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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将天津地名故事与艺术史研究相融合

    我是一名青年律师，对于艺术史研究是纯外行，充其量算爱好者。用咱天津卫的老俗话来讲，如果律师研究艺术史，那是“出南门奔西沽——岔道儿了！”“南门外的警察代管八里台子的事——有你的嘛啊！”既然不懂，各位专家学者老师云集，大家发言时间又紧张，我就别说了。咱会长不同意，要求我还得“梁嘴子过河——赵场（照常）办事！”章用秀先生出过一本书叫《天津老俗话》，我引用的这几句可不是普通的俗话，那正是和天津地名相关的。那今天我就来浅谈如何将天津地名故事与艺术史研究相融合。

    一、话题缘起
    要说天津地名故事怎么能和艺术史相融合，似乎二者也是风马牛不相及。
    对于此话题的研究，一方面缘起于我以第六届新会员的身份加入了天津市历史学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有幸成为了“事业依托，情感家园”中的一员，就得拿出一些我有所研究和比较擅长的领域和话题来说。我对于天津地名的历史掌故和发展现状都比较感兴趣，而且有个外号——“天津公交活地图”，天津市几百条公交线路，在座各位随便提出哪条来，从头到尾的站名我能报上来，而且去哪怎么倒车，几点有车，公交车和地铁怎么衔接，怎么走在时间或经济上最划算，我都能对答如流。那位老先生该说了：“你是‘老太太上电车——您了先别吹！’”这老俗话又来了！
    另一方面，天津师范大学的谭汝为教授和我在2012年合作出版了《天津地名故事》一书，在该书编纂过程中，最难在于分类，既有民间传说，又有史实记载，既有老城旧事，又有租界风云，既有变迁过程，又有人物家世，有一些题材与天津艺术史密切相关，由于本人缺乏艺术史分析和研究方法的学术引领，故在分类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麻烦，将天津地名故事与艺术史研究相融合，有助于今后对天津地名重要史料的整理挖掘和对新地理实体的指导命名。

    二、参考史料
    既然研究艺术史，又与地名相关，对二者兼具参考价值的史料之一，就是《天津地理买卖杂字》。《天津地理买卖杂字》是颇具情趣的天津历史小百科。它以三、三、七“数来宝”的句式，广泛描摹了民国初期天津市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介绍地名和商号，生动活泼地展开了社会百相与生活知识的长轴画面，其中蕴含很多天津地名故事。语言通俗易懂“大白话”，读来上口，过目难忘。对今人了解天津历史，确有提纲挈领之助益。《天津地理买卖杂字》有版本多种，推测为群体创作，且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民间人物的不断增添、修改和完善。
    在《天津地理买卖杂字》中，对于天津艺术史有研究价值的记载，举以下二例：“李星北，卞月庭，天津绅士真有名。严范孙，李士珍，天津翰林这二人。华世奎，李学增，天津写家说得清。陈临之，魏恩锡，天津写家真出奇。张秀岩，宁星谱，先贫后富可说古。天津卫，有富家，估衣街上好繁华。财势大，数卞家，东韩西穆也数他。振德黄，益德王，益照临家长源杨。高台阶，华家门，冰窖胡同李善人。”以人名开头的句段，记载了天津翰林、写家和“八大家”的相关情况。“要看戏，大舞台，新明戏院第一台。广和楼，和丹桂，园民戏院真不贵。有燕乐，有普乐，燕乐升平唱不错。华乐馆，权乐馆，同庆中华乐子馆。看电影，上平安，百代公司数权仙。看下座，快上茶，鲜货案子毛巾把。”描述了天津老戏园等娱乐场所的情况，这也与周利成老师在本届年会所做《旧天津的娱乐场所》的主题正相关。

    三、如何融合
    1、地名是探究名人成长经历的重要线索和元素，对于艺术史上的名人和故居研究，应与地名研究相融合。不同历史时期，天津地名是不同的，在研究名人历史的过程中，应考证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地名，以达叙事精准。以天津历史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就应当与天津地名变迁同步，以免“穿越”。
    天津租界是分三步收回的，但在第一步一战和十月革命后收回德、奥、俄租界就已经陆续开始以中国的省市重新命名，第二步收回比租界，第三步二战后收回日、意、英、法租界后全部统一命名。所以造成有些道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异地同名”，却又完全没有历史传承。例如，天津的德租界在1895年划定，1917年就收回了，随后在此设立“特别第一区”，范围主要是现在河西区的东北部。收回后立即按照中国地名命名。但其中既有山东路、河南路，又有芝罘路、牛庄路，还有塘沽路、通州路。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城市级别都显得杂乱无章。
    在二战胜利收回所有的租界之后，国民政府重新按照中国版图统一规划命名，“特别第一区”内原有以中国地名命名的道路名称短暂地存在了20余年，而未被沿用下来。例如，现在的蚌埠道那时叫浙江路，而现在的浙江路和马场道在旧英租界，以前统称马厂道；如今的江苏路那时叫江西路，而现在的江西路在原来叫山东路；那时的河南路是今天的奉化道，那时的开封路是今天的厦门路……再比如，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主动放弃沙皇政府在华侵略夺取的土地，1924年国民政府收回并设“特别第三区”，俄租界时期有一条“哈尔滨路”，就是现在五经路至世纪钟的自由道。可咱们今天的哈尔滨道却跨过了解放桥，与昔日的“哈尔滨路”平行分列海河南北，两条同名但不同时期的“哈尔滨路”隔空对话。
    本次年会卞学诊女士讲到《小说〈津门遗梦〉的创作思路与相关历史背景》，她就与我提到，现在的睦南道，她小时候叫香港道。实际上，今睦南道，在英租界时期叫“香港道”，1946年统一命名为“镇南道”，1952年随中越边境镇南关改名睦南关而改称今名，谁能想到，统一命名后，与之垂直相交的旧英租界“泰安道”被命名为了香港路，而利顺德饭店旁的今泰安道，则是旧英租界“咪哆士道”。像以天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或记事，就应当与天津地名变迁同步，以免“穿越”。可参阅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加）鲍尔著《小洋鬼子——一个英国家族在华生活史》的记述方式。没有那个时代地域背景，自然生长不出名人轨迹。
    2、以地名为载体，以名人轶事、历史作品为内涵，可以打造文化艺术品牌。
    天津，一提起焦菊隐，必然想起锦衣卫桥，一提起郭振清，必然想起六号门，一提起张伯苓，必然想起南开学校，一提起霍元甲，必然想起小南河……但天津地名对于打造文化艺术品牌的作用尚待挖掘，应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借鉴。在澳门，以妈阁庙、亚婆井前地、郑家大屋的三角区域为核心，形成了澳门“源”的历史文化艺术品牌。MACAU，澳门的葡文名字。澳门同知（乾隆任命专管澳门事务的官员）印光任与张汝霖合著《澳门纪略》载：“葡人初入中国，寄碇澳门，是处有大庙宇，名曰妈阁，葡人误以庙名为地名，故以初到者以名其地，各国历史中称中国澳门为马交，其名当起于此。”唱《七子之歌》，即知此名来历。亚婆井，葡文意为山泉。相传明朝前，有位老婆婆见邻居上山挑水辛苦，请人掘山挖井。后人感恩叫阿婆井，粤语念亚婆井。曾是澳门主要水源，近内港，早期传教经商葡人首选在此聚居，至今保留地中海风格古巷。葡诗人写道：喝了阿婆井的水，忘不了澳门，要么在澳门成家，要么重返澳门。郑家大屋约建于光绪七年（1881年），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祖屋，由其父亲郑文瑞筹建。郑观应寄情山水退隐澳门后，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一书问世，贯穿“富强救国”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拯危于安的良方。中国银行2008年版500元澳门币即选用郑家大屋为主题。这一切都缘于以艺术和历史来丰富地名的内涵。
    在本届年会，韩怡女士所做《北疆博物院创始人桑志华》的介绍，就使我想起北疆此地名之由来，与今日滨海新区北疆电厂、天津港北疆港区是否有关联？周贵麟老师做《新红学的重建和发祥之地》的讲述，则可让我联想到天津水西庄地名的重新探究，以还原历史、指导复建。
    3、在艺术史研究中，关于重大历史事件、民间传说，应与地名相融合。
    例如，发生在天津的“民国七大奇案”，自都离不开地名为背景，以此事件为原形演绎的评书《名优奇冤》（《枪毙刘汉臣》）、《白宗巍坠楼》对当年天津地名有生动的再现，现仍能听到刘立福、郭德纲等演员播讲此段。而评戏《杨三姐告状》更能体现出天津老地名和旧行政建制、司法体制。另外，天津民间流传着武将李靖驻守陈塘庄和哪咤在三岔河口“闹海”的故事。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哪吒闹海的具体地方，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封神演义》在描写陈塘关哪吒出世时写道：“不知这河是九湾河，乃东海口上。”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海河水路弯曲迂回，与书中 “九湾河”相近，而人们认为，昔日陈塘关就是今天的陈塘庄，哪吒脚下的风火轮，就是今天的上河圈、下河圈。没有地名的延续传承，神话传说将成为空中楼阁，缺乏艺术在现实中的再现。
    4、津沽是著名的曲艺之乡，各曲种在天津发祥，以乡土文化为特质，对天津老戏园的研究，自然离不开对天津老胡同的溯源。
    天津的胡同，以文化娱乐业命名，最早应该是侯家后的“四喜堂胡同”。直接以妓院命名的胡同，全国少见。后来南市出现了“四大后”，则是以南市四家“落子馆”的名字命名的，“中华”、“群英”、“权乐”、“同庆”，这四家落子馆后面都是红灯区。如今，“落子馆”早没了，但“群英后”、“同庆后”等老地名却流传下来。相声演员马志明、谢天顺在表演《报菜名》时，“垫话”里先说俩人是老街坊套近乎，后来逗哏者借着忘记捧哏者住处为由，问其是否住在“金家窑”“群英后”“教堂前”等，捧哏的说是“教堂后”，这里并没有包袱儿，但观众听了总是一笑，外地听众不明缘由，实际上，这几个地名因与天津的红灯区有关，才成为隐晦的笑料。另外，曾经有北京朋友听高英培的相声《教训》时，问我：“那句‘我们孩子小西关儿了！’为什么台下笑声那么强烈？”我忙解释，小西关儿就是原天津监狱的所在地，1903年，这里建立中国近代第一座改良的新式监狱——天津习艺所，俗称“习所”，每个天津人都知道。
    5、租界时期洋地名的艺术史内涵有待挖掘，以提升风情区建设。
    天津作为全国租界最多的城市，曾经“九国租界”的各自为政让这座城市的路名一度千奇百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划定了英、法、美租界；中日甲午战争后划定了日、德租界，美租界私相授受并入英租界；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形成九国租界林立的局面。从饱受屈辱，到抗战胜利，近代百年看天津，除了参观“万国建筑博物馆”，回顾路名变迁过程也是很好的历史再现。近些年来，天津在原租界旧址建设风情区，但缺乏艺术史研究的引领。
    例如，旧意租界的道路名称就颇有文化气息。例如，今天的民族路，当年由马可•波罗道、雷希娜•埃伦娜广场等组成，马可•波罗是意大利著名旅行家，曾在元朝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侨居十七年，著有《马可•波罗行记》，雷希娜•埃伦娜是伊曼纽尔三世的王后，今该广场已更名马可•波罗广场，当时也叫西圆圈，与之相对的东圆圈，当时以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家和诗人、《神曲》的作者但丁命名。这些历史沿革，已不为多数人所知，如果以艺术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今日风情区，定有意外收获。

    四、现实意义
    天津地名故事与艺术史研究是相辅相成、共同丰富的。
    一方面，地名是城市历史发展的活化石，也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生命力最为顽强，地名是干涩的，需要辅之以人、时、事，传承的是津沽历史文脉。比如，提到清修院胡同，必提居士林，立刻会联想起施剑翘刺杀孙传芳，还能联想到天津“八大家”之一的李家，又与人民公园的今昔联系在一起；提到掩骨会这一已被弃用的地名，不仅没有封建迷信色彩，反而与抬埋会、栖流所等老地名共同描绘出天津慈善事业的发展，这都为艺术创作和艺术史挖掘提供了线索。当然，地名要与其人物、事件所处历史阶段相符合，在细节上不要出现错误。除了前面所述的租界时期前后地名的巨大变迁以外，像“西湖村”原是以“徐”、“胡”二姓命村名为“徐胡圈”。后因天津方言把“徐胡圈”读为“西湖圈”，1954年，以其谐音化俗为雅命名“西湖村”。
    另一方面，艺术史研究的学术引领，可以丰富地名故事、赋予新的内涵，提高地名的含金量，提升地名的品牌化，乃至可以将地名注册成商标。北京有“大栅栏”，澳门有“大三巴”，天津为什么不能重塑“三条石”？“杨柳青”已彰显品牌效应，一提起杨柳青，自想起年画、赶大营、石家大院等元素，杨柳青独特的方言自不必少。漫步在正在拆迁的红桥铃铛阁平房片，总想从废墟中挖掘出些许旧日津城的文明，沿街门脸拆迁后，一块蓝底白字的胡同名牌浮现眼前，这就是——“姚五香店”。这“姚五香店”怎么念？是“姚丨五香店”还是“姚五丨香店”呢？要不在附近住，还真就拿不准。根据《天津市地名志》载：“姚五香店，北起韦陀庙大街中段，南端不通，中折多弯曲。长173米，宽1.4~2米。清同治年间，姚宝忠（兄弟排行第五）在此开设增盛香店，并建房形成胡同，故名。”根据老先生回忆，姚五爷的香店可是有年头了。实际上，香店是生产各种参拜祭祀用香的，是原先住户前来“请香”之所。如果能够以艺术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姚五香店”，自可对天津运河文化、宗教文化有所丰富了解。
    最后，无论二者如何结合，都要对今后道路命名有指引性。城市道路命名在实用指向性和文化艺术性方面，一直是两难的选择。如果以单一的数据排序，就会出现“丁字沽八段、第三大街”等缺乏韵律的地名，如果以文化内涵命名，则像华苑小区“安居莹碧琦、天地日长久”的排序，又很难让人快速找到各社区的位置。对此，历史上比较成功的范例，一是“河北新区”从《千字文》中取字，以天、地、元、黄……命名，再有王串场工人新村危改后建新楼，原以序数加“段”为系列名的旧街巷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津开城垣焕玉容，彩环盛宇萃华屏，花芳景秀茵春艳，泉清水明溪波莹”这首诗为基础，两字递叠、联绵相衔重新命名29个“段”的新地名。

    如何以艺术史研究为特色，深化津沽文化内涵，通过“学术引领”，指导实践中兼具实用与美感的新地名出现，这是本人一直在思考的，也是提出本主题的初衷。恳请各位专家学者老师指正补充，以利完善。

刘利祥
2013年元月12日
（根据即兴发言回忆整理)

    （注：因本届艺术史学年会需各位会员上交论文集结成册，以每人2500字为限，故本人对上交文本做了多处删改精简调整，现将完整未删减版发到博客上，因根据即兴发言回忆整理，又无录音录象，其中亦有多处未订正，敬请各位博友老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