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及其实践效能——基于四川省彭州市东前社区的考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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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ibrary)026 2023 年第 8 期(No.8.2023)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及其实践效能基于四川省彭州市东前社区的考察*杨丽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武汉 430072)摘 要 当前乡村文化供给面临着供需结构性失衡、文化供给形式化以及文化供给碎片化等诸多实践困境,不利于乡村文化的有序稳定发展。四川省彭州市通过整合市场供给端与政府供给端实现了资源的再组织化,通过对内生的文化精英的挖掘与培育实现了文化主体的再组织化,通过文化载体与文化平台的扩展实现了文化空间的再组织化。这种从资源、主体与空间三大维度探索出的乡村文化供给模式,推动了农民“剩余时间”组织化、文化服务的“在地化”
2、以及公共文化空间的再造,产生出强化个体生活秩序、激活社会关联纽带以及隐形治理资本生产的实践效能,为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新路径。关键词 乡村文化 文化供给 再组织化 公共文化服务中图法分类号 G249.2引用本文格式 杨丽新.乡村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及其实践效能基于四川省彭州市东前社区的考察 J.图书馆,2023(8):2633,90.*本文系“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民营剧团的生长机制及其优化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9G009)的研究成果。1 问题的提出现阶段我国农村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农村人口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与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1。市场经济的发展
3、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致使乡村人口大量外流,村庄社会活力减弱,与村庄生产生活和社会结构相匹配的乡村内生文化生产系统急剧弱化,以市场和政府为主要供给方的外部文化输入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路径。但文化建设过程中既有的多主体文化供给并没有实现乡村文化有序稳定发展的制度预期,反而出现“供需错配”2、文化公共服务“悬浮化”3等实践困境。在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内生性文化供给动力不足的情境下对乡村文化供给模式进行研究,有利于推动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围绕如何进行乡村文化供给这一命题,学界的相关研究总体上经历了从外生性供给到内生性供给的实践转型。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发展呈现出的“差序结构”4是乡村
4、文化供给的研究起点。外生性文化供给的核心在于通过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文化供给体系,动态地把文化产业资源、公共文化资源以及文化人才资源等优先向乡村配置,把城市文化资源有序输送到乡村5,以此实现城乡公共文化发展均等化。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县、乡、村各级文化服务平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等设施被视为乡村文化供给与文化服务的主要载体,基于此,有学者提出要建立“中心馆+总馆+分馆+服务点”的总分馆服务模式6,围绕“农家书屋+”提供多元文化服务7。将公共文化供给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扎根村社场域,提供小范围“精准化”文化服务8,如建立“点单式”的文化供给方式9,以“精
5、准滴灌”思维推动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针对性与有效性10。二是培育多元化的乡村文化供给主体。既有部分研究将乡村文化供给的诸多实践困境归因于具有价值逆向性的文化管理体制、财权和事权不匹 2023 年第 8 期(No.8.2023)027配且分权不彻底的压力型财政体制以及政府垄断单一性的供给生产体制11,并指出体制政策不协调所引发的供需失衡,实质上是计划体制惯性依赖所诱发的公共文化产品自上而下行政配置的结果12。因此主张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建立文化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模式与俱乐部供给模式13,发展民办商品文化14。文化资源的输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乡村文化设施
6、与文化服务落后的局面,但并没有实现通过外部文化供给促进乡村文化蓬勃发展的制度预期。部分研究者认为相较于政府主导、市场化、合作化和社会化等外部供给方式,农民自主供给更契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高的比较效益15。这种内生性的文化供给模式,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发掘乡村内生的传统文化资源,在加大农村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力度的同时,充分挖掘农村优秀民间文化资源16,保护、继承、开发农村传统文化,推进传统文化活化发展17,以文化内生性激活文化的自觉性18。二是在村社内部探索“低成本、高福利”的乡村公共文化供给模式,对村社空间进行“重塑”,打造“内嵌型”公共文化空间19。通过老年人协会的建设与运作,将
7、村庄内部社会文化资源进行适度整合,实现村庄公共文化供给的自主化20。发挥老年人在村庄文化中的生产性功能,激活乡村文化21。通过大力培育乡贤群体以及完善新乡贤参与机制等途径来传承和创新乡贤文化,进而发挥其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价值22。综上可见,既有研究从不同维度对如何有效供给乡村文化服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诸多启发与借鉴,但其还有提升空间,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外生性供给研究无论是多主体供应还是下沉式服务均存在着“精准化”“个体化”的目标导向,这无疑会加剧文化供给的私性化,与乡村文化的公共属性相悖离;二是既有研究虽然强调外生性到内生性供给的实践转型,但对于如何克服内生文化
8、供给效能不足,如何实现文化需求主体的组织与整合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与表述。基于此,文章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组织化的视角切入,破除公共文化供给主体与公共文化需求主体的组织困境,推动多元主体并行的供给结构向政府主导的一体多元的文化供给体系转型,同时将公共文化需求主体吸纳进文化供给体系,最终促进文化供给与文化需求的一体化协同推进,以保障乡村文化的公共性与先进性。文章的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及调研团队于 2020 年 10月在四川彭州市开展的调研,研究人员在其典型村庄东前社区村进行了驻村调研。调研采取了深度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对当地的乡镇干部、村干部、文化精英、村民小组长以及村民进行深入访谈,获得了较为
9、丰富的调研材料。2 乡村文化供给的实践困境由于起步晚、起点低,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一直以“供给”为核心23,尤其是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文化服务与文化资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密度涌入乡村。但是密集性的资源涌入并没有实现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助力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反而涌现出诸多文化供给的实践困境,主要包括结构性失衡下的供需困境、民众参与不足的动员困境以及碎片化供给下的公共性弱化三个方面。2.1 供需困境:单向度供给下的结构性失衡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滞后的关键影响因素,因此现阶段政府主导的乡村文化供给遵从的是“补短板”的逻辑,其希望通过文化服务和文化资源的倾斜,保障农村居民与城市
10、居民在获取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的机会公平性和资源均等性。但是由于其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始终处于单向度的文化供给模式,因此无法高效匹配农民的文化需求,造成了文化供给的结构性失衡。文化供给的结构性失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向度的文化供给。文化供给涉及供给方和供给对象两大主体,我国的乡村文化供给实践表现出了强烈的政府“垄断”色彩,而作为供给对象的村社居民一直处于隐形的客体状态,其一方面是因为农民语言表达能力较低、话语制度建设不健全以及话语渠道不畅通24,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乡村公共文化供给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中央部委以项目制的形式完成对乡村公共品的基本供应,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活动空间不大,两方面共同导
11、致我国乡村文化供给处于“有什么供应什么”的单向状态。二是高标准的文化供给,城乡文化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现阶段乡村文化供给遵循的是以城市为标准补齐乡村文化的短板,但实际上符合城市文化需求的文化供给不一定适合乡村。以乡村图书馆建设为例,现阶段我国已建成涵盖县乡村三级的图书馆体系,形成了对乡村社会的全覆盖,但是在实践中村级图书馆的书基本上已沦为“文物”。其原因不在于书籍不全,如东前社区的村图书馆的书籍涵盖农业技术、古典文学、实用医学、小说散文等种类,内容极为丰富,但是农民还是不来图书馆,因为书籍内容不符合农村的生活实践,与在村群体的需求不匹配,在人口大量外流的乡村,留守人员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
12、实际上随着村级教育水平杨丽新:乡村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及其实践效能基于四川省彭州市东前社区的考察(Library)028 2023 年第 8 期(No.8.2023)与教育质量的不断下降,妇女和儿童大部分在乡镇和县城生活,因此图书馆参与村庄建设具有理论的合理性,但是这一自城市延伸出来的文化服务体系与乡村社会的人口结构和人口需求不匹配。文化供给的结构性失衡所造成的供需困境,其底层逻辑在于供给端和需求端处于分散的割裂状态,在科层化的行政体系支撑下乡村文化的供给端被高度组织化。进入乡村社会后其面临的不是整体高度统一的文化需求,而是差异性及多样化的个体性需求,因此在实践层面文化供给和文化需求处于区隔状态
13、,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文化供给可以对接村民的文化需求,进而呈现出低度适配的不稳定样态。2.2 组织困境:行政考核下的形式化参与与乡村内生的公共文化不同,政府输入的文化资源与文化服务在进入乡村社会之后需要借助在地化的组织主体进行文化转换与再生产,以此其才能在适应乡村社会的同时引领乡村文化发展。如湖北罗田政府在推行“送戏下乡”的过程中积极吸纳本地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营文化剧团,通过名额分配和内容审核的方式调动当地民营剧团的积极性,实现引领文化发展方向、满足民众文化需求、推动传统文化创新以及支持民间文化团体发展的多重目标。这一举措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构建了政府民间文化团体村庄的三重组织体系,在此体系内民营
14、文化团体可以借助文化优势与熟人社会优势来组织与动员民众。而科层体系的行政化扩展将村级组织不断行政化,并通过一插到底的方式完成对乡村文化的供给,在此过程中,在地化的组织主体消失了,文化供给的组织困境日益凸显。政府主导的文化供给遵循双重逻辑:一是科层体系内部的行政逻辑;二是基于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和民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供给逻辑。在村级组织不断行政化的背景下,如何应对考核成为其工作的重心所在,由此造成行政逻辑取代了供给有效的逻辑。例如现阶段各地政府在乡村推行的精神文明建设,其重要的活动形式是依托村庄图书馆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为了高质量完成这项工作,政府要求村干部一周两次报备和在 App
15、 上传活动照片,并将其作为村级考核的重要依据,行政性的考核压力会进一步压缩村干部进行文化转换与再生产的空间,村干部在工作中考量的不再是如何更好地满足在村群体的文化需求及活跃乡村文化,而是如何“找人”、如何拍照、如何按照考核条例使其工作合规。由此可见,行政体系进行文化供给的时候其主逻辑是应对上级考核,村级组织虽然在村,但是基于行政化的考核压力,其很难发挥出文化转换与文化再生产的组织功能,文化供给的“最后一公里”困境仍然存在。政府通过行政考核调动村社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村社干部通过关系与人情动员完成上级工作要求,在此过程中虽然一部分民众被组织参与进来了,但是这种参与与文化需求无关,而是行政动员下的形
16、式化参与,文化供给的组织主体一直处于缺位状态,造成了文化供给的“悬浮”,进一步加剧了文化供给与文化需求的结构性失衡。2.3 公共性困境:私性供给下的个体性满足公共性是乡村文化供给的基本原则。为了克服文化资源下乡的“最后一公里”困境,近年来政府与社会各界在逐步探索“以需引供”的文化供给路径,其基本思路是通过文化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优化文化服务结构、调整文化服务内容以及提升文化产品质量,实现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无缝隙衔接25。但是随着村庄社会的分化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性发展,在村群体的需求极具多样性与差异性,在此情境下以需求为导向的精准供给极易异化为文化的私性供给,而这无疑与文化供给的基本原则背
17、道而驰。文化的私性供给有两方面内涵:政府主导的以村民个体需求为目标的精准化文化供给导致文化供给的不断“私人化”。为了克服“供不适需”的文化供给困境,部分地区开始逐步探索“精准滴灌”的供给模式和以农民为主体的“点单”式的供给改革。虽然这种精准供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单向度、格式化的文化供给所带来的实践困境,也能够打破供给方与供给对象的隔绝状态,但是这种供给模式实际上偏离了公共文化的本质。其不仅无法引领乡村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反而导致文化资源在进入乡村社会后不断被“分流”,呈现出碎片化的供给样态,其实质问题在于将公共性的文化供给异化为满足私人化的文化需求。文化的私性供给的另一层内涵指的是以市场为主体
18、的私人化的“文化供给”。有学者针对现有的文化供给困境主张大力推动文化的私人化供给和文化的商品化供给,市场供给虽然能够较精准地贴合个体需求,但是遵循的不是个体的生活有序与塑造正向文化的整体性供给逻辑,而是提供了具有强烈消费主义和市场竞争主义的碎片化文化产品,其能够及时有效快速地满足在村群体的特定文化需求,但是也会导致人情竞争、赌博、邪教等落后的高消费的文化产品进入乡村社会,进而严重影响村民家庭和村庄的社会秩序。文化供给不仅仅涉及文化公共性,更为关键的是保障个体生活的意义感和村庄社会的秩序感,私性文化供给(文 2023 年第 8 期(No.8.2023)029化供给私人化与私人化的文化供给)虽然能
19、够提升文化产品与文化对象的适配性,但是其个体化导向和消费主义倾向无法保持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公共性,亦无法整体推进乡村文化的发展。综上,文化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在于政府提供乡村文化服务时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造成了供给端与需求端的不匹配。这种不匹配的表层原因是输入的文化形式和文化产品与农民的需求不匹配,深层次逻辑则是供给端的高度组织化与需求端分散的个体化存在结构性张力。而乡村原有的治理主体是国家与个体、供给与需求之间重要的组织主体,其可以进行文化的在地化转换与文化的再生产。伴随着行政体系的逐步下沉,村级治理主体不断行政化,村干部应对考核的压力大于其进行文化有效供给的动力,这使得政府的文化供给
20、与村民需求处于半割裂状态,文化供给始终处于供需不匹配的外循环困境中,造成乡村文化公共性的缺失和私性文化的无序发展。因此要想克服文化供给的实践困境,促进乡村文化的发展就必须打破组织化对个体以及个体对个体的文化供需样态。换而言之,现阶段乡村文化供给的核心不在于供给的“精准化”,而在于将供给端的组织化体系嵌入乡村社会,形成组织化供应、组织化吸纳以及组织化展演的文化服务体系。3 乡村文化供给再组织化的基层自主性实践针对乡村文化供给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实践困境,彭州市通过借鉴市场文化产品的优势,提升了文化供给与文化需求的适配性;通过吸纳在村的文化精英群体对文化进行的在地化生产转换,实现了村民的组织化;通过文
21、化空间的释放与再嵌入保障了村民参与文化活动的持续性与公共性,实现了对乡村文化的组织化生产、组织化供应与组织化满足,从而引领了乡村文化的发展。3.1 组织资源:二元合一的文化供给现阶段的乡村社会存在着两大文化供给体系,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纵向供给,其依靠科层化的组织体系自上而下地输入文化资源与文化服务;二是以市场为主体的横向供给,其依托市场化的文化传播体系和现代化的传播工具,以城市为中心将文化产品辐射到乡村社会。以上两大文化供给体系各有优劣且并存于乡村社会,政府端虽可以常态化供给乡村文化,但是其进入乡村社会后处于“悬浮”与“断裂”状态;市场端虽然可以克服供需不适配的难题,但是其很难保持乡村文化的公
22、共性与先进性。彭州市将两大供给体系进行优劣互补,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类市场化的乡村文化供给体系。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彭州市将文化宫作为乡村文化供给的主阵地,推动其发挥文化产品发掘与再生产的功能。彭州市文化宫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市场调研,了解市场上最流行的大众文化,在广场舞的基础上推动乡村文化产品的更新。除了进行文化产品和文化形式的筛选之外,如何让推广的文化形式更受老百姓欢迎成为彭州市文化宫工作人员主要考虑的问题。为此文化宫的工作人员对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进行再生产,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流行文化形式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和升级,以广场舞为例,文化宫的工作人员在对乡镇的领队进行定期培训时,往往会将同一个舞
23、蹈编制两个版本,简化版适用于大龄群体,升级版则适用于低龄群体;二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传承,当前的在村群体大多有着深刻的革命记忆,因此文化宫在举办广场舞大赛时会将红色歌曲作为背景音乐,举办红歌大赛时则会有针对性地编排队形和舞蹈动作,极大提升了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和可观赏性。3.2 组织主体:吸纳乡村文化精英在文化供给过程中,城乡最大的差异在于文化环境的不同,密集的人口、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相对旺盛的文化需求使得城市可以在趣缘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自生产、自组织与自满足。然而在乡村人口流失与文化供给外部性的情境下,村民对于文化的需求长期处于碎片化和隐形化的状态,需要被组织起来才可以进行文化活动,
24、进而激发并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但随之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谁来作为文化活动的组织主体来有效供给乡村文化。彭州市在 2019 年之前将村干部作为在村的文化组织主体,但是组织效果不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动力和精力不足。动力不足指的是乡村文化供给是作为治理任务沿着科层化的行政体系逐级进入乡村社会的,尤其是在村干部职业化和行政化程度不断提升的情境下,其主要的着力点在于应对考核而非文化的有效供给。精力不足则是指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下沉,大量的治理事务需要村干部来完成。东前社区的副书记朱姐谈及她在担任妇女主任组织广场舞比赛的事情时抱怨道:“每天村里面的工作都忙死了,哪有什么精力搞这个,都是政府有要求了,我们就训
25、练几天。”2019 年之后,政府转变了工作思路,鼓励基层发掘并动员在村文化精英参与到乡村文化供给的过程中来。以东前社区为例,今年 64 岁的刘阿姨早年在城里面帮儿子杨丽新:乡村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及其实践效能基于四川省彭州市东前社区的考察(Library)030 2023 年第 8 期(No.8.2023)带孙子,晚上闲暇时间就在广场上跟着别人跳舞,孙子考上大学后刘阿姨返回乡村居住,东前社区的李书记便上门动员刘阿姨,有空余时间又有兴趣爱好的刘阿姨很乐意地接下了这个任务。东前社区的案例并非个例,笔者在彭州镇调研的四个村的广场舞领队都是由刘阿姨这样的文化精英来担任的。由此,彭州市在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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