。1719 世纪明清王朝的海外贸易在陆上丝绸之路周边地区一直进行着。比如，在锡克人统治旁遮普地区时期，锡克王国经由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和克什米尔地区与中国西藏保持定期的官方商贸关系，西藏贸易使团和克什米尔地区税吏团每年都往来于两地之间b。可以确定的是，陆上丝绸之路虽没有中断，但进一步衰落，运营模式也有所改变。随着佛教文化在印巴次大陆的严重衰落，古代中巴两地在传统绿洲丝绸之路沿线以佛教传播为主的文化交流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近代时期经由中国西藏与巴基斯坦巴尔蒂斯坦地区、克什米尔地区的以商贸为主的文化往来与互动。丝绸、瓷器、茶砖等中国商品与克什米尔羊绒披肩、棉花、蓝靛等次大陆商品成为中巴文化交流叙事中的常用词c。古代至近代中巴两地的历史发展变化与丝绸之路的变迁带动了中巴文化交流历史叙事在内容上的变化，主要是从古代中巴交往历史的佛教文化交流叙事，到近代中巴商业往来叙事的转变。这个变化反映在巴基斯坦博物馆的收藏上，就是中国明清瓷器、漆器、丝绸织品和木制家具等成为体现中国文化的中国收藏品主流。a 豪普特曼：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上游古代文物研究兼论丝绸之路南线岩画走廊的威胁与保护，李崇峰编犍陀罗与中国，文物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21474 页。b Alfred P.Rubin,“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s”,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vol.9,no.1(Jan.1960),pp.96-125.c Scott C.Levi,The Indian Diaspora in Central Asia and its Trade 1550-1900.Leiden&Boston:Brill,2002,pp.26-27.146二、拉合尔博物馆中国收藏与中巴文化交流研究巴基斯坦历史文化名城拉合尔具有两千多年的深厚文化积淀，被称为“活着的或行走中的博物馆”。历史上，拉合尔曾是连接印巴次大陆的古丝绸之路辅线上的重要站点。今天，拉合尔是旁遮普省省府，它有该省最多的博物馆。（一）拉合尔博物馆及其馆藏拉合尔博物馆是巴基斯坦最古老的博物馆。该博物馆的原型是 1855 年的拉合尔区博物馆（Lahore District Museum）。1864 年拉合尔中央博物馆（Lahore Central Museum）在今日拉合尔玛尔路上落成。1875 年约翰 吉卜林（John Lockwood Kipling）a担任中央博物馆馆长。他致力于文物收藏与博物馆的扩建，于 1890 年邀请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之孙艾尔伯特维克多（Albert Victor）为拉合尔博物馆奠基。随后，三所博物馆的收藏品全部集中到拉合尔博物馆，1894 年正式对公众开放。拉合尔博物馆目前有 17 个固定展厅,是迄今为止巴基斯坦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也是近年来巴基斯坦保持年度参观者人次最多的两间博物馆之一（另一间是塔克西拉博物馆）。根据巴基斯坦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拉合尔博物馆接待国内外参观者分别为 236404 人、356536 人和 214697 人；三年总计 807637 人，超出塔克西拉博物馆参观者 21%b。拉合尔博物馆的收藏涵盖从史前到独立巴基斯坦国家的所有历史时段，包括古印度河谷文明、犍陀罗佛教文化、伊斯兰莫卧儿王朝、巴基斯坦独立运动等历史阶段的文物，具体的收藏文物有印度河文明印章、犍陀罗雕刻艺术品、伊斯兰装饰艺术、莫卧儿细密画艺术、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珍贵手稿，还有英国殖民时期的英文手稿和绘画以及独立运动时期的兵器和现代巴基斯坦国家建立的纪念品等等。（二）拉合尔博物馆的中国收藏中国瓷器、丝绸、茶叶、木制家具是 1718 世纪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商品。瓷器的物理特质决定了其可长久保存，因此它在世界各地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中最常见，拉合尔博物馆的中国收藏也以中国瓷器为主。“中国风”是欧洲人对中国陶瓷、家具、纺织品等设计风格的诠释，流行于1718 世纪的欧洲。1602 年和 1603 年荷兰人截获了两艘装载中国瓷器、丝绸、漆器等商品的葡萄牙商船，并在荷兰成功拍卖，欧洲贵族社会从此掀起了中国陶瓷收藏风c。收藏明清陶瓷成为那个时期欧洲达官贵人追求的一种时尚，他们还把它当成a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著名作家丛林书作者约瑟夫 拉迪亚德 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的父亲。b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Pakistan Bureau of Statistics,https:/www.pbs.gov.pk.c 孙晶：青花里的中国风：17 世纪荷兰代尔夫特陶器的模仿与本土化之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第 3846 页。147中巴文化交流史研究路径探析炫耀社会地位的一个手段。巴基斯坦博物馆的中国瓷器收藏与欧洲人在印巴次大陆的贸易和殖民统治历史密切关联，是欧洲的“中国风”在印巴次大陆的引入和扩展的结果。印度自 16 世纪起就成了欧洲人追逐实现其发财梦的宝藏之地，在之后的300多年里，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商人和殖民者先后来到次大陆，从事贸易和开展殖民，两地间发展起不断加强的贸易关系。随着殖民地与宗主国关系的日益频繁和密切，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在次大陆较长时间留居，欧洲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也带到这里，其中就包括收藏中国瓷器的时尚。中国瓷器是拉合尔博物馆的固定收藏文物的一部分。该馆有列单的中国瓷器 148件。从年代上看，拉合尔博物馆藏均为中国明清两代的瓷器。瓷器上的图案有常见的婴戏图、仕女图、古诗文、花草鸟虫等。这些瓷器中以博物馆自有收藏瓷器居多，其余来自拉合尔的几个重要收藏世家的捐赠。其中拉合尔博物馆自藏瓷罐、瓷盘、瓷瓶、瓷勺、瓷杯、瓷碗等 100 件、拉赫曼家族捐赠瓷盘、瓷瓶和瓷碗 30 件、法基尔家族委托拉合尔博物馆存放的各类瓷器 15 件，剩余几件来自其他个人的收藏a。中国瓷器还是拉合尔博物馆文物展的亮点之一。拉合尔博物馆前馆长里亚克特 尼亚兹编拉合尔博物馆收藏指南中的博物馆展厅布局图上，综合展厅就以一个中国明代瓷盘作为主题图b。2019 年中巴建交 68 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拉合尔博物馆展举办中国文物展，展出文物以明清瓷器为主。两年后，在拉合尔博物馆举办的纪念中巴建交 70 周年的文物展上，再次展出中国明清瓷器多件。拉合尔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的数量极其有限。除了上述明清瓷器外，还有十几件明清时期的漆器、象牙器具和卷轴，在该馆的六万件固定馆藏文物中的占比微乎其微。但从另一方面看，在拉合尔博物馆的馆藏中，中国文物是该馆的唯一外国文物固定收藏。中国瓷器还作为一个主要文物项目写入了拉合尔博物馆馆藏目录。一般而言，录入馆藏目录的文物是一个博物馆的固定和永久的收藏品。中国瓷器被收录入拉合尔博物馆馆藏指南中，这表明拉合尔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化情怀，以及巴基斯坦文博工作中的中国历史文化意识。（三）法基尔博物馆的中国收藏法基尔博物馆是巴基斯坦，也是南亚最大的私人博物馆，在文物管理与收藏品捐赠方面与拉合尔博物馆有合作。法基尔博物馆现有约三万件收藏品，包括锡克王庭的大量馈赠与波斯语、阿拉伯语、旁遮普语的珍稀手稿。伊斯兰和锡克人相关文a Zarina Khurshid,“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Porcelai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ahore Museum”,Lahore Museum Bulletin,vol.II,no.2(July-Dec.1989),pp.19-42.b Liaquat Ali Khan Niazi ed.,Lahore Museum:a Gallery of Our Culture,Lahore:Sang-e-Meel Publications,2013.148物是该馆的收藏特色。博物馆空间狭窄，文物摆放随意。展出的收藏品鲜有文字说明，中古时代中亚和南亚流行的口述传统在法基尔博物馆的收藏管理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正如法基尔家族的第六代传人、现任馆长赛义德赛福丁（Fakir Syed Saifuddin）所言，每件藏品都有故事，而他本人关联着每个故事a。法基尔博物馆的中国收藏包括数十件明清瓷器和红木龙椅。据赛福丁馆长说，明清瓷器来自其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印军队中服役时，从日本和缅甸的收集，其中有数件捐赠给或寄存在拉合尔博物馆。同样从赛福丁馆长那里得知，19 世纪初锡克人统治拉合尔期间，来自中国的商人向锡克国王兰吉特 辛格赠送了四把红木龙椅，兰吉特把其中的一对作为礼物，馈赠给了当时在其庭上供职的法基尔家族的三兄弟。赛福丁在给参观者讲解时，还特别指出了中国“男左女右”的坐位文化习俗，这是口述传统在法基尔博物馆管理中应用的一个例子。文物收藏过程本身即是一个文化交流途径。拉合尔博物馆（和法基尔博物馆）的中国收藏虽然数量十分有限，每件藏品的故事看上去也非常简单，少数甚至没有文字说明，更反映不出中巴两地间历史上的直接文化交流轨迹，但这些实物是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历史的证据，是直观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窗口。三、拉合尔博物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关注与对其重要性之认识，体现在拉合尔博物馆的日常工作中，也反映在该馆围绕中国文物收藏、历史和文化所做的研究上。（一）博物馆日常工作中的中国文化情怀博物馆工作具有鲜明的历史教育功用，旨在弘扬民族历史，教育青年一代。作为巴基斯坦最古老的文化机构之一，拉合尔博物馆在完成其宣讲巴基斯坦悠久历史和多元文化的使命进程中，保持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关注。1.举办展览展厅是博物馆的窗口，举办展览是博物馆的主要工作内容。2021 年以来，拉合尔博物馆新建了六个展厅。其中两个巴基斯坦历史文化主题展厅是印度河流域文明厅和锡克文化厅，两个专门展厅是民族志厅和纺织物展厅，还有一个综合展厅，第六个是中国艺术厅。20212022 年新冠疫情期间，博物馆克服困难，举办了 27 期线上和线下主题文物展览。在独立运动、伊斯兰文化、莫卧儿艺术、犍陀罗文明、印度河谷文明等巴基斯坦历史文化主题系列展中，包括两期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展览：中国收藏展和中国艺术展b。2022 年 6 月的拉合尔博物馆中国收藏展览中，共有 60余件/套明清瓷器、漆器、象牙制品和卷轴等中国文物展出。a Saman Tariq,“A Visit to the Fakir Khana”,Tanqeed Magazine,Feb.2016b Lahore Museum News letter,Issue II(June September),2022149中巴文化交流史研究路径探析参观者是线下展览会的主要受众，拉合尔博物馆针对重点观众群体制定相应策略。在拉合尔博物馆通讯的固定栏目“参观者”下，来访者被分为外国观众与本地观众两部分。外国观众主要指各国驻巴基斯坦、驻拉合尔的外交使节和外国文化机构群体。拉合尔是巴基斯坦的第二大城市，又是著名文化古城。除了伊斯兰堡的各国大使馆外，比较大的国家在拉合尔基本均设有领事馆。拉合尔还有联合国下属机构、美国大学、英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土耳其文化中心等一些外国文教机构或其办事处。外交人员和外国文教组织的员工是向世界各地传播巴基斯坦文化的重要载体。拉合尔博物馆与塔克西拉博物馆多年来一直是外国观众最喜爱的两间博物馆。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拉合尔博物馆的外国参观者人次分别是 2337 次、2956 次和 2941 次，三年总计 8234 人次；同期塔克西拉博物馆外国观众总计 6890 人次。a本地观众主要聚焦巴基斯坦学生和青年群体。有知识的年轻一代是巴基斯坦社会的未来，是巴基斯坦社会领导阶层的接班人，是该国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需要深入了解本国历史。这个本地观众群体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必然会对保持中巴两国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2021 年是巴基斯坦新冠疫情较为严重的一年，拉合尔博物馆展览的开放和参观者的频次均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粗略统计数字显示，2021 年全年拉合尔博物馆接待外国参观者共计 26 次，每次每单位人数不等。涉及国家或国际组织包括美国、英国、意大利、中国、韩国、斯里兰卡、瑞士、法国、加拿大、印度尼西亚、泰国、伊朗、哈萨克斯坦、保加利亚、挪威、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观者人次最多的是美国大使馆及其拉合尔领事馆的外交官员，共八次。其次是英国大使馆及其拉合尔领事馆的外交官员，共三次。来自泰国、伊朗和斯里兰卡的代表分别两次参观博物馆。中国驻拉合尔领事馆官员团队参观拉合尔博物馆一次b。拉合尔博物馆在巴基斯坦历史文化系列展中插入中国文化展，给本国观众和在巴基斯坦的外国观众提供了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机会，有助于中国历史文化在巴基斯坦和向其他国家的传播，有益于牢固传统的中巴友好关系。此类行动反映了巴基斯坦政府和民众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关注与对中巴友谊的珍爱。2.利用社交媒体拉合尔博物馆在举办文物展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脸书、推特、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平台，扩大博物馆展览信息和知识的传播范围，也加强民众层面上文化认知的交流与互动。拉合尔博物馆在近年举办展览活动的过程中，十分注意与文物展受众的沟通和a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Pakistan Bureau of Statistics,https:/www.pbs.gov.pk.b Ijaz Ahmed Minhas,“A Review on Initiatives and Activities at Lahore Museum during the Year 2021”,Lahore Museum Bulletin,vol.XXX XXXIV,nos.1&2,Jan.2017 Dec.2021,pp.64 72.150互动。每日在博物馆的官网上公布展览信息和公开收集的参观者意见回馈，同时上传至以巴基斯坦青年为主要使用者和受众的社交媒体。此外，博物馆还与重点观众群体建立常规的通讯联系，通过这种针对性联系，扩大博物馆文物展的影响面和影响力。比如，博物馆与外国驻巴基斯坦使领馆、国际组织建立固定联络，与中国、韩国等国的博物馆签订合作意向书，还通过巴基斯坦高等（和学校）教育委员会，与本地大学、中学制订定期观展计划。所有这些线上推广举措均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拉合尔博物馆实现其传播历史知识、教育青年群体、培养民族自信的功效。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国文物展相关的信息和知识也一并传达给了巴基斯坦民众，促使他们产生和深化中国历史文化意识。近年来拉合尔博物馆的日常例行工作中的中国关怀意识有所增强。划定重点参观者群体，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等这些做法，反映了博物馆推广中国历史文化传播的自觉行动，也发挥了扩大中国历史文化传播力的功能。因此博物馆的上述做法对中国历史文化在巴基斯坦的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二）博物馆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拉合尔博物馆的研究工作表现为创办博物馆专业期刊、出版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和提升馆藏文物保存和检索的数字化水平等方面。1.期刊、著作出版与数字化建设拉合尔博物馆报告（Lahore Museum Bulletin）是拉合尔博物馆主办的博物馆专业半年刊。19882022 年来自巴基斯坦、德国、美国、挪威、意大利、斯里兰卡、印度、日本、芬兰、匈牙利和泰国的作者为此刊物贡献了 340 篇论文。这些文章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志、人类学、博物馆学、钱币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等学科与巴基斯坦独立运动、犍陀罗艺术、印度河谷文明、宗教文化、伊斯兰艺术、细密画等主题。19082021 年，出版了以巴基斯坦文物、历史、文明为主题的英语和乌尔都语专著 38 部，作者中包括巴基斯坦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达尼与拉合尔博物馆前馆长珀西 布朗（Percy Brown）。近年来，为适应学术研究技术支撑的数字化趋势，为给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更多精准数据，拉合尔博物馆启动了电子编索，对每件文物做精准扫描，制作图片，编号和标注，附上比之前的手写文物卡更加详细的表述和说明。使用电子图片和文物卡减少了对文物的直接磨损，也提高了收藏品的学术研究资料利用程度。同时，拉合尔博物馆还针对研究人员的需求，通过官方网站发布“每日一物”（Object of the Day），便于相关研究者和学生的利用a。2.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成果a Aliza Saba Rizvi,“Nabeel Ahmed Minhas,Cataloguring of Pre-Historic and Indus Valley Collections in Lahore Museum”,Lahore Museum Bulletin,vol.XXX XXXIV,nos.1&2,Jan.2017 Dec.2021,pp.6 15.151中巴文化交流史研究路径探析迄今为止，虽然拉合尔博物馆报告刊载的论文中，关于中国历史文化主题的论文数量极少，仅占以巴基斯坦历史和伊斯兰文化为主题的论文总数的 1.6%，但这至少表明巴基斯坦研究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与关注。达尼明确阐述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历史关系。他指出，中巴关系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深深根植于历史地理中。达尼以公元 1 世纪到 7 世纪丝绸之路沿线的佛教文化交流为线索，梳理了法显、宋云、玄奘去古代巴基斯坦求经取法所走的线路，认为两地佛僧的来往与互动将犍陀罗佛教文化传入了中土。他列举了中国大魏王朝的使者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罕萨留下石刻铭文与其他一些中国相关的考古发现。达尼还论述了在斯基泰人、大夏、贵霜、厭哒人先后统治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过程中，在从塔克西拉到罕萨（Hunza）的古丝绸之路路段沿线，巴基斯坦和中国两地间持续着人员流动和商品交换a。值得注意的是，达尼在中巴古代的文化交流论述中，明确使用“巴基斯坦”一词；而不像西方学者那样使用“古代印度”一词，也不像中国学者那样使用“印度”一词，然后加注“今日巴基斯坦”。达尼的用词和表达简单又明确，符合地理知识，因为古犍陀罗国和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地理上就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学者伊贾兹 巴特也从历史视角分析中巴关系的根源。他以佛教传播和商品交易为两条主线，论述了古代至 20 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北部两个地域之间发生的中巴文化交往事件。伊贾兹认为，佛教是中巴文化交流之源，犍陀罗佛教艺术对中国佛教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发现的岩画和铭文与中国新疆发现的犍陀罗语竹简和铜币是中巴两地文化交流历史的有力证据。此外，巴基斯坦历史上的穆斯林王朝也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外交和商贸关系。在伊贾兹看来，由于英国印度殖民统治，中巴两地间的直接交流在近代几乎中断，但根植于两地人民间的友好往来传统在新中国和独立的巴基斯坦建立后再现活力b。此外，拉合尔博物馆报告刊载有两篇中国文物收藏的文章。一篇来自拉合尔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文章以拉合尔博物馆所收藏的一百多件明清瓷器为个案，对中国瓷器的起源、材质、种类、图案、颜色、形状、标印和所表达的主题做了较为全面的综合论述。文章称，明代至清初，中国瓷器制造业以出口为主，直到 17 世纪末景德镇一直是著名的官窑。1664 年，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均带有明宪宗（14651487 年）的印章c。另一篇是英国作者的文章，它介绍了一张中国宋朝纸钞的辨析、a A.H.Dani,“Pak-China Historical Relations A Journal along the Silk Road from Xien to Gandhara”,Lahore Museum Bulletin,vol.IX,no.2(July-Dec.1996),pp.27 43.b Muhammad Ijaz Butt,“Roots of Pakistan-China Relations Historical Analysis”,Lahore Museum Bulletin,vol.XV,nos.1&2(Jan-Dec.2002),pp.7 12.c Zarina Khurshid,“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Porcelai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ahore Museum”,Lahore Museum Bulletin,vol.II,no.2(July-Dec.1989),pp.19 42.152复原和保存工作。此纸钞 20 世纪初由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新疆发现，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作者在此考古报告中重申中国最先发明和使用纸币的观点，认为早在 11 世纪四川一带就开始用纸币，明朝时期全国广泛使用a。拉合尔博物馆的中国历史文物研究成果数量虽十分有限，却反映了巴基斯坦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关注。巴基斯坦学者关于中巴历史关系的解读明确了他们对中巴文化交流历史的充分肯定，强化了我们把中巴文化交流历史作为独立研究方向或学科的想法，对我国的中巴文化交流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综上所述，对拉合尔博物馆的中国收藏及其相关研究与博物馆工作的考察，启发了我们从研究时段、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可利用资料等诸领域，对历史上的中国和巴基斯坦文化交流研究路径的综合思考，认为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做些尝试。一是在研究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历史时段的中巴文化交流中，可以结合古代中国和南亚地区的书史传统。中国自古就有强大的纪事书史传统，并留下来史记等大量官史。相比之下，古代南亚地区的宫廷正史编纂相对薄弱，但却具有强大的口述传统。因此在历史上的中巴文化交流研究中，可以搜集和整理收藏文物以及与其相关的口述故事，作为对文献资料的一种补充。二是中巴历史上的文化交流研究可以尝试跳出古代和近代中印文化交流研究的框架，构建前民族国家时期的中巴文化交流的区域文化互动研究框架。这些想法还非常粗浅，付诸实践尚需要更长时间，有所成就更需要大量考察和研究。责任编辑：李丽a Beth Mekillop,John Burton,“A 13th Century Chinese Banknote and Its Conservation”,Lahore Museum Bulle-tin,vol.I,no.2(July-Dec.1988),pp.155 158.158(.9.).Studies on the World Role of Sangita in Ancient India and Its Academic HistoryYIN XinanAbstract:The Sangita or music in ancient India hold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music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Particularly,the concept of raga,tala,etc.helped to form the c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