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诗歌翻译中形式“民族化”问题的探析.doc

对外国诗歌语言形式“民族化”问题的探析
——兼与江枫先生等商榷

张丽燕
（中北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太原030051）

摘要：本文通过几个原文是英语的诗歌的例子，来说明外国诗歌语言形式“民族化”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诗歌是对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的最浓缩的体现，澄清一些有争议的观点，有助于我国外国诗歌译介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语言形式；艺术形式；风格；意境
Abstract: This thesis, taking several English poems and their Chinese versions as example, tries to illustrate the practicabili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ization of linguistic (artistic) forms of foreign poems. In doing so, the author clarifies some incorrect points of view now prevailing in the circl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Key words: Linguistic forms; Artistic forms; Style; The mood of a literary work

现在国内的翻译界存在着一种过分强调照搬原诗字句形式的倾向，在这一倾向的背后有这样一条翻译原则的支持：“文学翻译，形似而后神似。‘离形得似’只是一种有害的迷信。”“文学翻译，必须用译入语尽可能对等的词语，再现原作语言形式，形似而后神似！”“翻译是社会行为，只有忠实的翻译才有社会价值。”“至于能否忠实到百分之百，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百分之百忠实的翻译，是翻译的主流。”这是江枫先生在“答《文艺报》记着王杨问”的文章中所说的几段话。从这几段话里，我们不难看出江枫先生一再强调的是什么，那就是要百分之百地再现原文的语言形式，语言形式说到底也就是原文的字句形式；从这里还可以看出的是，江枫先生似乎把再现原文的语言形式与翻译的“忠实”的标准对等看待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都认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也是这样认为的），文学翻译的忠实的标准是要既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又忠实于原作的风格（style)。原作的字句形式并不能被简单地认为就是原作的风格，风格是在作品的内容与作品的的艺术形式相统一中所见出的独特风貌，而艺术形式虽然是在特定的语言组合中形成的，可是它并不等同于字句形式，它是在语言组合中所形成的作品的色彩，氛围，对称，节奏，气势，格调，口吻，所形成的作品的或动或静，或具象或抽象，或主观或客观，或含蓄或明朗，或简朴或夸张的文风。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江枫先生把这个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了。
在把这样的一个翻译的标准问题简单化之后，江枫先生在其具体的诗歌翻译实践中间出现一些偏颇也就在所难免了。在这里我们不妨拿江枫先生作为其所编译的狄更生诗选之书名的《暴风雨的夜》做一分析：

江枫译：　　　　　　　　　　　　　　　　　王晋华译：
暴风雨夜，暴风雨夜！　　　　　 暴风雨的夜啊——暴风雨的夜
我若和你同在一起，　　　　　　　 如果我现在与你相伴
暴风雨夜就是　　　　　　　　　　 暴风雨的夜晚就会是
豪奢的喜悦！　　　　　　　　　　　 我们共同的消遣！

风，无能为力——　　　　　　 劲风——变得无用——
心，已在港内——　　　　　 对一个栖在岸上的心灵——　　　　　　　　　　　　　　　　　　　　　　　　罗盘，不必——　　　　　　　　　 它已离开了航海图——
海图，不必！　　　　　　　　　　　　离开了指南针！

泛舟在伊甸园——　　　　　　　　 啊，大海！
啊，海！　　　　　　　　　　　　 如果我今晚能停留
但愿我能,今夜,泊在－　 在你的怀中
你的水域！　　　　　　　　　　　 我会像在伊甸园里泛舟！

Wild nights! Wild nights!
Were I with thee
Wild nights should be
Our luxury!

Futile -- the winds
To a heart in port --
Done with the compass --
Done with the chart!

Rowing in Eden -
Ah, the sea!
Might I but moor -- To-night --
In thee!

为了有个比较，我在江枫先生的译诗傍边也列出了王晋华先生的译文。我们知道，狄更生写了许多歌颂大自然的诗歌，尤其对于野性的自然狄更生更是情有独钟。在这首诗里，狄更生满怀激情的抒发了她对狂野的大自然（咆哮的大海）的热爱。此是这篇诗歌的主旨。对照原诗，我们可以看出江枫先生的确是把原诗的语言形式都照搬在了他的译诗里了，可是原诗里所表现出的那种诗人对大自然的炽烈的爱的情感，我们在江枫先生的译文里还能看出来多少呢？原文简洁的字句在原文中间显得很贴切，很能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可是照搬过来的字句则显得生硬，读起来都几乎不像是汉语言诗歌的语言了，尤其是第二小节和第三小节的许多地方，连原诗的意思都没能清楚地表达出来。在该诗的最后一小节里，第一行和后面的三行之间有一种主从关系，“啊，大海，如果我今晚能停留在你的怀中，”是表示愿望或是条件的从句，第一行是主句，尽管它只是用了个短语，而没有用句子。我们知道英语往往喜欢把主句放在前面，而汉语往往是把从句放在句首，为了照搬原文的字面，句中实际存在着的主从的逻辑关系也弃之不顾了。这样子译来还怎么谈得上符合汉语言的表达习惯和审美习惯呢？在第二小节的第一二行，江枫先生对原文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在这里原诗的正常语序应该是“Winds are futile to a heart in port”，第三四行并列的两个过去分词短语是后置定语，修饰“heart”。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再看王晋华先生的译文，可以看出王晋华先生的译诗对第二小节的意思的把握是准确的，在这一小节的第三行他增加了一个字“它”，代指“心灵”，在“它”的后面引出了修饰心灵的两个介词短语，这样子译来，虽然添加了一两个原文中没有的字，可内容上却是忠实于原文的。另外在诗歌的第三小节，尽管王晋华把后面的从句放在了前面来翻译，把三小节第一行的主句放在了最后面，颠倒了原文的语序，可是这却是符合汉语言习惯的。简之，在王晋华的译文里，原文的字句在翻译过来时都做了个别的改动，第三小节的句式又做了大的调整，可是在整体上却较好地表达出原诗的主旨，是基本上做到了神似的，很显然，江枫先生“形似而后神似”的提法在这里是不适用的，是有片面性的。喊着能百分之百忠实于原文的江枫先生却由于太拘泥于原文的字句而显得不够忠实于原文了。从对这一诗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忠实不仅是要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形式，更重要的是要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不能为了一味地追求形似，而丢掉了神似。两者一样重要，都不可偏废。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对于某些诗歌，江枫先生用他的这套理论还是能翻译得不错的。比如说狄更生的《篱笆那边》：　　　　　　　　　　　　　　　　　　　　　　　　

篱笆那边 －
有草莓，长着 －
我知道，如果我愿 －
我可以爬过 －
草莓，真甜！

可是，脏了围裙 －
上帝一定要骂我！
哦，亲爱的，我猜，如果他也是个孩子 －
他也会爬过去，如果，他能爬过！

就某些诗歌而言，他的这套原则还是有其使用价值的，可是它们并不能被普遍地应运到诗歌翻译当中去。因为它们会给诗歌翻译带来诸多的弊端。还是王佐良先生的说法较为可取和较为客观：在诗歌翻译中能直译处则坚持直译，不能直译处，则放手意译；也就是说，在神似和形似两者不能兼得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力求去做到神似了。
我们再举一首杨德豫先生所翻译的朗费罗的《箭与歌》来加以说明，杨先生和王晋华所翻译的这首诗歌都被选进苏教版的高中课本里。下面我们就列出原诗和杨、王两位先生的译诗来看一看：

　 Arrow and the Song
　　I shot an arrow into the air,
　　It fell to earth, I knew not where;
　　For, so swiftly it flew, the sight
　　Could not follow it in its flight.
　　I breathed a song into the air,
　　It fell to earth, I knew not where;
　　For who has sight so keen and strong,
　　That it can follow the flight of song?
Long, long afterward, in an oak
　　I found the arrow, still unbroke;
　　And the song, from beginning to end,
　　I found again in the heart of a friend.
杨德豫先生的译文：　　
箭与歌
我把一支箭向空中射出，
它落下地来，不知在何处；
　　那么急，那么快，眼睛怎能 　
　　跟上它一去如飞的踪影？

我把一支歌向空中吐出，
　　它落下来，不知在何处；
　　有谁的眼力这么尖，这么强，
　　竟能追上歌声的飞扬？

很久以后，我找到那枝箭，
　　插在橡树上，还不曾折断；
　　也找到那支歌，首尾俱全，
　　一直藏在朋友的心间。

这首译诗所存在的问题跟江枫所翻译的《暴风雨的夜》中所出现的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太想做到形似，太想照搬过来原文的语言形式，太拘泥于原文的字句了。对照原诗，我们不难看出杨德豫先生译诗的语言形式几乎都能跟原诗的字句形式相对应上了。例如“unbroke”译为“还不曾折断”，“from beginning to end” 译为”首尾俱全”，把“I breathed a song into the air”，译为“我把一支歌向空中吐出”，等等。可以说这首译诗在再现原诗的语言形式方面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原诗使用的是双行韵（couplet），韵脚很工整，原文中诗人使用“unbroken”是为了与“oak”押韵，使用“from beginning to end”，是为了与“friend”押韵，这些词语使用在原诗里帮助形成了诗歌谐和的韵律和整齐的韵脚以及很贴切的意象，可是将它们直译过来以后，就显得不太自然，不太简洁，影响到诗歌意境的表达了。《箭与歌》是朗费罗非常著名的一首诗，深受读者的喜爱，在这首诗歌里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一系列独特的意象所创造出的优美空灵的诗歌意境，以及在这一空灵的意境中表达出的朴实真挚的情感，都能给我们以余音绕梁、回味无穷的感觉。而“首尾俱全”，“还不曾折断”，“向空中吐出”等词语的直译，是不是对原诗的那一优美空灵的诗歌境界有所破坏呢？跟前一首江枫的译诗一样，杨德豫先生为了追求“形似”，而多少丢失了一些“神似”。在汉语言的诗歌中空灵优美的意境需要用简洁、轻灵、较为美好的词句去营造，唯有这样子译来，才可能符合中国诗歌表达的范式，符合国人对诗歌的审美习惯。在经过这样的一番分析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在苏教版高中教材课后“文本研习-2”中所提供的王晋华先生的译文：

箭与歌
　　我把一枝箭射得很高，
　　它落到哪里我不知道；
　　因为它的速度太快，
　　我的眼睛追不上它。

我唱起一支歌儿在空气中飘荡，
　　它落到了哪里我不知道；
　　因为谁的眼力会有那么强，
　　能追上歌儿的飞翔？

很久很久以后，我看见
　　在一棵橡树上嵌着那枝完好的箭；
　　我也发现了那个歌子，
　　它完整地留在一个朋友的心里。

王晋华先生的译文也并非是十全十美，某些地方的表达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推敲。王晋华先生在有些地方采取了意译，比如把“unbroke”译为“完好”，把“from beginning to end”译成了“完整”，而且为了押韵还增加了原诗中没有的词语“荡飘”，但是从译诗的整体效果上看，似乎比杨译更多地传译过来一些原诗优美的风格和空灵的意境，也似乎比杨译更符合国人的阅读习惯，也即译诗的形式更为“民族化”了一些，因而更容易为中国的读者所喜爱和接受。
限于篇幅，例子就不多列举了。我想通过对这两首译诗的分析，读者已经基本上了解了笔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了。江枫先生和杨德豫先生都是国内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翻译家，江枫先生曾两次荣获国家颁发的终身翻译成就奖，他们两人在诗歌翻译方面都为国人做出了重的要贡献。两人的诗歌都曾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被许多人认为（甚至江枫先生自己也这么认为）是国内最具权威、最优秀的诗歌译本。笔者之所以引用他们翻译的诗歌来讨论这个问题，也是为了引起学界重视，引起国人对诗歌翻译的标准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他们的一些译诗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笔者以为是诗歌的译者太注重了原诗歌字面形式的移植，从而忽略了对原诗之内容和形式相统一中所见出的独特风貌的再现。太注重原诗字句形式的传译，势必会影响到对原诗的整体的艺术效果的再现，影响到作品的审美特性，这样与国人的审美习惯有时就很难合拍，他们译诗的语言也不会是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们民族文化的输出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我们古老优秀的文化会给西方文明注入活力的同时，我们对世界各国文化以及文学的教授、译介和研究也应更加侧重于对它们的融会贯通，使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更好地为我们的现实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更好地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建设和繁荣服务，更好地为铸造国人的精神服务。为此，这些年来在我们的文学界提出了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主张，比如说“要把外国文学融入国人的精神生活”，“要使外国文学研究本土化，要具有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学的厚积。”以及“外国文学的研究要打破中外文学的界限，培养中外文学的通才，”等等。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诗歌翻译是不是应该考虑到国人的接受和审美习惯，在大体保留原诗的文体特点的前提下，把原诗翻译成雅俗共赏的诗歌形式，也就是“民族化”了的形式，唯有这样的译诗才能更好地融入进国人的精神生活。而对原诗的字面形式的过分强调则是与这一大的文学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
其实，这并非是笔者个人的愚见，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国内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和诗歌翻译家一直在做的。林纾用文言文翻译《茶花女》，严复使用“归化法”翻译《天演论》，在当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五四时期产生的文学家兼诗人郭沫若的诗歌翻译也是使外国诗歌语言民族化方面的典范（请见其1985年5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诗译稿》①）。在这一方面做出努力的还有冰心、郁达夫、巴金等。王佐良先生几乎是使用我国民歌的调调儿和非常通俗有时甚至是土气的语言来翻译英国著名诗人彭斯的诗，更是成为这一方面的优秀代表（请见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彭斯诗选》）。

 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只列举郭沫若翻译的一首小诗《冬月》（Winter Moon）：初月如银钩，吹过冰岩沼；如钩初月白，吹渡寒郊草。其原文是：

A little white thistle moon|\ Blown over the cold crags and fens:\ A little white thistle moon\ Blown across the frozen heather.

简之，诗歌的生命在意境，而意境又是靠许多东西一起作用而形成的：诗歌的语言，形象，气势，格调，节奏，韵律，色彩，等等。因此，诗歌翻译不应该是对原诗的字句形式的简单的仿制，而是一种再创造，原诗一旦跟母体分离，它便具有了新的生命。既然是新的生命，脱胎到了汉语言的语境中间，它当然就应该符合汉语言诗歌的表现形式，具备中国诗歌的审美特征，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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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江枫.狄金森诗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63、65.
【2】王晋华.狄更生诗歌精选【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 40.
【3】杨德豫.朗费罗诗歌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56.
【4】王晋华.朗费罗诗歌精选【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 42.
【5】王佐良.彭斯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序言32、35.
【6】郭沫若.英诗译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65.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