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认识演进与规约.pdf

2023年第2期（总第117期）外语与翻译刘祥清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认识演进与规约【提要】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现有研究基本上都围绕这两种特性进行，具有断面探讨和共时总结的特点。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的认识演进受四种主客观因素规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从“不翻之翻”到权宜之计，从“不可通也”到不可或缺的过程。【关键词】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认识演进、规约【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9648（2023）02-0030-061引言但凡遇到翻译，人们往往选择意译。意译做不到万能，音译就应运而生。音译译音代义，是“平常一个语言甲借语言乙里的一个词就是取乙的某词改用甲的音系里的可能的音当一个新词来用”（赵元任 2007：605）。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其认识有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本文尝试梳理这种音译的认识研究，着重从历时角度探讨其认识演进，分析影响其认识演进的主客观因素，归纳其认识演进过程。2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语言之间的音译各不相同。从另一种语言至汉语的音译，即一个外语词译介进入汉语时在语音相同或相似基础上选择或创制汉字进行的音译，尤其不一样，学界称之为以汉语为目的语的 音译（Chinese-oriented transliteration）。它具有三个基本要素：以汉字为记音符号、以汉语为目的语、以汉语语言规则和中国传统文化为遵循。其本质仍然是译音代义。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离不开汉字，是因为这种音译需要用汉字作为记音符号。作为记音符号的汉字称为译音汉字，与一般汉字不同。一般汉字音形义三位一体，而译音汉字则借其形、取其音、去其义（刘祥清 2008）。译音汉字形成的基础是外语和汉语之间存在语音相同或相似。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就是利用这样的语音对应，采用语音对应法从汉字字库中选择现成汉字，或者音译汉读法创制全新汉字来记录外语源词全部或部分的音（刘祥清2021）。选择或新创制的译音汉字仍然是一个符号，要进入语言交际，还需要进行语义赋值。音译中只要使用了汉字，就很难避开汉字本身代表的意义。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具有特殊性、复杂性，是由汉字音形义三位一体这一本质属性引起的。汉语汉字的特点影响了音译词的特点（杨锡彭 2007）。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译音汉字符号性、译音汉字表意性、译音步骤简略性和音译形式多样性（刘祥清 2019）。3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的认识：共时探讨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历史悠久，随翻译的出现而出现。在中国翻译史上的不同时期，关于这种音译的认识探索都存在。这一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佛经翻译时期玄奘的“五不翻”和赞宁的翻译“六例”。19 世纪主要有罗存德、傅兰雅和徐寿等关于化学元素名词的音译探索。20 世纪主要有章士钊和胡以鲁的音译大讨论，周作人（1951）关于“名从主人”原则，曹文学（1981）关于音译差异，项啸虎（1990）关于名词术语音译，刘超先（1993）关于音译起源，潘文国（1995）关于汉字音译义等讨论。21 世纪主要有何亚南（2003）关于音译汉化，申连云（2009）关于音译与权力，辛红娟（2012）关于“音译回潮”，连洁和戴卫平（2013）关于国名音译，王宏志（2013）关于音译与历史语境，熊欣（2014）关于音译产生的背景，葛林（2016）关于音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音译汉化与汉语音译词历时演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2BYY153。葚30 外语与翻译2023年第2期（总第117期）译身份优势、构建与识别，孙道功（2018）关于音译外来词语素化制约参数，祝雪和赵旭（2019）关于 coffee 的音译特征以及金其斌的系列音译探讨等讨论。笔者也发表了系列文章探讨对这种音译的认识。国外也有专家讨论这种音译的认识问题。Catford（1965）指出，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实际上是语音转写的一种（a form of transcription），因为汉字的象形文字特点而表现出来一定的特殊性，汉字导致音译过程复杂化。Masini（1997）认为汉语音译特殊性表现在音译词进入汉语都必定经过音译吸收和字形吸收两个过程。上述探讨和总结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展开，总的来说进一步推进了我们对于这种音译的认识。但仔细分析之后发现，现有关于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这种音译发展的某一时间点或者某一时间段关于这种音译的概念界定和特点描述等方面的探讨，具有断面探讨和共时总结的特点。4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的认识：历时演进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的现有探讨中也有关于某一具体问题的历时演进方面的分析。李丽（2012）对汉语中的化学元素词翻译和译名确立的研究就包含汉语中的元素词音译的历时演进的内容。初良龙、崔静（2019）分析了科技术语音译的历史演变问题。但现有相关研究还没有关于这种音译认识的整体性的、历时的探讨，能让我们厘清它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发展脉络和认识演进过程。实际上，纵观中国翻译史，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在佛经翻译中因其必然出现而成为“不翻之翻”，在明末清初科技翻译和清末民初西学翻译中因其使用便利而成为权宜之计，在 20 世纪初的音译大讨论中因其弊端而贬斥为“不可通也”，“五四”运动之后因为其在翻译中的功用越来越大而尊为不可或缺，经历了从“不翻之翻”到权宜之计，从“不可通也”到不可或缺的认识演进过程。4.1必然性与“不翻之翻”我国的音译传统源于佛经翻译，而佛经翻译之所以凡遇名字和术语皆取音译，乃佛教产生和传播的固有特点使然（刘超先 1993）。千年佛经翻译的对象是佛教经典。而“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支谦 法句经序 ）。这里说的是译经大师们碰到的语言问题。或许那时的译者还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理解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但仅仅这些语言层面的问题已经使他们感慨“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另外他们虽潜心向佛，但自认为“愚智天隔，圣人叵阶”，“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且“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道安 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 ），自是不易。因此，由于梵汉语言之差异、宗教翻译之性质，千年之后之“末俗”与佛之间的愚智之分，要完成这“不易”的“传实”，借助音译似是必然。佛经翻译时期的音译叫“不翻”，初看有严复所说的“虽译犹不译”之嫌，却用汉语转写了梵文胡语，达到了交流沟通的目的，实现了翻译的功能，所以不是不译，而是“不翻之翻”。在译经大师眼中，这种“不翻之翻”不仅使得“不易”的“传实”成为可能，而且还能“生善”，既不损佛言之庄重，又能够保持佛经的语言魔力，因而是理所当然之法。这种不翻，自摩腾以来，就常被采用（陈福康2000）。音译实践多了，就有了经验总结、译事感悟、或理论提升。隋唐时僧人、天台宗五祖灌顶在 大般涅槃经玄义 中记有广州大亮法师“五不翻”之说，宋僧法云的 翻译名义集 卷首周敦义的序言中记有玄奘“五种不翻”之论。赞宁在 义净传 中“今立新意，成六例焉”。其中第一例就是“译字译音”，主张视不同情况采用“译字不译音”“译音不译字”“音字俱译”“音字俱不译”等不同的方法。“佛经翻译有裨于汉语极多，从词汇上看，增加了35，000 个词；从音韵上看，随佛经译入传进声明论学理，导致古代音韵学的发明和诗歌韵律上的变化；从句法和文体上看，如梁启超所论，有倒装句增多，提挈句增多十大变化”（王克非 2000）。4.2便利与权宜之计和文化一样，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萨丕尔2000）。不能自给自足的语言会通过语言接触进行词语借用。采用音译方法吸收外来词，是语言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一般而言，语言之间相互借用词语采用音译是最方便的，不仅采用表音文字的语言相互借用词语是这样，即使是汉语借用外语词的情况而言，音译也是最便捷的方式”（杨锡彭 2007）。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的便利，是指在翻译外语词时，不用像意译那样费力寻找与外语词意义相当或对等的汉字或汉字组合，而只是在音同或音似31 2023年第2期（总第117期）外语与翻译基础上通过在汉字库中选择汉字，形成译音汉字或组合，将外语源词的意义人为地、整体或部分地赋予在这个译音汉字或组合身上，从而完成翻译过程，实现交流目的。音译过程中的译音汉字选择和译音汉字（组合）人为赋值这两个环节操作简便、简单，几乎人人可为之。选择译音汉字组合成音译词时，甚至可以不考虑遵守汉语词语的组合规则。龚雪梅（2006）称之为“假借”。“假借”过来，权且一用，经音译汉化后，优胜劣汰，合则留之，不合弃之。利用音译便利进行翻译有两种情况。一是翻译“救急解难”。上文提到的佛经翻译中出现“秘密”“含多义”“此无”“顺古”“生善”时，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便粉墨登场“救急解难”。二是翻译体现语言智慧。杨全红（2009：169-191）辟有专节，金其斌关于这种音译译例的系列论文等都论及这个问题。下文中的“汉语音译的功用与不可或缺”一节中关于人名地名的音译和关于音译与修辞的汉语音译译例也是佐证。4.3弊端与“不可通也”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存在弊端，且与生俱来，这是客观事实。这一弊端源自它译音代义，源自它以非直接的翻译方式通过译音汉字选择加上人为语义赋值的方法实现意义语际转换。佛经翻译时期，虽没有看到关于汉语音译弊端方面的文字，但众僧念经颂佛时，诸如“唵嘛呢吗咪吽”这样的音译词可能给他们带来了“生善”的崇高和对佛的膜拜，与此同时，字面上的不知所云肯定给他们的顿悟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中国翻译史上关于汉语音译弊端的论述比较集中在 20 世纪初第三次翻译高潮中的音译大讨论中。1912 年，吴稚晖在 论译名答 T.K.T.君1中认为:“所以译音一术，止可认为便法而已，非通法也”。1914 年，胡以鲁在 论译名2中认为，汉语“词富形简，分合自如，不若音标之累赘，假名之粗率。”“况音标文字中，取借用音语杂糅之，佶屈聱牙，则了解难；词品不易辗转，则措词度句难；外语之接触，不仅一国，则取择难；同音字多，土音方异，则标音难。凡此诸难事，解之殆无术也。”他历陈音译名词的不便之处，从“理之曲直”“势之顺逆”“计之得失”等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得出结论：“译必从其义，若袭用其音，则为借用语音译二字，不可通也。”音译不可通是对这种音译的弊端认识的“顶峰”，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后来者。1919 年，朱自清发表 译名 ，虽认为“所重在音的”和“意义暧昧的”可用音译，但意译才“是译名的正法”，也是“造新词的唯一方法”，而音译令人不解，或让人望文生义。语言学家王力（1954）称意译是“正常的办法”，而音译则是“变通的办法”。赵元任（2007）在谈到用汉语音译西方人名时列举了“西字太长”“各处读音不同”“用字又须避用不雅观的字”和“一音可用多字”等困难。杨锡彭（2007）专节论述了音译的“歧异与阻滞”。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读到关于音译抵抗或音译排斥方面的论文，看到批评音译的意见。4.4功用与不可或缺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虽有弊端，而且在翻译历史发展长河中的某一发展阶段，这些弊端还不恰当地予以强调，但从功用上讲它一直不可或缺。佛经翻译中，玄奘主张“五不翻”，音译之法得以规范。明清科技翻译时期，当时学者与耶稣会士合作编译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科技著作中出现了音译。“所谓的音译也不过是介绍性或注释性的，即推出一意译术语，并介绍外语中之读音。这种注释本应直接用外文书写，但鉴于中国人不识洋文，只得用汉字记音书写出来”（史有为 2004）。傅泛际、李之藻在 名理探 中说：“爱知学者，西云斐录琐费亚，乃穷理诸学之总名。”“斐录琐费亚”是拉丁语 philosophia 的汉语转写，作注释原语语音之用。化学元素翻译中，罗存德（W.Lobscheid）尝试在音似基础上选用一个汉字对应原词的一个音，并将之夹嵌在五行的“行”字之中形成新汉字来音译。傅兰雅（2009）认为“中国语言文字与他国略同，俱为随时逐渐生新”，主张设立新名，在音似基础上选用汉语中的一个平常汉字对应原词的一个音，再“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为新名，仍读其本音，如镁、鉮、矽等”。此法符合汉字形声构字特征，符合语言经济原则而被广泛采纳、沿用至今（罗新璋，陈应年 2009）。近现代翻译中，科技术语翻译更是离不开音译。周光父、高岩杰（1989）认为，“从汉字的改革、发展科学技术、进行国际交流、借鉴国外的成功翻译经验来看，应当改革命名重义的传统，逐步做到音译为主、意译为辅。”杨振旦曾在 外语教学与研究 上发表系列文章，以丰富事例说明了科技术语翻译中音译的必要性。近现代翻译中，音译方法不断发展，成为汉语32 外语与翻译2023年第2期（总第117期）吸收外来词的主要方法之一。刘正琰编纂的 汉语外来词词典 收音译词 6213 个，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 版）收录注出词源的音译外来词不少于 532 条（不包括化学元素符号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的音译外来词）（许建中 1990）。“音译使得外来词词义出现专化，使音译译名具有特定 的 指 称 意 义（designation）和 限 定 用 法 意 义（usage）。”“音译词的借入不仅为汉语输入了新的词语，而且增加汉语的构词材料，扩大了汉语的构词基础”（杨锡彭 2007）。译音汉字本来只用于记音，但常出现音译字语素化（周洪波 1995；董晓敏2003；苏新春 2003），或“音译字字化”（朱一凡2007），形成“音译义”（潘文国 1996）。近现代翻译中，音译还有了新功能与作用。黄粉保（2005）通过语料实证说明，音译词在特定场合具有特殊语用功能。龚雪梅（2006）认为音译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假借”机制，实现了汉字记录功能的扩展和完善。鲍文（2007）认为音译过程中会出现增值现象，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其文化、心理、美学价值不可忽视。音译过程中，汉字的巧妙选择还能辅助修辞，取得意想不到的修辞效果（尹建新 1999；彭增安 1997；潘国英 2004；刘丽华，刘祥清 2015 等）。Clean&Clear 音译成“可伶可俐”的悦耳，commission（佣金）音译为“孔密兄”的诙谐，fair play(公平竞争)音译成“费厄泼赖”的讽刺，“果迷”看到 iphone 音译成“爱疯”时心中的会意，可能都是意译方法无法企及的。近现代翻译中，当文化进入翻译研究视野、成为翻译实践考量因素之一后，音译的不可或缺得到了加强。音译成了文化内涵词翻译和可译性限度消解的常用之法。译名确立过程中意译、音译、创译三法并举，文化内涵词翻译中音译、译借与语义再生三法并行。一个译名有从音译到意译到创译的发展变化，音译译名和意译译名能够相提并论、彼此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一些音译词因能更准确、更全面地转达原词意义而取代意译词进入汉语交际之中。文化翻译观指导下，归化异化皆是策略，罗常培（2004：35）所说的“飞鸟安禽、水族著鱼”的音译汉化，接受起来自然没有问题。而像吴稚晖（1912）“强西人使从汉姓”的外国人名音译（如将莎士比亚译作“叶斯壁”），像徐志摩将意大利历史名城佛罗伦萨（意大利语 Firenze）译为“翡冷翠”这样的外国地名翻译，像周日安、向玉兰（2002：45）所称的临时汉化音译，也可接受。5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认识规约中国翻译史上，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认识曲折是因为它本身存在与生俱来的弊端，更是因为它要受到以下四种因素的规约。第一个规约因素是外语或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让译者感受了“一名之立，旬月踟躇”的翻译之难。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须以汉字作为记音符号。世界上已知文字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汉字文字系统独具特色。从造字方法上讲，汉字据义构形，形体直接与意义相联系，音、形、义三位一体、不可分割。而译音汉字却只是借其形、取其音、去其义。这样一来，这种音译在选择汉字作为记音符号时实际上人为割裂了汉字音、形、义三位一体的根本特征，违背了汉字“一词一音一字”的“三一原则”（高名凯，刘正埮1958：179-181），在意义认知上与中国传统的“因形见义”的集体无意识相左。另外，汉语中同音字和多音字优势给了译者更多的灵活和主动来选择符合他主观意愿的译音汉字，这使得这种音译的人译人殊、千人千译的形式差异性表现得更为突出。以汉语为目的语之汉语音译词中，“音译成分是汉语词汇系统中外来的异质成分”（李运富，牛振 2018）。这些异质成分会因为译者所处的时代、所在的地域和所使用的方言等因素而出现变化。这些异质成分使得汉语音译词在词形上和称说上与汉语词语组合规则和双音化趋势不符。因而，汉语中的音译词具有“舶来”形象及外来色彩，记音上，有因“名从主人”而出现的源语选择困扰，也有因语言差异而出现的译音准确性问题；形式上，它穿着汉语的外衣，有着汉语词语的样貌，但毕竟借自外语，读来或听来都有着异样的感觉；意义认知上，或因“望文生义”而致误解，或因与汉语使用者汉字认知上的“因形见义”的集体无意识相左而致拒绝；使用上，有因随心所欲、求新求异而引起的混乱，这一混乱在网语音译中尤为突出。第二个规约因素是中国传统文化。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参照，首先意味着汉语音译词从生成和使用过程中都采用各种方式进行音译汉化（杨锡彭 2007；刘祥清 2019）。罗常培（2004：35）说：“外国语词借到中国后，本国的文人想把它们汉化，于是就着原来的译音再应用传统33 2023年第2期（总第117期）外语与翻译飞鸟安禽，水族著鱼的办法把它们写作谐声字。”“飞鸟安禽，水族著鱼”就是音译汉化方式之一。汉语音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参照，还意味着音译汉化还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支配。第三个规约因素是这种音译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引起音译实践者和研究者的重视。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翻译研究中音译方法历来不受重视。在中国翻译史上，音译早就被认为是“小辨”“小道”，吴稚晖视之为“非通法也”，胡以鲁视之为“不可通也”。即使到了今天，汉语音译方法仍只是被看作是直译的一种特殊形式，翻译专著和教材中有林林总总的翻译方法和技巧，但没有音译的影子。其次，音译历史未被梳理。文军（2006）主编的 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回眸 收录 1880 年至 2005 年间论文论著索引 924 条，但没有关于汉语音译发展线索的。这是因为，截止到该著出版时，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梳理工作。再次，汉语音译研究边缘化。汉语音译研究虽然从不同视角、不同领域展开，但尚处于各自为战的无序状态，且杂糅在汉语翻译或汉语外来词研究之中，综合性、系统性研究亟待加强，至今尚没有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专著出版（刘祥清 2012）。最后，汉语音译研究成果受到漠视。中国翻译史上，有很多的音译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的译音规范，但都没有走进课堂，社会宣传力度不够，因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译者常常撇开现有译音规范，或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恣意发挥，或独辟蹊径、标新立异，选择译音汉字形成汉语音译词，造成音译混乱。第四个规约因素是我们对汉语音译的认识受制并滞后对翻译的认识。中国翻译历史悠久，周代已经有了关于翻译活动的明确记载。从事翻译的人，周礼 和 礼记 中有专门名称“象胥”，礼记 王制 用的是“俗间之名”：寄、象、狄鞮、译，国语 周语 用的是“舌人”，南北朝时的佛经译者才被称为“翻译”。以“舌人”指称翻译之人，可见当时社会对翻译的消极态度。大戴礼记 小辨 中说，天子治理国家，应“学乐，辨风，制礼，以行政”，不可“学小辨”，治国理政中遇到翻译之事，只需“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谓简矣。”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徴等认识到了翻译的功利目的和重要性，呼吁重视翻译，“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徐光启 历书总目表）。1920 年，时事新报 学灯 登载了郭沫若的一封信，他将翻译喻为“媒婆”，将创作喻为“处女”，而“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中国翻译尚且如此，作为翻译的一种形式，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更不被待见，被贬为“不可通也”，被当作“变通的方法”，似在情理之中。以上四个因素中，前两个是客观因素，后两个是主观因素。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要被认可，汉语中的音译词要被接受，就必须接受这些主客观因素的规约。这样一来，赵彦春、吴浩浩（2017）所说的“音译的尴尬”就不可避免，这种音译的曲折发展也就成为必然。6结语任何一种事物的认识都需要时间，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的认识，需要共时分析，也需要历时探讨。共时分析厘清它的概念内涵和特点特性，历时探讨展现它的认识过程和发展脉络。因为要接受主客观因素的规约，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经历了从“不翻之翻”到权宜之计、从“不可通也”到不可或缺的曲折认识演进过程。这一探讨是尝试性的，结论也是初步的、开放的，欢迎学界对此进行深入研究。随着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研究的加强和翻译史研究的推进，以汉语为目的语的音译的认识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注释：参 考 文 献Catford,J.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OxfordUniversity Press，1965.Federico,M.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The Periodfrom 1840 to 1898 J.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aMonograph Series,1993（6）:295.鲍文.外来词音译增值现象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4）:54-56.曹文学.音译初探J.外语学刊,1981（1）:66-69,45.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初良龙,崔静.科技术语音译的历史演变以化学专业术语为例J.上海翻译,2019（2）:45-49.1 载 1912 年 4 月 28、29 日 民风报 。载 1914 年 2 月 15 日 庸言 第 2 卷第 1、2 期合刊。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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