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在行政治理领域应用的挑战及对策.pdf

领导科学2023 5领导智库一、人工智能在行政治理领域的应用随着人工神经网络智能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人与科技制品之间关系的认识逐渐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例如，在人的目的性使用上，“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能够“在大脑与外部环境之间建立神经信息交流与控制通道，从而实现中枢神经系统与体内或体外设备之间的直接交互”1；而在生物识别技术的运用中，人工智能通过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的非接触式远程机器来实现对生物信息的抓取和感知，然后以人工标注的形式为各种特征添加价值标签、总结规律并做出决策。在行政治理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信息处理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智能技术的改进以及社会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极大地增强了政府部门以信息为基础的规制活动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在数据挖掘分析和处理技术的指导下，关于社会主体意图、倾向、偏好、风险和机会的概率知识，都由技术参与主导并执行。作为一个由输入转换为输出的决策程序，人工智能机器能够通过自主学习或解释特定数据输入，然后再输出分析数据来影响或决定某些行动的结果。在公共政策制定与社会治理领域，“通过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进行数据收集、精准预测、精准监督、精准反馈、精准服务，公共管理部门可以更有效地进行精准决策与采取行动，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公众，更好地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2。例如，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可以为政府部门在治安防控、打击和追踪罪犯以及搜救失踪人口等领域提供更大的便利；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通过构建“智慧交通”系统，对交通数据及相关数据进行筛选、深度分析，然后做出实时反馈，对交通进行精准调度，从而提高城市交通通行率，有效解决交通拥堵、安全事故频发等难题。随着人工智能被广泛用刘佳明人工智能在行政治理领域应用的挑战及对策【摘要】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提升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水平，提高社会风险的防控和治理能力，并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但是，人工智能与行政治理的相互融合也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在个人权利保障层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侵害公民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削弱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利，并进一步强化公民之间的不平等。在行政法治层面，行政机关的内部权力结构和外部关系因算法赋权而改变，算法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和不公开使传统行政活动不受正当程序的拘束，而人工智能行政背后的“算法影子”现象会对公共秩序和私人权益造成侵害。对此，应通过事前的算法审查与风险评估、事中的算法监管和公民监督以及事后的算法问责与司法救济来有效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挑战，推动技术与治理融合发展。【关 键 词】人工智能；行政治理；挑战【作者简介】刘佳明（1993），男，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法学。【基金项目】2023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项目“杭州城市大脑2.0智慧治理的创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Z23JC07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算法控制下网约车劳动者权益保障困境与制度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1BFX126）【中图分类号】C936；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606（2023）05-0143-06143领导科学2023 5于行政治理领域，技术在推动政策实施和法律执行中，还能够直接参与选择、决定与我们生活相关的各类信息，并最终发展成为管理、判断、调节行动，甚至能够限制或约束人们的行动和生活，因而在客观上具有权力属性。在此意义上，人工智能在行政治理领域的运用增强了权力的“穿透力”，它不仅仅是治理工具，而且是权力或治理的一种新形态，其中算法优势和数据优势构成了权力扩张的主要来源。这种计算方式的治理转向颠覆了传统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生产方式以及行政模式，因而通常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行政治理模式“算法治理术”，意指在数字社会中，基于因算法产生的全新的权力机制而形成的一种全新治理模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下，行政机关能够利用数据处理和深度学习的技术优势，不断提升自身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平，以此来强化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与此同时，行政机关可以借助企业和市场的力量嵌入社会微观层面，从而对公民行为进行实时干预和调整。人工智能技术与行政治理的相互融合和促进，使行政机关能够在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支配和控制。二、人工智能在行政治理领域应用的挑战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提升行政治理效能，扩大行政治理范围，但也不可避免地会给传统行政治理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从而制约了人工智能技术功能的有效发挥。（一）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人工智能在行政治理领域的应用可能会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例如，在物理空间中，人工智能能够通过侵入互联网控制社会个体的家庭摄像头或手机等通信设备，对其进行监听和监控；在家庭之外，全天候的“天眼”监控能够依靠信息联动系统，对个人的活动、出行轨迹进行记录。特别是行政机关收集的原始数据和创建的元数据集，一旦行政机关内部机构管理不当或者遭受到来自外部势力的恶意攻击和窃取，这些泄露的原始数据都有可能成为未来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不良因素。此外，在数据公开和共享中，政府部门在数据开放和使用过程中未遵照相关的程序性要求，有可能导致某些私密性的个人信息被共享；或者在数据开放共享过程中未考虑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有可能导致公民的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受到威胁。虽然借助人工智能算法强大的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行政机关能够打破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从而提升政府工作效率和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但是完全实现行政管理方式的确定性和技术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契合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从短期来看，要很好地实现二者的平衡非常困难。这是因为在开放政府数据的过程中，传统行政体制的固有特性会阻碍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契合，人工智能技术嵌入行政过程的不平衡和不对称会直接影响公民的参与和监督，而随着技术应用的进一步扩张，数字鸿沟现象也会导致弱势群体在网络访问与使用方面仍然落后于普通人。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引入，会侵犯公民对行政过程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专家治国、知识鸿沟和技术统治等发展趋势同样也会在客观上消解民主监督的基础。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10.67亿，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75.6%。但是，我国仍然有3亿多人没有接触过互联网，这意味着他们被完全排除在人工智能应用的行政范围之外，而在一些涉及公民实质性权利的事项上，人工智能决策的有效程度取决于数据样本的客观程度，但是，资源和设备分布不均会引发数据叠加和排斥现象，那些本已处于劣势地位的民众可能会受到数据叠加的影响而进一步遭到不平等对待。（二）对行政法治的挑战首先，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推动国家治理模式和结构发生转变，同时也会强化行政机关对技术的依赖程度。传统行政决策体制中的集中决策权力因智能技术的出现而不断被分散和削弱，新兴技术权力主体开始显现，并在行政权力体系结构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例如，在信息传递上，信息基础设施之间的互联互通极大地压缩了中间管理层决策的沟通成本，从而提升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减少了信息失真现象。在大数据技术支持下，政府管理人员可以随时了解社会的发展动态和个体意图，在客观上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准性，并能够切实做到政务公开，从而推动行政管理机构改革。但是，赋权和监管的不对称会使技术进一步巩固现有的权力体系，技术专家的出现则强化了技术对权力的掌控，在某些行政应用领域甚至会出现“专家专政”现象。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除了会改变行政权力的运行空间，也会对行政正当程序构成挑战。例如，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被压缩，证据认定流于形式，行政机关说明理由面临变动等。3如在2021年，广东佛山广台高速一岔道口“天量”罚单一案，就曾引发了民众的广泛争议。有车友查询交通违144领导科学2023 5法时发现，在该路段使用“电子警察”一个月内就发现有62万余人违章。此外，人工智能在行政治理领域的应用还会侵害公众对行政活动的参与权和监督权。如在算法评分应用中，机器能够根据失信行为的数据记录来调整相应的信用等级，从而对公民的行为进行限制，但是机器一旦出现错误或偏差，公民基于正当程序要求而主张对内容进行更改或撤销的合法权利，在复杂的智能技术面前往往会落空。再次，与传统的简单运算和数据统计不同，人工智能通过将经验化的领域不断抽象化，不仅会提高公众参与的门槛，而且在客观上增加了公众对技术监督的困难。一方面，人工智能是由多种技术组成的科技产品，这些不同技术相互作用并与外部世界联结，将使责任格局越发复杂。除技术与技术的联系之外，嵌入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的还有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数据输入、程序编写以及决策输出等，都会无形之中受到人的影响，任何可能出错的潜在责任都会像在它们之间传输的数据一样存在。当某项决策出现问题时，由谁来承担责任也就成为一个问题，其中包括人工智能开发人员，算法培训师，数据采集器、控制器和处理器，集成了人工智能软件的设备制造商，人工智能软件的所有者，以及人工智能设备的最终用户（也许还有更多的相关人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决策还会突破传统的“主体行为责任”认定机制，导致现有法律规范缺乏对其有效的事前监督和治理，不利于及时保障公民的权利，而现有的行政责任体系针对算法问责不同层次主体的主观过错缺乏体系化、合理化的安排，从而直接影响到主观与客观、权力与责任的有效统一。（三）“算法影子”现象的出现随着人工智能在行政治理中的应用，私营主体以政府购买或公私合作的方式介入政府公共管理过程，并通过算法植入、算法俘获与算法支配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影子官僚。4算法影子官僚的产生与私营主体有关。私营主体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有针对性地收集各类用户数据，并以此来促进算法的理性成长，而拥有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政府部门利用平台收集的数据和开发的算法应用程序，可实现对社会的精准化监管，二者有效结合，为平台嵌入行政治理领域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是，在私营主体主导的程序设计下，算法很有可能成为裹挟着资本甚至政治动机的私人谋利工具。私营主体借助于技术优势和平台优势，除了在引导舆论、妨碍竞争、破坏市场公平等领域造成影响，在行政治理领域也会引发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都是算法影子官僚可能带来的弊端。此外，人工智能在行政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还会导致算法“影子法律”的产生。“影子法律”的概念是由当代俄罗斯学者弗拉基米尔 巴拉诺夫提出的，他认为，“影子法律”是站在官方（国家）规范体系与个人法律规范对立面的反社会规则代码，因而也被称为非正式的法律。5“影子法律”始终反对官方法律秩序，它以不同于官方法律的方式调节社会关系和解决争端。巴拉诺夫进一步认为，由于官方法律存在过度延伸和复杂的争端解决程序，官方法律与某些群体的价值观之间会存在较大的矛盾冲突，“影子法律”的兴起可以有效利用官方法律的弱点来取代它的地位和权威。因为“影子法律”不仅通过提供自己的规范而不是官方的规范来与官方法律相竞争，而且通过创建与国家规范并行的机构来与官方秩序竞争，因此，在国家机构地位和权威下降的地区，“影子法律”成为一种更具权威和有效的治理手段。对此，罗文斯基 罗曼认为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的算法是一种集个性化技术和影子秩序为一体的新的法律形式。5三、人工智能在行政治理领域应用的策略算法在行政治理领域的应用促进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和清晰化，使社会治理中的运动式和项目制管理方式发生转变。但是，算法在行政治理领域的应用也会产生系列问题，应当受到相应的控制。（一）事前的算法审查与风险评估在算法审查上，2018年5月25日欧盟正式生效的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第22条针对算法对数据主体可能带来的具有法律影响或具有类似影响的决策，要求数据控制者在事前进行必要的审查，以避免数据控制者对算法技术的过度依赖；第24条规定更是将算法审查视为数据控制者的一种法定责任。从方法上来讲，算法审查主要包括非侵入用户式审查、借助傀儡审查、层层打开式审查与联合审查四种手段。6目前，国外已经采用相关技术手段对算法的应用进行审查，如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的方法前者通过审查程序公开的源代码，以便监管人员能够确定算法程序的运行行为；后者能够帮助系统开发和操作人员确定如何监控其操作，甚至对软件系统进行结构化审查，以便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偏离预期的行为。为了保证算法是依照一套特定的程序标准和自动决策过程产生的，算法控制者还必须对实现决策的软件进行加密处理，并承145领导科学2023 5诺已经确定并记录了所拥有源代码、输入数据和计算结果，这将有助于证明软件和决策策略都不受后期信息或事件的影响。但是，由于审查机构并不知道错误行为的性质，因此，到了正式披露承诺内容的时候，无论是提交人没有正确打开密钥，还是隐瞒原始文件中的内容，都可以视为承诺人存在不端行为。在风险评估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第35条的“数据影响评估”中就规定了当数据能对自然人的权利带来高风险时，就必须要求数据控制者对个人数据的影响进行评估，其中对自然人产生法律影响或具有类似重大影响、定罪或违法相关数据、系统性地监控某个公众可以访问的空间等三种具体情形做出了强制性的风险评估规定。而为了保证监管机构对风险的管控，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第36条还规定了当评估表明数据控制者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或者无法识别和减轻风险时，应当事先向监管机构进行咨询，从而保证监管机构做出客观的风险决策。美国的 算法问责法案 中也有关于对自动决策系统及其开发过程进行评估的规定，其中包括：评估自动决策系统的设计、训练、数据及其目标，数据最小化要求，信息存储时间；评估算法对准确性、公平性、偏差、定罪、隐私和安全性的影响；评估算法给个人信息的保护或安全带来的问题，以及自动决策系统可能导致的不准确、不公平、偏见性或歧视性；评估算法主体采取减少风险的有效措施等。与数据影响评估不同的是，算法影响评估除了要求算法控制者对系统进行评估，还需要吸纳外部监督和审查力量，从而解决数据影响评估中公众参与不足的问题。因此，算法影响评估主体的构建除了需要确定评估义务主体的适用前提，还需要建立专业、独立的评估主体。例如，在对算法的监管上，包括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都设有专业、独立的审查机构对算法进行监管。美国包括联邦以及地方各州的 算法问责法案 都将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独立的算法监管机构，赋予其对自动化算法决策进行立法、监管以及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英国设立了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赋予其独立的监督、审查以及下达命令纠正错误行为和实施罚款的权力。虽然我国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54条、第64条和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指南 已经对算法审查及其影响评估做出直接或间接的规定，但是，我国现有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强调对违法人员的责任追查，弱化了对信息处理过程的日常管理和集中治理。因此，应当在立法中进一步细化对算法影响评估制度的多元化协同机制的具体设计和实施，通过设定核心评估的技术规范体系，将法律基本原则融入技术设计和行业标准之中，并在法律监管和技术创新之间建立动态的、良性的平衡机制，以提高人们对算法技术的信任度，支持行政机关对算法的场景化精准治理，并与隐私影响评估体系形成有效互动。7要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算法审查和风险评估制度的配套机制，使其能够与数据保护影响评估进行有效衔接。（二）事中的算法监管与公民监督无论是事前的算法审查还是风险评估，都源自公众对行政监督的外部客观需求，是对行政过程进行外部规制的一种有效手段。但外部力量对算法的介入有限，且往往难以有效实现目标，因此，强调行政机关对人工智能应用过程的自我规制至关重要。自我规制是上级行政监管机构对算法技术应用的内部控制，作为一种内部监督方式，行政机关主要通过内部自查自督机制，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最大限度地实现对算法监管的可视化。首先，在算法程序的设计阶段，程序员在设计算法程序时需要对嵌入其中的价值类型进行规范和道德反思，使算法可以通过遵循和提升某些主流价值而贬低其他价值来符合特定场景的社会需求，监管人员则需要在算法程序设计过程中对程序员是否遵循相应的技术规范和法律规范进行审查，以保障算法的应用符合基本的合法性和公共性要求。此外，在算法程序正式被应用到行政领域之前，上级行政监管人员还必须围绕算法程序应用的社会效果和风险进行事前评估，对算法程序的应用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伦理风险、政治风险和文化风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其次，建立有效的可预测性和可解释性度量标准，并为开发符合这些标准的程序颁布行动指南。该指南可以基于对程序的预期用途、可能产生的关键错误、可接受错误的类型以及涉及该程序可能产生的预期法律后果和解释原则等方面的了解，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和部署提供可行性的参考依据，使人工智能设计及其应用有章可循。此外，还应当合理限制人工智能在行政管理领域的运用范围，不能将整个行政过程完全交由算法去执行，上级行政监管机构应当对技术的嵌入程度、程序操作标准以及民主性内容做出相应的程序化规定，并使算法的应用和程序操作符合一定的合法性、程序性和公共性的要求，以防技术失控带来的可能风险。在必要时，146领导科学2023 5监管人员在第三方独立机构的协助之下，还可以要求以人工方式介入程序的技术性运作，以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管控。再次，行政机关在使用人工智能决策时，应遵守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以及向其他利害关系人说明法律依据和事实状态。其一，人工智能技术在行政治理领域的应用应当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算法公开不仅要求使用主体表明身份，同时还要求对其决策过程中所依赖“机器”的程度进行披露，这是人工智能参与行政治理的必要基础。要通过引入“鱼缸式的透明度”和“合理的透明度”两项原则，并通过解释算法的目的、设计和基本运行原理来促进算法的公开和透明。8比如，应当公布行政部门利用算法进行决策的清单，让公众知道哪些行政活动是由算法参与决策的，从而了解算法决策对其权利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诉诸算法做出决策的基本规则和因素权重。9鉴于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权利保障的特殊性，算法决策的公开和透明必须兼顾算法技术中的商业秘密、国家秘密与公民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在将技术运用于行政治理领域之前，应当事先制定好相关的应对策略。其二，行政机关不能以技术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为由，将公众排除在对智能决策的参与和监督之外，而应当主动披露算法的运行逻辑，以便公众参与和监督。例如，美国华盛顿州2020年通过了针对公共部门算法系统的“HB165法案”，要求政府部门的算法系统在使用之前必须在公共网站上进行公布，并邀请公众就算法问责报告发表评论，时间不得少于30天。此外，有效的公众参与既要重视个体化的单方参与，同时也要重视组织化的社会参与。前者能为个人发表意见提供平等对话沟通之平台，后者则能够弥补个体因知识欠缺、能力不足导致的参与缺失。鉴于算法决策有可能加剧新的社会分层和拉大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其程序的设计必须为那些生活在数据流之外的边缘群体提供保障，保证那些数据足迹较少的群体在分配公共产品或服务时有足够的发言权，以免其受到算法的不平等对待。其三，行政机关利用人工智能做出决定或者裁决时，还应当向其他利害关系人说明法律依据和事实状态，并根据相关法律和事实状态向相对人表明理由与最终决定之间的内在联系。10我国 行政处罚法 第31条和 行政许可法第38条对此有专门的规定。说明理由可以表现为算法解释，即算法决策相对人有机会在充分知情的情形下主张自己的权利，并要求算法控制者以自然语言或可视化技术对算法逻辑尤其是输入数据与输出结果之间的相关性进行解释。11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24 条就规定了算法解释的相关要求。行政机关对算法的解释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事物性解释，即行政机关通过对自动化算法的数据收集、算法程序的设计、网络架构的部署以及算法的性质、特点、用途等做出客观而准确的解释，使公众能够对算法的运行逻辑有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二是事理性解释，即行政机关对算法决策的成因、关系、原理等要说清楚，对算法决策运行逻辑的解释要清晰、合理、完整，每个环节都能言之有据，在算法解释程序上能够妥善回应公众的质疑。最后，对技术控制的基本要义不仅在于通过规则化的程序性安排来限制公权力，同时还需要通过公民权利来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例如，在对公民数据权利保护的问题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赋予了公民更多的数据自决权，如知情权、访问权、删除权（被遗忘权）等。而在我国新制定的 民法典 第四编“人格权”中，也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进行并立，突出强调了国家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和关注。此外，网络安全法 和新修订的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个人信息保护法 都强化了自动化算法决策之下信息处理者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义务。这些对限制信息处理者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24条关于算法解释规则的规定没有从公私两域出发，对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进行详细说明，从而导致该规定内容过于笼统和模糊，以致信息处理者与信息所有者在对待算法解释规则的问题上，会基于不同的立场对该规则做出不同的解释。这些问题会影响到法律的有效实施，仍需要进一步改进。（三）事后的算法问责与司法救济我国目前尚缺乏一套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将技术违法的成本内部化，因此，立法者需要在明晰系统的内部运行逻辑和外部作用方式的基础上，创新现有法律责任归责体系，制定符合人工智能技术特征的责任规则，从而明确人工智能程序设计者和使用者之间的权力和责任分配。首先，行政机关应当运用系统生成的证据来验证系统是否正常运行，其中包括对所采取的行动及其原因的记录，重点是使用该证据来促使系统的创建者或操作者对这些行动负责。当然，满足技术责任要求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提供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问责是通过提供一种方式来理解在何种程度147领导科学2023 5上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不端行为，以及谁应对这些行为负责，从而最终实现法律问责。因此，当政府因使用软件进行敏感决策而引起正当程序问题时，政府必须允许评估相关软件，从而为行政问责打开大门。只要智能决策产生了风险或给相对人造成了实际损害，机器的研发者和应用者都应当被要求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便他们事先已经取得了利益相关者的同意，抑或是由于纯粹的技术缺陷所引起的伤害，也不能成为相关主体推责和逃脱惩罚的理由。12 其次，“谁使用谁负责、谁负责谁承担”应当成为技术责任的主要归责原则。在行政机关内部，既要理顺不同层级之间的纵向关系，又要厘清相同层级的不同部门之间的横向关系，明确、合理地划分它们的职能和权限，使其权责更加规范化和明确化。考虑到机器程序的设计往往离不开私营主体的主导参与，为应对私营主体带来的不利影响，还需要对现行行政法律责任体系进行改革，将参与程序设计的私营主体扩充为行政责任主体，并补充相应的责任内容，从而使私营主体在享有一定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考虑到私营主体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主体，如果对其苛以过高的义务要求和责任负担，私营主体将不堪重负，故而应将私营主体的责任作为一种补充、次要责任，责任的最终承担主体仍应以行政机关为主。再次，需要完善相应的问责程序，从而保障问责得以有效执行。要设立专门的问责受理机关，统一接受投诉、检举、控告，明确责任的处理期限，规定问责的启动程序。例如，在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之时，鉴于算法技术高度复杂的运算方式和特殊的语言表达形式，以及算法决策社会影响的广泛性和严重性，有必要成立由专家、技术工作者和行政管理人员共同组成的大数据算法决策问责委员会来对算法决策造成的伤害进行评估和认定，并为相对人出具相关证据和书面报告。13最后，根据我国 行政诉讼法 第25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具有利害关系的人，可以对行政机关使用机器决策的行为提起诉讼。人工智能决策纠纷的诉讼活动应当适当降低相对人的责任证明标准，并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设置方式来强化对相对人的保护。在举证质证环节，为了维护司法诉讼的公平性，保障相对人的基本权益，还可以引入技术专家来帮助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使用的程序进行相关调查和说明，并为相对人提供专业化帮助。在面对大规模的机器侵权案件中，人民检察院作为权力监督机关，同样应当在算法决策的诉讼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代表群众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或行政公益诉讼。参考文献：1 郑宇新，朱君明，郑筱祥，等.脑机接口技术在神经修复中的应用 J.国际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杂志，2014，41（1）：58-61.2 孙庆春，贾焕银.算法治理与治理算法 J/OL.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2-07）2022-06-23.http：/ 谢明睿，余凌云.技术赋能交警非现场执法对行政程序的挑战及完善 J.法学杂志，2021，42（3）：48-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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