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杂谈.doc

精神分析杂谈
作者：曾奇峰
在中文里被译成“移情”的德语单词Übertragung，其实只有“转移”的意思，而没有“情”的内容在里面；在英语里，Übertragung被译成Transference，后者实际上也只有“转移”的意思。“移情”曾经被认为是很天才的翻译，因为它巧妙地利用了成语“移情别恋”的前半部分，但是现在看来，这不是一个好的翻译，因为它无中生有地增加了“情”，同时又间接地否定了被转移的其它内容，如冲动、幻想、看法等等。所以，德语的Übertragung和英语的Transference，直接译成中文“转移”应该是最恰当的。
“移情”这一翻译所隐含的“别恋”的意义，导致了对这一术语的原意的曲解。特别是对羞于谈情、乐于谈理性的中国人来说，这种翻译上的疵瑕，容易阻碍对这一术语所表达的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接纳。曾经跟中国的同行讨论过这一问题，有人认为，这个翻译已经很深入人心，成了汉语体系里精神分析话语的约定俗成的一部分，改变它可能遇到相当的阻力，并且可能造成混乱。而我个人却认为，精神分析在中国的传播才刚刚开始进入实质性的阶段，还远远没有到家喻户晓、“积重难返”的程度；而且，从推动精神分析在中国的传播的整体战略上看，改变这一翻译所遇到的困难和可能产生的问题，会大大小于错误的翻译本身制造的困难和问题。路还长得很，所以起步时的偏差还有机会被纠正，如果不纠正，这些小的偏差可能会导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后果。
不良的后果实际上是已经造成了。一些心理学的科普作者，也许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注意，刻意地把“移情”描述为“治疗师不能承受的来自病人的爱情”。这种“爱”当然也是“移情”的一种类型，但作者们却没有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进一步阐明作为“移情”的爱情跟现实生活中的爱情的本质区别，从而导致了公众对心理治疗过程中的医患关系的巨大误解。甚至一些身居高位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专业人士，对“移情”也有很多不恰当的理解，如认为“移情”是心理治疗中应该避免的、即使出现了也应该及时地克服的东西，很显然，这些看法极可能是受到了“移情等于爱情”的影响。如果把这一术语直接译成“转移”，被误解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
跟“移情”相对应，德语的Gegen-Übertragung或英语的Counter-Transference，被翻译成“反移情”。这样的翻译，除了“移情”本身所可能导致的歧义之外，“反”字也可以增加该术语被误解的可能性。一位在精神分析领域内阅读甚为广博的学者在一次讨论病例的时候说：“反移情”的意思就是，病人的“移情”出来了，你就要去反对它。很显然，这是对这个术语的极大的误解。我个人认为，这个术语被翻译成“逆转移”要好得多，“逆”更接近原文的形容词所表达的“方向”的含义，而没有随意增加原文本来就不具有的“反对、反抗”等动词的意思。
上面已经多次说到精神分析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就这一点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首先我们需要旗帜鲜明地指出精神分析不是什么：它不是宗教，不是哲学，不是任何意识形态，也不是任何与信仰有关的产品；不管是谁，如果他用维护或者反对一种信仰的方式和态度来对待精神分析，那他不是过于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精神分析是一种人格的理论，一种研究的方法，一门学科，一种治疗的方式，或者按照肖泽萍教授的说法，它是一种探索人类浩淼内心世界的工具。精神分析是很多这样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的一种。过分地抬高或者贬低它的价值都可能是偏颇的。
像其他理论和方法一样，精神分析也有其独到的地方，尤其在理解人的心灵的深度方面。家庭治疗大师李维榕博士说，家庭治疗可以帮助病人解决许多问题，但是如果家庭治疗师没有精神分析的基础，就不可能理解病人出现问题的个人的深层的原因，从而会削弱他帮助病人的能力。
精神分析这一工具可以深入到人的潜意识层面。人本身就是大自然的创造物，大自然造物的秘密，群体对个体的影响的秘密，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秘密，人类自己知道得还并不多。换句话说就是，对人类自身，对每一个人类的个体，一定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构成了精神世界里巨大而神秘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就是潜意识。承认潜意识的存在，可以使我们在大自然面前、在他人面前、具体地说在病人面前，保持我们应该保持的基本态度，那就是敬畏与谦卑。
把精神分析定位在工具这个层面，很多的争论就可以平息了，或者说争论时的火气可能要减少很多。打个比方：如果把人的精神等同于人的身体，那么精神分析、行为主义等等就像是解剖用的手术刀。手术刀有很多种，大的小的、长的短的。精神分析大约像是较长的那一种，用于较深部位的手术；行为主义则用于较浅部位的手术。用法不一样，却都是刀子。这种情形下，没有人会无聊到挑毛病说长刀子在做表皮手术时不太好用的程度。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一样工具，都是为特定目标而设定的，所以每一样工具都会有先天的局限性。经常听到有人用攻击的态度评论说，精神分析不是万能的，这句话强烈地暗示着，这些人坚信有万能的东西存在。遗憾的是，他们一辈子都不可能找得到这样的东西。
从精神分析百年的历史看，它一直都处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这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在精神分析的早期，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通过不太多的观察建立了一个假设的理论框架，后来这个框架被不断地修正，到目前为止，也还在不断地修正之中。而最重要的是，观察本身变得越来越精细、观察的时间跨度也越来越长，所以这一理论的假设性质的部分所占的比重也就越来越小了。按照比昂（Bion）的说法，精神分析已经成了一门“观察的科学”。
在中国传播精神分析，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要避免把精神分析的东西说得太玄，说得大家都听不懂。用通俗的语言讲述精神分析，是我们将来的最为重要的任务，因为精神分析从它最根本的用途来说，是用来帮助人了解自己以便获得心灵的健康和自由的。跟外科学不一样，外科学只要外科医生掌握就可以了，病人只需躺在手术台上，与健康有关的事情都可以交给外科医生去做。而在获得心理健康的路途上，病人自己也需要做很多事情。学会一门“观察自己和他人内心世界的方法”，显然会极大地促进个人的心理健康。所以，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应该走一条生活化或者世俗化的道路，从母婴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这一点来说，“妇孺皆知”这一成语，也许是对精神分析在中国的传播目标的最通俗和最高形式的描述。
另一点要注意的是，要尽量远离早期精神分析的过于浓厚的性的色彩。弗洛伊德时代，精神分析曾经被斥为“泛性论”，这也不算是完全的冤案；但后来早在第二代精神分析师那里，以性为中心的特点就已经被舍弃了。在客体关系学派里，性被置于它应该处的位置----不是不重要，但也不是那么重要。在目前的中国，早期精神分析的文献已经被大量翻译，而现代精神分析的文献翻译得还远远不够，所以精神分析还是容易给一般人以“泛性”的印象。这样的印象，显然不符合精神分析的真实面目，操作上也会造成传播的重大阻碍。
在中国传播精神分析，目的是要用这一工具来剖析和观察我们的人际关系和文化。人是被他的关系所造就的，被关系所造就的每一个个体反过来又会影响关系。纵观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把纯粹的“天灾”除外，“人祸”多半是由关系引起的，而且这样的“人祸”具有强烈的精神分析所说的“强迫性重复”的特点。把这一强迫性重复的机制弄清楚，有利于我们子孙后代的安宁与福祉。
不过要弄清楚中国之“人祸”为什么会强迫性重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的事情是，从一些细小的文化习俗或者习惯入手，来反省我们“此时此地”的关系。本文试图由此引出两个可供研讨的线索。
第一个线索是所谓妇女产后的“坐月子”。这是在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习惯，本以为它至少在城市里早就销声匿迹了，其实却不然。在我的认识的人中间，有好几位比我还年轻的女性，在产后就“正规地”坐过月子----当然至少部分地是在他们的父母或公婆的强迫之下坐的。所谓的“正规”是指，在产后一个月内，产妇需绝对卧床；卧室必须封闭；不能见风；除了简单地洗洗脸之外，不得刷牙、洗澡；等等。还有一些家庭独门秘方之类的稀奇古怪的规矩，在这里不说也罢。总而言之，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母亲在产后的一个月内都处在一种人为的、近乎冬眠的抑郁状态之中。
这样的“仪式”会对婴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根据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早期的母婴关系，对婴儿的人格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越早影响就越大。出生导致的与母体的分离，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最重大的一步。而这一步成长的结果是母亲的“抑郁”。婴儿会觉得，我的成长会让母亲不高兴。很多的研究显示，中国人的抑郁质要高于其他一些民族。这是否直接地与“坐月子”有关系？
另一个线索是在中国每天都会发生的一种现象。对几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以下的对话场景都不会太陌生。

室外，一位男士敲门；室内的女士想知道是谁要进来。
女士问：“谁啊？”
男士：“我。”
“你是谁？”
“是我。”
“你到底是谁？不说我不开门。”
“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听不出来。”
“我是老三啊。”
“老三？哪个老三？”
“老三就是老三，还有什么哪个老三。把门开开吧，我有事找你。”
“我还是没弄清楚你是谁。你不说清楚，我就是不开门。”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我是徐文中。”口气已经有些不耐烦，似乎自己说出自己的名字是一件很痛苦和很没面子的事。
室内女人一声惊呼，说：“你这个挨刀的，早说啊，早说了不都进屋半天了。”
……

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打电话之类的场景中。在德国，一个德国人即便在自己家里接听电话，首先都会直接自报姓名，打电话的人就自然更加需要首先自我介绍了。
无须做熟优孰劣的判断。需要弄清楚的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有趣”。这种“谁-我”的问答模式至少表面上是荒唐的，因为“我”是一个人称代词，可以代表任何一个人，所以相当于没有回答“是谁”这个问题。回答“我”的原因是，我相信你知道“我”是谁，也就是说，“你在我心中，我也在你心中，所以你应该知道‘我’是谁”，这显然是人际关系过近的一种表现形式。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过近，会使个人丧失应有的独立性。打个比方说，我们的人际关系，有点像是一锅煮熟了的米饭，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粘连，每个人都受到来自他人的过多的制约。所谓人权，只有在人与人之间有着清楚的边界时才能够达成。在相互粘连的人群中是没有人权可言的。人权的剥夺者在剥夺了他人的人权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部分的或全部的人权。这中间没有人是受益者。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有较高的抑郁质。雅克布森认为，抑郁是由于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自体与客体之间缺乏清晰牢固的界限。“我-谁”的问答模式，显然很符合这一判断。
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指出，在革命队伍里，一种危害极大的现象就是一些人容易形成小团体、小宗派，任何一种相似性，如同学、同乡等等，都可以把一些人凝聚在一起，形成谋私利的小圈子，并对他人利益和大的集体利益构成威胁。
如果精神分析是一把手术刀，那它在中国的使命之一就是切割掉人与人之间的那些粘连的部分，把熟饭还原成生米，使每一个个体跟其他个体的界限都干干净净、清清楚楚；通过增加个体的独立性、自由度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价值—--因为只有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之间的情感才是最可宝贵的。从更大的范围说，由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才能够真正地长治久安。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弗洛伊德热中，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人并没有多少在临床中从事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员。作为一种治疗手段的精神分析，被较大规模地用于临床实践，是1997年之后。德中心理治疗院（在德国注册的机构）在中国主办的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推进了精神分析的临床应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作为一种治疗手段、而不是对作为一种理论思潮的精神分析感兴趣。这对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精神分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想说的是，跟其它的心理治疗学派一样，精神分析作为一个学派最终也会消亡。一种带有大统一的或者整合意味的心理治疗架构的出现，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消亡了的心理治疗学派，会以一种略显悲壮的方式存在，即将自己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留给或者融化到新的架构中去。这部分地有“落叶并非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意味。总有一天，我们在为咨客提供服务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说自己是在做精神分析还是在做行为治疗。而且，这种整合的架构，肯定也能够比精神分析更好地服务于百姓的心理健康事业，以及更好地反省、整理和改造我们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