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以梁漱溟思想为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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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24 卷第 4 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24 No.42023 年 7 月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Jul.2023【哲学】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 以梁漱溟思想为例张 倩1,黄 伟2(1.华南理工大学 哲学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40;2.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收稿日期2023-02-10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2 年度一般项目“现代新儒学转化传统心学的反思”(GD22CZX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 倩(1982),
2、女,河北张家口人,哲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伟(1998),男,安徽芜湖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摘 要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现代新儒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梁漱溟以“文化三路向说”分析世界文化,在乡村建设中接纳马克思主义,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通之处,并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中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整体而言,梁漱溟经历了从拒斥、批评马克思主义到认同、接纳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在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文化主张下进行的,表达出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的创造性、某些社会
3、理想等方面的相通性,可以成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参考资源。关键词 文化三路向说;乡村建设;返本开新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 DOI 10.15883/j.13-1277/c.20230403007引用格式:张 倩,黄 伟.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以梁漱溟思想为例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30-36.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历史性地相遇了。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思考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代新儒家无法回避的问题。现代新儒家们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了三
4、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一是以冯友兰、贺麟为代表,早年对马克思主义比较疏离,晚年则比较彻底地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二是以梁漱溟为代表,早年批评过马克思主义,晚年则在坚持自己新儒学基本思想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三是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一直坚持自己的新儒学思想,基本上没有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其中,梁漱溟最为特别。他早年曾经多次批评过马克思主义,而在晚年又在理论上尝试过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呈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相通性。一、以“文化三路向说”分析马克思主义 “文化三路向说”是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的文化哲学理论
5、。这个理论在 20 世纪初的东西方文化论战热潮中问世,对中国、印度、西方三个文化系统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化发第 4 期张 倩 等 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31 展史上的地位作了系统的分析,并预测了世界文化的未来趋势。这奠定了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先驱的地位。梁漱溟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分析,也体现在他的“文化三路向”理论之中。在梁漱溟看来,各个民族由于不同的“意欲”趋向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他认为,文化“不过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探求一个国家文化的根本精神,“只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1根据不同的意欲趋向,他把世界文化分为三个路向:向前追求的西方文化、调和持中的中国文
6、化和向后追求的印度文化。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是一种向外探求的文化,遇到问题就着手向外去改造客观对象以满足人的需要,属于文化第一路向。而中国文化则不是这样,遇到问题不是向外寻求解决之法,而是调和主客,调试主观态度以适应环境,做到物我两忘、随遇而安,“调和融洽我与对方之间,或超越乎彼此对待,以变换主观自适于这境地为问题之解决,而得满足于内者”2,属于文化第二路向。梁漱溟认为,科学昌明使西方文化强于“物理”、失于“情理”,而中国文化则长于理性(情理),弱于理智(物理),因此不能产生近代科学,这是中国文化的缺陷;处在文化第二路向上的中国文化由于“理性早启”“文化早熟”,在近代中国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它却
7、代表着世界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因此,他做出了“第一期文化不过给人打下生活基础,第二期才真是人的生活”3251的判断,强调人的根本性地位。这也为他后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相通性提供了思想基点。早年的梁漱溟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第一路向的文化,曾多次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中国革命。首先,梁漱溟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生产力当作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他认为:“唯物史观以生产力的发展,说明社会发展,原自有理,但不自觉地假定了生产力的发展,好像不成问题。其实生产力岂能离开人而自行发展?而人于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3216在梁漱溟看来,唯物史观把人看作是被动的,完全不承认创造性活动和
8、“意志的趋往”,“未免太简易了”。其次,梁漱溟反对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套用到中国来,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梁漱溟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在欧洲是适用的,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梁漱溟看来,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生产力、强调阶级斗争,是明显的改造外部环境以适应自身的需要的理论样式,属于文化第一路向。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文化建设,就是使“第二回到第一,那就是由理性又退回到身体,向外用力又代向里用力而起。这在人的生命上便是退坠”3267。因此,美国学者艾凯指出:“梁漱溟摒弃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明显地倾向以合作途径达成社会主义,这种思想的形而上学基础则是儒家的偏爱和谐、反对斗争。”4 到了
9、晚年,梁漱溟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文化第二路向的文化,称赞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人类在学术界的伟大思想结晶”5314。他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观点,修正了过去自己的一些认识,而且以儒学为本位,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构建自己的新儒学理论,继续以“文化三路向说”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晚年的梁漱溟不再反对阶级斗争,认为“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6860;而且他还重新认识了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把握了社会物理、历史规律的表现,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情理(仁)的有效手段”7。在梁漱溟看来,马克思主义脱胎于西方文化而又超越了西方文化,这是因为西方文化
10、是求“身”的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以身从心”,转入了中国文化路向。他说:“继此便有马克思主义出现于世,为社会整体有其自觉的开端由此渐将进入身为心用,以身从心的阶段。”5341与中国文化未经“身”的阶段而早熟不同,马克思主义是历经了文化第一路向的成就正常转入文化第二路向的,所以它保留了第一路向的积极成就,能够在第一文化路向的基础上实现儒家所追求的“情理(仁)”。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认知转向,晚年梁漱溟把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具体规定为“共产主义”,并用儒家的伦理学说来解释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认为儒家的社会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存在共通之处。二、在乡村建设中接纳马克思主义 梁漱溟提出“
11、文化三路向说”的理论之后,又以乡村建设来寻求现实生活中的救国之路。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是一个农业立国的国度,应当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以乡村建设的方式建设新中国。32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他身体力行,先后在广东、河南和山东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组建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成为当时“乡建派”的领袖人物。在梁漱溟看来,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是“社会构造”与“社会秩序”的大破坏、大崩溃,而“社会秩序”的崩溃又源于“文化失调”。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缺少团体生活,导致社会散漫无力,国家无法积极地组织和运用全社会的力量,因此“两千多年来它常常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而
12、非积极统治之局”6861。中国文化的这种缺陷导致近代中国在应对突如其来的社会大震荡时表现出一种群体性的措手不及,造成了中国在民族竞争中的失败。因此,梁漱溟主张吸取西方的长处,在中国的乡村建立团体生活。梁漱溟认为,西方的团体生活是通过法律来建构的,而中国则不能走这条路,因为“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8。礼俗社会的秩序,不是依靠法律的外在强制规范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社会群体的自我维持,在传统习俗的支配下,依托个人的向里用力,规范自我而形成的”9。因此,要重建新礼俗,必须要让中国固有精神和西洋文化的长处能够在事实层面沟通调和:这就是通过对“乡
13、约”的改造来建设新的团体组织。他分析了辛亥革命对中国的影响,认为辛亥革命开启了民族自救运动,前期走的是欧洲近代民主之路,后期则是走俄国共产党的路。但这两次政治试验都以失败告终,已经在实践中宣告了革命道路的破产。梁漱溟还痛心疾首地发现,中国学西方走革命道路,“结果学他未成,反把自己的乡村破坏了”。10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此前乡村建设的大环境已然失去。梁漱溟不得不结束在山东的试验,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洪流中去。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迫使梁漱溟不得不寻找新的救国之路。晚年梁漱溟回忆自己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时表示:“就在我片面强调缺乏阶级不成两面之时又忽忘其可能有发展变化,于是像山东乡
14、村社会在抗日伪、抗蒋美的十余年中所引起之阶级分化以至惨酷斗争,便不曾料到。”11这表明他的思想转变是与对乡村建设运动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本位、和谐理想的反思分不开的。与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事实相较,马克思主义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却在中国取得了胜利,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证明了其真理性力量。1951 年 10 月 5 日,梁漱溟这样总结自己实现思想转变的原因:“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6857梁漱溟在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经验和贡献深入思考和体认后,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其中,在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分歧最大的“阶级斗争”理论上,他通过
15、中国革命成功的现实达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肯定性理解。梁漱溟指出:“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实,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而奠立了。我估料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没有结果的,居然有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6865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更让梁漱溟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改变,他写下了中国 理性之国一书,表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较大认同。梁漱溟是一个面向生活世界、重视实践的学者,他不是将乡村建设仅仅当成一个理论设想,而是要在实践中验明乡村建设理论的可行性。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实践,要在实
16、践中检验认识真理性的理论品格无疑是相通的。这种气质使得梁漱溟不仅能够坦然承认自己乡村建设理论的失误,也能够正视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之处,不断地向马克思主义靠近。为了反思自己在乡村建设中的理论失误,更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奥秘,梁漱溟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把握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程度影响着梁漱溟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早年的梁漱溟之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把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唯物主义当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貌,认为唯物史观把人看作是被动的,完全不承认创造性活动的存在。当然,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误解是那
17、个时代的普遍现象,即使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也未能全面正确把握唯物史观的本来面貌。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的胜利,晚年的梁漱溟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第 4 期张 倩 等 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33 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不断加深。在阅读中,梁漱溟也发现了自己的新儒学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之处。晚年的梁漱溟发现,他曾激烈反对过的“唯物史观”实则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用单一的生产力标准去衡量社会的发展,强调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存在,这与梁漱溟自己的主张是相通的。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梁漱溟进一步用“身心关系”解释唯物史观。这也是现代新儒学以心性之学为本,
18、吸纳其他思想的“返本开新”思路的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将完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梁漱溟指出,当生产力水平较低时,人们受制于外部自然规律,“自然压力较大,迫得头脑心思总为身体存活而用”,即处于“心为身用,以心从身”的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的主动地位也随着增进,渐渐地身心两面各有发展,“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始而显出继而增大,即在此时了”5297。梁漱溟在改造中国社会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接纳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影响梁漱溟接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梁漱溟自身与马克思主义都具有鲜明的实践取向。在现代新儒家中,梁漱溟被誉为“行动儒者”。刘乐恒提出,在现代新儒
19、学中存在着“三系”。其中“心性-思辨系”(代表人物熊十力、牟宗三)和“心性-人文系”(代表人物马一浮、唐君毅)侧重“内圣”的维度,而“政治-思想系”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和徐复观则侧重“外王”的维度,通过对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研究,探索出了儒学向现代性转变的途径。12这种特质,在梁漱溟晚年依旧坚持着。三、在儒马沟通中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梁漱溟虽然肯定了阶级斗争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意义,但是,面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是否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的问题,他非常谨慎。尽管梁漱溟自身并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从内心来说,他是不愿意见到阶级斗争频繁发生的。此时的梁漱溟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
20、他认为既然要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应当是题中应有之义。要生产、要建设,就必须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变。然而,梁漱溟的这种认识是模糊的。1956 年,中共八大的决议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确证了梁漱溟的猜想,也使得梁漱溟茅塞顿开,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明和有远见。可是,好景不长。中共八大所做出的科学抉择并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坚持
21、,给了梁漱溟巨大的冲击。但是,自从实现了思想转变,梁漱溟始终坚持以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为观察中国社会的基本视野。如果说,早年的梁漱溟由于坚守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拒斥马克思主义,晚年的梁漱溟则强调要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努力促进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事实层面的交流融合,形成了人心与人生这一封笔之作。在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类实践活动的主动性、计划性的理论阐明儒家的心性之学,认为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感和道德感是最伟大的道德实践,并指出人类社会要到共产主义社会之后才会出现“真道德”。人心与人生标志着梁漱溟对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性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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