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革命的三个地理问题(1921—1945).pdf

新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中共革命的三个地理问题（1 9 2 1 一1 9 4 5）程森摘要：革命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特殊形式同样需要地理舞台，革命活动自身也有许多地理问题。自建党以来，中共革命所经历的艰难与挫折不能仅仅从政治、军事等方面去分析,还应从地理角度加以阐释。其中，有三个地理问题与1 9 2 1 一1 9 4 5 年中共革命的进程相始终，中共党内长期从实践、理论等方面加以认识、争辩，最终达到成熟。这三个地理问题包括革命活动开展的区域不平衡问题、革命战略空间选择的核心与边缘问题和革命势力的波浪式空间推进问题。中共早期中央与地方领导层对于这三个地理问题的认识不统一，甚至错误认识长期流行，是中共革命新道路探索过程中经历种种挫折与失败的重要诱因。关键词：中共革命；区域不平衡；核心与边缘；波浪式推进D0I:10.16623/ki.36-1341/c.2023.04.006作者简介：程森，男，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陕西西安710119)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史研究”(22JJD770056)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新革命史”研究的倡议,强调在以往军事史、政治史研究基础上从中共革命与中国乡村相互连接、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等角度自下而上的观照中共革命，从而为中共革命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不过，从空间、地理角度去解读中共革命也尤为必要。任何人类活动的开展都需要地理舞台,革命活动同样如此。同时,革命活动自身也会产生很多地理问题，例如革命活动的空间分布、区域差异、革命势力的空间推进等等。回顾中共由微弱到壮大直至成功的曲折道路，可以发现,中共革命的进程中有着一系列极端重要的地理问题。1 9 3 6 年1 2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李金铮最先提出了“新革命史”主张，参见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 0 1 0 年第1 期；新革命史：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省思，博览群书2 0 1 1 年第9 期。83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他还指出,经验丰富的军人如果能“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些论断反映了毛泽东对革命军事活动中地理问题的重视。美国学者沃马克将中共根据地的选址和发展概括为“生存的空间维度”，进一步指出“农村包围城市当然一直作为一种地理上的事实而存在”。国内唐晓峰也曾对“毛泽东的革命地理”问题有所申论。应星、荣思恒对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要素进行了分析,并初步辨识了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和边缘区。本文就1 9 2 1 年至1 9 4 5 年中共革命进程中的三个地理问题进行探讨,试图换一种视角思考中共革命经历挫折、取得成功的原因,以期能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的研究。一、区域不平衡：革命活动开展的空间秩序1927年以来，中共革命活动总体上形成了由起义、暴动到割据，再到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在这一过程中,革命活动的空间范围早期一度很大，大革命失败后全国性起义、暴动“遍地开花”，此后中央产生了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建立割据政权的思想，中央对革命活动的主要着力点在空间上进行了收缩，只是直至长征以前中共一直无法实现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极为艰难,其主要原因就是党内长期以来对于中国革命的区域不平衡问题认识不一。革命活动应在哪些区域开展？中国革命是否存在发达的地区和不发达的地区？中共革命的历史表明,不考虑中国革命区域不平衡的实际,盲目推广“左”倾主义政策,会产生严重后果。这种区域不平衡的表现有两个方面：城市与农村的不平衡、南方与北方的不平衡。（一)城市与农村的不平衡在近代中国,城市集聚着一定规模的人口,在空间形态上多有城墙环绕，掌握着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命脉,而农村地区则较为落后，长期属于政治管控的薄弱环节。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深刻认识这个国情，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方针，方能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共成立以来长期“以俄为师”，恪守“城市中心论”，农村地区的革命活动多以配角出现。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中共革命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此前欧洲和俄国革命的特殊情况：城市斗争落后于农村斗争，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不平衡发展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很难出现同一时期全国性起义、暴动兴起的局势，而只能首先“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由于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 9 3 6 年1 2 月），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 9 9 1 年版，第1 8 9 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 9 3 6 年1 2 月），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 8 0 1 8 1 页。美 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霍伟岸等译：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1 3 年版，第9 3 页。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0 5 年版，第1 5 5 一1 5 7 页。应星、荣思恒：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 9 2 1 1 9 4 5），中共党史研究2 0 2 0 年第3 期，第4 7 6 6 页。中央通告第十六号一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1 9 2 7 年1 1 月1 8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 9 8 9 年版，第5 2 9 页。84中共革命的三个地理问题（1 9 2 1 一1 9 4 5)错误以及革命实践经验的不足，年轻的中共早期领导者并未对这一不平衡现象加以深入分析，相反却将这种不平衡现象视为极端不利于革命发展的“坏事”。中央反复强调工人运动低落于农民运动的巨大危险性，并要求各级党部必须“注意群众斗争平衡的发展”，务必使城市工人的暴动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比较冷静地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的低潮，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城乡区域差异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在速度上发展的不平衡是“现时形势的特征”。主要问题是工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农民游击战争此起彼落地向前发展，而城市工人运动却遭受严重挫折。六大认为造成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的不平衡。换言之,革命对象政治统治的区域差异造就了中国革命活动的城乡区域差异。于是,六大提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但是,六大是在“城市中心论”思想指导下来解释不平衡问题的,因而其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没有在不平衡问题上,加强对农民游击战争重要性的认识,反而认为农民游击战争只有和“无产阶级的城市的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起来”，才能“变成全国胜利的民众暴动的出发点”。其次，不认为中国革命发展的条件是农民运动早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反而认为“工人运动比较农民运动要低落些，这是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中之非常特别非常危险的地方”。1 9 2 8 年7 月2 6 日，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再次明确指出：“中央严重警告过去因白色恐怖困难而放松城市工人运动的各级党部！须知城市与乡村革命运动若不能配合发展，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只有日益扩大，暴动政策便没有实现的可能。”可以看出，自中共建党以来至中共六大召开，以城市为中心开展革命斗争在党内尤其是中央层面长期流行。大革命失败后,部分中共领导者在农村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得到了中央的默许，但中央对农村斗争需配合城市斗争的认识则仍然牢固。换言之,农村革命斗争是一种尝试,在整个革命斗争中处于配角地位,党的中心任务仍在城市斗争。不过，从中共六大之后到1 9 3 0 年6 月“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取得支配地位前的一段时间里,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相继开辟和“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日渐形成，中国革命出现复兴发展的势头。在斗争实践中，中共党内对城市与农村革命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有了新的认识。六大之后不久，任弼时在1 9 2 8 年7 月提出要“创造农村工作的新局面”。1 0 月，毛泽东在其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1 1 月，蔡和森又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并特别强调“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国更加重要”。1 9 2 9 年3 月，周恩来也特别政治议决案（1 9 2 8 年7 月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 9 8 9 年版，第3 1 0、3 1 3 页。农民运动决议案（1 9 2 8 年7 月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 册，第3 6 3 页。职工运动决议案（1 9 2 8 年7 月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 册，第3 6 9 页。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1 9 2 8 年7 月2 6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 册，第5 1 8 页。城市农村工作指南（1 9 2 8 年7 月2 6 日），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 9 8 7 年版，第6 3 一6 4 页。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 9 2 8 年1 0 月5 日），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4 8 页。和森：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布尔塞维克第2 卷第1 期（1 9 2 8 年1 1 月1 日），第2 1 页。85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指出了农村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人土地革命”,并强调指出“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4 月5 日，在给中央的信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的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这是大革命后，毛泽东对城乡革命不平衡问题深刻认识之后的看法，具有重要的意义。9月2 8 日，由周恩来亲自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着重强调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指出：在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此一革命特征“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并预言农村革命运动的发展“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然而，在2 0 世纪3 0 年代初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得共产国际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尖锐化，并“展开大规模阶级搏斗”。受共产国际“左”的思想的影响，1 9 3 0 年2月2 6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指出：党不是要继续执行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在中原大战爆发后，李立三等认为全国革命形势已然成熟，于是在1930年6 月1 1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至此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该决议不顾中国城乡革命活动发展不平衡的实际，认为地区性的农民战争已经过时；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并且认为“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认为“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这种政策加紧推行的结果，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白区，党的许多秘密组织如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几个省委的机关先后被敌人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在一些农村，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少数人搞的军事冒险暴动都失败了。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到很大损失。1931年1 月7 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但会议上的许多看法比“立三路线”更“左”,其突出特点仍是坚持城市中心论。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提出，“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1 9 2 9 年3 月1 7 日）：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 9 8 0 年版，第1 7 一1 8 页。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 9 3 0 年1 月5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 9 8 9 年版，第5 5 8 页。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 9 2 9 年9 月2 8 日），周恩来选集上，第3 2 页。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1 9 3 0 年2 月2 6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 册，第2 5 一3 4 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解放军出版社1 9 9 1 年版，第2 8 6 一2 8 7 页。86中共革命的三个地理问题（1 9 2 1 一1 9 4 5)工斗争的高潮”;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的任务。“王明路线”再次否定了革命活动发展的城乡区域不平衡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夺取革命胜利以城市斗争为中心,提出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其二，否定工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以为中国目前的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并认为这种观点“在苏维埃运动方面必然要以为中国目前的苏维埃运动是农民的运动,中国现在的苏维埃,是农民的苏维埃”。综上，在2 0 世纪2 0 年代至3 0 年代的中共革命新道路早期探索的过程中,革命活动开展的城乡区域不平衡性是一个基本问题。近代西方经济入侵和列强“分而治之”的侵略方式造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又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军事等各要素影响下,城乡发展同样具有不平衡性。这就造成了近代中国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革命活动开展的城乡区域不平衡性也由此产生。应当指出,尽管“城市中心论”长期在中央流行，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农村革命的“实干家”积极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通过多样化的“技术”操作努力消解中央错误政策的影响，壮大了红军,发展了农村根据地,农村地区成为事实上的中国革命核心阵地。这些也反过来表明,革命者深谱中国地理之实对于革命斗争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城市中心论”在早期中央的长期流行，几度重创革命力量，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挫折。（二）南方与北方的不平衡近代以来,中国南方地区较早受欧风美雨和殖民人侵的影响，变革者频出。以故，一些学者认为近代中国革命是起源于南方的，日本学者则将其称之为“南来之风”。就中共革命而言，早期革命人物以南方人居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 5 块革命根据地中有1 4 块居于南方，只有1 块位于北方一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种现象反映了革命活动在中国南北区域的不平衡性,南方地区革命发展很快,北方地区则较为落后。在长征以前,中共党内对于中国革命南北不平衡的看法是不同的。中共六大的决议除了指出国内革命活动的城乡区域不平衡问题,还提出了革命发展在南北区域上的不平衡：南方的广东、湖南、湖北“农民已开始推翻豪绅地主的政权”，而北方“农民刚刚才开始斗争，还只在开始解放运动的尝试”。这就表明，党在制定暴动政策上应注意南北差异,党应先在南方部分省区建立割据政权。由中共六大决议来看,其所说的“南方”主要指湖北、湖南、广东诸省。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又将江西纳人进来。他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2 9 7 2 9 8 页。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 9 3 2 年1 月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 9 9 1年版，第4 2 页。洛甫：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 9 3 2 年4 月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 6 2 9 6 3 0 页。日菊池秀明著，马晓娟译：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中华民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4 年版。政治决议案（1 9 2 8 年7 月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 册，第3 0 4 页。87新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在这里毛泽东很明确的界定了革命活动南北区域不平衡中“南北”的概念，南方诸省主要指湖北、湖南、江西、广东，西南云、贵、川三省虽属南方，但不在革命活动迅猛的“南方”范围之内,北方各省显然是指四川、湖北一线以北诸省。综合中共六大决议和毛泽东的认识来看,造成革命活动南北不平衡的原因是大革命在南北省区影响的差异。大革命由广东发源，自南向北推进,南方的广东、江西、湖南、湖北工农运动蓬勃开展。这些省区因受大革命的影响，加之党的群众基础较好，在1 9 2 7 年后的中共革命活动中易于重新燃起革命之火。大革命随着汪精卫的叛变止于1 9 2 7 年7 月的湖北，故而毛泽东认为北方诸省较少受到大革命的影响,红色政权不易产生和长期坚持下去。尽管毛泽东似乎并未注意到在大革命期间陕西、河南两省农民运动的发展也非常蓬勃，不过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北方地区的工农运动的确衰落了。以陕西为例，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在陕西地区策动了大小十几次起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 9 2 7 年的清涧起义和1 9 2 8 年的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但最终都归于失败。1 9 2 8 年以来，包括陕西在内的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趋于低潮，当南方地区的红军、根据地纷纷建立以后,北方地区的红军、根据地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革命势力一直得不到发展。中共中央自1 9 2 7 年8 月以来主要以南方湘、鄂、赣、粤四省为中心，积极策划四省暴动,准备夺取四省政权。因此,1 9 2 7 年以来，中国革命存在南北区域的不平衡是客观事实,在制定革命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南北差异。在革命活动发达的南方地区首先建立割据政权，进而夺取个别省份的胜利,最终席卷全国，这是较为妥当的方式。忽略、否定北方革命活动落后、不发达这一客观事实，采取冒进的方针将苏俄经验或“左”的路线强制推行到全国会造成北方地区革命力量的消耗，甚至引发严重的危机。遗憾的是，在2 0 世纪3 0 年代“左”倾思想在中共党内全面泛滥的情况下，北方地区革命活动不发达的事实，被看作是不顾中国革命大潮到来事实的“胡说”，称之为“北方落后论”“北方特殊论”。前文已述，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该路线的主要内容就是否定中国革命的区域不平衡,对不平衡的言论扣之以“机会主义”的帽子。尤其是否认北方革命运动较南方落后，指出北方党“想以北方的革命运动落后于南方革命运动的不平衡理论”,来掩盖对建立北方苏维埃和红军的战斗任务的“消极”。否认1 9 2 4 年至1 9 2 7 年的国民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不平衡的事实，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农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1931年9 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随着国民党大举“围剿”南方苏区，在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同时，临时中央指示北方党加紧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并对此寄予希望。但直至1931年底,北方地区一直未能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和红军,这至少表明北方地区在群众基础、党团组织发展、工农运动等方面与南方地区的确有一定的差距,短期内建立根据地或苏区的条件不够成熟。因此,北方各省委在给中央的指示信或决议的回复中不免表达了一定的“地方之言”，希望实事求是地组织北方地区的工农运动和游击队活动等，但这些声音在临时中央看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 9 2 8 年1 0 月5 日），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4 9 页。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 9 8 6 年版；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南省志农民运动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 9 9 7 年版。中央通告第六十一号一一目前政治情形和我们的责任（1 9 2 8 年8 月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 册，第5 3 6 页。88中共革命的三个地理问题（1 9 2 1 一1 9 4 5)无异于“右倾机会主义”言辞,因而对其大加挞伐1932年6 月2 4 日，临时中央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又称“北方会议”。会议听取了北方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满洲等省委负责人的汇报。部分北方省委负责人在汇报本省情况时指出了北方地区不同于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指出应采取契合本省实际的行动方针。如满洲省组织部长何成湘认为，满洲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伪满政权已成立，且满洲地区未经过大革命的洗礼,针对关外不同于关内的特殊的、落后的情况,应采取特殊办法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陕西代表则认为中央政治决议缺少对北方的特殊性的分析。临时中央将这些言论归结为“北方特殊论”,竭力批判。会议最后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等文件，不顾北方各地实际情况,要求北方各省立即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其结果，除陕甘交界地区一直在困难中坚持外,北方其他各省一直未能建立苏维埃区域,且因革命力量暴露而遭到严重打击。总之,革命是人类活动的特殊形式,其发展也会因特定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在空间上表现出区域差异或不平衡。由于近代中国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空间差异，中共革命活动在区域上也产生了城乡不平衡和南北不平衡，针对不平衡区域革命形势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方针、路线来开展革命斗争是中共取得成功的关键。中共早期革命史上的成功与挫折很大程度上都与对这些区域不平衡认识的正确与不正确息息相关。二、核心与边缘：革命战略空间的选址中共革命的区域不平衡性关系到革命活动在中国这个大的地理区域上发展的先后问题农村后城市,先南方后北方。但是即使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还不足以取得革命的初步成功,中共需要战略空间的依托一一根据地。根据地的建立被认为是中共成功的“三驾马车”之一。毛泽东对根据地的解释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因此,即使确立了革命活动在中国这个地理空间上的发展“秩序”,缺乏根据地作为战略基地,革命形成燎原之势也恐非易事。根据地就是“割据”,是政权,是中共力量得以生存、发一先姜华宣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 9 2 1 2 0 1 1），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7 6 页。陕甘边照金苏区红二十六军因“左”倾主义者的领导于1 9 3 3 年5 月间被断送，不久照金苏区也被国民党攻陷，红军余部转入南梁。北方会议后，北方省仍有人质疑中央的决议,坚持认为革命活动在南方和北方是不平衡的。如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李铁夫认为，北方广大群众因长期处于封建专制之下，“他们还不十分相信群众自己的威力”“还不能抓住自己的出路”，至少在华北，“其革命化的速度还是很迟缓的”。在这种情况下，临时中央提出的“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无法实现的。参见史略：李铁夫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抵制和所谓反“铁夫路线”的情况，党史研究1 9 8 3 年第6 期。中共党内对中国革命区域不平衡问题的认识全党范围内达到了一致和认识成熟的标志是在1 9 4 5 年4 月2 0 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见鲁广锦：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理论探索，中共党史研究1 9 9 3 年第2期,第5 0 页。黄道炫：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军事历史2 0 1 5 年第6 期，第5 5 一6 0 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 9 3 8 年5 月），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4 1 8 页。89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展、保存的战略空间或后方。那么，割据政权或战略基地是在敌统治的核心区选址,还是在边缘区选址？这又是一个关系到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地理问题。（一)核心（区）与边缘（区)核心（core）与边缘（periphery）是地理学上的重要概念，通常以核心一边缘理论（模式）著称。这一理论是指“在经济、社会和政体的权力不公平分配的情况下，人类活动的空间组织模式”。核心处于支配地位，边缘处于依附地位，依附是指核心与边缘之间的交换关系。美国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德曼（J.R.Friedmann）于1 9 6 6 年出版其区域发展政策一书,系统提出了核心一边缘的理论模式。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组成,核心区域由一个城市或城市集群及其周围地区所组成,边缘的界限由核心与外围的关系来确定。核心区（core area)是指城市集聚区,工业发达，技术水平较高,资本集中，人口密集，经济增长速度快;边缘区（periphery area)是指相对于核心区域来说,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一般来说，核心一边缘理论认为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贸易不平等，经济权力、技术进步、生产创新等也都集中于核心区。核心一边缘理论主要应用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国内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关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核心一边缘理论反映了政治、经济、技术等要素在空间上的差异性和异质性,研究各自然、人文要素在空间上的差异性、异质性正是地理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核心与边缘的概念在历史研究中,学者们多有引入。施坚雅曾将传统中国划分为十个经济大区,每个大区都有核心与边陋，“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带较核心区松散”。鲁西奇提出了“内地的边缘”概念，认为传统中国并非一个均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实体，而是由政治控制与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族群构成与社会结构各不相同、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千差万别的各个区域，区域存在核心与边缘，边缘也是“空隙”，“即使是在帝国统治的腹心地带,也存在着这样的空隙”。根据核心一边缘理论，从革命的角度来说，在人口众多、地貌各异、政治动荡的近代中国，存在经济、政治、权力、军事、文化发达集中的核心区和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其中,城市（等级上分为首都、省会城市、县级城市等)为核心，以之为中心向周边平原、河谷地带辐射形成的经济、文化发达，人口密集区为核心区。这些区域之外的广大农村地区则为边缘区，尤以政区交界地带最为薄弱。不过，传统中国的核心（区）与边缘（区）并不需要完全维持严格而紧密的交换关系,边缘区依靠小农经济也能自成一体,这是后来红色政权生存、发展的主要原因。（二)核心区暴动、割据的失败中共革命活动的开展必然以中国这个大的地理空间为依托。“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进行活动的。”从地理学角度来说，“中国”这一空间是非均质的，具有异质性，产生空间差异，进而产生核心与 英 R.J.约翰斯顿主编，柴彦威等译：人文地理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 0 0 5 年版，第1 1 1 页。美 施坚雅，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一一施坚雅模式，吉林教育出版社1 9 9 1 年版，第1 2 页。鲁西奇：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学术月刊2 0 1 0 年第5 期，第1 2 8 页。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 9 9 1 年版，第3 2 页。90中共革命的三个地理问题（1 9 2 1 一1 9 4 5)边缘。传统时代的核心与边缘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种因子的叠加而成的综合体，发展形成核心区与边缘区。无论是帝制时代还是民国时期,统一“中国”的形成实则是中央系统或国家系统向边缘地区的持续推进，进而消边缘地区的动荡。1 9 2 7 年以来，蒋介石政权也一直致力于消解其中央直接控制的核心区以外的边缘地区的影响力,并期望将之纳人中央系统。这包括两种区域，一是地方军阀控制区域,如西北、两广、西南等地方军阀都属于蒋氏政权政治、军事直接控制之外的边缘区域；二是中共直接控制区域。显然，从革命的对象角度来说，我们所说的核心（区）与边缘（区）早期都为革命对象所占据。中共革命要做的就是选择在合适的区域开展革命活动,建立革命的战略基地一一根据地，并最终完成全国性的政权转化。与对革命活动区域不平衡问题的认识一样,中共早期年轻的革命者们也对党在核心区还是边缘区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付诸了极为艰难的探索。众所周知,从1 9 2 1 年至1 9 2 7 年，中共虽略有涉及农村边缘地区的革命活动，但整个党的工作思路长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沿袭俄国共产党人的斗争路径。中共早期斗争的失败固然是因敌强我弱、没有掌握革命武装，但中共领导人过于重视中国地理上的核心与核心区，而忽视边缘区革命斗争也是重要原因。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将城乡暴动作为中央和各地方党的中心任务。按照常理，中共应在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中改变其重视核心区、忽视边缘区斗争的问题,但是“八七”会议的总方针在各地执行中仍以核心区斗争为主。此后，中共中央产生了由暴动向游击战争转化,并进而形成割据的思想。不过,在割据的空间选择上,早期并未区别核心与边缘，都是以县、市、省为中心的整体暴动，没有产生在边缘区暴动、割据的思想。1927年8 月2 9 日，中央对两湖暴动计划的决议案就指出：湖南暴动可分为三大区，一为湘南各县,郴州、宜章、汝城、永兴及衡阳、耒阳、衡山两路夺取衡阳,暴动成功后，会合潭醴之师合取长沙。第二区为湘中、湘东各县，为安源、醴陵、湘潭、湘乡一路；浏阳、平江一路；宁乡、益阳、安化一路；湘阴、岳阳、长沙与其近郊一路。各路以长沙为中心作准备，于九月十日开始总的暴动。这个“全省范围的暴动”计划，以会攻长沙，“推翻湖南省政府”为最终目标,并未区分敌人统治的核心与边缘问题，可谓“全面暴动”。而且，各分区活动的中心都是以夺取区域中心城市-一一长沙为目标的,因而总体上都以进攻敌之区域核心为目标。陕西地区同样如此。1 9 2 7 年9 月2 6 日，参加“八七”会议的陕西共产党员李子洲回陕传达中央精神后,陕西省委于西安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强调指出：“在西北上的革命若不注意农运，就无所谓革命。农村若没有革命的变化,革命也永远不会有彻底的成功。对农民的态度,是一切政治行动的测验。”这个具有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前瞻性言论无疑充满着令人振奋的声音，但其实际执行却是集中于渭河沿岸，东至潼关，西至长武，以长安为中心。这一区域是以渭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显然不是边缘区域。到了1 9 2 8 年,陕西共产党人制定了一个宏大的暴动计划，要策划全陕东的“总暴动”最终发动“渭华起义”。计划指出：“陕西各级党部应如何努力于鼓动和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的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1 9 2 7 年8 月2 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 册，第3 6 4 页。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党务报告（1 9 2 7 年9 月2 6 日），中央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 9 2 7 一1 9 2 9，内部发行，1 9 9 2 年版，第1 4 8 页。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党务报告（1 9 2 7 年9 月2 6 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 9 2 7 一1 9 2 9，第1 4 8 页。91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总暴动,形成整个陕西普遍的大骚动局面。”暴动区域具体为：“依据天然的地理、政治、经济诸条件,将陕西划分为关中、汉南、陕北三区”,汉南、陕北在省委指导之下，各设一特别委员会,指导汉南、陕北党内外一切工作，而陕西共产党的工作重心集中在关中道,将关中道划分成五个重要区域，执行农民暴动的方针：省东区，临潼、渭南、二华、潼关、蓝田等县，以华县、渭南作中心；渭北区,泾阳、三原、高陵、富平、枸邑、淳化等县，以泾阳、三原作中心；省西区,乾县、醴泉、永寿、长武、兴平、岐山、扶风、武功等县,以乾县、醴泉作中心；中区，长安、咸宁、屋、郭县等县，以长安作中心；东府区，蒲城、固市、同州、朝邑、韩城、邻阳等县,以蒲、固作中心。显然,整个关中道是陕西的核心区,共产党人以此为暴动中心必然面临敌人的疯狂镇压,渭华起义最终也归于失败,这与同一时期国内其他地区暴动的结果是一致的。（三)边缘区割据的探索与思想确立我们知道,中共革命的转机源于革命新道路一一“农村包围城市”的探索。从地理上来说,实则是思想上和实践上由在敌统治的核心区建立革命战略基地转变为在边缘区建立,并最终推动全国革命的胜利。民国以来,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统治下的各地方军阀控制着中国各地的核心和核心区。这些地区在等级上沃马克将之分为中心（center）和次级中心（s u b c e n t e r）,各军阀的领土政治实际上是想把自已辖区变成一个与北京中心/南京中心相对抗的次级中心（subcenter）。其各省“自治”也是地方精英想要避免屈从于一个中央精英的努力。而中共根据地的选择则是在这些中心和次级中心以外的边缘地带建立一个“敌对中心（anti-center)”“毛泽东利用他的军事力量挑战当权政府控制的边缘地带”。黄道炫将中共复兴的边缘地区命名为敌人统治的“裂缝”地区，他认为由于中共革命是个由弱到强、不断发展的过程,初期根据地的选择，必然是在对手力量薄弱的地区,亦即统治裂缝地区。而由于敌手方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性,近代中国这样的统治裂缝特别明显，这就给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天赐良机。革命,就这样在努力和机缘中奋勇前行。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最早探讨了在边缘区建立割据政权的理论和原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这是高层政区交界处的割据政权,以罗霄山脉中段为基地,是个敌人统治的边缘区域。选择罗霄山脉的中段建立割据政权，,其原因是能够影响湘赣两省，群众基础、党的基础都有,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这一割据政权的内部还有县级政区交界处的边缘地带，也是红军赖以生存的重要军事根据地,其一是永新、需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其二是陕西党与团关于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的通告（1 9 2 8 年1 月1 2 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 9 2 7 1 9 2 9,第2 7 1 页。即华县、华阴。渭南县渭河北部重要市镇固市在大革命时期曾设立五一县。陕西党与团关于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的通告（1 9 2 8 年1 月1 2 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 9 2 7 1 9 2 9，第2 7 2 页。美 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霍伟岸等译：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第9 3 页。黄道炫：革命、裂缝、根据地，苏区研究2 0 1 7 年第4 期，第4 1 一4 8 页。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 9 2 8 年1 0 月5 日），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5 2 页。井冈山的斗争（1 9 2 8 年1 1 月2 5 日），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7 9 页。92中共革命的三个地理问题（1 9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