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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战争
作者：叶檀
第一篇
第一章 忽左忽右的政府态度（1）
房地产业：为何绝望地收获跳蚤
2006年，房地产业成为社会各界万箭齐集的靶子。一个本应中性的产业沦为反腐败的突破口、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处以及贫富对立的活写照，更变成统计数据和政策信用的试金石。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长熊之前的中国股市，国有股减持失败之时几乎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股市成为圈钱、抢钱、欺诈的代名词。说起来，房地产与股市在本质上确实有相似之处，这两个市场都便于资本运作，都是经济泡沫载体，并且都有一头通国家金库、一头通百姓钱袋的大吸管，将巨大的利
益源源不断地吸到相关利益阶层的私囊中的便利条件。因此，在证券市场清理整顿暂时告一段落后，清理整顿房地产市场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否则，不仅将使资本市场目前已取得的成绩前功尽弃，而钱颖一等人财政联邦主义的美妙设想也会衍变为财政割据主义与市场割据主义，相比而言，后一种前景更为可怕。
总体而言，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异化为“癌变”的资本游戏场，其游戏规则与获取利润的手段与证券市场毫无二致――以距离官场的远近测量商人的敛财能量，以空手套白狼的手段来检验银行的愚蠢程度，以毫不留情的攫取手段测量普通投资者的耐受力。
积怨非止于一日，促使政府目前如此坚决地挤去房地产泡沫的原因，主要是结在房地产这根藤蔓上的尾大不掉的游离于预算之外的大笔地方政府资金，以及在这笔灰色资金掩盖之下的急剧膨胀的地方政治腐败势力，和由于房地产而迅速集聚于金融机构的巨大风险。可以说，中国内控机制本就不佳的金融机构已经难以禁受房地产业的轻轻一弹。
房地产业全国性的急剧膨胀始于1998年开始实行的房改。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房改是错的，但在房改中深植下的投机基因是大错特错的。从房地产到教育、医疗，三大产业的市场化走过了同样的投机之路，因此同样面临再次转型的痛苦抉择。
当时正值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期，亚洲深受其害，中国为兑现维持人民币汇率不变的承诺，只能靠扩大内需、提振经济来渡过难关。也许是被强烈整治的南方地产炒作狂潮吹大泡沫的能力让有关决策者印象深刻，因此在应对经济紧缩危机的关键时刻，不惜饮鸩止渴。很快，房地产市场就显示出巨大的威力。而围绕房地产业集聚起来的权商利益链条，又让得利者全部自觉自愿地成为房地产泡沫的鼓吹者。按照袁剑先生在《房地产套牢中国？》一文提供的数据，从2001年到
2003年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为9100亿元。而1998年不过区区67亿，从2001年到2003年发行的国债总额仅为9300亿元。在1994年分税制地方政府财权大部上收的背景下，土地收入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撑。事实上，在许多地方，土地收入已经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地方政府在土地上的财政收益不仅表现在巨大的土地收益上，也同样表现在房地产的交易过程中。
统计表明，在整个房地产的建设、交易的过程中，政府税、费收入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将近30～40％左右。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20～40％的土地费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近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80％。而在欧美国家，地价、税费相加大约只占到住房价格的20％左右。
第一篇第一章 忽左忽右的政府态度（2）
巨大的灰色收入在地方政府、官员、房地产商等所有权势集团之间分配，开发商利润的多少视距离地方核心权力层的远近而定。开发商以国有企业为主，辅之以名为民营企业实则为官员的“权贵”企业，就像大大小小的“福禧”公司。根据《财经》杂志2005年的调查，在上海房地产企业50强中，有超过一半是隶属于市、区两级政府的政府企业。这些房地产公司在囤积土地、房地产开发中所获得的暴利也可以被计算为地方政府的隐性财政收入。而其他民营企业不管是否具有海外背景，也与官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这边上海房地产通过社保案一反腐，那边瑞安地产就在香港上市，虽然上市早已开始筹备，但不顾受案件影响定价下跌而坚持上市，则显示出房
地产商在失去保护伞之后的急不可待。不仅如此，只要沾上权字的人都会沾上证券与房产两件事。正如所有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都在或明或暗地通过自创的投资公司打新股、坐庄抢利，许多企业也纷纷开办房地产公司在房地产业横插一脚，国资委在2005年甚至打算出台政策，圈定十几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集中1800亿的资金，打造房地产超级航母。央企房地产资金的充裕和当时国企监管层介入房地产的决心可见一斑，理由与当初坚决赋予石油央企垄断地位如出一辙，不过是对于触手可及的利润实在眼馋。当然，与所有的垄断行为理由一样，是做大做强，维持经济稳定和安全。
按照一位投行经济学家的估计，房地产商的自有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500％。与国外房地产开发商完全不同，国内的房地产商是公关先生，是资本玩家，是抽取银行资金的老手，是从土地批租到销售链条之间的中介机构，却不是市场意义上的房地产商――顶多是房地产创意策划和住房销售者，如曹海建所说是“一个资金靠贷款、建设靠委托的不劳动的开发商”却获得了远比房地产金融、整个建筑业和房地产服务业等整个产业链加起来大得多的超额利润，这是哪门子的市场？
与此同时，银行业也在追求利润的驱使下，自觉自愿地被开发商裹挟，而从各地所爆发出的一系列假按揭案件来看，许多银行人员成为骗局的组成环节，合谋将钱源源不断地从银行金库搬到私人家中。此时的房地产业更合适的名称，应该是资金的合法输血管道。此时的银行承担了怎样的风险？累计起来，中国银行业对房地产的金融支持大约在万亿。目前银行系统中，与房地产相关的大约有六类贷款：第一类是土地开发贷款，余额大约为2000亿，其中对各地土地储备中心的贷款约为1000亿；第二类是对开发商的贷款，余额大约为9200亿；第三类是对建筑施工企业的贷款，这类贷款的数额较难确定，估计在2000亿左右；第四类是对个人的住房抵押贷款，余额为万亿；第五类是混入到个人消费贷款的装修贷款，这部分贷款同样难以确定，估计有数百亿的规模；第六类是政策性住房贷款，大约为2800亿，其中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大约2300亿。根
据钟伟先生的测算，如果12个月内房价下跌30％，那么不良贷款可能激升到万亿的水平，不良率大约为％。中国银行业资产的整体不良率将因此上升个百分点，从目前的％重新恶化到％。此前，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经理、地产和银行不良贷款两方面的专家潘泰博研究表明，隐藏在我国银行第二类贷款（关注类）中的地产类不良贷款已经达到了5250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以流动资本贷款的形式流向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的隐性部分。人大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认为潘泰博的观点并非危言耸听。
第一篇第一章 忽左忽右的政府态度（3）
如果按照80%的第二类贷款都转变成了不良贷款的常态（一般的地产贷款从记入“关注类”到成为不良资产，通常需要两年的时间），那么正值上市关键时刻的三大国有银行的风险准备金覆盖率将会从、68%和分别下降到、和14%，如果新的盈利增长点不尽快出现，这一风险有转变为危机的可能。看来，央行《2004年房地产金融报告》所提示的房贷金融风险正在变成现实。这一金融风险可以两解：一是任其发展，让房地产泡沫扩大成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一些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正因为如此才心存侥幸，所谓做大就不会垮，正是资本市场中德隆系等的老思路；另一种是正因为房地产泡沫对金融危害之大，成为权力与经济的双重腐蚀剂，才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最终是纳税人将成为最后的输家。为了短期的收益，而放弃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政策，只不过是将风险往后挪，使风险附加上时间成本，还会使我们丧失扭转房地产经营模式的机会。所谓剜肉补疮，到时噬脐莫及。决策层对此已达成共识，房地产新政如急风暴雨，尽管主流媒体仍在播发房地产业处于十分危险境地的报道和评论，意向十分清晰，但此轮新政似已成不达目的绝不收兵之势。
鉴于相关文章车载斗量，笔者并未提及利益直接受到侵害的农民和普通消费者，他们成为房地产利益集团的直接盘剥对象，而直接挑起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就像资本市场任人鱼肉的中小股民用脚投票逼出了股改，四处纷起的房地产拆迁案件、农民对征地低价补偿款的不满是房地产新政的直接导火索，体现出掠夺资本的血腥。
既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化当初播下的就是跳蚤，收获的当然也只能是跳蚤。希望经过整改后的房地产市场播下的是法治与市场的龙种，这样才能收获住房公共保障与健康的商品市场的硕果。（2006-11-08）
怎样才能反映房市的真实需求
有报道称，“全国房价高位运行，国务院对房产调控效果不满意”，三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006年11月7日《第一财经日报》)。与此同时，财政部公布了一份姗姗来迟的第十二号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显示2005年被检查的39户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报表反映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仅为，而实际利润率高达，隐瞒利润超过一半。
少报利润的伴生物必定是偷逃税。
对这份报告，不同的人依然解读出了不同的内容。市场派认为，房地产宏观调控重拳只收微效，说明行政调控难以应对市场的真实需求，决策层应该正视市场的呼声；调控派认为，调控之所以成效不彰，恰恰说明政府的行政调控举措在实施过程中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消解。戴着有色眼镜解读往往如此，即便数据当头，仍可自说自话。不管是从学术上还是从政策性上，这样的解读究竟有多大的价值？
笔者很怀疑，那些以市场面目示人的学者是否真正在为市场说话。他们通常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官商勾结的灰色链条视而不见，对于公布房价成本痛心疾首，对于房地产的暴利不是避而不谈就是矢口否认，对于被曝光的房地产商与银行内部员工联手的虚假按揭、循环贷款案件视有如无，对于民众集资建房嗤之以鼻――连市场起码的法制化与公平竞价的条件都不想涉及，侈谈房地产市场化的目的大约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此次财政部公布的利润率为，由于并未同时公布房地产商的名单与项目所在地，这一利润额只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中部某个小城市的地产项目这样的利润已经算高，但是比起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核心地块的房地产项目则是小巫见大巫，尤其是在土地招拍挂之前拿地的房地产商，据上海房地产业一资深人士向笔者透露，其利润不可能低于50%。如果上海2006年三季度房价可以同比下降，难道其他城市比上海更市场、更能满足购房者的需要？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上海的房地产在严厉整顿之下，成为一个相对更能反映本地基本需求面的市场。上海人的平均薪酬有多少，房价就应该与之相适应。
第一篇第一章 忽左忽右的政府态度（4）
为房地产业暴利辩护者老拿真实需求说事儿。真实需求没有错，问题是，要反映国内房地产业的真实需求，必须对宽泛无边的需求进行约束。房地产业反映的是哪些投资者的需求？如果中国的房地产业向世界投资者开放，那么，中国的房地产业对应的就是世界投资者的需求，而不全是中国民众的需求，甚至国内的需求会被国际游资所覆盖，中国房地产业因此成为外国炒房团的热土。2005年房地产热钱的规模，在高峰的时候根据统计数额达到2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地产基金及对于地产项目的债权投资。幸而在调控过程中，这一趋势已初步得到遏制。
还应追问的是，有多少腐败资金借房地产业漂白？胡鞍钢根据政府部门公布的查处情况，概括为10类系统性腐败经济损失，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2005年中国GDP总量是17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增长部分是万亿元人民币。腐败资金规模，按照最保守的GDP的10%计算，应该是万亿元人民币。这些资金的主要部分投入到房地产市场，那些大大小小的腐败官员在迈阿密、北京、上海各买上一套房，就足以支撑中国的房价高悬于天，谁能说这反映了民众的真正需求？王石“正因为大部分房子被富人买走所以房价才高”的言论，倒是一语中的。而更能体现房地产业权贵市场本质的是，连本应起社会保障作用的经济适用房都成为权势阶层的投机砝码，低买高卖。
一个健康的市场最后所得到的必定是均衡价格，并且自然形成消费市场从高到低的梯度分布。一旦某个市场不顾当地的工资物价水准长时期高高在上，这个市场是不是真正市场化的市场无疑将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有时市场化幌子不过是为了固化行政力量对资源的垄断。譬如，当土地、上游产业定价权以及对于消费者的引导权都操纵在政府或者官商手中，那么这些人就理所当然成为市场唯一的决定力量。由此推导出的结论只能是：此轮宏观调控对房地产之所以成效不彰，并非市场经济规律或者宏观调控手段失灵，而是在深层次上遭遇强力抵制。垄断市场与权贵市场不除，房地产业不可能迎来真正的市场化时代。
附记:房地产陷入行政调控与伪市场化漩涡,成为夹心饼干受罪的是普通消费者。（2006-11-08）
楼市“限外令”等于一张废纸？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外投资客正在以打磨得雪亮的投资工具，试图在中国楼市拔得头筹。
尽管建设部、商务部、发改委等六部委出台了旨在堵截外资豪赌中国地产的171号文件，但目前披露的外资投资人民币地产方式给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试图以调控国内钢铁等产业的方式封堵境外资金投资，恐怕很难获得令政策制定者满意的效果。让打赌人民币会升值的外资退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中国的官员们必须尽快学会现代金融理念与投资工具，这样才能旗鼓相当，不至于输得太难看。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了一则案例，证明国外资金仍垂涎于中国楼市。一家总部位于爱尔兰都柏林的公司Shanghai Vision，在上海拥有多处“购房出租”地产项目。其客户有2/3是企业家和金融界人士，包括JP摩根伦敦办事处负责全球股票自营交易的副总裁罗德・罗德里格斯，他们中的许多人主要目标是希望通过持有人民币资产，以便在人民币升值中大获其利。
第一篇第一章 忽左忽右的政府态度（5）
为了绕开中国的严格规则，Shanghai Vision在中国注册了在岸公司，以便以境内企业的身份方便地持有这些地产项目，那些境外的项目投资者因此能够轻而易举地避开繁琐的行政审批手续，从容地获得五年内6%至7%的年租金收益率。从本质上来说，此等机构并不拥有现金，而更像是一个项目中介，他们在项目与投资客户之间牵线搭桥，投资者可以通过汇丰与中国银行等多家银行申请按揭贷款。如此一来，六部委171号文中费尽心力制订的有关境外机构和个人购买自住、自用商品房必须在华居住或者学习满一年且采用实名制等政策几乎等同于一张废纸。中国政府千辛万苦地压低房价似乎只是为了压制国内投资者，让他们给境外投资者腾出更大的获取利润的空
间。各金融机构同时扮演了输送炮弹的角色，其中包括了中资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商业化银行受利益驱动提供按揭并无大过，但这反过来说明，即使是中资银行，在收益面前也不会无动于衷。
境外投资者不仅通过世界资金来博弈人民币升值，并且像狐狸一样灵活地利用投资所在地的政策为己所用：与欧洲国家动辄25%左右的年租金收入税率相比，中国的月租金收入税率为5%；如果在五年之后出售房地产，就无需交纳的营业税，只要缴纳20%的资本利得税。如果投资者在英国定居，那么在中国缴纳的税款可以进行抵扣。虽然从表面看来，投资者风险极大，但太多的此类投资者集聚起来，将人民币汇率盯在高位上，几乎被烤焦。
上世纪90年代，政府部门为了刺激中国楼市的发展，未顾及境内需求与土地供应状况，对外资投资中国房地产业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这是犯下的第一个过失；如今昧于现代投资理念，试图以一纸文件用行政性手段扼制国际资本市场的现代投资术，这是第二个过失。
事实上，从中国加入WTO以来，人民币资产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定价，相当于小河之水注入了大河，流动性远超过封闭时代的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面临着全新的课题。由此带给我们的挑战是，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也提供了国际投资者一个新的对冲手段，如他们在做空房价相对稳定的欧洲房
市的同时，做多以欧元及英镑衡量相对低廉的中国房产，内外形成落差，只要筑起个大坝就能发电、就能赚钱。这才是国际投资客能够兜底中国楼市的真正原因。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人民币年升值超过5%将开启“潘多拉之盒”，导致中国数百万人失业。此言有现实考虑，不为无据。但中国政府面临的同样紧迫的任务还有尽快学会现代金融理念和手段，否则，一个魔盒的关闭总是意味着另一个魔盒的开启。（2006-11-10）
看！韩国房地产这面镜子
因为大力抑制房价政策收效不大，韩国副总理权五奎2006年11月15日代表韩国政府“向无住房平民表示歉意”，建设交通部长官秋秉直、青瓦台（韩国总统府）宣传首席秘书李百万和青瓦台经济辅佐官丁文秀向总统卢武铉递交辞呈。青瓦台发言人尹太瀛宣布，虽然此次由他们主动请辞，但实际上却属因政策失败问责性撤职。很明显，这不是因为官员良心发现，而是问责制的威力使然。
这几位官员中，秋秉直未与有关部门妥善协商就公布新城市建设规划，使得一项原本为了抑制房价的措施被市场理解为对楼市的天大利好；丁文秀总管青瓦台的房地产政策，竟公然宣称“我不是房地产专家”以图卸责；而李百万虽然在官方网站上发表“现在买房将来会吃大亏”的文章，自己却从银行贷巨款购入房产而尝到甜头。如此失职渎职的官员不辞职谁辞职？韩国此轮房价飞涨起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当时韩国房价下跌近一半。
第一篇第一章 忽左忽右的政府态度（6）
为扶植建筑业，拉动经济增长，1997年韩国政府放宽了公寓转让限制，此举虽然成功搞活韩国房地产市场，却助长了房地产投机，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据韩国国税厅对首尔等9个房价暴涨地区的调查显示，2000年1月至2005年6月的五年半时间内，上述地区公寓的平均售价上涨了倍，而同期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仅增长4%～5%。韩国政府对于房地产业拉动经济的厚望，国人并不陌生。
韩国房价暴涨有几方面原因。首先，政府对民众消费心理认知有误。韩国人与中国人一样热衷于购买不动产：一项问卷调查显示，90%的受访韩国人表示，如果有剩余资金他们愿意投资房地产。这样的心理是滋生高房价最适宜的土壤。
其次，人口过分集中，韩国房价最高区域在汇聚了韩国人口1/4的首都首尔。目前，在首尔部分地带，房价上涨率最多达到通货膨胀率的７倍。
另一方面，大量投资不动产也显示出韩国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人们对于货币的信心不足，更愿意转换成投资品种以保值增值。房价与房租远不成比例，证明更多的人购房并非出于居住所需，而是出于投资的目的，一如中国某些大城市曾出现的情况。
更重要也更相似的地方在于，韩国的富裕人群成为房地产投机的急先锋。韩国政府指责高房价是强大的“房地产势力”――部分建设企业、金融机构、房地产中介和房地产媒体故意哄抬的结果。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在推卸责任，但社会强势阶层投资房产产生了巨大的羊群效应则是事实，广大工薪族纷纷跟进，连家庭主妇都加入炒房行列，一旦看车老人都加入炒股炒房的行列则股市楼市危矣，房价股价自然水涨船高，但风险也急剧增加。
房地产既能拉动经济，房价泡沫也会摧毁经济，韩国政府担心重蹈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覆辙，更担心被愤怒的民意吞噬，在政治上遭到彻底失败。
针对高房价的这些成因，韩国政府一方面出面安抚民心，韩国总统府表示，将制定“如宪法般难以更改的房地产制度”，以稳定房价，维护多数人的利益。二是从税收与贷款政策等各方面，采取措施抑制房地产投机市场的豪强之辈。韩国政府对全国5万～10万名拥有大量房地产的富裕阶层征收“综合房地产税”，从2005年开始，出售第二套以上房产的卖主需交纳30%的资本收益税，2007年起这一税率将提高到60%。为抑制投机，金融机构住房贷款额度不能超过实际市场房价的40％，作为硬币的另一面，金融政策将向普通工薪阶层倾斜，对面向普通市民的住宅金融公社的长期抵押贷款利率下调％。第三，加快公共宅地住宅建设，加速住房供应，解决普通居民无力购房的燃眉之急。接下来的四年，全国新房供应量共达到164万套。最后，为缓解首都住房困难，分流人口，计划加快新建卫星城。
韩国政府正在解决与我们相同的房价难题，在住房金融、税收政策等方面与我国正在推行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不同的地方在于，在各项配套政策中，韩国政府在贷款利率实行不同阶层的差异化区分，推出救援普通购房群体的计划，以免普通购房者惨遭池鱼之殃；同时，对增加住房供应量的数据做出具体承诺，这使政府无法卸责，责任的公开与透明是严厉调控政策得到落实的前提。政府部门勇于指责市场各方而怯于自省，正缘于承诺的暧昧与含糊，以及对于普通消费者力量的习惯性漠视。
第一篇第一章 忽左忽右的政府态度（7）
为了解决房地产难题，韩国政府应该发展市场，让国内四处流动的资金多找到几个投资渠道，让投资市场的通畅来为房地产市场减压，也是势在必行之举。否则很难再次避免3年内更换8套方案却压不下一个房价的尴尬。令人遗憾的是，韩国政府推出的新方案似乎并没有针对性举措，房地产市场调控前景仍不明朗。
原首尔市长李明博强烈批评韩国政府的不动产政策“如同不精明的猎人，为打一只野猪满山瞎跑，结果祸害了山里其他动物”。问责制如此严厉、各界批评绝不稍怠的韩国政府尚且只能得到如此评价，驾驭市场的能力遭受严重质疑――韩国房地产市场还真是一面躲不掉避不开的镜子。（2006-11-17）
不要用纸面数据忽悠购房者
住房分成保障与商品住宅两部分，通常人们认可，政府需要解决的是保障型住房，而不是商品房的价格。如果将大部分中低收入阶层纳入保障型住房供应系统，房屋的均价就会下降。据估计，廉租房供给每增加5%，就会迫使房价下降3%～4%。2003年8月，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简称“18号文”），以住房拉动内需政策启动，大部分中收入阶层被驱赶入商品住宅市场，以及政府用市场手段实现土地收益最大化开始，我国的房产价格就坐上了火箭，房地产价格下降是偶然的，上涨则成为必然。国土资源等部门的表态证明，政府对住房问题开始两手抓，一手抓抑制需求，另一手抓扩大供给。
为缓解房价上涨的民意压力，有关部门再次提出增加土地供给和扩大廉租住房建设。增加土地供给平抑房价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增加的土地面积确实到位，二是必须有针对性地针对某种住宅的土地供给，才能有的放矢。这两个条件的落实，不仅有赖于政府的决心，还受到现实的抑制。
纸面计划的供给增加与现实供给的增加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以北京为例，政府的土地供应计划有增无减，但真正落实难度颇大。北京土地供应计划与实际之间缺口不小，2006年北京市国土局完成全年供地计划中，商品房建设用地计划仅完成了69%，其余的都变成了经济适用住房和享受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用地。而这些所谓的享受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供地全部都不是面向社会民众的用房，而是仅面对特殊单位群体的住宅用地。照此推论，日后在计划与实际之间依然会存在缺口。
问题不仅于此，由于城市中心土地的稀缺性，郊区土地的供应增加虽然能够拉低房屋均价，却无法拉低具有区位优势的中心城区房屋价格，另一方面，房屋拆迁改造越来越难，成本加大，上海、深圳等地稍具区位优势、配套设施完备的土地接连拍出天价。要保障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政府必须加大反腐力度与廉租房的建设，这两个方面的成绩仍然未能得到数据支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兴洲提出“公务员住房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揭开了揩经济适用房优惠政策之油的机关单位集资建房的冰山一脚，这种赤裸裸的腐败与非机关单位经济适用房的寻租现象交杂在一起，形成牢固的利益链。
廉租房的建设也并不尽如人意，廉租房的核心难题建设资金至今未能解决。据《21世纪经济报道》，早在2006年7月，建设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就联合下文，要求各地要拿出土地出让净收益的5％用于廉租房建设，限令2006年年底各城市拿出计划。但此事知易行难，据称，2006年北京廉租房建设资金来源只有公积金增值收益，而财政资金一分钱也没有到位。
第一篇第一章 忽左忽右的政府态度（8）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表示，按照2005年全国土地净收益2100亿元计，5%将提取109亿，对“十一五”期间每年需要的500亿廉租房资金缺口不无小补，同时土地出让金每年仍在大幅增长，估计2006年约为7000亿。但现实是，根据北京市建委透露的数据，北京市投入廉租房的全部资金不到亿元，全部来自于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这相当于在中低收入阶层商品房的优惠融资渠道中虎口夺食。公积金增值收益里面可以提取的廉租房建设资金，每年大概有26亿元。据粗略估算，到2009年年中，北京可以提供的廉租房只有1000套左右，但《北京住房建设规划(2006年―2010年)》所提供的数据为47万―60万平方米，约1万套。实际数字说明一切问题。房地产市场牵涉到土地、融资、投资等各种领域，情况极为复杂，绝不是弄几个纸面数据、画几个饼就能应付过去的，需要大量基于实践的具体而复杂的工作，同时政府必须将国有土地的收益切实让利于民，否则，这一死结无法打开。市场会说真话，民众的切身感受无法欺骗。
在杭州等地实行的保障型住房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经验，那些决策者不妨吸取来自于实践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同时，引入国外用于普通收入阶层的优惠融资体系以及工厂化建设模型，真正改变目前公积金低效而官僚习气十足的资金利用方式，这才是中低收入阶层购房者的福音。（2007-07-18）
铁规不铁 房地产政策效用面临耗散危机
人人希望有安逸而体面的住房，尤其是在有购房之后成家立业传统的中国。但现实让大多数人的体面住房理想沦为奢望。无需再提房价上涨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从70～90平方米政策效应的耗散，我们完全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
2006年开始实行的一系列调整商品房供应结构、摧抑房价的政策，除了税收政策以外，最刚性的一条是2006年5月建设部公布《关于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的若干意见》，其中要求自6月1日起，新建住房有七成应该是90平方米以下的小户型。经过一年有余的从规划到上市的周期，按理到2007年下半年将逐渐显示威力，9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应该逐渐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主角。那些普通购房者，完全有理由寄希望于小户型的大量出台让自己过上体面生活。
但国家信息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然刚性条例的软性一面，2007年1月―5月投资在90平方米以下的项目只占总量的。该数据引来无数抨击，对于期望以小户型抑制房价的持币待购者而言，这是个噩耗。90平方米政策出台之初就遭到抵制，不仅有房地产商，还包括商品房市场化的主张者。的确，强制小户型似乎缺乏法律依据，更像是政府保障土地使用效率与抑制房价的不得已行政之举，而政府既然出台规则，各方就应令行禁止。
仅仅“存活”了十几个小时就被建设部废止的《90平方米以下住宅设计要点(征求意见稿)》成为近年来中国实行时间最短的政策，足以证明国务院调整住房供应的决心。与以往一样，各方的暗渡陈仓的举动层出不穷，一些地方或是充耳不闻，或是提前审批，或是静观其变，等待制定政策者的决心自行消退。更多的做法是，房地产商加强了对小户型住宅的“合理”规划，只要客户购买两套相连的小户型，打通之后就是完整的大户型住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更何况，这些对策执行者都是地方决策层与手握话语权、资产处置权的一方政经“诸侯”。
第一篇第一章 忽左忽右的政府态度（9）
结果就像现在所看到的，国家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表明了政策执行力的软弱。笔者猜测，大约有很多捂在一级开发商手中的土地已通过各种手段完成了报批手续，这些项目并不受铁规限制。
也不能说70～90平方米政策毫无作用。从北京市场来看，目前市场存量和增量合计90平方米以下的供应量占整体的30%，许多土地已经形成在售项目，预计2007年70～90平方米政策对住宅供应结构的影响效果无法体现，但长远影响会在以后逐年释放。目前，北京市场小户型住宅的交易量已近一半左右。
对购房者来说，更大的不幸在于，即便小户型占据了市场的主导，房价也不可能进入下降通道。
一则小户型住宅仍然面临在高房价压力下的资产重估。也就是说，随着房价的急剧窜升，小户型房必定会紧跟土地与房价涨价的步伐，按照出售期同类商品房的价格进行调整。小户型房的总价可能会低，但单位价格并不会下降多少。事实上，小户型的开发成本要高于大户型。
第二，小户型与大户型房一样，只要是商品房，就会面临随着区位、公共配套设施等一系列因素而来的溢价或者折价，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房屋即便只有50平方米，只要处于卖方市场，均价仍达万元以上。
第三，目前推出的小户型住宅与2003年左右的第一代小户型不同，都经过了开发商相当精准的设计，精心建筑、严格管理成为新一代高端小户型住宅的特色，小户型房绝不是廉价房的代名词。开发商大概是在以东京中心城区的小户型房为蓝本进行开发，让我们想象一下东京城区的房价吧，而北京小户型的极端最高房价也到达了每平方米3万元以上。
导致政策效用耗散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是因为饱受抨击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意味着我们的利益激励机制出现了大问题，由房地产的主要受益方吐出利益甘当活雷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或者是因为政策与市场化的走向相抵牾，比如以税收控制购房需求，这在全球流动性过剩、房价疯涨的背景下，仍然是个无法实现的美梦。人们的投资需求与投资成本无关，而与收益有关，投资渠道少，需要足够多，就无法阻挡追逐收益的脚步；或者是因为产品品质上升引发的价格上升。从小户型房来看，上述原因一一具备。
小户型房可以合理利用土地，可以改变住宅结构，但注定不能成为房价的助降器。忽视这一事实会导致购房者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增加对房地产市场的不满。明知无法实现还勾起民众的欲望，是违背市场规律与执政规律的愚蠢之举。这首先说明，政府要了解、认可房地产市场的客观规律，距离遥远，离按照规律行事平抑房价距离更远。但有一点，是诚信的政府能够做到的，就是告知民众房地产市场的真实数据，以及政府出台的平抑房价手段的真实效果，由民众自己做出购房判断，而不必听风就是雨地深受房价下跌幻象之害。
如果地方政府拍卖土地的资金仍然占据地方基建资金的40%以上，如果加大对廉租房资金的投入力度仅仅停留在纸面，或者对经济适用房之中的寻租现象缺乏约束能力，还是先不要提房价下降了吧，只要能稳定，就是奇迹了。（2007-07-20）
发改委的房地产紧缩政策建议是为房价推波助澜
第一篇第一章 忽左忽右的政府态度（10）
给高房价诊脉也出现了“板块轮动”现象，从一级土地市场价格过高供给过少，到二级市场开发商捂盘惜售，转了一圈，发改委某课题组又开出了“大幅加大税收幅度、出台物业税取消预售房、放弃房地产支柱地位”的老药方。考虑到执笔者王小广先生对房地产一贯的“嫉恶”态度，即便出笼再严厉的报告也不足为怪。
令人奇怪的倒是文中所开出的某些药方，有为房价推波助澜之嫌，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并不太懂房地产市场规律的宏观经济学者对房地产业开出的错误药方。
报告的中心议题是为取消房地产市场的支柱地位。对于中国房地产忧心忡忡者都不愿意看到中国的金融与几十个行业被绑定在房地产的战车上，但从历史上的眼光来看，今天房地产的局面是一个错误的重大经济政策――1998年将绝大部分人驱赶入楼市的必然后果，在可见的几十年中，中国房地产将长期处于供需失衡状态。开发商重新估值、大小户型结构性失调，以及将房地产作为投资品种大炒特炒，只不过使供需失衡状态更加恶化，而不是供需失衡的症结。
从房地产拉动消费与产业这方面来说，以往偏颇的房地产市场化政策确实收到了奇效，但由此导致的副作用必然是房地产市场成为支柱产业，房地产拉动内需的功劳越大，支柱产业的地位越是无法动摇。
此时，对于政府而言，重要的是逐步刹车，方法包括确保40%左右的人可以凭借廉租房或者经济适用房解决住房困难；调整大中小户型的比例，使土地与商品房资源效用最大化；确保5%以上的土地出让金专款专用于廉租房建设；增加土地供给、扩大房地产融资渠道，使普通自住者可以得到“平价”贷款，也使银行从房地产市场这辆战车上松绑。现在的问题肯定不只是房地产商对银行的依赖，而是银行在利润的驱使下已经对房地产市场形成了极强的路径依赖，以至于央行两年前取消预售房的建议遭到了包括银行在内的利益群体的软性抵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以结构封顶控制房地产金融风险，在实践中效果依然有限。
要解决供求问题首先要解决的矛盾是扩大供给，政府要做的是拓展除公积金、银行信贷之外的多层次融资渠道，而不是在投资领域人为设限，所谓“房地产业存在投资过度问题”这一预设本来就是错误的，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反映的是房地产投资结构性不足、尤其是保障型住房投资严重短缺，投资效率不高、市场化程度不够，一句笼而统之的“房地产投资过剩”不过使我们离事实真相更远，从而使房价上涨幅度更大。
报告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紧缩方法是加大税收，出台物业税。以税收抑制消费确实是政府经济学家的常见思维，对待税收政策必须慎之又慎，否则既违背税收法治原则，又事与愿违加重普通购房者的负担。
房地产市场已经表现得非常充分，卖方市场的征税行为通常是向买方转嫁成本的过程，并且，出台物业税有两个前提条件，首先要清理土地出让金，否则加征物业税就是重复征税的同义反复，在现阶段地方土地财政无法扭转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次对自住与投资区别对待，抑制投资与奢侈性住房消费，以税收激励机制调整房地产市场的结构。
第一篇第一章 忽左忽右的政府态度（11）
很明显，房地产市场有区别的税收政策，动的是地方政府与拥有强大游说能力的高收入阶层的奶酪，实行不易，如果不加区别一体征收，必是提高房价有损民生的恶政无疑。
第三个紧缩方法是取消房地产的期房预售制度，改为现房销售。这又是一个医不对症的建议。期房销售之所以盛行一时，意欲叫停两三年却迟迟难以实行，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融资渠道极不通畅，无息的期房销售款一度占据房地产开发融资的半壁江山，这是以开发商无偿占用购房者的方式解决融资难题的中国式资金解决办法，购房者有所损失这是事实，但从各地消协受理的投诉情况来看，他们更大的损失来自于期房变现时质量与面积“缩水”，而不是房价高升，政府应该监管的是开发商的诚信与房产的质量。
事实刚好相反，多数情况下，期房与现房差价相差30%以上并不罕见，这也就不难解释购房者要冒着风险买期房。融资有道的大开发商对于预售融资已经不太热衷，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情况是开发商捂盘惜售静待房价上涨，迫使政策要求在预售证下发的两周内必须上市。可以想象，一旦90%的期房退出市场，短期内供给急剧下降，必然造成房价狂涨，普通购房者与小开发商同时成为受损方，市场集中程度继续提高。
许多房地产的政策建议大抵如此，出于一腔激情试图降低经济风险，保护普通购房者利益，最后往往因为乖谬的政策与市场和法治相悖离，反而拉动房价上升，保护了不该保护的，打击了不该打击的，房价即使一时下降仍然会报复性反弹，除了夺一时眼球之外再无其他好处。
扩大保障型与中小户房型的供给，以这部分房价拉低总体价格，才是房地产调控的正途。（2007-07-27）
为高端群体建廉租房是个馊主意
这样的提议能够正式提出，有关方面的税收法治与公共财政意识之低下，令人难以置信。如果高端收入群体都必须靠政府廉租房，那不如直接回到福利分房时代来得痛快。住房的福利化与市场化之间的火候非常难以拿捏，稍不小心，保障型住房就会成为特殊人群的优惠政策，保障型住房就蜕变成福利分房的同义语。
2008年1月10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海淀区领导表示，北京的房价较高，一些优秀人才受经济压力影响较大，海淀区有望成为全市试点，建设一批政府廉租房，提供给企业高端人才、公务员、教师、海归留学人员等群体。
1月15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联合进行了专项调查，共有2343人参与。数据显示，％的公众在知晓这条新闻后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的人明确表示为高端群体建廉租房“没有必要”。虽然他们这样做的初衷十分美好，要为当地政府留住高端人才，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纳税人的钱财补贴给了不该补贴的群体，最终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税收负担，败坏了市场的基础。
众所周知，我国这几年的房地产市场化最大的负面效应就是以市场化为名的房价畸高，住房社会保障欠债累累。自2007年开始实施的意在加强住房民生保障的举措，可以视作政府在房地产领域最重要的一次转折，其意义不亚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