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内生型乡村治理及发展路径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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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与中缅边境地区乡村治理研究”();云南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年度课题“滇南 民族直过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作者简介:张志远,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社会治理、社会政策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内生型乡村治理及发展路径研究张志远(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云南昆明 )摘要:中缅边境地区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聚合的地缘地区,通常被认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随着“一带一路”和中国同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中缅边境地区治理不仅被赋予了新的时代
2、价值与丰富内涵,而且在国家治理中逐步从末梢向前沿转变。从中缅边境云南段“跨境民族”概况及其族群互动切入,在历史维度中审视中缅边境地区乡村治理的历史演进与启示,梳理中缅边境地区内生型乡村治理的资源及模式,从资源汲取治理智慧,探讨乡村振兴下中缅边境地区内生型乡村治理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关键词:中缅边境云南段;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机理;发展路径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中缅边境边界线全长 公里,涉及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滇缅段为 公里,涉及云南省的德宏、保山、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等州市。中缅边境线云南段具有地缘政治特殊性、民族构成多元性、社会结构多重性、经济发展后发性、治理
3、任务复杂性等特征,通常被认为是国家治理的末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等重要论述,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内大循环、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的提出,将中缅边境治理从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推到前沿。由于中缅边境地区云南段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生态,使得该地区内生型乡村治理及发展研究成为重要议题。一、中缅边境地区民族概况及其族群互动中缅边境地区云南段毗邻中南半岛,早在 多年前,以巴蜀为起点,经云南出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至中亚、西亚的“南方丝绸之路”,把内地与中南半岛及印度洋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连在一起。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民族贸易通道、民族迁徙通道,也是各民族文化的交流通道。云南社
4、会主义学院学报 年第 期 ,当前,澜沧江湄公河一江连六国,将中国(云南)、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和泰国连在一起,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成为国家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前沿阵地。由于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文等多重因素交织,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形成特殊的多国地缘、“跨境民族”多元的民族构成、多样的宗教信仰群众和立体化的社会结构。(一)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特殊民族社会构成历史上,云南与中南半岛国家的交往交流源远流长,各民族之间形成了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传统友谊。从地缘上看,云南省毗邻中南半岛,有 公里的边境线,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与泰国、柬埔寨相邻,享有“东方多瑙河”美誉的澜沧江湄公河一江连六国,滇缅边
5、境线占云南边境线的一半左右;从民族构成来看,云南有傣族、哈尼族、瑶族、彝族、拉祜族、壮族、苗族、布朗族等 个“跨境民族”,这些民族历史同源、文化同脉、语言相通;从宗教信仰来看,傣族、布朗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哈尼族崇尚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彝族信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万物有灵,瑶族信奉万物有灵、道教等,拉祜族信奉天神崇拜、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农耕祭祀,等等,此外,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还有一部分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信教群众;从文化来看,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了热带雨林文化、生态文化、普洱茶文化、民族文化、边地文化等。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形成了特殊的“跨境民族”互动。(
6、二)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跨境民族”互动的生成边界是现代国家的产物。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把山脉、河流、村寨等一分为二,把原本同一区域内的民族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国家的国民,这些民族被称为“跨境民族”。中缅边境线云南段北起怒江,南至西双版纳州,涉及 个州市 个县。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跨境民族”族际互动方式主要有走亲访友、边民互市、节庆活动,跨境务工等。探亲访友。中国与缅甸是友好邻邦,两国山水相连,地缘相接、人缘相连、文缘相融,中缅“跨境民族”历史同源、文化同脉、地理同域、经济同体,“跨境民族”之间探亲访友往来络绎不绝,成为民心相通的重要渠道。改革开放以来,边境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女性青年向城市流动,造成农村男
7、性婚姻受挤压成家难的问题,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男性凭借地缘优势、人文优势到缅甸找媳妇,进而形成跨境婚姻群体。勐海县打洛镇龙利村与相邻的缅甸曼回村世代友好相处,两个村寨间有 对跨国婚姻,龙利村民小组超过一半的家庭也在曼回有亲戚关系。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跨境边民都会走亲访友,增进彼此感情。在此基础上,龙利村党支部把维护双边和睦和谐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深化与相邻曼回村的人文交往、工作交流,延续了世代友好相处的情谊,中缅“胞波情”在国界线上绽放出绚丽花朵。边民互市。边民互市贸易是指边境地区边民在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指定的集市上、一定数额和范围的商品交换活动。通过对边境州市如西双版纳州的实地调查,发现
8、该州在一些沿边乡镇和关累口岸、打洛口岸设有边民互市。勐龙镇位于景洪市西南端,北面与嘎洒镇接壤,东南与缅甸掸邦第四特区南板县毗邻。勐龙镇的边民互市主要销售山茅野菜、酸鱼、酸肉等生态农产品,以及特色工艺品、日常生活用品。勐海县打洛镇龙利村村民依托打洛口岸,积极自种和收购蔬菜水果参与边民互市贸易,或到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投资发展餐饮业等,年全村边民互市贸易总额达 余万元,村民收入大幅增加。中缅边民互市通过贸易互通有无,不仅成为各族群众一种重要生产生活方式和收入来源,而且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边民生活,有利于边境地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节庆活动。节日是增进民族之间心灵契合的桥梁和纽带。中缅边境
9、云南段沿线的西双版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年第 期 ,纳、保山、德宏、临沧等州市,每年除了春节、端午、中秋节等汉族节日外,还有少数民族节日,如哈尼族的嘎汤帕节、耶苦扎,基诺族特懋克节,彝族的二月八百诗佳节,傣族的泼水节,布朗族的桑絗节,瑶族的盘王节,拉祜族的拉祜扩节等。每逢少数民族重要节日,政府都会举办大型文艺会演,通过少数民族巡街方阵等营造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在中缅边境地区,不论是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还是嘎汤帕、特懋克、泼水节、桑絗节等,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通过参加文艺会演、吃民族团结饭等,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情谊。跨境务工。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缘、发展的差距、缅北政局复杂、
10、动荡等,缅籍人员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云南省德宏、保山、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等州市务工。长期以来,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务工基本为从我国边境地区向缅甸单向流动。年以后,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扶持边境地区发展的政策,我国中缅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实现长足的发展,缅甸等国边民开始向中缅边境地区进行跨境务工,他们主要从事蔬菜种植、采摘茶叶、餐馆打工等,跨境务工从单向流动向双向流动转变。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缅地区特殊的地缘给边境疫情防控带来诸多困难和挑战,中缅边境跨国务工口岸一度中断。二、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乡村治理的历史演进及启示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因历史和现实多重因素交织,长期处于国家治理的末梢。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中
11、缅边境云南段地区实行民族识别,建立民族自治机构,各族人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通过政策、经费、人才等支持,加快和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一)年以来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乡村治理模式的嬗变 年至今,中央对西南边境民族地区治理呈现出历史的连续性、内容的系统性、政策的灵活性、实施的民主性等特征,最终以法治化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乡村治理大致分为乡村治理初步形成阶段(年)、乡村治理曲折发展阶段(年)、乡村治理内生型阶段(年)和乡村治理制度化阶段(年至今)四个阶段。年:运动式乡村治理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一系列政权下乡等建设改造和建立州、县、区人民政府,通过
12、疏通民族关系、废除封建债务、帮助各少数民族学习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等形式,大力发展生产。西双版纳等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府,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保障了各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激起各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边疆的热情。经历了农村土地改革(“直过民族”直接过渡)、农村合作化改造等运动,这个阶段的乡村治理以国家和政府主导,通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各族群众融入祖国大家庭,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年:“政经社合一”乡村治理阶段。在“大跃进”思想的影响下,边疆地区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建立了“政经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集体化生产取代单一农户生产,公社、生产队、生产大队三级管理体制取代了“区
13、村”“区乡”的两级管理体制。鉴于国内外形势复杂和国家安全需要,中央和云南在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的沿边州市建立起农垦(国营农场),开垦拓荒建立以橡胶、粮食、热带水果等农产品为主的农业经营模式,开发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防御,实现了边境地区稳定。农垦实行与农村不同的管理体制,因此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的乡村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内生型乡村治理及发展路径研究张志远周世中、刘晓华:法治化:中央人民政府治理西南民族地区的历程 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治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第 页。治理分为农村治理和农场治理。农场按部队建制管理,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从单一个体化生产向集体化生产
14、转变。当时,受“左”的思潮影响,民族自治机构受到冲击,一些少数民族干部被下放到农村进行“改造”,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的乡村治理在曲折中前行。年:“村民自治与自主创新相结合”乡村治理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农村结束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村民自治,通过选举产生村委会,基层群众实现当家作主。中缅边境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形成西稍老曼“非官无禄”,这是一种在村寨的婚丧嫁娶、生产生活、节日庆典、宗教活动对村民行为进行约束的乡村治理模式。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超越族际互帮互助的“打老庚”模式,如傣族和布朗
15、族、傣族和哈尼族等,有效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傣族、布朗族聚居地区因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一些优秀传统谚语也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成为人们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年至今:多元参与新时代乡村治理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以农村群众为主体,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体的多元参与模式,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以党建为引领,党建促乡村振兴、党建促强边固防、党建促基层治理。在中缅边境疫情防控中,全国一盘棋,东西协作、结对帮扶、上下同心,
16、党员突击队“守边有我、请党放心”,在边境线上书写党的初心与使命,成为乡村治理的关键力量。(二)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乡村治理的启示 地域性和民族性结合。中缅传统社会乡村治理要立足于地域性和民族性。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远离行政中心,长期以来处于封闭,甚至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布朗山布朗族从社会形态上看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分化、社会分工不明显,采取了不进行“土地改革”,实行从原始社会末期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策略,跨越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因而这部分少数民族被称为“直过民族”,“直过民族”生活的区域被称为民族直过区。德宏州的德昂族、
17、景颇族、阿昌族,西双版纳州的基诺族、布朗族,普洱市的拉祜族,临沧市的佤族都属于“直过民族”。基诺族是西双版纳州的独有民族,是 年国务院正式确认的我国第 个民族,基诺山乡是全国唯一的基诺族乡。长期以来,基诺族通过各级政府的帮扶,基础设施、特色产业、人均纯收入、精神面貌等发生深刻变化,富口袋也富脑袋。年,基诺族实现整族脱贫,成为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整族脱贫的典范。传统和现代相结合。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多元,民族文化多样,地缘特殊,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各少数民族创造了异彩纷呈、独具魅力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成独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将有效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18、现代化。傣族、布朗族中流传着“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的生态行为谚语,以及“做官不得有贪念。见到利要让,见到不义要主持公道”“做官哟,不能把公物、公财、赕佛的资金占为己有。从政要守得住清廉。做村落的首领,别乱用村落里的钱”等做人为官的行为准则谚语。傣族、布朗族的传统文化、谚语,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布朗族等约定俗成的行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年第 期 ,艾罕炳:警句箴言,傣族文化习俗古诗词实用大全(第八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年,第 页。为规范等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形成了特殊的价值观及行为方式,而且有的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推进民族地区发展发
19、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民族文化普遍面临发展问题。因此,我们要在“传承中发展、发展中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把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起来,不断创新载体、方式,让优秀少数民族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丰富新时代党的边疆治理的时代价值和科学内涵。内生与外介相结合。一是中缅边境地区内生型治理。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具有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职能。激发基层各族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及能力,畅通基层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处理机制、跟踪反馈机制等,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二是各级党委政府的政策外介型治理。乡镇政府作为最低层级的政府,履行政府的职
20、能。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的结合,形成了当今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治理模式。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的乡村治理只有将内生式和外介式相结合,才能激发乡村各族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升基层治理的效能。三、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内生型乡村治理的传统资源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特殊的地缘、特殊的人文形成独特的内生型治理模式和治理资源,为新型乡村治理模式的构建提供了有益参考。(一)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内生型乡村治理的模式 西稍老曼。“西稍老曼”是西双版纳傣泐人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乡村治理的模式。西稍老曼是傣语,可直译为村寨的四个柱子,比喻为协助处理村寨事宜的有权威、有影响力的四位长老,有些地方也称“寨老制”或“长老制”。西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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