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大学说不.doc

序言 关于“大学危机”的断想(1)

宋 强

就中国的教育危机，也曾出过不少“警世恒言”。但没有一本书，像本书这样否决得透彻。

每个亲历者都能从这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并破解困惑所在。

这部书让我涌起太多的联想。我对当代教育的疑惑，是从21世纪初我本人不断介入招聘和员工培训的感性经验中得来的。在2000年的时候，北京农展馆的招聘摊位上，看到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对人才济济，博士硕士“放低门槛”而由衷感奋。我太天真了，开始还以为这是一种繁盛的风景。而接下来的体验让我彻底失望。于是有了在本人主编的《我为什么不要应届毕业生》中的感言：

沙滩起高楼，博导满地走，

师专变师大，新瓶装旧酒。

大学岂无恙？天公难抖擞 。

“天公难抖擞”，并非一代人的罪错，所谓“品质滑坡”，一定不是“一代不如一代”的过错，而是截然相反。罪错的根源在于哪里，本书给了答案。

对于当代中国大学的评述，简言之：楼台宏丽，牌子空阔，内o荒漠，底蕴虚火。记得在一个不短的年代里，大学还算一处独立的纯净风景。如今，它是被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排挤了吗？非也!残酷的真相是，大学精英已经失去价值垂范意义，大学已经成为精神堕落的帮凶。在作家张者的小说《桃李》改编电视剧的研讨会上，有人说“这里面缺乏大学的典型性” 殊不知小说的成功就在于，里面的歌舞升平、蝇营狗苟恰恰准确反映了目前大学的“典型性”，不过这个阴暗现实让许多还有纯真理念的人感到陌生而已。

记得20多年前，天津的大学生和当时的天津市领导对话，有学生问：“如何解决大学生进入单位以后才非所用的问题。”这位领导笑了，反问一句“你们大学生算人才吗” 言外之意，你怎么会出来这么“良好”的感觉？而现在，不仅“才非所用”这样一个不靠谱的前提荡然无存，我们分明看到了“比想象中更糟”的图景。有人激愤地问：现在的大学还是“大学”吗？那些博士硕士，按常理说应该是“饱学之士” 现在怎样呢？大学生还有读书人的特质吗？还存留有基本的阅读热情和对知识的痴狂吗？

我亲耳听到南方的企业老板用很糙的语言说出的大学真相：“把技校生硬变成大学生。” 所以现在讨论大学问题，我认为定位分析的方式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还不太同意“唯改革观”的说法：诸如“保守”、“僵化”等等，我们真的做到了“保守”吗（保守其实是一种非常卓越的品质）？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本书的一个口号，要捍卫大学的某种尊严。

我也曾亲耳听到中国的一位名师说出这样的颓废的话：“反正现在的孩子不读书，招研究生干脆招点儿漂亮的，也好养眼。”

没有了“大学之道”的遵?，没有了基本的世道伦理。回溯钱学森一辈人的老路，对现在的涣散和无厘头局面备感悲哀。

最近，朋友们屡屡说起这样的现状：青年人的苦闷，青年人的“惨世相”。很多人抱怨：我们这个社会在抽自己的“底火”（四川话，意为把自己赖以延续的基础打灭）而不觉得危险，无情地摧毁年轻人的理想，吝啬到不肯让年轻人看到希望。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境遇上再窘困，还有这个底气：跟女朋友吹嘘“明天将如何”，博得女孩子一乐；我们还可以在乐观中消除烦恼，并且前进，因为在那个时候遍布着无穷的可能；我们还懂得拼搏，懂得知识积累上的“嫉妒”。我们可以维持着精神上的“体面”，有可能在岗位上得到赏识。如今睁了眼看，除了娱乐界，年轻人还算风景吗？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苦闷问题，诸如“蚁族”、“蜗居”之类，似乎可以把它们归咎于总体环境。但这样空泛了的抱怨，能解决问题吗？

因此，本书的设问，就是未来成败的追问。而这样的追问，在若干年前是得不到重视的，因为大家还能混。而目前浮出水面的青年人的危机（比“信仰危机”更可怕）

序言 关于“大学危机”的断想(2)

，使得本书的剖析，成为比一切浮夸的“励志”、“奋斗”的青年创业板更务实更应当引起关注的时代病相诊断书。

早就出现这样的叩问：大学的好日子要到头了吗？大学体制下延续20多年的舒坦日子，能否ó来一个轮回，一个冥冥中的因果，一次否决，一次重生。眼前的这本书，就属于响亮的教育危世“急急如律令”，属于“重生”前的叩门。

“天”有病，人知否？

2009年的深秋，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走了，留下了振聋发聩的诘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年的秋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在美国西北大学土木工程系拿到博士学位并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涂序新，在这一年6月，作为浙江大学“1311计划” 引进的1000名学术骨干之一回到国内。却在9月17日凌晨，从浙大综合楼跳下身亡。其遗书中写道：“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

也是在秋天，我认识了一个从大学逃出来的年轻人，他叫小路，并与小路有过一次长谈。

这次交谈让我无比震惊地发现，在那个被称做“象牙塔”的大学校园里，有骄傲，也有自卑；有激情，也有颓废；有思考，也有苦闷；有奋进，也有彷徨；有上升，也有坠落。

没有人会想到，历经千辛万苦进了大学的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逃出大学。

没有人会想到，大学四年之后，学生宿舍的墙壁上会写满遗憾乃至愤怒的话。

没有人会想到，大学这个本该用思想的烛光引领学生前行的殿堂，竟会成为许多年轻人理想破灭的地方。

没有人会想到，大学这个最“富有想象力的传授知识”的地方，生产出的却是标准化的、同质的产品，许多人虽然拿到了大学文凭，却被职场一次次抛弃。

没有人会想到，在大学这个被称做“象牙塔”的地方，会有沾满í臭的沽名钓誉，会有学术腐败的肮脏和污秽。

没有人会想到，在原因本应该大师云集的大学，却有太多的教书匠，他们拿着陈旧的教材满堂灌，却不能点燃思想的火花，不能给学生创造的灵感和冲动。

没有人会想到，在逃离大学的人群里不但有学生也有老师，他们以辞职向大学说“不”，原因因却是“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带着这些疑问和“没想到”，我走近中国的大学，我想知道，是这些向大学说“不”的年轻人和向大学说“不”的教师太离经叛道，太另类，还是教育本身出了问题！

我想知道“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英国历史学家H.G.威尔斯曾告诫我们：“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比赛。”

我们有责任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场“比赛”的起点，借以参透中国大学的疮痍所在，进而寻觅疗救的路径。
目 录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1

病榻上的钱学森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第二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21

陈丹青：“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陈丹青长达四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

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

外语交白卷的陈丹青却被中央美院破格录取。

第三章 被玷污的“象牙塔”/37

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

涂序新：浙江大学“1311计划”引进的1000名学术骨干之一，为什么只工作了短短三个月就以跳楼自杀的方式决然而去？

第四章 逃离大学/63

而我们的大学，大多都是缺少感染力的大学，她既难以激起我们诗心的回荡，也难以引发我们对人类问题的思索。她像一座庞大的专业工厂，在一条巨大的生产线上，怀着热情和梦想的年轻人被整齐地打造成同型、同质的产品。

据悉，有媒体报道了退学网的消息后，退学网日浏量从几百人次激增至1.1万多人次。

第五章 校园里的愤懑者/91

“大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听了十几门的课程，其中涉及了文学、历史、政治、法律、计算机，甚至还有一门有机化学。

第六章 ?的“志愿”/109

贫穷：让他们别无选择；

资源：让他们别无选择。

第七章 羸弱的选择力/139

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前途，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过好日子。大学像一个诱人的“馅饼”。

第八章 苦涩的“自救”/163

有时候在外面遇见学生，拍着学生的肩膀连声说

“你好，你好”，却叫不上名字。

有人甚至尖锐地抨击现在的大学生是“有智商，没有智慧；有前途，没有壮志；有雄心，没有烈胆；有文化，没有教养；有知识，没有思想；有眼光，没有见识”。而“硕士不硕，博士不博”，也似乎不足为怪。

第九章 他们对大学说不/185

教育学硕士老周让13岁的儿子退学了，他说：“回去吧，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

他认为，真正的好老师，不仅授业，更会影响孩子的人格、品质和灵魂。他觉得现在的学校，这样的老师“十个里也难有一个，有一个，就比十个都强”。

第十章 回答“钱问”从教育开始/205

一位著名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指出，教育是基础的民生工程，社会各界对新任教育部长的关注，反映了人们对目前教育现状的不满：一是学生不满意，二是教师不满意，三是家长不满意，四是用人单位不满意。

第十一章 第三只眼睛看教育/211

与“国际接轨”：

80年代的教师视讲坛为“圣坛” ，80年代的大学生高举“小平您好”的旗帜；

而现在的教授们要考英语和电脑??

第十二章 声音/237

钱学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刘道玉：“中国大学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 乱 。”

薛进文：“中国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实现了 赶美超英 的目标。”

葛剑雄：“ 博士大跃进 就是一种明显的官场学术腐败。”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1)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病榻上的钱学森多次问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

对这个为什么，钱学森其实有自己的分析，他说，自己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指他曾就读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钱学森说：“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他进而声明：“我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对如何培养科技创新人才，钱学森其实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首先要有创新的学风。

他回忆自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习生活说：“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

他认为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必须开阔学生的视野，鼓励学生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他说：“当今的科学技术都不是小科学技术，不是爱迪生时代，可以关起门来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搞发明创造。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专家、院士，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社会主义建设要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有大批的专家，更需要能统率这些专家攻克重大难关，取得重大创新的帅才。”他认为目前大学将学科分得这么细，培养不出拔尖人才。

他说：“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因子、原因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因子弹都提到了。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儿也不排斥。”

钱学森认为，学理工的要懂一点儿文学艺术，特别是要学会文学艺术的思维方式。科学家要有点儿艺术修养，能够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能够大跨度地联想。他说，科学的创新往往不是靠科学里面的这些逻?推理得出来的，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思维，在于大跨度联想，它会突然给你一个启发。产生了灵感，你才有创新。灵感出来了以后，再按照科学的逻?思维，去推导、去计算，或者设计严密的实验去加以证实。所以科学家既要有逻?思维也要有形象思维。逻?思维是科学领域的规律，很严密，但形象思维是创新的起点。

钱学森一生兴趣广泛，知识面很宽，他不仅是科学大师，而且在音乐、绘?、摄影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在早年求学时他虽然学的是自然科学，但同时也学过钢琴和管弦乐，曾是上海交通大学í管乐团的重要成员。他曾师从著名国?大师高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2)

希尧先生学习绘?，而且成绩很好，得到高先生的表扬。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钱学森曾多次驾驶一辆二手的老爷车，à着几位中国同学去波士顿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为了听音乐会他宁肯节衣缩食，十分节俭地使用他打工挣来的钱。他常说，他在科学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培养了全面的素质，因而思路开阔。

钱学森的父亲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钱学森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他去上音乐、绘?这些艺术课。钱学森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对艺术也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他回忆说：“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加以验证。”

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时，他致谢时特别说起他的夫人 著名声乐家蒋英对他的帮助，认为他的科学成就也要归功于夫人在音乐艺术方面给他的熏陶。

钱学森认为要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必须有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他说,他当年就读的加州理工学院给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利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他说：“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的，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出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他说：“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他说：“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2006年11月20日，面对前来参加座谈会的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温家宝总理说：“有几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今天向大家求教。

“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2009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调研时又一次谈起了这个话题，他说：“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

2009年10月31日，一代大师钱学森带着遗憾和忧思走了。可是他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诘问却像警钟般在人们的耳边回响。

从2009年10月31日至2009年11月6日，各大网站上钱学森逝世的新闻跟帖数量均以万计，仅新浪博客中，打上“钱学森”标签的博文就多达67.5万篇，大家议论的话题只有一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3)

个 激赏钱老逝世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批评中国最缺乏的是“创新型人才”。此篇系统讲话发表于2009年11月5日的人民日报。

人们在反思，一个有着13亿人口，大学、研究院所林立的泱泱大国，为什么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英国剑桥大学仅三一学院就有31位诺贝尔奖得主。

人们在反思，中国大陆获准授予学士学位的大学有700多所，美国有1000多所，可是美国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只有253所，而我们却超过了310所。2008年，我国培养出的博士人数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有如此多的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有如此庞大的博士队伍，为什么我们国家仍缺少创新型人才，缺少像钱学森、钱三强这样的大师？为什么在今年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贝时璋等老一辈科学家及学术大师相继辞世后，许多人会发出 “他带走了一个时代”、“世间再无钱学森”的慨叹？

对这些为什么，武汉大学原因校长刘道玉的解释是：“中国高等教育出了问题。什么问题？依我看，中国大学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 乱 。”

怎样一个乱法？他指出：“近20年内，高教领域里发生了太多事件，例如大学合并、教育产业化、建设一流大学、本科高速扩招、研究生数量急剧膨胀、专升本、学院改名、学术造假、教学假评估、建大学城运动、大学圈地运动和建设豪华校园等。”

他说，值得肯定的是，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取得了进步，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办学条件也有所改善。到2007年，大学在校生已达2700万，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部分省市已步入普及化的阶段。但是，片面追求高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研究生泡?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教育产业化或变相产业化愈演愈烈，大学中的铺张浪费严重，官本位越来越严重??

华中师范大学原因校长章开沅在《?在“折腾”中国的大学》中描述这种乱现象指出：

“在 跨越 的号召下，出现了弥漫全国的 升级 狂热。中专升为大专，大专升为学院，学院升为大学，其实好多学校根本不具备升级条件。许多正规大学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甚至连 教学型与研究型 这样的双重身份都不满足，一定要往 研究型综合大学 蹿升；而已经具有 研究型综合大学 特殊身份的所谓 985 大学，又纷纷向 世界一流 狂奔。

“大学的各系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纷纷争先把握这千载难逢的 升级 良机，于是好多系上升为学院，个别系还分身为几个学院。有些研究所也不甘落后，自行提升为牌号甚大的研究院。某些 特大 大学又在校、院之间设立学部，俨然泱泱 大国 气派。与过往相比，现在的大学管理机构名目繁多，层次重叠，越来越像庞大而又复杂的官僚机构，与原因先标榜的 精简、效率、效益 的革新目标背道而驰。”

而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对目前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端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对钱学森提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有着自己的认识。

他认为目前国内高校里学术权的使用已经进入了三大误区。一是将学术权与行政权对立，将学术权片面理解为学者的权利，与行政无关，而事实上学术权也包括了许多与学术相关的行政管理权。二是学术权有行政化的倾向，高校普遍存在学术评价偏离甚至脱离学术发展方向的现象。三是学校资源配置行政化，相关行政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纪宝成遗憾地说，“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在意 位子 而不是教学质量。”

为什么在意位子？因为位子跟房子、车子连在一起，因为在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4)

学术权渐渐行政化的大学校园里，位子还跟话语权和行政权连在一起。

当学术权行政化时，大学校园里主导性的力量是权利而不是学术。一位网友撰文指出：当一个处长可以对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吆五喝六时，学术已经一钱不值。渐渐地，学文的，没有了士子的风骨；学理的，没有了科研的精神与态度。大家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样去攀龙附凤巴结人，怎样做官，怎样发财??在这样的大学校园，怎么可能培养出创新人才，怎么可能有大师横空出世！

学术上的民主和自由是创新的关键，而目前中国大学恰恰缺少这些品质。有学者撰文指出：“鼓励与众不同，而不是人云亦云；鼓励独一无二，而不是 泯然众人 中国其实并不缺少这样的理想。1929年，陈寅恪在他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文中就提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但是，当下的大学，离这个理想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短视的实用主义教育盛行，不是把学生培养成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人，而仅仅培养成一个专业工具。”

盛行于大学的实用主义教育，使学生只为获得一块就业的“敲门砖”而学习，什么专业挣钱多就学什么专业。放眼望去，读了本科接着读研的，有几人是冲着学问去的？弄顶硕士帽或博士帽为的是出去找个多挣钱的工作，却与学问无关。

盛行于大学的实用主义教育，使教师只为“饭碗”而教学。一个仅将教职当做饭碗的老师怎么可能有激情、有想象力、有创造力？一个没有激情、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老师又怎么可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长期在钱学森身边工作的涂元季讲了一个故事。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担任近代力学系主任。有一年，近代力学系的学生毕业考试，钱学森出了一道题 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出解。时至中午无人答出，还晕倒了几个学生。钱学森说：“大家先吃饭吧，回头接着考。”

饭后学生们重返考场，时至傍晚，全班只有几个学生及格。一场考试表明学生数学基础不牢，钱学森当时决定，全班推迟毕业，再学半年，主攻数学，打好数学基础。如今这个班里的很多学生成了院士，忆及当年，都觉得那半年获益匪浅。

这就是真正的老师！不但为学生传道授业，而且为学生插上能展翅高飞的翅膀。

南京大学教授?健指出：“大学要把学生培养成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有用的机器。”他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大学教育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工具制造型教育，教给学生技能，让他们成为实用“工具”；一种是人格提升型教育，把学习看成完善人格的高尚事情，培养出来的是“和谐的人”，能分辨真假、善恶和美丑，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健说，教育是“软”任务，它出问题，伤害在文化深层，破坏的是民族精神资源，不会马上看到，但影响未来。“今天教育中存在的问题，50年后，我们和子孙后代将尝到苦果。”因为，愈演愈烈的实用主义教育将会使整个民族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丧失殆尽。

有人指出，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大学。功利主义盛行，只问“成功”不问手段的社会乱现象是实用主义教育的土壤。而这种盛行于大学的实用主义教育，只能培养出有专业水准的小市民，而培养不出科学家和学术大师，培养不出国学家和文学家。

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一些大学刮起了“大跃进”之风。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指出，中国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实现了“赶美超英”的目标。

据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透露， 我国硕士生招生数已从1982年的10 778人发展到2007年的360 590人，年均增幅为15.07%；博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302人发展到2007年的58 002人，年均增幅为 23.41%，大于硕士生招生数的增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5)

幅。截至2007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达24万人、硕士学位者达180万人。

对此，有学者用“大跃进”、“泡?化”来形容，并指出：博士“泛滥”不仅是教育界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国民教育资源的乱砍滥伐。

在快速生产硕士、博士的过程中，学生是流水线上下来的千人一面的“同质”产品，教师则是流水线旁或繁忙或懈怠的操作工。据调查，我国博士生导师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博士生数量的要求，每位博士生导师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高于国外每位导师带2至3名学生的比例。

博士教育的首要功能是学术功能，即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但今天国内博士教育的“功能”，首要的并非培养学术人才，一份对博士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显示，近半数博士毕业生进了公务员队伍；这也可从报考博士者的动机进行分析，调查显示，以“做学问”为读博士目标的，只有20%左右。在另一份调查中，有43.5％的人认为，选择读博是因为找工作不顺利，通过读博推迟就业；有39.2％的人认为读博只是为了获得进入高校或科研单位的“敲门砖”。

换言之，博士教育，满足的是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要，而不是培养顶尖学术人才的需要。

教育学者熊丙奇撰文指出，今天国内的博士教育，其首要功能不是培养学术人才，而是满足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要，说白了就是对“博士头衔”的畸形需要，这导致博士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而质量急剧下滑。因此，当前最须要解决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把大学“还原因”为教育机构、学术机构，只追求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

随着博士生教育的迅猛发展，如今除高校教职岗位、科研机构的研究岗位需要从业者有高学历之外，其他一些本不需要高学历的岗位也“水涨船高”，纷纷提高学历门槛。一所中学招聘教师，要求是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博士生优先。一家报社招聘广告部主任，所列条件也是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博士生优先。浏览近两年国家公务员报考职位要求，其中学历要求里很多都需要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社会导向如此，考博、读博岂不趋之若鹜！

有人指出，这样的结果只会使一些人仅仅为找好工作或者为晋升而读博，使得培养研究型顶尖人才的博士生教育俨然成了“职业教育”。

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求还体现在官场上、商场上。 《半月谈》杂志曾刊文揭露官员“博士大跃进”权学交易黑幕。

据该文披露，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因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

更有甚者，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用“博士帽”换取到更高级别的“乌纱帽”。

有人分析官员攻博心态：一是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感到还有知识欠缺，希望通过攻博开阔视野，提高对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二是塑造个人形象，把高学历当做光鲜外衣包装自己；三是把攻博作为扩大社交范围，结识更多专家、官员和企业家的机会；四是想用博士学位把自己“武装”成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型干部，以此获得提拔晋升的优势条件。

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6)

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由“学而优则仕”到“仕而优则学”，“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

全国政D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曾经上交了一份“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案。蔡继明认为：许多在校生十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蔡继明透露，已经获得学位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党政干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混取文凭。入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或者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或者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又投机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完成整个博士学业所必需的发表学术论文、接受答辩等诸多严格的程序，一些官员也有应对之策，论文可以找人写，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提前“做工作”。

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多官员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

而且，博导与官员结成的“师生关系”成了一种“双赢合作”。有了这层“师生关系”，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

有学者指出，“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彼此攀比，更加剧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的媾和。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著名学者葛剑雄则指出：“ 博士大跃进 就是一种明显的官场学术腐败。”

一位网民撰文说：“咱们如今是论文大国，却多是自娱自乐逗家里人开心的玩意儿，在世界学术界终究只能沉默；另一个自豪的数据是中国已是博士最多的国家，可悲的是这其中相当多的博士只是机关里喝茶看报的角色，甚至一个村官的职位他们也会蜂拥而至；更有所谓专家学者以走秀、代言为主业。”

2009年初，广东省委一位领导在该省纪委的一次会上，曾针对这种现象批评某些干部，称现在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

由于社会需要的异化，不但官员争相读博士，企业老板也纷纷以交巨额学费跻身读博行列，为自己弄一顶博士帽，好以儒商形象游走于社会。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高官、老总级别的博士生进入高校以后，使得高校学风越发浮躁、功利，博士毕业生水平已远不如前。

?健指出，现在许多大学校长已经官员化，不再是教育家，且存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不少商人都戴上了“教授”头衔，“这是可悲的”。

社会对高学历的畸形需求，使培养学术研究人才的博士教育背离了应有的轨道，批量生产的伪博士只能使中国的博士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却不能使中国的科研实力得到提升。在痛定思痛后，一些高校为了捍卫博士学位的尊严和品质，已经开始对招收在职博士生提出了严格要求，包括引入匿名评审员制度、论文评审公示制度等。一些党政机关对干部文凭腐败现象已有所警觉，在公选干部时，对需要拥有博士学历的岗位，提出了必须是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的要求。

在我国，目前博士教育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提升学校的数据指标，以便“打造”研究型大学，从数据上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有学者指出，与美国大学普遍重视本科教育、以本科教育为核心不同，国内高校把申报硕士点、博士点作为学校上水平的标志性成果。在各高校的自我介绍材料中，一级学科博士点数、二级学科博士点数，必然是重点内容。有的高校为了获得博士点，高薪聘请外校教授，甚至把其他高校的整个学科引进来，还有的创设多栖教授、双聘教授等新的人事制度，壮大师资队伍力量，以利申请通过。

博士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而博士教育质量却急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7)

剧下滑，博士严重贬值，已是不争的事实。

有人指出，对于国内博士教育来说，当前最须要解决的问题是，坚持学术价值，注重学术功能，实现学术价值的回归。因为博士作为学历教育的“塔尖”，其教育水平不仅反映一国最高教育水平和科研水平，也影响着一国知识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准。

2009年2月26日，武汉大学原因校长刘道玉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他历数目前高等教育的弊端并提出改进的意见。

他指出，本来研究生教育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人才，以充实到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可是自1990年以来，研究生急剧膨胀，官员和老板也涌进了校园争戴博士帽。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ì率大约为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ì率，官员和老板考博是一路绿灯。为数不少的老板和官员，既不上课又不做实验或查阅文献，怎么能够达到博士水准的要求？有不少老板只有高中甚至初中学历，可见我国博士学位的含水量多么大！在职博士生已经异化和玷污了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他们用不菲的学费买博士帽，而大学以卖学位换取资源，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他建议，必须大力进行整顿。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写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除了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外，一律不准再从社会上招收在职研究生。

同时，必须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属于纯粹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只能招收硕士研究生；只有少部分研究型的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而且每位博士生导师每年只能招收一至两名研究生。

博士学位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但是许多大学和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把它当做一种荣誉和身份，当做升官或求职的砝码。他建议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要至少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并且要保持长期的稳定，不允许普通大专乱升级，也绝不允许任何大学再搞所谓博士点零突破的攻坚战。

他指出，目前许多大学的独立学院名不副实，说它是二级学院，又不隶属于大学，说它是独立的，又受制于母体大学。说白了，它们的产生是利益均沾的结果，是不伦不类的怪胎。私人投资者想利用重点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而大学靠出卖牌子换取“坐地分赃”的利益。由此他建议，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他指出，自21世纪初，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些大学办起了跨地区的分校，有的甚至从东北办到了东南沿海。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是商业炒作行为，分校所在地，是à大旗作虎皮；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他建议停止大学办分校。

他指出，目前大学教师队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近亲繁殖。不少大学存在三代或四代同堂的情况，严重妨°了教师之间民主、平等讨论和争鸣学术问题的风气，窒息了创造精神；二是教授职称评定严重失范，致使不少教授名实不符。在上世纪50年代，大学中的教授多是博学强识的学者，无论是人文或是自然科学的教授，掌握多门外语，通晓诗词歌赋，有的甚至具有琴棋书?的专长。他们备受人们的尊重，成为学生们的楷模。可是，现在大多数教授，学历不全，知识面狭?，治学不严，人文素质低下，丧失了对学生的吸引力。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因有二：一是为数不少的人，只求表面上的学历、学位、头衔，不下真工夫做学问，落得了“名高实秕糠”的结果。二是大学之间相互攀比，看?的教授多、博导多，只追求数量，导致不少人滥竽充数。

在上世纪50年代，大学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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