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疆抚、军和睦局面探析——以刘锦棠与锡纶关系为例.pdf

2023年第4期总第52期NO.4.2023Serial No.52史 志 学 刊Journal of History and Chorography-18-晚清新疆抚、军和睦局面探析以刘锦棠与锡纶关系为例李芳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102488）摘要晚清新疆官员刘锦棠与锡纶在光绪二年收复新疆北路时期相识，新疆建省前夕，两者在对待金顺军军纪、伊犁匪患问题上观点一致。锡纶升任署理伊犁将军后，两者在整顿伊犁营勇、平定塔城营勇哗溃、商议承化寺僧众迁移和伊塔道建置事宜中相商融洽，促成了抚、军和睦局面的形成。究其原因，锡纶任职署理伊犁将军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人际环境对此一时期的抚、军融洽局面起到了助推作用。关键词新疆建省刘锦棠锡纶和睦局面晚清新疆巡抚刘锦棠与署理伊犁将军锡纶在光绪年间平复新疆北路时期因战事需要而相识，两人主政新疆时期曾共同整顿伊犁营勇、商议承化寺僧众迁移、更改伊塔地区行政建置，使新疆建省后的抚、军关系出现了短暂性和睦局面。目前，学界对新疆建省后巡抚与伊犁将军关系的研究，多从群体视角集中于满汉权力之争下的抚、军矛盾关系探讨1，从个体视角探究锡纶署理伊犁将军时期抚、军和睦关系的文章少之又少2(P436)。本文依据学界公开发行的相关史料，拟对晚清新疆省制初定后锡纶署理伊犁将军时期的抚、军和睦局面进行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校证。一、锡纶升任署理伊犁将军背景同治元年（1862），西北太平军残余势力联合甘肃、宁夏、青海一带回族人民组成了新的起义力量。部分起义军又潜入新疆行事，使新疆地区先后产生了伊犁、库车、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和田等五个封建割据政权。同治五年（1866），伊犁将军明绪在伊犁起义军势力胁迫下自缢而死。此后，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趁新疆混乱之际率兵占领了天山南路与北路部分地区，建立了“哲德沙尔”分裂政权，使清廷在新疆建立的一套军府制行政体制被迫瓦解。而早已对西北地区虎视眈眈作者简介：李芳芳（1993-）,女，汉族，河南周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晚清政治史。1相关研究参见：钟兴麟.新疆建省时的兵制和抚军之间的矛盾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1):P34-40；纪大椿.新疆建省余事述议J.新疆社会科学,1990,(1):P122-124；邓媛.伊塔道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2010-6；齐清顺.清代新疆行政体制变革的重大胜利:纪念新疆建省110周年J.西域研究,1994,(2):P10-17。2目前学界尚未有探讨新疆官员刘锦棠与锡纶关系的文章，仅有少量文章对二者关系有所提及。相关文章参见：钟兴麟.新疆建省时的兵制和抚军之间的矛盾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1).-19-19-李芳芳/晚清新疆抚、军和睦局面探析的沙俄，为了在新疆谋求更多利益，以“代收代守”之名趁乱强占了伊犁地区，表示“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1(P2)。为稳定西北局势，光绪元年（1875），清廷令陕甘总督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新疆军务及关外剿匪事宜，负责平定阿古柏之乱及窜逃入新疆的陕甘回民起义军。光绪二年四月，左宗棠授意西征军将领刘锦棠、谭上连率领各军由肃州陆续进驻新疆，与乌鲁木齐提督金顺共同收复新疆北路。为保证战事顺利，左宗棠在给刘锦棠的信函中向其推荐了通晓蒙语的乌鲁木齐领队大臣锡纶“又乌鲁木齐领队大臣锡子猷纶，闻其生长边方，熟悉蒙古情形，皆可资其臂助”2(P40)，并令锡纶统带部分马队驻守沙山，与刘锦棠、金顺配合作战，防止敌军北窜。随着战事的持续推进，围绕新疆建省事宜展开的各种问题扑面而来。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廷宣布设立伊犁将军总管新疆事务，军府制统治体系在新疆得以确立。该体系沿袭了清前期西北官员群体的构成形式，“康雍两朝，西北督抚，权定满缺，领队、办事大臣，专任满员”3(P2219)，由满族官员充任该地区大小官职。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后，军府制统治体系遭到破坏，满族官员势力在西北大为受挫。与此同时，左宗棠升任陕甘总督后，大批湖湘子弟随其而来，“湘人接踵而来，麾之不去，无如何也”2(P54)，汉族官员在西北的政治地位逐渐提升，满、汉官员在新疆地区的政治权力亟待重新划分。面对新疆收复后旧制已不可复的局面，自光绪三年六月起，左宗棠多次提议在新疆实行行省制。为实现新疆建省，除发起改制之议外，左宗棠在新疆人事上也有所举动。光绪五年十月，其趁中俄交涉收复伊犁之际，以刘锦棠骁勇善战，俄人对其望而生畏为由，建议清廷将金顺帮办北路军务之职转归刘锦棠：“伏恳天恩，并案论功，将刘锦棠优赏钦差衔，饬令帮办新疆北路军务，以彰殊眷而资镇压之处，伏候圣裁”4(P374)。刘锦棠与金顺早在收复新疆北路时期，即因乌垣城匪粮分配不均产生隔阂，“和甫因此未免稍存芥蒂”2(P151)，此时左宗棠不顾金顺利益，将金顺职权转归刘锦棠的举动，体现出了对刘锦棠的偏向，也加深了刘锦棠与金顺之间的隔阂。左宗棠进京陛见后，刘锦棠升任新疆钦差大臣，帮办新疆军务，其与金顺之间的争论也逐渐展开。光绪七年五月，刘锦棠向清廷建议将来伊犁收复后，应饬令金顺在率军进驻伊犁时严明军纪：“官军到彼，总须严禁扰累，善为抚辑，藉以维击人心，否则孑遗之民将相率他往，徒得空城，亦甚无谓”5(P175)。塔城参赞锡纶亦向清廷言明，金顺军队确需加强管理：“奴才近驻塔城，见闻较切，愚虑所及，不忍不言，合无请旨饬知金顺进驻伊犁时务当严束部伍，慎勿怠忽”6(P181)。面对刘锦棠与锡纶的先后指控，金顺声称为仰赖当地居民照料，该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且其治军严格：“如或奴才治军不严，前督臣左宗棠共事有年，驻扎哈密近在咫尺，岂能默无一语？”6(P181)此次刘锦1(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交涉志二:卷五十四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三M.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3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十四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4(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七M.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5杜宏春校证.刘锦棠奏稿校证M.中华书局,2019.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38辑A.中华书局,1995.2023年第4期总第52期NO.4.2023Serial No.52史 志 学 刊Journal of History and Chorography-20-棠、锡纶对金顺的指控虽未使金顺遭受惩处，但自此之后，三者在新疆官场的不睦关系更为显现，刘锦棠与锡纶在处理与金顺相关事宜时，常出现一致举动。光绪十一年五月，金顺在上报伊犁礼字后营营勇哗溃事件时给予了隐瞒，谎称营官刘宏发得知哗变后已将全部犯兵拿下。随即，刘锦棠向清廷指出礼字后营哗溃犯兵已逃亡大西沟匪人聚居地，并表示伊犁匪患严重，金顺并未与其咨文相商剿匪事宜：“讵伊犁营勇又相寻溃变，匪徒复如此批猖，金顺身在事中，自应随时咨会，以凭商办，乃迄今未咨报到臣，事关边防重要，如此讳疾忌医，窃恐有误大局”1(P669)。锡纶也随后附奏，指出受伊犁匪患影响，其部下副将刘文和部新募勇丁行至大西沟一带时哗溃：“六月初七日行至西湖以北头台地方，刘文和因病未痊，在彼暂歇。不料是夜三更时，游匪从外喊扰，随传齐队，但新募余丁尚无器械，以致仓猝被匪冲散。该匪引新募人丁数十名，结队向车牌子窜逸”2。此事是刘锦棠与锡纶在涉及与金顺相关问题时的再次先后上奏。与上次不同的是，此次奏报直接向清廷揭露了金顺谎报礼字后营勇丁哗溃、瞒报大西沟匪患的事实，导致了金顺的离任。光绪十一年八月，清廷降旨令金顺进京陛见，并派锡纶署理伊犁将军，随即又令谭钟麟筹措三十万两白银交解刘锦棠军营，由刘锦棠会同锡纶清理欠饷，整顿伊犁营勇，“该大臣俟饷银到后，酌带队伍，驰赴伊犁，会同锡纶，将金顺所带各营核实查点，分别入营久暂，欠饷多少，分成匀给，并将勇丁应去应留，确切查明归并，严定营规”3(P4210)。锡纶收到任命后，原本打算等署理塔城参赞明春到任后，双方交接完成再行赶赴伊犁，在收到刘锦棠信函后，其随即更改决定，计划与刘锦棠提前共赴伊犁：“奴才拟如刘锦棠所议，暂将参赞大臣印信移交厄鲁特游牧领队大臣图瓦强阿照护代拆行，奴才及定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起程前赴伊犁”4(P377)。从锡纶升任署理伊犁将军背景来看，收复新疆时期，西征将领之间在战事配合中加强了彼此的联系，随着新疆失地收复后建省问题的展开，各官员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化，左宗棠在新疆人事调整上的举动，凸显了在刘锦棠与金顺关系中，其对刘锦棠的偏向。塔城参赞锡纶作为伊犁将军下辖官员，连续两次跟随刘锦棠直指金顺管理弊端，随之又听从刘锦棠提议，提前赶赴伊犁交接，从其多次举动中可以明显看出，在升任署理伊犁将军前其已与刘锦棠建立了友好关系。二、抚、军之间的政务联系晚清西北特殊的政治局势造成了新、伊分治局面的形成，但新、伊分治局面与抚、军关系不睦不具有因果关系，刘锦棠与金顺由和睦到决裂的相处结果有其特殊性。锡纶任塔城参赞时即与刘锦棠往来和睦，升任署理伊犁将军后，两者围绕新疆政务展开了诸多合作，形成了抚、军友好相处的和睦局面。1杜宏春校证.刘锦棠奏稿校证M.中华书局,2019.2参见锡纶奏为查明塔城总理屯防副将刘文和办事草率请革职仍留军营效力事，光绪十一年七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16-0217-013.3纪大椿,郭平梁原辑.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卷八M.新疆大学出版社,2017.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113辑M.中华书局,1995.-21-21-李芳芳/晚清新疆抚、军和睦局面探析1.整顿伊犁营勇锡纶与刘锦棠到达伊犁后，开始整顿伊犁营勇。整顿方式分为两种。首先，将勇营分为挑留、裁撤回籍和裁撤落户三种情况。具体来说，所有勇营均不计算此前欠饷，按入伍年份分发饷银，入营一年之内者发饷四两，入营一年以上至十年以内者累年叠加二两，以入营十年为上限，兵丁最高发放饷银二十二两，哨官每人发银六十两；裁撤后回原籍的弁勇，按照籍贯远近另外酌加；裁撤后落户当地的弁勇，先照回籍弁勇的情况进行核算，再酌减四分之一。经过整顿后的营勇被划分为二十二营旗，共计耗银“二十一万三千三百九十三两三钱五厘”1(P462)。其次，遣撤吉江马队旗营官兵。鉴于吉江马队官兵由伊犁将军专辖，刘锦棠与锡纶商议后，决定将剩余的八万两交由锡纶，作为吉江马队遣撤费用：“查督臣谭钟麟原奏，请以三十万两了伊犁营勇欠款，现除发清勇营欠款外，当将余款银八万两交由锡纶，凑发各该起马队遣撤回旗盘费”2(P762)。伊塔地区营勇裁减问题在金顺任职时期亦有发生，但刘锦棠与金顺未能融洽解决。光绪十年二月，刘锦棠在统筹新疆兵力时，建议将伊犁兵力裁减至七千余人：“臣愚妄拟伊犁分七千人，塔尔巴哈台分三千人。伊犁即就该处现存之锡伯、索伦察哈尔、兀鲁特及现拟移乌鲁木齐各城之旗丁内，挑选三千人以作旗兵，再于金顺所部勇营挑留四千人，作马步游击之兵”2(P475)。金顺对此极力反对。此次整顿伊犁营勇，刘锦棠自行推翻此前建议，将营勇保留至七千余人，并表示：“现在军心甫定，亦未便再事裁减”2(P760)。考虑到伊犁裁军后兵力不敷分布，其又与锡纶商议共同派兵驻扎原本由伊犁将军驻守的伊犁东路至西湖一带，“现在伊犁各营既经裁併，地远不敷分布，其从伊犁至大河沿，由臣锡纶派队驻扎，精河以东接至西湖，中间四站，由臣锦棠抽调所部马步六营旗，委陕西汉中镇总兵戴宏胜统带”2(P760)。从刘锦棠与锡纶在整顿伊犁营勇时的行为可以看出，锡纶升任署理伊犁将军后，刘锦棠选择了一条与金顺在任时期不同的抚、军相处之道。2.处理塔城军队哗溃相较于光绪十一年礼字后营勇丁哗溃后，金顺瞒报哗溃详情，并拒绝与刘锦棠合作，锡纶与刘锦棠对塔尔巴哈台营勇哗溃事件的处理，更印证了此一时期抚、军之间的和睦往来。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绥靖中营勇丁马士勋、王得胜因不满该营延发饷银，于当日夜间纠合众人寻衅滋事，戕杀营官陈明德，左、右两营勇丁得知中营哗变后亦趁机响应，“由是参赞衙署及随员私寓抢劫一空，饷项、军装已多被劫，惟未扰及街市”2(P988)。事件发生后，锡纶迅速进行处理，“一面飞咨新疆抚臣刘锦棠，并飞饬精河以东至玛纳斯一路、乌鲁木齐所属各防营，一体防范，相机截剿”3。刘锦棠也积极通知锡纶速派人员围追犯勇，“臣比飞咨署伊犁将军臣锡纶速派统领一员，督带队伍，取道博罗塔拉，径抵绥靖城，以遏其西窜入俄之路”2(P932)。随后，两人在协同核查军队哗变缘由、惩处办事不当官员时，刘锦棠主动将派遣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57辑M.中华书局,1995.2杜宏春校证.刘锦棠奏稿校证M.中华书局,2019.3锡纶奏报塔城营勇哗溃派队驰往剿抚情形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案号:03-5851-008.2023年第4期总第52期NO.4.2023Serial No.52史 志 学 刊Journal of History and Chorography-22-官员核查案情、惩处官员均交由锡纶处理，“昨接抚臣刘锦棠来函，亦称塔尔巴哈台反侧未安，恐春满窘手，事多迁就，派员前赴该处，查访切实情形等语，自系为边防大局起见，与奴才意见相同”1，在处理塔城勇丁哗溃后续事件上给了锡纶极大的自主权。3.共同处理边政除军务问题外，刘锦棠与锡纶在维护伊、塔边界安定方面亦意见一致。光绪十二年九月，科布多参赞大臣沙克都林札布奏请收回乌梁海借给塔城传教喇嘛棍噶札拉参兴建承化寺的土地，以供安插科地蒙、哈民族游牧人员。考虑到承化寺虽隶属科布多阿勒泰布伦托海地区，但因科地山势所阻，该寺离塔尔巴哈台较近，能够对塔城边防起到屏障作用，锡纶并不愿将承化寺民众迁回塔城，其向清廷表示：“该寺僧众数百人，柯勒依部哈萨克万余户，收回塔城实无安置之法”2(P647)。随后，清廷又令刘锦棠与锡纶共同商议，在新疆择一可迁移之地。为使承化寺僧众仍留居科地，锡纶函至刘锦棠将西北情形向其进行了详细说明。考虑到棍噶札拉参为俄人所忌惮，将其僧众留居承化寺能起到稳定边防的作用，在与锡纶商议后，刘锦棠亦赞成锡纶之建议。光绪十三年六月，刘锦棠向清廷指出新疆并无适合承化寺僧众安居之地，并搬出长庚此前所奏“今中俄分界已至萨乌尔岭，去布伦托海甚近，若一旦有事，俄人由布伦托海南下一至古城，则伊犁、乌鲁木齐均隔绝在西，而新疆全局皆震”3(P1337)，以突出布伦托海对于新疆边防稳定的重要性。为减少承化寺僧众与当地蒙、哈民众产生矛盾，其又建议将承化寺所借土地划归塔尔巴哈台：“如虑该呼图克图无所管辖，恐复滋生事端，拟请以该呼图克图就近归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令于无事时，但率其徒众诵经,不得干预公事”4(P921)。此后不久，沙克都林札布又向清廷奏秉：“据承化寺喇嘛徒众并户民人等禀称，乌梁海官兵数十人前来逐撵承化寺僧众等，令其赶紧挪移不准在此耕种，把定水渠不容灌溉等情”5(P359)，并提议尽快将承化寺僧众迁回新疆。但锡纶仍坚持此前态度，并再次向刘锦棠咨文，不用委任人员前往布伦托海一带，“兹据锡纶所称，科布多现无尚待安插之蒙哈，该僧众与之相处，不致滋事，若议迁徙新疆，既无隙地，亦有他虞，业已咨行刘锦棠,毋庸委员踏勘等语”6(P363)。在二人的坚持下，承化寺僧众迁徙事件始终悬置，直至色楞额上任之后才得以解决。4.伊塔道筹设早在光绪八年安置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处满营旗丁时，刘锦棠就有意效仿内地驻防营制，缩小伊犁将军权利：“其伊犁满营似应改照各省驻防将军营制，从新整顿”4(P258)。光绪十年四月，其1锡纶奏为拟以副都统额尔庆额先往塔尔巴哈台整顿哗勇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01-0957-008.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111辑M.中华书局,1995.3王彦威,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3)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4杜宏春校证.刘锦棠奏稿校证M.中华书局,2019.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114辑M.中华书局,1995.6中华书局.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四):卷二百五十:光绪十三年十二月M.中华书局,1987.-23-23-李芳芳/晚清新疆抚、军和睦局面探析在筹议新疆改制时意图通过缩减兵力，更改伊塔地区营制和官制，但由于金顺的反对，改制未能实行。金顺卸任后，伊塔行政建置迅速得到更改。从光绪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至光绪十四年正月清廷正式下旨“添置新疆伊塔道”1(P2409)，此阶段是锡纶署理伊犁将军时期，也是伊塔道筹办的重要时期。两者在伊塔行政体制改革中的一致态度，对伊塔道正式设立起着关键作用。伊塔行政体制的更改由屯垦事宜引起。清政府在新疆实行屯田制度由来已久，同治三年（1864）新疆变乱后曾出现中断。锡纶任署理伊犁将军后，决议派补用知府王者彦，以亩为单位对伊犁地区土地进行稽查，以便快速恢复屯垦。但谭钟麟却认为锡纶以补用知县暂代屯田之职只是权宜之计，必须要有专职人员对民屯事宜进行管理：“查精河及库尔哈喇乌苏旧设粮员两缺，似可改为抚民同知，兼管屯田水利，伊犁理事同知亦可加屯田水利字样，均归督办之员管辖”2(P746)。刘锦棠认为谭钟麟所言也非久远之计，其与锡纶、明春商议，可更改伊塔行政体制，改厅为府，增设伊塔道员，令塔城抚民同知兼管屯田水利：“拟请仿照镇迪道之制，增置伊塔道一员，驻扎伊犁，兼管塔城事务。改伊犁抚民厅为府，改塔城通判为抚民同知，加理事衔，兼管屯田水利，庶几官事有联，而屯政亦因之具举”3(P767)。此后，在商讨伊塔道具体建置时，谭钟麟认为，如今伊犁将军之下已设置两位副都统，“可以一副都统驻塔城，则参赞大臣可裁”2(P797)。同时，乌垣、巴里坤地区满营旗丁并归古城后可裁撤领队大臣，令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等部落自选能者进行管理。而刘锦棠在整顿伊犁营勇时就曾向锡纶表示，伊犁营勇客军仅剩七千余人，需从当地驻防满蒙营中挑选精壮者以扩充军队，“上年抚臣刘锦棠周览伊犁形胜，亦以西陲重镇关系全局，地址辽阔，密迩强邻，非七千人所能捍卫，因与奴才再四筹商，仍应兼练旗绿各营，以壮边疆声势”4(P387)。满、蒙新军由于语言不同，势必需要领队大臣代为管理，谭钟麟裁撤伊塔领队大臣的建议显然与锡纶、刘锦棠的统筹方向不符。并且谭钟麟裁撤塔城参赞的建议，似乎未考虑到新任伊犁将军色楞额上任后，锡纶将无法回归塔城参赞本职的境况。因此，刘锦棠与锡纶均不赞成谭钟麟的建议，“此事臣曾函商抚臣，刘锦棠则虑变更太多，恐招物议，锡纶则谓应从旧制，官可不设，意见各殊，莫衷一是”2(P798)。在刘锦棠与锡纶的坚持下，光绪十三年三月，刘锦棠与谭钟麟联合提交了伊塔道筹建拟办措施。此次筹设并未采纳谭钟麟裁撤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和领队大臣的建议。筹设后的伊塔道制与喀什噶尔道、阿克苏道相同，均为以守兼巡的兵备道。伊犁将军既不完全职掌伊塔军务，又不再掌管伊塔政务，而是在其统领伊塔部分军务的同时，节制伊犁地区，“各该领队大臣及新设之副都统，均归将军统辖。伊犁将军仍节制伊犁镇道”3(P1060)。由于锡纶在遣撤吉江马队时擅动军饷弥补商款被户部弹劾，因此，光绪十四年正月，清廷下旨添置新疆伊塔道，不久，锡纶便被革职留任。1(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M.张静庐,等校点.中华书局,1958.2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0325):谭文勤公奏稿M.文海出版社,1966.3杜宏春校证.刘锦棠奏稿校证M.中华书局,2019.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113辑M.中华书局,1995.2023年第4期总第52期NO.4.2023Serial No.52史 志 学 刊Journal of History and Chorography-24-三、抚、军和睦原因探析从新疆建省初期的抚、军关系可以发现，金顺在位时期，曾与刘锦棠因大河沿防务、伊塔道官制更改产生矛盾。色楞额调任之后不仅在宁远案中与刘锦棠产生分歧，甚至有意推翻刘锦棠与锡纶在伊塔道建置方面所做的努力。为何两任伊犁将军均与巡抚刘锦棠在伊塔政务处理上产生矛盾，唯有锡纶在位时期与刘锦棠并无重大分歧，且事事相商融洽呢？本文认为，可从多角度对锡纶署理伊犁将军期间的抚、军和睦原因进行分析。特殊的政治环境为锡纶与刘锦棠的友好往来奠定了基础。从政治环境来看，与军府制统治时期的伊犁将军权力相比，新疆建省前夕，伊犁将军权力急剧缩小，待锡纶升任署理伊犁将军时，新、伊分治局面已经形成，其面临的是自身政治地位的上升和伊犁将军权力的稳定保持。从官场局势来看，锡纶升任前夕，西北官场对金顺充满了排斥。光绪十一年，刘锦棠揭露金顺瞒报大西沟匪患、谎报礼字后营勇丁哗溃的举动，已全面揭露了此时两者关系的破裂。陕甘总督谭钟麟也在此时上奏，请求清廷将金顺调离伊犁，“俯念金顺驰驱廿余载，屡著功绩，尽虽为人所蔽，而心本无他，为功臣保全终始，另简素性衷直、熟悉关外情形之员以督办新疆北路屯垦为名，驰赴伊犁，计其将至，然后调金顺回京转移”1(P145)。金顺离伊前夕，谭钟麟向清廷建议令刘锦棠提前赶赴伊犁：“可否请旨饬下刘锦棠先到伊犁速行办理，以期无误事机之处出自圣裁”2(P720)。刘锦棠此后又函商锡纶共同赶赴伊犁，准备交接。锡纶在西北官员对金顺的排斥行为中，既联合刘锦棠充当了推动者的角色，又接替了金顺职位，复杂的官场环境为其升任前夕与刘锦棠的和睦相处做出了铺垫。从人物性格来看，良好的人物性格为友好的人际交往提供了前提。陕甘总督左宗棠自光绪二年起即对金顺存有意见：“和甫阴柔成性，喜用挟智任数之人，与之共事有年，仍是两不相喻。其居心积虑，惟恐小处不能见长而已”3(P143)。金顺卸任前夕，谭钟麟、刘锦棠对其也充满了排斥。相比而言，锡纶自幼随父驻守西北，为人豪迈，极有血性，未升任署理伊犁将军前，左宗棠便对其较为欣赏：“锡领队纶，人极明白，闻其生长边塞，熟悉风土，又极有血性，弟急思一见为快，祈商请前赴肃州一行，逼得快聆绪论”3(P12)。在战事中，也对其更为信任：“弟所以请锡领队督带各马队，以其人尚有气概，能与金和甫、荣侯等联络，而俄界情形又所熟习也”3(P48)。在建省前夕，刘锦棠与金顺因大河沿防务、伊塔道改制争执时，锡纶未置一词，仅在金顺军军纪、伊犁匪患问题上跟随刘锦棠有理有据地指出伊犁军务问题所在。其顾全大局、不卑不亢的个人性格促使其在西北官场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锡纶升任后，两者之间友好相商的处理方式，促使此一时期的抚、军关系更为和睦。光绪十年，刘锦棠与金顺因筹议伊犁兵力引发矛盾，随后刘锦棠函商金顺，金顺则拒绝回信，“前者伊犁收还，臣即缕晰函商金顺，速为筹办，洎今未接其覆书”4(P480)。锡纶上任后，刘锦棠与其在伊犁兵力布置1(清)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八M/OL.光绪二十五年刻本(1899)2023-08-17.https:/www-ding-xiu- on the Harmonious Situation between Xinjiang Governor and Discussion on the Harmonious Situation between Xinjiang Governor and Yili General in Late Qing DynastyYili General in Late Qing DynastyTa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u Jintang and Xilun as an ExampleTa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u Jintang and Xilun as an ExampleLi FangfangAbstract Abstract In the second year of Guangxu,Liu Jingtang and Xilun,officials in Xin Jiang,met each other in the period of recovering the North Road of Xinjiang.On the ev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Xin Jiang province,they had achieved consensus on the discipline of the army led by Jinshun,General of Yili,and the problem of bandits in Yili.Since Xilun was promoted to the General of Yili,both of them had got on well with each other in rectifying the troops of Yili,suppressing the mutiny of the officers and men of Tal Bahatai,discussing the relocation of the monks of Chenghua Temple and the change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Yita,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harmonious situation between the Governor of Xinjiang and General of Yili.The reason is that the special political and interpersonal environment when Xilun served as the general of Yili played the boosting role in this situation.Key words Key words Xinjiang provinceLiu JintangXilunHarmonious situation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113辑M.中华书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