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先秦士阶层的文化构成及其价值取向.doc

浅论先秦士阶层的文化构成及其价值取向
杨 连 生
（陕西师范大学，西安，40203100）
摘 要：中华传统文明源远流长，历时千年不衰。先秦时期正是中华文明的定型时期。在这个时代，诞生了一大批大放异彩的思想家，是他们建构了中华文明的特有模式。先秦时期的士阶层，中华传统文明的承载者与创建者，使政治、思想文化、价值取向等文明模式有了较大发展。本文旨在探讨士阶层的文化构成要素，并藉此说明他们对后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影响。
关键词：士阶层 价值取向 模式
[Abstrac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t doesn’t decline and fall for thousand of years. In the pre-Qin times was just a decisive period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is era, many brilliant thinkers were born. They established the specific patter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period official class of In the pre-Qin, constructors and supporters of th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made the pattern has a great development in the politics, the culture and the values and so on. This essay aims at probe the culture constituents of the period officail class. And lean on this to illustrate the function they played in politics and the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influence to the intellectual of the future generation in the feudal society.
[Key words] Period official class value tendency mode

一、 关于士阶层当前研究成果简述
士阶层是先秦历史中最活跃的一个阶层，他们的言行、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价值观念促使了中华文明的政治文明，思想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定型。因此对先秦士阶层的考察，对于了解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前辈、学者们对先秦士阶层的研究成绩层出不穷。因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先秦士阶层的论述也有不同，或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或是高屋建瓴的宏观论述，或是对某个环节精心把握，……诸家各有所长，现将一些重要论著做一简述。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运用中国已有的一些传统概念来阐释政治和文化现象。这一点是他自己也意识到的。因为他说：“我们引述了一些现代社会科学作为参考，同时那些贴近于传统的概念和术语，也有其独到的“曲尽其妙”之功。因此在后面，我们还将充分利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概念。” ……“我们的讨论将要涉及的，主要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这里所谓的‘政治文化’，首先指的是在政治与文化的交界面上所发生的事象，在中国古代这二者的关系来的特别密切。有必要从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等视角对‘士大夫’这个概念加以解析，但是一项研究却不可能面面俱到，……本书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士大夫政治的演生，揭示一种独特政治文化模式的演生过程和结构设计。这种模式有点像，但又不全是被称为‘治国之道’的那类东西；它也不就是实际政治行为‘平均数’，或等于实际政治制度；但作为传统，它确实曾经深刻地影响了行为、制度、观念，并且就那些行为、制度和观念之中，体现了它的存在。”确实，他对“政统”“道统”“亲统”等等概念的运用使得文章的论述更为的精准。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这本书在公共思想界和专业界里都得到了很好的评价。
李军：《士权与君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这本书主要研究和分析先秦两汉六朝的政治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所以先秦部分只是占很少的篇幅，这本书的理论性很强，“希望通过考察士人与君主在政治活动中的不同角色、理念作用，分析这一时段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权力的基本结构和运作方式，勾勒出唐前政治变局和权力制衡的动态轨迹，并探求内在的基本动因。同时，本书对中国古代专制的实质也进行了理学分析。本书还就士权与君权的关系对文学风格与流变的影响略加探讨，这或许能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本书是研究先秦士阶层不可或缺的著作，其论述的主要内容为：
“中国传统士人阶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人格相对独立与思想自由，是他们创造性思维的前提和社会条件。他们在思想文化上的创造，把中华文明推进一个崭新的阶段，促成了社会观念的转型，形成了思维范式，并奠定了传统社会价值取向的基础。士人阶层是社会上下交汇处和流转展，它的存在活化了社会的结构，增强了社会活力，强化了君主集权。”
另外还有一些专著，如李泽厚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论》、《中国美学史》、《美学三书》，尤西林先生的《人文科学导论》，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黄开国、唐赤蓉所著的《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这些书籍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些学者们所取的成就我只能高山仰止，对这些专著的阅读和思考，也使我对先秦的士阶层有了一个宏观上的了解和新的认识，这也是我写作这篇论文的出发点。
本文写作目的是设想从士的文化构成要素来分析士阶层的价值取向，并说明他们在政治、思想文化建构所起的作用和对后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影响。

二、士阶层的崛起
西周时期，周天子对天下有非常强的统治力，周王对诸侯有巡视之权，监督之权，废立之权，有灭国之权和处死诸侯国君之权，有任命诸侯之卿之权，有征召诸侯兼任王室卿士之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图之滨，莫非王臣”这正是对周王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地位的写照。但是这种繁荣只不过持续了约有半个世纪，“国人暴动”沉重的打击了周王室，周幽王死于侯国之手。周平王东迁之后，其地位是一落千丈，名义上是天下的共主，但实际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沦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政治格局出现前所未有的剧变，这为士阶层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历史大舞台。诸侯国之间的征战、兼并、争霸日益频繁活跃，诸侯大夫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出谋划策之士、外交之士，变法革新之士，带兵打仗之士，……以保全自身再图霸业。这是士阶层崛起的政治契机。
伴随着王权下移的则是礼崩乐坏，正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那些掌管王室礼仪的人也随之流散流落民间。《论语·微子》记载：“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这段话记载了王室乐队四处奔走、乐队解散的情况。这些人在当时属于周王室的高级知识分子，相当于现在的部长、副部长级的人物。这些人的流散，也可以推测出其他文化官员四散的情形。
王室文化官员流落民间，王室的典籍也随之流散。民间最先接触到王室官员，王室典籍的人，对流落后的典籍进行整理，开始兴办私学，打破了西周“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这些人成为士阶层最早的启蒙者。如周守藏史老聃“见周衰，乃遂去。”[1]（《老子韩非列传》）又如鲁国师襄，夷人郯子，郑国邓析，以及苌弘等，都收徒讲学。其间最有名的是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1]（《孔子世家》）孔子又提出一个伟大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2]（《卫灵公》）在孔子时期，“类”可能有族类、血统的含义，意思是“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受到教育”。私学的蓬勃发展，彻底的瓦解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知识产权’也就非王官专有，学问渐次播散于鄙野民间，近人章太炎概括晚周这一转折说：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以次为契机，殷商西周一元未分的王官之学转变为纷繁多元的百家之学。” [3]（p36）
一般说来，政治、思想、社会价值的取向及变革，是经济发展而推动的。首先是耕作方式的演进。西周是人拉犁的“耦耕”法，其生产力十分落后。到了春秋战国时牛耕大为推广，金属农具也广为应用。这就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其次是“井田制”的逐步瓦解。井田制度是由氏族社会土地公有制演变而来，其制度下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收入归国家和贵族所有，私田收入维持自身生活。但是因为战争等原因，公田收入减少，贵族放弃以公田的收获为租税的方式，开始不分公田、私田，按耕种的数量“履亩而税”。齐国“相地而衰征”，[4]（《齐语》）前645年晋国“作爰田”，[5]（《僖公十五年》前594年鲁国“初税亩”, [5]（《僖公十五年》 前548年楚国“量入修赋”，[5]（《僖公十五年》）……各国相继实行新的田赋制度，土地的公有也就逐渐的被私人占有。个体农民的小土地占有是从“井田”演变过来，地主大土地私有则是通过土地买卖，建立战功得到王侯赏赐而来。土地制度的变化也必然会引起其它领域的变革。社会财富的聚集，丰富，使这些类似于游民式士阶层有了更为广阔的活动天地。
先秦时期，这些类似于游民式的士阶层社会结构定位非常特殊。当时的社会制度与阶级划分，除了君主、官僚构成上层统治者之外，例分四等，即：士、农、工、商。四民之分属不仅有社会分工的成分，更暗含了等级的高下。尤其是士人阶层，上为贵族之末，下为庶民之首。进则为卿大夫，沦落则为庶人。看来后代知识分子的仕与隐，再此已经确定主旋律并拉开序幕了。
士的崛起为动荡的年代注入了活力，礼崩乐坏的社会变动，使士人从沉重的宗法枷锁中解脱出来，他们不再像巫史那样全然依附王室，从而赢得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一些励精图治、雄心勃勃的国君逐渐认识到人才和谋略的重要性，争相招揽贤士，组织决策的智囊团，出现了“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的局面。有才能的士人为谋官求职，为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于各国，他们朝秦暮楚，合则留，不合则去，政治上有较大回旋余地。游说和招贤相结合，形成了战国历史的一大特色，这使战国的历史更加生动，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外交政治斗争的历史剧。斗争历来就不仅是物质力量、军事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略的较量，这就为士人提供了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
三、士阶层的文化构成源泉
“六艺”是士文化构成的核心要素，培养士君子也是当时教育的主要目的，“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以造士。” [6]（《王制》）“造士”的科目“礼”“乐”“诗”“书”为“四艺”。从典籍的角度看是《诗经》、《礼记》、《乐记》、《尚书》，再加上《周易》、《春秋》合称“六经”，“六经”从教育的角度看便是“六艺”。
孔子所教授的“六艺”和西周贵族教育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有一定的传承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孔子将其中的科目进行了变革，这也是顺应时代潮流。不管是西周贵族所传授的“六艺”还是孔子所教授的“六艺”，其中“礼”、“乐”教育是其中的核心。“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怪，恭敬而温文”，[6]（《文王世子》）“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为国着一朝失礼，则慌乱及之矣。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同神明，立人伦，正性情，节万事者也。” [7]（《礼乐志第一》）其行为的规范“礼”与心态的规范“乐”内外并举塑造——教化着人。
射、御并不是单纯的军事训练，其中也包含了礼乐的内容。
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
其节，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采苹为节，士以采蘩为节。驺虞者，乐官备也；……诸侯以时会天子为节，卿大夫以循法为节，士以不失职为节。故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故曰：射者，所以观盛德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礼记·射义》）
从“弓矢审固”句可知，当时的“学生”拿起弓来并不是马上就射出去的，而要反复地选择自己最佳的站姿，不断地张弓松弓调匀自己的着力点。然后目光专注靶心，平心静气，去除心内的烦躁，达到“松、静、匀、乐”的最佳自然状态。试想，如此反复练习，若遇大事如何会不冷静，考虑问题如何会不全面周到？可见，古人练“射”与狩猎或战斗并无太大关系，而是一种类似今人练气功一样的身心修养。“藉此修养，射者才在礼仪秩序中怡然得体，而且能培养出立身立国、尽职尽志的道德”。[8]（P9）
“御”也一样：
大驭掌驭王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驭，驭下祝，登受辔，犯軷遂驱之。及祭，酌仆。仆左执辔，右祭两轵，祭軏，乃饮。凡驭路，行以肆夏，趋以采荠，凡驭路仪，以鸾和为节。
戎仆掌驭戎军，掌王倅车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路之仪，凡巡守及兵车之会，亦如之，掌凡戎车之仪。（《周礼·夏官司马》）
如此可见，当时对御手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实际上诸侯子弟们练此术还不仅仅只是为了打仗。他们在“御”的学习中渐渐磨练出自身对纷繁事务的统筹安排能力、遇事的果敢机智应变能力。所以说，习“御”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不仅仅是培养一种职业技能。
孔子更为伟大的贡献则是在作《春秋》，在孔子以前，中国没有系统的历史，他通过掌握原始的文献资料，理清历史的发展脉络，“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为政》）从夏到周再到继周者，其实是一种历史传承。孔子对历史的整体把握，通过《春秋》阐释了历史意识，他是第一个具有了人类意识中的整体意识，作《春秋》则使更多的人具有了人类意识中的整体意识，这就从精神上与其他人拉开了距离，士阶层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正是来源于此。而且《春秋》使士人具有了一个善恶标准，士人必要之时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六艺”具有很高的伦理价值性质，而通过这些科目的学习，必然可以达到某种理想人格的士人君子。《论语》记载：“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后凋也”，[2]（《子罕》）“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2]（《泰伯》）
不管是西周贵族所学习的“六艺”还是孔子教授的“六艺”，都是先秦士阶层所要学习的内容。看诸子对几部“原典”的评价：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篇》）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厚敦，《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汉书·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看来身通“六艺”也就意味着通今博古，文武双全。而且“六艺”具有原理知识的性质，其余的社会知识则是从六艺中衍化而来。美国学者赖文逊给了士大夫如下的评语：“在政务中他们是amateur，因为他们修习的是艺术；而对艺术的爱好也是amateur式的，因为他们的职务是政务。” [9]（P6-24）其实他所说也有道理，但是他没有看到“六艺”的基础性，原理性。简言之：“《礼》是社会生活原则，《乐》是情感生活原则，《书》是历史生活原则，《诗》是表现生活原则，《易》是通权达变原则，《春秋》是评判是非的原则”。[10]（P4）这些士人出将入相，纵横捭阖，也就不足怪了。
“六艺”的成书到春秋战国时定型，除《春秋》是为孔子所作的之外，其余几部成书比较复杂，一般来说，“它们绝非一时一地一人之作，而是在广袤的地域里成于众手，又经历了长期的流传，逐渐系统化。” [10]（P2）“六艺”中的“乐”今文学家、古文学家对此有争议，这里不多做论述。其中的《礼》汉代指《仪礼》，后世指《礼记》，现在说到《礼》，则指《仪礼》、《周礼》、《礼记》。为了论述方便，我们暂且按照汉代的说法，将先秦的经典著作统称为“五经”，班固《白虎通·五经》说：“五经何谓？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五经的定型意义非凡，也就是中华民族进入农耕社会几种基本的思想逐渐确立的过程。[10]（P4）
四、士阶层的价值取向
冯天喻在《中国文化史纲》中以深情的笔调娓娓道来：“时代呼唤人才，人才推进时代。先秦士人群体，应时而兴，才俊辈出，思想家如老聃、孔丘、墨翟、孟轲、庄周、邹衍、荀况、韩非；政治家如管仲、子产、晏婴、商鞅；军事家如吴起、孙武、孙膑；外交家如蔺相如、苏秦、张仪；史学家如左丘明；诗人如屈原、宋玉；论辩家如惠施、公孙龙；医学家如扁鹊；水利专家如李冰、郑国；天文家如甘德、石申，等等，等等，可谓群星璀灿，蔚为大观。” [3]（P39）
确实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巨人的时代，私学的兴起，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是最受教育的人。的确，知识就是力量，他们在政治生涯中，是名声远扬的风云人物；在戎马生涯中，他们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在世俗生活中，他们有温文尔雅的风度；……正因为他们是最受教育的人，又有独特的社会结构定位，他们成了独立于贵族与君主、家族之外强大的势力。得士者存，失士者亡，国君、诸侯很明白这个道理。士，理所当然的成为社会的中坚。这批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立人格的士人的行为言论非常重要：“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 “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论衡·效力》)——事关朝政兴废，社会安宁。那么士人选择适合于自己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呢？
（一）、对道义的追求
“人往高处走”，先秦庞大的诸子集团甘愿当庶人的当属少数，对政治往往多有兴趣与幻想。如孔子、孟子，都是一生奔波，汲汲求仕的。每当弟子各言其志时，他们很自然的引导弟子朝政治方向发展。说的实际一点就是子夏所说的：“学而优则仕” [2]（《子张第十九》），或是孔子所说：“学也，禄在其中矣” [2]（《卫灵公》），说的冠冕堂皇一些，就是《大学》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士人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这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国君需要这些人才，高官厚禄以待，对士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二是诸家有自成体系的学说，要是没有政治资本，很难将自己的学说发扬光大，三是士阶层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求仕获得俸禄是很自然也是很现实的一条道路的事。
士人踏入仕途，其中一个重要的使命是对“道”的执著追求。作为政治伦理的“道”，是士人眼里一般的政治法则，法规。它是人们（包括最高统治者）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必然法则，是士人最高的价值取向。“士志于道”，[2]（《里仁》）孔子对他的弟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2]（《卫灵公》）当官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显赫的位置和优厚的待遇，而是服务于一种崇高目的的“道”，入仕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但是追求远大理想并非一帆风顺，一旦仕途无望，或是仕途碰了壁，则以退隐、安贫受道自勉。在现实生活中“退隐”也是可供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面对天下无道，这是一种无可奈何选择。就算是沦为庶人，那也不曾失去什么，照样保持旷达的士人风格。这里就有了道家理论的贡献。
道家提倡消极遁世，倡导人们逃避现实苦难，纵情于山水之间，消融于自然之中。老子要人们“无为”，庄子倡导人们“忘己”。这与儒家学说看似对立，事实上有学者所言，儒、道是一种互补关系。[11]（P299）当士人入仕受挫，遭遇排挤、打击之际，或是世道混乱而自己又无力回天时，由遵循孔孟之道转为崇尚老庄之学。士大夫们正是有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才会有进退自如的政治观：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使他们既有强力的历史使命感，由不被历史使命感所压垮，在宦海沉浮中保持一种通达乐观的姿态迎接命运的挑战。
很显然，这与士阶层的社会结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士阶层进则为卿大夫，沦落则为庶人，恰好是入仕与归隐的绝妙注脚。
（二）、对“三不朽”的追求
对名利的追求也是士人的一种价值取向，差不多是士人与生俱来的。名是自我价值获得社会认可的社会标志，也是衡量自我价值的尺度。对名利的追求，是源起于生命的自觉意识，毕竟人生苦短，宇宙无穷。于是用名声来延续自己在后人心中的精神生命。后人盛称的“三不朽”语出自春秋时鲁大夫叔孙豹：“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5](《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所说的“三不朽”，其实是三种求名的方式。所谓“立德”，是以个人气节，为后人树立千古不磨灭的道德典范。如伯夷、叔齐二人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仅此一段气节足以成为后代遗民的典范。所谓“立功”，即以辅佐君主治天下的丰功伟绩名垂青史。孔子很赞赏管仲，他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在四夷交侵的情况下，保护华夏民不受外夷侵凌，其功泽被后人。可以说管仲是立功获得不朽之名声。后人所谓马革裹尸，画图麒麟阁等，都是欲以事功求不朽。
对于士人来说，“立言”是最现实、也是最自然的求名方式。“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 显然，名声使士人的生命走得更远，“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可以说中国文学、思想的繁荣多是“立言”的结果。名对士人的激发，他们可以忍受痛苦、献出生命，士人对名的追求，使他们完成了自我完善、自我超越。
（三）、士与百家争鸣
先秦士人在文化上最高成就是——“百家争鸣”。这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最高成就，雅斯贝斯称这个时期为“轴心时代”，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时代。
“百家”是指思想流派而言，形容其多，其实也有几十家。司马谈分为“阴阳”、“儒”、“墨”、“法”、“名”、“道德”六家。班固又分出了“纵横”、“杂”、“农”、“小说”四家。合称“九流十家”。现将其源流、宗旨作一简述：
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敬授民时。……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第十》）
班固在这里不仅论述了十家的宗旨、源流，而且还论及得失。文中提到 “蔽者”、“拘者”等这些人将各家的学术宗旨进一步深化。学术争鸣的深化，则开发了士人的智力，促进了士人集团的迅猛发展。
大学者王遽常分析儒家“学本六经，无待论矣”，道家学本于《周易》，阴阳家学本于《尚书》，法家学本于《春秋》，墨家学本于《礼》，小说家学本于《诗》。这里所论诸子与五经的相互对应有些牵强，但认为诸子渊于元典，又发展了元典，则是可信之论。明清之际哲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论述“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
“五经”元典的价值，开启了时代之风——百家争鸣，战国时期这些士人的辛苦耕耘则构建了华夏文明的根基，也揭示了传统民族文化的未来的走向，其思想的首创性，广阔性，深邃性成为中华民族永久的指针和取之不尽的源泉。[3](P36)
结束语
写作到此还有一些问题要提出来：
士阶层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流动自由，但是没有保障他们自由的一个机制，他们是时代造就的英雄，但他们没有创造一种自由的秩序。尽管先秦的社会秩序能使士阶层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得到很大程度地利用，士人也尽力用这种强大的秩序发挥他们的才能，但是这种秩序没有继承下去。[12](P391)他们的成就伴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只是被零星的继承，这也是轴心时代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士阶层所学习的“六艺”与入仕后的行政表面上并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六艺的道德教化是行政训练的基本要素” [13](P26)，“六艺”教育的基础性、原理性，使士人在波诡云谲的社会变化中站稳阵脚，而且成为社会的中坚。
百家争鸣是士阶层无心插柳的一个结果，官学下移，民间之智力集中大爆发，学术上出现了繁荣，从而实现了哲学上的突破。诸家思想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但在当时都是真理，只有是否显学的区分。同时也出现的文化门阀专制主义，孔子“攻乎异端”，旬子《务息十二子之说》，韩非“不听学者之言”，这些人提出了文化专制，但没有政治资本，政治资权来推行，所以“百家争鸣”是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健康发展。
后代文人知识分子所要走的路：仕与隐，立德、立言、立功，这种行为模式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确定好了，而且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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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 A Tri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Volume One, pp16-19 转引自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0] 刘黎明.先秦人学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1
[11] 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2] 参见 Friedrich A. Hayek ,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60.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3] 李军.士权与君权[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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