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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7读《通鉴》的启示
现在，一部线装本《资治通鉴》仍静静地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可以说，《资治通鉴》伴随毛泽东走过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卢志丹
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讲，他将《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读过17遍。这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毛泽东的藏书中，既有《资治通鉴》的线装本，又有1956年初版的这个点校本。这两种不同版本的同一史书里，都留有他圈点批画的笔迹和记号。
1912年，年方19岁的毛泽东在一连投考实业、法政、商业几个专门学校都不满意而自动退学后，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被教育家符定一录取。符定一对毛泽东十分器重，特地借给他一部《通鉴辑览》。毛泽东反复阅读，由此开始奠定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也激发了他对《资治通鉴》的浓厚兴趣。
据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毛泽东生前戏称她为“孟夫子”）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印迹。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读书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让孟锦云终生难忘。
毛泽东还劝孟锦云读一读《资治通鉴》，并且送给他一本介绍《资治通鉴》的小册子作为入门读物。在读了这本小册子后，孟锦云请教毛泽东说：“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
听到这个提问，毛泽东的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对小孟说：“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筋。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认真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没有。如书里论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孟锦云说：“主席，您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可是为什么不从头写起呢？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
毛泽东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
孟锦云说：“这一年有什么大事？我学过的历史书上，怎么没讲到？”
毛泽东说：“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孟锦云说：“为什么从这年开头我明白了，可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孟锦云又说：“《资治通鉴》里写了不少皇帝，有些皇帝糊涂得很，可他还当皇帝，真让人不可思议。”
毛泽东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呀，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噢。”
孟锦云说：“那种皇帝当然好当，谁都能当。三岁就当皇帝，真是荒唐。”
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打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孟锦云又向毛泽东请教了一个问题：“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
毛泽东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相互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
孟锦云说：“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写的。”
毛泽东说：“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五个人，没写上名字的还不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千就是19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介绍，情不自禁地说：“这部书真是一项大工程！”毛泽东也感叹道：“说得对，大工程。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期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哩！”
孟锦云说：“听说司马迁也是这样，受宫刑之后完成了《史记》。”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日《史记》，一日《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对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孟锦云转了个话题：“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代，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
最后，毛泽东总结性地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现在，一部线装本《资治通鉴》仍静静地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可以说，《资治通鉴》伴随毛泽东走过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摘自《毛泽东品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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