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水平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消费支出的中介效应.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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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养老保险水平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2023.08 科学决策159养老保险水平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消费支出的中介效应谢娅婷 段佳依 张 勃摘 要: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平台,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增强全体人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基于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本研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深入探讨了养老保险及其相关水平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幸福感,并以消费支出为中介,进一步考察了具体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我国大力推动普及养老保险的背景下,养老保险的幸福促进效应不明显,而养老保险的相对水平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参加低水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参
2、加高水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幸福感高出 20.8%-23.8%。同时消费支出在参加高水平养老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即参加高水平养老保险能够通过促进消费支出来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对此,研究认为政府要着眼于养老保障的公平性,妥善提升农民工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有效促进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增强其幸福感。关键词:农民工;养老保险;消费支出;主观幸福感DOI:10.3773/j.issn.1006-4885.2023.08.159中图分类号:C913.7;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2-9753(2023)08-0159-151 引 言幸福感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自中国经
3、济发展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民生福祉成为中国本土社会发展语境下的热词。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更是进一步将“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2021 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近 3 亿人a,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见证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在高质量发展中如何保障和改善农民工群体的生活质量,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亟需关注与思考。现有研究表明,养老保险在保障民生方面,发挥着强化再分配的作用(鲁元平和张克中,20101),能够降低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差距(李实和朱梦冰,20232),进而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目前,中国a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 勃(1982-),女,河南驻
4、马店人,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保障、农村流动人口养老问题研究。养老保险水平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160 科学决策2023.08已经逐渐构建起较为全面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李云峰和徐书林,20193),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十亿四千万人a,养老保障体系有效地发挥着人民生活安全网的正功能,在增进人民福祉,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虽然养老保险发挥着幸福促进作用,但现有研究尚未厘清不同保障水平的养老保险是否能够发挥同样的功能,即在养老保险内部存在明显待遇差异的前提下,养老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否一致,因而在将养老保险视为统一均质的情况时,关于养老保险对主观幸
5、福感的影响,不同研究往往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李后建,20144;Bjrnskov 等,20075),这说明有关养老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检验。受制于中国发展实际,养老保险在人群覆盖上实现了机会公平,但基于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测算发现,养老保险待遇的绝对和相对水平存在差异较大的问题,抑制了过程公平的实现(薛惠元和曾飘,20196),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不同,养老金的收入和消费平均替代率也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依次递减(高程玉和王亚柯,20227)。那么不同保障水平的养老保险对农民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带来的影响
6、是否存在差异性?这是本研究试图去回应的问题,对推动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作用。考虑到养老保险发挥着财富替代效应(Feldstein,19748),即养老保险金作为农民工未来退休后的收入来源,能够挤出退休前的储蓄,从而增加当前的消费支出,而消费支出又能增强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张子豪和谭燕芝,20189)。然而不同类型的养老保险金替代率不同,城镇职工的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为居民养老金的倍,差距悬殊(薛惠元和曾飘,20196),那么不同保障水平的养老保险因其财富替代力度的不同,对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支出影响也会有所区别,从而带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总之,已有研究探讨了养老保险内部存在的差
7、异性,但较少涉及这一差异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内部机制,且关于养老保险对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影响着墨不多。基于此,本研究使用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运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了养老保险及其水平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影响,并通过反事实推断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解决模型的自选择问题,同时考虑了消费支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使用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同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克服模型的自选择问题,有助于科学地分析养老保险水平对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影响效应,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养老保险水平在促进农民工主观幸
8、福感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厘清参加养老保险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而推动相关理论的完善与发展。2 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2.1 养老保险与主观幸福感2.1 养老保险与主观幸福感养老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复杂性。现有研究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促进效应”和“抑制效应”。“促进效应”强调社会不确定性因素容易引发风险性危机事件,而养老保险能够平抑未来的不确定性对农民工的影响,保障农民工的生活可以有效持续,从而增强其生活幸福感(李后建,20144),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发挥着再分配调节的作用,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提升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程名望和华汉阳,202010);“抑制效应”认为养老保险作为“公共产
9、品支出”的一类,受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在社会财富一定的前提下,对养老保险的财政投入越大,那么居民能获取到初次分配中的财富就会越少,从而降低主观幸福感(Bjrnskov 等,20075)。这说明养老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仍需进一步检验。总体来看,学界现有研究表明养老保险对农民工的幸福促进作用明显,即养老保险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安全阀和稳定器的作用,能够有效提升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孙远太,201511)。一方面,养老保险作为一类风险共担机制,能够降低未来不确定性事件给个体的冲击(蒲晓红等,202212),减轻因此对个体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侯a 数据来源: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10、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养老保险水平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2023.08 科学决策161志阳,201813);另一方面,养老保险通过财富的再分配,降低市场机制带来的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蒲晓红和赵海堂,202014;阳义南和章上峰,201615),进而发挥积极的幸福效应(邓大松和杨晶,201916)。总体来看,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有利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张子豪和谭燕芝,20189;Veenhoven,200017)。综上所述,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假设 1:总体上,参加养老保险能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养老保险的幸福促进效应受养老保险
11、待遇水平的影响。一方面,保障水平低的养老保险会降低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首先,养老保险本身会给作为中低收入的农民工群体带来巨大的养老保险缴费压力,进而挤压其基本生活水平(王国辉等,201118),而低待遇水平的养老保险难以形成压力缓冲,弥补由于缴费带来的幸福剥夺感,从而降低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不利于提升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其次,养老保险金作为农民工失去劳动能力后的收入来源,直接影响农民工的生活水平,低待遇水平的养老保险难以有效满足农民工的养老需求,其幸福提升效用相对不明显(岳经纶和尤泽锋,201819);最后,在我国发展普惠型养老保险的前提下,养老保险待遇的相对水平仍然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12、(王琼和曾国安,201520),感知到自身享受的养老金待遇更高的农民工,其主观幸福感也更高(聂建亮和苗倩,201721)。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边际效应较高,作为公共性支出的养老保险对处于低收入群体的农民工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胡洪曙和鲁元平,201222),农民工在老年时期面临更为严重的就业挤压和收入下滑等的问题(靳小怡等,201823),更加依赖政府的财政性支出,作为转移支付的养老金能够提高农民工老年时期的医疗和食物支出,进而降低自身的健康风险(张郁杨和袁微,202224),从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因而增大公共性支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有效减轻
13、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才能提升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Helllwell,200325)。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假设 2: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具体来讲,相较于参加低水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参加高水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更高。2.2 消费支出的中介效应2.2 消费支出的中介效应社会保障作为风险防范机制具有预防不确定性危机的重要功能,能够挤出预防性储蓄,提升个体消费水平(Hubbard 和 Kennetth,198726),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强,职业具有不稳定性,其面临的潜在性社会风险也更多,而养老保险能降低风险事件带来的冲击,降低农民工为应对不确定性风险进行的储蓄,从而增加农
14、民工的消费支出(Hubbard,198727)。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带来的社会福利收益能够抵消个体进行预防性储蓄所积累的私人财富,为退休后的消费买单,从而增加当前的消费性支出(Feldstein,19748)。国内的相关研究也证明了养老保险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卢海阳,201428;汪润泉和赵彤,201829;郝演苏和周佳璇,202030)。养老保险能够增加农民工当前的消费性支出,从而提升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张子豪和谭燕芝,20189)。对于耐用品的消费能够增加个体生活的便捷度(Cheng 等,201431),珠宝首饰等地位性消费能够通过显现个体的地位,从而增强幸福感(Kaus,2013
15、32;陈艺妮等,201733),休闲娱乐消费和慈善支出促进个人的社会交往,实现社会网络的幸福效应(Pugno,200934)。通过对养老保险与消费、消费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文献进行爬梳,本文分析了养老保险、消费支出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并认为养老保险的保险待遇和养老金财富能够提高农民工未来的收入预期,降低风险事件的冲击,从而刺激消费,而消费又发挥着幸福感的促进作用。综合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假设 3:消费支出在养老保险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即参加养老保险会通过提升农民工的消费支出水平,进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农民工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有产物,与其他居
16、民不同,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强,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属地化、碎片化的特点(杨翠迎和汪润泉,201635),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福利待遇养老保险水平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162 科学决策2023.08水平差异较大,老年居民的平均基本养老金仅有退休职工平均基本养老金的 5%(何文炯和潘旭华,202136),中国养老保险的内部异质性使得其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具有复杂性。以新农保为代表的一类养老保险由于其缴费档次较低,产生的预期养老金收益较小,因此这类养老保险发挥的“财富替代效应”很弱(马光荣和周广肃,201437),较低的养老金收益难以满足农民工老年生活的需求,增大了其老年时期的健康风险,不利
17、于提升老年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薛新东和葛凯啸,201738)。而养老保险本身作为一类风险防范机制,能够降低不确定性事件对农民工的冲击,且养老金本身就是社会财富,能够抑制储蓄增加消费,研究也表明参与职工养老保险这类待遇保障水平较高的养老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的消费支出(赵彤,201839),消费对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提振效应较为明显,农民工群体处于较低的收入水平,消费抑制明显,而随着消费能力的提升,相较于其他群体,农民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提升作用也更为明显(胡荣华和孙计领,201540)。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假设 4:养老保险对农民工消费支出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参加低水平的养老保险能够负向影响
18、农民工的消费支出,从而降低其主观幸福感;参加高水平的养老保险能够正向影响农民工的消费支出,从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3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3.1 数据来源3.1 数据来源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组织管理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CHFS)(甘犁等,201641)。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是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抽样调查项目,旨在收集有关家庭金融微观层次的相关信息,主要内容包括:人口特征与就业、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消费、社会保障与保险及主观态度等相关信息,对家庭经济、金融行为进行
19、了全面细致刻画。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样本覆盖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43 个区县,1360 个村(居)委会,最终搜集了 34643 户家庭、107008 个家庭成员的信息,数据具有全国及省级代表性。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定义:指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 6 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最后剔除缺失值,保留 1467 个样本进行实证分析。3.2 变量设置3.2 变量设置3.2.1 被解释变量3.2.1 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问卷设置问题为“总的来说,您现在觉得幸福吗?”,根据选项将其处理为虚拟变量,对选择非常幸福和幸福的赋值为 1,表示认为自己幸福;
20、对选择一般、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的赋值为 0,表示认为自己不幸福。3.2.2 解释变量3.2.2 解释变量养老保险,将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统一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以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赋值为 1,没有参加赋值为 0。在有效的样本中,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有 903 人,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有 564 人,养老保险对农民工的覆盖率为 61.55%。为进一步探讨养老保险内部存在的异质性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由于不同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不同,参照现有研究(马光荣和周广肃,201437),将养老金保障水平较低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划分为低水平的养老保险,将除此之外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统一居
21、民社会养老保险划分为高水平的养老保险,并分别赋值为 0 和 1。数据结果显示,样本中有 480 个农民工参与低水平的养老保险,占比 53.16%;有 423 个农民工参加高水平的养老保险,占比 46.84%。总体来看,农民工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较低。3.2.3 中介变量3.2.3 中介变量消费性支出,包括食品消费、衣着消费、居住消费、家庭设备服务消费、交通通信消费、教育文娱消费、医疗保健消费和其他消费。受限于问卷本身的设置,本文将家庭消费总支出除以家庭规模所得代表农民工个人的消费性支出。同时为解决异方差的问题,对消费支出进行取对数处理。养老保险水平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2023.08 科学决策
22、1633.2.4 控制变量3.2.4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口学变量、家庭规模和务工所在城市级别及区域位置。人口学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为中共党员、婚姻状态、健康状况、是否有房产、收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单位类型及行业性质。为解决异方差的问题,本文对收入数据进行平滑处理,取对数后纳入回归分析。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N=1467)变量变量描述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控制变量性别女=0,男=10.5130.50001年龄38.6510.871976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初/高中=2,大专、本科及以上=31.9510.57813中共党员否=0,是=10.06480.246
23、01婚姻状态未婚=0,已婚=10.8360.37101健康状况数值越大,健康状况越好3.5560.96415房产没有=0,有=10.7760.41701收入对数数值越大,收入越高9.9200.7487.09012.49劳动合同未签订=0,签订=10.4710.49901家庭规模数值越大,家庭规模越大4.5211.45219单位类型机关团体/事业单位=1,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私营企业、外商、港澳台投资企业=3,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43.1320.91714行业性质第一产业=1,第二产业=2,第三产业=3,第四产业=42.5550.61314地区东部=1,中部=2,西部=3,东北=42.125
24、0.89514城市等级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1,二线城市=2,三线及以下城市=32.5000.80113解释变量养老保险未参加=0,参加=10.6160.48701养老保险水平参加低水平养老保险=0,参加高水平养老保险=10.4680.49901中介变量消费支出对数数值越大,消费支出越多9.7560.7507.72112.36被解释变量幸福感不幸福=0,幸福=10.6430.479013.3 模型设定3.3 模型设定3.3.1 logistic 回归模型3.3.1 logistic 回归模型本文首先采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来考察参加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1)其中 表示各影响
25、因素的系数,x 表示影响变量。3.3.2 倾向得分匹配法3.3.2 倾向得分匹配法受制于数据收集的非随机化,对养老保险的参保情况与农民工幸福感的因果关系研究容易出现自选择偏误,比如受收入水平、工作质量、文化程度等诸多现实中复杂性因素的影响,参加养老保险与未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的幸福感知可能会截然不同,不具有可比性。本文采纳 Rosenbaum and Rubin(1983)42提出的养老保险水平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164 科学决策2023.08倾向得分匹配法来克服这个问题。倾向得分匹配法首先通过 logit 计算出多个控制变量的概率即倾向分,然后采用具体的匹配方法如近邻匹配、卡尺匹配和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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