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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卷 第 5 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科 学 版）Vol.36 No.5 2023 年 9 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LIBERAL ARTS EDITION）Sep.2023 收稿日期：2022-12-20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当代江苏文学批评的范式衍变与艺术贡献研究”（2022SJZD140）；江苏省作家协会 2022年度“重点扶持文学创作与评论工程”项目“当代江苏文学批评的代际衍变与美学贡献研究”作者简介：刘成才（1976-），男，安徽蒙城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E-mail: 汪曾祺文学批评论绎 刘成才（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摘要：汪曾祺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互映照，以极高的辨识度共同组成丰富的文学世界。汪曾祺的文学批评属于“印象派批评”，摒却理论，纯以鉴赏家艺术眼光聚焦于作家作品情感内核，修辞立其诚是其批评审美创造的核心要义。他看重批评的美学功用，主张文学教育、审美作用统一，却又对不公与丑恶直言相对。他厌恶批评的评论腔和八股气，极具语言自觉和文体自觉，以独特“汪氏文体”推动批评臻至美文之境界，为当代文学批评确立了新的审美范式。他甘愿为青年做梯，心怀关爱照顾之慈心，更对今天的文学批评尤具警醒之义，也是重读汪曾祺文学批评之现实意义所在。关键词：汪曾祺；文学批评；审美创造；美学功用；文体自觉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23）05-0055 08 DOI:10.20101/ki.1001-5124.202212065 1935 年 11 月 3 日，批评家李健吾在天津大公报副刊文艺上发表对巴金小说的批评文章雾雨与电：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强调批评作为独立的艺术应具有富丽的人性，批评不是指导和裁判，应是鉴赏。因此，在面对废名和巴金“全在人性之中”的作家时，他认为批评应把“辞句，文法，艺术，文学等等武装解除”，“赤手空拳，照准他们的态度迎了上去”16。作为深受李健吾影响的作家，汪曾祺曾多次在文章中对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推崇备至，认为“要讲文学批评的文章谁写得好，首推李健吾先生”2。是以，在沈从文、废名小说阐释，当代作家作品评论，青年作家作品序跋，自己文集自序后记，访谈对话、演讲录，创作谈、座谈发言、书信等众多批评文章中，汪曾祺抛去理论的外衣，拒绝指导与评判，“赤手空拳，照准他们的态度迎了上去”，以鉴赏家的艺术眼光“发现”了所评作家作品的内在独特之处，只身连接当代印象式批评与传统批评，极具批评的理论与文体自觉意识，一如他曾集杜甫句作诗“晚岁渐于诗律细，慕古时时出新意”3129。更重要的是，虽声名日盛，他却时时对青年作家心怀关爱照顾之慈心，不矜持，不作态，为当下文学批评确立新的审美范式。一、“修辞立其诚”：汪曾祺文学批评的审美创造 从 1944 年第一篇批评文章 黑罂粟花 开始，到绝笔文章铁凝印象，汪曾祺的文学批评与其创作并行，其数量之丰赡，风格之散淡，个性之特异，几近圆融无碍之浑然高境。在这一意义上，作为批评家的汪曾祺不但不会被作为作家的汪曾祺遮掩光亮，其批56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3 评反而与创作相互映照。与众多批评家的文学批评使用冷冰冰的理论解剖作品不同，汪曾祺认为批评家首先应是鉴赏家，他反对批评家使用理论的“恶硬语”把作家作品当作理论的演绎，进而把作家抽象化，更直言批评家不要拿他的作品为理论“说事”。因此，他的文学批评几乎摒却任何理论，在鉴赏的基础上，直切入作家作品的情感内核，坦言自己的真实阅读感受，如他自言，是一种“印象派评论”4286。汪曾祺文学批评中，最重要也最具价值的，是其对沈从文作品的批评与解读。从1980 年 5 月的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开始，到1997 年的梦见沈从文先生，汪曾祺对沈从文的批评解读持续近 20 年。在十余篇批评文章及给朋友的书信中，汪曾祺通过对沈从文作品的人物、风景、语言、结构艺术等细读，回应了对沈从文作品没有思想性和脱离现实生活的两大歪曲和误解，进而指出沈从文作品之所以有蓬勃生命力的秘密是“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5121。汪曾祺对沈从文作品批评和解读是与自己的创作经验互为对照的。在 关于 受戒 与友人谈沈从文给一个中年作家的信 小说创作随谈 大淖记事 是怎样写出来的 受戒 重印后记 小说的散文化 等多篇文章中，汪曾祺多次提及阅读沈从文对他创作的影响，认为沈从文小说中的三三、夭夭、翠翠等农村少女形象是“推动我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一种很潜在的因素”5149。因此，汪曾祺对沈从文的批评与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自我阐释，而他对“沈从文被文学史忽略和遗忘”的愤慨与不平，更是为自己辩难，“他在解读沈从文的过程中为自己的创作寻找到文学传统，从而确定了自己和时代的关系”6。汪曾祺对废名、朱自清、林斤澜、邓友梅、贾平凹、阿城、铁凝、何立伟、曹乃谦、毕四海、魏志远、徐卓人、萌娘、曾明了、车军、文牧等众多作家作品的批评，也多以自己真实的阅读感受为主。他认为废名小说具有天真美，用儿童一样明亮敏感的眼睛观察世界纪录生活；赞赏朱自清用口语化语言写学术文章，却是标准的学者散文；他把林斤澜早期表现“社会主义新人”的红火小说称作“为人作客”，而“矮凳桥系列”则因“苦心经营的随便”，才是“真正的林斤澜的小说”5407；他劝诫邓友梅要在创作路子上着急，欣赏其小说的起落多姿，能在作品中找到自己；他羡慕贾平凹全无“作家气”，既能把自己缩小到最低限度，又能拥有写不尽的商州生活；他叹服于阿城棋王给小说概念带进新的东西，自认为自己以及许多人都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他在铁凝孕妇和牛中读出吴语中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糯”，赞叹小说“俊得少有”5258；他为车军散文爱是一束花而泪湿，慨叹文中至情流露；他在何立伟小说中读出与废名相同的哀愁，并因文学之路相似而甘愿为之作序。在这些批评中，均不见理论的踪迹，而只一任心灵与情感的共鸣，这共鸣自然也是汪曾祺的心曲隐微，正如他在谈废名小说时反问道：“我讲了半天废名，你也许会在心里说：你说的是你自己吧？”5319答案自是不言而喻。汪曾祺的“印象派评论”何以能够令人服膺？其内核源于汪曾祺批评中的“诚”。与诸多作家把批评视作创作的附属不同的是，汪曾祺把文学批评看作是与创作并立的独创性工作，认为评论家“要能说出别人说不出的话来，即使片面一点，偏激一点，也比淡而无味的温吞水好”416，因此，虽然其批评的对象有沈从文、废名、翁偶虹等前辈师友，有黄裳、林斤澜、邓友梅等同辈至交，有铁凝、何立伟、阿城等后辈学生，汪曾祺却从不虚与委蛇，而是直言自己的阅读感受。对前辈师友，汪曾祺虽多次坦言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并表明受戒是受沈从文多篇小说的影响，却不认同评论家夸大沈从文对他的影响；他自称确实受废名的影响，第 5 期 刘成才：汪曾祺文学批评论绎 57 却坚称与废名首先在世界观上就不同；他赞赏翁偶虹的长者之风，却直言其“诗歌押韵的不足”7184。对同辈至交，汪曾祺曾直言黄裳小说鸳湖记行文过于纡缓，读来有点茫然；他虽然在林斤澜“门前冷落鞍马稀”时以批评文章支持，却直言“不大看得明白，也没有读出好来”，并建议把语言从“涩”往回拉以更顺一点；对邓友梅的烟壶，他更是直言对鼻烟壶没有什么好感，并指出其感情描写不够、人物漫画化等诸多不足。对后辈学生，汪曾祺感动于鲁迅对后辈作家“母性的爱”，渴望与年轻作家互相理解，认为老人要理解年轻作家，要甘于过时，把位置让给年轻作家；他把为年轻作家阿成作序看成是一种责任，不吝溢美之词，认为老年人对年轻人的态度首先应该是折服；他担心读者和评论家看不惯何立伟的小说，怕何立伟受到批评；他更是不吝金针度人，指出曹乃谦不能照一种模式写，觉得写实是对贾平凹的限制，希望毕四海多多实验各种招数，指点董秀英把佤族语言中富有表现力的词语融入汉语，劝解野莽不要让语言的陌生化流于游戏，认为徐卓人应避免冗长和拖沓的不足，感觉文牧的散文缺少悲愤。他为有老作家指摘青年作家而不平，谦称自己只是沾了“来晚了”的光，甚至奉劝青年作家要写得“新一点，怪一点，朦胧一点，荒诞一点，狂妄一点”8238。因此，在与陆建华、詹幼鹏、杨汝、宋志强、王干、陆翀、姚育明、自牧、舒非、井绍云等众多青年作家与读者的通信中，他更是不厌其烦地指出青年写作的缺陷与不足，甚至连标点与错别字都详细指出，真正体现了其一贯坚持的“修辞立其诚”9984。汪曾祺曾戏谑地表达对批评的质疑，认为批评家“子非鱼，安知鱼之乐”5406，并且对评论缺乏个性、与鉴赏分家、只论文不论人等诸多不足多有指责，但他并不否认作家创作需要批评。汪曾祺曾把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平静湖水中树的倒影，“树的倒影显得比树本身还清楚”5248，作家要认识自己就需要评论家的帮助，因为评论家类似于凸透镜，看作品要比作家更清楚，能帮助作家把不明确的东西说得更明确。汪曾祺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是感性的，不能使用理论的手术刀直切入作者的思想，冷冰冰的评论不能让人信服，而评论重要的是让人感动。评论家指出作家的不足没有多大用处，评论不是对作品的实质注解，更应该去发现作品中感性的、直觉的美，这才是作家与读者交流的根本所在。这就要求评论家首先应该是鉴赏家，善于用创造性的文字表现对作品的阅读感受，让读者获得有益启示，因此，评论“就是发现”417。“非名山不留僧住，是真佛只说家常”，王彬彬曾引用佛教圣地九华山这副楹联以说明“能否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学术思考，一定意义上也是检验学者之真假的标准”10。通观汪曾祺的文学批评，即使是批评后辈学生甚或是初入文坛的青年作家和读者，也见不到丝毫处于盛名之下的颐指气使和矜持作态，而更像是化身为普通读者，直言自己的阅读感受，“这种小说我写不出来”46，“这样的小说我不习惯”4130，“属于鲁迅所说的写不出来硬写”4392，“说不出打中要害的意见”7107，诸如此类“家常”语句背后是汪曾祺如“真佛”般道出多年摸索的甘苦之言，也是给年轻作家的写作“真经”。修辞立其诚，既是汪曾祺文学批评打动读者的秘密所在，也是其审美创造的核心要义，更是其美学意蕴的奠基根本。这已成为当代文学批评重要的批评准则，彰显着汪曾祺之于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二、“人间送小温”：汪曾祺文学批评的美学功用 汪曾祺的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小说虽如骀荡春风吹拂文坛，但声名所至谤亦随行。受戒 问世不久，就有评论认为“作品58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3 中的人物脱离了典型的社会环境，即使细节写得真实、生动，也不能说这作品是真实的，典型的”11。之后，更有论者认为汪曾祺“在寻找美好的回忆中悠悠然自醉，导引着读者在虚幻的境界中暂时回避着现实”12。对汪曾祺批评集中两点：一是汪曾祺的小说脱离现实，二是汪曾祺缺乏思想。针对这些批评，汪曾祺曾愤激地认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史也一样）不是文学史，是政治史，是文学运动史，文艺论争史，文学派别史”5138。这种批评其实是对汪曾祺的偏见，他曾明确提出小说“最重要的是思想”484，而他在对沈从文作品的批评与解读中，多次强调的也是沈从文的思想。他曾用沈从文小说长河里的“好看的应该永远存在”一句概括边城 艺术生命力所在5121，认为沈从文作品在微笑的背后隐藏着悲哀，其核心思想是思考“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这一现代最为重要的社会问题5473，进而把沈从文理解为“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5218。读懂这一点，就能更好地理解汪曾祺为何会多次强调自己“并不脱离政治”，强调自己的感怀“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5292。正如博尔赫斯所说的，“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13132，汪曾祺对沈从文作品的批评与解读文章，既是为沈从文正名，也可以视为汪曾祺对沈从文的“创造”，更是他对自己文学功用的坦承。汪曾祺对青年作家的批评同样看重小说的美学功用。汪曾祺认为赵坚小说结构的骨干是作者的思想，是对现实的认识；在阿城小说棋王中，他读到的是知青悲壮的乐观主义，以及历史源源不绝的精神力量；何立伟的小说虽然和废名一样的哀愁，表现的是湖南小城镇的封闭生活，但他看到的却是像刘虹那样追求美好、爱生活的纯净的人所具有的改造这个封闭世界的力量；他在林斤澜小说溪鳗的性主题下看见的是既高贵又悲剧的东方式道德的自我完成，以及对我们民族的肯定和信心；他从曹乃谦小说冷静叙述的背后，读到的是对荒谬生活的悲痛，以及对人的关切；他把刘恒小说伏羲伏羲的性主题理解为对性枯萎的思索，即怎样医治民族的衰退；他认为黑孩的小说虽然悲观，但调子是温暖的，是对薄情时代爱的呼喊。汪曾祺虽然自称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但实则对文学的审美功用非常看重。汪曾祺认为文学的教育作用应该统一于审美作用，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可欣赏的”，因此，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诗化”4361。汪曾祺对文学审美功用的这一理解，直接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沈从文的文学态度。汪曾祺曾多次提及沈从文对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影响，言及他自己是“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沈从文不仅指导他“要贴到人物来写”的具体策略，也教导他对生活“千万不要冷嘲热讽”的态度。沈从文写信告诉他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5203。由此，汪曾祺在沈从文作品批评与解读中往往突出的是沈从文所具有的“引人向善的力量”，并认为沈从文治文物是从“物”中看到“人”，因此称沈从文从事的是“抒情考古学”4335。其二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积淀。汪曾祺虽然读书很杂，年轻时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也认同季红真对其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理解，但他反复提及的却是儒家思想对其根本性影响。幼时随祖父读论语，认为雍也中的“孟之反不伐”影响了其品德成长，欣赏侍坐中曾皙“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境界，语文课随老师读归有光和桐城古文，把孔夫子看作通人情诗人，“他可以骂人，可以生气着急，赌咒发誓”472。正是儒家影响，使他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确立为自己的理想。由此，自不难理解第 5 期 刘成才：汪曾祺文学批评论绎 59 他何以不服“九叶”派诗人的写作，问他们“能不能把外国的现代派变变样，把它中国化了”5213，进而明确提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口号。在读阿城小说棋王时，汪曾祺虽赞赏知青的乐观主义，但却不希望阿城和道家纠缠在一起；他虽欣赏何立伟与废名相似的哀愁，却担心何立伟容易流于有意低回；他认为笔记小说流行是作家和读者对现实主义精神的要求；他劝黑孩要走出苦涩天地，有更多人道主义；他为野莽小说“起急”，因为缺少出于对现实生活抗议的悲剧感；他感觉徐卓人小说怀旧太多，应该表现新希望生长等，这些批评，无不指向文学的审美功用。当然，汪曾祺虽把自己定义为“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善于在普通人身上看见“人的价值、人的诗意、人的美”5276，对生活、对普通人他时时菩萨低眉，但对不公、对丑恶却惯常金刚怒目。对于沈从文、废名的作品被文学史忽略和遗忘，他虽极力阐释其文学价值与意义，但又清楚地知道其根本在于把沈从文和废名当作潜在威胁的人“用不理代替批判”，“视若无睹，不赞一辞”，可恰是这些“粗俗的人”和“能写恶札的文艺官”反而能够“窃据要津，左右文运”，因此他悲观地认为废名要被真正肯定“恐怕还得再过二十年”4385。他为自己因言得祸而愤怒，直言“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14369，他明确声明“不喜欢那种口不臧否人物，绝不议论朝政，无爱无憎，无是无非，胆小怕事，除了猪肉白菜的价钱什么也不关心的离退休干部”15209。同样，在读魏志远小说 一种颜色时，追问姑妈的价值是什么，进而认为“我们这个社会迄今仍带有很大的封建性，甚至奴隶社会的痕迹”4131；在丁聪为他作的漫画上题诗“亦有蹙眉处，问君何所思”3225；揶揄读诗抬杠的人没法谈诗，但“可以当副部长”4250；甚至质问“作协究竟是干什么的？作协的领导究竟是干什么的”4463。其意旨明白如此，足见其内心之悲与痛，所以他才会在被批评为脱离社会环境时，直言“单看受戒，容易误会我把旧社会写得太美，参看其他篇，便知我也有很沉痛的感情”784。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虽然看重小说的美学功用，却同时又认为文学不是对读者的直接说教，并多次对文学讲究社会物质效益不耐烦。他在批评文章中频频提醒作者不要把主题说得太死，想到不要都写出来；要让形象说话，千万不要点透；不要点题，不要说得太“白”；不要说得太实，太实尤其令人扫兴；不要把感情流露出来，越冷静越好，等等，几近苦口婆心。但是，这些提醒只是针对写作技巧，并不影响汪曾祺对文学及文学批评的美学功用的看重，正如 1992 年 1 月汪曾祺在自己的一幅水仙画上题诗所明示的：“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3191。“人间送小温”一句，既是汪曾祺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的集中表达，又是他清楚的、明确的世界观展示，他多次也在文章中强调，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5192。三、“苦心经营的随便”：汪曾祺文学批评的文体自觉 在被法国记者问及如何确认自己在中国文学里的位置时，汪曾祺明确回答自己“大概是一个文体家”5493。虽然他直言文体家不是一个褒义词，因为伟大的作家都不是文体家，却仍以“文体家”自许，足见其对文体创新的理论自觉意识和文体自觉。他欣赏明人的“为文无法”，曾谈及小说结构的精义是“苦心经营的随便”411。汪曾祺文学批评的文体自觉最直接表现是批评的语言自觉。文体的基础是语言，语言体现的是作者“对生活的基本的态度”，因此，“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5358。纵观其文学批评，对语言的关注，几乎出现在其每一篇文学批评中。在对沈从文小说的批评与解读中，他认为沈从文受魏晋文化特别是水经注的影响，对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60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3 确”，虽然使用的是“懒懒的”“很自负的”平常字眼，但却都是未经人道语，把文言和口语、家乡话与普通话调和得毫不“格生”5118。因此，小说 边城 的语言既有节制又不过事雕琢，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4233。在对青年作家的评论文章中，语言更是他重点谈及的对象。他赞赏邓友梅小说语言既笔带情感又置身事外，不矜持卖弄，起落多姿富于“语态”；他认为何立伟小说语言多用奇句写超越理智的直觉，造句奇峭颇显狂态，但过多容易“发风动气”；他欣赏林斤澜把小说语言提高到很多人所未意识到的高度，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他感觉曹乃谦小说语言带有荞麦味，增加了叙述的力度；他感到董秀英写作遇到很大的语言障碍，但希望她将佤族富有表现力的词语融入汉语，形成更具特色的文学语言；他认为野莽小说语言颇有拗句，虽有嘲谑效果，但篇篇都有就流于游戏；他喜欢徐卓人小说不“玩”语言，一任感情痛快淋漓宣泄；他叫好先燕云的语言萧萧散散姿态横生，类似晚明小品。对青年作家语言的关注及指点，体现了他对青年作家不吝金针度人，“一个作家能不能算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在作家之林中立足，首先决定于他有没有自己的语言，能不能找到一种只属于他自己，和别人迥不相同的语言”4115。对语言的强调与看重，不只是他对青年作家的要求，他自己的评论文章更是绝佳典范。他反感批评文章的通用文体，厌恶批评文章的评论腔和八股气，更不喜批评家用理论解读他的作品，羡慕晋人手挥麈尾、坐而谈玄的自在，认为评论文章应当写得生动活泼。是以，他的批评文章绝无学究气与八股气，其用字之生动，作喻之贴切，感受之敏锐，想象之丰富，无不推动批评臻至美文之境界。其批评文章的文学性，首先体现在他对沈从文作品的批评与解读上。解读边城时，他把沈从文比作中国彩墨画家，认为小说中的爱情是那样纯粹，“像空气里小花、青草的香气，像风送来的小溪流水的声音，若有若无，不可捉摸，然而又是那样的实实在在，那样的真”，即“思无邪”；他用汤显祖评董解元西厢记的“度尾”“煞尾”法解读边城结尾，认为“度尾”如画舫笙歌，从远地来，过近地，又向远地去5120；他把 边城比作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充满水分，酸甜合度”4233。读如此美妙之批评，不难对 边城产生无边向往之心。批评的文学性，在汪曾祺对年轻作家的批评中，尤显姿态摇曳之动人。汪曾祺形容李贺为“一条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54，认为邓友梅小说 烟壶 中最成功人物是柳娘，把柳娘比作“市井中难得的一方碧玉，挺立在水边的一株雪白雪白的马蹄莲”5312；他把林斤澜小说常凭一句话构思形容为小说“受孕、成形”5410；他形容何立伟小说的哀愁为栀子花香味；他读阿成小说后清早梦见一头骆驼在吃一大堆玫瑰花。在自述性文字中，这种文学性依然自在多姿，他用包世臣论王羲之字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以说明语言之美8118；他把语言运用比作“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5165；他把小小说比作“一串鲜樱桃，一枝带露的白兰花”，因为它“本色天然，充盈完美”5379；他认为现代小说是芝麻烧饼或者汉堡包，它们符合现代生活快节奏；他自许自己散文少雕饰，一如“春初新韭，秋末晚菘”般滋味新鲜16封面。汪曾祺文学批评的自觉更体现在批评文体的多样性。他最重要的批评文体当属给众多青年作家作品集所写的序言，以及自己作品集的自序，他也因此笑称自己是“写序专家”。在这些序言中，他喜用诗歌做文章题目，如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相看两不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门前流水尚能西道是无情却有情待遣春温上笔端等，以点明自己批评文章的主题。另一第 5 期 刘成才：汪曾祺文学批评论绎 61 类比较重要的文体是读后感，如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漫评烟壶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 读后 读 萧萧 又读 边城等，直接表明自己阅读之后的印象感受。第三类比较重要的批评文体是书信，在给青年作家陆建华、王干、宋志强、陆翀、姚育明等人的信中，他不厌其烦地对青年作家的作品详细点评，几近耳提面命，让人为之感叹。此外，他还经常在座谈对话中对青年作家的作品进行点评，在与戏曲、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的对比中提及当代文学的缺点与不足，在诗词、杂感中抒发自己对文学的感受，在书封、题词、推荐词中表达对文学的些微观点。在这些不同文体的文学批评中，他时而对文坛不公愤懑不已，时而为青年成就欣喜不已，时而向读者敞开心扉，化真知灼见为轻拂春风，令人读后如他所渴望的那般“顿觉眼前生意满”。这启迪，远胜典册高文，更遑论一众的写作经。“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513 1947 年，汪曾祺开始思考短篇小说的本质是什么，虽然他谦称只是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思考的，但这一思考却是其理论自觉和文体自觉的重要起点。对文学批评的思考，也体现了其理论自觉。汪曾祺的文学批评，虽文体各异，却独具汪式之个性神采，真正达到了其所渴望的艺术、生动、活泼之批评的理想境界，以其理论自觉和文体自觉与文学创作的“汪氏文体”互相映照，形成了文学批评的“汪氏文体”17。四、结语 法国著名批评家莫里斯布朗肖认为理想的文学批评应该“好似飘落的雪花，落在钟上，钟颤动了，于是雪花就融化、消失，化为乌有”，因此，批评家唯一的工作就是“让作品的意蕴说话”1863。这一比喻，极为生动地表现了批评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汪曾祺的文学批评，以鉴赏家眼光“发现”作品内在意蕴，摒却冰冷的理论透视，以敏锐的艺术直觉与洞察力切入作品之中，与被批评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其文学批评既追求批评的美学功用，又具理论与文体自觉，以一己之力接通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传统批评理论之间的精神血脉，“为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向审美境界的拓展提供了新思路与新范式，激活了文学批评的审美品格”19。汪曾祺对青年作家虽时有溢美之词，却绝无吹捧之意。他甘愿为青年作家做梯，以批评为青年作家鼓与呼，坚定他们的写作信心，不吝道出写作“真经”，既有爱护，更有折服，寄希望于青年作家，此等胸襟与慈悲情怀，读之时时令人动容。而这，对今天的文学批评尤具警醒之义，也是我们在今天重提汪曾祺文学批评之现实意义所在。参考文献 1 李健吾.咀华二集M/咀华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2 孙郁.汪曾祺与李健吾J.语文建设,2012(2):50-53.3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4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5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 9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6 凌云岚.“夫子自道”汪曾祺的沈从文解读J.南方文坛,2019(6):28-33.7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8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 5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9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10 王彬彬.“是真佛只说家常”N.文学报,2012-08-16(5).11 国东.莫名其妙的捧场读受戒的某些评论有感J.作品与争鸣,1981(7):65-66.12 杨品,王君.关于汪曾祺小说评论的评论J.文学自由谈,1990(1):121-124.13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M.王永年,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14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 5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62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3 15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 6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16 汪曾祺.蒲桥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17 刘旭.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汪氏文体”的形成J.文学评论,2015(2):116-126.18 托多洛夫.批判的批评:教育小说M.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19 明飞龙.激活文学批评的审美品格谈汪曾祺“批评文学”的当代意义N.光明日报,2019-08-07(14).Wang Zengqis Literary Criticism LIU Cheng-cai（College of Liberal Arts,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226019,China）Abstract:Abstract:Wang Zengqi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creation reflect each other,forming a rich literary world with a high degree of discernment.Wang Zengqis literary criticism belongs to the“impressionist criticism”style,abandoning theory and focusing purely on the emotional core of the writers work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an appreciator of art.The essence of his criticism lies in the aesthetic function of criticism,advocating the unity of literary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impact,while also speaking out against injustice and ugliness.He detests clichd and formulaic criticism,possessing a strong sense of language and style consciousness.Through his unique“Wang-style”writing,he pushes criticism to the level of excellent literature,establishing a new aesthetic paradigm for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He willingly serves as a ladder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showing his caring and compassionate heart,and his works also serve as a warning for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highligh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re-reading Wang Zengqis literary criticism in todays reality.Keywords:Keywords:Wang Zengqi,literary criticism,aesthetic creation,aesthetic function,stylistic consciousness（责任编辑 夏登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