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对西夏人名的改译.pdf

UGeneralNo.76)MANCHUSTUDIES(总第7 6 期）No1,20232023年1 期满语研究四库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对西夏人名的改译聂鸿音（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6 1 0 0 6 6)摘要：清代四库馆臣曾经大幅度改译续资治通鉴长编里的音译词，其中，改动西夏人名主要比附藏文，个别词比附蒙古文和梵文。改译后的人名读音大致符合藏文词的书面形式，但语义多属无稽。校改者缺乏对宋代汉语方言的认知，仅用当时的官话来理解古书的译音字，终致滥用语音通转。校改者实际上并不会说藏语，除了藏文音节起首的复辅音声母外，他们只是套用满文的拼读法来理解和音译藏文的元音和辅音韵尾，导致校改后的词音有别于实际的口语。关键词：四库全书；校勘；党项语；藏文；满文中图分类号：H2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 0 0 0-7 8 7 3(2 0 2 3)0 1-0 0 8 0-0 6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以下简称长编），宋李撰，记北宋九朝史事。因其卷浩繁，故自成书以来虽然递有抄刻，但始终不见完本1 。至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馆臣经多方搜集补遗，整理成5 2 0 卷，光绪九年（1 8 8 3年）浙江书局在四库本基础上略加校勘印行，一度成为最通行的版本。然而，清政府在编书时多有妄改，导致四库本连同浙局本一道屡遭后人垢病。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曾合作点校，但点校者毕竟没有见到当年编修四库时的书稿，因而未能校出的疑点仍然过半。所幸近年湖南图书馆公布了馆藏的“四库全书底本”五百二十卷2 ,其中，多有朱笔或墨笔批校，终使学界看到了当年四库馆臣改书的实情，也使长期困惑学界的西夏人名校勘问题有望得到解决。四库馆臣改动长编主要是针对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相关记载，除了在当朝犯忌的“虏”“寇”“戎”“狄”等不雅称呼外，改动处大都是用汉语音译的少数民族人名和部落名等，其中，尤以契丹、党项专有名词为多。改书的动机见乾隆四十三年（1 7 7 8 年）的一道谕旨：前以辽金元三史内人名字义多未妥协，因命编纂诸臣遵照同文韵统所载详加更正。盖缘辽金元入主中国时，其人既未必尽晓汉文，以致音同误用。而后此之为史者，因非本国之人，甚至借不雅之字，以寓其低毁之私。是三史人名不可不函为厘定,而示大公之本意也。38 1 0所谓“厘定”辽金元三史主要针对的是音译词，对那些“犯忌”的词语则未作硬性规定，相关的改动很可能出自四库馆臣避祸的心理。尽管乾隆皇帝敕编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里并不包括西夏收稿日期：2 0 2 2-1 1-1 4作者简介：聂鸿音（1 9 5 4-），男，北京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6 年影印本附拾补。有学者会批评古书译音不准确而予以改译，是未认识到语音在时间和空间中产生变化，犯“以今律古”的错误。81语，也没有专门对长编的校理做出具体规定，但厘定长编必然遵循了厘定辽金元三史的思路，这一点不必怀疑。只是此前历史学家的举例都集中在那些犯忌的词语4,对于音译词则因其无关史实而大都置之不论。长编改动契丹音译词时的用字规则与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基本相符，只有改译西夏语的依据尚不清楚。按照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旧例，四库馆臣首先必须回答所要厘定的语料最接近当时的哪种语言，这需要结合历史考据和个人的语言感觉来确定。虽然最后确定的原则分别以索伦语正辽史、以满语正金史、以蒙古语正元史得到了后人的基本认可，但除具体的音义考证尚存诸多疑问外，至少是“以索伦语正辽史”这条原则并没有被四库馆臣完全接受，因为人们看到,那十卷里假定的词源其实相当混乱，可以认定为据索伦语改译的词反而是最少的5 通过长编校改的音译词可以感觉到，厘定者首先假定书中的西夏语词是藏语，这成为其此后工作的准则。估计他们的想法来自“唐古特”一词在清代的转译。就目前所知，这个词的最早形式见于公元7 35 年的突厥文“毗伽可汗碑”，拉丁转写作tangut6，元代的汉译名是“唐元”或者“唐?惕”，指的都是西夏建国前后的党项人而非西夏王国的统治地区。到了清代，tangut不知为什么与tibet混淆了，变成了指称青海一带藏族居住区的专有名词。大清一统志卷四一三“西藏”谓“其俗称国日图伯特，又日唐古特。最尊者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同卷题下注其境域：“在四川云南徽外，东西六千四百余里，南北六千五百余里。东至四川界，东南至云南界，西至西域回部大沙海界，北至青海及回部界。其贡道由西宁以达于京师”。对“唐古特”等同于西藏全境的误解肯定会影响到长编的厘定者，由此看来，他们决定以“藏语正长编”也是很自然的。西夏境域当年与藏区比邻，党项语和藏语也同属藏缅语族，两者之间的确有些相似,因此，在校订长编时适当参考藏语并非全无道理。然而，问题在于清人是用当时汉语“官话”来理解长编的译音字，在此基础上，判断的“音同”和“音近”大都与6 0 0 年前宋代方言的事实相距甚远，导致在实际工作中有滥用藏语之嫌，这个缺陷在四库本长编卷一六二的一段话里有集中的展示：襄霄凡七娶。一日默特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类他人，杀之。二日索氏，始囊霄攻牛城，传者以为战没，索氏喜，日调音乐，及囊霄还，惧而自杀。三日多拉氏，早死。四日密克默特氏，生子阿哩，谋杀囊霄，为鄂桑格所告，沈于河，杀密克默特氏于王亭镇。五日叶勒氏，约噶从女也，颁长有智谋，襄霄畏之。通过与四库底本第8 9 5 1-8 9 5 2 页对读可知，这段文字里出现了7 处改译。改译者的思路是，首先借助官话，根据底本的译音假想一两个读音近似的藏语词，然后在此基础上，把原来的译音字换成同文韵统和三史国语解使用的字。例如改原本“都罗氏”为“多拉氏”，是比附藏文do-la“玛瑙”,改原本“野利氏”为“叶勒氏”，是比附藏文yel“散逸”。为达此目的，厘定者甚至会抛开音转规则，妄改原词读音以强行适应藏文的音义。例如改底本“卧香乞”为“鄂桑格”“桑”的声母s与“香”的声母x（c)不成对应，当是强行比附藏文 od seng-ge“光，狮子”。再如改底本“遇乞”为“约噶”，“噶”的声母g与“乞”的声母kh(tch)不成对应，当是强行比附借自梵语的藏文yo-ga“瑜伽”。又如，改底本“畔迷氏”为“密克默特氏”，竟然凭空增加了两个译音字，当是强行比附藏文migmed“目，无”。此外的两个人名误译来自失校。四库本改底本“米母氏”为“默特氏”，音韵不切。考“米母氏”又见卷一一一，底本第6 0 2 7 页有“夏王赵德明凡娶三姓，米母氏生元昊”，四库本改“米母”为“默穆”，音韵勉强可通，据此不难判断四库本的“默特”上脱“密克”二字。又，四库本改原本“阿理”为“阿哩”，是此处页码为中华书局2 0 1 6 年版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全书底本页码，下同。四库本同文韵统卷二，“多（答鄂切）”译to见第六叶A面，“拉”译la、“叶”译ye见第七叶A面。“勒 在第七叶A面译le，但在四库本长编只用来对译音节末尾的-1。四库本长编类似这样不合音理的对应随处可见，以下不再逐一指出。以“噶”译ga是同文韵统的硬性规定，事实上当时的官话里已经没有浊塞音声母了。82收不知“理”字在西夏时代不用于译音，凡“理”字多为“埋”字形讹。另见长编卷一一一，底本第6 0 2 7页载：“元昊小名崖埋，羌语谓惜为崖”，富贵为埋”，四库本作“元昊小名叶迈，羌语谓惜为崖，富贵为埋”，改了上文却未改下文，自是荒唐，但由“埋”“迈”音近毕竟可以证明“埋”是本字。由此看来，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的“囊霄本名元昊，小字鬼理，国语谓惜为“鬼，富贵为理”，其中的“理”字必讹。以上包括了四库本厘定长编的全部手段，其中除了滥用音转之外，以“增字”最为离奇，也最能揭示四库本“以藏语正西夏语”的实质。在没有他本参校的情况下，贸然“增字解经”是注释古书的大忌。四库本长编虽然不是注释，但利用增字的方法强行比附藏语词，实在是最不能让人接受的。事实上，无论是党项语，还是西夏境内流行的汉语方言，里面都没有中古汉语的入声韵尾7 ，因此四库本长编为模拟人声尾而增加译音字的词全属妄改，与原词的音义毫无关系。经四库本改译的人名绝大多数都是用藏文的单音节勉强拼凑而成，虽然属于文献中可以出现的声韵组合，但极少能真正构成符合藏族人起名习惯的词或词组。如，“密克默特”一词，实在不能想象有哪个贵族女性会用migmed“无目，瞎眼”作为名字。增加字的目的是模拟藏文“后加字”表现的辅音韵尾，而且改动后的译音用字相当统一。下面每类尝试略举数例，目的只是证明藏文里可以有这样的音节，并不敢说那一定就是校改者心中假定的答案，因为很多组合在意义上是讲不通的（一）藏文后加字（-g）译作“克屈已卧罗 吹济鄂罗克长编卷一一，底本第5 45 0 页：“吖迷下杏家族都指挥使杏友信、都监屈已卧罗等三百九十八人纳质子内附。”四库本改“屈已卧罗”为“吹济鄂罗克”，比附藏文phruigzi“土地上的天珠”和o-log棍棒”,其中log对音“罗克”。磨美勃儿 玛克密巴勒长编卷三三五，底本第1 8 6 2 5-1 8 6 2 6 页：“以河东经略司招降西夏首领二人，磨美勃儿为内殿崇班。”四库本改“磨美勃儿”为“玛克密巴勒”，比附藏文dmag-mi dpal“军人吉祥”,其中dmag对音“玛克”。答牟达克摩长编卷五一六，底本第2 8 7 2 7 页：“夏国遣仁多、保钟、答牟等三监军率众助之。”四库本改“答牟”为“达克摩”，比附藏文bdag-mo“佛母”，其中bdag对音“达克”。（二）乐藏文后加字5（-d）译作特万保移埋旺布伊特满长编卷四五，底本第2 31 6 页：“未逾月，保吉之党万保移埋复来寇。”四库本改“万保移埋”为“旺布伊特满”，比附藏文dbang-po yid-smon“王公景仰”，其中，yid对音“伊特”。多多马 多特玛一长编卷一二，底本第6 5 7 4页：“以成通克成、赏都、卧、如定多多马、窦惟吉主兵马。”四库本改“多多马”为“多特玛”，比附藏文gtodma“创造”，其中gtod对音“多特”。叶石悖麻伊实巴特玛一长编卷三四五，底本第1 9 0 8 3页：“斩级一百一十六，杀统领叶石麻。”四库本改“叶石悖麻”为“伊实巴特玛”，比附藏文 ye-shes padma“智慧莲花”，其中 pad对音“巴特”。泪丁讹遇 丹鄂特裕勒长编卷五一三，底本第2 8 5 1 8 页：“生擒监军勃啰并首领泪丁讹遇。”四库本改“泪丁讹遇”为“丹鄂特裕勒”，比附藏文legsldanod yul“有善光域”，其中od对音“鄂特”。p a d ma“莲花”是个梵语词。藏文一般按梵文字母转写作pa-dma，但在实际的口语里则把d理解成前一音节的尾辅音。83（三）藏文后加字口（-b）译作“卜”吹同 策卜腾长编卷一二六，底本第6 8 6 5 页：“西蕃首领吹同乞砂、吹同山乞自确厮啰界各称伪将相来降。”四库本改“吹同”为“策卜腾”，比附藏文 grub theng“成就圆满”，其中 grub对音“策卜”。牛香 哩努卜密桑一长编卷三二四，底本第1 7 9 7 6 页：“黄河北有马凌亲家翁牛也香。”四库本改“擎牛也香”为“哩努卜密桑”，当是依次比附藏文ri“山”、nub“西”、mi“人”和gsang“秘密”，其中nub对音“努卜”。赏屈 襄渠卜长编卷五四,底本第2 8 0 9 0 页：“环庆路归明蕃官、有州刺史、横山至有州一带都巡检使李讹并男三班奉职李赏屈到阙。”四库本改“赏屈”为“襄渠卜”，比附藏文gsang chub“晓密”,其中chub对音“渠卜”四）藏文后加字（-m）译作“木禹藏花麻 裕勒藏喀木一长编卷二二六，底本第1 2 6 31 页：“禹藏花麻见归夏国。”四库本改“禹藏花麻”为“裕勒藏喀木”，比附藏文yul域”、gtsang“后藏人”和khams“康区”,其中kham对音“喀木”。南城 纳木沁一长编卷二八八，底本第1 6 2 39 页：“西人锁卓望蕃部南城于地牢，五日放回。”四库本改南城”为“纳木沁”，比附藏文gnam chen“大天”,其中gnam对音纳木”。吃多埋 策木多莽长编卷三三六，底本第1 8 6 44页：“擒获西界探事宜部落子吃多埋。”四库本改“吃多埋”为“策木多莽”，比附藏文tshe-mdo“无量寿经”和mang“多”,其中，tshem对音“策木”（五）藏文后加字工（-r）译作“尔理保 玛尔布一长编卷一五二，底本第8 5 2 2 页双行小注：“理保授官乃十一月王戌，今并书。”四库馆臣在此知“理”为“埋”字形讹，故改“理保”为“玛尔布”，以比附藏文dmar-po“红色”，其中dmar对音“玛尔”。勃啰 额伯尔一长编卷五一三，底本第2 8 5 1 8 页：“生擒监军勃啰。”四库本改“讹勃啰”为“额伯尔”，比附藏文e“语气词”和dper“举例”，其中dper对音“伯尔”（六）藏文后加字（-I)译作“勒”成遇 沁裕勒长编卷一一一，底本第6 0 2 7 页：“夏王赵德明凡娶三姓，米母氏生元昊，吖迷氏生成遇。”四库本改“成遇”为“沁裕勒”，比附藏文chen“大”和yul“境”，其中yul对音“裕勒”。鬼名皆 威明嘉勒-一长编卷三五四，底本第1 9 49 2 页：“获有州正监军伪驸马拽厥鬼名皆。四库本改“鬼名皆”为“威明嘉勒”，“威明”是“鬼名”单纯的改字，“嘉勒”对音当是藏文rgyal“王”。示聿 色勒裕勒-长编卷三九六，底本第2 2 32 1 页：“差大使映吴鬼名谕密、副使广洛毛示聿等称谢太皇太后。”四库本改“示聿”为“色勒裕勒”,对音当是藏文shel“智慧”和yul“域”。鬼名革常 威明噶勒藏长编卷四一七，底本第2 348 4页：“今鬼名革常管勾国事，国母更不管勾。”四库本改“革常”为“噶勒藏”，比附藏文 gal“相对”和gtsang“后藏”,其中gal对音“噶勒”。附带说，正如三史国语解实际上并没有严守其预定的参照语言那样，长编也未能把词源猜测完全限制在藏语范围之内，厘定者有时也会到其他语言里寻找一些常用词，例如：保德遇瑰 布达约噶葛长编卷一三六，底本第7 5 1 8 页：“保德遇瑰为叙州防御使，仍并赐对衣金带。”四库本改“保德遇瑰”为“布达约噶”，比附梵文buddha yoga“佛陀瑜伽”。敖保 鄂博长编卷一三三，底本第7 32 1 页：“斩伪军主敖保，以功补下班殿侍三班差使。”四库本改“敖保”为“鄂博”，比附蒙古语obo-a“敖包，土石堆”，其名在三史中多见。乞 鄂济尔一长编卷五一三，底本第2 8 5 1 8 页：“值监军点检野寨，讹乞与首领辈皆往候藏文mdo的前加字m-在连读中用作tshe的韵尾。同样的情况如rgya-mtsho“大海 汉译“嘉措”。84之。”四库本改“乞”为“鄂济尔”，比附蒙古语wir金刚石”，原词借自梵语vajra。三从音义两方面看，四库本改译的人名多属无稽，但其间有一套规则始终被严格遵守，即用汉字“克”“特”“卜”“木”“尔”“勒 分别对译充当音节尾的g、d、b、m、r、1,而这几个辅音韵尾都是清代官话所不具备的。同文韵统一系字书只规定了藏语元音韵母和辅音声母的译法，并没有涉及韵尾，而上面那6个字却多见于元代以来的翻译，证明那来自当时文人默认的习惯。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四库本长编所参照的藏语词也有同时代的记录,其实际读音与上文尝试复原的形式迥异。例如，清乾隆十三年（1 7 48 年）救编过9 种西番译语（或称川番译语），里面有5 种记录的是藏语安多方言和康方言，语料采集点分别是四川的松潘（川一）、象鼻高山（川二）、木坪（川六）、打箭炉（川七）和木里（川九）【8 。下面取其中的“眼”“无”“西”三个常用词与上述四库本长编的“密克”（目）、“默特”（无）、“努卜”（西)对照9 2 5 8,2 1 9,30 7,汉义藏文川一川二川六川七川九长编眼mig迷米觅迷迷密克无med墨灭灭迷默特西nub奴女纳弄奴努卜西番译语没有使用专门的字来表现藏文的辅音韵尾，这是因为除了-m和-r以外，其他几个辅音韵尾在藏语口语中已经开始脱落，至多读作不必译出的喉塞音-？，这在现代诸方言中有清楚的反映。1 0 1 5 9-1 6 1可以想定，假如四库馆臣真的懂得藏语，那么就一定会像西番译语的译者那样，在对音时不必专门加字表现藏文的辅音韵尾。现在既然他们如实地译出了这几个韵尾，那么就只能有一个解释，即参与厘定长编的四库馆臣虽然大致知道藏字的拼读规则，尤其是知道前加字的拼读规则，但并不了解藏人口语。这就是说，他们的翻译完全以藏文的字面为依据。据字面翻译时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藏文用作后加字的（-b）、5（-d）、（-g）本是浊音，而汉语官话没有浊音，所以，同文韵统一律用“拔”（pa）、“达”（ta）“噶”（ka）之类不送气清音字来替代，这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四库本长编在对译这些辅音韵尾时却破例使用了“特”（t）和“克”（k）两个送气声母字，似乎令人费解。事实上，这应该归因于满语文对长编厘定者阅读藏文的影响满文字母（-b）、（-m）、（-r）、（-1)都可以出现在词尾，唯独d和g没有词尾形式,这导致惯用满语的四库馆臣不习惯读出词尾的d和g。他们可以正确地译出藏文的-b、-m、-r、-1,但当面对-d和-g时,则不得不借用最接近的送气音（-t)和（-k)来替代。除了作为声母的字母组合之外，四库馆臣是完全依照满语文习惯拼读书面藏文的元音和辅音韵尾的，这样读出的并非真正的藏语。到了乾隆时期，满语文在社会上的使用已呈明显衰落之势，不会满语的满族虽日渐增多1 1 ，但还此据四库底本，文渊阁抄本作“格依”。从“无雨”一条析出。“川六”的对音用了三个人声字，这三个字在切韵时代的读音恰好带有藏语那样的三个塞音韵尾。这应该是3译音者在强行适应中古音，并不代表这三个字在当时的实际读法，因为那几个语料采集点都属“西南官话区”，中古的三个塞音韵尾在那里早已不能分辨了。按照当时的规定，译de可以用“德”，译ge可以用“歌”，分别见同文韵统卷二第六叶B面和第五叶A面。485有部分当朝的官员能掌握满语。根据清代档案记载，参与三史国语解编纂的多是满族官员，他们大都通晓满、汉、蒙古三种语言，而藏语人才则是遂选满族子弟在“唐古特学”另行培养的5 。可以想定，藏语在满族人中间的普及程度远不及满语，他们在学习藏语文的时候会受到满语文的干扰。这是外语教学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术语叫做“负迁移”，指的是学生的母语对学习外语起到的阻碍作用。参考文献：1底顾吉辰，俞如云.续资治通鉴长编版本沿革及其史料价值J.西北师大学报，1 9 8 3，（3）.2 满湖南图书馆.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全书底本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6.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9 7.4陈智超.四库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发覆J.社会科学战线，1 9 8 7，（3）.【5】刘浦江.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契丹语言资料的源流G/欧亚学刊（第4辑）M.北京：中华一一书局,2 0 0 4.【6 王静如.突厥文回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J】辅仁学志（第7 册）M.北京：线装书局，2 0 0 9.【7】聂鸿音.十二世纪党项方音考略J.中国语文，2 0 2 1，（2).【8 孙宏开.西番译语考辨G/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 册）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 9 8 9.【9 聂鸿音，等.西番译语校录及汇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 0.10金鹏.藏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 9 8 3.【1 1 滕绍.明清两代满语满文使用情况考J.民族语文，1 9 8 6，（2）.Siku Quanshu Revision of theTangut Names in Xu Zizhitongjian ChangbianNIE Hong-yin(College of Liberal Arts,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66,China)Abstract:The transcription words in Xu Zizhitongjian Changbian were substantially revised by thecompilers of Siku Quanshu,in which most of the Tangut names were modified to suit Tibetan words and a fewof them were changed to Mongolian and Sanskrit.The pronunciations of the revised names are approximatelyconformed to the literal Tibetan words,but are unfounded in their semantics.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Chinese dialects of the Song period,the compilers abused the method of phonetic interchange based on thepronunciation of Mandarin.The compilers,not being able to speak Tibetan,mechanically applied Manchurianphonetics to understand and translate the literal Tibetan vowels and final consonants,which resulted in themodified words being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Tibetan spoken language,except for the initial consonantclusters.Key words:Siku Quanshu;collation;Tangut language;Tibetan script;Manchu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