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名词解释.doc

中国古代文学史名词解释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 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西周初到春秋中叶诗歌305篇。包括国风、小雅、大雅、颂。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 “商颂”有诗40篇。“风”是指各地不同的音乐。“雅”是雅正之声，指周王朝京畿地区的音乐，又分大雅和小雅，也是缘于音乐的不同。“颂”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

赋、比、兴:赋:《诗经》在艺术上对后代文学影响最大就是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者，敷陈其事物而直言之也”，也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从本质上讲就是直接描绘，直接抒情，直接铺叙；比:“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带比喻性质的一种手法。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引用其它自然现象引起所要咏叹的情感，有进甚至能起到比的作用。如:《关雎》用‘雎鸟’的鸣叫起兴，引出诗人即景生情的联想。

历史散文:古代的散文是伴随着史官词而出现的，他们记载国家在咸和君主的言行，在其中体现了一定的历史、政治和哲学观点，其记述由简到繁，由质朴无华到略具文采。现在人看到的就一部古代历史文献汇编。

《春秋》:相传孔子曾对它加以修订，以记事为主，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先秦时期鲁国的编年史，书中按时代顺序记载了春秋时期的重大事件，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史事。它对后代的散文有不小的影响。

《国语》:是一部按国别记载的史书，约成书于战国初年，是战国早期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订，以记言为主，书中记载的史实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其思想倾向于儒家。书中既尊尊礼，又崇德；既敬神，又重民。

《左传》:《左传》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历史著作，原名《左氏春秋》，作者是左丘明，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此外还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韩、魏、赵三家灭智氏的史实。书中生动反映了这一时期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再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有关的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

《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西汉后期，刘向整理后得33篇，共12国策，定名为《战国策》主要记载了当时谋臣策士的言行，鉴于此书的性质，有人把它归入诸子类。

《孟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儒家学派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孟子晚年和弟子万章等人编撰的，全书包括《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等七篇。书中记载了孟子的言行，反映了他的思想学说（也就是他所提出的仁政思想）。

《庄子》:《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道家学派重要的一部著作，原有五十二篇，现仅存三十三篇，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庄子》是战国中期诸子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品，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自著，外篇和杂篇中的有些作品出自其门人和后学之手。全书的思想和文风在统一中略有差异，大体上反映了庄子的观点。

“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屈原等人创作的诗歌，是当时产生的一种富有南方地方特色的新诗体。西汉末年由刘向整理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楚辞”是先秦北方史官文化同南方巫官文化融汇、交流的产物，也是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地方文化的结晶。

《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的祭歌，总共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作品。
《九章》:作者是屈原，是楚辞中一组叙述屈原身世和遭遇的抒情诗，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九篇作品。《九章》只是表明作品的实际数目，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九章》的作品分别创作于屈原生活的不同时期，其内容和让题与《离骚》近似。

《九辩》:《九辩》之名源于古代传说中的天乐，宋玉写的《九辩》只是袭用古乐之名而作，在内容上已非其本来面目。《九辩》是楚辞中的一首抒情长诗，共255句。

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孟子提出的。孟子重视道德修养，他把孔子的“仁”的道德规范发展为仁义，提出尽心、养性、诚心、寡欲等修养方法。浩然之气就是通过“义”的积累而养成，它到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表现为崇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自觉实行仁义之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把道德操守置于生命之上，他的舍生取义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屈原等人创作的诗歌，是当时产生的一种富有南方地方特色的新诗体，汉成帝时由刘向整理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散体大赋:汉代兴胜起来的一种文学体裁，一种艺术形式。它除师承屈原、宋玉外，还师承《诗经》的“雅”、“颂”，是从战国时期的纵横游说之风发展起来的。这种作品多属为统治者扬威颂圣的文字，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代表作品是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梁萧统所编的《昭明文选》。他收集了东汉末年的一些内容风格相近，而又失去题目的无名氏的五言诗，编在一起，起名为《古诗十九首》。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游子思乡、怀人；二是男女恋情；三是文人士大夫的怀才不遇；四是反映一种颓废心理和一种及时行乐的情绪。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自汉高祖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共229年的历史。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史传散文。《汉书》先后经过四人之手才完成，分别为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其主要作者是班固。在体制上承袭《史记》，而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分本纪十二、表八、志十、传七十，共一百篇。

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的一种写作方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互见法分为人物互见法和事件互见法两种。《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和事件的统一性，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建安风骨:东汉末年，建安诗人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展示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抒发作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也流露出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作品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后人把这种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称为“建安风骨”。风指作品的思想内容，骨指作品的艺术形式。代表作家有“三曹”、“七子”、蔡琰等。

正始文学:正始时期，玄学兴起，思想界玄学成为主流，这对魏晋时期的文人及文学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正始时期的隐士，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他们发言玄远，任性放达，饮酒服药，一进颇有名声。七贤的政治态度和处世方式也各有不同，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嵇康。

太康文学:太康是西晋文学的繁荣时期，此时时局稳定，文人们有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又因社会小康，文人多忘乎所以，歌功颂德，故形式主义文风亦日趋严重，追求文学作品形式的华美，创作成就并不太高，文人自学地追求作品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大潮是趋于浮艳，诗尚雕琢，文崇骈俪，词采绮丽成为诗文的普通特色。代表这种主流派风格的作家，当首推潘岳和陆机。

玄言诗:晋室南渡，士族文人沉溺享乐，意志更加消沉，以玄学自我迷醉的风气日渐浓厚，其内容上是以谈论老庄玄理为主，少数兼及佛理的表述，在表达上则是抽象玄虚，谈乎寡味。几乎无艺术性可言，东晋玄言诗人有孙绰、许询等。 (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刘琨、郭璞)
左思风力:左思诗虽不多，但内容充实，风格独特，在太康诗坛独标一帜，成为太康，以至西普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钟嵘认为其《咏史》诗是“五言之警策”，并极力推崇“左思风力”。

宫体诗:产生于梁陈时代的宫廷，多是描写女性和宫廷享乐生活的，风格绮艳浮靡，追求形式，雕琢，格调柔弱，内容平泛，题材狭窄，把形式主义诗风推向极致。代表人物是萧纲、萧绎、徐陵父子等。

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从诗歌声律高度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五言诗从声律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之间的过渡阶段，其理论支持便是永明声律说。出现于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在音韵上做出贡献，对汉语语音的天然音调进行规范，沈约把这种音韵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到诗歌中，提出了自觉运用声律来写诗的要求“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诗人们把声律说自觉运用于诗歌创作，产生了这个新诗体。诗歌的声律和诗句的对仗加以结合形成了“永明体”。最优秀的“永明体”诗人是谢朓。

徐瘦体:由于徐樆和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均以写艳体诗著称，人们遂称这种形式讲究的艳体诗风为“徐瘦体”。

北地三才:北魏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了几位比较正统的诗文作家，模仿南朝诗文创作，虽然水平有限，难与南朝相比，但它却标志着北朝文学开始复苏，也迈开了南北文学融合的第一步。基中较著名的是温子昇、邢邵、魏收。号称北地三才。

志怪小说:多指超现实的神灵鬼怪之事，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产生，是与当时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有关的。是普通百姓表达理想愿望的需要，他们将自己的反抗情绪和对理想的追求，通过大胆的幻想，曲折的表达出来。志怪小说的内容是宣扬迷信思想，大谈鬼神妖异，神仙道术，志怪小说大都采用非现实的故事题材，展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艺术上比较简略。代表作是干宝的《搜神记》。

轶事小说:以记录人物轶闻琐事为主的轶事小说，在魏晋南北朝盛行。这与魏晋以来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社会风尚大有关系。今存比较完整的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搜神记》:＜搜神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小说。作者是干宝，原30卷，今本为20卷，作品虽然不乏神仙道术、鬼怪灵异的内容，但故事来源广泛，保存了不少优秀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世说新语》:刘义庆《世说新语》是记叙轶闻逸事小说的先驱，以魏晋知识分子为主要记载对象，故鲁迅称之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对后世的小说和散文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世效仿《世》的作品有:唐王方庆《续世说新语》、宋王谠《唐语林》、明何俊良《何氏语林》、清王晫《新世说》等

山水诗:真正以自然山水景物为独立的、客观的审美和描写对象，山水诗对自然景物的精细描绘，对永明新体诗和后世山水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代表作家是‘谢灵运’。

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在文学主张上都竭力反对华而不实的绮靡之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对齐梁文风的批判尤显自觉。四杰诗文在内容上有较大的开拓，由宫廷走向市井，由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题材扩大了，思想严肃了，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有了初步的定型。他们的诗带有强烈的热情与幻想，愤懑与牢骚，不仅反映了齐梁所没有的大唐盛世气象，而且气势雄壮，意境宏博，节奏有力，语言浏亮，富于个性，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四杰为结束齐染文风，开启盛唐之间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大历十才子:指中唐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津、夏侯审，大历初年他曾在长安参加重要唱和活动，又创作倾向和诗风相近。其中以钱起、卢纶、戴叔伦成就最高。大历诗人创作内容较贫乏，诗风以清丽空灵、省净纤巧为主要特色，相对盛唐，由壮阔变为清秀，由重气势变为重韵味，艺术显得更为精工。

永州八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属游记，写出了山水景物中的奇妙动人之处，神形毕肖的地再现山水景色的自然美。有卓越的的艺术独创性，善于抓住景物的最主要特征，又善于以动写静的手法与大量的比喻和拟人化的手法，他的游记，画廊式的展现了永州的山水胜景。（游记的名字再写出来）

花间词:五代后蜀时，卫尉少卿赵崇祚将晚唐五代词人温庭筠、韦庄等十八家词编为《花间集》，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词派因此得名。其核心内容不脱冶游宴乐、男女私情，风格绮艳婉丽，对宋词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温韦:温庭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词名家的人，以宫怨闺诗为主要题材，韦庄是唐末另一位卓有成就的词人。二人齐名，并称“温韦”。

唐传奇:指唐代流行文言短篇小说，它是在六唐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融合历史传记小说、辞赋、诗歌和民间说唱艺术形成的新的小说文体。使得小说由单纯的谈神说鬼，以通过写人来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方面演进。它的兴盛和唐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唐代佛教道教思想的流行有密切关系。受《史记》以来历史传记文学的影响，以及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唐代传奇最繁荣的时期是中唐时期，主要创作在中唐时期，晚唐则出现了大批的专集，传奇的内容既有描写社会生活的，也有写宗教迷信的。但传奇中，成就最高的是有关爱情生活题材的小说，如元稹的《莺莺传》，蒋防的《霍小玉传》。艺术上，情节比较复杂，结构相当完整，语言典雅华丽，富于文采。宋人以后，人们根据这类小说多传述奇闻异事的特点，泛称唐人小说为“传奇”，在明清，则指南戏演唱的戏曲。

西昆派：由《西昆酬唱集》得名。全部为近体律诗，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为代表作家。内容无外乎歌咏宴饮生活，咏物、咏史及泛咏男女情爱。追求用典丰缛，属对工整，下字丽艳，音节铿锵；标榜学习李商隐。

江湖诗派：《江湖集》中所录诗人大部分或为布衣，或为下层官吏，身分卑微，以江湖习气标榜，因而被统称为江湖诗派。江湖诗人时时抒发欣羡隐逸、鄙弃仕途的情绪，也经常指斥时弊，讥讽朝政，表达不与当朝者为伍的意愿。江湖诗人中成就较著的是戴复古和刘克庄。
诗话：诗话是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形式，最早的诗话是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诗话内容大体包括记事、考证和文学批评几个方面。南宋后期严羽所作的《沧浪诗话》，是一部最著名的宋代诗话。

以禅喻诗：以禅喻诗的风气开始于北宋苏、黄等人。严羽改变了前人仅以参禅喻学诗"工夫"的作法，直接以禅境喻诗境，以参禅的"妙悟"喻对诗歌本质的领会。禅宗在说明"如何是禅"的问题时总是恍惚其辞，悠谬其谈，绝不肯作出正面回答。严羽认为诗的本质也是不可言传的，只能依*"妙悟"。这样，他就把以禅喻诗运用到诗的本质问题上，由此导出了后人的"诗禅等一"等论调。

诸宫调：是一种讲唱文艺形式，是在鼓子词和赚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同一宫调的曲牌组成套曲，再用若干宫调的套曲组成长篇，间以说白，来演唱故事。

元杂剧：以宋杂剧和金院本为基础，融合宋、金以来的音乐、说唱、舞蹈等艺术样式而形成的戏曲艺术，并在唐、宋以来词曲和讲唱文学的基础上，产生了韵文和散文相结合的、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

南北合套：元代后期，又有所谓"南北合套"，即在套数中将南曲和北曲的曲牌依一定的规则间用。

小令、套曲：小令又称"叶儿"，一般是独立的单只曲子。套曲也称"套数"、"散套"，由同宫调的三支以上只曲组成，也可"借宫"，一般套末应有尾声，全套必须一韵到底。

铁崖体：杨维桢的古乐府，题目多新创，题材或翻新故事、或描写世故，爱用古韵，诗风瑰奇绮丽，时称"铁崖体"。

茶陵诗派：以李东阳为代表，作诗力主宗法杜甫，强调法度音调.对台阁体文风是有所冲击的，对后来前七子的诗文主张也有直接影响。

唐宋派：嘉靖间，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主张文章取法唐宋古文的作家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他们被称为"唐宋派"。
格调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认为诗歌在内容上应该符合封建社会秩序。而在表现上，则应'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要讲含蓄、比兴，只能"委婉陈词"，不可"过甚"、"过露"。好诗的标准是"风雅"，是盛唐的诗歌，因此写诗必须学古，必须有法度，也就是要"摩取声调，讲求格律"。

义法:"义法"是方苞的文学见解。他认为作文要讲究义法，"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言有物，是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是说文章要有条理、有层次、有技巧，也就是指形式。方苞主张要写好文章，必须学习古文的法则，必须向古代学习。这既是道统又是文统，是道统和文统相结合的完整的体系。

诗经与楚辞 部分
诗经: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自西周初年（约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约前6世纪）近500年间305篇作品。它在先秦只称“诗”，或举其成数称“诗三百”。汉代儒生尊其为“经”，故称《诗经》。

风骚传统:“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们分别代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发展、形成了我国诗歌的两种不同的优良传统，习惯上就称为“风”、“骚”传统。

献诗说:古代关于《诗经》作品的来源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诗经》中的雅诗主要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卿大夫献上来的，其目的主要是运用诗歌进行讽谏或赞颂，表达对政治的评价。

采诗说:古代关于《诗经》作品的来源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诗经》中的民歌（国风）部分，主要是当时的乐官采集而来的，其目的主要是“观民风”。

删诗说:古代关于《诗经》结集成书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诗经》中采集、献上、制作的诗有三千余篇，是孔子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进行删削淘汰为305篇。此说不可信。《诗经》的最后结集成书，应该是周朝的乐官。

四家诗:汉代传习《诗经》的有四家，即鲁、齐、韩、毛。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毛诗创始人为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后三家诗亡佚，毛诗独行于世。

今文三家（三家诗）:汉代传习《诗经》的有四家，即鲁、齐、韩、毛。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毛诗创始人为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其中鲁、齐、韩为今文学家，在汉代立有博士，成为官学，故又称为“今文三家”或“三家诗”。

六义说:所谓“六义”说，又称“六诗说”，是前人关于《诗经》分类的一种说法，源自《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四始”： “四始”是前人关于《诗经》分类的一种说法，说出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四始说:四始说，为诗经分类的一种说法。出自于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此四始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者的开始。

二南独立说（四诗说）:“四诗”说也称“二南独立说”。《周南》、《召南》是两个地域的土乐，北宋苏辙于其《诗集传》中首倡“二南独立说”，认为《诗经》应分为《风》、《雅》、《颂》、《南》四类，即把《周南》、《召南》从《国风》中独立出来，单列一类。教材认为“二南独立说”难以成立。原因：其一，此南首先是方位词，其后才以地域之名代指“南音”。其二，《周南》、《召南》当是周南风、召南风的省称。其三，即便二南是南方土乐，它们也仍是风诗之一种，《周南》、《召南》与《国风》之间是种属关系，不当独立于《国风》之外。故“二南独立说”是难以成立的。

风雅颂:风雅颂是前人对《诗经》按音乐特点进行分类。风，本义指乐调，所谓“国风”，便是汇集各地的地方土乐。雅，是正的意思，，雅即朝廷正乐。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舞曲。

七月:《七月》是《诗经》中的一首典型的农业生活诗。全诗共88句，380字。创作时期为西周初期。《七月》全面细致地描写了一年十二月中的各种物候及农活。

燕飨诗:是直接反映嘉礼中飨礼、燕（宴）礼等礼仪活动的诗，所以可称之为礼仪诗或宴饮诗，可以具体分为：飨礼诗、燕礼诗、乡饮酒礼诗等。

讽喻诗人:指《诗经》中讽喻规谏诗的作者，其作者属于贵族阶层中的“公卿列士”及卿士大夫。作为本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家”和“代言人”，他们很不幸地生活于末世与乱世之时，这使他们不但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还不得不同社会上一切腐朽现象做斗争，同时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各种挫折和不幸。于是，他们作诗的目的也不得不因时代的变化由颂美而转向讽喻和怨刺。

赋比兴:指《诗经》创作的三种艺术手法。赋就是直陈，比就是运用比喻。兴就是借物起兴。

叠咏体:“叠咏体”亦称重章复唱，是《诗经》艺术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样式的最初形成是便于唱歌、记忆和传诵。因为这样，在复唱中不断的使用一个调子基或是相同的句式，这时只要换一两个词语，也就形成了《诗经》篇章结构和语言上的一大特色。据统计，这种重章复唱的形式（或称“叠咏体”），在《诗经》中的305篇中，占了半以上，并多集中在《国风》、《小雅》部分。

风雅:这里的风雅并不是指的风雅体裁，而是指体现在《诗经》“风”、“雅”中的艺术创作精神，即诗歌创作的高尚意义和严肃性。用风雅来概括《诗经》艺术和创作精神，并不是对它的有意抬高，而是对中国诗歌优良传统的理论升华；不是对《诗经》艺术精神的曲解，而是通过它对后世诗歌创作进行正确的引导。所以，风雅才成为后代诗人创作所遵守的艺术原则，成为那些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最好武器。

比兴:这里的比兴指诗歌创作和批评的一条重要艺术原则，侧重于艺术表达的形式方面。比兴既不同于一般的艺术手法，也不是一种艺术发生学上的概念，而是中国人站在特有的文化立场上对作为艺术创作手法的“比兴”的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理性解释，是指“比兴”在诗歌创作中具有的表现健康思想的特殊艺术功能，是把“风雅”之义艺术化的一条最佳途径。即“比兴”不仅仅指一般的“寄情于物”，“情景交融”，它同时还要达到“托物以讽”、“比类切至”的目的。

楚词章句:《楚辞》研究著作。作者为东汉王逸。此书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且选用的是刘向集本。

楚辞:楚辞是战国晚期在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楚国产生的一种新型的诗歌形式。内容上，记楚事，与楚地的原始神话和宗教活动有密切关系；形式上，作楚声，结构宏伟，句式新颖，其奠基人和代表作家是屈原。

天问:《天问》是由诗人屈原创作的一篇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全诗三百五十余句，千五百多字，并全采用问句体写成。全诗由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通过对自然史的诘问，表现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考，对古信仰的怀疑；后半部分通过对复商周三代兴亡的回顾反思，流露出对楚国前途的强烈忧患意识。

九章:《九章》是诗人屈原的一部短篇抒情诗集，它包括九篇作品。依王逸《楚辞章句》的次序是《惜颂》、《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章》各篇对屈原一生悲惨遭遇和苦难历程的记载。

九歌:《九歌》是屈原吸取楚地的民间神话故事，并利用民间祭歌形式写成的一组意象清新、语言优美并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抒情诗。作品包括：《东皇太一》、《东君》、《河伯》、《少司命》、《河伯》、《湘君》、《湘夫人》、《山鬼》、《国殇》、《礼魂》。

唐诗宋词 部分
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是初唐四位杰出诗人的合称,他们是王勃、杨迥、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诗歌创作重视抒发一己之情怀，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具有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为初唐的诗坛吹进了一阵清新的空气。

沈宋体:武后时期的重要宫廷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在永明体的基础上，把四声二元化，即把四声归纳为平仄两种。还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完成了从律句到律篇的过渡。从而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式约束，又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诗体，也就是律诗。在律诗定型的过程中，贡献最大的就是沈宋，是他们最后完成了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任务，因此律诗最初被称为“沈宋体”。

韩孟诗派:韩愈、孟郊等人，进一步发展了杜诗奇崛的一面，力求瑰奇怪谲，形成了韩孟诗派。韩孟诗派除了追求诗歌的雄奇怪志之美，还大胆创新，或以散文的章法结构诗篇，或在诗中大量使用长短错落的散文句法，尽力消融诗与文的界限，他的“以文为诗”，对宋诗影响深远。韩孟诗派代表人物有韩愈、孟郊、李贺、卢仝、马异、刘叉、皇甫等人。

元白诗派：是指以中唐诗人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诗派。他们强调诗歌的讽谕作用，都擅长于新乐府、七言歌行、长篇排律等诗体，注意诗歌语言的平易浅切和通俗性，并通过诗歌酬唱促进了格律技巧的纯熟。

新乐府运动：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但新乐府运动因主要倡导者白居易横遭毁谤受到挫折，最终无法继续下去。但新乐府运动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的光辉的一页，并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燕乐：燕乐，是随着隋的统一而兴起的一种汉族民间音乐和少数民族以外来音乐交融而产生的新的音乐。

敦煌曲子词：指在甘肃敦煌发现的唐代民间曲子词。其创作年代多无定论，大体以为晚唐五代居多，但可以确定其中已有初盛唐时期的词作品。敦煌指地名，今甘肃敦煌；所谓曲子词，曲子是指其燕乐曲调，词则是与这种曲调相配合的唱辞。晚唐五代后，人们或简称为曲子。

花间集：晚唐五代词选集。10卷，选录唐末五代词500首，词作者为温庭筠、皇甫松、韦庄等18人，编者赵崇祚，字弘基。词以歌咏男欢女爱、相思离别为主要内容，以红楼翠阁、闺房帐幔为主要背景，以香艳浓丽、婉约缠绵为主要风格牲的花间词，对词体文学的物质、特征和特色影响极大。

南唐词：指五代时候，以词人李璟、李煜、冯延已等为代表风格的词。词以白描手法，抒真挚之情，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豪放词：宋词风格之一，豪放词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于粗疏平直，甚或涉于狂怪叫嚣。代表词人有苏轼、黄庭坚、辛弃疾等。

婉约词：宋词风格之一,婉约词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于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代表词人有晏殊、欧阳修、柳永等

辛派词人：南宋词人辛弃疾以文为词，进一步解放了词体，扩大了词的思想内容和题材领域；另一特点是用典灵活，引前人话语入词自然畅达。辛弃疾的词在南宋词坛上无疑是一面大旗，在这面大旗下集结了一批爱

古代文论 名词解释（先秦）
1 ．《论语》的“兴、观、群、怨”说
《论语•阳货》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提出了“兴、观、群、怨”说。用现代的话说，兴，就是说诗歌有感发人精神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群，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影响了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

2 ．《论语》的“思无邪”说
《论语•为政》篇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提出了“思无邪”说。“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从艺术上说，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诗》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仅关涉内容（歌词），而且与音乐有紧密的关系。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平和，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文学作品上讲，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3 ．《论语》“诗可以怨”说
孔子在《论语•阳货》提出了“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说诗可以“怨刺上政”（《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实际上就是说诗歌可以对现实中的不良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和批判。《诗经》中许多民歌和一些文人作品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讽刺和批判揭露，如著名的民歌《魏风》中的《硕鼠》、《伐檀》等，以及《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大雅》中《桑柔》、《民劳》等，都是“怨刺上政”的作品。
“诗可以怨”对我国后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古代乃至现代的许多诗人的作品都有批评和揭露黑暗现实的内容，例如屈原、杜甫、白居易、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的批判黑暗政治的诗歌都可以说是受到了“诗可以怨”的影响。

4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
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都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孟子在《孟子•万章上》中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提出了“以意逆志”说。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说诗者（即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死扣字眼，也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比较接近于还了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大抵是在此原则下展开文学批评和记录读后感想的。

5 ．孟子的“知人论世”说
“知人论世”说是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提出来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其意思是说，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知人论世”说“以意逆志”说都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经》中的一些作品，比较接近于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大抵是在此原则下展开文学批评和记录读后感想的。

6 ．孟子的“养气”说
孟子在《孟子 •公孙丑上 》中说：“我知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提出了“养气”说。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写出美而正的言辞。这里的“养气”当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养气”了，才能“知言”。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知言养气”的“气”抓住了人的内在最本质的蕴涵，因而被后人广泛地引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并引导作家从“养气”入手去指导创作，其影响是积极的。

7 ．《庄子》的“虚静”说
“虚静”，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 “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的“坐忘”就是 “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8 ．《庄子》的“物化”说
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庄子认为 “虚静” 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什么是“物化”呢？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

9 ．《庄子》的“得意忘言”说
“得意忘言”是庄子对言义（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看法。《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提出了所谓“得意忘言”说。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古代文论 名词解释（两汉）
10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发愤著书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对汉武帝刘彻并没有发泄私愤，而是既写了他残忍、好大喜功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迹，也写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的伟大之处，有着公正的“实录”精神。 “发愤著书”说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

11 ．《毛诗大序》的“情志统一”说
“情志统一”说是《毛诗大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文章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诗大序》是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情与志是统一的。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但具体所指，根据文中的论述，当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感情受到激发，就会发言成诗，而诗歌抒发这种感情，表达心中的志意。《毛诗大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但它正确地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时代进一步深化了。情志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

12 ．《毛诗大序》的诗“六义”说
《毛诗大序》提到“诗有六义”的说法：“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指风教臣民百姓，并且可以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赋，用作动词，指铺叙直说。比，比喻。兴，起的意思。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雅是正的意思。颂，周王朝和鲁、宋二国祭祀时用以赞神的歌舞。
《毛诗大序》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的概括性与典型性的特征，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者，是说诗歌创作以具体的个别来表现一般的特点。也就是说，《毛诗大序》对风、雅的解释符合现代文艺理论中以个别表现一般的观点。

13 ．《毛诗大序》的 “讽谏”说
“讽谏”就是讽刺的意思，但仔细体会词义，讽谏”是讽而谏，就是在讽刺之中包含着“谏（劝说）”的意思，因此在讽刺的程度上较“讽刺”要稍微弱一点。《毛诗大序》提出了“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艺的形式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判，而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它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用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但是它又主张不要过于激烈显露，要“主文而谲谏”，要温和委婉，仍是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一套。

14 ．《毛诗大序》的 “变风”、“变雅”说
“变风”、“变雅”说是《毛诗大序》里提出来的说法，文中说：“至于王道衰，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大序》将《风》、《小雅》、《大雅》各分为正、变。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