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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民间文化》辅导二
岭南民间口承文艺的特点及显示的文化轨迹

一、神话：五羊神话中所蕴含的文化机理
1．“五”神秘涵义
（1）神话中数的含义:数字在神话中并非单纯的序号，而是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密不可分，并构成了一个系统，以隐喻、描述人和世界的各种关系，每个数字，都有它特定的语义。
（2）“五”的涵义：在我国，“五”还有它特殊的涵义。首先是“五行观念”
古人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符号，指代天地万物构成的元素，在天则为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在地则为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象，在人则为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在方位上则为东、南、中、西、北之代表。
还有“五行相生相胜”说，相生即互相促进，相胜即相克。而且东、南、中、西、北、春、夏、秋、冬都可与“五行”配伍，同时衍生出许多以五配称的观念，除上以外，还形成一种“强五”观念。“阴阳五行说”发展成为一种综合性的基本理论，对我国的天文、历法、宗教、伦理、医药、农业、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羊神话产生于五行观念盛行之时，这就是五羊神话中的仙人五数、衣五色、羊亦五色的来由。
2．五位仙人排列及持物
（1） 五位仙人排列：
五仙中四位长者居左右方，可作为东南西北方移民的祖先；
五位仙人既是五谷神也是祖宗神，少者居中，是第五位神仙，与历史上赵佗为南越王有关。
（2） 五位仙人手中持物：
五仙中四位长者持黍稷，少者居中持粳稻。岭南以稻为首，稻居中。
这是对岭南的农业经济及其开发的历史的概括。
3．羊城的“羊”
羊城的“羊”是从北方输入的，是当年南迁的先民携带的理想家畜。羊有动作快，便于驱赶，而且羊繁殖力强，适应力强的特点，还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据有关资料记载，广东在西汉初已有养羊业。
4．拓殖神话的开放基因
（1） 五羊神话是一则史前拓殖神话：
① 古代拓殖者的“探索、冒险、开拓”；
② 现代拓殖者：广东华侨撒遍了全世界。
③ 这些历史积淀的文化基因铸造广东人的性格：实干精明、奋发追求、勇于开拓。
（2） 五羊神话精神：
① 五仙观里的“禁钟”；
② 《禁钟与仙藤》故事；
③ 五羊拓殖神话的精神与广州人的性格；
④ 五羊神话精神：富于开拓精神，敢于冒险。
5．巫术与宗教渊源
（1）“五羊”——“五仙”——“五谷精一体”的含义；

（2）由五羊衍化出纪念、祝愿和信仰意义
“羊”与“祥”通，“吉羊”=“吉祥”，又向“五羊
“羊”文化与古文化 图象”衍化，并以之为谷精来礼拜，向它祈求吉祥，
祝愿此地永无饥荒，表现了含祈祷和信仰的意义。

二、传说： 识宝故事：先进科学技术
（1）传说涉外故事
盗宝故事： 锁国心理
（2） 广东盗宝故事的自然形态：把外国人封为侯，封为神；
a.《海珠石的传说》——“海珠月夜”、“海珠石”。
b.《偷不走的铜宝珠》——偷宝珠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c.《猛虎石》传说——这是抗日时期的作品。在广东同类传说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而《波罗庙的传说》、《西来初地传说》、光孝寺传说、光塔寺传说却记录了广东人民与外国商人、传教士友好往来的实迹。
（3） 广东盗宝故事自然形态与广东人的心态特点
a. 与外国人平等、友善相处；
b. 取长补短、互相帮助；
c. 生活、生产、心理、风俗、道德观念、伦理观念等；

从识宝到盗宝蕴含的意义：从识宝与传教、经商的故事，反映广东人深谋远虑和广阔的胸怀；从识宝到买卖宝物到宝物不愿离开家乡传说，可以看广东人开放心态；
（4） 广东涉外故事的人文氛围及其辐射效应：
① 开放的风气；
② 超越传统导向的进取意识
③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广东涉外故事开放性的原因：
1、地处南疆，远离传统文化圈，易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2、广州最早成为我国对外通商口岸和手工业基地；
3、广东人的祖先多是逃避中原战乱或在统治内部受到打击、排斥而南来，造成广东人容易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4、 广东华侨遍布世界各地，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的沟通作用。

三、故事：六祖故事故事：
1．生辰故事的神秘色彩：农历二月初八是六祖诞辰，由两个和尚起名“惠能”，能儿一出世便不食母乳，不饥不渴，因为天神给他喂以甘露，得以洗髓易筋，脱胎换骨，成为一代宗师。
2．学佛故事的色空悟性：惠能离家学佛的故事，充满了佛法的“色”“空”观念。
3．显法故事的功能：如惠能借地、预测行昌做恶、预卜生死未来等故事，在于宣扬“佛法无边”的信念和“邪不敌正”的义理。
4．法宝坛经中的禅理：用惠能的话来说，就是“一问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其实质是强调“顿悟”。
5．佛迹风物的意义：六祖惠能的许多佛迹往往付有一个美好的传说，不仅成为佛教的史迹，而且具有传说上作为“中心点”或 “纪念物”的意义。

四、歌谣：刘三妹与广东民间歌唱
（一）对刘三妹的称谓不可忽视：岭南民俗峒溪文化圈；
（二）“粤俗好歌”的风俗画卷；
（三）歌仙崇拜的风物效应；
（四）民间歌唱与文化交流的轨迹；

五、谜语：广东谜坛的动因与风俗
（一）鲜明的地方色彩：广东民间谜语向以地方色彩浓烈称著。
（二）多姿多彩的艺术手法：广东谜语的制作，不但要求谜面成文，还要求
各方面配合得非常美妙。特别是潮讪谜语。潮讪谜语的法门多达40多个，谜格也多达40多个。
（三）有趣的击鼓报猜：潮讪猜谜有独特的规程，开始时，主事者擂鼓一通。鼓声过后，即可开猜。猜射者先报谜笺编号，作者主鼓一声；再报谜语与谜底，又重鼓一声；再加以解释，完全正确，主鼓三声。这一规程，谜界称之为“击鼓报猜”。
（四）从“外江谜”看南北文化的交流

广东人戏称外省人为“外江佬”，把外省的戏叫“外江戏”，把外省的谜语称
为“外江谜”。据有关史料记载，南宋年间的韩江三角洲经济已经相当繁荣，当时不少潮州商人把生意作到泉州、福州、杭州一带，对两地的文化沟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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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羊”的说法

　　大约在周朝时，广州连年灾荒，田野荒芜，农业失收，人民不得温饱。一天，南海的天空忽然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并出现五朵彩色祥云，上有五位仙人，身穿五色彩衣，分别骑着不同毛色口衔稻穗的仙羊，降临广州。仙人把优良的稻穗赠给了广州人，并祝愿这一地区永无饥荒，祝罢仙人腾空飞逝，五只仙羊化为石羊留在广州山坡。从此，承仙之愿，稻穗飘香，年年丰收，广州便成为岭南最富庶的地方。这就是广州有“五羊城”、“穗城”、“羊城”名称的由来。关于五仙降临的年代，有各种各类的说法。有人说发生于周夷王八年（即公元前887年），有人说五仙降临是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候，是为战国时期。还有一说是，晋朝吴修为广州刺史，有五仙骑五羊背着五谷来到广州州治的厅堂上，吴修于是在厅堂上绘五仙人像以为祥瑞和纪念。据说今广州惠福西路的五仙观就是五仙降临之地，广州人在此为纪念五仙人专门修建了五仙观，在大殿内还有五仙和五羊的塑像。在今五仙观东侧，还有一块巨大的红砂岩似脚印状的凹石，被称为“仙人拇迹”（拇迹指脚印）。

　　在广州越秀山木壳岗上，有建于1959年的五羊石雕像。这是著名雕塑家尹积昌等根据五羊的传说创作的。雕像连基座高11米，共用130余块花岗石雕刻而成。体积约53立方米，仅主羊头部一块石料，就重达4 千余斤。五羊大小不一，主羊头部高高竖起，口中衔穗，回哞微笑，探视人间，余四只羊，环绕其身，或耍戏，或吃草，还有羊羔在吸吮母羊的乳汁。五羊姿态各异，造型优美，栩栩如生，情趣横溢，令人流连忘返，浮想联翩。据说当年雕像竣工时，曾有一些议论，有人提出既是五仙人骑的羊，怎会还有在吸奶的乳羊呢？其实仙人五羊都是美丽的神话，既是仙羊，无论大小，自有仙风仙骨。雕塑家发挥其超群的想象力，匠心独具。由历史传说而创作出来的五羊石雕经过40多年的历史检验，被誉为广州的城徽，为历史文化名城增色不少。1999年7月，五羊石雕被广州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细考羊城的得名，我们发现确实很有趣，它起源于五羊降临的神话，但传说中的仙人为什么骑羊而不骑马、鹿等等呢？五朵彩云、五位仙人、五色仙羊为什么是“五”而不是“四”或“六”呢？为什么羊口衔的是“谷”而不是“草”不是“花”？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究竟记载着上古先人的什么信息？

　　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人类告别了野蛮时代进入文明的社会。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离不开物质基础，在我国原始社会首先是畜牧业发展。从渔猎时代的野生动物作为食物的主要来源，到懂得收养猎物有了原始的累积，就慢慢进入畜牧时代。“畜”就是从食物积“蓄”开始的，五畜成为养生食物的主食，其中以羊为主。据古代文献记载，中国的养羊历史很长，传说伏羲时起，即教民饲养家畜。当时，人们的狩猎工具已有新的发展，发明了网，可以用网来捕获活的野羊。为了储备过冬和防止自然灾害，将捕来的活野羊等野生动物圈养起来就成为十分自然而然的事。饲养家畜也是早期人类从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走向定居的农牧业生活开端。古文字学家认为，“伏”字即是降伏的意思。“伏羲”含有将野生动物降服成为温顺家畜以供享用和供牺牲之意，“羲”字本身又含有羊，即将野羊降伏为家羊的意思。而羊性温驯，是最早被人类牧养的家畜之一。

　　中国第一个朝代——夏，已经有了养羊的记载。《楚辞?天问》中云，夏启在征服了有扈氏以后，把俘虏罚作“牧竖”，强迫他们“牧夫牛羊”，即成为牧畜的奴隶，这段史料讲明，夏朝已出现饲养牛羊的奴隶了。

　　到了商代，中国的农牧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畜牧在商代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牛、羊、猪、犬、鸡”这个六畜概念已形成。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祭祀用羊，数量较多，奴隶主贵族祭祖，十分铺张浪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周代的养羊业到了比较发达的水平。产生于周代的《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集，在三百零五篇中提到羊的就有十多篇。《无羊》篇反映周宣王时期的养羊业相当兴盛。春秋战国时期，对羊的繁殖和经济价值更为重视了，如《礼记》记载：“大夫无故不杀羊”，“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郑玄注曰：“古来杀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做犬羊，是不无故杀之”。可见，羊在当时已是一种财富，多是在祭祀，庆典中用羊，平时就不随意将羊宰杀，以利于羊群的繁殖壮大。

　　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高峰。人民积极开垦荒地，耕田植桑，围栏放牧，农业生产比以前有更大发展。当时的养羊业发展很快，出现了许多养羊、屠羊、卖羊肉为职业的人士。

　　因此，在中国古代“羊”是非常重要的，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食”和“羊”就构成“餋”；“膳”（古为善）是口中有羊，“月”表明当时是以羊肉为主食，“用膳”就是用羊肉来喂饱肚子。由此可见“羊”是与上古先人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食物。从食鱼到吃羊，是中华饮食文明进步的物质表现。

　　同时，羊是游牧文化的表征，在经历过畜牧业为主的生活后，我们的祖先又确立了以五谷为饮食养生的物质基础，我国经历农业的开创与发展而成为农业大国，五谷就是农业文化的象征，“谷”也是“禾”和“穗”。

　　炎黄文化是羌（游牧）文化与农业融合之“和”，五仙人带来了“羊”和“谷”，意蕴将中原饮食、文化的根本和精华带来广州。广州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秦汉时期就开始与海外进行贸易和文化的交流，蔚蓝色的海洋使广州的发展空间得到无限延伸。广州文化是土著的南越文化、中原文化和西方（海洋）文化融合之“和”。“五羊”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阴阳五行学说之“五”与“阳”融合之和；广州之“鲜”又是北方的羊与南方的鱼融合之和。

　　另外，羊是中国传统的吉祥之物，能给人带来幸运，也有人认为羊是广州古越族人的图腾崇拜物。羊字古和祥通，中国古代的铜器的铭文中“吉祥”多作“吉羊”。汉元嘉刀铭有“宜侯王，大吉羊。”羊又是美好的象征、瑞祥之物，自古以来就是六蓄之一。有人认为，汉字的“美”拆开来就是“羊大”，即羊肥大的就是美；汉字的“鲜”，拆开来就是“鱼和羊”，而美好的白玉，则用洁白莹润的羊膏来比喻，美其名曰羊脂白玉。羊性格温驯又富有博爱的精神，自古以来，羊与人类就和睦相处，为人类作出了无私的贡献。它对人从不要求什么，吃的是草，奉献给人的却是羊奶、羊毛、羊肉和羊皮，连羊粪也是很好的肥料。在羊的身上，有一种奉献的精神和牺牲的精神。因此，羊是广州先民十分喜爱而又十分熟悉的动物。从出土文物看，广州汉代是很重视畜牧业的，在广州汉墓中，发现了不少猪、羊、牛、鸡、鸭、鹅等陶塑，造型生动逼真，形象地反映了汉代广州六畜兴旺的情景。在广州出土的汉代陶屋中，不少有羊圈栏的设置。麻鹰岗东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砖墓，出土一间三合式陶屋，后侧廊屋就有一个羊圈，一俑正赶着三只羊沿屋侧斜梯进入羊圈。其它汉墓出土的陶屋也有一侧设羊圈，几只陶羊自己爬上阶梯，鱼贯式进入圈栏。这就说明汉代广州，人们喜欢养羊，羊肉是当时人们喜爱的肉食，当时广州地区养羊成风。

　　由于有了五羊衔谷这个美丽的传说，我们这座古老的城市便有了“羊城”、“穗城”、“仙城”等称谓，后来又有了“广州”和“花城”的名称。这五个名字是广州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城市历史长河中融汇和积淀的产物。广州濒临南海，有人认为，羊城的“羊”，加上三点水，就是“洋”，即三羊。所以广州文化有很深的海洋文化的背景，广州市因此又是长盛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而广州的土著是越族，越族文化长期和汉文化以及海洋文化交融在一起，三种文化融在一起，三羊开泰，形成了广州古代文化的特色，即兼容开放的人文意识，富有进取的商业意识和讲求实效的务实意识。

●岭南宗教概述

宗教是构成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岭南历史上曾有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播，并且在中国宗教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岭南为外来宗教入传中国的第一站，同时又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这得益于岭南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由于岭南地区濒临南海，从汉代开始，海上交通就十分发达。广州一直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即使是明清海禁时期，厂州仍保留着“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这就使得包括宗教在内的外国文化得以最早进入岭南。佛教虽然被认为最早是于汉代通过西域由陆路传入中国的，但交广海路仍是佛教入传中国最早的途径之一（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佛教由交广海路传入中国较从西域陆路传入中国的时间更早。见《学术研究》1990年第5期曹旅宁文），且影响更大。据《牟子理惑论》所记，东汉末年岭南的佛教已经相当兴盛。如果佛教不是传入时间较早的话，这种兴盛是不人可能出现的。六朝时期，就有不少来自外国的僧人进入岭南后，又转而北上建康等地传教，其中见诸文字记载、较为著名的就有昙摩耶舍、求那罗跋陀、达摩、真谛等；至唐代；又有南天竺国密宗僧金刚智携徒不空由海路经广州北上洛阳传播密宗。这些外国僧人多受到当朝统治者的礼遇，从而扩大了佛教的传播和影响。与此同时，有不少中国僧人经由岭南取道海路西行取经求佛法。据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东印度有一寺名支那寺（据义净注，支那为当时印度人对广州的称呼），是室利笈多王（在位时问相当于中国的西晋末）为由广州到该地的20位僧人建造的，可见西晋时已有中国僧人由广州西行求法了。同书载，至唐代，包括义净在内的56个到印度等国求法的僧人，有34人是经岭南由海路出发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也是如此。天主教以澳门为基地，基督教以香港为基地，首先进入岭南，通过岭南向中国北方广为传播。第一个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教士利玛窦，就是先在岭南活动，然后北上传教的。后来，有不少西方传教土经岭南向中国北方地区传播天主教和基督教。应当肯定岭南这座桥梁，对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上述的原因，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岭南地区成为全国外来宗教势力最为强盛的地区之一。如两晋和六朝时期，大量外国僧人来到岭南传教和翻译佛经，民众对佛教的信仰十分普遍。且涌现出不少著名的僧人，使得岭南成为中国当时少数几个佛教重地之一。唐宋两代，由于大量的阿拉伯商人前来经商，广州的伊斯兰教之盛居于全国之冠。及至清代及民国时期，广东的天主教、基督教势力，与河北、山东、上海等地同居于全国的前列，而基督教教派之多，更是他省无法相比。其中信义宗，广东的信徒人数居全国之首；浸礼宗，占全国信徒的六分之一；未分宗派的各教会，教徒人数以广东最多。

比较而言，在岭南流传的各种宗教中，道教和佛教更加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深入至民众的文化心理中。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本身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自不必说。而佛教这一外来宗数能为岭南人如此广泛的容纳和接受，究其原因，乃是产生佛教的印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心理较为接近有极大的关系。秦汉以降，随着中原移民的不断增多，中原的传统文化已在岭南地区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这种传统文化是根植于农耕为主的农业社会中的。而佛教，正是产生于以农耕为主的印度民族中。同是以农耕为主的国家，其民族的文化心理性格十分接近，故而佛教的理论就极易为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所理解和接受。佛教理论中被赋予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更是适应了以崇鬼尚神而著称的岭南人的心理追求。

当然，天主教和基督教，由于传教士的努力，在岭南地区也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并拥有相当数量的信徒。如民国初年，当时的广东省政府高级官员中，信奉基督教的就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民众中也有不少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这与岭南近代较早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但天主教和基督教毕竟末能像道教、佛教那样在民众的文化心理中扎下根来。这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与中国民族的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其所倡导的理论不易为中国民众理解所致。伊斯兰教则更是影响有限，其中主要的原因，除了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外，伊斯兰教教徒所遵行的生活习惯（如不吃猪肉等）更是岭南人所难以接受的。故伊斯兰教只在唐宋间阿拉伯商人大批前来岭南贸易时兴盛一时（也只限于在阿拉伯商人中），后随着这种贸易的衰落，伊斯兰教在岭中也就随之衰落。只是到了叩清两代，少量回族十兵南成戍，岭南始又有伊斯兰教，且亦仅限于回族士兵及他们的后裔中。

对于早期外来的宗教，岭南人基本上是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来对待的。当然，这种宽容和官府的态度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岭南较早就开始井且长期与海外交往，形成了较强烈的对外交往意识，对外来文化具有较大的承受能力。尽管明代中期以后及清代中前期，朝廷禁止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但这两教在岭南不但没有被禁绝，反而还在曲折中得到发展。

但鸦片战争后，尤其是《天津条约》签订后，天主教和基督教凭借条约的保护，大量涌入岭南，到处设堂传教，势力迅速发展，与当地官民发生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一系列教案，激起民众对之的仇视和对抗。

岭南地区发生的教案的数量，居于全国的前列。这与天主教、基督排入岭南最早，而后在岭南传播最盛，从而与当地居民发生较多摩擦有着直接的关系。据曾昭德神父称：“我曾调查南京仇教以前教案之数，共有五十四案，要以传教初年发生于广东者为多。”又据黄廷柱统计，从同治三年（1864年）至民国8年（1919年），广东先后发生大小教案66宗。但岭南地区的教案规模较小，自发性较强，也较为分散，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远没有在四川、山东、直隶发生的那样规模宏大、影响深远。教案的内容，也多是反对教士、教民强占田宅、仗势凌人、破坏传统风俗习惯等，其方式幼稚而落后、导致教案的发生，更多的是教士、教民在扩展教会势力的过程中与民众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当然，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日益加深，岭南人民产生一定的仇外心理，也是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入民国后，以广州“沙基惨案”为导火线，广东发生以广州为中心的颇具规模的非暴力的反基督教运动。但这次运动虽名为反基督教，实质上其矛头乃直指对中国侵略日益加深的西方列强，而直接针对作为一种文化的基督教本身，则是居于较次要的位置。

就普通民众而言，岭南人不论信奉哪一种宗教，与其说是基于宗教信仰，不如说更多地是基于现实生活的观念，即以自己现实的生活观念来理解和接受宗教。他们信奉佛教，并不期望修炼成正果，达到凤凰涅槃的境界；他们信奉道教，也不是期望能飞升成仙。他们更多的是把佛教的观音大士和道教的诸神作为神通广大的万能神祇来供奉、拜祭，祈求这些神祇保佑他们，给他们带来好运。民间历来不分道释乱拜神，便是这种观念的一种反映。他们信奉天主．教或基督教，同样更多的是为了在苦难的生活中寻找一片精神寄托之处，为了在生活中得到仁慈上帝的护佑。这种观念深深地根植于民众的心理之中。这种现实生活观念反映在对宗教的选择上是十分明显的。如对于道教，人们更加倾向于选择正一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正一道以行符箓为主，其道士以为民众做斋醮祈禳为业，迎合了岭南人崇尚鬼神的心理。而佛教，岭南人则选择了禅宗和净土宗，唯识、华严、天台等宗在岭南却未能够流行，究其原因，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简化了佛教的教义和修行程序，特别是禅宗，提出人人皆有佛性，一悟即至佛地，而不必苦苦修行，这迎合了岭南人讲求实惠的民性。

●关于六祖

1、六祖的诞生

　　禅宗六祖俗姓卢，名惠能，是新兴县夏卢村人，他原籍范阳(今北京大兴县)父亲叫做卢行蹈，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六二O年)被贬至新州(现新兴县)，与新兴县郎村李氏女结婚，落籍在新州夏卢村。他母亲李氏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六三八年)农历二月初八日子时生下惠能，相传当时满天白亮，房里芬芳异常，天刚亮有两位外地和尚上门，对惠能的父亲卢行蹈说：‘听说你家昨晚生了个孩子，我们是专门来给他起名字的，你就叫他‘惠能’ 吧”．行蹈问和尚：‘为什么叫他做惠能呢”?和尚回答说：‘惠，就是能以法术献给群众的； 能，就是他能做佛事”。说完之后，两位和尚就走，不知到那里去了。据传说，惠能婴孩时，他是不饮母亲乳汁的，他母亲常梦见天神末给他喂甘露。他三岁时，父亲就死了(摹地观在新兴国恩寺右侧，是惠能六岁时所葬埋；唐中宗神龙三年御赐墓额)，由母亲李氏抚养，家庭生活极为艰难困苦。稍大一点，他就跟母亲上龙山搭寮房居住，斩柴割草，挑柴草出筠城市场卖了，奉养母亲。

2、学法经过

六祖惠能大师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西元638），三岁失怙，自小与慈母相依为命。贫困的生活，不但让他没有机会读书，而且还得天天 上山砍柴，以卖柴所得的微薄收入，勉强温饱母子俩人。
日子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平淡宁静中循环，直到那天，他返家 途中，听到旅客安道诚诵念《金刚经》，并在听闻「应无所住而生其」 后，萌发强烈的求法心愿，而踏上与佛结缘的日子。于是，他辞别慈母，翻越大禹岭，到中原五祖弘忍和尚住持的「东禅寺」向弘忍和尚求 法。
惠能大师与五祖弘忍和尚在东禅寺大殿上的第一次对谈，即展现异于凡人的大智慧。
当弘忍和尚问他：「岭南人不都是未经教化的野蛮人吗？你难道也懂得什么是佛法？」时，他理直气壮地回答：「人，因为居住的地方不同，而有南方人、北方人之分；但佛法应是无所不在的存在每个人的心中，并不会因为外在环境的贫、富、贵、贱，及居所的不同而有不同。弟子认为，我虽长得瘦小、不体面，不过，我心中的佛性，与和尚您应当没有什么差别。」
当弘忍和尚随口命令他：「你就与其他弟子一起在寺院里打杂吧！」时，他坦然地回答：「弟子自觉心性清明，没有任何杂念，因此 不明白师父您究竟要弟子打什么杂？」惠能大师的句句语露机锋，让弘忍和尚看出他的利根器，就收其为徒。
弘忍知道了惠能求道之志，一夜，将他叫到自己的房间，告诉他：“不知心，学佛无益，看清此心便为佛。” 不久之后，弘忍对弟子们说：“我想把禅法传给人，谁都好。只要你们把自己的悟境用偈语表达出来，而且能适中禅之真髓，我就给予印可。”当时弘忍的弟子有八百人之多，但是届时大家都畏缩起来， 不敢去做偈。后来有一位高徒神秀终于做了一首偈贴在弘忍经常走过的走廊。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此偈一贴出，人人称赞，连弘忍也很欣赏，但是惠能却说：“神秀 的偈虽然点到真实，但称不上十分好。”大家对于他的评语都不理睬因为神秀既通内外之学，德望又高，常代弘忍讲道，而惠能被认为只不过是个不学无术的捣米小鬼，于是惠能和韵做了一首偈，请人代为书写后就贴在神秀的偈旁：“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众人看了大吃一惊，因为这首偈把禅的绝对性明明白白地点出来了。弘忍的正法终于传给了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