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新疆地区的瘟疫与防治.pdf

农业考吉2023年第4 期清代新疆地区的瘟疫与防治衡宗亮摘要：瘟疫是新疆多种自然灾害之一，本文根据满汉文档案记载，梳理了清代新疆瘟疫的时空分布，认为伊犁地区是新疆瘟疫多发区和重灾区。在清廷的统筹下，形成了以地方官府为主导的救灾防灾应对举措。清代新疆地区瘟疫防治提升了新疆地区公共医疗水平，增强了人们应对、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关键词：清代；新疆；瘟疫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 0 0 6-2 3 3 5(2 0 2 3)0 4-0 1 4 0-0 6The Plague and I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Xinjia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Heng ZongliangAbstract:Plague is one of the natural disasters in Xinjiang.This study found the li District was the area where the plagueshappened and struck mos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fter categorizing Manchu and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by time and space.Under the imperial governments arrangement,a system rescuing and preventing disasters led by local governments was con-structed,thus greatly improving the public medical level during the plagu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Xinjiang,which strength-ened peoples abilities to tacking natural disaster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Key words:the Qing Dynasty;Xinjiang;plague我国古代称病为“疾”，称传染病为“疫”“疫”“疾”。瘟疫是各种传染性疾病的统称，我国古代主要流行有天花、霍乱、鼠疫等，往往造成人员和财产的大量损失。清代我国各地瘟疫时有发生，学界也开展了有关瘟疫的地域性研究,如对福建、东北、京师、西藏等地区疫灾情况进行了梳理。清代新疆地区也是瘟疫的重灾区，齐清顺清代新疆“荒政”研究 提及新疆疫灾，吕锐晚清吐鲁番牛痘局的设立与运转 2】利用档案文献对晚清吐鲁番牛痘局的设立及运转情况进行了论述，曲强疫病与秩序：准噶尔汗国覆灭前后西北地区的天花疫情3 对准噶尔汗国覆灭前后西北地区两次大规模天花疫情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有关清代新疆地区的瘟疫的研究篇幅有限，本文利用满汉文档案拟对清代新疆地区瘟疫进行探究，管窥清朝对于公共安全事件的应对机制，增进人们对于疫灾的认识。一、天有凶年：清代新疆的瘟疫新疆地域广阔，地势复杂，农牧交错，加之气候变化明显，是各种传染病相对集中肆虐的地区。天花，在我国古代文献多书写为“出痘”“痘疹”“痘疮”等，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衡宗亮，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党校民族宗教学教研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新疆历史研究。*基金项目：2 0 2 2 年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古代屯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2QN04)、2 0 2 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清代边疆屯垦与边疆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 2 VRC119)。140清代新疆地区的瘟疫与防治染病。根据清代满、汉文文献记载来看，新疆地锡不得不谋求新的安置之地。区人与人之间的疫病主要以天花为主。除此之(二)瘟疫：牲畜之外，新疆地区还有着优良的天然草场，牧放有数牲畜作为古代重要的战略物资和运输工具，以万计的牛马羊驼，牲畜之间也多有瘟疫发生，我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畜牧业发展。清朝统一造成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对边疆治理产生深远新疆后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阿克苏、影响。叶尔、库车等地设置官牧厂，大力发展畜牧业。(一)天花:疫疾之首另一方面，新疆畜牧业发展的同时也容易引发如乾隆年间清廷用兵西域的过程中，准噶尔部牛瘟羊瘟等疫情的发生，造成大量牲畜倒毙。痘疫肆虐，军事实力大为削弱。圣武记载：“数乾隆五十四年（1 7 8 9)春季，伊犁厄鲁特营牧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既窜入俄罗斯、哈萨放官驼发生瘟疫,其中“骗驼稍好，唯母驼正值繁克者十之二，卒于歼于大兵者十之三。”4 此次疫育时节,擎生驼与母驼相继倒毙 5 1(第1 8 册,P185)。嘉庆情发生于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1 7 5 5 一1 7 5 8），二十五年(1 8 2 0)六月，伊犁、塔尔巴哈台一带爆曲强认为准噶尔汗国末年的疫情暴发与社会秩发牛瘟，至十一月方才停止。伊犁将军庆详分派序的瓦解是一个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过程，共同官员核查损失情况：“伊型察哈尔、厄鲁特营牧放加速了准噶尔汗国的灭亡 3 (P16)。清朝统一新疆官厂牛倒毙五千三百余只，其私牛共倒毙五万余后，推行积极的屯垦开发政策，学界也多关注于只。塔尔巴哈台察哈尔、厄鲁特等牧放官牛倒毙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如水涝旱蝗、风雪霜冻等六千八百余只,其私牛亦倒毙三万余只。”8 (P380)自然灾害，忽略了瘟疫及其对新疆社会发展所造新疆地区山川地形复杂，冬春风雪严寒，容成的影响。易酿成群发灾害。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伊犁将军乾隆年间清廷组织天山南路、吐鲁番以及哈明瑞奏报：“伊犁去岁(乾隆三十年，笔者注),索密等地民众迁往伊犁种地纳粮，史称“回屯”。乾隆伦官兵染疫患病者多,索伦、达呼尔等牧放牲畜，二十七年(1 7 6 2)伊犁回屯人员中瘟疫漫延，先后亦多倒毙。”9 1(卷7 5 7,3 9)乾隆二十八年(1 7 6 3），清廷染病死亡约5 0 0 户 5 (第5 9 册,P421)。此次瘟疫造成伊犁人从黑龙江一带调派索伦、达翰尔官兵携着成守伊口减员，给当地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嘉庆十六犁，组建索伦营。这些官兵到达伊犁后，由于长途年(1 8 1 1),伊犁回屯发生瘟疫。根据伊犁将军晋昌跋涉，人员感染瘟疫，调拔的“擎生羊”，也因大雪奏报,当地先后有两千余人染病 5 1(第2 2 9 册,F62)。和瘟疫“倒万数”。嘉庆二年（1 7 9 7），索伦营“开乾隆三十六年（1 7 7 1)三月，生活在伏尔加河散幼丁，因出痘伤损，挑甲不得壮丁”1 0 ,减员现下游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族人在首领渥巴锡的率象十分严重。乾隆三十七年（1 7 7 2），天山南路的领下跋涉万里东归，途中行至沙喇伯勒北界时发和硕特蒙人畜皆疫。伊犁将军舒赫德奏文：“自今生瘟疫。西域闻见录载：“千余里之戈壁，滴水岁八月至十月，出痘病亡者甚多，且马、驼、山羊寸草皆无，时际三月，天气温暖，人皆取马牛之血被灾倒毙者亦颇多。1 1(1 0 册,5 8 6)喀喇沙尔办事大而饮,瘟疫大作，病疾相传，死者三十万人，牲畜臣实麟查报：“和硕特之人畜受损数额，现于和硕十存三四，经十余日，狼逃出。”6 土尔扈特东特人中,出痘吟者有七八百，而牲畜亦日有倒归后，清廷调集大量物资予以赈济，帮助其恢复毙者。1（第1 0 册,6 0 9)道光十八年(1 8 3 9，伊犁察哈生计。然而，土尔扈特部瘟疫尚未消除。根据伊犁尔部落官私牲畜被雪被瘟，损失惨重。将军舒赫德奏报，乾隆三十六年十月至十二月，根据笔者梳理，从文献记载来看，清代新疆渥巴锡的母亲、妻子和一儿一女全都因“出痘病地区瘟疫主要发生在乾隆朝时期。需要注意的殁”,另外“其属下二万二千四百余口内,相继死是，由于咸丰、同治以及光绪时期新疆社会动乱，亡已达三千三百九十余口”7 (P180)。此次瘟疫造成一些疫灾并未记录在案。从空间上看，清代新疆土尔扈特部蒙古族人生计雪上加霜，也促使渥巴疫灾虽然比较频繁，但有清一代并没有出现全疆141表1 清代新疆地区瘟疫统计表农业考古2 0 2 3 4序号时间1乾隆二十一年(1 7 5 6)2乾隆二十二年(1 7 5 7)3乾隆二十五年（1 7 6 0）4乾隆二十六年(1 7 6 1)5乾隆二十七年(1 7 6 2)6乾隆三十年(1 7 6 5)7乾隆三十六年(1 7 7 1)8乾隆三十七年(1 7 7 2)9乾隆三十七年(1 7 7 2)10乾隆四十八年(1 7 8 3)11乾隆五十一年(1 7 8 6)12乾隆五十四年(1 7 8 913乾隆五十五年（1 7 9 0)14嘉庆二年(1 7 9 7)15嘉庆十六年(1 8 1 1)16嘉庆二十五年(1 8 2 017道光元年（1 8 2 1)18道光十二年(1 8 3 2)19道光十八年（1 8 3 8)20光绪七年(1 8 8 1)性大规模的疫灾,而是以局部性疫情为主,这与新疆面积广大，人口分布相对分散有关。清代新疆瘟疫主要分布在北疆地区,其中又以伊犁地区为重。清朝统一新疆后实行屯垦开发，伊犁为清代前期“天山南北总会之区”，聚集了大量人口。同时，伊犁地区农牧皆宜,在此设有官营牧厂。因此,诸多因素使得伊犁一带成为瘟疫的主要爆发区。二、祈神灾：瘟疫下的祭祀瘟疫与战争、饥荒是人类历史发展上一直面临的三大问题 1 2 。瘟疫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容易引起社会恐慌，各种祭祀也成为古代社会人们的重要活动。142地域塔尔巴哈台伊犁乌鲁木齐乌音齐伊翠伊犁沙喇伯勒喀喇沙尔伊犁乌鲁木齐属阜康县喀什噶尔伊犁伊犁伊犁伊犁伊犁、塔尔巴哈台喀喇沙尔伊犁伊犁库车病症痘疫痘疫牛痘痘疫人畜皆疫人皆疫人畜皆疫羊痘人疫马疫驼瘟痘疫痘疫人疫牛痘高疫畜疫畜疫痘疫时，也将中原地区的坛庙文化带到了新疆，祈神灾的痘神祠就是其中之一。乌鲁木齐杂诗云：“痘神名姓是谁传，日日红裙化纸钱。那识乌孙成郡县，中原地气到西天。”1 3 (P30)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古代，人们往往将这种破坏性极强的灾害认为是大自然神秘力量所驱使，上自朝廷下至百姓往往设祠建庙加以祭祀，寻求神灵的庇佑。纪晓岚流放乌鲁木齐期间，就用诗文记录了当地百姓患病祷之于神灵的情形：“裳哀歌彻四邻，冬冬画鼓碎声匀。雷桐那解西方病，只合椎羊夜赛神。1 3 1(4 2）从中可见人们宰羊献祭彻夜祷告，十分虔诚。出处新疆图志兵事一西域图志校注卷1 2 疆域五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 8 册，P148）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2 册,P644)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 0 0 5-3、2 0 1 4-1 9、2 0 1 6-2 1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 5 7,P340）西域闻见录卷6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 0 册，P58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0 3-0 1 8 5-2 4 4 9-0 2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0 4-0 1-2 8-0 0 0 8-0 2 3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 2 6 6,P1074）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 8 5 册，P185）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总统伊犁事宜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2 2 9 册，P62）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0 3-1 8-0 0 9-0 0 0 0 7 7-0 0 0 3-0 0 6 6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3 1 2,P862）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2 8 册，P222）清朝统一新疆后，内地移民大量涌入的同清代新疆地区的瘟疫与防治乾隆二十七年(1 7 6 2)伊犁发生瘟疫，周边区阻止瘟疫的蔓延，大学士傅恒以及时任伊犁办事域也出现疫情。对于此次瘟疫,乾隆帝降旨由喇大臣的明瑞分别奏请清廷调拨药物进行防治 5 (第嘛作法诵经，以达到“驱邪净土”的效果1 1(第3 册，56册,P196;第5 8 册,3 9 2)。此外，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贵等奏1543)。由于此次疫情发生在清朝统一新疆后不久，请由肃州派一名医生到伊犁给官兵治病。乾隆二清廷对伊犁地区的情况尚未完全掌握，于是令明十七年(1 7 6 2)十二月初三日，由伊犁办事大臣接瑞：一是核实伊犁喇嘛情形，二是修固尔扎庙。任伊犁将军的明瑞奏请：伊犁回屯屯户因瘟疫死固尔扎庙位于伊犁郭勒北二十里，是当时新疆最亡甚多,应由各城补移。乾隆二十八年(1 7 6 3)二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该庙在战火之中未能幸月至三月，清廷先后调拨阿克苏、赛里木、拜城、免于难，伊江汇览载：“自西睡底定以来，倾颓乌什2 6 8 户，库尔勒7 1 户、布古尔7 6 户1 8 9 人，库无存，然琉璃金碧，砖瓦零星，沙砾之中，仅存遗车、沙雅4 7 户合计4 6 2 户维吾尔族人迁居伊犁屯迹。”1 4(P6)固尔扎庙破坏严重,难以修复,加之此田，补充人口。嘉庆十六年（1 8 1 1），伊犁将军晋昌地周围回屯居住，参赞大臣阿桂在“绥定城东北向伊犁感染瘟疫的百姓发放药物，经过治疗，“患五里”1 4(P24)修建了兴教寺，替代了固尔扎庙。兴病回子均得以治愈 5 1(第2 9 册,6 2)，疫情很快得到平教寺后经移建至惠远城东，乾隆皇帝御赐“普化息。寺”。2.流动管制，避免扩散。乾隆三十七年(1 7 7 2)由于古代瘟疫的高死亡率，人们更多的将求和硕特蒙古疫情发生后，清廷寄信伊犁将军舒赫得子嗣、传递香火的希望寄托于神灵。娘娘庙、仙德：“令查明和硕特游牧情形，倘有应周济之处，姑庙等神灵满足人们生殖崇拜以及其他愿望的则即一面酌情办理，一面奏闻。1(1 0 册,5 8 6)清廷根社会需求，成为广大百姓祭祀的对象。除此之外，据具体办理此事的哈喇沙尔办事大臣实麟的奏牛马羊等牲畜与社会生产密不可分，人们还修建文，对和硕特蒙古疫情做出较为细致的赈灾方了马王庙、牛王宫等庙宇，加以祭祀。以痘神祠、案：“和硕特之人畜陆续伤损，看来已遭遇瘟灾。娘娘庙、牛王宫等为代表的坛庙成为人们的精神此虽天之定数，但亦应算计躲避，以人力调理。或寄托，体现了人们对灾害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伊等所住地方恶劣，宜即迁移他地；或以蒙古礼向往。灾害前面,更多的是以朝廷为主导的救灾诵经祈福均可。再，伊等之人畜伤损颇多，其生计防灾举措，减少灾害所造成的损失，维护好社会不免拮据,亦应酌加接济。”1 1(第1 0 册,c00)在协助和硕的稳定。特蒙古转场以躲避灾疫的同时，清廷认为“和硕三、共克时艰：清廷的应对举措特游牧被灾，其(渥巴锡，笔者注)游牧尚属安疫灾不同于一般的旱、洪、蝗以及雪灾等自帖”，暂缓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部迁移至哈喇沙然灾害,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致病率,对于社会尔所属珠勒都斯的计划，令其“暂住二三年,视其稳定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新疆地区在清廷的统耕田擎养情形,另行定夺 1(第1 0 册,6 1 8)。筹下，逐渐形成瘟疫防治的应对举措。乾隆五十五年（1 7 9 0），伊犁换防塔尔巴哈台(一)瘟疫的救灾举措之察哈尔兵出痘，担心“倘若换班返回游牧，与游瘟疫的应对与其他自然灾害一样，大体上可牧之人杂居，则未出痘者极为恐惧”，而换防官兵以分为报灾和赈灾两大程序。疫情发生后一般由“情愿连班驻防”8 (P268)。乾隆帝认为：“塔尔巴哈地方官员经驻扎大臣或伊犁将军奏报朝廷，同时台地方?爽，平常不曾闻有出痘者。今前往成守地方积极开展各项救灾行为。朝廷根据灾情程度之伊犁察哈尔、厄鲁特兵丁在塔尔巴哈台出痘情采取相应的免、赏赐等措施，以减轻受灾百姓形如何,不得而知。”1 1(第2-,F535-53)于是降旨塔尔的负担，以示国家恩恤。巴哈台参赞大臣特成额将兵丁出痘情形查明具1.发放药物，补充劳力。乾隆二十七年(1 7 6 2)奏。随后保宁复奏：“本年春季在塔尔巴哈台地方伊犁回屯发生瘟疫,先后染病死亡近5 0 0 户。为了察哈尔、厄鲁特内，虽有出痘，现已过去，并非大143农业考古2 0 2 3 4灾。惟蒙古人生性惧怕出痘者，而今双方人等均情愿连班一年，相应尚可顺从其意办理。”8 (P268)最终，乾隆帝同意保宁奏请，令察哈尔营官兵连班一年,以避瘟疫。3.赈济减赔，捍患御灾。赈济是救灾的重要方式之一。乾隆时期新疆尚未形成统一的赈济标准，但一般遵循着“重灾大赈、小灾小赈”的公认方式，赈济形式也多样。乾隆二十六年（1 7 6 1）,清廷从喀尔喀调拔牛三千头至伊犁，途中发生瘟疫。乾隆帝对此次疫情的处理有一个变化过程。起初，根据“倒毙四只，病及三十只”的奏报，乾隆帝认为牛只“因病倒毙，系遭瘟疫，并非牧养疏忽所致”,并未同意成衮扎布奏请申伤的建议，而是“将其余牲只悉心牧养,安全送抵伊犁，仍可视为效力也 (第2 册，P626)。九月，该批牛只死亡和患病数量增多，成衮扎布奏请“其倒毙牛只，俱著喀尔喀四部赔补”，乾隆帝并未完全同意，“此次因途次遭遇瘟疫所致,并非牧养疏忽。著传谕成扎布等,著加恩将伊等应赔牛只减半赏给价银 1 1(第2 册,P64)。O乾隆三十年（1 7 6 5)伊犁发生群灾，清廷决定“应赔牛马，亦著暂免坐扣，侯届均齐年分，视其生计情形，分年赔补”,同时,又因索伦去岁收，乾隆帝还格外施恩“赏给三个月口粮”,以益生产9(卷7 5 7,3 4 0)。乾隆三十六年（1 7 7 1)，土尔扈特“到伊犁地方后,又染瘟疫,台吉、民人等损失甚多”,乾隆帝“施恩救济，赏赐衣食用品，指给好地驻牧、耕田,拔给擎生牲畜”,予以妥善安置1 1(第1 0 册,ro01)。C乾隆五十一年(1 7 8 6),喀什噶尔额外倒毙马匹，清廷决定“豁免一半，其一半著落管牧官员赔补”,以示恩恤 9 (卷1 2 6 6,P1074)。嘉庆二十五年（1 8 2 0），伊犁、塔尔巴哈台发生牛瘟，朝廷降旨：“自明年始，允准展宽取擎期限三年，其所得擎生牛只，即行赏给各处贫团察哈尔、布鲁特等,以接济其生计。”对此，当地官员兵丁“不胜欢,虔诚感戴，皆摘帽叩谢天恩”,纷纷表示“我等贫困察哈尔、厄鲁特等皆可得以维生度日，凡遇差务，益加奋勉效力”8 1(3 8 4)。道光十二年(1 8 3 2)），伊犁察哈尔、厄鲁特营牛马牲畜再次遭受瘟疫，伊犁将军玉麟奏请“准照先前办理之例”,将明年应交擎生牛马“一半如官，一半赏给贫困察哈尔、厄鲁特等,意利其生计 8 1(4 1 6)。最后，道光帝批准玉麟所请，以示体恤，(二)瘟疫的防灾举措1.隔离避灾。避痘,即不与患有痘疫的人接触，通过隔离的方式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是清朝防治天花的重要措施之一。根据文献记载，新疆南路地区避痘方法是：“收其人置于旷野，远立标杆深惧传染及身，以致全活者，百难获一。”1 5 (第2 8 册,P22）如罗布淖尔一处，“国初三千余人,迄今仍止此数,不见加多,查问其故，皆因出痘抛弃,任其自死 1 (第8 册,3 4 9)。在一些游牧地区，牲畜感染瘟疫多在春夏时节爆发，所采取的措施往往是搬离疫情爆发地，将牲畜赶往深山?爽之地进行避灾。乾隆二十五年（1 7 6 0）,乌鲁木齐官兵牧放的骆驼发生瘟疫后，乾隆帝就降旨令官兵将牲畜赶往巴里坤牧放以避灾。隔离避灾是清代新疆地区防范瘟疫的主要措施，至光绪年间，刘锦棠在奏文中呈称：“蒙回各部，素畏天花，但闻有患痘者，无论平顺与否，皆相率避处，纷纷转徙，尽室偕行,此风相沿日久，未便强禁。”1 6 1(卷6.F41)这种避灾方式容易引发社会不安，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清朝收复新疆后，随着清廷对新疆治理的深入，仿照内地创设牛痘局，进行免疫接种，也是清朝治理新疆的重要举措。2.创设痘局，免疫接种。刘锦棠在新疆期间，目睹“塞外痘疫流行，日甚一日，军民病此，恒多不治”情形，呈请仿照内地创设痘局：“臣查牛痘之法，本极妥善，凡早经种过者多不再发。即间有传染，亦极轻微，并无险证，历试不爽。此法东南盛行，近渐行于西北。关外民力拮据，臣因酌拨经费，派员先行试办，访察极有效验。1 6 (卷6,P40)这里的“先行试办”,应为光绪七年(1 8 8 1)喀什噶尔痘疫发生后，“黄牧丙混觅请南方痘师一人于喀城依法种点数十余名，均有实效 1 5 (第2 8 册,P22)。喀什噶尔牛痘局的创设成功，增强了刘锦棠推广牛痘局的信心，新疆天山南北又创办了哈密、巴里坤、昌吉、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等处牛痘局,进一步加强免疫接种。144清代新疆地区的瘟疫与防治牛痘局的创办，很大程度提升了新疆地区公共卫生安全状况。据刘锦棠奏称：“开局以来，全活甚众。上年(光绪九年,笔者注),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东部落盟长札萨克、毕西勒图郡王巴雅尔，闻知喀喇沙尔土尔扈特人众子弟得种牛痘，均获保全，呈由金顺转咨拔医仿办，据业著成效。”1 6 (卷6,F41）刘锦棠认为：“诚能以牛痘之法行之,渐推渐广，利赖均沾，免使时相震动，不安其居，将来民间竞传其术，公局即可裁节。是目下所费无多，而可为绥辑边氓之一助也。”1 6(卷6,P41)新疆建省后，各善后局相继撤销，而牛痘局得以保留。在新疆地方官府的推广下，百姓对于天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天花防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吐鲁番“人民风气渐开，汉回缠族均乐点种牛痘，司事每年春秋两季带领学徒，携带洋苗赴四乡点种，民间尚属信从计自点种以来，已历十年，所种婴孩并无再出天花等事，保全甚多”1 5 (第3 6 册,P317)。新疆地方民众对天花等瘟疫的防治意识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四、结语瘟疫是清代新疆众多自然灾害中的一种，因其较强的传染性、人畜死亡率高而有别于其他自然灾害。在灾疫面前，清廷遵循防治结合的思维，逐渐形成了以官方为主的救灾防控机制，将救灾防灾的主动权下放至各级地方官府，使之能够更加灵活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对于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以及使团中因疫亡故者,也更多的是体现出人文关怀。清末新疆各地牛痘局的创设，灌输了科学思想，削弱了迷信盲从，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新疆地区公共医疗水平，增强了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信心。注释：相关研究有：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载福建中医学院学报2 0 1 0 年第3 期；赵士第清代东北天花的预防及其嬉变，载平顶山学院学报2 0 1 8 年第4期；张艳丽清代京师疾疫、医疗与防疫，载北京档案2020年第4 期；郭少妮清代西藏地区的天花防疫实践载中国藏学2 0 2 1 年第3 期。参考文献1般晴，田卫疆，主编.历史时期新疆的自然灾害与环境演变研究 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2 0 1 1.2吕锐.晚清吐鲁番牛痘局的设立与运转-于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的分析 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 0 1 9(1).3曲强.疫病与秩序：准噶尔汗国覆灭前后西北地区的天花疫情 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4（清）魏源.圣武记 M.上海：世界书局，1 9 3 6.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 G.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清)椿园.西域闻见录 M.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译编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G.北京：民族出版社，1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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