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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对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
发布时间：2010-03-08 来源：海拉尔区政府

北方草原上的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生长、生活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掌握了与这种草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技术，在某些方面还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成为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宝库中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畜牧技术

草原文化是与畜牧业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草原民族最先学会并掌握了捕获、驯养、放牧羊、牛、马、骆驼、鹿等牲畜的技术，并使畜牧业成为自身生存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因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既要熟知地理状况，根据不同地区的水草丰茂与否，选择放牧地，“随时畜牧”的游牧民族也要掌握天气的变化，根据风沙雨雪的状况，在自然灾害降临时做出必要的选择；游牧民族既要掌握不同畜种的牧养技术，以适应其不同的特点，也要根据牲畜在不同生长阶段、不同季节的特点，采取相应的牧养技术。这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已经形成了相当系统的技术体系，不少实用、适用的技术至今仍然在畜牧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畜产品的加工技术

牲畜既是草原民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草原民族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但是，有些畜产品不可以直接作为消费品加以利用，而是必须经过必要的加工才能够用之于消费，因此产生了畜产品的加工技术。由于季节不同，牲畜一般是“夏壮、秋肥、冬瘦、春死”——夏、秋季节水丰草茂，牲畜膘情最好，冬春季节牧草枯萎，乏草可食，牲畜普遍掉膘，甚至死亡。因此，入冬时是牲畜大量屠宰的季节。大量牛、羊肉要备作春、夏季的食品，就要制作成肉干储备。草原地区的风干肉，不能在阳光下曝晒，而应晾干或冻干，在清明节前10天左右取下放在坛子里，用数层麻纸将口子封严，40天后放开来，肉干鲜味如新，而且不变味，不长虫子，独具风味，令人食之不忘。

牛奶、羊奶、马奶、驼奶均具有丰富的营养，是草原民族保持健壮的体魄须臾不可缺少的饮料。但是，产奶的旺盛期也是集中在夏、秋季节，为了将此时食用不完的奶子留到冬、春季节食用，草原民族发明了乳品加工的技术，以发酵的方法制作酸奶，还可以用马奶、牛奶、驼奶制成醇香可口、营养丰富、滋补宜人的奶酒。在全世界的四大酒系中，白酒源于中国的中原地区，啤酒原产于古埃及、果酒以欧洲为代表，奶酒则是以蒙古高原为主要产地。更为普遍的，则是以牛奶制成奶皮子、奶豆腐及白奶油、黄奶油、酸奶油、黄油渣、酸酪蛋、甜酪蛋等奶食品。

草原民族的服装、靴鞋、毡房、马具等，大多是以皮革、毛皮为原料，其加工技术在草原民族的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剥皮的时候，要精心细致，避免破坏皮张，加工的时候要用木棰敲打，轻度发酵，认真刮削，反复揉磨。加工好的皮张，可以制服装、帽子、靴鞋、被褥、帐篷、铺垫等，还可以制作甲胄、箭囊、革囊、马鞍、缰绳、肚带等。牲畜的筋经过加工处理，可以捻成筋线，缝制服装、用品，用筋线制作的弓弦，因拉力大、弹力强而被人们称之为“良弓”。草原地区野生动物较多，其皮毛极为珍贵，加工技术和制作工艺更为讲究。羊毛在草原地区用途极广，以制毡、制绳为主。制毛毡的技术性很强，需将洗净的羊毛加入适量的清水和粘着物，浸湿、加温、长时间的反复挤、压、擀、卷，使之成为需要的大、小、厚、薄不同的片状，再用来制作毡毯、毡靴、毡袜、毡帐等。

(三)交通技术

蒙古草原是马的故乡。蒙古马是与野马血缘最近的品种。生活在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是最早的马的主人，也是骑马技术最早的发明者。因此，草原民族被称之为“马背民族”。马具有灵活、快速、耐力强等优点，可以骑，可以驮物，可以拉车，以马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不仅大大减少了人步行负重的劳累，加快了行进的速度，而且大大扩展了人的行动范围。在人类发明汽车、火车之前，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马匹始终是陆上交通的主要工具之一。在蒙古高原中部、西南部戈壁地区和沙漠地区，则是以骆驼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并称之为“沙漠之舟”。

为了适应草原地区地域广阔、迁徙范围大的特点，草原民族掌握了就地取材制作车辆的技术。这种车辆轱辘较大，在坎坷不平、草高沙软的草原上行走便利，涉水渡河也如履平地。北魏时，敕勒人因乘这种轱辘高大的车辆而被称为“高车族”。蒙古族习惯用的勒勒车，也具有这种特点。车辆的制造，需要掌握较为复杂的技术，制造车辕、轴、轮等，需要坚硬又具有较好弹性的上等木材，按照适当的比例结构制做。针对平原地区、沙漠地区、丘陵山地等不同地貌，车辆的大小、形状也有明显的区别。

草原地区河流众多，不少河流河道游移，不适宜建固定的桥梁。草原民族发明了“束薪为桴”以渡水的办法。成吉思汗的祖先就曾以这种办法渡河。成吉思汗与王罕、札木合联军讨伐蔑尔乞部时，则是用猪鬃草捆成筏子渡过了勤勒豁河。同时，草原民族也掌握了“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的架桥技术。

草原民族的交通技术，不仅在自身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扩大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东西方交流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元朝建立了贯通欧亚的交通网络体系，在交通建设与管理上，均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建筑技术

草原民族被称为“毡帐之民”，是因为草原民族经过世世代代的探索，在实践中掌握了在草原地区就地取材制作毡房的特殊技术。现在牧区蒙古族的蒙古包，就是这一技术的结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这就需要住所必须搭建方便、易于搬迁；同时，草原地区冬季多暴风雪，春季多大风沙，又要求住所既轻便、又稳固；夏季气候炎热，还要求通风方便。蒙古包具备了上述要求。蒙古包是组合式的房屋，搭建、拆卸均很方便，用二、三辆勒勒车载运或用二、三峰骆驼驮运即可。蒙古包是圆形的，呈流线形，而且其架木结构十分合理，既能够紧密结合起来，又能够有效分担压力，抗风力强，搭建稳固的蒙古包可在十级大风中岿然不动。总之，蒙古包是草原建筑艺术的结晶。

阿拉坦汗将藏传佛教格鲁派引入蒙古草原后，逐渐建起了在草原上星罗棋布的黄教召庙，这些召庙大都兼具汉、藏建筑风格，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至今在呼和浩特的席力图召、包头的美岱召、五当召等著名召庙，仍可感受到这类建筑的独特魅力。

(五)医学

自古以来，草原民族即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套适合当地特点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元代是医学大发展的时期，元世祖忽必烈设立了太医院，并在各地设立了惠民药局。元朝政府大力支持、提倡不同医学体系的交流，不仅草原医药与汉医药、藏医药广泛交流，还从中亚地区引进了“回回药物”，翻译刊印了《回回药方》，大大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阿拉坦汗曾患足疾，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为之治愈。因此，伴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的传播，藏医药广泛流传，召庙均设有医学部，传授藏医、藏药，培养了许多喇嘛医生，并翻译、编写了不少的医学著作。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著名的藏医《四部医典》传入蒙古草原，对蒙医药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许多蒙医将传统的蒙医实践与藏医学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编印了不少蒙医著作，其代表作有：《蒙藏合壁医学》、《医学大全》、《脉诀》、《医学四部基本理论》、《药剂学》、《药五经》、《配药法》、《针炙法》、《脉诊概要》、《外科正宗》等。汉医学的代表性著作《本草纲目》、《牛马经》等也翻译成蒙文。因此，蒙医学成为在草原民族传统治疗方法基础上，吸收汉医学、藏医学、回回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发展而成的系统的医学体系，成为中华医药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历法与天文学

季节变换对草原民族的生产与生活关系极大，草原民族也根据岁时变换的特点，总结出对气候变化的判断，“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黑鞑事略笺证》，载《王国维遗书》第13册，第4页)。在历史上，蒙古人曾采用十二生肖纪年和干支纪年，后又袭用金朝的大明历。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郭守敬编制了《授时历》，经元世祖忽必烈下诏，颁行全国各地。《授时历》将回归年长度确定为365.2425日，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时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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