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民间文化辅导一.doc

《岭南民间文化》辅导一
岭南民俗的基本形态与特点
一、 岭南的区域范围
岭南文化是指五岭（五岭是指越城岭、都龐岭、萌渚岭、骑田岭和大庾岭，在湖南、江西南部和广西、广东北部交界处）以南广东、广西和海南一帶独特的地域文化。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條件，岭南文化以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为源头，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和融汇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逐渐具有浓厚的包容和开放的特点。
二、三大民系及形成的原因。
    岭南在历史的发展和交融中，逐渐形成为三大民系。三大民系是指广东汉民族中的广府民系、客家民系、福佬民系，它们有着不同的方言和习俗。其形成有着历史的原因。
1、广府民系的形成。广府民系是岭南三大民系中最早形成的居民共同体，它是由古越人和历代南迁的中原移民融合而成的。历史上中原人入粤较大规模的有四次，第一次是秦朝时发卒50万戍五岭；第二次是汉武帝派伏波将军率十万大军南征，留守岭南九郡；第三次是北宋时高宗仓皇南逃，部分中原人随隆佑太后散落珠江三角洲；第四次是南宋末年皇室南逃，大批将士及庶民随帝南下，流散于珠江三角洲一带。这些中原移民，构成了广府民系的主流，他们主要居住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还有粤中、粤西的一些县市，所操语言为汉语粤方言，属壮侗语族，这是以古越族语为主，融会了中原古汉语成分的一种方言。
2、客家民系的形成。居住在广东的客家人大多是两晋时期中原地带的“衣冠望族和朝廷命官”，也有一部分是黄河流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群落，他们先后经过三次大搬迁，才到粤、闽、赣山区的三角地带落籍。客家人开始是生活在四面封建割据的小王朝包围之中，基本不与土著居民交往，长期过着以家族为核心的集体生活，宗族观念很强。后来与当地的土著畲族部落融合，构成了客家民系。
3、福佬民系的形成。福佬民系是指操闽南、闽北方言的群体，地域分布为潮洲、汕头以及海南岛一带。福佬民系的形成，是由当地的土著居民闽越族人与两晋以来移入该地区的中原汉人融会而成的。
三、三大民系的特点。
1、 广府民系的特点：广府民系的特点主要指群体心态和性格特征，主要是不怀旧，不拘泥于历史，富于冒险，勇于开拓，容易接受外来的新事物，又善于融合，消化，吸取，商品意识浓，价值观念强。精明能干，善变兼容，淡薄政治，讲求经济实效。
2、 客家民系的特点：宗族观念强，富团结心。喜爱唱山歌。有刻苦耐劳性格和一定的“山地意识”，念念不忘祖宗盛德。他们尊师重教，崇尚诗书，秉承了中原文化“书香门第”的特质。他们一向以读书为荣，以读书识字为“一技之长”。梅县被称为“文化之乡”。
3、 福老民系的特点：有强烈的商品意识，富于冒险开拓的精神，博采众长。但有急功近利，行为短期化的弱点。潮州人喜爱喝工夫茶，听典雅富丽的潮剧。潮绣绣工精美传神，工艺品、潮州小食等表现着潮州人精巧的手工。
四、岭南民俗的主要特点：
一方面由于岭南人形成的原因，其风俗受到中原文化的强大影响。岭南主要的节日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冬至等，基本上是承袭中原而来，活动内容也大致相同。另一方面，由于古越族先民特别的禀赋，对中原同化无形的抗拒，加上地域、气候、环境的不同，岭南民俗仍然保留了它的许多特异现象，如广州的花市、阳江人年初一“行大运”；广州人初二“吃无情鸡”、黎族的“三月三”等，所以，岭南民俗又有其独特的特色，主要表现在：
1、古老而又年轻，处处迸发出撞击的火花。
（1）与中原文化的撞击：岭南民俗中既有中原汉人的古风遗韵，也有百越古族的特别禀赋。
（2）与外国文化的撞击：岭南地处南疆，历史上比中原开发迟，又有漫长的海岸线，最先接受海外民俗的影响，各种风俗中略带点洋味。
2、活泼多样，充满水乡浪漫情调。这是由岭南特殊的人文结构和地缘决定的。中原移民多是逃难而来，他们对故土不多依恋，有的很快与土著民族打成一片，有的围屋聚居，构成新的民系，加上水上生活的特殊要求，使广东地方的人群结构异于他乡，除汉族三大民系之外，还有水上居民和七个少数民族，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培育了人们轻快活泼的性格；富于开拓、冒险的岭南先民，创造了许多浪漫故事和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业绩。
   3、  富人情韵味，带有浓郁的市井风情。
三、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位差：
1、文化背景的位差：中原传统文化是以封闭的自然经济、血缘宗法制度和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为背景的，在这封闭性的社会经济模式中，广大人民过着“以农为本”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自耕自足的生活。政治体制上则以“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盘根错节血缘政治纽带。岭南文化在总体上亦依托这一背景，但由于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和影响，使岭南、特别是广州的经济形式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通融性，逐渐形成了“以商为本”的经济结构，政治上亦由于历代封建皇朝鞭长莫及，把岭南作为官员贬谪流放之地，封建宗法制度较为脆弱，社会结构也没有那么严谨，致使岭南人容易接受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
2、文化交融方式的位差。中原统治者一向以为自己是天朝大国，拒绝一切外来文化的输入，岭南地区则以边缘文化为特征，对外来文化具有极大的受容性，对他种文化的移植具较大的宽容性。
3、文化核心的位差。首先表现在价值观念上：中原文化把自己禁锢在小农经济的天地里，不谋求客观环境的改造，不注重人生的价值观念；而广东人眼界开阔，自强求富，崇尚实业，也务求功利。其次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内地人表现为一种封闭、单向、直觉的趋向，失去了活力和创造；而广东人的思维较为活跃，开放、横向、积极进取，反对保守、中庸、安分、守己随缘的民俗心理。
四、岭南文化的特质：
1、 善于吸取外来文化的开放风气；
2、 努力超越“传统导向”的进取精神；
3、 实利重商的文化倾向；
总之，岭南文化的发展是经过古老的百越文化、中原文化移植岭南所产生的移民文化和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撞击而产生的近代文化.岭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岭南民俗的形成是岭南有的特殊的历史,自然环境,人口资源,经济背景诸多原因.。

【相关资料阅读】

●先秦岭南原始文化

　　先秦岭南仍处在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生活在当地的南越族先民，已经创造了包括新石器和青铜文化在内的古代文明，成为南越文化主体，同时吸收其他文化养分，构成这一时期岭南文化的基本形态。

一、南越文化起源
　　南越文化主要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隋唐约三四千年时间南越人及其后裔创造的土著文化。但其渊源可上溯到旧石 器时代晚期，即距今约13万年以前的以曲江马坝、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人类化石遗址为代表的！日石器文化。岭南原始人群已普遍用火，结网捕鱼，狩猎野兽，采集野果，用骨针缝制衣服，表现出物质文化生活的多样性，从中可窥见南越文化朕脆的曙光。而广东新石器时代距今约且万年到另m年，遍布洞穴、山岗、台地、海滨的这一时代文化遗址在广东已发现400多处，具有代表性的有南海西樵山、英德青塘、三亚落笔洞、始兴玲球岩、潮安陈桥村、增城金兰寺。曲江石峡、佛山河宕、高要茅岗、广州飞鹅岭、陵水大港村、香港大屿山遗址或遗存等。人们使用多种较为先进的细石器，从事渔猎和农耕，还制作几何印纹陶和彩陶，加工玉器，饲养猪、狗、牛等牲畜，使用不同材料建造原始房屋等，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多彩，极富有岭南地方风格，异于中原华夏文化。例如石峡遗址的人工栽培稻种，说明稻作文化已达到较高水平。在多个遗址都发现有二次葬和拔牙习俗，水上“干栏式”和红烧土面或硬土居住面的“窝棚”式建筑，以及图案多种多样的几何印纹陶等，都成为原始南越文化的重要特征。“石峡文化”堪为岭南新石器文化基革的博物馆和代表，它与星罗棋布在岭南大地的其他文化遗址一起，说明岭南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源地之一，同样有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南越先民经过长约10多万年进化，一步一步地从蒙昧。野蛮向文明社会迈进。到西周，南越作为一个族体已经形成，南越文化也成为它的重要标志。到春秋晚期，南越文化注入青铜文化成分，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考古发现，今广东境内青铜文化遗址约有300多处，墓葬100多座，各类青铜器八九百件。以珠江干流及其支流沿岸居多，包括刀斧等生产工具、炊具、兵器、乐器、酒器等。其文化风格除了一部分与中原和楚地相似以外，大部分具有鲜明地方色彩，属南方百越文化系统，说明前者可能来自岭北，而后者更多的是当地铸造的。阳春、珠海、揭西、深圳、香港等地都发现过铸造青铜器的模具（陶范和石范），标志着一个新兴的铜铸造业在岭南出现。它与这些青铜器的使用一样，是岭南物质文化史上的重要事实，对山林开发、编制竹木器等发挥过一定作用。特别是南越铜鼓，铸造技艺精湛，文化内涵丰富。在广东常见于北江以西广大地区，延续时间直到隋唐，是岭南青铜文化一朵奇葩。只是与青铜文化时代相应的奴隶制在岭南并不发达，青铜工具很少用于生产，使它的社会文化意义受到很大限制。而实际上与青铜工具一起使用的还有一定数量的石器和陶器，其时间下限延至战国，少数甚至到西汉。但青铜文化毕竟是南越文化从石器到铁器的一个过渡或混合类型，它如同在中原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作用；一样，也是岭南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飞跃的一种动力。

二、南越文化特质
　　南越文化作为一个文化体系，经历时间虽然很长，但在先秦时期已基本定型。它的许多文化特质不但遇异于中原，而且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在岭南文化史上有特殊意义。 南越人受环境影响，除以稻为主粮外，还嗜食水产，包括鱼类、贝类，以及蛇、虫、鼠类等，令中原人深为惊诧。后世岭南人特殊饮食风俗，很多是从南越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

　　岭南植物资源很丰富，可供敷身的衣料很多。后世文献记载南越人是以棉、麻、蕉、葛、竹、蚕丝等纤维为衣料的。与中原相比，种类不见得少，唯使用时间落后而已。成书于战国的《尚书•禹贡》日：“岛夷卉服，厥筐织贝。”反映了南方少数民族先人的服饰特点。所制衣服简单凉快，流行“贯头式”，适应岭南气候特点。

　　在岭南湿热气候下，溶洞在石灰岩地区很发育，南越先民初时住在洞穴里，称穴居。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山岗出现半地穴式建筑和平地起的茅房，是山区居民早期住宅，而沿海和临河地区，则为上述“干栏式”建筑。高要茅岗遗址发现这种木构建筑文化特征与浙江河姆渡遗址所见十分相似。而在始兴白石坪山的战国遗址中，发现绳纹板瓦、瓦筒和半瓦当，反映房屋规模不小，用料也很讲究，是岭南用瓦盖屋顶之始。广州旧称楚庭（亭），有“越宫室始于楚庭”之说。

　　近年在广州中山五路发现西汉初南越王宫苑遗址，证明南越建筑文化已达相当高水平。 生活在江河水价的南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也“善于造舟”。舟揖是他们主要交通工具。考古学和民族学者提供证据，南越人是以独水舟穿梭于河J！陶浪之间的。海南黎族至今保留有竹架或木架船形屋，为黎族先人乘 独木舟或木筏渡海上岛的物证。近年在化州、怀集、揭西等地出土汉至魏晋多艘独木舟，那些地方都是南越人居地。后世岭南造船技术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并发展独特的海洋经济模式，与悠久南越文化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先秦时在南越人物质文化基础上产生了相应的精神文化。这包括迷信，因为南越人生活在险恶环境，笃信巫鬼是很自然的事情。《史记;孝武本纪》有“越人俗信鬼”，“而以鸡卜’等记载。新中国建立前黎族和壮族仍有鸡卜遗俗。先秦文献多处说越人断（短、披）发文身。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黎族仍保持这种风俗。文身具有图腾、宗教、民族、艺术、婚姻等意义。少数汉人也接受这种风俗。此外，古南越人还有猎头、吃人之风，相信被吃者的智慧和力量会转移到吃人者身上。摆子•鲁间》记：“楚国之南有唤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诗人屈原在《楚辞•招魂》中唱道：“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而把，以其骨为酿些。”此种风俗延续很久，唐代鉴真和尚流落海南振州，还被告知“此间人物食人”。卜」凡此种种，说明上古南越人道德文化观念和习俗与中原人完全不同。当年中原人据此指责南越人为蛮夷、异类也就不足为奇。

三、外来文化对南越文化的影响
　　先秦时期，我国南北之间已经有着频繁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不断给南越文化注入新鲜养分，使之得到改造和提高，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中原、荆楚。吴越和巴蜀文化等。

1．中原文化：按禹贡九州，岭南不在其范围内，但却属“五服”最外一层，即未开发荒服地区。这说明岭南已为中原所知，并被列入将来扩张范围，因而有实施其经济文化影响之举。《尚书•尧典》云：“申命素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周天子对南方诸蛮及周边一些民族“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辞言传之。几其出人送逆（迎）之礼，节币、帛、辞令而宾相之”。到商代伊尹制定四方献令，对南方各民族，“请令以珠现。耿娼、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卜」。另据《白云越秀二山合志》关于越人公师隅条下说：“时三晋惟魏最强，越王与魏通好，于是使隅往复南海，求犀角、象齿以献之魏。”中原与岭南这种文化交往，已在考古发掘中得到有力参证。例如粤东商末到西周“浮滨文化”遗址出土的凹刃铸、有闹戈与江西吴城遗址出土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陶器中大口尊器形风格与河南二里同所见同类器物相近卜」，信宜出土西周铜孟与中原西周中晚期铜益形制相同；又曲江马坝马鞍山出土西周晚期铜饶与江西出土西周铜饶几乎一模一样，同时出土的还有东周铜钟、春秋铜鼎、铜锌于和雨钟等中原礼乐器，这些实物不但表明岭南已受中原礼乐教化影响，而且从出土地观察，可推测文化交往是沿五岭一些连接河流通道进行的。雍正嫩西通志》日：“有无同”卜」，“有”恰是粤方言大量用词，又珠江三角洲一带娶媳妇曰“索老婆”，而山西“霍山以北……要妇日索妻”卜川。这是古代北方移民在岭南语言上留下的烙印。

2．荆楚文化：楚越地理上相依，夏至战国，楚经济文化发达，是南方民族融合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是南越文化一个重要来源。 尧舜时代，越人高固为楚相，传在南海设楚庭，岭南受荆楚文化感召已很明显。春秋为楚历史文化形成发展时期，冶金技术达到～流水平。南音之兴，楚歌之盛，在中国古代文化舞台上蔚为大观。而这时恰是岭南青铜时代，迫切需要先进文化来发展自己，故对荆楚文化也易于接受和吸收。楚也在这时开始向南扩张，《国语•楚语》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庞大矣”；又《左传;襄公十三年》也有楚‘浙有蛮夷，奄征南海”等类似记载。前382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于是南平百越”，荆楚文化更长驱直入。虽到战国后期，楚国式微，无力顾及岭南，但文化交流和影响也没有中断。归纳起来，荆楚文化主要在以下方面影响南越文化：

（l）稻作文化传入。虽然曲江“石峡文化”已证明三四千年前岭南已有人工稻栽培，但楚发达的稻作文化仍然会扩张到岭南。广州有“五羊城”、“羊城”、“穗城”之称，皆来源于周夷王时五仙人骑羊衔谷穗降临楚庭这一传说。按楚半［音米 mi」姓，原为羌夏族一支。《史记•楚世家》日：“半姓，楚其后也。”半即羊的叫声。则五羊传说可能象征楚人五个支系，将稻作文化传人岭南，因为神话多少带有某种真实根源。怔）青铜文化传人。岭南出土春秋青铜器，除了具有中原风格以外，再有则与江淮楚地风格相同。例如肇庆、罗定出土编钟，与湖北随县出土的基本一致，肇庆松山战国墓出土铜鬓、壶、足、盘，以及全省春秋战国墓所出土的青铜剑，部分戈、矛、链等兵器来自楚地或受其影响。这类器物大部分发现在西江流域，少数在北江流域，甚至在湛江响洲岛也发现楚式青铜剑、斧和削刀等。它们正是楚越交通方便地区，无论从器物风格还是地缘上看，都显示岭南青铜文化是在荆楚文化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一开始就包含有荆楚文化因素。实际上楚越青铜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类型。 临）城市文化噶矢：广州古称番禹，而番昌起源于“楚庭（亭）”。先有楚庭，继有五羊降于楚庭的神话。这个“楚庭”有多种解释，嘉靖《广东通志》认为楚庭是城，称“楚亭那在番禹”。万历《广东通志》卷七也说：“开楚庭，日南武。”《读史方舆纪要》广州城条称：“又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革于楚庭，遂增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毗外还有一些筑城记载，出入也颇大，时下争议也很多，有待进一步论证，但不管怎样，广州筑城，与楚有关，而将楚庭理解为城中官衙，也标志着荆楚文化渗入广州。以“楚庭”为代表的番禹城市出现，表明岭南城市文化自此开始。番禹很快成为南方多种土特产集散地和全国著名都会之一。（4）移风易俗：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之前，岭南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盛行二次葬，石峡和佛山河宕文化遗址证实了这一葬俗。春秋中晚期，受荆楚文化影响，同时也由于奴隶制出现，岭南有些地区改变了这种葬式，代之以棺停制。当然。次葬仍在许多地区保留，并延续至今，但荆楚文化毕竟起了移风易俗作用。 秦灭楚后，不久岭南也归入秦王朝版图。荆楚文化才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转而为强大的中原文化所代替。

3．吴越文化：南越族作为百越一支，其文化特征与百越其他支系是可以沟通的。其中江浙吴越文化也是参与南越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因素。新石器时代，岭南先民与江浙先民已有所接触，石峡文化一些陶器和玉器与江浙良诸文化很相似，表现了相互间一定的文化联系。春秋时吴国和越国都成为强国，形成共同文化。而吴、越北方各国，由于“习俗不同，语言不通。故吴越文化只能向南传播，特别是楚火越以后，部分越人流人岭南，传进吴越文化成分更多，并被融合为南越文化的一部分，时至现在仍斑斑可考。吴越地区流行乌图腾崇拜，不但有鸟田传说卜1，而且发现春秋战国乌田图。岭南也有类似传说，即所谓“锥田”卜d，一种仰潮水灌溉农田。按《说文》释“锥”为“鸽期”，即小雁。故“雕田”与“乌田”都反映两地农耕文化内涵相似，当是两种文化交流的一种佐证。吴越有过居全国之首的造船业，能制造多种楼船和桥船。越灭亡后，越人漂流海上，先进造船技术传进岭南。后来在广州出土南越国时期“楼船”模型所反映高超造船水平，与此不无关系。特别是吴越语言，在广东保留甚多。《广东新语•文语》日：“广州语多与吴相趋近。如须同苏，逃同徒，豪同涂，酒同走，毛同无，早同祖，皆有字有音。’卜州地区俚语“佬”，据南朝顾野王《玉篇》所录“佬”字，当时流行于吴越地区，有人以为广州方言“佬”字，系从吴越转来。《越绝书•吴芮传》曰：“旅航，买仪尘者，越人如江也。’们引按今日广州方言，舟车停靠日埋，如公共汽车停站，日埋站。据罗香林教授考证，“埋即买仪尘之买所转称”卜列。粤语称美好物事为攒（盏），今苏州、宁波等地仍用此字。粤语“瞰多”实为吴越语“盼多”、“晴好”。粤语自称“我们”为“依地”，“依”乃吴越古音。吴越语黄王读音不分，两广白话也如此。江、讲、角、谷。冷、落等字，吴越音与两广白活差不多。吴越人称小孩为亚呀，不只广府人，连客家人至今仍这样称呼小孩。陆容《获国杂记》说吴中舟行忌住和翻，称著儿为筷儿，今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仍有此俗。又除夕“卖懒”风俗，过去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很流行，意即将懒气、懦气丢掉。此俗渊源于吴越，当地叫“卖痴呆”。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有“卖痴呆”词云：“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人买”，所记为苏州乐俗。另据《平江（苏州）记事》亦云：“吴人自相呼为呆子，又称之为苏州呆。每岁除夕，群儿绕街呼叫卖懒呆。”与广州卖懒风俗基本一致，实为吴越文化转移的结果。此外，地名也把两地文化联系起来。吴越有“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日余”。无独有偶，广州旧称番禹。禹音同余。一说为盐村。我国有三个会稽地名，一在山东，一在浙江，还有一个在广东，即今潮州凤凰山。这也是民族往来在岭南文化中留下的吴越文化成分。 4．巴蜀文化：于先秦崛起的我国西南巴蜀文化也影响到岭南。《史记•货殖列传》记：“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害之民。富坪卓氏，俱居临邓。”经营冶铁业，将铁器卖给越人。这发生在赵伯时代，转人岭南铁器有一部分，由四川经西江运来。又据淑书•西南夷列传》载：“建元六年（前135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那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构酱。蒙间所以来。曰‘道西北牌阿，牌何江宽数里。出番禹城下’。”可知产于四川构酱，已运到番禹。此外，汉武帝时张春出使大夏，见到从印度转贩过来的蜀布和邓竹杖。有人认为，这些货物是由四）；；运来南越再转往印度的【ZI］。联系秦汉海上交通盛况，这不无道理。元鼎五年（前 112年），汉武帝派大军大举进攻南越，并令罪人及巴蜀、江淮10万人移居南越，与“土人杂处”。巴蜀地区种稻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稻作文化随这些人居者带进岭南，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有人认为，广州五仙观里五位仙人手中持谷穗的少者，是江淮、巴蜀无名水稻栽培技术传播者的化身。当然，由于样河江遥远屈曲，巴蜀文化抵岭南时难免已成强努之末，加之时代久远，后人研究不多，现在留下遗迹较少，也就不足为奇。

●秦汉六朝汉文化在岭南传播

　　秦汉岭南先后归人中央王朝版图，成为封建集权制国家行政区一部分，这是岭南历史发展的一个划时代事件。从文化意义来说，这也是岭南古代文化一个新起点。自此以后，中原汉文化与南越文化发生更多接触，渐渐融合，同化南越文化，并以后来居上之势，得到广泛传播。追到六朝移民高潮到来，这种传播发生转机，并最终导致南越文化趋同于汉文化局面。

一、秦有组织的汉文化输入
　　秦在岭南推行郡县制，今广东跨三郡十六县，大部分地区覆盖在秦政治势力之下，基本上结束过去互不统属、政治上落后的状态。这是岭南制度文化上的一项首创，为汉文化输入铺平道路。伴随秦军到达岭南的，除大批掌握各种技能的“亡人”。“罪人”、“赘婿”、“贾人”以外，秦始皇甚至应龙川县令赵伦请求，另外征集15000名未婚女子南下“以为士卒衣补”。他们把中原生产技术、礼乐教化、风俗习惯、生产 方式等带进岭南，陶冶南越族人。中原华夏族与南越族在血缘和文化上的交流，自此通过不同渠道展开，渗透到岭南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各个角落，形成新文化风貌。首先输入较多铁器农具，使大片荒古土地得以开垦，也改变过去“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火耕而水褥……无积聚而多贫”[“峨态。现今之曲江、连县、英德、清远、番禹、顺德～带成为经济文化最先发展地区。秦人在进军岭南沿线设置城池或关隘，除作为郡县治的城池以外，另有辅助附近关隘的城堡，如在今仁化、乐昌、英德有三座，有一座叫“万人城”的，谅规模不小。还有煌溪、阳山、诓浦三座秦关，以及沿北江河谷修建多处“驰道”，皆为重要建筑工程，除体现中原建筑文化风格以外，它们都是传播中原文化的据点和通道。后为南越国君主的赵伯，在任秦龙）；1县令时期，就指导当地人民开荒辟田，兴修水利，修筑城池，成为推广汉文化一位先驱者。唐代韦昌明在汹王井娜追记：“南越王赵伦，昔令龙J；D时，建治所以警湖之东”，又“登山望景••，…垦辟定规制。”史称这口“并围二丈，深五丈，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25］，表明秦人较高文化知识和技术。

　　 中原文化还借助于秦势力渗入当时尚无行政建置的海南岛，近年岛上多处出土秦国钱币“秦半两”。海南甚至直到新中国建立前，一些地区仍袭用秦国六进制。明人唐胄说：“秦以水德王。其数用六。今琼人行使铜钱，犹用六数，以六文为一钱，六十文为一两，六百文为一贯，又田禾以六把为半担，十二把为一担，亦用六数，皆秦旧俗也。”［乃专历史虽然短浅，但对岭南首次有组织的文化输入，功不可没。

二、汉文化在南越国扎根生长
　　秦末汉初，赵伦割据岭南，所建南越国达95年。但赵氏政权仍坚持秦汉多项政治制度，同时采取揉合各民族文化的政策，从而使秦开辟的传播汉文化渠道进一步畅通，汉文化继续在南越国扎根生长。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出土的南越王墓，堪为汉越文化的一座宝库，也是汉文化在岭南传播的缩影。

　　 象岗山出土大量金、玉、陶、玻璃、象牙、竹、丝。药、石等器物，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工艺精湛，令人惊叹不已。其中一部分器物造型、纹饰与中原一样，说明它们或由秦军带来，或与中原交换所得，但仍有不少器物颇具地方特色，如编钟、句键、铜鼎、铜仿、铜烤炉，以及许多金银制品，造型奇特，显属当地铸造，表示南越国物质文化已达相当高水平。特别有意义的是出土大量铁器，除兵器以外，还有铁锄、铁斧、铁循等农具，说明南越国也掌握铁器锻造技术。另外，还通过边境贸易从中原输入一部分铁器和牛羊马匹。这不但提高南越国的生产力，而且改变了南越人极强的地域观念，冲决与中原人很深的隔阂，利于汉文化的扩散。而1995年发现广州南越国宫苑遗址内人工水景遗存，内有石构水池、叠石柱、八棱石柱、石栏杆、砖瓦等大量建筑构件，为国内罕见。长约150米曲流石渠通往水池，当中筑有渠破、石板平桥、水闸，以及多口砖砌、陶制食水井，形成一派岭南水乡园林风光。这显示秦汉时期汉越文化的碰撞和融会已进人深广的程度，自然与中原汉文化输入分不开的。

　　 南越人悠久的造船技术在南越国时得到进一步提高，为对付后来汉武大军压境，曾竭力建立一支精锐水师。《汉书•严助传》说：“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人代村治船。”《广东新语•术语》曰：“责隅之东，八桂生焉”，故舟揖多采桂为之。故曰：“番禹之桂，爱始为舟。”考古发现，南越国时期番禹已能够生产规模较大的船只。为此必须使用强有力的铁器工具，这与铁器文化在南越国广泛传播非常吻合。 在精神文化方面，赵伦一方面尊重南越人的风俗习惯，甚至亲自“弃冠带’，着越服，“椎害箕据”，自称“蛮夷大长”，利用当地人为官，保留南越文化；另一方面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汉文化在岭南传播。如鼓励汉越通婚，办学 教民，推广汉文化，尊老敬老，移风易俗等，使汉越民族和睦相处，社会安定，汉文化意识在南越人中不断加强，也加快了汉越民族融合过程。赵伯这些文明进步功绩，得到汉高祖刘邦充分肯定，刘赞其治理岭南“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所以说赵伯无愧为开发岭南的第一位功臣。

　　南越国都番禹为汉文化在岭南的生长点和向外传播基地，“赵伦城”城周10里，在今广州市中山四路五路相接地区。这一带出土汉代建筑遗存、包括南越王宫“万岁”瓦当、印纹方砖、瓮、罐等，其中铺地砖为秦制宫廷建筑用砖，其花纹与西安、咸阳秦宫殿的铺地砖相同；象岗山南越国第二代主赵昧墓，亦仿秦皇宫苑规制兴建，还有应元路越王井等，足证明中原营城、打井技术已传人岭南，番禹城也从传说变为现实，成为广州城市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另外，南越国在边关互市，在渡口、村场、交通要道等地举行定期集市。刘宋沈怀远《南越志》云：“越之市为圩，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南皆然。”这也是在中原影响下出现的文化景观。可见，南越国对汉越文化的宽松政策，开创了岭南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先河。
赵伦死后，南越国国势不振，不久被汉武帝平定，岭南重归汉王朝，也揭开了汉文化直接在岭南传播新的一页。中原和楚地大批铁器、耕牛，及其他先进生产技术源源输入岭南，使大面积密林深谷开垦成为可能，稻作、旱作和经济作物栽培业进一步发展起来，粤北、西江甚至海南北部和西部土地利用景观发生很大改变。到西汉后期，番禹、侦阳（英德）已有培养士人机构。东汉初，桂阳郡属下粤北各县“修库序之教，设婚姻之礼”［28」，以后私人办学的也不少。这些公私学校，造就了一些人才，同时也有助于改变南越人“不知礼则”、“不闲典训”状态，具有移风易俗作用。但秦汉岭南毕竟还刚踏进封建社会门槛，土著南越文化仍很强大，所以先进的中原文化只能与之采取接触形态，继为混合形态，缓慢地在岭南传播。

三、六朝移民高潮带来汉文化传播转机
　　晋室南渡，岭南成了中原各阶层人士避难和落籍之地。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移民高潮也同是一次中原文化南下高潮。史称“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刀」。这次持续了近aoo年的移民高潮余波一次又一次在岭南荡漾，从多方面改变南越文化结构和面貌，是岭南本土文化向汉文化认同和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汉文化在岭南传播的第一次转机。
第一，六朝时代在岭南设置大量郡县，以安置南下士民，但新增郡县有不少深入南越人（俚人）僻居的溪炯，使他们成为郡县编民。这不仅利于中央政令推行，而且为汉文化扩展起了积极的保证作用。

　　 第二，来自中原以“衣冠望族”为主体的人群，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到达岭南后，多聚族而居，即“占籍各郡”，在短期内发展为大族，不仅左右当地政治、经济命脉，而且在文化上也以居高临下之势，对待落后的土著文化，并逐步融合乃至部分取代它们，从而成为当地文化主宰。例如刘宋时徐闻著名大户阮谦之，其祖父东晋时举家迁人徐闻，数十年后到阮谦之时，已成为当地豪绅大户，阮氏自然也是封建文化在徐闻的代表人物。

　　 第三，萧梁直到唐初，由于俚族首领洗夫人采取民族和睦和民族融合政策，使汉文化得以在俚族地区占居重要阵地。洗氏与高凉太守冯宝联婚，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但也是俚汉文化结合的象征。如后来道光《广东通志》指出：“以礼义威信镇于俗，汲引文华、士相与诗歌，蛮中化之，蕉荔之圩，弦诵日闻。”俚族内部也逐渐消除积仇宿怨，出现较为安定的局面，甚至连海南俚人‘们随者千余蝈”卜」，在此基础上重置崖州，结束海南长期无建置状态，开创了汉文化在岛上传播的新局面。

　　 第四，汉人南迁和汉俚融合在文化上产生积极效果。自此广州“大开鼓铸”【川，有了自己冶铁业，甚至俚族地区也有铁器工场，《隋书•谁国夫人传》有“铸兵聚众后唤君”之语。俚族从铁石工具并用进入铁器时代，俚族精湛的铸铜技术，后人叹为观止。新中国建立后在原俚族聚居中心两阳。高州、化州地区发现的功多面铜鼓，不仅体形高大，而且饰以多种图案和花纹，为俚族特有的文化瑰宝。很多人相信，西汉以前南越人不会制造铜鼓，直到晋代裴渊《广州记》才说“俚僚铸铜为鼓”。所以只在西汉以后，铜鼓铸造技术才有可能作为汉文化一部分进人岭南，并流传到俚族地区，浇灌出灿烂的铜鼓文化之花。伴随铁器工具广泛使用的还有牛耕、排灌、酿酒、制瓷等技术，并在粤北、珠江三角洲等地推广，广东开始踏上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耕文化之路。甚至在俚族地区，农业也稳定地发展，到唐天宝年间，据鉴真和尚所见，海南沿海出现了一派种稻养蚕植果的田园风光，不少地区“村村相次”，“唐香树聚生成林，风至，香飘五里以外”［32」，与过去蛮荒景观遇然不同。这也是洗夫人致力于推广汉文化的结果。

●隋唐五代岭南文化持续不平衡发展

　　史称“五岭以南，自李唐以前，声名文物远不逮夫中原”［33」，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交通梗阻不便。自唐张九龄奉开大庆岭体p大梅关）新道后，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自此，大庚岭道成为广东北上主要交通线。另外，唐代广州崛起为世界性贸易巨港，也是“广州通海夷道”的起点，而自隋开京杭大运河，改善了五岭南北交通，广州港腹地更扩大了，促进了物资和人口流动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岭南文化被滋润和吸收了新养分，在前代积累基础上持续但又不平衡地发展起来，改变了过去的文化格局和景观。

一、汉俚文化融合深化
文化形成与民族融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六朝移民高潮的结果，是汉人在岭南的人口比重显著提高。加上上述经过洗夫人的努力，汉俚文化融合过程在隋唐强大封建政治经济力量推动下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程度也更加深刻。例如移居海南的汉人，唐代以前为 2万人，唐代增加到 7万，分布地区也从岛北部沿海逐步向比较偏远、开发迟而瘴病较严重的南部和东南部扩展。以往是汉在北，俚在南。环岛建置的完成，形成汉在外、俚在内的分布格局，表明有一部分俚人被汉化。在汉俚杂居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有显著提高，岛上不但有不少土特产作为“贡品”输入中原，而且生产的商品也很精美。琼山郡守韦公干驱使俚人家奴“织花练文纱”，制角器，熔锻金银，用珍木造家具和大船，舶运到广州出卖。这说明汉文化已为越来越多俚人所掌握，否则不会有这样的工艺制作。俚人另一居地雷州，唐代还从闽南移入一批居民，壮大汉人队伍，进一步开发雷州半岛。类似这样的民族迁移和民族融合事例，实质上反映汉文化越来越处于优势地位，汉俚文化界限在这里逐渐消失了。俚人中还出现一批掌握汉文化的知识分子，如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在汉未央宫大宴群臣，曾“命突厥颔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戴咏诗。既而笑日‘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35］。这。雅事历被传为俚人汉化的佳话。

二、开疆文化的贡献
　　汉文化在岭南的传播除以大量移民为载体以外，个人历史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唐代岭南在中原人心目中，仍是一个瘴病之地、化外之区，因而成为朝廷处置政敌和罪犯的场所。许多在党争中败北者，都被一贬再贬，最后流落岭南。他们中不乏有见识的政治家或文化人，来到岭南后，多致力于传播中原文化，推动当地文化发展。这种以开发落后地区为目的，在边睡地区传播的汉文化被称为“开疆文化”。秦汉进军岭南所产生的文化后果，当然可以说是开疆文化在岭南之始。唐代开疆文化在岭南进入一个重要阶段，流寓人物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人物著名的有杜审言、宋之间。李德裕、韩愈、刘禹锡、李宗阂、杨嗣复、王义芳、韩援、韦方质、李孝逸、韦执谊、敬晖等，他们都各有建树。例如韩愈贬潮州，在那里驱鳄鱼，放免奴婢，办学兴教，正乡音等，促进潮州风气改变。为纪念韩愈而命名的韩江、韩山、韩文公词、思韩亭、思公帕等，皆为中原文化在潮州扎根的见证。唐代贬惠州的有同平章事张锡、兵部尚书牛僧孺、著名诗人李尚德等，他们对惠州文化建设也起过一定作用。唐代贬海南的高级官吏更多，李德裕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李贬潮州再贬崖州（今琼山县境），在逆境中不忘著述，在崖州城修建望闭亭，民间还有其子孙化为黎人的传说，作为一代名相，千百年来一直为海南人所纪念和赞扬，这与其滴居时对海南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三、海外文化移入
　　我国与海外交通要地，首在广东。秦汉以来，从徐闻、合浦港发航的海上丝绸之路已很兴旺，所以海外文化假道前来，流布岭南也势在必然。唐代以前，岭南文化正处在形成阶段，尚未成熟，故更容易接受外来异质文化，使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也是岭南文化多元性的一个原因。 秦汉时，集散香禹的一些土特产采自南海周边地区和民族，包括香药、琉璃、玛瑞、水晶等，《史记•货殖列传》和椒书•地理志》记载了番昌与海外交通的盛况，可以说，这是有文字可稽的海外文化进入岭南之始。据考证，汉初在我国栽培最早的海南岛棉花，是从印度经越南传人的［36］。至于中国官员、商人、使者外出交流，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向我国进贡珍奇宝货之事史不绝书。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州发掘多座汉墓，除了出土大量上述物品，还有不少托灯男女 陶涌，他们的人种学特征和服饰异于汉人，也不同于当地越人，而很有可能来自东南亚、西亚或东非［37」。这类陶涌在徐闻、合浦、贵县、梧州一带亦有发现。从文化主要依靠移民传播而言，不管这些陶涌真正身份如何，这都可视为海外文化传入的佐证。但只到了唐代，随着海上交通发展，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民族文化才更多地移入岭南，极大地丰富了岭南文化内涵。这主要包括佛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作物品种、特殊材料、器皿等。例如唐代岭南生产各款陶瓷制品，如瓦当、板瓦、筒瓦、砖石等建材，多有贴附坐佛或莲花瓣纹。佛教寺院、塔、雕刻等建筑大量兴起，与佛教传入有关的菩提树、蒲桃也在岭南安家落户。伊斯兰教清真寺、塔，伊斯兰教徒聚居善坊等在广州出现。伊斯兰教著名补品补骨脂也随同其他舶来品一起传进来。还有许多身穿奇装异服，“镍耳贯胸之类，殊深绝限之人”卜别也往来于各交通大道，歇息于哪店驿站之中。只有在岭南，才更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外来文化景观。

四、文化发展反差
　　隋唐岭南社会发展还很不平衡，开发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并存，个别先进经济据点被大片蛮荒地区包围。这种区域发展的核心性也表现在文化上，形成较大的区域反差，成为这一时期岭南文化发展的重要特点。
大庚岭道开通，“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近矣，遇则之风俗日变矣”［39］。这是中原文化南下在交通沿线产生的结果。主要包括粤北、西江和珠江三角洲某些地区，刀耕火种和火耕水褥面积在这些地区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