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级语文下册第7课 故乡 教学资料长春版.doc

七　故　乡
文本解读
一、整体感知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而在出自小说集《呐喊》的《故乡》中，我们便可以感受得到这位回忆者的“欢欣”与“寂寞”。
儿时的“故乡”，给“我”许多欢乐、甜蜜的回忆，甚至可以说代表了一种“理想”。所以文章中说道：“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结尾也提到“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影像”这个词语告诉我们其实那个记忆中的故乡并不存在，它其实就“我”心中的“理想”。在这个“理想”的世界里，天空是深蓝的，圆月是金黄的，西瓜是碧绿的……“深蓝”“金黄”“碧绿”这童话故事中的亮丽色彩就是“我”心中美丽的故乡；在这个“理想”的世界里，孩子是衣食无忧、健康快乐的，就如同少年闰土一般，虽然他没有刺到猹，但他仍是“我”心中的“小英雄”，因为“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看瓜刺猹、装捕鸟、贝壳、跳鱼……而“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在这个“理想”的世界里，男人是自信自强的，不是寄希望于“求神拜佛”，不是在生计不保时还去捡那副“香炉和烛台”，而是相信自己的力量，坚定地走脚下的路，执著地追求希望；在这个“理想”的世界里，女人是自尊自爱的，就如同二十年前的杨二嫂一样，安分守己，靠自己的劳动赚钱；在这个“理想”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平等的：“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身为少爷的“我”和做短工的儿子可以成为朋友、可以“哥弟称呼”。但这使人“欢欣”的一切却只是“理想”，只是“影像”。现实的故乡面目全非，沉寂、毫无生气：“苍黄的天底下”，“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昔日的人物，也失去了纯真与温情，变得冷漠、麻木、市侩和猥琐，使我感到“希望”的幻灭，心中无比“悲哀”；昔日无话不谈的挚友，今日一声“老爷”使“我”不得不去面对我们之间“可悲的厚障壁”；昔日美丽的“豆腐西施”，今日却成了丑陋瘦削、贪婪可鄙的“细脚伶仃的圆规”；昔日的邻里今日却不得不去防备买木器时随手拿走东西……这些变化不禁使我心生“悲凉”，备感“寂寞”。
然而，在宏儿和水生身上，“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新的生活，这种生活不同于闰土的辛苦麻木、不同于杨二嫂的辛苦恣睢、也不同于我的辛苦辗转，但要真正过上这样的新生活，不能只靠几个人的力量，它需要所有的中国人一起努力，去寻找全新的路途，创造幸福的未来。这是知识分子在迷惘中的希望，也是继续探索的精神力量。
二、问题探究
1．分析小说塑造的几个典型人物的形象。
闰土：少年闰土月夜看瓜刺猹，装逮鸟，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是儿时“我”羡慕向往的英雄。二十年后，苦难的生活使他变得呆滞麻木，他“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他那“红活圆实的手”已变得“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更可怕的是他内心的变化，他见了久违的“我”，以“老爷”称呼；面对苦难的现实，只是寄希望于求神拜佛。他是在生活的重压下艰难地挣扎着的中国广大劳苦民众的代表。
杨二嫂：二十年前的杨二嫂年轻美丽，因此她的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人称“豆腐西施”；二十年后，她成了“凸颧骨，薄嘴唇”的“细脚伶仃的圆规”，变得自私、尖刻、贪婪、势利，爱搬弄是非，爱唠叨，想方设法从“我”的搬家中捞点东西。杨二嫂是庸俗的小市民的典型形象。
“我”：小说中的“我”，有作者的影子，但绝不要等同于作者。“我”漂泊在外，对故乡一直怀着美好的回忆，看到故乡衰败、冷漠的现实，深感悲哀、失望，但内心深处，还有着对故乡美好未来的憧憬。“我”对闰土怀有深厚的感情，表现了“我”对劳苦人民的同情与爱，对等级观念的否定。“我”是追求新生活，心怀希望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2．“我”是小说的叙述者，这一形象在小说中具有什么意义？
闰土的形象是中国劳苦大众的代表，杨二嫂是庸俗小市民的代表，“我”则是追求新生活，心怀希望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小说通过“我”饱含情感地叙述故乡的变化，从中可以窥见旧中国要求变革的进步知识分子心灵的一角。
3．“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谈谈你对这段话的理解。
作者把希望比为地上的路，意思是：只空有希望而不去奋斗、追求，希望便“无所谓有”；有了希望并始终不渝地斗争、实践，希望便“无所谓无”。人们都满怀希望奋斗，就会迎来新生活。
旧的生活这样压抑、沉重，作者期盼什么样的新生活，是否心中已经有所设计、规划，还是感到茫然，或者只是感到一丝朦胧的希望？闰土、水生、杨二嫂或者他们的后辈能否从历史的因袭中解脱出来呢？依靠什么样的力量才能解脱出来呢（物质的、精神的）？可以启发学生思考这些问题，不必强求一致的答案。
思考与讨论
一、在小说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对比：环境描写的对比；人物描写的对比。仔细阅读这些对比描写，体会这种写法在刻画人物性格、表达作者感情方面的作用。
设置此题意在引导学生学习本文的写作方法，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讨论，加强对文章主题的理解。
参考答案:本文对比描写的运用十分成功，如对少年闰土和成年闰土的对比、杨二嫂前后生活的对比、我和闰土关系的前后对比、闰土与杨二嫂的对比、故乡情景的前后变化的对比等，借这种前后变化的对比反映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的非人生活，揭露社会黑暗的本质。同时激励人们为改变这种状况，创造新生活而斗争。
在对比中刻画人物、表达作者情感，借以表现主题。
二、鲁迅先生在文中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又说：“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何理解“希望”与“路”的关系？
设置此题意在引导学生通过反复诵读了解作者所表达的深刻思想内涵。
参考答案：只空有希望而不去奋斗、追求，希望便“无所谓有”；有了希望并始终不渝地斗争、实践，希望便“无所谓无”。作者把希望比为地上的路，人们都满怀希望奋斗，就会迎来新生活。
以下资料有助于理解本题：
希望的有与无，从希望者的践行开始的，从“绝望”到“反抗绝望”，先驱者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走向前方，必会带领大家在荆棘中踏出一条路来。
鲁迅弃医从文的思想历程是大家熟悉的，他也曾在《〈呐喊〉自序》中说自己并非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为改变《故乡》中闰土“辛苦麻木”的生活命运，杨二嫂“辛苦恣睢”的生活命运，“我”“辛苦展转”的生活命运，改变中国人的“辛苦”命运，不只需要先知们疾呼呐喊，先驱们牺牲奋进，先知们疾呼呐喊，最终还是要唤醒“铁屋子”里沉睡的所有人，靠大家一齐努力，去寻找全新的路途，创造幸福的未来。
教学建议
一、因为是传统教材篇目，所以关于《故乡》的资料很多，教师要根据授课的目的和自己的需要决定取舍，确保资料对教学的参考作用，不要搬来硬塞给学生。
二、由于年代久远，当代中学生读《故乡》这篇小说会觉得很陌生，讲读时适时扼要地介绍背景知识是必要的。这不要由教师“承包”，可以启发学生介绍。
三、课文篇幅较短，可以指导学生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对闰土、“我”和杨二嫂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重点抓住“变”字，考察人物性格发展的原因，进而加深对主题的理解。
四、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我们要提倡理解的多样性，以此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个性。对于课文主题的理解，要鼓励学生深入探讨，得出自己的见解。
相关资料
一、鲁迅生平
鲁迅(1881—1936)，本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他出生在封建统治日益腐朽、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年代，年轻时相信“医学救国”，曾东渡日本学医。后来，他改变了想法，认为拯救民族的灵魂更为紧迫，于是弃医从文。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夕出现在思想文化战线，成为文化新军的旗手。他在小说、杂文、散文等诸多领域都有崭新的建树，作品思想深邃，为中国现代文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精神资源。
为了弘扬鲁迅的文化业绩，中国大陆以培养青年作家为宗旨的文学院就是以他命名的，中国作家协会设有以鲁迅命名的大型文学奖，北京、上海、绍兴、广州等鲁迅生活过的城市也都设有纪念机构。
1.从小康到困顿(1881—1898)
1881年9月25日(阴历八月初三)，鲁迅诞生在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属绍兴市)东昌坊口新台门的周家，家中有四五十亩水田，生计无忧。13岁那年，祖父周福清因科场作弊案下狱，官府趁机敲诈勒索；父亲周凤仪被取消乡试资格，从此病倒，周家迅速由小康变为困顿。有四年多，鲁迅经常要到当铺去典当衣物首饰，替父亲买药。家境破落，使少年鲁迅开始体味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冷酷。
2.戎马书生(1898—1902)
1898年5月1日，18岁的鲁迅带着母亲筹集的8元川资，到南京去投考无需学费的学校。他不愿走故乡破落户子弟从商或去做幕僚(官府文书之类)的老路，希望走出一条新路。同年5月7日，他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轮机科。不久，他感到该校“乌烟瘴气”，又于同年10月考入江南陆师学堂新设立的矿务铁路学堂，主修矿务。在此期间，他接触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并自号“戎马书生”，体现出把读书和救国紧密结合的精神风貌。
3．浮槎东渡(1902—1909)
1902年初，鲁迅以优异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被派往日本留学，先进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和科学知识。在这里，他经常跟友人讨论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问题。
1904年6月，鲁迅申请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走医学救国的道路。当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鲁迅在幻灯片上看到中国人因为替俄军做侦探被日军砍头，而围观的同胞却流露出麻木的神情，他深受刺激，决心弃医从文，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1906年3月，鲁迅返回东京，开始从事文艺活动。
4．迎接光复（1909—1912)
1909年夏，因为家境困难，母亲和弟弟需要供养，鲁迅从日本返回中国，先在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讲授化学和生理卫生课，并兼任动植物课的日文翻译。1910年下半年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原名绍郡中西学堂)监学兼生理卫生课教员。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鲁迅组织武装讲演团宣传革命，稳定人心。同年冬，绍兴光复，鲁迅被绍兴军政府任命为山会师范学堂校长。是年冬，他写成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这篇作品刻画了封建势力在革命风声到来时的种种丑态，开始显示出他卓越的讽刺才能。
5．从沉默到呐喊(1912—1926)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前往南京任教育部部员。5月，临时政府北迁，鲁迅随教育部迁往北京。当时攀折辛亥革命成果的封建军阀在“五色共和”旗下向革命势力猖狂进攻。在“五四”运动前夕的政治低气压下，鲁迅感到了极度的失望和痛苦，一度倾心于辑录、校勘古籍，研究佛学经典，搜集研究金石拓片。1918年5月，鲁迅应留日时期的老友钱玄同之约，在以倡导“新文化”和“文学革命”而闻名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
（1）供职教育部
鲁迅在教育部担任的主要职务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该科管辖范围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动植物园以及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实际上是当时关于文化艺术方面的最高管理机构。鲁迅的主要贡献，是参与了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的筹建，以及参与绘制国徽图案、拟定注音符号、审查通俗小说、普及美育知识等项工作。在腐败不堪的北洋政府教育机构，鲁迅像一株亭亭净植、高标挺秀的莲蓬，屹立在污浊不堪的泥塘中。
（2）青年与导师
从1920年秋季开始，鲁迅先后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课，即：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和中国大学，其中以北大、北师大、女师大任教的时间最长。所授课程主要是中国小说史及文艺理论。教学活动几乎占去了他的一半时间，他讲课极受欢迎，在北大，教室两人一排的座位常常挤坐着三四个人，有人站在门边、走道甚至坐在窗台旁听。鲁迅对学生“和蔼若朋友”，据《鲁迅日记》统计，鲁迅经常接触的学生有百余人。
（3）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在新文化运动的黎明期，鲁迅不仅用自己的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而且还领导、参加、支援了—批进步的文艺社团，培养、造就了一支文艺新军。比如，鲁迅参加过新青年社、语丝社，领导过莽原社、未名社以及支援帮助过新潮社、文学研究会、浅草社、沉钟社等。鲁迅在北京时期出版的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热风》《华盖集》，译文集《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这些作品内容上体现了“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精神，形式上又体现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有机融合，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民族性，因而被誉为文化新军中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6．向“金钱世界”挑战(1926—1927)
由于北方政治环境险恶，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开生活了14年的北京，赴福建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教授。鲁迅谈到对当时厦门大学的印象时说，这里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1927年1月12日致翟永坤)。同年底，他辞去厦大一切职务。这一期间，鲁迅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彷徨》和杂文集《华盖集续编》。
7．血染羊城(1927)
1927年1月18日，鲁迅由厦门抵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这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进行，但分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右派势力暗中活动猖獗，号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呈现出“红中夹白”的色彩。这一阶段，鲁迅编定并出版了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并跟中共广东区委发生了组织联系。“四·一二”事变之后，广东军事当局也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以示抗议。同是革命军却分为两大阵营的事实，摧毁了他进化论的思路。
8．三赴香港（1927）
鲁迅一生中曾三次到过香港。第一次是1927年1月17日由厦门赴广州途中路过；第二次是同年2月18日至20日应邀在香港青年会(必列者士街51号)发表讲演，题目分别为《无声之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主旨是反对用僵死的文言文禁锢思想，尤其要警惕西方列强利用我们的腐败文化来进行殖民统治。讲演受到香港文学爱好者的热烈欢迎，有力地推动了香港的新文学运动。同年9月28日，鲁迅由广州赴上海，第三次在香港停留。有关情况，可参阅《而已集》中的《略谈香港》和《再谈香港》。
9．上海十年(1927—1936)
1927年10月3日，鲁迅由广州抵达上海，倾全力从事文学活动。鲁迅在上海时期出版的著作，有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集外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以及通讯集《两地书》。此外，鲁迅还翻译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以及《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著）、《艺术论》(普列汉诺夫著)等新兴文艺理论著作。鲁迅在上海时期，先后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自由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为共产党的忠诚友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热烈拥护者。
（1）十年携手共艰危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这是鲁迅1934年12月9日题于《芥子园画谱三集》首册扉页上，赠给许广平的一首诗。许广平(1892—1968)，广东番禺人，1923年10月与鲁迅相识，后来两人开始同居。他们患难与共，甘苦相知，共同度过了充满艰辛危难的峥嵘岁月。鲁迅后十年的著作成绩超过了此前的二十年，其中就包含了许广平的智慧与辛劳。鲁迅去世后，许广平为保存鲁迅文物、出版鲁迅全集、弘扬鲁迅精神做出了重大贡献。
（2）左翼文坛盟主
1930年3月2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常务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左翼作家在为工农大众的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深入实际的社会斗争，不断扩大联合战线，特别应注意培养造就新生力量，跟旧社会和旧势力进行坚决持久的斗争。鲁迅对左翼内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做过多次严肃批评，同时关心、培养、提携了很多进步的文学青年，被公认为左翼文坛的盟主。
（3）自由与民权
1930年3月1日，鲁迅与郁达夫、潘汉年、田汉等51人联名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反对国民党政权查禁书报，检查新闻，镇压劳苦群众为求生存而进行的“罢工抗租”行动。宣言指出：“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鲁迅因此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加以“堕落文人”的罪名，呈请南京政府通缉。1933年1月11日，鲁迅加入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月18日，被选为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5月13日，与宋庆龄等赴德国驻沪领事馆抗议德国法西斯的恐怖主义行径。6月，同盟总干事杨铨被暗杀，同盟活动中止。
（4）民族魂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大陆新村寓所，终年56岁。当天下午，鲁迅遗体移至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上海156个团体的近万名群众络绎不绝地前来瞻仰鲁迅遗容，成千上万民众自发地为鲁迅送葬。22日下午4时半左右，鲁迅灵柩入墓穴。上海民众代表将一面白地黑字锦旗覆盖在鲁迅棺木上，锦旗上由沈钧儒题写了“民族魂”三个大字，现场响彻撼天动地的口号：“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
（选自《鲁迅经典全集》，北京出版社）
二、《呐喊》
《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当时正值五四革命精神高扬时期。作者创作小说意在描写“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为新文化运动“呐喊”。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封建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的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书中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描写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心理活动，把他对生活的感受和心理幻觉杂糅一体，用人物自叙的方式“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狂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身受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造成了对社会的恐怖心理。他认定现实是个“吃人”的世界，封建制度是“吃人”的社会。半夜察看历史，看见“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对吃人社会发出勇敢的挑战，相信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揭露了封建礼教在仁义道德掩盖下的“吃人”本质，被誉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
《故乡》是鲁迅反映农民生活的著名小说。作品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描绘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破败的图景。少年时天真活泼、聪明勇敢的闰土，经过十多年的生活磨难，变成了卑躬麻木的“木偶人”。小说通过对闰土少年时期和成年后生活和精神的变化的描写，揭示了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折磨和封建观念的侵蚀下承受的深重灾难和人格的伤害。作者深情地希望他们走出一条新“路”，希望他们的后辈有“新的生活”。
《呐喊》作品写于我国新旧文学交替时期，它们以深广的历史内容和高超的文学技巧相结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座高峰。鲁迅曾说这些作品的出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激动了青年读者的心”。作品着力于揭示生活的本质意义，取材灵活，表现形式灵活多样。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真实。鲁迅主张文学创作用“白描”手法，“如实描写”，“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作品中展现的生活场景、水乡风情、民俗风貌、城镇景致、人物的言行姿态，就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自然，犹如身临其境。
鲁迅善于发掘蕴含深刻社会意义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集中突出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呐喊》中的作品都没有对人物生活经历的叙述，甚至不注意故事情节的连续性，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都是通过特定的生活片段和场景表现出来的。例如孔乙己这个人物，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生活经历；他的迂腐性格和悲剧命运，是在咸亨酒店的场景中表现出来的。《故乡》中也没有叙述闰土的具体生活情况，他的性格、命运，是在“我”记忆中的生活场景和现实见面的场景的强烈反差中表现出来的。鲁迅小说的这个特点，使它们在短小的篇幅中表现出丰富的社会内涵，达到取材严、开掘深的艺术效果，给人以强烈深刻的艺术感受。
（选自《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写作背景
鲁迅于1919年12月，从北京回到老家浙江绍兴，变卖了故乡的房子并迎接母亲到京。1921年1月便以这次回家的经历为题材写了《故乡》这篇小说。
小说写的是1919年的事，它所反映的时代和社会却是概括了从辛亥革命直到《故乡》写完后这10年间的情况。当时正是“五四”运动一年以后，帝国主义者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经济、文化侵略；加上国内军阀混战不休，以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得广大农民陷入困窘，农村破产。城市居民也被压迫、愚弄得麻木不仁，所以鲁迅用慨叹的笔调刻画闰土和杨二嫂等人物，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的非人生活，揭露了当时社会黑暗的本质。
四、小说主题
本文的主题思想有以下几种说法：
1.包括四方面内容：
第一，揭露社会黑暗——三大敌人的残酷压榨及随之而来的农村日趋破产，农民苦难日益加深；第二，指出社会苦难的根源——兵、匪、官、绅相互勾结，造成三大敌人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这是一切苦难之源；第三，批判三种态度——闰土的辛苦麻木，“我”的辛苦辗转，别人的辛苦恣睢；第四，探索新的出路——揭示痛苦，唤起民众，执著探求，闯一条新路。
2.揭示农民生活痛苦的社会根源，表达作者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这篇小说以“我”回故乡的见闻和感受为线索，通过闰土二十多年前后的变化，描绘了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衰败、萧条、日趋破产的悲惨景象，揭示了广大农民生活痛苦的社会根源，表达了作者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3.揭示隔膜，创造新的生活。
通过“我”回故乡的见闻和感触，深刻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重隔膜，揭示了造成隔膜的根源，激励人们为改变这种状况，创造新的生活而奋斗。
4.憧憬向往新生活，唤起农民觉悟。
小说末段，既有对充满活力的童年生活的美好回顾，又有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向往，从“没有路”到“走成路”，反映了作者在实践中勇于探索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信念；而“人多了”一语，既是对广大农民觉悟起来的召唤，也是对广大农民力量的信任，这正是《故乡》深刻主题之所在。
5.控诉封建制度的罪恶，激励斗争。
有的人认为主题思想是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反动统治者对劳苦农民的压迫与摧残；控诉封建落后的精神枷锁，揭露其致使劳动群众不能改变奴隶地位的罪恶；描写辛亥革命前后江南农村的日益破产，表现“我”对不幸农民的深切同情。还有人认为主题思想是通过故乡二十多年的深刻变化，揭露出造成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精神麻木，以及人与人之间严重隔膜的社会制度，从而控诉当权者的反动本质，并激励群众认清现实，为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创造新的生活而斗争。
五、精神“故乡”的失落——鲁迅《故乡》赏析
鲁迅的《故乡》中写了三个“故乡”：一个是回忆中的，一个是现实中的，一个是理想中的。第一个是“过去时”的，第二个是“现在时”的，第三个是“未来时”的。小说突出描绘的是现实的故乡。
1.回忆中的“故乡”
“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带有神异色彩的美的故乡。
它的“美”，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感受得出来：
（1）它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这里有“深蓝”的天空；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少年闰土有一张“紫色”的圆脸，脖子上戴着“明晃晃”的、“银白”色的项圈；海边有五色贝壳，“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还有各种颜色的鸟类：稻鸡，角鸡，鹁鸪，蓝背……在这里，没有一种色彩不是鲜艳的，明丽的，任何两种色彩之间的对比都是鲜明的，它构成的是一幅“神异的图画”，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2）它是一个寂静而又富有动感的世界：当“我”记起童年时的“故乡”，浮现在脑海里的首先是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沙地上的碧绿的西瓜，整个大自然是那么静谧，那么安详，但在这静谧的世界上，却有着活泼的生命。这活泼的生命给这个幽静的世界带来了动态的感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而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这是一个幽静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世界。它幽静而不沉闷，活泼而不杂乱。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和谐自然，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世界。
（3）它是一个辽阔而又鲜活的世界：“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多么广阔的世界呵！这里有高远的蓝天，有一望无垠的大海，有广阔的海边的沙地。但在这广阔的天和地之间，又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物，有活泼的少年闰土，有猹、獾猪、刺猬，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有五彩的贝壳，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这个世界广阔而又鲜活，一点也不狭窄，一点也不空洞。
我们可以看到，“我 ”回忆中的“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同时更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是“我”在与少年闰土的接触和情感交流中想象出来的一幅美丽的图画。它更是“我”少年心灵状态的一种折射。这颗心灵是纯真的、自然的、活泼的、敏感的，同时又是充满美丽的幻想和丰富的想象力的。它没有被“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所束缚，而是在与少年闰土的情感交流中舒展开了想象的翅膀，给自己展开了一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
那么，少年“我”的这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是怎样展开的呢？是因为两颗童真的心灵的自然融合。少年“我”是纯真的、自然的，少年闰土也是纯真的、自然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用封建礼法关系组织起来的，而是用两颗心灵的自然需求联系起来的。少年闰土不把少年“我”视为一个比自己高贵的“少爷”，少年“我”也不把少年闰土视为一个比自己低贱的“穷孩子”。他们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观念。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是畅通无阻的，是没有任何顾忌和犹豫的。我们可以重新读一读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可以感到，他们之间是想到什么便说什么的，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的。他们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说，也不是为了伤害对方而说，而是说双方都感兴趣的话。两个人的心灵就在这无拘无束的对话中融合在一起了，也在这融合中各自都变得丰富了。少年闰土来到城里，“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少年“我”通过与少年闰土的谈话，也像看到了过去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世界。
总之，“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实际是少年“我”美好心灵的反映，是少年“我”与少年闰土和谐心灵关系的产物。但是，这种心灵状态不是固定的，这种心灵关系也是无法维持久远的。社会生活使人的心灵变得更加沉重，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当成年的“我”重新回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时，这个回忆中的“故乡”就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时，他看到的是一个由成年人构成的“现实的故乡”。
2.现实的“故乡”
现实的“故乡”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我们对这个“故乡”的具体感受：它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压力下失去了精神生命力的“故乡”。这时的“故乡”是由三种不同的人及其三种不同的精神关系构成的。
（1）豆腐西施杨二嫂
豆腐西施杨二嫂是一个可笑、可气、可恨而又可怜的人物。
她为什么可怜呢？因为她是一个人。一个人是需要物质生活的保障的。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自己正常的努力而获得自己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保障的时候，为了生命的保存，就要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为人所不齿的手段获取这种保障了。在这个意义上，她是值得同情的。她原来是开豆腐店的，为了豆腐店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她擦着白粉，终日坐着，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年轻美貌招徕顾客，“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美”，在豆腐西施杨二嫂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成了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物质实利成了她人生的唯一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她是可以牺牲自己的道德名义的。当自己的青春已逝，美貌不再的时候，她就把任何东西都拿来当做获取物质实利的手段了。她的人生完全成了物质的人生，狭隘自私的人生。 这样一个人，亲近的只是物质实利，对别人的感情已经没有感受的能力。在这类人的感受里，“利”即是“情”，“情”即是“利”。“利”外无“情”，天地间无非一个“利”字。她感受不到别人的真挚的感情，对别人也产生不了这样的感情，“感情”也只成了捞取好处的手段。她的眼里只有“物”，只有“利”，只有“钱”，而没有“人”，没有有感情、有道德、有精神需要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她是能捞就捞，能骗就骗，能偷就偷，能抢就抢。但人类社会是在相互关联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为了共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心灵的沟通，需要感情的联系，需要道德的修养，需要精神品质的美化。像豆腐西施杨二嫂这样一个毫无道德感的人，时时刻刻都在做着损人利己的勾当，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厌恶乃至憎恨的。所以，就她本人命运的悲惨，她是可怜的，而就其对别人的态度，她又是可气、可恨的。她的可笑在于长期的狭隘自私使她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正常感觉。她把虚情假意当做情感表现，把小偷小摸当做自己的聪明才智。她是属于世俗社会所谓的“能说会道”“手脚麻利”“干净利索”“不笨不傻”的女人。但在正常人眼里，她这些小聪明、小把戏都是瞒不了人、骗不了人的。所以，人们又感到她的言行的可笑。人们无法尊重她、爱戴她，甚至也无法真正地帮助她。她是一个令人看不起的人。
如果说少年“我”和少年闰土的一切言行的总体特点是自然、纯真，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一切言行的总体特点则是“不自然”“不真挚”。在她这里， 一切都是夸大了的，是根据自己的实利考虑变了形的。她一出场，发出的就是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这是她不感惊奇而故作惊奇的结果。她的面貌特征也是在长期不自然的生活状态中形成的，她一生只练就了一个“薄嘴唇”，“能说会道”，脸相却迅速衰老下来，只留下一个“凸颧骨”，没有了当年的风韵。她的站姿也是不自然的，故意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实际上她早已失去了自己的自信心，失去了做人的骄傲，但又希望别人看得起她、尊重她。她对“我”没有怀恋，没有感情，但又故意装出一副有感情的样子。她能说的只有“我还抱过你咧”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但却把这个事实说得非常严重，好像这就对“我”有了多么大的恩情，好像“我”必须对她感恩戴德、牢牢记住她对“我”的重要性。她不关心别人，因而也不会知道别人的生活状况，不会了解别人的思想感情。她通过自己的想象把别人的生活说得无比阔气和富裕，无非是为了从别人那里捞取更多的好处。
豆腐西施杨二嫂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人的特征。她的生活是辛苦的，但这种辛苦也压碎了她的道德良心，使她变得没有信仰，没有操守，没有真挚的感情，不讲道德，自私狭隘。
（2）成年闰土
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在这些话里，跳动着的是一个活泼的生命。少年闰土较之少年“我”更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少年，是一个有更多的新鲜生活和新鲜感受要表达的少年。少年“我”的知识更多是从书本当中获得的，少年闰土的知识则是从大自然中，从自己的生活实感中获得的。他生活在大自然中，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他比少年“我”更像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的语言多么生动，多么流畅，多么富有感染力啊！他一下子就把少年“我”吸引住了，并给“我”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
印象。但这个富于生命力和表现力的少年闰土，到了现在，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为什么他在少年时就能有所感而又形容得出，现在却形容不出了呢？因为“那时是孩子，不懂事”，但“ 不懂事”的时候是一个活泼泼的人，现在“懂事”了，却成了一个“木偶人”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所说的“事”，实际是中国传统的一套封建礼法关系，以及这种礼法关系所维系着的封建等级观念。
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是一套完整的封建礼法关系，而所有这些封建礼法关系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之上的。帝王与臣民，大官与小官，官僚与百姓，老师与学生，父亲与儿子，兄长与弟弟，男性与女性，都被视为上下等级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平等的地位，也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利。上尊下卑，“上”对“下”是指挥，是命令，是教诲，“下”对“上”是服从，是驯顺，是听话。闰土之所以说小的时候是“不懂事”，是因为按照现在他已经懂得了的礼法关系，“我”是少爷，他是长工的儿子，二者是不能平等的。“我”尊，闰土卑，他那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说了那么多的话，都是极不应该的。但那时年龄小，可以原谅，一到成年，中国人都要遵守这样一套礼法关系。不遵守这套礼法关系，就被中国社会视为一个不守“规矩”、不讲“道德”的人了，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惩罚。闰土就是在这样一套礼法关系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讲“道德”的人。但一旦把这种礼法关系当成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就无法得到正常的交流了，人与人的心灵就融合不到一起了。这就是在“我”和闰土之间发生的精神悲剧。“我”怀念着闰土，闰土也怀念着“我”，他们在童心无忌的状态下建立了平等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两个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美好的、温暖的、幸福的回忆。“我”想到故乡，首先想到的是闰土，闰土实际上也一直怀念着“我”。“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次面。”只要想到他和“我”在童年一起玩耍的情景，我们就能够想到，闰土的这些话绝不是一般的客气话。两个人重新见面时，“我”“很兴奋”，闰土也很兴奋，“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说明他心里颤抖着多少真挚的感情啊！但封建的礼法关系却把所有这些感情都堵在了他的内心里，形容不出来了，表现不出来了。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两颗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心灵被生生撕裂开时所发出的那种带血的声音。闰土不再仅仅把“我”视为平等的、亲切的朋友了。他把“我”放在了自己无法企及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上，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悲哀，在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面前已经无法诉说、无法表现，这个称呼带着一种“敬”，但同时也透着一股“冷”。在这种“冷”的氛围中，“我”的感情也被凝固在了内心里。两颗心灵就被这个称呼挡在了两边，无法交流了，无法融合了。所以“我”“打了一个寒噤”，知道两个人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
《故乡》让我们看到，只有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才是符合人性的，后来这种封建礼法关系不是人的本性中就具有的，而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形成的，是一种扭曲了的人性。人在自然的发展中不会把自己视为一个卑贱的、无能的人，像闰土这样一个人的封建礼法观念是在长期有强制性的压力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压抑了一个人的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他的自然的生命力，使他习惯了消极地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痛苦。那个手持胡叉向猹刺去的闰土是多么富有朝气，富有生命的活力呵！是多么勇敢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逐渐压抑了他的生命力，使他在一切困苦和不幸面前只有消极的忍耐。只有意识到闰土
已经没有了少年时的旺盛的生命力，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能够“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已经没有反抗现实的不幸的精神力量，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根本不能战胜的。他只能承受，只能忍耐，他尽量不去思考自己的不幸，尽量迅速地忘掉自己的困苦。他不再敢主动地去感受世界，思考生活，思考自己。久而久之，他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