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科举时代赋与文人仕途之关系浅议.pdf

古代文学与文化主持人语：讨论文学创作的目的或功用，往往是文艺理论话语体系里极其重要的话题，甚或关乎被讨论的行为是否属于文学创作行为，其作品是否能被视为文学作品。其实，这是理论对行为的“反噬”，是定义设下的“牢笼”。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表达长期呈现出行为动机的多元性，而这种创作行为，似乎不但并未阻碍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持续繁盛，甚而更造就了极富特色的中国文学传统。本栏目中，前科举时代赋与文人仕途之关系浅议 对前科举时代文才与士人仕途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梳理，分析赋的文体特点与封建选士要求的适应性，揭示了科举试赋的某种必然性。“采诗观风”：中唐新乐府诗人对诗歌舆情功能的张扬 认为中唐新乐府诗人倡导恢复先秦“采诗观风”制度，具有舆情意义的诗歌每每带有“报道”新情况的意味。北宋金石学的产生与书画题跋文学的勃兴兼论北宋文艺思想之“矛盾”一文认为，北宋金石书画文学兼具对金石书画作品“致用”的史学价值、道德价值的挖掘和非实用审美价值的推崇。（余 江）余江内容提要：在前科举时代，文才与士人仕途之间就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赋文体出现后，凭借其自身特点成为文人入仕的重要途径，并从多方面影响着文人仕途的发展。随着赋与文人仕途的关系日趋紧密，其越来越适应封建选士要求，使科举试赋最后成为必然。关键词：前科举时代赋文人仕途前科举时代赋与文人仕途之关系浅议自隋唐确立科举取士制度，特别是以诗赋取士制度的形成与延续，至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文人以文才，尤其是以赋这一特殊文体作品通过科举而入仕的现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盛行不衰。此类情况的源起，其实由来已久，即使在科举制度定型之前，即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的所谓“前科举时代”，文人文才（赋）与其仕途之间就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以文才入仕的滥觞与发展唐太宗鉴于隋代的速亡，对炀帝的政策进行了全面反思，并进行了一系列去粗存精的改革。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保留了炀帝时科举取士这一做法。不过，唐初进士科虽仍以试策为主，但实际上其考察重心并不在考生的政治见解，而在于考生的文才。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年），提出“凡进-4士先贴经，然后试杂文及策”。所谓“杂文”，初为诗、赋、箴、铭、论、表之类。至于唐玄宗天宝年间，始专用诗赋策士，则诗赋取士已然制度化。所以，可以说，几乎从科举之初起，考赋便成为了科考的组成部分。然而，文人以赋入仕并非隋唐之新创，早在赋产生之初的汉代，它便承担着其他文体所不具有的强烈的应用性，成为文人入仕的重要媒介。除赋以外，文人以文才入仕在隋唐之前更是屡见不鲜，大体来看，在前科举时代，文人以文才入仕或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先秦时期：“世卿世禄”与“访贤”制度下，少见文人以文才入仕西周以前，等级制度鲜明，入仕者多为世代承袭的贵族。虽然文化掌握在贵族手中，但他们并不能被视作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是世袭身份而非“能文”令贵族具有为官的资格。而平民入仕，则多凭借战功。此外也有凭借特殊才能（多为治国之才）入仕者，如伊尹、傅说、姜尚等，但终究是少数。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征战、礼崩乐坏，没落贵族与得益于文化垄断被打破并藉由文化而地位上升的庶人逐步聚合，“士”（文人）阶层开始形成并逐渐壮大，且凭借自身的能力积极参与政治。其中，以“著书立说的学士”为代表的“文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影响也较深远。此时，文人文才虽渐趋对其入仕发挥出越来越清晰的作用，但是统治者和文人自身往往都更关注其文化知识的现实意义和政治功用，文字作品的政治性多高于其文学性，故而文才仍居于从属地位。甚至 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 中，虽有“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的记载，然其文才与入仕仍无直接的、明显的联系。（二）秦汉时期：文才渐成文人入仕的重要媒介秦统一前后，军功是十分重要的晋身评定标准。据 史记 商君列传，秦国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阶级和阶层，都可享受爵禄。同时，秦国又素来广纳人才，以客为卿，如秦穆公时的百里奚、秦孝公时的商鞅、秦昭王时的范雎、秦始皇时的李斯等，均为有学之士；秦朝还采用“征辟”的方法选士，如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等；秦始皇设刀笔吏，在职者善工文辞，负责政令草拟与颁布等事项如此诸途，文才已经或直接或间接、或明确或隐曲地影响着文人入仕的前景了。汉代，文人以文才入仕逐渐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西汉初年，高祖、文帝、景帝注重休养生息，对文化事业关注不够，但在继承古已有之的“征辟”选士制时，已有以“文名”入征者。贾谊可谓汉初以“文名”征的典型代表：贾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文帝初立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诏以为博士。（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当时的文化重心总体上是旁落于诸侯王的。他们都热衷于招纳文士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是为代表，而文才基本是诸侯王们对所纳士人极为看重的才能之一。如枚乘、邹阳、严忌（庄忌）、司马相如等当时辞赋名家，不仅都曾为诸侯王们的座上客，更有梁孝王筑苑养士，时时逞才赋诵，使“梁苑唱和”成为千古美谈。汉武帝即位后，渐将文化重心从诸侯王收归中央。在以察举制选贤任能的过程中，虽然士人唐 李林甫等：唐六典 卷四之“尚书礼部”，陈仲夫校，中华书局，1992年。清 董诰等：全唐文 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全唐文 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汉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以下 史记 引文和相关记载均出自此。前科举时代赋与文人仕途之关系浅议-5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的“德行”仍较“文才”更为统治者看重，但由于征辟制的延续，文才得以继续成为士人入征的重要原因。赋作为当时的一种新兴文学体裁，尤为统治者们看重，甚至使其已开始主动召用辞赋之士，司马相如因 子虚赋 和 天子游猎赋 被封为郎，即为以赋入征的发端。此后，士人“献纳辞赋”而入仕遂蔚然成风，“献赋得官”俨然成为一种新的入仕快捷方式。终西汉一朝，以文学得官者屡见不鲜。可以说，西汉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人凭借文才成为皇帝近臣现象的高发期，虽然因此入仕的文人官场地位多数不高。东汉沿用西汉取士方法，文人以文才入仕或晋升的传统继续发展推进。从汉初贾谊、晁错等人推行文章改革开始，至东汉，官吏行政公文的骈化趋势日益明显，求仕之人莫不学习这种行政公文的写作，文才也就成为士人入仕的必备基本技能之一。如汉明帝赏识班固的才学，特召他入宫任兰台令史；张衡也是因为文才声名远播，被汉安帝征召为郎中。而“鸿都门学”的建立，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明令以“书画辞赋”取士，使文才得以摆脱经学附庸的身份而直接影响到文人仕途。（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乱世背景下的“唯才是举”，文人以文才入仕喜忧掺杂汉末群雄割据，曹操提出“唯才是举”，文才是当然的考察内容之一。但是在此后长期的动荡年代，所唯之“才”实则更偏向于政治军事才能。至魏建立，九品中正制形成，把对人才的评判权由士大夫收归中央。曹丕作 典论 论文，其间应是暗寓了当时中央的人才选拔标准。但到魏晋之交，“著姓士族”偏袒士族人物，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文才对文人仕途的影响力起伏不定。西晋士人多“博学善属文”，文才受到豪族上层和文人的双重青睐。如：西晋藩王引文学之士入幕担任记室等职务；以贾谧为核心的文学集团利用文学之士为其造势，文人也凭借与贾谧的交往努力进入权力中心；中书令张华以文义自诩，并对二陆、左思赞赏有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文人文才的世俗功利特点，逞才以求入仕者不乏其人。东晋皇室很是注意吸收文学之士充实中央权力，世族世家和文学集团大兴。部分世族也致力于文学创作，并延揽提拔有文才的寒士，以求在文化上处于全面优势。虽貌似文人以文才入仕变得更为常见，然普通文士最终多因出身寒门的身份限制而不得更好的发展。又因这一时期，文学经常沦为玄学的附庸，文才的表现形式时有扭曲和隐晦。南朝爱文，文才成为选拔人才时最重要的考虑标准之一，文才出众者往往可以获得快速升迁，导致文才与仕途的联系极为密切，士人多专力于文学创作的训练。北朝对文化的重视远不及南朝，北周是为典型代表。当然，也有例外，如北魏孝武帝推行改革，积极学习汉族文化，以致南北朝后期，北朝对文才之士也越来越重视了。不难发现，文人以文才入仕之路，整体趋势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治世，尤其是盛世之下，更多选择以文才取士；而乱世之中，以军功或政治军事才能入仕的可能性更大。在文学与政治的纠缠中，文学的审美功用时有减弱，其应用性和强调“美刺”的政治效果特点被不断强化。二前科举时代赋与文人仕途的关系述例我国古代文人以赋入仕的情况不胜枚举。这不得不归功于科举试赋这一制度，而赋成为科举取士的重要标准并非偶然。从赋产生之初，它便与文人仕途有着密切的联系。汉代既是赋产生发展的黄金时期，更是赋影响文人仕途的发轫期，自此以降，直至科举确立，已成惯例。二二三年 第二期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6（一）以赋入仕赋，作为文人入仕的手段，可以分为“献赋以得官”与“试赋以得官”两类。1.献赋以得官所谓“献赋”，是作赋以献于君主或在位者。如下例证皆为人熟知。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 载：司马相如始事孝景帝，后因景帝不好辞赋，而乘梁王来朝之机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客游梁，并著 子虚 之赋。子虚赋 使司马相如“声闻于天”，汉武帝诏其入京。他又作 天子游猎赋 使武帝大悦，“赋奏，天子以为郎”，最终达成其再次入仕的愿望。此先河一开，众多文人开始模仿司马相如，扬雄便是最好的例子。汉书 扬雄传 载：“雄尝好辞赋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 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东方朔也属此类。汉书 东方朔传 载：“是日因奏 泰阶 之事，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献赋虽在汉代最为突出，魏晋南北朝亦不乏其例。如沈约“尝为 郊居赋 寻加特进，光禄、侍中、少傅如故”；袁峻“拟扬雄 官箴 奏之。帝嘉焉除员外郎，散骑侍郎，直文德学士省”（梁书 文学列传）；周兴嗣“奏 休平赋，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王国侍郎，直华林省”，后“帝以兴嗣为工，擢拜员外散骑侍郎，进直文德、寿光省”（梁书 文学列传）。凡此种种，不在少数。这类情况因为是赋先成而后献，故而文人在创作过程中自由度较高，题目自拟，属于主动创作，有感而发。司马相如因“子虚赋 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 天子游猎赋”（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扬雄的 羽猎赋 则因“其十二月羽猎”有感而作（汉书 扬雄传），且是其赋学理论的实践。2.试赋以得官献赋的情况越来越多，赋也越来越受到在位者关注。在位者遂偶有将有赋名者召入宫中命其为赋的情况，这便是早期的“试赋”。此后便时有发生。汉书 贾邹枚路传 载：“（枚皋）年十七会赦，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 平乐馆，善之。拜为郎，使匈奴。”东汉有贾逵荐李尤“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马融亦因“帝奇其文（东巡颂），召拜郎中”（后汉书 马融列传）；魏晋有严苞“数奏文赋出为西平太守”。枚皋“因赋殿中，诏使赋 平乐馆”（汉书 贾邹枚路传），李尤“召诣东观，受诏作赋”（后汉书 文苑列传），这就是从“献赋”到“试赋”的转变。皇帝以诏的形式试赋，带有强烈的命令性质，枚、李之流是在为完成皇帝交付的任务而作赋。在拟选题目方面，他们被限题作赋，枚皋赋 平乐馆，题目系皇帝所定；后汉书 虽未详李尤赋题，但从受诏作赋推测主题等也应有所限定。因此，枚李二人创作中已明显有了一些束缚。应该看到，在汉代，无论是“献赋”还是受诏“试赋”，不管是司马相如、扬雄还是东方朔，抑或枚皋、李尤，他们皆以赋入仕，且均心怀抱负，可终究无法进入权力核心，摆脱不了“弄臣”的身份。汉汉 班固：汉书 东方朔传，中华书局，1962年。以下 汉书 引文和相关记载均出自此。唐 姚思廉：梁书 沈约传，中华书局，1973年。以下 梁书 引文和相关记载均出自此。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 文苑列传，中华书局，2000年。以下 后汉书 引文和相关记载均出自此。晋 陈寿：三国志 魏书 钟繇华歆王朗传，中华书局，1975年。前科举时代赋与文人仕途之关系浅议-7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书 贾邹枚路传 直言：“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默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这种境遇显示帝王选拔这些文人的初衷实与他们的愿望和期待相左甚远，怎不令其郁结、愤懑和无奈。相较而言，这种初衷与结果落差悬殊的情况，在汉以后倒似不甚明显。（二）已入仕者因赋得迁谪、受奖罚以赋入仕者不在少数，可这并不意味着之后的仕途与赋就毫无关联了。历代已入仕者因为其文才，有的得到升迁，有的受得褒奖，有的得以免除刑罚，也有因不善为赋而被贬黜的。在科举之前，赋就已显示出了这些效果。1.以赋获得升迁翻开史书，因为文才极佳而得以升迁的人不在少数。史记 中记载的西汉时期最早以文学才能得升迁的人，应该是贾谊。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载：“贾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而贾谊本就是汉初著名赋家。刘向则堪为汉代因赋而得升迁的代表。汉书 楚元王传 载：“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为辇郎。既冠，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上亦奇其材，得逾冬减死论。会初立 谷梁春秋，征更生受 谷梁，讲论 五经 于石渠。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2以赋获得褒奖赋写得好，爱才之人对作赋者的褒奖也是从不吝啬的。西京杂记 卷四有记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枚乘为 柳赋 公孙诡为 文鹿赋 邹阳为 酒赋 公孙乘为 月赋 羊胜为 屏风赋 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汉书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载：“王褒字子渊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 中和 乐职 宣布 诗，选好事者令依 鹿鸣 之声习而歌之。时，汜乡侯何武为僮子，选在歌中。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宣帝召见武等观之，皆赐帛。”此是奖赋之心延及演赋之人。据 北史 载，南北朝时期的王贞也因“上 江都赋，王赐钱十万贯、良马二匹”。3.因赋免罪刑甚至有人因写赋而被免除罪刑责罚，而且这样的人不止一位。汉书 贾邹枚路传 载：“邹阳者，齐人也。游于梁，与故吴人庄忌夫子、淮阴枚生之徒交。上书而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嫉邹阳，恶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将欲杀之。邹阳客游，以谗见禽，恐死而负累，乃从狱中上书书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为上客。”虽不确其上书是否以赋为体，然邹阳乃当时著名赋家，推测至少应有间接影响。无独有偶，东汉杜笃也有相似经历。据 后汉书文苑传 载：“杜笃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杜笃竟以献诔免刑受赏，而“诔”无疑是接近赋体的。唐 李延寿：北史 文苑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二二三年 第二期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8南朝时，君主尚文，更不乏因赋而免罪行者。如南齐卞彬，“坐系东冶，作 东冶徒赋，世祖见，赦之”；吴均“坐事系冶，作 镬鱼赋 以自况后遇赦获免”（梁书 文学列传）。4.因不善赋而被贬黜相反，因为不善为赋，也有可能被贬黜。汉书 公孙弘卜式儿宽传：“元鼎中，征式代石庆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国不便盐铁而船有算，可罢。上由是不说式。明年当封禅，式又不习文章，贬秩为太子大傅，以儿宽代之，式以寿终。”以儿宽之善赋，可推知卜式不习之文章当含赋体。据上可知，前科举时代以赋入仕的文人已不在少数。而纵观其仕途发展，以赋入仕者，最后多成为皇帝身边的御用文人，终其一生能真正进入权力核心者并不多见。而在仕者若擅为赋，则多应制而作，赋遂成为其仕途继续升迁的重要快捷方式。当然，一些人似因不擅为赋而遭贬斥，实则善赋与否并非其遭贬斥的主要原因，且终属个例，并不多见。三以赋（文才）入仕之原因浅析以赋（文才）入仕成为在位者取士的重要途径。究其原因，或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分析。（一）社会原因1.盛世赋华章，是对美好时代的树碑立传汉代，社会趋于平和，少有战事，百姓安居乐业，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的强盛时期。文人们内心油然而生饱满的深情，诉诸笔端便成为对在位者功劳的歌颂与赞美。即或后来盛世不再，在位者藉文人华章以自欺升平，却已成一种如瘾的需求和习惯。2.独尊儒术，赋成为文人以文才入仕的真正发端汉武帝起，以儒家为尊，而儒家强调文人“入仕”，就将文人的人生理想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文人可以倚仗的只有自己的文才，故而在历史长河中，文人们也只能不断凭借自身文才谋求入仕。作为“有汉一代之文体”的赋自然成为当时文人首选的“逞才”形式，并进而延续至后世。3.帝王喜好，文人投其所好汉武帝爱大赋，沉浸在对其功绩的歌颂中，其后帝王亦多有此好，越来越多的文人投其所好便成为自然，由此众多文人便找到一条不成文的以赋入仕的便捷小径。这条路较之于早期的纳赀、任子、察举等入仕途径，岂止方便快捷，也更加荣耀自得。4.文人以文干政传统的内在继承先秦时期，虽有“诗言志”之说，可文人言论干政主要凭借的是文，即后世称之为“诸子散文”者，而非诗歌。汉初的赋在一定程度上承续了战国以来“文”的形式和功能，正迎合了“以文干政”的传统。自此之后，历朝历代便或直接或间接地延续着这种传统。（二）赋自身所具备的条件1.赋文体在汉代的成熟和发展，使其成为文人以文才入仕的首选汉初，诗、楚辞和散文这三种文体较为发达。诗歌方面只有四言诗较为突出，堪为经典榜样的前代遗存“诗三百”，经过秦火后已经不够完整。而且，风雅颂三者中，作为官方文学的雅和颂，佳作并不多，反而是起于民间的风更为突出。而成熟完整的五言诗和七言诗要到东汉才开始出现，南朝梁 萧子显：南齐书 文学列传，中华书局，1972年。前科举时代赋与文人仕途之关系浅议-9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 and Literati s Official Careerin the Era of Pre-imperial ExaminationYu JiangAbstract：In the era of pre-imperial examination,there had long been inextricable links between literarytalents and literati s official career.After the birth of Fu as a literary genre with its own unique features,itbecame an important passport for literati to enter the official career,influencing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in various aspects.As the genre of Fu was more and more closely connected to literati s official career,itis increasingly suitable for the feudal selection requirements,finally leading to Fu writing test a necessity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Keywords：Era of Pre-Imperial Examination;Fu;Literati;Official Career之前多为五言歌谣，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成熟的五言诗。汉武帝所设乐府，也以民歌为主。总之，彼时文人以诗“逞才”的情形并不多见，条件亦不成熟。至于楚辞，其多由文人创作，在屈原时代已经到达近乎成熟的地步，似乎是当时文人“逞才”的合理选择。实则汉代也一直有“辞赋并称”的现象，后世意义上的赋，正是在楚辞的影响下产生并达到成熟境界的。同时，赋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俨然与当时盛行的承战国遗风的政论文形成呼应或互补，且能文者亦多为赋中高手，所以，赋成为文人“逞才”入仕的最佳选择，是符合文体发展的内在逻辑的。2.对儒家崇尚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艺观的落实诗经“六义”中便有“赋”，即“铺陈其事”的创作手法。较之“比”“兴”，它更偏向于现实，也更容易为人理解、掌握、接受和评判。而“赋”发展为一种文体，正是继承了这一特点，能很好地体现儒家文艺观对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崇尚与践行。3.赋对选士要求的适应性进入封建以后，武力强大渐趋不再是入仕的最重要标准，统治者越来越需要更多文人协助其治理国家，这就需要实施相应的选士制度。而赋不但迎合了统治者对文人的需求，同时也以其较强的文体实用性，迎合了作为考察标准必须具有的稳定性、可比性与可评价性等要求。综上，在前科举时代，赋凭借自身特点成为文人“逞才”入仕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多方面影响着文人仕途的发展。随着赋与文人仕途的关系日趋紧密，它的文学性不断下降，应用性不断强化，从而使得它更加适应封建选士要求，也使科举试赋最后成为必然。（余江，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教授）二二三年 第二期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