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一个分析框架.pdf

作者简介：丁波，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空间变迁中的数字化治理转型研究”（）；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安徽省乡村“三治融合”的协同治理机制研究”（）；安徽省高校发展专项学科奖补“社会学”（）。曹军锋：乡村振兴与村落共同体重建，甘肃社会科学 第 期。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一个分析框架丁波 摘要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动力，乡村文化治理是实现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主要从情感建构、关系建构和行动建构展开，实现涵养公共精神、拓展公共空间和明晰公共规则，重塑乡村公共性。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以重建关联、扩充载体和规范行为的逻辑，一是营造集体意识，促进村民社会性参与，重建村民社会联结关系；二是拓展村民互动的关系场所，增进村民公共交往，再造村庄新型共同体；三是通过公共文化的规则作用，规范村民日常行为模式。乡村文化治理以公共文化重构乡村治理的内容形式，通过治理共同体的关联重建、治理载体数字空间和治理方式的柔性嵌入，构建乡村公共性治理机制，有效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治理；公共文化；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问题的提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强调文化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有效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动力。目前，随着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加剧，乡村社会呈现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的结构困境，传统村庄共同体面临消解，共同体成员趋于分散，共同体意识不断弱化，共同体情感逐渐消退，村民难以被有效组织动员，村级组织的治理能力弱化。乡村公共文化是文化振兴的重要价值基础，通过发挥公共文化的公共性治理价值和功能，构建乡村公共性治理机制，增强村级组织治理能力，提升乡村文化治理效能，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丁波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一个分析框架代化，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乡村公共文化是村民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呈现，它反映了乡村社会的历史沉淀和精神依托。乡村公共文化既包括家风家训和伦理精神等优秀传统文化，也涵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乡村公共文化以村民共有的价值认同和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村民日常行为准则。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变迁，乡村文化的内容形式也随之变化，传统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纽带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消失，人们的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也有异于从前。因此，构建以公共文化为基础的乡村文化治理，对于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具有重要作用。治理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乡村文化治理以公共文化作为治理内容和治理工具，通过乡村公共文化凝聚人心、移风易俗、树文明新风，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机制重构和发展转型。当前，学界对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研究展开丰富论述，从内容和功能出发，可将其分为公共文化治理的内容视角和公共性再造的功能视角。其一关于乡村公共文化治理的内容研究。一是乡村公共文化治理的价值特征。乡村公共文化是重要治理资源，具有村庄动员和价值调控的治理作用，通过公共文化的统合治理，能够实现以乡风文明为价值取向的乡村文化治理。二是乡村公共文化治理的手段方式。乡村文化治理以公共文化的规训、教化等规则作用，建设具有心理认同和价值共识基础的村庄共同体，有助于推进“疏堵结合”的柔性治理和文化“软治理”形式，实现乡村治理的文化转向。三是乡村公共文化的治理机制与路径。乡村文化治理以国家嵌入的逻辑，利用乡村文化治理乡村社会，同时通过大力培育文化志愿服务，创新公共文化的社会协同机制，推动多维主体共治的文化治理路径。其二关于乡村文化治理公共性再造的功能研究。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基础和动力，乡村文化治理可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乡村文化治理应构建乡村文化的公共性价值，发挥文化公共性的扩散作用，瑏瑠通过促进公共交往、重塑公共规则、拓展公共空间、革新公共精神，实现乡村公共性再造。瑏瑡综上，学界对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问题进行了丰富和全面的研究，但缺乏对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内在逻辑与机制进行系统的总体考察。因此，本文聚焦于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分析乡村公共文化的治理功能，研究乡村公共文化的治理逻辑与运行机制，以期在原有乡村文化治理研究基础上作出补充。本文经验材料来自皖南 村。村是传统农业型村庄，总面积 平方公里，辖 个村民小组，目前人口总数 人，共 户，耕地面积 亩。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万元，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 月 总第 期 瑏瑠瑏瑡张森：文化治理：理论演进、西方模式与中国路径，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杜鹏：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行动逻辑，求实 年第 期。赵军义：元治理视角下的乡村公共文化治理：回顾与前瞻，图书馆 年第 期。汪倩倩：文化治理：“以孝治村”的形成机理与运行逻辑，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李永萍：村庄公共性再造：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 基于福建省晋江市 村移风易俗的实证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胡惠林：乡村文化治理：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文明变革，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陈勇军、郭彩琴：乡村文化治理的国家嵌入：逻辑、路径及其限度，学术探索 年第 期。田鹏：文化转型视角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张波、丁晓洋：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理论探讨 年第 期。严火其、刘畅：乡村文化振兴：基层软治理与公共性建构的契合逻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任贵州、曹海林：乡村文化治理：能动空间与实践路向，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均可支配收入 元，村两委成员共 人。村约有三分之一的外出流动人口，其中以年轻人居多，村庄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问题严重。近年来，村为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推进移风易俗，弘扬传统文化，积极开展“传家训、育家风、立家教，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营造尊老敬老、弘扬孝道的文化氛围，树立乡风文明的新风尚，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成效，并于 年获“全国第四批美丽宜居示范村庄”。本文运用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获得 村丰富的经验材料。二、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一个分析框架乡村公共文化的核心属性是公共性，公共性建构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价值特征和功能呈现。公与私的对立概念在中西方文化中具有共同点，与“私”相比，“公”是代表“共同的”，公共性相对于私人性、个人性等概念，更强调个体与集体的关联性质。从宏观角度而言，公共性超越个体层面，能够让社会成员参与公共活动或公共事务的组织力、凝聚力和认同感；从微观角度而言，公共性是个体将利益诉求、权力欲望等与所在群体、组织和社会相联系，努力践行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关于公共性的内涵特征西方学者主要强调理性与道德，例如，哈贝马斯强调市民的公共性，认为公共领域应包含理性交往、沟通、对话和互动。在中国社会情境中，公共性主要是突出个体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的过程与结果。例如，李友梅提出公共性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和价值取向的精神，通过参与机制参与公共活动的过程。概言之，公共性着重公共领域中公共活动的公共参与过程，即具有公共精神的个体，可以自由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与活动，拥有公共交往的互动关系，形成具有目标一致的公共行动。因此，从公共性的内涵特征可以看出，公共性具有由内而外的内涵外延，其中公共领域的公共精神、公共参与的互动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主体行动有程度逐步增强的趋向，它以情感理念、社会关系和行动规范的特征形式具体呈现。公共性具有构建乡村社会关联和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功能，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主要通过情感建构、关系建构和行动建构的维度，发挥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价值与作用，构建乡村公共性治理机制。乡村公共文化具有个体到群体、内在到外在的公共性属性，它包括了共同价值观念的公共精神、共同生活地域的公共空间和共同行为遵守的公共规则。村庄公共精神培育、公共空间拓展和公共规则明晰是乡村公共性建设的内核，也是实现乡村公共性建构的重要措施。其中，公共精神是乡村公共文化的价值认同，公共空间是乡村公共文化的载体形式，公共规则是乡村公共文化的内在准则体系。社会理论中的建构主义强调行动者的主观情感、精神和行动的生成过程，重视行动者的内在个体特质对社会结构的能动作用。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重在突出乡村公共文化的治理作用，以阐述和分析乡村文化的公共性治理路径。乡村文化治理以情感建构、关系建构和行动建构的建构内容，营造集体意识，促进公共交往，规范行为模式，发挥公共文化的治理功能丁波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一个分析框架郑永君：农村传统组织的公共性生长与村庄治理，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张良：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公共性建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年。李蔚：公共性：概念辨析、理论演进与研究进展，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 期。吴振其、郭诚诚：从高音喇叭到低声微信群：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与社会治理转型 基于一个华北村庄的田野调查，中国农村观察 年第 期。吴春梅、梅欢欢：村庄公共性建设，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和价值，重塑乡村公共性。（一）情感建构：涵养公共精神乡村公共文化的基础是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心理层面对公共价值和公共目标的认同，强调个体认可公共生活的某些规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行动共识的公共理性。同时，乡村公共精神使得村民具有较高程度的价值观念和集体意识。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公共精神促使社会成员具有某种集体意识，即拥有相同的道德契约、价值观念、情感归属等品质特征，这些特征是集体意识的重要表现形式。公共精神作为维护乡村社会治理秩序的内在纽带，它是守望相助、团结合作、人情关系等形式的认同意识和价值意涵，具有代际传承、秩序建构、身份认同等积极作用。乡村文化治理以公共精神培育乡村公共性，推动村民的情感交往与社会性参与，实现熟人机制的情感联结，促进乡村社会的公共交往。（二）关系建构：拓展公共空间乡村公共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建立在人类语言、表象活动、秩序观念之上的文化表现形式。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是公共空间在影响个体参与公共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共属性，并且个体之间具有某种联结关系。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人们进行日常交往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形式。公共空间不同于私人空间，它是公共交往的空间形式，因此公共空间可以促使个体在其中进行自由交流和讨论。传统乡村社会分布着各类公共空间，例如村庄宗族祠堂、房前屋后的空阔场地、村民洗衣洗菜的池塘边等，这些场所是村民沟通和交流的公共空间，人们自由地聚集在这些公共空间进行各种消息的交流和传播，从而实现村民个体生活与乡村公共生活的结合。乡村公共文化以公共空间和公共活动为载体，将村民个体空间与村庄公共空间相融合，通过公共活动嵌入村民个体空间，实现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生产。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日常生活的中心，村庄各种信息在此汇聚，具有整合村庄社会关系的功能，有助于乡村公共文化形式的扩展。（三）行动建构：明晰公共规则乡村公共文化不仅是乡村社会价值体系的外延，也是乡村公共规则的重要呈现方式。公共规则是乡村社会中能够有效规范村民行为模式的一整套规则体系，它是乡村公共文化的规则作用的表现形式。乡村公共文化以村民可接受的内在形式，促使村民习得地域空间内的公共规则。乡村公共规则的重要作用体现在调解村民日常生活纠纷，促成村民的集体行动。乡村公共规则包括正式公共规则和非正式公共规则，其中，正式公共规则主要是以国家权力下乡而形成的乡村社会制度性规则。正式公共规则以国家法律制度为基础，强调公共规则的正式化、制度化和法治化，它主要处理村庄公共事务和日常生活纠纷。非正式公共规则包括村庄内生的村规民约、宗族家规等内容，它是村民潜移默化、内心达成一致并认同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是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 月 总第 期 法 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第 页。冯雷：理解空间：世纪空间观念的激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页。吴莹：空间变革下的治理策略 “村改居”社区基层治理转型研究，社会学研究 年第 期。杜鹏：情之礼化：农民闲暇生活的文化逻辑与心态秩序，社会科学研究 年第 期。张良：乡村公共规则的解体与重建，浙江社会科学 年第 期。为规范。乡村公共文化将正式公共规则与非正式公共规则内化为村民潜在的文化认同，并以思维观念的形式规范村民的行为模式，从而实现明晰乡村公共规则边界的作用。图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分析框架公共精神是乡村社会关联的内在纽带，公共空间是村民互动的关系场所，公共规则是规范村民行为的准则体系，它们是乡村公共性建构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文化治理的分析维度。乡村文化治理主要是通过公共文化的社会关联重建、空间形式拓展和规则体系重构，提升村民主体性地位，构建乡村公共性治理机制。一方面，乡村公共文化强化村民身份认同，培养村民集体意识，规范村民日常行为，再造村庄新型共同体；另一方面，乡村公共文化拓展村民互动的公共空间，通过各种形式的乡村公共活动，促进村民公共交往。乡村文化治理发挥公共文化的治理价值和功能，以公共文化重构乡村治理的内容形式，推动治理共同体的关联重建、治理载体的空间拓展和治理方式的柔性嵌入，提升乡村文化治理效能。三、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逻辑乡村公共文化通过社会关联重建、空间形式拓展和规则体系重构，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一是以公共文化作为社会关联纽带，重建乡村社会联结关系，强化村民的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二是公共空间具有公共文化的实践特征，它以实体空间扩展公共文化的外延形式。三是通过公共文化的规则作用，规范村民日常行为模式。（一）重建关联：乡村文化的治理联结转型期，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主要表现为熟人社会的瓦解和村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乡村社会是具有乡土性特征的熟人社会，重视“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网络。现代化进程推动乡村社会由“总体性社会”进入“个体化社会”，村民成为社会行动的个体单元，他们从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中抽离，从原先村庄集体组织中“脱嵌”。同时，乡村社会的流动性特征不断增强，传统村庄空间边界的改变，使得村民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村民开始脱离于村庄共同体和村级组织，村庄共同体显现离散化趋势，村民个体的社会生活逐步呈现出“去传统化”和“不在场”特征，加之现代社会网络空间的发展，导致村民生活方式的原子化和个体化趋势显著。换言之，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使丁波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一个分析框架江立华、王斌：个体化时代与我国社会工作的新定位，社会科学研究 年第 期。得村级组织的动员能力和治理能力减弱，传统熟人社会的村庄共同体及其治理规则逐步消解，乡村公共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乡村社会关联纽带的形式和内容发生变化。传统乡村社会往往具有较强的乡土观念和集体意识，社会关联纽带是维系乡村社会结构稳定的重要支撑。传统乡村社会的地缘、血缘等社会关联纽带，在乡村社会的流动中发生断裂，致使村民的社会关系疏离和生活方式变化。村庄社会关联的强弱与治理关系密切相关：在强社会关联度的村庄中，乡村治理关系融洽；在弱社会关联度的村庄中，村民往往是陌生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重建社会关联纽带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建设新型村庄共同体是重塑乡村公共性的有效方式。村以“孝老敬亲”文化形式重建村庄社会关联。一方面，村创办新时代村民讲习所，开展“敬老爱老助老”的公共活动，以尊老敬老的文化形式重新凝聚人心，以孝道文化培育乡村公共性。另一方面，村实施“孝道红黑榜”和“好儿媳、好孝子、好公婆”及“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邀请表现突出人员参加道德讲堂和现身说法，激发蕴涵在村民心中崇德向善的道德意愿和道德情感，规范村民的日常行为，宣传良好家风家训，建设乡风文明。（二）扩充载体：乡村文化的治理空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村社会的传统空间形式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村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改变，传统公共空间在乡村社会变迁中逐渐消失或遗弃。这消解了村民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村民对于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和集体活动的积极性下降，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失去根基。公共空间具有促进公共交往和整合社会关系的功能，村庄公共空间促使村民在潜移默化的公共文化环境熏陶中提升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村庄公共空间是承载村庄公共精神价值的复合型载体，从物理空间角度来看，它是村民自由进入并进行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例如，村庄广场、戏台、祠堂等休闲娱乐和交流传播各种信息的场所；从主观意义空间角度来看，它是村庄的制度化组织和活动形式，如红白喜事、文艺活动等。乡村公共文化是抽象层面的精神形式，通过公共空间的物质载体，拓展公共文化的影响范围。村庄公共空间作为村民公共活动的关系场所，其形式因村民关系的多样性及人际交往的相异性而呈现出差异。村在保留传统河道旁、房前屋后等村民交流交往的开放性公共空间的同时，积极建设健身广场、便民服务中心、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新型公共空间。村利用和整合原有的村级活动场所、体育健身等公共服务器材，建设标准化的“一厅八室三栏一场一馆”，即社区服务大厅、社区党组织和村委会办公室、老年活动室、村民协商议事室、卫生计生服务室、文化阅览室、资料档案室、司法信访调解室、社区志愿者服务室、党史村务公开栏，法制和计划生育宣传栏、民政惠民政策宣传栏、文化广场、村史馆。村新型公共空间便于村民进行公共文化活动，对于参加文化体育健身活动的村民，能够提供活动场地、音响等设施条件，丰富了村民公共文化生活。同时，村为村民提供举办红白喜事的公共活动场所，倡导村民移风易俗，营造勤俭节约新风尚，使其成为传承美德家风的公共空间。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 月 总第 期 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 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 期。房亚明、刘远晶：软治理：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拓展，长白学刊 年第 期。郭明：虚拟型公共空间与乡村共同体再造，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三）规范行为：乡村文化的治理规则传统乡村社会是村民“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传统村庄内生公共规则是以村规民约、宗族家规为主要内容，村民遵从村庄内生公共规则，将其视为日常生活准则。随着乡村社会流动加剧，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国家权力下乡推动乡村外生的正式公共规则嵌入乡村社会。因此，乡村治理规则既包括法律等正式制度，也包括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既吸收传统乡村公共规则的村规民约、宗族家规等内容，也融合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调村庄公共事务和村民行为符合地方政策法规公序良俗和国家法律制度。一方面，传统乡村公共规则影响着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可以运用传统文化网络的人情关系进行熟人社会治理，发挥传统道德伦理等非正式公共规则的治理价值；另一方面，乡村正式治理规则以国家法律制度为基础，利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村民日常行为和处理村庄公共事务。村积极挖掘传统乡村文化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等内容，开展“培育优良家风，建设幸福家庭”主题活动，通过加强村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建立道德激励约束机制，推动构建有序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同时，村创建家风家训示范街，在村民家门上粘贴内容与家风家训相关的门牌，营造美丽乡村的文化氛围，引导村民崇德向善，传承优良美德。此外，村在文化广场前安装高清晰度的 大屏幕，方便村民傍晚时间进行广场舞活动，同时屏幕持续播放反腐倡廉、扫黑除恶等相关视频，教育村民奉公守法。村文化广场的 大屏幕进行图画和口号式宣传，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村民日常行为。换言之，文化广场的 显示屏，不仅为村民的广场舞等公共活动提供方便，而且通过反腐倡廉、扫黑除恶等相关视频的轮流播放，使得国家法律制度逐渐深入人心，规范村民的日常行为，保障法律下乡的实践效果。四、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路径乡村文化治理将公共文化融入治理过程，以公共文化重构乡村治理的内容形式，通过治理共同体的关联重建、善用治理载体的数字空间和治理方式的柔性嵌入，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一）乡村文化治理的共同体再造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是“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共同体是基于血缘、亲缘、情感等纽带集合起来的团体，社会成员拥有相似的价值取向和行动规范，并且是关系网络亲密的集体，这种集体的生活方式、利益诉求、目标价值具有趋同性特征，社会成员的凝聚力、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强。乡村文化治理通过公共文化的社会关联纽带形式，增进村民相互交往，促使村民涵养公共精神，积极参与村庄集体行动和公共事务，强化集体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在此基础上，乡村公共文化以其公共价值和公共目标的特征，激发村民参与自治的热情，重塑乡村公共治理规则，再造新型治理共同体。村庄共同体是乡村社会集体形式的表征，公共文化是村庄共同体的精神内核。因此，乡村公丁波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一个分析框架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页。德 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共文化作为再造新型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推动公共文化成为乡村文化治理中的社会关联纽带，建设具有集体意识的治理共同体。村积极弘扬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村采取为高龄老年人发放高龄补贴和送敬老餐、组建村居家养老日间照料服务队、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拍摄老年夫妻结婚照等多种措施，宣扬孝道文化，营造乡风文明新风尚，提升村民文化素质。村通过开展“孝老敬亲”活动，以孝道文化重新凝聚人心和涵养公共精神，使村民在孝道文化熏陶中逐步具有集体意识。村老人在参加老年集体活动的同时，也增强了其他村民对村庄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二）乡村文化治理的数字空间载体村庄共同体再造的物质载体主要是村庄公共空间，传统乡村文化习俗往往融合于村庄公共空间，而祠堂、庙宇等公共空间是乡村文化习俗的外在表现。传统村庄公共空间承载着村民几代人的记忆，是村庄熟人社会的呈现形式，具有凝聚人心和强化认同的作用。村庄公共空间是村民日常生活的公共场所，也是村庄共同体再造的重要载体。因此，村庄公共空间作为乡村文化治理的构成要素，村民在公共空间中的公共参与，有助于培育村民公共精神，提升村民自治水平，进而再造守望相助的村庄共同体。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实体性的公共空间在乡村社会变迁中被废弃甚至消失，但作为社会交往和集体意识的数字公共空间却存在复兴的可能。村庄数字公共空间以村庄公共生活为内容，面向村民的日常生活，它是乡村文化治理的虚拟型公共空间，也是乡村文化治理的数字空间载体。村庄数字空间通过村民网络上的公共活动，在村民的数字交往中构建村庄数字空间，建设村庄虚拟共同体，增进村民间的交往。同时，通过举办网络线上的公共活动，进一步拓展村庄数字空间，以弥补实体性公共空间的不足，推动村民公共交往和集体认同。在数字公共空间中，村民通过 、微博、微信等数字媒介，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和集体活动，发表意见进行广泛讨论，从而提高公共参与意识。一方面，村创建本村 群、微信群等，外出人员通过相关群动态及时了解村庄发展变化，为村庄发展建言献策，以此强化村民的身份认同感。另一方面，村充分发挥 、微博、微信等数字媒介在引导村民组织邻里互助、参加村庄公共事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高村庄管理和服务工作效率。例如，村通过村庄微信群开展“最美家庭”评选活动，根据前期活动筛选，在微信群中发布入围决赛的各个家庭的宣传资料，村民进行线上投票，依据票数选出“最美家庭”。（三）乡村文化治理的柔性嵌入方式乡村社会中村民的社会行动通常受乡村传统价值观念、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其中，以生活习俗为代表的乡村文化礼俗是村民日常行为的潜在规则，在村民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可以说，生活习俗的文化约束作用无处不在，村民的言语、行动受当地生活习俗影响，同时生活习俗也是村民的关系基础和行为规则，深刻影响着村民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乡村公共文化具有内嵌性特征，乡村文化治理中的文化约束、价值引导等公共规则，主要是在文化价值层面进行合理规范。因此，乡村文化治理更加强调柔性治理方式，乡村文化治理以公共文化的柔性形式嵌入治理过程。乡村柔性治理主要以情感沟通的“软治理”形式实施治理行动，注重人情面子、乡村礼俗、关系网络等因素，以公共文化的内在形式嵌入治理过程，规范村民的日常行为，并内化为日常行动准则。换言之，乡村文化治理辅以情感沟通的柔性方式，进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情感关怀与感情动员，以多方面的心理疏导和情感沟通，增进治理过程中的干群关系，推动公共文化深入人心，乡村公共精神得到涵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 月 总第 期 近年来，村红白喜事的份子钱水涨船高，重视婚丧嫁娶的大操大办，讲究排场和面子，村民们的人情债越来越不堪重负，人情花销成为村民家庭的重要支出，导致村民的大部分收入花费在人情往来方面。对此，村根据村民婚丧嫁娶习惯，成立红白喜事理事会，制定红白喜事章程，通过向各家各户发放红白喜事宣传单，告知举办红白喜事设定的规模、标准和流程等。村红白喜事理事会成员由村庄中具有权威的村民、党员、教师等，以及村两委班子成员组成。红白喜事理事会主要是对村民的婚丧嫁娶进行规模、标准等规定，号召村民进行互帮互助，杜绝红白喜事中的奢靡之风，倡导村民简易举办红白喜事，以避免不必要的铺张浪费。村红白喜事理事会采取顾及人情面子的柔性治理方式进行沟通疏导。一方面，多次上门对村民进行循循善诱式的情感劝导，告诉村民简易举办的好处和影响；另一方面，利用村庄舆论压力，推进移风易俗，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引导村民遵守红白喜事章程。五、结论与讨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乡风文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生动力和基础保障，乡风文明的重要内容在于复兴和发展乡村公共文化。因此，重视乡村公共文化的治理价值，发挥公共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作用，成为乡村治理转型的关键内容。乡村公共文化是由乡村历史文化传承而积淀的价值特性和文化符号，使得村民拥有公共价值精神、身份认同相似的集体记忆。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以情感建构、关系建构和行动建构的维度，通过涵养公共精神、拓展公共空间和明晰公共规则，重塑乡村公共性。乡村文化治理的内在建构逻辑是重建社会关联、扩充空间载体和规范行为模式，重建公共文化的社会关联纽带、空间载体形式和公共规则体系。乡村公共文化重构乡村治理的内容形式，通过治理共同体的关联重建、治理载体的数字空间和治理方式的柔性嵌入，构建乡村公共性治理机制，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外出流动人口增多，乡村社会日益呈现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的结构困境，乡村公共道德沦丧，人们缺乏精神寄托。尤其是村庄人际关系日益陌生化，以及村庄共同体的消解，使得村民的集体认同弱化，引发村庄内部的公共价值危机和治理困境，这些将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因此，重塑乡村公共性，强化公共价值认同和培育公共精神，有助于增强村民集体感和归属感。乡村文化治理内蕴着公共性，在治理过程中应重视公共性再生产，促进团结合作、互帮互助的公共交往，提升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核心价值，也是分析乡村社会结构的重要视角。随着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乡村公共性的内涵特征也随之发生变化。目前，数字社会的快速发展，推动数字技术全面嵌入乡村社会，数字时代中的乡村公共性不同于传统熟人社会，它具有数字化的特征和属性。在数字时代中如何促使乡村公共性重新生长，成为剖析数字时代背景下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丁波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一个分析框架 ：，：；责任编辑邹雅嘉责任校对王治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 月 总第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