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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社会流动性

关注“社会流动性”

2011-09-20

（晋城发展研究第32期）
【社会流动性】
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学术语，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指民众在地域上的迁徙情况，因此，也称之为水平流动性，另一层的意思是指人们在社会阶层结构上的升迁，是指纵向的流动性。这里主要介绍纵向社会流动性。
按照学究式的定义，社会流动性是指个人或群体由社会的某一阶层到另一阶层的活动。具体来讲，它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程度，这种影响程度越高，社会流动性就越低。而进一步严格区分，社会流动性又分为代内流动（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和代间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前者是指个人在自己一生中的社会地位的变迁，例如，从一个蓝领阶层成为白领阶层。而后者是指下一代相对于父母社会地位的变迁，像奥巴马从一个普通的黑人移民的后代成为美国的总统。
【社会流动性的测度】
社会流动性的测度方式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它的取值在-1到1之间。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意味着代际相关系数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是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1，这意味着如果上一代是穷人，那么下一代就变成富人；上一代是富人，下一代就变成穷人，这通常是通过大规模的财富剥夺才可能实现的代际变化。一些国家长期陷入贫困陷阱、积重难返，其主要原因就是经常发生战乱和革命，导致了代际之间的过度和无常的变化。正常社会的代际相关系数都是在0和1之间，由于有各种因素影响代际之间的传承，比如基因、自然环境等，所以相关系数应该高于0；但如果代际相关系数趋于1，社会结构就会彻底地固化，父辈的收入、教育和地位会完全决定子辈的收入、教育和地位。
【社会流动的重要性】
为什么要强调社会流动的重要性？现在人们高度关注的政府规模过大、收入分配不均、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这些问题都是体现为静态的不平等，而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这将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然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
什么叫静态和动态的不平等？假设有两个社会，第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很小，基尼系数只有0.25，但没有社会流动性，父辈富则子辈富，父辈穷则子辈穷；第二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数高达0.45，但社会流动性很强，无论父辈条件怎样，所有年轻人都有成功的机会。那么这两个社会更有活力的当然是后者。这就是静态和动态不平等之间的差别。
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只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调动社会上所有人的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努力工作，积极创业和创新。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就进入了效率驱动阶段，在此阶段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激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们是否愿意学习、得到教育和培训以及是否愿意寻找一切机会去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决定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要让所有人有这样的积极性，就一定要给他提供希望和机会，让他产生“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的预期。如果不管个人如何埋头苦干，收入和财富还是主要由父辈的收入和财富决定，就会失去个人奋斗的志向和激励，失去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热情。因此，高社会流动性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
对于一个开放的社会来讲，对于不同阶层的人来讲，都应具有较为公平的机会，都鼓励社会成员通过努力和竞争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与此相反，对封闭的社会体系而言，底层向上走的机会甚少，个人的命运难以改变。封闭的社会体系的弊端显而易见，会导致各个社会阶层的仇视、腐败的滋生、社会的不稳定和创新精神的减少。
我国刚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如何激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人们愿意学习、愿意接受教育和培训以及寻找一切机会去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效率驱动阶段的经济发展关键。
比较世界各国的数据可以得知，一国社会流动性越高，对应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秘鲁、智利和巴西等国的教育代际相关系数都超过0.59，这意味着如果父辈教育程度不高，那么孩子也很难接受良好教育，因此长期处在“中等收入陷阱”；而发达国家的教育代际相关系数都低于0.5。
【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成员，李春玲认为，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尚未在中国最终形成，“影响社会流动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教育，二是就业竞争。”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文指出，要把“义务教育均衡化”当做工作重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在2011年北大光华EMBA华南校友春季论坛发表演讲时指出，社会流动性降低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存在某种微妙联系：“尽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并不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学院，基本上是‘择优录取’，本科招生更是集中了全国的‘状元’及顶尖考生，可是，从2003-2010年间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构成数据来看，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比例在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比例在减少，人均月收入5000元以上家庭的学生比例从‘几乎没有’增加到25%，而1000元以下的家庭学生比例却从60%下降到25%左右；农村学生的比例，近年来一直不到10%，与上世纪80年代，农村大学生的比例至少有40%的数据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目前，中国农村户籍人口仍比城市人口多，可是大学录取率却远低于城市人群，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流动性在降低，农村学子通过就读名校跻身上流阶层，改变命运的机会和通道正在锐减。”
就业方面的不公平也在影响中下阶层往上走，专栏作家R O E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村往往要倾全家之力、耗全家之财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可‘一毕业就失业’的惨淡就业形势，令农村学子‘用读书改变命运’的念想日趋破碎；而与之相照的另一个极端是，一些家境宽裕的‘富二代’，可以从容通过父辈资源谋求较佳职业渠道，甚至连基本的学历门槛也无需顾虑，变相的‘世袭’和新版的‘读书无用论’并存，草根阶层的升级通道严重受堵，这也是社会流动性削弱的一个显著表现。”“农二代”在教育、求职上均完败于“城二代”。
从北欧各国的经验来看，应致力于促进教育公平和就业公平，政策上则主要是扶助中下阶层。这些国家的主要做法是扩大教育供给量，降低中下阶层教育成本，让中下阶层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在就业上也是侧重扶助中下层就业，注重给年轻人提供就业岗位。
各国推进教育公平有以下政策值得借鉴：
首先是通过立法确保每个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同时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共性。各国政府把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防止教育商品化机制的引入伤害弱势阶层。
其次是在校际、城乡间和区域间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保证政策公平。芬兰实行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标准和要求，统一学校教学设施和经费投入的标准，没有重点校和重点班之分，确保每个学生享有均等的优质教育。
第三是强调弱势地区和群体优先，对弱势地区和群体实施补偿制度。例如，日本和韩国颁布振兴偏僻地区教育的专门法律；印度对弱势阶层实施入学保留名额制度；美国为处于不利境地的学生提供特殊资助。
第四是不仅关注机会公平，还关注过程和结果公平，建立个性化学习和辅导制度，保证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整体推进教育质量。例如芬兰通过设立班级教师、教师助理、特别需要教师和多学科综合工作小组等，建立了完善的学生帮助辅导制度。
第五是实施“二次机会计划”，关注弱势人群。例如，芬兰对9年制基础教育之后不能升入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的学生采取一年的补习计划，使这些学生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在补习一年之后升入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
据“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介绍，目前不少国家的就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弱势群体的，主要的政策举措有：
通过财政补贴鼓励雇主雇用困难群体。法国1997年开始实施“青年就业计划”，在公共部门、非营利性部门等为数十万失业青年提供为期5年的不续期合同。韩国政府2000年对于雇用老年工人(55岁以上)达到职工人数6%的企业实行补贴。
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美国政府颁布的《经济机会法案》规定，应对严重缺乏就业能力并失去工作的青年提供培训，以改善他们的就业能力。为了更好地促进青年就业，欧美各国往往把对青年人的岗位培训和学校的基础教育相结合，让更多的中学开设一些职业课程，以使青年更好地适应工作需要。
努力减少长期失业现象。1998年欧盟“就业政策原则”要求成员国承诺为每个成年失业者在其失业12个月内提供培训、工作机会或有助于提高他们就业能力的措施，青年在失业6个月时就可以享受上述措施。采取特殊措施帮助残疾人就业，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等。
【怎样提高社会流动性】
所谓提高社会流动性，就是减少家庭背景、社会背景等因素造成的代际不平等，消除长期动态的不平等，提升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促成经济长期增长。
近十年来，各种迹象表明我国的社会流动性有下降趋势，实际社会流动性低于根据近年GDP增长率做出的理论预测值。“富二代”、“穷二代”现象近年来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反映的就是人们对此的担心。
如何扭转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认为：
首先，加快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在制度上适当地加以保护，给他们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可能性。对于起点较低的人群，仅仅给予他们法律上的公平远远不够，还要给他们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必须是一视同仁的。一方面要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让农民和城市居民在生活、教育、就业中得到同等对待；另一方面要放松劳动力市场上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取消各种各样不必要的职业证书要求，让低收入者有机会进入合适的职业领域。
第二，政府投资由物质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和健康等产业，特别要注意消除教育和健康水平的不平等。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是个人竞争能力、社会经济效率的决定因素，但也最容易成为不同家庭之间的鸿沟。只有国家的公共体系保证了公民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医疗水平，来自较低阶层的年轻人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第三，提高各类机构维护社会流动性的责任感。社会流动性的提高最终要取决于企事业单位对各阶层人群的平等对待；各级政府、国企、公立学校有责任为所有人、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公平的就业和发展机会。
我国社会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增加社会流动性，使社会上所有人，尤其是来自各个阶层的年轻人感到有奔头、愿意奋斗。这样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不断提高效率，保持长期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