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汇编：城市.doc

上海和中国的"城镇体系".2003.04.07

Dudley L. Poston, Jr. 美国德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社会学系
前言
2000年，中国居民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有37个。上海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居民数1130多万，其次是北京，1050万。这37个城市是中国的主要城市，在中国的城市等级构架中位于顶层，可以称作中国的巨大城市。
如果给整个中国拍一张夜景图（见Lo，2002），或者给我的国家美国拍一张夜景图，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国家总的城市聚集情况（口头报告时我会展示这两张图片）。图片表现的情况很有趣也能传递很多信息，但他们是否能真正表现各种各样的城市地区，却又不可信。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地把城市看作独立存在，互不相干的个体来讨论和思考。图片上中国和美国的城市看起来就是如此。从地理上讲，城市的确独立存在。每个城市占据一定的空间，且这一定的空间不为其他城市所有。图片反映的就是这样的情况。譬如，这里中国图片上的上海市占据了一定的空间，北京占据了另一块空间，如此等等。美国图片上纽约和洛杉矶占据了美国东部特定的地理范围，而我所在的城市德克萨斯州的学院站，虽然也在美国图片上，但却不像纽约或洛杉矶那样显眼，因为学院站相对它们而言只是个占据很小空间的很小的城市。总而言之，图片让我们想到的是城市之间彼此独立。
但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各个城市在所谓"城镇体系"中相互联系。城市有多种功能，因此各个城市之间彼此依赖同时/或者彼此独立。一个国家中有的城市占支配地位，这些城市对本国的其他城市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支配作用。超级城市的影响力甚至会超越国界。有的城市只能影响本国的其他城市，还有的只能影响本地区的其他城市。有的大城市支配地位不明显，反而处于被支配地位。"城镇体系"的概念主要是基于一个国家大城市之间的关系。
本文进一步详细地讨论了"城镇体系"的概念。上海是中国支配地位最高的城市，纽约是美国支配地位最高的城市。上海就是中国的"纽约"，而纽约也就成为美国的"上海"。在提出观点供讨论之前，文章将先讨论中国城市的漫长历史以及上海的出现，接着将介绍"城镇体系"的概念，有重点地回顾西方有关城市和都市支配地位与融合情况的文献。然后，文章将引用《2000中国城市年鉴》（国家统计局，2001）中的数据，定量地构建中国2000年的城镇体系。文章将展示为什么上海是中国支配地位最高的城市。我们将看到，这不仅仅是因为上海的巨大的人口。在这个定量研究中，我们计算了中国37个大城市的都市支配力分值，以此显示中国的"城镇体系"是如何运作的。首先，我们根据中国的城市发展历史和上海的发展过程，提出一些观点供讨论。
中国的城市发展历史和上海的出现
中国的城市发展历史是世界上最长的之一。2000多年前中国就开始出现城市。公元100年，洛阳的人口已达到65万，和当时的罗马人口相等（联合国，1980：6）。此外，陕西省省会西安，当时被称为长安，公元700年时人口达到了100万，成为亚洲历史上第一个百万人口城市（Chandler & Fox，1974：291）。在800年至1800年的千年时间内，中国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分布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世界第一。
然而，从1800年开始，中国的城市化规模就比不上同时期的西方国家了。19世纪西方国家的城市迅速发展，中国却没有。例如，1893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6%。尽管世界上第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在12个世纪前就在中国诞生了，1922年时中国的百万人口城市却只有2个，上海和广州。
然而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大城市中有城镇人口不断集中的趋势。据联合国2001年发布的世界城市化报告，中国的城市人口自70年代晚期开始急剧增长。1970年，全国只有17%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1990年增长到27%，到2000年则高于32%。根据联合国这份报告，中国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超过了4.1亿。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即7.5亿以上的人将居住在城市地区（联合国，2001，表A.2和A.3）。
中国由于有几个世界最大的城市而在世界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2000年，世界最大的30个城市中中国有3个：上海（1290万），北京（1080万），天津（920万）。2000年，上海成为世界第九大城市，仅次于东京（2640万）、墨西哥城（1810万）、孟买（1810万）、圣保罗（1780万）、纽约（1660万）、拉各斯（1340万）、洛杉矶（1310万）和加尔各达（1290万）（联合国，2001，表A.11）。
同2000年一样，联合国也报告了中国1995年人口在75万以上的114个大城市。与别国相比中国75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数是最多的。美国这样的城市有45个，印度有24个，巴西、德国和俄罗斯各有16个。其他国家这样的城市都少于16个，许多国家甚至没有人口数75万以上的城市（联合国，2001，表A.12）。拥有114个这样大的城市，中国显然在各国之中脱颖而出了。
但是，大城市也好小城市也罢，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现在并未居住在城市中。2000年，中国人口中的32%，约4.1亿人住在城市。而同年美国有72.2%的人住在城市（联合国, 2001, 表A.2, A.3, A.5）。尽管中国的城市居民率很低，中国2000年的城市人口仍有4.1亿，比除印度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的总人口都高。
直至80年代，中国城镇结构的定量分析都一直由于统计资料不足受到阻碍。尽管对中国特定的城市和地区历史的和描述性研究有大量的关注（见Murphey, 1974; Chan, 1981; Sit, 1984, 1985; Vogel, 1989; Yeung & Chu, 1994, 2000; Kwok & So, 1995; Chung, 1999），都只"对整个城镇体系……提供了很少的（关于统计结构的）指导"（Chen, 1988: 227）。但由于自1980年至2000年各年的各种统计数据和城市年鉴的公布，以及1982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许多学者开始对中国城市的结构和动态学调查予以关注（Goldstein, 1985; Chen, 1988; Poston, 1987; Poston & Gu , 1988, 1989; Poston et al., 1990）。正如Coale在更广泛且同样适用的背景下观察的结果，"欢迎准确的中国人口数据，它们以超常的详细描绘了这个巨大的人口"（1984: 71）。
现在我们转入关于上海市发展的讨论，以提供更多的背景资料。11世纪时，长江入海口处建起了一个小渔村，上海。然而直到18世纪，上海才开始作为棉花种植中心而发展。上海真正对全国其他城市起支配作用是在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开放上海为通商口之后。这些发展是上海最终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开始（Murphey, 1974）。
第一次中英战争（鸦片战争）以1842年条约的签订而告终，1843年又签署了另一份条约。在这两个条约中英国强迫中国政府在中国东海岸开放了包括上海在内的若干通商口以供对外贸易和外国人居住。这些城市被称作"条约港口"。其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数上海。其他西方国家也有类似英国的要求，得到了类似的特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国大约有100个这样的港口城市，几乎包括了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只有北京除外（Murphey, 1988: 157）。
英、法、美（"条约强国"）在上海都得到了租界，位于上海老城区的北边界。"公共租界"区基本由英国人运作，全部由外国人掌管，完全与中国的法律分离。租界有自己的法庭、警察系统和军队。最初，公共租界占用了138英亩的土地范围，即老洋泾浜（现在的延安东路）以北，黄浦江以西，北京路以南，障碍路（现在的河南路）之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上海都是个被分割了的城市（"All About Shanghai", 2002; UCLA 东亚研究中心, 2002; Fairbank, 1953; Wright, 1921）。
1910年左右，上海人口约为120万。上海从那时起直至今天都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按照Murphey（1988）的说法，最晚从1840年开始，上海就已成了中国的"另类"（1998: 158）。这个城市的人口增长、在本国和国际中的重要性、以及城市面貌这三方面的发展可与发达国家类似的城市媲美，即那些在某种殖民形态下成长起来的、一直是主要的对外联系中心、以别国方式发展的城市：曼谷、汉城、加尔各达、孟买、马尼拉……，甚至东京、横滨和神户（Murphey, 1988: 158）。上海的前沿地区多与外国而非本国其他省市发生联系；它的城市构造更像英美式而非中国式。"许多市中心商业公共大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0-1935年，带有很浓的美国或20世纪欧洲的风景意味"（Murphey, 1988: 158; Yeung & Sung, 1996; Lee, 1999）。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中，政府认为上海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的消费导向性太强；1966-1976年间，上海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1978年邓小平重新上台后开始实行开放政策，上海重新成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1984年，上海成为侧重于国外投资的经济区。1990年，浦东被指定为特别开发区。中国政府的上述行为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外投资给上海重新注入了活力，使之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2002）。
然而，同时也是我们要强调的，上海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继续强调能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都市的特征的各种行为：银行业、海外贸易、制造业。1950年以来中国出现的其他大城市大部分都是工业中心。今天，中国大部分城市"承认并依赖于上海的先锋和领导地位"。
大都市和城市的主导作用及与其他城市的联系：文献回顾
对一个城镇体系中城市和他们的腹地以及其他城市的联系可以做定量分析（就人口规模而言），也可以做定性分析（就功能而言）。尽管城市人口常被视作功能上的支配作用的替代指征（城市越大，功能上的支配作用就越强），但实际上这二者远远不是一一对应。Vance和Sutker发现，都市和城市的支配作用远不止规模这一个因素。"任何大人口的城市常常被称作都市，但有一点最好指出，所有的都市都是大城市但并非所有的大城市都是都市。"（Vance和Sutker, 1957: 103-104; 另见Bean, Poston和Winsborough, 1972）。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支配力最强的城市。然而下面我们将要说明，定量地决定上海的控制程度的并不只是它的人口规模。
人类生态学者早就认识到，城镇体系中各城市劳动力的区域划分来自于城市数量和规模的增长。城市功能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导致系统中等级构架的出现。但是早期关于城市功能的分析多是西方的学者做的，他们倾向于关注中枢城市与其直接腹地之间的关系而非中枢城市之间的关系（Gras, 1922; McKenzie, 1933; Bogue, 1950）。
Otis Dudley Duncan和他的同事撰写的"都市和区域"第一次对都市等级做了分析（1960）。其中分析了美国1950年3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地区，作者依据各个城市的生产、金融和商业功能把它们划分成了7个准等级，"具体显示了城市如何根据都市的功能和区域间联系而划分"（Duncan等, 1960: 260）。这些萌芽状态的生态学分析之后又有了许多的模仿和扩展的东西（参看Bean, Poston和Winsborough, 1972; Wanner, 1977; South和Poston, 1980; 1982; Eberstein和Frisbie, 1982）。
本文尤其要提出由Vance和Sutker (1957)、Galle和Stern (1981) ( 另见Duncan和Lieberson, 1970)开展的对美国南部都市和城市地区的生态学研究。这些研究基于上文提到的人类生态学理论基础，阐述了我们的对上海和中国其他大城市的支配作用进行调查时可以用到的方法学工具。
Vance-Sutker 和Galle-Ster着重于研究美国南部城市的组织特征。这些城市被视作这样的角色：从腹地组织资源，加工半成品，作为货物流向其他城市的转运站，发展并维持本地的资金流动（Galle和Stern, 1981）。由于各个城市中心的组织控制作用和整合作用程度不等而各不相同。城市的人口规模并不直接与此相关。
城市的垂直分化通过察看其商品批发、交通、行政管理和财政情况可以理解（Vance 和Sutker, 1957; Duncan等, 1960; Galle和Stern, 1981; Meyer, 1984, 1986; Marshall和Stahura, 1986）。城市中这些活动绝对集中程度越高，城市调整和协调与其他城市的互动能力就越强。城市中商品批发、财政和行政管理活动的表现代表了该城市对其他城市的所具有的权威程度。
为了描绘南部地区都市化的模式，Vance和Sutker收集了能同时反映城市的支配作用和城市用以建立市场和聚集财富的支柱产业的数据。他们用3个指标来衡量支配作用：(1)批发销售(2)商业服务收据(3)分公司数量。他们用3个指标来衡量城市的支柱产业水平：(4) 零售(5)银行业务(6)制造业增加值。Galle和Stern并没有完全使用Vance和Sutker用过的数据，但这两组数据类似。Vance和Sutker，Galle和Stern对前三个指标的重视程度都是后一组的两倍，因为他们都更侧重于描绘都市的支配作用。这种方法相对更简单更直接，明显地显示出美国南部地区城镇体系的活力。
本文对中国城镇体系的4个近期分析值得关注。Chen（1988）研究了中国1982年16个大城市的生态学特征。他发现这些特大城市"具有西方城市化起步阶段时大城市地区的特征"（1988: 247）。然而，他研究的中国城市"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生活水平更高，更适合居住.…分担更多的第三世界特大或重要的城市中的许多严肃的问题。" （1988: 247），例如拥挤和工业污染。
Poston和Gu（1988, 1989）分析了中国1984年人口在200万以上的20个城市的等级架构。他们发现，中国巨大城市的等级特征可以由三个国内超级大都市来体现：上海、北京和天津。他们还指出，其他17个城市的支配作用和控制力在下降，其中排第4的是广州，第20是中国最小的大城市抚顺。对这20个城市对腹地资源的组织以及它们支配力和控制力的大小做了分析。研究勾绘出了能够跨越政治界限和省际界限的生态影响和控制范围。用McKenzie（1933）的话来说，这几种分析"清晰地描绘了都市的组织作用…某些…都市是区域性的，有些是区域间的，一两个是国际的"（1933: 245）。
在另一篇分析中，Poston （1987）研究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城市等级。1984年这个区域内有35个城市。采用与上文提到的对大城市的分析方法类似的程序，Poston对东北城市进行分析，显示这个区域有一个区域间城市沈阳，三个城市有区域内的控制作用：哈尔滨、大连和长春。东北地区的等级架构的下面部分是八个严格意义上的城市中心，即只对其邻近腹地有控制力的城市。
最后，Poston、Tian和Jia（1990）扩展上述分析，研究了中国1985年的295个城市。他们采用了类似的定量方法，将这295个城市归入不同的9组，共同构成了中国的城市等级总架构。第一级只有一个城市：上海。研究者用实例证明，上海对中国其他城市有无可抗拒的影响和支配力。上海和北京的距离很紧，这两个城市远远超出其他293个城市之上。研究者得出结论，上海是超级大都市，它的影响力可以与纽约、伦敦、东京以及世界其他超级大都市相提并论。其他的城市类别还有：2)"全国都市中心"：北京；3) "区域内都市中心"，包括重庆、天津和其他三个城市；4)"次级区域内都市中心"，包括南通、杭州、扬州和其他15个城市； 5)"省内都市中心"，包括郑州、哈尔滨、济南和其他14个城市；6)"有省内影响力的城市中心"，包括42个在省内有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城市；7)"有有限的省内影响力的城市中心"，包括银川、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和其他57个城市；8）"次级有有限省内影响力的城市中心"，这类中有40个城市；9）"城市中心"，这最后一个类别中有111个城市。我们现在转入这个分析使用到的数据和方法。
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2000年中国城市年鉴》 (国家统计局 2001)。我们分析了截至到中国2000年人口超过100万的37个城市，见表1。
在中国，城市的定义为包括城市本身和其周边的市郊和农村地区。中国的许多大城市都包括了其外围农村地区的人口，这些外围地区的数量也不同程度地从零增到很多。例如，北京市包括9个县，而南京和长春却各有5个。Chen（1988）提出这些大城市所辖的农村地区，与西方大都市的城乡结合部--城郊接壤处的农村与城市结合而成的亚地区——有类似之处，这些地区的房屋密度比城乡结合部总的平均房屋密度低，耕地比例比非耕地比例和空地比例高，人口密度、土地占用和土地买卖增长缓慢（1988: 231;参见 Pryor, 1968: 206）。因此中国城市研究者在研究时使用了城市的狭义的定义，即城市本身(Goldstein, 1985; Chen, 1988; Poston, Tian and Jia, 1990)，这个意义上的城市更接近于美国大都市的城市范围。本研究也采用城市的狭义定义。
我们参考了上述Vance和Sutker, Galle和Stern, 以及Poston 和他的合作者的研究，按相同的种类收集了反映这37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的支配力和融合力的数据。虽然我们使用的数据相似，但我们没能完全重复他的方法。上述提到那些早期时候的研究运用了两种方法：1）反映城市对其他城市的支配地位2）反映城市在建设自身市场和积累财富的基础设施。
衡量一个城市支配作用的方法是研究其工业结构的构成，以及运输和通信设施的构成。上述运作的范围越广，该城市与其对手相比就越有支配力。因此，为了确定城市的支配地位，我们收集了中国最大的37个城市的下列5个数据：1）工业企业的数目（工业单位数）2）工业总产值（单位为百万元人民币）3）每年通过公路、铁路和航空进出城市的旅客人数（旅客人数，以百万人为单位）4）通过公路、铁路、水运和航空进出城市的货物总量（以百万吨为单位）以及5）邮政业务的总收入（邮政收入，单位为千元人民币）。
每个城市都应当有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满足其居民的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因此，我们在这些城市中收集了反映城市在建设自身市场和积累财富的基础设施的数据，包括6）零售业收入（百万元人民币），7）零售业从业人员人数（千人）和8）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人数。表１列出了平均值和标准差。
虽然上述数据的意义都很好理解，但在此仍然要对工业企业做一些解释，即轻工业企业和重工业企业。轻工业企业生产消费资料，重工业企业生产生产资料，例如石油、煤炭和金属开采，冶金、炼焦等（国家统计局1984: 564）。零售业企业包括国营、集体和个人经营的从事零售业务的企业，例如杂货店和百货公司、粮店等等。服务业企业包括国营、集体和个人经营的提供服务的企业，例如理发店、修理店、诊所等等。
本次对中国37个大城市支配地位和与其他城市的关系的定量研究的研究方法借鉴了上述Vance 和 Sutker, Galle 和 Stern, 以及 Poston 和他的合作者所开展的研究。首先根据上述8项数据计算出每个城市的标准评分（Z值），这样可以比较每个城市的上述8项的得分。换句话说，每个城市的某项得分，是由该城市在该项的实际得分减去平均值，再除以由该项的标准差得到。
Z值有数学意义。例如，某一城市在某项的得分为2.0，意味着该城市在该项的得分比所有城市在该项的平均得分高2个标准差。Z值为-2.0意味着该城市的该项的得分比所有城市的平均得分低2个标准差。如果一个城市该项的Z值为0意味着该城市的该项的得分与城市平均分相等。此外，城市的Z值由于被转换成标准差，反映该城市与所有城市的平均值比的标准差，因而具有可比性。各城市在各项的Z值的分布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
表2列出了上海和齐齐哈尔在这8项的实际得分和相应的Z值。（结果显示在所有37个城市中上海有着最强的支配地位，齐齐哈尔的支配地位最弱）。
在第一项得分，即工业企业数上，上海有7,889个工业企业，齐齐哈尔有160个。这一项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939.27和1453.11（表1）。Z值的计算公式为：
Z = (X - Mean) / SD
其中
X代表某城市在该项的实际得分
Mean代表37个城市在该项的平均数。
SD代表37个城市在该项的标准差
上海在工业企业数的Z值为4.87,即
4.78 = (7889 - 939.27) / 1453.11
齐齐哈尔在工业企业数的Z值为-0.54 即
-0.54 = (160 - 939.27) / 1453.11
该值表示上海的工业企业数比37个城市在此项的平均得分高出4.78个标准差，而齐齐哈尔在工业企业数的得分比37个城市的平均得分低0.5个百分点。上海在所有的8项指标中，有7项指标的Z值居首位（表2），显示上海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和它对中国其他大城市的控制。
在计算了Z值后，我们又加权计算了前5项直接反映城市支配力得分的指标，因为前5项指标与后3项指标相比更加直接反映城市的支配、控制和与其他城市的联系（这一衡量方法也被其他早期的城市等级的研究所借鉴）。最后，我们综合了每个城市的8项指标的Z值，得到了城市综合支配力指数。
该综合支配力指数是由以下公式得出的。
DOMINANCE = Z(INDUSTRIAL-UNIT)*2 + Z(INDUSTRIAL-VALUE)*2 + Z(PASSENGER)*2 + Z(FREIGHT)*2 + Z(POSTAL-VALUE)*2 + Z(RETAIL-VALUE) + Z(RETAIL-EMPLOY) + Z(SERVICE-EMPLOY)
其中：
INDUSTRIAL-UNIT 是城市的工业企业的数目；
INDUSTRIAL-VALUE 是城市的工业总产值（百万元人民币为单位）；
PASSENGER 是每年通过公路、铁路和航空进出城市的旅客人数（以百万人为单位）；
FREIGHT是通过公路、铁路、水运和航空进出城市的货物总量（以百万吨为单位）；
POSTAL-VALUE城市邮政业务的总收入（以千元人民币为单位）；
RETAIL-VALUE 是城市零售业的总收入：
RETAIL-EMPLOY 是城市的零售业从业人员人数（以千人为单位）；
SERVICE-EMPLOY 是城市服务业从业人员人数（以千人为单位 ）
表3列出了城市综合支配力指数的值。所有的数据都是在城市的城区收集。下面我们将讨论这次调查的结果。
分析和结果
表3依据城市支配力分值将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排列名次。根据支配力分值的分布（Z值），我们将这37个城市分为5类，构成中国城市等级架构。2000年城市人口见表2。省会城市字体加粗。
第一类中只有一个城市上海，被定义为超级大都市。我们的定量调查发现，上海对中国其他城市有绝对的影响力和支配力。经验显示，上海的总Z值为47.93，是中国所有城市中最高的。上海的支配力值几乎是居第二位的北京的两倍。按照我们的方法，上海比北京高出许多，更是远远高出其他35个城市。上海是超级大都市，它的影响力可以与纽约、伦敦、东京以及世界其他超级大都市相比拟。
第二类中也只有一个城市：北京。我们把这个城市叫做全国都市中心，即这个城市有国家水平的影响力和支配力，仅次于上海这个中国的超级大都市。北京的总Z值为24.70。1949年起北京就一直是中国的首都，它的经济和商业有了显著的发展。上海自1840年起就成为了中国发展工商业的港口城市，与此相比，北京的制造业、交通和服务业的发展都落后了。然而，北京与其他城市相比还是很突出的，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和美国的某些城市如洛杉矶、华盛顿特区和费城类似。
我们把第三类城市叫做区域都市中心。这个类别中的城市对其他城市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像上海和北京那样巨大，但它们在包含几省的区域内仍然发挥较大的作用。我们用定量方法分析的结果得到了10个城市：广州、天津、重庆、沈阳、武汉、成都、大连、南京、青岛和杭州。它们的总Z值高至16.47，低至0.01。其中重庆和成都在中国的西南部，是西南地区两个主要的工商业城市，在地区交通和服务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远远超出四川省的边界范围。天津是华北地区的港口城市。40年代末天津成为直辖市以来城市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天津在华北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仅次于北京。武汉是华中地区的河岸港口城市，位于长江和汉水汇合处。武汉以其钢铁生产和重工业，以及它在通过长江联系东西两边，通过铁路干道联系南北两边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闻名。武汉在华中地区的影响非常突出。广州是珠江口的港口城市，中国东南部的工商业中心。广州制造加工业、服务业和交通闻名。其他几个城市沈阳、南京和杭州是各省的省会城市。
第四类城市是有一定区域内影响的次级区域都市中心，这些城市在包括几省的区域内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力小于区域都市中心。有6个城市属于这一类，它们的总Z值范围为-1.61至-2.96。有一个有趣的发现。这六个城市中五个是省会城市（西安、哈尔滨、济南、贵阳、长春），当然，西安历史上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后10世纪，西安相继成为了11个王朝的首都。自1950年起，西安迅速成长成为大型的工业城市，它的影响也随之扩展到其他省市。哈尔滨、长春和沈阳（上一类城市）是东北地区主要的工业城市。长春因其发达的汽车工业和电影业被誉为中国的底特律和好莱坞。
第五类叫做次级区域内都市中心，这一类城市的都市影响力和控制力倾向于局限在本省范围内。有19个城市属于这一类，它们的总Z值在-3.54至-7.98这个范围之内。这一类中的许多城市是省会城市：太原、郑州、昆明、福州、乌鲁木齐、长沙、石家庄、兰州、南昌、合肥。这一类中有几个城市要重点提出来。太原以其煤矿和重机械工业知名，昆明是西南部三条铁路干道的交界口。鞍山和抚顺不是省会城市，但却有重要的经济功能。鞍山被称作"钢铁之都"，它的钢铁工业是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脊柱。抚顺的煤矿工业对本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如此，这类城市中的大多数它们的影响力只是在本省范围之内。
讨论和结论
本文研究了中国2000年37个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支配和次级支配模式。我们从人类生态学的观点出发，研究了这些城市中劳动力的地域划分。我们就这些城市对其腹地资源的组织以及它们的都市支配力和控制力水平对它们进行了分析。这项中国城市等级调查让我们了解了这些城市的哪些生态学影响和控制力可以跨越政治界限，即省际和国家的界限。
分析提供了中国2000年城市等级架构。上海是中国的超级大都市，它的影响、控制力和支配力超出中国范围波及东亚地区，甚至全世界。分析提到上海在中国巨大城市中有极大影响力这一地位。上海是个超级大都市，它的影响力可以与纽约、伦敦、东京以及世界上其他超级大都市相比拟。上海并非只是中国的大城市。就本文所选的大都市支配力和控制力的八个特征来看，上海多数时候都显示出是最有影响力的城市。
常规思维认为，城市等级中决定一个城市排名的主要指标是它的人口规模。本文提出了另一个视点，即城市与其腹地及其他城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的支配程度能更好地确定它在等级图中的排名。尽管城市人口规模常被视作实际支配力的替代指征（城市越大，实际支配力就越强），但实际上这二者远远不是一一对应。如前文所述，Vance和Sutker已经指出，城市支配力远不止人口规模一个因素。"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常被称为大都市，但是最好要指出，所有的大都市都是大城市但并非所有的大城市都是大都市。人口规模只是伴生物，功能才是主调"（ 1957: 103-104）。
为了研究城市支配力和人口规模之间的一般联系，我们依据城市的人口规模以及它们在中国城市等级中的地位（表3），挑选了中国大城市中显然最重要的九个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并同中国专家进行了讨论。这九个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广州、南京、沈阳、武汉和长沙。在表4中可以看到这九个城市的人口规模Z值和测量城市支配力及当地支柱产业的八个变量。由于Z值有统一的尺度，这九个城市的分值也许可以通过所有的测量获得。
我们首先发现的是，这37个城市的人口与城市结构的八个测量值间的相关性都很高。但是表4中Z值却显示，至少在中国的这九个城市中这种对应性并不强。上海的人口规模比37个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多3个标准差，北京其次，接下来是重庆、武汉、天津、沈阳、广州、南京和长沙。但是就衡量城市支配力的主要工具来看这些主要城市的排位，即通过空运、公路、铁路和水路进出城市的货物总量（FREIGHT），城市的排名就与仅凭人口规模得出的结果大不相同。上海的FREIGHT的Z值比37个城市的平均值高4.4个标准差，第二高的是天津，接下来是广州、武汉、沈阳、北京、重庆、南京和长沙。还可以用其他的衡量依据来做类似的比较。用人口规模作为城市支配力的替代指标不能令人满意。基于生态学功能的主要城市的排名不一定和依据人口规模产生的排名一致；没有任何两种排名完全相同。
表4中的数据还证明了上海除了人口多之外，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对其他城市有支配力。在工业支配地位的两个衡量依据上，即工业企业数量（工业单位）、工业生产总值（以百万人民币为单位）、以及工业产出（工业值）；上海远远居于其他城市之上。上海的工业企业数量分值比37个城市的平均值高4.8个标准差，上海的工业产值比平均值高5个标准差。上海的邮政服务值（邮资）约比平均值高出3.9个标准差。在这3个当地支柱产业的衡量依据中，上海的分值比37个城市的平均值要高出3.6到3.9个标准差。
无怪乎上海是中国支配地位最高的城市。以前的分析多基于人口规模之上，反复地证明过这一点的正确性。本次调查的贡献在于，应用人类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使支配力的架构和动态变化很明显。人口规模固然很重要，但城市的支配地位也和其他的因素有关。
鉴于以上的结果和分析，有很重要的一点要提出，即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在居民数量和城市功能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转化。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因此这些变化很可能会持续下去，我们认为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城市的支配地位和次级支配地位排列会有新的变化。因此，对中国城市等级再进行一次研究，比方说20年后，将会很有趣。但美国的城市等级研究显示出长时间的惯性，中国现在的城市、工业和经济领域内广泛的变化将会反驳这一系统惯性的说法。我们不认为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的城市等级次序会以稳定性为主要特征，但我们相信，不论中国城市等级次序中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发生，上海总会保持其突出的主要地位并将继续保持其在中国的超级大都市地位。
注1：联合国关于中国的预测数据中包括台湾。联合国报告中使用的有关中国城市的数据由中国政府提供。城市人口的定义为：（1）省、县级市城市地区所有居民（2）乡级市的街道居民（3）镇级市居民委员会的人口（联合国，20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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