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外化媒介批评的历时研究——技术的“道德恐慌”与“文化否思”.pdf

新闻论坛 2023 年第4期【内容提要】技术的不断迭代使传播媒介逐渐由体内向体外延伸，人类的传播媒介历经了以口语为代表的体内化媒介，向文字、印刷、电子及网络为代表的体外化媒介的转变。然而，每一种体外化媒介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伴随着形形色色的批判与抗拒，从这些与媒介保持距离的行为中可以窥见人类对媒介的欲望与不服从的心理。本文从历时的角度梳理了从文字媒介时代到印刷媒介时代、电子媒介时代以及网络媒介时代这四个体外化媒介时代中不同的批判之声，每一种“道德恐慌”背后都指向历代体外化媒介的根本特性对人类认知、态度、行为上潜存的“文化否思”。人与技术的关系需要从体外化媒介的起点文字媒介时代开始重思，予以每一种抗拒之声适切的理解，并对历代媒介技术可能带来的侵蚀做出整体性、全局性的否思。【关键词】体外化媒介 媒介批判 反媒介技术 媒介负效应体外化媒介批评的历时研究刘建新 熊 可达尔文在150年前发现了进化的规律：“肇始于微，进化与斯。”同样，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工具或中介，也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化以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语言是人类传播真正意义上的开端1。语言产生于人类最基本的创造性活动劳动，随着人类发音器官的不断进化，口语传播成为人类第一个体内化信息系统。相较而言，体外化信息系统是体内化信息系统的对立面。“体内化”指的就是人类生而就有的、由本能所延伸出来的能力，譬如我们的声音、视力或大脑等等。“体外化”指的就是可以脱离人类的五官和肢体而存在的、不依附于人体本身的媒介，譬如书籍、广播、影视等等。人类拥有着“发声、言说”的生物性能力，口语使人类的各个感官处于平衡状态，因此口语媒介属于体内化传播系统。根据历代媒介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时序脉络，可以将体外化媒介的发展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文字媒介时代、印刷媒介时代、电子媒介时代以及网络媒介时代。每一种体外化媒介的产生和发展都伴随着反对者的批判和抗拒，人类对媒介的欲望与不服从的心理一直都在不断地摇摆之中。媒介从属于社会文化之中，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会把特定的道德意义赋予媒介，而每一种“道德恐慌”背后都指向历代体外化媒介的根本特性对人类认知、态度、行为上潜存的“文化否思”。本文从历时的角度梳理了从文字媒介时代到印刷媒介时代、电子媒介时代以及网络媒介时代这四个体外化媒介时代中不同的批判之声，以重新理解人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并对历代媒介技术可能带来的侵蚀做出整体性、全局性的否思。一、文字媒介时代：文字是“反智”的礼物文字是人类第一套体外化符号系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从此可以不再依赖于自身的体内化传播系统口语。文字发轫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最早的形意文字是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创造的丁头字，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汉字起源于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时期2。文字的产生延展了人类信息传播的时空范围，使人类知识和经验可以借文字媒介而代代相传。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将文字媒介视为智慧的“恩赐”。诞生于口语传播与文字传播交汇时代的苏格拉底就是文字媒介顽强的抵制者。苏格拉底经历了文字对口语的冲击，但他始终坚持“述而不作”，其思想著作都是其弟子通过回忆和转述汇集而成，如 柏拉图对话集 和 回忆苏格拉底等等。苏格拉底与文字媒介始终保持距离的这种行为，被英尼斯誉为“口头传统的最后一位伟人”3。近乎同一时期，东方的圣贤孔子也不立文字，其自我评价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4，其思想也同样是他的弟子们整理而出。南亚的佛陀释迦摩尼也在禅宗里强调：“教外别传，不立文字”5。同样，中东的耶稣也不诉诸于笔墨，“福音书”也是他的学生们建立在其口述之上转汇而成6。苏格拉底、孔子、释迦摩尼以及耶稣，他们都知道使用文字媒介，却不使用，这种“不作为”本身就是一种拒绝的隐喻。何以至此？文字之所以是“反智”的礼物，主要是因为以下“三宗罪”。（一）记忆的衰退：文字播下“遗忘”文字媒介看似解放了人类的“嗓子”，实则退化了人类的记忆能力。文字的功能止步于“记忆”，而非“回忆”，“记忆”只是单纯的知识记载，“回忆”包含着对知识的运用。人们在使用文字的过程中会产生依赖感，符号会成为新的记忆的载体。这意味着，文字媒介使记忆外化之后，人们就会更依赖现成的文本，从而不再强迫自己去记忆内容，把本该谙熟于心的知识抛之脑后。诚如苏格拉底所言：“人们不再用心记忆，而是借助外在的符号来回想。”7饶有兴味的是，这和当代“记忆的google效应”如出一辙。人们很容易在搜索引擎上搜索到自己想要的各种信息，但是当回忆这些信息时，能够记住的并非信息内容本技术的“道德恐慌”与“文化否思”学理探索78身，而是信息所存储的位置。同样，文字媒介带来的革新正在改变我们大脑的思考方式，人们倾向于把知识更多地承载在文字媒介之上，并把外在的文本符号看作自己记忆的一部分。“遗忘”仿佛被文字媒介正当化为人类大脑“实用主义”记忆体系的一种本能倾向，甚至被美誉为一种“记忆优化”。（二）意义的浑浊：文字诱发“曲解”文字符号具有暧昧性和多义性，易被误解与滥用。每一个文本都是由诸多象征符号组成，每一个象征符号都从现实抽象而来，其意义是人为赋予的，符号的意义具有自由性和随意性，处于不同传播情境的人会对同一个文本做出不同意义的解读。简而言之，尽管人与人面对面的沟通可能存在意义的曲解，但这个弊病在文字媒介的传播中更为凸显，文字无法达成一方对另一方的对话霸权。苏格拉底认为学生借文字的帮助，可以无需教导就“生吞”许多知识，导致他们狂妄自大、不求甚解。7对文本“曲解”的担忧与后结构主义中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似乎是相对立的，不论是莫利强调的“受众的解码”、费斯克提出的“受众生产观”，还是巴尔特推崇的“作者已死”，都指向对文本的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自由的解读。“正解”和“曲解”似乎不再重要，真理会在观点的博弈与汇聚中越辩越明，闭塞“谬误”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谬误。由此看来，文字意义的解读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意义”的拉锯战从未停歇。（三）交流的减削：文字流露“固化”相较于口语而言，文字是固化的，是“死气沉沉”的，阻碍了人们亲密的、充满活力的对话与互动。人们可以借助规律的字母排列将整个世界抽象成一个由特定符号组成的文本，在文本的创作与阅读时，视觉得到了强化，而听觉、嗅觉、味觉等等感官被剥离出局。文字媒介仿佛形塑了一个封闭的、独立的“个人空间”，这种“隔绝性”势必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苏格拉底将文章形容成“板着尊严的面孔，一言不发”7。在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参与公民大会、辩论公共事务被视作城邦公民的美德与义务，是个体实现自治、自我完善以及自由的必由之路。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格外重视修辞术的使用，认为“真理产生于对话之中”。修辞，顾名思义，是一种演说的艺术。而文字媒介打破了口语对文化传播的垄断，人们不需要聚集到公民广场就可以获取大量知识，宣讲、问答都被静默的文字所取代，演说者的权威被深深地撼动。口语权威的代表这批演讲者，势必会对文字媒介进行大量的批判。苏格拉底将文字比作一剂“药”，并非能救死扶伤的“良药”，而是侵蚀思想的“毒药”。综上所述，文字媒介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体外化媒介，其本身的特性弥补了口语媒介的不足，但也带来了记忆力的退化、意义的曲解以及面对面交流减少的诸多弊端。体外化媒介技术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意味着人类可以卸下一部分重担，但卸下的这部分“重担”对人类而言未必是一件好事。可以看到，文字媒介破坏了感官之间的平衡，“脱部落化时代”的萌芽由此产生。二、印刷媒介时代：印刷构建的“失乐园”印刷媒介是继文字媒介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二个体外化媒介。在公元 7 世纪的唐代，中国出现了雕版印刷；在1045年前后的宋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15世纪40年代时，德国的工匠古登堡在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了金属活字排版印刷术。8自此，文字的大规模复制成为可能，印刷术的发展推动了近代报刊的产生，报刊和书籍的广泛传播进而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与思想解放。在印刷媒介建构的新世界里，纸比火更强大。然而，“印刷新世界”并非是象征着团结、亲密的“乌托邦”，它反而加速了思想的支离破散，肇始了现代性的种种负面影响，宛如一个黑暗的“失乐园”。英尼斯认为“印刷术产生的垄断，会给西方文明构成毁灭性威胁，先是战争的威胁，后是和平的威胁”3。具体而言，人们对印刷媒介的批判之声主要体现于以下几点。（一）知识权威的崛起：印刷重塑“新中心”印刷技术使得文本得以精准、海量、大范围地传播，这就会在一个地域范围内形成新的知识权威。印刷媒介打破了被贵族官吏、神职人员、抄书人等“旧权威”对知识的垄断，圣经 不再需要教会的解读，人们自身皆可和上帝“对话”。学术精英们成为“新权威”，通过掌握印刷技术夺得了教育的控制权，每一个区域的教科书、字典、地图都是学术精英意识的体现，中心与边缘的差异开始被逐渐建构起来。用杰斐逊的话来说，“印刷商使我们再也不能心宁神静、意见统一”3。从公共政治的角度而言，印刷技术是一种赋权、是“群英聚会”的武器。它使话语权不断下放，话语会产生知识，知识会巩固权威。新的知识权威通过一本本的书籍杂志、一份份的报刊册子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合法化”了，并利用广泛的印刷传播制造一种“同意”。这便是葛兰西所言的“文化霸权”，真理是权力所规定的真理，控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软性的过程。譬如，在1890年日本天皇颁布的 教育敕语 中向国民灌输“皇室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这种思想耳濡目染地驯化了一代又一代，奠定了两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官兵右翼化的军国主义思维根基。（二）现代民族的孕育：印刷形塑“共同体”印刷技术孕育了现代民族主义，形塑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印刷媒介的标准化特性可以抑制语言的偏离，推动着不同地域的方言逐渐定型。由此，复杂的拉丁语在文艺复兴后走向衰落，日耳曼语系逐渐发展为今天的德语、瑞典语、丹麦语及英语，罗曼语支发展为今天的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民族语言逐渐兴起。生活在不同地区却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群可以共享相同的印刷品，并建构起相类似的文化品位和价值观念。印刷技术就如一座桥梁，把不同地域的群体从传统的血缘、宗教、部落中剥离出来，衔接了被其驯化为如“活字印刷”一般整齐划一的个体。同类型个体的组合，就是民族。同时，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差异，加剧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意识。安德森认为这种对“我们”的归属感推动了“共同体”意识的产生9，而这种区别意识也促使不同地区之间的攻击性显著增长，麦克卢汉将这一过程概括为：“印刷词是民族主义的建筑师”10。总而言之，印刷技术的变革影响了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潮，并孕育了垄断资本主义以及激进的行动主义。诚如萨特所言，他人即地狱。（三）个人主义的催生：印刷破坏“旧平衡”79新闻论坛 2023 年第4期印刷技术会塑造出一个理性至上的、个人主义的、支离破碎的特殊文化，旧有的“感觉平衡”被破坏。印刷媒介时期的“异步传播”导致人与人之间存在交流的“时滞性”障碍，无法做到实时的互动和反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会不断疏远，作为集体的社会开始土崩瓦解。同时，视觉偏向和文字的线性规则增强了人类的逻辑思维，却弱化了人们的口语能力，“哑巴英语”就是一种典型的体现，麦克卢汉把这类“视听分离”的人称之为“印刷人”11。简而言之，印刷媒介加剧了人与人分散的程度，个体无需依靠群体来获得经验和知识，人们进而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了，个人即目的，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由此，个体思维的“独立”也导致西方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倾斜，一些自私自利的资本垄断行为也会变本加厉。印刷媒介造就了一个“脱部落化时代”。综上所述，印刷媒介的发展使得文字媒介的“副作用”愈演愈烈，同时也形塑了新的知识权威，催生了激进的民族主义，加剧了个人主义的蔓延。麦克卢汉呼吁建立“地球村”，回归部落化时代，瓦解民族、国家等概念，重建人与人之间整体性的连接。波兹曼也认为：“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12尽管这些学者的观点有些许“媒介中心主义”的嫌疑，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新的体外化媒介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弥补之前技术的缺陷，反而带来了一些崭新的问题。三、电子媒介时代：“娱乐鸦片”的隐喻电子媒介是继文字及印刷媒介时代后的第三个体外化媒介时代。广义的电子媒介时代包括了传统媒体以及网络新媒体，狭义的电子媒介时代主要指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的传统媒体，譬如电报、电话、广播与电视。由于传统媒介与网络新媒介对人类与社会的影响大相径庭，因此这里倾向于阐释狭义的电子媒介时代。1844年5月24日，电报的发明人摩尔斯第一次通过华盛顿到巴尔的摩的电报发送了第一则消息：“What hathGod wrought！（上帝做了什么！）”13通过电报，信息传播首次与运输载体剥离，以光速传递信息，第一次在现实中将全球连在一起，进而推动了观念的全球化，全球时区开始建立，统一的市场开始出现，全球信息开始流通，全球政治也愈加透明。广播、电视的普及促进了政治的社会化与民主化，深远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模式、生活情境以及社会文化景观。大众传播掌控了新的话语地位，甚至产生了“报道即存在”的影响力。电子媒介技术的影响力越大，对其抗拒和批判的声音就越多。电子媒介其本身的特性会带来潜移默化的“精神污染”，具体来说可以划分为对个人、群体、社会三个维度的批判。（一）批判能力的湮灭：电子噬食“思维深度”电子媒介视听合一、表面通俗的文本特性会导致个人思维的浅薄、缺乏深度甚至丧失批判的能力。“隐喻”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机制14，即人们倾向于用具象的事物去理解抽象的概念。波兹曼在 娱乐至死 中提出“媒介即隐喻”12，他认为电视媒介是一种“看不见的危险”，它在潜移默化中建构自己“廉价低俗”的语法，进而限制人类的思维方式，剥夺人的思辨能力。也就是说，电子媒介只能提供碎片化的信息，无法提供整体的语境，其本身就非深度内容的合适载体。同时，诉诸感性是认识这个世界最短的路径，电子媒介的文本就如同轻浮的、快乐的泡沫，充斥着大量的情感与价值判断。因此，在电子媒介中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内容都会以娱乐的方式来呈现，当下“颜值即正义”的政治选秀现象就是“娱乐鸦片”的现实注脚。“美”是一种符号，这种符号与人类的情感紧密勾连，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曾把自己竞选的失败归因于化妆师的蓄意破坏12。并且，不论“美”或“丑”，它们都是一种表象，当人的“文化带宽”被大量的表象所占据时，理性则会被压制。（二）群体界限的消弭：电子紊乱“角色秩序”电子媒介及时快速、对象广泛的传播特性会导致群体之间界限消弭，角色由此不断错位与异化。威廉斯认为电视呈现出来的文化是一种“计划流”15，电子媒介时代的内容并非如印刷时代那样泾渭分明，而是连续不断的、不分类别的图像与声音的流动。也就是说，观众根本感受不到节目与节目之间的界限，小孩可以窥探到大人的秘密、男人可以了解到女人的秘密。譬如李宇春曾两次登上 时代周刊杂志封面，她的“中性”气质就是电子媒介时代的选择，这意味着对女性想象的解放，更意味着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融合。界限的打破可以带来新的文化景观，但过度的融合则会导致传统的秩序与规范的打破。波兹曼和梅罗维茨都关注到了儿童的早熟化以及成人的巨婴化趋势，同时，梅罗维茨还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上提出了“中区”的概念16。也就是说，电子媒介创建出来的新场景将人们前台、后台的角色加以重构，出现一种不前不后的“中区”行为，譬如在 爸爸去哪儿 的真人秀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星的“前台”表演行为，又可以看到明星的一部分“后台”隐私行为。不论是皮卡德提出的“收音机人”、林雄二郎提出的“电视人”，还是中野收提出的“容器人”，这些相似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窥见人们的行为与角色随着电子媒介的介入而产生变动与紊乱。（三）多维选择的局限：电子框定“拟态世界”电子媒介转瞬即逝、线性播放的呈现特性会导致信息的选择性差，信息筛选的权力被垄断于利益集团之手，人们只有“有限的选择权”。在大众媒介时代，电子媒介成为客观世界的新载体，它像“墨镜”一样影响人们看到的色调，框定了人们能看见的范围。一旦信息发布的权力被少数人垄断，人们的选择就会被局限于“他们想让你知道”的范围之中。布尔迪厄在 关于电视 中批判电视通过对社会信息的垄断，成为一种压制民主的工具17。波兹曼的“媒介即认识论”、格伯纳的“涵化效果”以及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都囊括一个隐蔽的前提：媒介会宏观地影响人们的感觉、认知与思维模式。相较于文字媒介和印刷媒介而言，电子媒介有限的选择范围所导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偏差是更大、更深远的，深深地影响到一个社会中“同意”的整合。譬如，鲍德里亚就认为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由媒介设计出来的、从未发生过的战争18，公学理探索80众的目光皆被媒体所垄断。综上所述，电子媒介的“三宗罪”都是对其技术“原罪”的指控，电子媒介会使个人思维浅薄、群体秩序混乱、社会信息偏狭。尽管这些指控有些许“第三人效果”的影响，但无论如何需要指出的是，对电子媒介的批判是必要的，尤其在被“文化帝国主义”所不断侵蚀的当下，与电子媒介保持距离是一种对自身主体性的捍卫，也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维护。四、网络媒介时代：“永久在线”与“数字舍断离”的摇摆网络媒介时代是继文字、印刷及电子媒介时代后的第四个体外化媒介时代，也就是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互联网的前身是1969年美国的阿帕网，计算机将全世界的节点连成一张紧密的网络。从web1.0时代到web3.0时代，互联网连接模式经历了“内容与内容的连接、人与人的连接、人与物的连接、物与物的连接”的变迁19，网络技术如日中天。网络媒介时代与之前三任体外化媒介时代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用户的自主性大幅提高了，不再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地参与到信息的消费与生产之中，托夫勒将现在的用户称为“产消者”20。技术赋权之下，人们更加热情地投入到连接之中，“连接”是社交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永久在线”成为新的症候。然而，当连接达到一定限度之后，它对于用户的意义可能开始贬损，甚至走向反面，成为个体不能承受的“连接之重”。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0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网民规模的不断增长昭示着一个“泛连接”时代的来临。过去，人们用互联网来逃离现实；如今，人们用现实来逃离互联网。“连接一切”的趋势也伴随着用户们“断开连接”的渴望，人们在“连接”与“断连”中反复摇摆，各种“反连接”的实践都折射出目前用户使用行为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具体而言，用户对网络媒介的抵抗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一）社交的透支：网络触发“连接倦怠”人和人之间的高强度的互动会不断增强用户的社交负担，触发“社交倦怠”之感。譬如，我们要怎样与他人打交道，怎样在网络上与他人和睦相处，等等。如今，网络媒介为多数人编织的“社交之网”已远超于牛津大学邓巴教授提出的“150定律”，全方位的关系维护会给用户带来压力和焦虑。Kuan等研究者针对Facebook用户的研究就指出，由于社交媒体带来的疲劳感，用户会选择减少或暂停网络社交活动21。此外，高强度的互动还会使用户时刻处于一种“危险的”自我审视之中。譬如，我应该发什么样的文案，别人会如何评价我的照片，我该立一个什么样的人设，等等。他人对于我们的评价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着“客我”，“主我”通过这面镜子不断调整自身的认知、行为与态度。高频率的自我审视会使用户自我判断与表达能力受到影响，网络媒介成为压力的“始源域”。（二）内容的超载：网络招致“信息贫困”数字技术给海量内容的传播和存储提供了技术可供性，但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过载的焦虑。内容过载的直接后果就是信息的价值密度不断下滑，信息就如洪流一般裹挟着用户，甄别“有用的信息”变得愈发困难。同时，内容过载还意味着人们需要处理的信息远超于自身能够处理的限度，倘若处理不完，则会产生一种“错过信息”的焦虑。“信息超载”和“信息贫困”的二律背反是每一个用户都面临的难题，长期暴露于过量的信息之下，个人的自主判断能力会受到极大冲击，甚至产生观点极化、盲从等行为。譬如，在新冠疫情早期，公众从社交媒体接收到大量混杂的信息，“信息疫情”进而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情绪。在网络媒介时代下，算法技术看似承担了“信息筛选”的作用，因为算法可以帮助人们在海量信息中寻求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但是这能否真正解决内容过载的问题？答案是未必的。算法只是在推荐的类型上进行了缩减，只推荐用户感兴趣的几个小众领域，譬如游戏、美妆、萌宠领域等等。但实质上，算法没有解决“量”的问题，反而会带来同质化内容源源不断地输入，信息价值的密度更低了，甚至产生“文化沙漠”的现象，而这正是一种内容过载的体现。（三）数据的监控：网络骤增“隐私风险”网络媒介将各个节点上的用户数据化了，用户的隐私无可遁形。一方面，基于商业化和政治化的使用目的，数据信息的收集愈发无孔不入地、隐匿地进行。连接越多，隐私泄露的风险也就越高，我们的信息无时无刻不被一所“数字圆形监狱”所监视着。与此同时，“监视”往往伴随着“反监视”，用户纷纷自发地攥紧了握有隐私的“拳头”。艾媒咨询发布的 2021上半年中国移动社交行业研究报告 数据显示，“防止信息泄露”和“防止被不合规用户利用”成为最多受访者选择不进行实名制认证的原因。另一方面，相关平台的数据授权往往隐藏在长篇幅的知情条例之中，用户数据使用的边界被商业平台模糊处理，隐私危机不断出现。譬如，Facebook就曾多次出现数据泄露事件，导致用户大量隐私被曝光，引发恐慌；苹果手机也因为过度读取用户信息遭到大量控诉。综上所述，网络媒介时代的“连接悖论”可以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过度连接会带来社交倦怠之感与“危险的”自我审视；人与内容的过度连接会产生信息过载的焦虑；人与物的过度连接使我们隐私泄露的风险更高；物与物的过度连接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形成居伊德波所言的“综合的景观”22，网络不再是虚拟的现实，而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是人类中枢神经“统合式”的延伸。在技术极权下，效率价值取代经验价值，“信息至死”取代“娱乐至死”。诚如学者卡尔所言：“我们越来越依靠计算机来理解世界。”23幸运的是，仍有大量媒介学者、反环境者与先锋艺术家不断发出各种号召与活动，这类抵抗可以被统称为“反连接”。譬如，彭兰呼吁人们进行“情境性”的断连24；美国等国家倡导的“拔掉电源日”“安息日宣言”“退出 Facebook日”等活动都号召人们重建线下的连接；2017年腾讯研究院也发起“社交斋戒”活动，鼓励人们对微信朋友圈进行适度的抽离；2019年乔治城大学人类学的波特教授也提出了为期30天的“数字舍断离”计划，鼓励人们反思“永久在线”的弊端。“反连接”看似是对于数字化生存的一种消极选择，实则是连接文化的延伸，是中介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个81新闻论坛 2023 年第4期体重拾自身主体性、重获连接自主权的一个过程，其性质是一种寓于“连接”之中的“断连”。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学者们尽管对“反连接”研究在描述的术语上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共同点是，都相信“反连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意义和必要的25。生活在媒介之中，最透明的往往是最重要的。五、余论与否思纵观人类整个体外化媒介技术发展史，可以发现，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会产生特定的“抵制文化”与“道德恐慌”，新的技术意味着一种“永恒的担忧”。尽管每一种新的媒介批评都是以上一代旧的媒介特性为标准，这样的感知偏差不可避免，批判者们似乎都是“厚古薄今”的，对技术的态度都是较为保守和偏激的，只探讨技术对认知的影响，却忽视资本对技术的使然。但是批判的声音是需要的，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回望技术本身，历代体外化媒介技术是从人的身体中“剥离”出来的，其目标仿佛就是传播与身体的完全抽离，但这将是一个永远难以达至的终点。身体是传播的出发点，我们的大脑是“嵌入”身体里的，身体是“嵌入”到环境里的，我们通过身体的在场来和外界互动并建立更加亲密的情感关系，人类的认知活动和身体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确切地说，传播与身体的“合二为一”才更似未来媒介技术发展的趋势，以达到“具身认知”的回归。譬如，未来以“元宇宙”为代表的去中介化传播能够将人类全方位的感官纳入到可延伸的范畴。届时，媒介技术仿佛“隐身”了，我们可以在虚拟空间里触摸到对方的脸颊，甚至感受到对方的气息。随着“元宇宙”技术的不断发展，体外化媒介将会成为我们的感官，成为价值的制度性熔炉，一个“深度媒介化”的时代即将到来。可以预见，那时会出现一批新的技术批判者，人们总是在技术“驯化”与“去驯化”的观念之争间反复摇摆。以口语为代表的体内化传播媒介是人类的“得乐园”，而以文字、印刷、电子、网络为代表的体外化传播媒介是人类的“失乐园”。那么，未来的“元宇宙”能否成为人类的“复乐园”？人类真的能够通过技术来实现完全的具身传播吗？对于技术“善恶”的讨论无法改变时代的驶向，或许应秉持的观点是，我们无须在技术赋权或宰制之间达成某种折中，更重要的是拥有一双“后瞻”与“前瞻”的宽怀之眼，防止对技术影响评判的“近视”与“远视”，对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因素保持警惕，对历代媒介技术可能带来的侵蚀做出全面的、预防性的否思。参考文献：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3.2周有光.三大符号系统J.群言，2000（12）：3.3哈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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