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挫折时刻的文学书写——重读茅盾的《腐蚀》.pdf

81现代中文学刊双月刊2023年第3 期（总第8 4 期）BimonthlyNO.3,2023Sum NO.84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政治挫折时刻的文学书写重读茅盾的腐蚀唐小林（上海大学中文系）内容提要：茅盾在1 9 4 1 年以皖南事变为背景创作的腐蚀，是继蚀三部曲后对政治挫折的又一次即时性回应。茅盾通过塑造一个具有“疏离性”的失足女特务形象，不但批判了国民党政府的特务制度，也重新整合了大革命失败时的情感体验和社会感知。在这部小说中，人物关系被不同的意识形态所界定，总体性的社会结构也被政治话语所重新编码。茅盾由此深刻地再现了皖南事变后国统区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现实和情感结构，并以“杂文”为内在意识，找到了一种包含历史行动力的呈现社会“真实”的文学方式。与茅盾最初开始文学创作的心境相似，腐蚀和同时期的一系列杂文，也是在特定政治事件激发下的写作，却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的对创伤性经验的处理方法，具有较强的“行动性”和“战斗性”。茅盾不仅再次贡献出政治挫折时刻独特的文学书写，也由此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坐标。关键词：茅盾、腐蚀皖南事变、政治挫折、政治编码1941年1 月初，皖南事变爆发后，茅盾从重庆转移到香港，为复刊后的大众生活创作了长篇小说腐蚀。考虑到香港读者的阅读趣味，茅盾以一个失足女特务为核心形象，并特意将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放在皖南事变前后，目的是为了“揭露蒋介石勾结日汪，一手制造这千古奇冤”的真相”。腐蚀连载后便引起轰动，成为茅盾在国内版本最多的一部小说。腐蚀的特务题材和日记形式在茅盾的小说创作中都较为独特，而妥帖地解读这部小说将有助于丰富对茅盾文学实践的整体性理解。由于腐蚀针对的是皖南事变，具有浓厚的“政治气息”和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是茅盾继大革命失败之后又一次政治挫折时刻的文学书写，因此既需要分析其特殊的文学形式和书写方式，也需要对照早年大革命失败时的创作展开论述，并结合茅盾1 9 4 1 年前后的现实处境、精神世界及其多种形式的文学实践进行整体把握。从写作语境和形象谱系来看，腐蚀与蚀三部曲有着某种共通性。这部小说所塑造的核心人物是一个具有“疏离性”的国民党女特务，但其生活背景和精神气质却与茅盾早期小说中的慧女士、章秋柳等人颇为相像。对于茅盾而言，皖南事变与早年的马日事变虽然不一样，但却具有情感体验上的相似之处，所勾连的乃是大革命失败时的那种政治挫折感。然而，在应对方式上，不同于早期小说更加偏重于对社会全景的展现，腐蚀和茅盾同时期所创作的大量杂文则具有强烈的时事针对性和“战斗”意味，更加强调社会的结构性“真实”，以及文学对现实的介人和改变功能，背后隐含着茅盾对“时代性”和“整体性”的新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腐蚀的创作及其所关联的一系列杂文写作实践，可以视为茅盾继蚀三部曲后对政治挫折的又一次回应，从中或许也可以为讨论茅盾在1 9 4 0 年代的文学新变打开一些思路。82现代中文学刊一、皖南事变与腐蚀的写作茅盾文学创作的开始，可以追溯到1 9 2 7 年的国共分裂。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茅盾叙述了自己“开始创作”的心路历程：“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爆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2 后来的研究者也从政治挫折经历上考察茅盾文学的发生，如安敏成认为，“沈政治上的失败，以及由此导致的他对政治现实内部复杂的张力（或矛盾）的领悟，在某种意义上解放了他的文学想象力”，“沈的第一批作品是政治挫折的产物”。3 可以说，正是政治上的挫败促成了茅盾文学的诞生，特别是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个层面来看，1 9 4 1 年发生的皖南事变尽管在生命体验上无法与大革命的失败相提并论，但对于茅盾而言却同样具有文学启示上的意义。根据茅盾晚年的回忆，皖南事变发生时，他首先联想到的便是大革命失败时的情感体验：“我惊得半响说不出话来，难道马日事变”又要重演了。”4 尽管此时面临着不一样的社会状况、政党格局和国际形势，但在某种意义上，皖南事变所唤起的正是茅盾早年的政治创伤记忆。茅盾在晚年回忆皖南事变时，还特别提及1 9 4 1 年2月5 日，洪深服毒自杀的事件，这也对他当时的心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洪深在遗书中写下：“一切都无办法，事业，家庭，食衣住，种种，如此将来，不如且归去，我也管不尽许多了！”虽然洪深自杀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但皖南事变对他而言无疑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左翼文化人也认为，包括皖南事变在内的政治因素，是洪深自杀的根本原因，他的自杀由此被视为一种充满政治意味的“尸谏”。后来有研究者也对洪深的自杀进行考察，认为“洪深自杀的导火索为生活困迫，但其罪魁祸首却是政治因素”。受皖南事变和洪深自杀的刺激，茅盾结合宋之的的五幕剧雾重庆中的相关情节写下了杂感雾中偶记，提出“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不可免的将是长期而矛盾而且残酷”，但是“浓雾之后，朗天化日也跟着来”。这种对社会政治和历史走向的理解，已与1 9 2 8 年写下的雾中那种只有“不堪沉闷的压迫”截然不同，并进而直接影响了他此时小说创作的取材和写法。皖南事变发生后，包括茅盾在内的多位文化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离开重庆，去往香港开辟“第二战线”。同时，邹韬奋在香港复刊大众生活，邀请茅盾参与编委会。因为担心全是政论性的文章，难以吸引香港的读者，会影响刊物的销路，所以邹韬奋邀请茅盾“作为紧急任务赶写一部”长篇小说。茅盾答应后，想到“香港以及南洋一带的读者喜欢看武侠、惊险小说”，而“国民党特务抓人杀人的故事，以及特务机关的内幕，却也有一层神秘的色彩”，于是根据自己的听闻，打算写这样一个“被骗而陷入罪恶深渊又不甘沉沦的青年特务”的故事，以“暴露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凶狠、奸险和残忍”。1 在此之前，茅盾在如是我见我闻系列中创作了西京插曲和旅店小景，其中也写到了国民党特务。特别是旅店小景中有关特务的“尾随侦察”活动，与腐蚀中的相关描写有相似之处，可以看作是腐蚀的素材来源之一。如是我见我闻连载于1 9 4 1 年4 月8 日创刊的华商报副刊灯塔，到同年5 月1 6 日结束。而腐蚀则从隔天开始在大众生活上刊载，到同年9 月2 7 日第2 0 期结束。因为是边写边连载，且为了更好地表现女性的心理世界，茅盾便采用了日记体，主要呈现了国民党女特务赵惠明1940年9 月1 5 日至1 9 4 1 年2 月1 0 日期间在重庆所写的日记。对照来看，腐蚀的创作时间与赵惠明写日记的时间非常相近。有读者就特别辨识出日记这段时间的政治性意味，指出“这五个月，是抗战中一段最黑暗的时期：对内，团结的阵线逐渐破坏，逆流汹涌，终于发生了不幸的皖南事变；对外，和平”的谣传正盛，汪系特工潜人内地，大肆活动”。其中提及的皖南事变便是小说的核心叙事内容。事实上，由于宣传的限制，如何认识皖南事变，以及如何叙述这一政治性事件，并非是不言自明的问题。因此，首先应该辨析的是，茅盾在腐蚀中是怎样书写皖南事变的？腐蚀以国民党女特务赵惠明为叙事视点，并设置了几种代表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物类型，如K和萍代表共产党，陈胖、何参议和周总经理等代表重庆国民政府，而舜英、松生和希强则代表南京汪伪政权。在小说中，K、萍和小昭是被迫害的一方，而汪蒋两方则经常在舜英夫妇家密谈。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前夕，赵惠明在“十一月十九日”日记中提到舜英透露的相关消息：“剿共军事，已都布置好了，很大规模，不久就有事实证明”，“从此可以和平了，而且分裂的局面，也可以赶快结束了”；2 又在次年“一月十一日”中记述了舜英的暗示“成功”在即”，“不久就可以和了”，“方针是已经确定了”。1 3 这些密谈的信息，都围绕皖南事变展开。在“一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则开始正面写到皖南事变：“纷纷传言，一桩严重的变故，发生在皖南。”1 4 直至在“一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到了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刊登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诗，以及国民党特务“满街兜拿”的活动。特别是其中借另一失足女特83现代中文学刊务N之口，说出了当时人们对这件事的反应：“有人说，历史要重复演一次；有人说不会，为的是大敌当前。”1 5所谓“历史要重复演一次”，指的便是1 9 2 7 年大革命的失败和国共合作的破裂，这也正是茅盾和他周边友人在得知皖南事变后所特别担心的地方。茅盾通过叙述不同政治立场之间的关系和交往，最终对皖南事变作出了解释，即背后是蒋介石政府勾结汪伪政府，投降日寇。在听到皖南事变的消息之前，茅盾已经通过徐冰等人得知国共之间有严重摩擦，并在为新华日报三周年纪念所写的文章中，预感到“今年是胜利年，但也将是最艰苦最困难的一年，敌人的阴霾挑拨离间，汉奸的多方活动，会比往年加紧”。1 6 当时，茅盾先是通过沈钧儒和叶以群获得皖南事变的大概情况，后从周恩来处了解了具体的前因后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在晚年回忆录中曾提及当年的吴开先事件：“当时，在进步人士中间传递着这样的消息：这次事变是近几个月来日汪蒋秘密交易的结果，挂着各种头衔的汉奸吴开先以秘密特使身份穿梭于宁沪渝之间，就是为蒋汪合流，联合剿共，实现荣誉和平”牵线搭桥的。”1 7 这构成茅盾对皖南事变展开叙述的认识性前提。此后的读者，在阅读腐蚀时，通常都特别关注到这部小说对时局的描写。尤其是在抗战结束后，很多腐蚀的读者都提到了这一事件。如白在1 9 4 6 年为腐蚀泻写的读后感中，指出皖南事变是“重庆和南京合流的阴谋”。1 8 虽然当时的中共方面也无法确定事变的发生与国民党投降有无直接联系，1 9 但是鉴于国民党对皖南事变消息的封锁，类似“吴开先事件”的传闻反而传播甚广。而且，茅盾以此为基础对皖南事变展开书写，实则是在“针锋相对”，与中共当时所采取的“通过斗争以求团结”的政策相一致。尽管吴开先等事件为茅盾提供了一种理解和书写皖南事变的思路，但对于茅盾而言，皖南事变本身就无法在单纯的党派之争中进行理解，还要考虑其对抗日力量的损耗，以及对可能发生的“内战”的影响，这也是当时国内外各方力量对皖南事变的主要关注点所在。据茅盾的说法，他在听说皖南事变的消息后，“惊”之余，首先指出的就是：“老蒋这种做法是不打算抗日了。”2 这意味着在茅盾这里，1 9 4 1 年皖南事变所关联的政治挫折，一方面在情感体验上与大革命的失败具有相似性，另一方面在后果上却有着很大差异，其中的关键便在于对抗日战争形势的考虑。因此，相对于蚀三部曲而言，茅盾在腐蚀中不仅表现了由政党对垒而引发的政治挫折，同时也扬弃了蚀三部曲那种内在化地理解革命、解释政治的思路，通过引人具有高度“疏离性”的核心人物，以及特殊的对外部社会的描述方式，对特定政治事件前后的社会进行了总体性呈现，从而得以在更高层面的“真实”中理解政治。因此，需要追问的是，作为茅盾第二次处理政治挫折的小说，腐蚀采取了怎样的形式？这一形式产生了怎样的效果？二、1政治编码与小说形式在茅盾的小说创作中，腐蚀的“独特”之处，首先体现在文体形式和人物形象两方面，并带出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这部小说采用了日记体，是有关内心独白的文本，但茅盾却试图以这种高度主观化的方式来表现皖南事变前后的客观社会面貌，这种叙述策略应该如何理解？第二，茅盾在腐蚀中同样选择了女性形象为核心人物，但却不是早期小说中的革命女性，而是一位国民党女特务，且她对国民党政权并不完全认同，在政治立场上具有较强的“疏离感”，那么这种“疏离感”带来了怎样的文学效果？关于第一点，普实克认为，在蚀三部曲中，茅盾便注重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一写法应视为“时代的特征”，“是表达非常强烈情感的需要”。同时，他认为茅盾的“艺术兴趣”在于“描写”而不是“叙述”，腐蚀的创作意图，“是要描绘出社会的状况，而女主人公的真正作用是把客观现实及她对此作出的反应如实地记录下来”。2 1 也就是说，具有特殊政治身份的女主人公可以视为社会现实与文学书写之间的媒介。但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赵惠明所面对的主要人物都关联着特定的政党立场，他们之间的交流隐含着大量的情报信息，且考虑到特务的职业性质，接收和传递信息的不透明性，以及日记中对不同信息的记录和分析的写法，可以将赵惠明的日记书写视为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政治编码。那么，可以继续展开讨论的是，这种政治编码式的写法能够更好地呈现皖南事变前后的客观社会现实吗？结合第二点“独特”之处来看，经过这一女特务的日记书写，当时的社会结构得到了怎样的展现？具有怎样的形式意义？相较于同时期徐訂的风萧萧1 9 4 3）陈诠的野玫瑰（1 9 4 1）和无情女（1 9 4 3）等间谍、特务叙事，腐蚀的不同首先体现在其特务叙事被安排在政党对垒之中。与此同时，女主人公赵惠明也表现出对其置身的国民党政权的疏离，并带着一种普泛化的个人主义逻辑。尽管赵惠明是国民党特务，但是她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并不是按照党派要求来进行的，她对国民党也没有身份上的归属感，因此她可以视为各党派之间的一种流动性主体。这种“疏离性”或者说“流动性”为小说带来了两种叙事功能。第一，置身其中却没有相应的政治认同，使得小说得以用更为灵活的叙事角84现代中文学刊度对国民党特务制度进行批判，并特别对其中的男性特务展开讽刺性描写。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日记里国民党特务机构被描写成一处淫乱不堪、特权横行的之地，机构中的男性毫无理想，贪婪好色，女性则对赵惠明怀抱妒忌心态，彼此勾心斗角”，这种写法是为了“试图透过性别书写打击国民党父权中心”。2 2第二，茅盾为小说取名为“腐蚀”，“聊以概括日记主人之遭遇”，2 3 因此这种“疏离性”使得女主人公也处于“受害者”的位置，从而更容易让读者对其产生“同情”，2 4 小说也获得了更“真实”的叙事效果，从而具备一定的“教育意义”。2 5 以至于后来有读者来信，希望茅盾能够“把惠明救出苦海”，2 在小说中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2 7 在这种特别的身份、立场与现实遭遇的设置中，赵惠明为当时的读者（特别是香港读者2 8）提供了一个有距离但又不无代人感的阅读位置。它对应的是皖南事变以后，在国民党进行消息封锁的情境下，普通大众对相关事件真相的疏离。而茅盾通过赵惠明这一女特务的视点，对皖南事变所带来的政治挫折进行了相对化处理，使之呈现为有关“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故事，进而将创伤经验转化为小说隐含的叙事动力。赵惠明既是茅盾所选择的叙事视点，也是小说中日记的写作主体，外部社会现实正是通过赵惠明的日记书写才得以呈现出来，日记承担着特定的感性作用。有读者指出这正是腐蚀的特色：“因为从这里，你所得到的不是那特务制度外形上的可怖，而是它那无所不在的势力，无所不至的影响，以及它所及于无数人一一尤其是年青人一一内心上的难以解脱的腐蚀作用。”2 9 那么，赵惠明的日记中究竟呈现出了怎样的现实世界？从腐蚀的故事情节上来看，小说先交代了赵惠明所处的特务环境，以及她与另外几个特务同事G、陈胖、F和小蓉等的关系，这一层指向的是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描述。其次，小说通过不断引人新的人物的方式来推动情节，特别叙述赵惠明先后遇到舜英夫妇、萍、K和小昭等人。这是一种有意的叙述选择，因此这些被赵惠明遇到的人，都是她的“故人”：舜英和萍原是赵惠明的老同学、老朋友，K是之前在某处见过面并“谈了不少话”的人，而小昭则是赵惠明昔日的恋人。“故人”们的不断出现，整体上是为了映照赵惠明当下的身份处境，为故事发展带来新的线索。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故人”在此时的政治性分化：舜英夫妇背后是南京汪伪政府，K和萍是共产党，小昭则是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进步份子。在创作腐蚀前，茅盾曾参加由全国文协总会组织的关于小说人物描写的专题讨论会，并提出小说人物的塑造，“是要在他的社会关系上去看，要在他怎样应付人事等等行动的总体上去看”，“从发展中看，就是在这种错综交互的变化关系中去看”。3 赵惠明这个人物便很好地体现了茅盾所追求的“关系”和“发展”，因此在小说中承担着特定的社会表达功能。进一步看，这种叙事设置其实所指涉的是，在皖南事变前后，既有的亲密情感开始被不同的政治立场所界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政党政治重新编码，并被赋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这样的结构性叙事中，腐蚀真正的主题开始凸显出来：茅盾要呈现的其实是一个被政治对垒，以及国民党内部以父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特务制度所形塑和编码过的社会，也就是茅盾在小说开头的小序中所说的“尘海茫茫，狐鬼满路”的世界。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需要讨论的，是关于小说中赵惠明日记书写形式的问题。表面来看，日记呈现的是杂乱的内心独白，其中甚至不乏相互矛盾之处，但是细读则会发现，赵惠明的日记书写本身是一个记录信息和分析信息的过程。比如在十月一日的日记中，赵惠明写道：猜想起来，这几天的“和缓”，正是G他们重新布置，发动新的攻势以前的沉静；而我却无端放弃了一个机会。我并不幻想陈大胖子真的会解救我的困难。落井下石，看风使舵，以别人的痛苦为笑乐，一一是他们这班人的全部主义；何况对于我，他早就存了“彼可取而玩之”的野心？但是环境既已如此，如果一心盼望半空中会跑出个好人来，而不尽可能利用狐群中的狗党，那我只有束手待毙。3 1赵惠明的日记基本上都是像上述引文这样，先概括事件、描述现象，然后对其进行分析和评论，这构成了她日记的主要写法。值得关注的是，其中的破折号将前半句的“落井下石，看风使舵，以别人的痛苦为笑乐”与后半句“是他们这班人的全部主义”区隔开来，其实是在分别进行描述与分析。破折号、双引号和括号在腐蚀中的大量使用，3 2 也成为这部小说鲜明的叙事特点，并在文字叙述之外参与了腐蚀内容和意义的建构，既对应着特务写日记的特殊方式，也彰显出无所不在的政治意识。赵惠明的特务身份，决定了她与其他人在交流过程中信息的不透明。因为她还是一个具有“疏离性”的特务，不管是在国民党内部，还是面对其他政党力量，她与别人的消息交流往往并不对等，因此需要在日记中不断进行分析和推测，以得出真正有效的信息，并依此展开第二天白天的行动。由于这两个特征，赵惠明的日记看似相当主观化，实则却在以充满分析式的语言对白天所收集到的那些不透明信息进行解码。而赵惠明不断试图掌控事情走向，却屡屡以失控告终，也意味着没有人能够逃离这种结构化的社会禁。特别是皖南事变后，随85现代中文学刊着蒋介石政府加强了对书报的查禁，以及对社会网络的监管力度，社会心态也发生着微妙变化。当时，茅盾在离开重庆经桂林去往香港的途中，曾写下渝桂道中口占一诗，其中“存亡关头逆流多，森严文网欲如何？”一句，便是他对当时这种紧张局势的概括。而腐蚀中日记的书写形式，不仅对应了赵惠明特殊的职业身份，更关联着1 9 4 0 年代战争语境中人们对政治化社会的体认方式。需要继续追问的是，这对茅盾的写作而言具有什么意义？在创作蚀三部曲时，茅盾无法以更具有超越性的姿态来对待大革命失败所带来的政治挫折，体现在那时小说的写法上，便是更加强调所谓“客观的真实”，因此茅盾也不满于自己“竟做了这样颓唐的小说”。3 3 腐蚀则不再满足于仅在创伤体验的层面去描写细节的“真实”，而是以更具结构性的写作方式来把握特定政治事件所带来的社会氛围与情感结构的变化，这正是茅盾所始终追求的“时代性”。在茅盾早期的小说中，这种“时代性”更多地与“整体性”有关，如有研究者指出茅盾的“时代性”，“其中蕴含着整体的思想，即个体必须融入集体，同时集体必须和历史合二为一，既服从来自历史的命令，又主动地推进历史”。3 4 从最早的蚀三部曲到子夜，他的文学愿景都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3 5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茅盾还主编了中国的一日，尝试以此展现“一天之内的中国的全般面目”。3 6 不过，1 9 3 8年，茅盾第一次去香港时为立报言林所创作的第一阶段的故事，虽然也试图全面反映当时的现实，即上海“八一三”抗战的社会景象，并且为了照顾香港的读者而采用了“通俗形式”，但茅盾自己承认“写到一半时，我已经完全明白，我是写失败了”。3 7 但在写作腐蚀时，茅盾对“时代性”的理解显然有了一些差别。他不再执着于社会全景的展示，而是从具体社会事件着手建立小说的叙事形式，并重新展开有关“时代性”和“总体性”的理解。具体到腐蚀中，这种“时代性”对应的则是人物关系的高度政治化，人物的心理、行动和命运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事件与政党政治的影响，这正是皖南事变之后更为深刻、更具“总体性”的社会现实。三、政治挫折的二次书写腐蚀作为茅盾应对政治挫折的二次书写，其文学意义在于，它既以独特的政治编码和小说形式再现了社会的结构性“真实”，同时也避免了左翼激进派革命文学观念的教条化。如果说腐蚀之前的小说创作意在展现社会全景，并尝试从中探寻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其中的历史远景往往难以清晰地呈现出来，因而如第一阶段的故事无法继续写下去，3 8 那么茅盾后来辗转流徙于新疆迪化、延安边区等地，并写出了表现延安生活的风景谈开荒和记“鲁迅艺术文学院”等作品，则表明茅盾在思想和政治立场上正在厘清有关“出路”问题的纠葛。因此，当茅盾再次来到香港时，腐蚀及同时期大量的杂文创作，意味着他也在文学方式上作出了反应。特别是作为直接回应皖南事变的腐蚀，也是茅盾再一次处理现实困顿的文本。正是通过腐蚀，茅盾找到一种既不带有“悲观颓废的色彩”，也不是“一味的狂喊口号”的写作方式。王晓明曾指出，腐蚀的女主人公赵惠明，在生活经历、性格，甚至是外貌等方面，都可以视为慧女士和章秋柳的“血缘亲族”，她所投射的是茅盾“先前的那些情感体验”。3 9 可以进一步点明的是，所谓“先前的那些情感体验”，是指大革命失败的体验，是政治挫折的体验，这也是茅盾文学诞生的具体语境。如有研究者指出，“政治创伤体验使茅盾在社会政治层面陷人低谷的同时，激发了他的小说艺术才情”。4 而腐蚀为何会重返“先前的那些情感体验”，或许并不仅是因为茅盾在香港创作这部小说时，缺少有关特务统治的“感情印象”，“运用第二手资料组织故事的方法，刚刚在第一阶段的故事里遭了失败”，4 还因为皖南事变所带来的挫折感，与大革命失败所关联的政治创伤体验具有相似性，因此同样刺激了茅盾的文学生产。不过，茅盾此时的主体状态和写作位置与早期并不相同，皖南事变后的“逆流”和“森严文网”，反而带来“万里江山一放歌”，激发出茅盾强烈的斗争精神和充沛的写作能量。皖南事变发生后，茅盾经历过非常短暂的“郁闷”和停笔，其后便在香港开始了活跃的文学活动，创作颇为丰富：先是为华商报的文艺副刊灯塔创作“见闻录”如是我见我闻，接着又为大众生活连载长篇小说腐蚀，最后还创办了文艺刊物笔谈，并为笔谈写了回忆性系列短文客座杂忆，专谈大革命前后的小掌故。可以看到，茅盾此时也在以一种更为内在、特殊的方式梳理革命的经验。此外，在1941年期间，除了长篇小说腐蚀外，茅盾还创作了某一天十月狂想曲两个短篇小说，以及近百篇杂文。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写作具有极强的现实介人性，可以视为茅盾对皖南事变及相关时局的回应，如有研究者便认为这些创作隐含着茅盾“奋笔而书的激愤心情”，并指出，“皖南事变的发生，在茅盾这一年的创作生活中起了不小的影响，就其创作力的旺盛来说，在作者的创作生活中也是少见的。4 2茅盾此时的写作具有较强的社会针对性，不同文86现代中文学刊体的创作也在题材和指向性上具有一定的关联，因此可以视为一种具有整体感的文学实践。可以说，腐蚀对于茅盾而言并非是孤立的创作，而是1 9 4 1 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一系列高强度写作的起点。茅盾当时接连创作了与腐蚀主题密切相关的若干篇杂文，如谈所谓“暴露”再谈“暴露”青年的痛苦和谈一件历史公案等。其中，青年的痛苦就可以视为对腐蚀的一则解说。茅盾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大后方“青年的痛苦”是“特务工作深人学校”所造成的，这与腐蚀续写的以学校为空间展开的特务叙事相一致。而谈一件历史公案，则以岳飞冤案借古讽今，认为岳飞是宋高宗和秦桧合谋所杀，原因是“岳飞是高宗君对金人和议的最大障碍”。4 3 茅盾以宋高宗影射蒋介石，对岳飞冤案的解释也对应着皖南事变。因此，这些杂文可以看成是腐蚀所关涉问题的进一步阐发。在写作形态上，腐蚀并非像常规长篇小说那样先有长时间的素材准备和完备的构思，才开始动笔，而是“随时”地以当下具体社会现象和政治事件为对象，展开“针锋相对”的写作，因此也可以视为一种具有“杂文”意味的小说。而且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茅盾在腐蚀中也直接引用了鲁迅的杂文。在“一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赵惠明得到一封以“抄书”为内容的“无处投递”的信，信中内容所抄录的就是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半夏小集中的第七节文字。4 其中以“狮虎鹰隼”和“癫皮狗”为隐喻，表明不同的志向选择，意在对赵惠明进行劝导和询唤。4 5 茅盾此时对鲁迅杂文的引用和关注，旨在对大后方腐败现象的“暴露”。在谈所谓“暴露”中，茅盾更以“间谍”为例，认为：“政治上的腐化贪污，民生之痛苦，道路指目，早已是公开的秘密，间谍所得，或且千百倍于我辈老百姓之所知，除了不便于若干私人之外，真想不出于敌何所资，于已又何从铵？”4 6 在再谈“暴露”中，他继而指出，“暴露之兴，由于社会上政治上缺点太多”。4 7 茅盾此时多次谈及“暴露”问题，既对应着大后方腐败的社会现实，4 8 也与此时他对文学与现实之关系的理解有关，而杂文正是一种能够即时性“暴露”并介人现实的文学形式。从“暴露”的角度来看，茅盾1 9 4 1 年所创作的腐蚀和两个短篇小说某一天十月狂想曲都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暴露文学”，并预示了后来取材于重庆“黄金加价舞弊案”的剧本清明前后（1 9 4 5）的创作。尽管茅盾在武汉编文艺阵地时，曾刊发了张天翼的华威先生（1 9 3 8），并引发了大后方抗战文艺中有关“暴露与讽刺”的论争，但茅盾此时的写作不应简单地认为是受到相关思潮的影响，而是与他的杂文观念和现实观察密切相关。在皖南事变发生不久前，针对战国策派的“航空姿态”，4 9 茅盾便有意识地选择以杂文的形式展开批驳，并特别在复刊后的文艺阵地上增加了“杂感”栏目，准备重振杂文。茅盾在当时的一篇短文现实主义的道路中将“杂感文”视为“中国新文学中的突击队”：“这是在尴尬的时代，从夹缝中突现的突击队。如神鹰一搏，则剽疾而准确，这以少许胜多许。时代会使得这一体裁再重振坠绪罢？我想大概是如此。这也是现实主义。”5 茅盾此时倾向在“形势”内部写作，也得益于中共负责人在后方组织的各种学习会。当时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非常重视对国际国内相关问题的分析与研究，经常组织包括茅盾在内的文化人进行时局漫谈会，由廖承志介绍国内形势，乔冠华讲述国际形势。茅盾这一阶段的杂文写作，多取材于国内外的政局发展和重要事件，便与廖承志组织的这类学习会有着直接关系。鉴于国内外严重的战争危机，茅盾提出，“在香港的作家们不能仅仅埋首于创作，只关心文艺问题的论争，而应该拿起杂文这把匕首，像鲁迅那样，为读者痛快淋漓地剖析当前的形势，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戳穿其外强中干，针贬社会的黑暗与丑恶，指出民生疾苦之由来”。5 在连载腐蚀期间，茅盾还写下了纪念鲁迅的文章“最理想的人性”，认为“鲁迅著作自成一家言，自有其思想体系，一尽管在形式上，是随时随地写下来的作品和杂文”。2在这里，茅盾特别提出鲁迅“随时随地”的写作状态，其实是在强调文学对现实，特别是艰困现实的灵活介人，以及文学与“形势”的内生性关系，意在突出文学对现实秩序的改变功能。有研究者注意到腐蚀与茅盾早年左翼经验之间的联系，并指出，“在观念套路上，茅盾挪用了左翼的经验，关于战时国都与当局的书写，实际上把1927年的国共斗争，尤其是宁汉分裂与合流的故事，借重庆空间重新讲述一遍，同时把汪伪政府的“和平，反共，建国，的反动政略挪移到关于重庆当局的想象中，由此实现了对战时国都和重庆当局的逆写”。3 腐蚀与蚀三部曲都是应对政党对垒及其政治分裂的文学书写，不过茅盾此时对重庆的叙述并非“想象”，腐蚀中的故事也不是早期小说的简单“挪用”或“重新讲述”，而是有其现实语境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且文学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变更。如果说蚀三部曲处理政治创伤的方式是“表现”或“再现”特定现实，那么，腐蚀及同时期的杂文则是在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内部写作，是对现实的具有强度的“碰撞”。在一定程度上，腐蚀可以说开启了一种与时代共生，并直接介人政治的写作方式。从茅盾此时的文学实践来看，腐蚀等创作致力于改变既有的现实结87现代中文学刊构，并对现实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视为一种“行动的文学”。5 4 当时有读者就认为，腐蚀是“给国民党当权者的书，给失足青年的喝文，给广大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召唤”。5 5 特别是在抗战结束、进入内战时期后，腐蚀重新引起阅读热潮，并再一次发挥出了对国民党进行“政治反攻”的作用，这在根本上区别于大革命失败后那种将现实对象化、强调所谓“客观的真实”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孙次舟就认为，腐蚀不仅“暴露现实的黑暗”，还有“进一步的远大的指示”，因而在“写实”的意义上超越了左拉，而更接近巴尔扎克的传统。56结语腐蚀是作为“紧急任务”而赶写的小说，意味着它可能并不遵循一般的文学写作规范，也无暇顾及先验的“文学性”。事实上，腐蚀是一部“政治气息极浓厚的作品”，但出乎茅盾本人意外，“吸引了香港、南洋众多喜爱惊险小说的读者”。5 7 腐蚀并没有太多其他间谍、特务小说中那种曲折离奇的情节，敌我斗争的过程也并不十分激烈，那么为何能够如此吸引当时的读者呢？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仍有“天真的读者”写信向茅盾询问这册日记主人的情况。3 8除了茅盾所说的“国民党特务抓人杀人的故事，以及特务机关的内幕”具有一定“神秘的色彩”之外，腐蚀以日记形式对当时的政治事件进行即时性反映，对皖南事变前后政治化的社会关系和情感方式展开了结构性书写，并以此呈现出了一种有效对应人们的时代感知的“总体性”，这或许是腐蚀能够吸引读者并产生“真实”效果的更深层次原因。在茅盾的小说创作系列中，腐蚀以特别的形式尝试对现实进行介入、改造和重新编码，因而具有某种坐标性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茅盾晚年曾以“战斗”来概括自己在1 9 4 1 年的文学实践，可谓非常贴切。现有的研究已经关注到茅盾文学的“诞生”与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挫折体验有内在关联。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茅盾此后的文学创作仍时常隐含着难以克服和超越的“幻灭”之感。皖南事变所唤起的是与大革命失败相似的政治创伤体验，但茅盾不再纠缠于早期文学创作中闪现的“愁雾”与“惆帐”，而是深入时代的内部，以具有高度及物性的写作介人现实政治，以此重新确立自己的写作方式和主体位置。相较于此前的创作来看，他这时期以腐蚀为开端的一系列写作都具有“杂文”形态，具有较强的“行动性”和“战斗性”，关涉着茅盾此时对文学与现实之关系的重新理解，他也由此再次贡献出政治挫折时刻独特的文学书写。注释：1茅盾：战斗的一九四一年一一回忆录（二十八），新文学史料1 9 8 5 年第3 期。2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1 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9 1 年，第1 7 6 一1 7 7 页。3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第1 2 5 页。4茅盾：在抗战逆流中一一回忆录（二十七），新文学史料1 9 8 5 年第2 期。5导演洪深自杀前后，大众影讯1 9 4 1 年第1 卷第3 5 期。6有关“尸谏”的说法，参见著名戏剧电影家洪深在渝全家自杀中国电影画报1 9 4 1 年第4 期：洪深：服毒原因之瑞测社会日报1 9 4 1 年2 月8 日。7周利成：众说纷绘的剧作家洪深自杀之谜，世纪2021年第1 期。8茅盾：雾中偶记，茅盾全集第1 2 卷，第2 1 页。9茅盾：雾，茅盾全集第1 1 卷，第6 4 页。10茅盾：战斗的一九四一年一一回忆录（二十八）。11陈岑：读腐蚀，文艺知识连丛1 9 4 7 年第1卷第2 期。12、1 3、1 4、1 5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5 卷，第1 5 3 一1 5 4 页；第2 3 3 2 3 4 页；第2 4 1 页；第249页。16茅盾：一个读者的要求，茅盾全集第1 6 卷，第2 8 7 页。17茅盾：在抗战逆流中一一回忆录（二十七）18白：读腐蚀，文艺生活1 9 4 6 年第4 期。19关于皖南事变的前因后果研究，参见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 0 0 3 年第3 期。20茅盾：在抗战逆流中一一回忆录（二十七）。21普实克：茅盾，唐金海、孔海珠编：茅盾专集第2 卷（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 9 8 5 年，第1 5 3 1 页。22蒋兴立：谎言、性别、政治一一间谍小说腐蚀与风萧萧之较析，彰化师大国文学志2 0 1 2年第2 5 期。23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5 卷，第4 页。24有读者认为，腐蚀“沉沉的打动了读者的心，使读者不得不坚决的同情向善的努力和嫉恶如仇的愤恨”。无名：腐蚀，人民文艺1 9 4 6 年第2 期。此外，值得提及的是，腐蚀在建国后被私营影片公司“文华”改编成电影，但在上映不久后就被叫停禁映，其主要原因在于“同情特务”。不过，在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腐蚀时，茅盾写了一则后记，对“同情”问题进行了说明，并表示对小说“不作任何修改”。茅盾：腐蚀后记，茅盾全集第5 卷，第3 0 0 页。25沈超予认为，腐蚀“对于失足者和一般青年男女都有着教育的意义”。沈超予：读腐蚀萌芽1946年第1 卷第1 期。88现代中文学刊26白浪：把惠明救出苦海！，大众生活1 9 4 1 年第1 6 期。不过，也有读者不同意这种续写，认为这样写会“失却全文的写实性”。见消愁：对“惠明”的又一看法，大众生活1 9 4 1 年第1 8 期。27茅盾的原计划是“写到小昭被害，本书就结束”。但后来读者和发行部的要求，使得这一计划被重新调整。当小说连载到第1 4 期，故事原本即将结束时，两方面因素使茅盾决定“续写”下去：一是读者来信，希望茅盾能够续写腐蚀；二是大众生活将出合订本，为了让读者完整地看到首尾全文，茅盾于是又“拖”了几期，将故事写到第2 0 期结束。28腐蚀的创作、发表与香港语境的关系，可参见陈蓉：文本内外：茅盾的腐蚀与香港，华文文学2 0 2 2 第1 期。29木君：腐蚀，新旗1 9 4 6 年第3 期。30茅盾：关于小说中的人物，茅盾全集第2 2 卷，第1 9 3 页。31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5 卷，第3 1 页。32如“九月二十二日”一天的日记叙述中，破折号就多达3 2 处。有研究特别关注腐蚀中破折号的使用情况，统计出全书用了近5 0 0 个破折号，并分析了这些破折号的多种表达作用。参见俞正贻：谈腐蚀中破折号的运用艺术，湖州师专学报1 9 9 0年第4 期。33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1 9 卷，第186页。34陈建华：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 9 2 7 1 9 3 0，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 0 0 7 年，第4 0 页。35茅盾：子夜后记茅盾全集第3 卷，第5 5 3 页。36中国的一日征稿启事，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5 月1 5 日。37茅盾：第一阶段的故事新版的后记，茅盾全集第4 卷，第4 7 5 页。38茅盾最初创作这部小说时，原想题名为何去何从，“因为，一九三七年后，这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不但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命运”。后因怕题目“惹起麻烦”，在连载时改为你往哪里跑。1 9 4 5 年出单行本时，又改题为第一阶段的故事。参见茅盾：第一阶段的故事新版的后记，茅盾全集第4 卷，第4 7 7 页。39王晓明：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9 9 1 年，第1 0 1 页。40贾振勇：创伤体验与茅盾早期小说，文学评论2012年第2 期。41王晓明：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第1 0 1 页。42姜德明一九四一年，茅盾在香港，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 期。43茅盾：谈一件历史公案，茅盾全集第1 6 卷，第4 1 3 页。44茅盾：腐蚀，茅盾全集第5 卷，第2 6 0 页。鲁迅文见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半夏小集，鲁迅全集第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0 5 年，第6 1 9 页。45茅盾在1 9 4 2 年创作的旧体诗无题中有“搏天鹰隼困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