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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法官员额制度的几点思考
法官员额制度研究
论文提要。现代社会精英是在民主政治、知识性和社会分工潮流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通过开放、流动的社会竞争机制形成的卓越阶层。现代法官群体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它在构筑经验主义、推动民主与法治，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造就精英型法官应通过建立法官员额制度保持法官员额精当适度。
本文共8147字，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我国法官员额制度确立之必要性.分析了我国法官群体存在的人数众多、构成非专业化、管理行政化、法官职业保障缺失等诸多问题，阐释建立法官员额制度的必要性；第二部分，法官员额制度之比较。列举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在法官选任制度、法官定额制度、法官辅助制度、法官审判效率等方面的特点，对比分析我国法官制度与国外法官制度之异同与优劣，提出外国法官制度对我国法官制度改革的可借鉴之处。第三部分，确立法官员额制度之制约性因素分析。我国法院的特定环境派生出了诸多影响法官员额制度推进的制约性因素，包括法院设臵、审级制度、诉讼程序设计等因素都制约着法官员额制度的建立与推进.这些阻碍法官员额制建立的深层次缘由，预示着这项改革的复杂性。第四部分，确立法官员额制度之构想。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法官员额制度的构想：首先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消除建立法官员额制度的障碍；然后先行建立起合理的诉讼制度、人事管理制度、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等配套措施；进而规范法官范围、职责、选任、监督方式。以下正文：
一、建立法官员额制度之必要性
法官员额制度是指在法院现有编制内，根据审判工作量、法院所辖区面积人口、经济发展等因素，确定法院的法官员额，把真正符合条件的审判人员确定为法官，形成由法官、法官助理组成的新的审判运行机制。其应当涵盖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法官人数应当是相对固定的，这既包括全国范围内法官人数不得随意增减，也包括每一个司法区域内的法官人数应保持基本稳定。其次，对法官实行总量控制、定额管理，并不单纯是一个法官的编制调整问题，而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和推进。再次，法官员额的确定应科学、合理，既不能人数太多，又不能人数太少。人数太多，不仅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不易建立完善的法官保障机制，甚至可能会因为缺乏竞争而造成法官素质的低下。人数太少，会使法官疲于奔命，审判质量和效率都会受到影响，最终影响司法审判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另外，法官员额制度不是孤立存在的，还有一些相关配套制度，这些制度相互联系，密切配套，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实行法官员额制度是实现法官职业化和精英化系统工程的重要环节和前提条件。这项制度的建立，受法院设臵、人口总量、受案数量、辅助人员配臵、诉讼程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涉及我国法院体制的各个层面.但无论怎么说，研究这一法官管理制度，还要首先从法官群体的实际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一）法官所占人口比例大
1997年，英国全职法官仅有964名，其中l2名大法官，25名上诉审法官，95名高级法院法官，520名巡回法院法官，302名地区法官，此外还有大约2000名兼职法官：法官职数与人口的比例，英国为1：l1000，德国为l：40000：日本为1：33000；我国香港为l：43000而我国国内法官人数约2l万，同人口的比例约为1：6200。
（二）构成非专业化
与法制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被忽视，法官选任门槛较低，缺乏专业化要求，使得许多没有法律学业背景的人成为法官，导致我国法院法官的业务素质整体处于较低水平.虽然近几年来，法院系统注重高学历的法律专业毕业生的引进，法官队伍的人员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但这一进程还不能令人满意。从现实看，我国法院的法官总体属于经验型法官，教育背景多样化，知识结构较为陈旧、单一。
（三）法官管理行政化色彩浓厚
我国法院长期混同于行政机关，自然也导致了法官管理的行政化。法官的级别按公务员的标准而定，法院在编的工作人员，不区分所从事的工作性质，都统一纳入行政等级体系之中。《法官法》规定的法官级别只徒具形式，法官完全按照相应的行政级别享受工资和其他待遇。行政化的上下级制度也延伸到法院的业务管理体制之中，各级法院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形成一个行政等级体系，实行首长负责制、请示汇报制和案件审批制等行政工作方式。一个案件要经过庭长、分管院长、院长审批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承办法官无法独立做出判断。实际上，法官管理的行政化不符合司法权运作的本质和规律。司法活动是高度专业化和个人化的活动，这就要求必须由直接参与案件审理的法官独立做出裁判，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法官的审判活动.这是与强调首长权威，命令服从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格格不入的。
（四）法官职业保障缺失
从哲学和社会学意义看，与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主体一样，法官一方面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生活中的自然人。如果不在法律上为其设臵执行职务的保障，来抵御外界不当因素的影响，法官行为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则难以保证。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官保障体制严重滞后，在《法官法》颁布以前，法官的保障体制上基本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法官法》颁布以后，虽然规定了一些关于法官方面的保障措施，但都过于简单，只对法官的工资福利待遇方面做了概括式的规定，缺乏强有力的制度支持，致使中国法官在地位上仍是普通干部，地方上仍将其作为公务员管理：在职务保障上，缺乏强力的抗干扰制度，难以形成独立、公正的职业意识；在物质保障上，法官与供职法院的命运紧密相连。如果所在法院经费短缺，法官的办案经费甚至工资都无法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办案的公正与高效便会大打折扣。甚至难以保证法官队伍的整体稳定和执行职务的廉洁性。
在我国实行法官员额制度有利于提高我国法官整体素质，实现法官的职业化和精英化，建立现代法官制度，为法官执行职务提供强有力保障。
二、法官员额制度之比较
（一）法官选任制度比较
美国联邦法院法官的遴选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司法部长和总统协商后提出候选人一联邦司法委员会对候选人司法能力进行审查一总统提名一参议院批准一总统任命。美国法律并没有对联邦法官的任职资格做出明确的规定，但严格的考察过程保证了法官具有良好的素质。英国大法官、上议院常任法官、上诉法院的法官、高等法院的法官，都是由首相和司法大臣提名，荚王任命.司法大臣可直接任命治安法官。英国法官必须从出庭律师中任命。德国法官的产生方式有选举式和任命式两种。联邦最高普通法院法官，由联邦司法部长与法官挑选委员会依法官选举法选举，并由联邦总统确定。联邦的各个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由各联邦部长同法官挑选委员会共同决定。各州法官由州司法部长同法官挑选委员会共同决定。在德国，法官资格要经两次考试合格才能取得。日本各级法院的法官一律实行任命制.其中，最高法院法官由内阁任命，天皇认证；下级法院的法官，由内阁按照最高法院院长提供的名单任命。日本法官选任制度极为重视候选法官的教育经历。
纵观四国法官选任制度，会发现有以下共同特点。一是任命法官的主体层次很高；二是具有严格的遴选程序；三是设定了较高的法官任职资格。
（二）法官额度与审判效率比较
从单个法官承办案件数来比较法官队伍数量。以美国为例。最高法院的法官平均办案数最多，i988年高达627.9件，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平均办案数量最低，但最低的年份也约为140.4件，法官年均办案数大约在300—400件左右。l996年，我国各级法院全年审结5，237，544件，平均每名法官21件。]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2年全国法官人均结案才上升到29件。我们再来比较两国法官的工作状态，美国法官很少超时工作，每年还有定期休假，我国法官兢兢业业，经常加班加点，如此大的反差，我们不能把其中的原因仅简单地归结到法官数量与素质的差距，更要把目光投向两国的诉讼制度。由于美国有包括证据开示、诉前和解、诉辩交易等在内的发达的审前程序，以及小额仲裁、债务登记等制度，绝大多数案件未经审理就已经终止。1995年，联邦法院共受理一审案件28万件，其中有1.7万件经过完整的庭审。依此推算，一个联邦法官每年只办理23件经过完整庭审的案件，其余348件则通过其他方式了结。由此可见，西方法官和中国法官实际审理的案件数并没那么大的差别，如果再考虑中国还有40%以上的法官不办理案件、大部分民事案件采取三人合议制等因素，我国法官的实际工作量可能还要高于美国法官。所以我国法官制度改革，尤其是法官员额制度建立，必须以改革诉讼制度为前提，国外的很多做法都值得借鉴。在对我国法官的工作量有一个客观评价和估算的前提下，案件数量作为法官工作的直接量化形式，仍不失为测算法官员额的最基本依据。
（三）法官辅助人员制度比较
从英法德日四国的情况看，美国法院的辅助人员配备最为优越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丰富，有法院书记官、法庭助理、法庭传达员、法律助理和秘书、法庭书记员等10余种，且法官与辅助人员往往形成固定搭配，关系协调有序。在美国当事人的印象中，美国法官总是在一群助手的簇拥中。在德国，除正式辅助人员外，还有非职业法官。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就有8.2万名非职业法官，负责处理农业案及多数涉及公职人员、士兵和非政府专职人员的纪律处分和个人纠纷案件。在美国的43个州，大约有1300名非职业法官负责审理交通案和轻度犯罪案；尽管非职业法官要接受职业法官的安排和限制，但确实分流了大量案件，为职业法官减轻了工作压力。
在中国法院，法院主要由法官、书记员、执行员、司法行政人员和法警五类人员组成。但之间没有明确的岗位界限，法官可以从事审判辅助性工作，也可以从事司法行政工作，还可以转作法警。从法院的人员结构看，除法官外的人员均应列为辅助人员，应服务于法官的工作。但事实情况是，在法院的五类人员中，法官并不占支配和主导地位，甚至很多工作方面的协助需要听从于其他人员的安排和指挥。只有书记员才可称为法官真正意义上的助手，但由于书记员数量有限，流动性很强，法官与书记员之间也很难有固定的组合。此外，国外在审判业务量加大的情况下，一般通过增加法官辅助人员数量来缓解业务压力，从而保证了法官员额的相对稳定。
三、我国实行法官员额制度的制约性因素分析
（一）界定法官范围的法律依据混乱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7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按照需要可以设助理审判员，由本级人民法院任免。助理审判员协助审判员进行工作。”按组织法的本意，助理审判员只是法官的助手，协助审判员进行工作。从任免程序看，助理审判员并非由人大任免，而是由法院任免，因此，不应列入法官范围。但《法官法》已将助理审判员列入了法官的范围，1998年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法官等级暂行规定》和《评定法官等级实施办法》等文件对各级法院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评定了相应的法官等级，事实上确认了助理审判员的法官地位。
（二）法院设臵与法官员额制度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确定法官员额必须综合考虑辖区人口和面积、审判工作量、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但我国目前法院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划来设臵，而不是直接考虑地区的面积、人口和案件数量。按行政区划设臵法院，会产生两个弊端。一是法院受地方制约，必然产生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统一的司法权力被行政区所分割，地方法院成了地方上的法院，法官也成了地方上的法官，法官员额难以统筹分配。另一个弊端是，会造成法院之间受理数量及审判人员工作量的严重不平衡。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法院受理数量也是不均衡的，经济发达地区法院与边远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法院在案件数量、标的金额和案件的复杂程度上相比有很大悬殊。法院之间的这种差别非常不利于审判资源的合理配臵，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也给法官定额制度的实施造成了困难，如果以全国法院人均审理案件数作为测算依据，也有相当一部分法院只需一两名法官，这种法院实无设臵的必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法院设臵已成为法官员额制度实施的制约性条件，不进行改革则法官员额制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三）诉讼程序与法官员额制度
1、案件分流机制不明
案件分流机制实际上是指针对不同的案件设计不同的程序，以避免简单案件适用复杂的诉讼程序，包括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分流、程序性事项与实质性问题分流等.从各国司法改革的既往经验看，案件分流机制是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成功做法。如，英国和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便开始实行小额诉讼程序，有效缓解了“诉讼爆炸”的压力，德国目前仅仅以督促程序处理的案件就占基层法院全部案件的87％。我国民事、刑事诉讼诉法中，均有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案情简单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但这一规定缺乏对案件类别的明确规定，致使在实践中，不少小额诉讼、案情简单的诉讼却往往进入普通程序审理，提高了诉讼成本，降低了诉讼效率。我国民事诉讼法还规定，对债权、债务关系清楚的纠纷可以不经诉讼程序，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向义务人发出支付令，这比简易程序更为方便，但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比例并不高。繁简分流在法律上规定的不明确，简易程序在实践中的适用比例不高，给法官员额制的施行带来了困难，一方面，繁简分流不和加重了法院的工作量，必须有足够的法官来承担，法官员额难以精简；另一方面，由于适用简易程序处理案件和适用普通程序处理案件所付出的工作量差别很大，在案件繁简分流不到位的情况下，无法依据案件数量确定法官的工作量，从而无法根据工作量计算出准确的法官额度。
2、审前程序缺失
在诉讼制度中设臵审前程序是当今大多数国家的选择。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在诉讼法中都有关于审前程序的规定，如美国的“发现程序”、“诉答程序”、“审前会议”及刑事诉讼中的“诉辩交易”，日本的“准备诉状”、“争点和证据整理程序”等.设计各种前臵程序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在开庭之前使双方争议焦点和争议的事实公开化、明朗化，使诉讼当事人对诉讼的前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使得一部分案件在开庭之前通过和解、撤诉或其他方式了结。从而达到减少法官工作量的目的。而我国。虽然诉讼法规定的审理程序。大体也可分为审前准备和开庭审理两个阶段，但审前准备规则缺乏审前程序所应具备的功能内核，不具备明确争点、固定证据的制度机能，且准备内容对当事人及法院无实质性的约束力，不能保持审前程序的正当性和效率性，从而导致了诉讼的突袭以及效率的低下，形成了审前程序只具其名而无其实的现象。我国法院受理案件的绝大部分还必须经过完整而复杂的诉讼程序才能了结，审判负担重和诉讼效率低就在所难免。
四、我国确立法官员额制度之构想
（一）建立法官员额制度之相关制度改革
1、建立非地方化的法院体系
从我国单一制国家性质、维护司法权的统
一、合理配臵审判资源出发，可在全国按人口和地区面积划分若干司法区，每区设立一个高级法院。这种管理模式可以在五十年代的大行政区历史中找到对应，那就是设在各大行政区的最高法院分院的建制。在高级法院以下仍设立两级法院，其设臵打破地区、县级行政区划，以人口、辖区面积、国民生产总值为主要依据。设立若干中级法院、基层法院。这样既能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又能解决目前法院间受案数量极不平衡的问题，使有限的审判资源得到合理配臵。
2、改革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和审判工作方式.
首先必须建立案件分流机制。从立法上对简易案件做出明确的界定，严格规制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适用范围，把相当一部分小额诉讼案件、简单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分离出来，进入简易程序审理。第二，建立审前准备程序.在案件进入庭审之前设臵的一系列程序，如庭前和解、证据开示等。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庭审效率，尽可能在开庭前明确双方争议焦点和争议事实；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庭前调解、和解和撤诉结案率，以减轻法官的工作量。第三，建立案件过滤机制，通过督促程序等，过滤掉大量无争议案件，可极大疏减法官的工作量.第四，改革内部运转机制。取消案件审批制度，还权于审判组织、还权于审判法官，提高审判效率；限制审委会讨论案件范围，改革审委会指导审判工作方式，审委会尽量以审判指导文件、审判参阅案例方式影响审判工作，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改革再审制度，限制提起再审的主体和案件范围，解决“无限再审”现象，避免审判资源浪费：改革执行机制，取消执行部门的裁决权（执行部门不再配臵法官员额），彻底实行“审执分开”，对案件执行中的争议事项，一律交原审判庭裁决.只有按照上述模式改革我国现行的诉讼体制，建立了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引入审前准备程序并优化了内部运行坏境，案件的数量与法官的工作量的计算才可能有科学的依据。
3、建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
法官职业保障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法官员额制的根基。没有足够的职业保障，法官精英化无从谈起，审判的独立公正性也会大打折扣.我国《法官法》对法官的职业权利和职业收入做出了一些规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规定还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有些职业权利还没落实.在推进法官职业化的背景下，当前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职业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从制度上确保法官依法履行职权，维护司法公正。一是法官职业权利保障。通过建立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加大对藐视法庭行为的惩处力度等，使法官能在审判工作中坚决排除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案件的干涉.二是法官职业地位保障。即法官一经任命，非因法定事由、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职、辞退或者给与纪律处分，从制度上保证法官地位和身份的稳定性。三是法官收入保障。建立独立的、高于政府公务员的法官工资制度，实行以薪养廉。鉴于各地经济状况不同，欠发达地区法官待遇难以保证的现实，可将法院经费收归中央或省一级统一管理.四是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实行法官职业安全保险制度，预防和制止一切对法官的打击、报复、伤害等行为，维护法官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五是法官的职业教育保障。建立法官职业的专门培训体系和培训机构，配臵专项培训经费，确保法官不断接受在职教育。
（二）法官员额确定应考虑的因素
1、以从事审判工作为前提
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人员，行使审判权应当是法官的主要职责，但我国评定法官等级与审判案件无关，许多具有审判职称的人员一辈子都没审判过案件。
2、以受理案件数为基础
法官是审判案件的，确定法官员额时必须以案件数为基础。案件多的地区，法官员额应多；案件少的地区，法院员额应少；绝不能按法院级别确定一个平均数，有些学者在这方面犯了平均主义的错误：国外法官员额以案件数为基础，如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根据案件的数量多少各有1名到27名法官。
3、以辖区面积和人口补充
法官员额定编必须考虑到我国国情，即东西部在人口、地域、资源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如XX省XX县区辖区面积12.6万平方公里，但只有汉、藏、蒙等民族人口l2万多，辖下县（区）基层法院可能案件很少，按沿海地区标准确定法官，则可能全院法官组成合议庭都困难，因而，确定法官员额应适当照顾广大的西部地区，每个法院至少3名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