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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刘子健的历史观与方法论虞云国 刘子健(19191994)是 20 世纪驰名国际的宋史学家,其主要著作宋代中国的改革 中国转向内在 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 两宋史研究汇编 在宋史学界颇受推崇。在刘子健的治史之路上,他在燕京大学的老师、史学家洪业的引领作用不容低估。尽管仅选过一门课,他对洪业“渊博精深,遇题追到底的考证功夫,只有崇敬”;追忆其“平日讲学教人,循循善诱,最注意治学方法,所用方法是中西参合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其史学“值得追崇的还很多”。对刘子健的史学,邓广铭有过概括性评价:“子健先生则熟悉东西方的多种文字,并攻治过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历史,所以他的视野广阔,思路开廓。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对于中国历史特别是宋代历史的研究,不论就其取材的广博,见地的精到和剖析的透辟来说,都是超出侪辈,而卓然自成一家的。”既然其史学“自成一家”,他的历史观与史学方法论必有独到之处。遗憾的是,他没有专文全面自述历史观与史学方法论。笔者不揣浅陋,据其主要的论著与他人的回忆,试图对这一论题略作论述,既向刘子健史学致敬,也便于史学后进从中参悟。522刘子健:洪业先生:少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历史月刊 1989 年第 17 期,第7780 页;刘子健:重印自志,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63,第 3 页;王钟翰、翁独健、刘子健:洪煨莲先生传略,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第 1 页。邓广铭: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前言,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京都:同朋舍,1989。一 历史观:“本人是倾向多元论的”历史观是史家对历史与史学的根本看法,在史学研究中居统领全局的地位,可谓史家的灵魂。刘子健认为:“历史是过去的陈述,随时纵逝,无法重演,无法反复观察。历史的因素繁复,过程驳杂,无从隔离起来,做个别片段的试验。”也就是说,历史实相已然逝去,无法再现,而造成历史的因素复杂多元,过程驳杂纷繁,后人不能通过重演或试验来观察历史,故其反问:“庞大无比的历史,渊源深长,错综复杂,变化不息的潮流,谁敢说一目了然?”至于史学研究所取资的史料不过是各种形态的纪录,充其量“只是一部分的轨迹,既非事物本身,更不是全貌。所谓信史,也只是说这是比较可信的一种纪录”。在他看来,“所有纪录都是依据观点、角度加以选择。当然,纪录都有价值,必须参考,善加利用。可是既不能以为历史仅此而已,也不能限于局部所知,据为定论”。既然借助史料获知的历史不能据为定论,自然引出与历史观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史学是否属于科学范畴?刘子健明确反对将史学与科学等量齐观:“史学不算是科学,它可以也应当尽量运用所有合用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但史学本身并不是科学。有的人因为科技时代的地位响亮,就说史学也很科学,这是含糊其辞,自高身价。”其二,史学的功用是什么?刘子健认为:“历史只是近乎情理的测度。它的实用是有助于思考,使人不至于陷人盲从、轻信、过简化、教条式的武断与误断。”他对测度有进一步的表述:“所谓 测,即测候、探测、推测的意思,不一定能达到测勘、测量的准确性,但至少远胜于不加思考的妄测、臆测,以致造成错误观念,一误再误的误尽苍生。”正是立足于史学并非科学而只是测度的根本立场,刘子健反对一元论的历史观:“古今中外许多史观都是一元论,抓一个主因。其实主因不一定是单数。有时很可能是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连带关系。”他指出:解622唐宋历史评论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引言”,第 34 页。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第 3 页。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第 4 页。刘子健:重印自志,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第 6 页。释历史,“只有多元的互关性,没有一元的决定性”;各因素间“只有相对的重要,没有绝对的重要”。正如其弟子追忆道:史学“必须容纳异说,才能有博大的气象;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先生最为反对”。相对于一元论的历史观,刘子健主张多元论的历史观。他提倡对历史做多方面与多角度的研究:“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关照应当是多元的,从一个角度到另一个角度,在每一次角度转换中折射出更为多彩的光华。打个简单的比方,就像一枚切割精良的钻石,人们不会只从一个固定的角度观察它,而是会不断地转动它,在转动中去观察它的每一个刻面。”他坚持任何研究结论都不是定于一尊的独断论:“本人是倾向多元论的。也就是赞成多次研究,从各方面去推论,再进行比较综合,并不一定 定于一。”这种反对一元论与独断论的历史观,直接影响到他的史学方法。在他看来,史学研究就是不同史家的多方推论与比较综合,应该具有兼容性。他还认为,多元论引导不同研究者“从多方面去看,基本上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说看法愈多,对历史的了解累积起来也愈广愈深”。他还别出机杼地翻用盲人摸象的寓言,论述这种兼容性:如果同意多元论,就可能把这四种测度,截长补短,调整综合,以取得较近事物的印“象”。可能像水牛,可能像骆驼,但总不至于“瞎”闹半天,莫衷一是。出于多元论的历史观,在刘子健看来,史学研究必然具有开放性。他指出,“主张多元论,也就是赞成研究历史的学人,各抒己见。其中有明眼人,但也不必唯我独尊,天长日久,自见分明。这也是既合乎科学精神,民主作风,又合乎儒家原有谦虚态度的过程”。基于多元论,他明确反对史学研究中的唯我独尊与不易之论,认为在研究中,“十年寒窗的结722试论刘子健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宋史座谈会,1994,第 13 页。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第 4 页。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21 页。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第 4 页。果,也未必成为一字不易的定论”;进而主张史家论点“不必等到研究完成才发表”,应该仿效现代科学,“研究正在继续,就提出报告,已经是相当普遍的惯例”;这样,“在研究正进行中,就可以得到指正,建议和启发,有助于研究”。在史学研究中,他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为自己的 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 作序时,就虚怀若谷地表示,对王安石“重新评价的任务仍旧刚刚起步”,“需要许多学者从事新的研究”。他在 略论南宋的重要性 里首倡“南宋文化模式”并有概括性地进行阐释,却声明“只是刍言,绝非定论。目的是抛砖引玉,呼吁各方学人,各抒己见”。多元论的历史观让刘子健史学充满了生命力与创造力。例如,他对岳飞再研究时就指出,虽有无数人研究过岳飞,但既然“史学研究是多元的,从新观点去摸索,又可能发现新的透视,新的兴趣”。他自述研究宋代社会时之所以提出多元社会的创见,“一半是因为现代化已经显示这大方向,一半也是笔者,用多元的观点,从宋代的史料里得到的概念”。同样得力于多元史观的开放性启示,他坚持认为,“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着单一的轨道、经过相同的特定步骤前进的。相反,不同的文化常常有着不同的发展重心”,从而得出了两宋之际政治文化转向内在的大判断。既然史学研究只是对历史的一种测度,其中既蕴涵了史家对历史的一种看法,也必然投射出他对现实问题的某种关怀。在刘子健史学里,这种关怀表现得尤其强烈,这与他浓厚的家国情怀密切相关。他提议史学界应抽出力量研究传统文化中能适应现代潮流的东西,以便“运用传统的优点,变成活力,推动最合乎国情的现代飞跃”;而“探讨活的国史,动的通史”,正是历史学家不容推脱的责任。例如,在研究中国文化中的信仰时,他就试图为现代化的社会道德与社会信仰推论出两项原理:“第822唐宋历史评论刘子健:试论宋代的行政难题,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93 页。刘子健:略论南宋史的重要性,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85 页。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第 12 页。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第 18 页。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序言”,第 2 页。李涵:与刘子健君一席谈,宋史研究通讯 1987 年第 3 期。一,中国地大人多,历史久,延续长,可能要尽量沿用多种复合的方式。尽管进行现代化,还是力求复合,不强求一元化。第二,从前统一这些多元的因素是礼教。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宗教,而是共有共守的社会道德。在打破旧礼教之后,努力推行现代化,更迫切的需要新旧复合的社会道德。重达和加强社会的信仰,一定有助于进步。”强调多元复合、新旧复合,反对一元化倾向,是其推论的立论基础。根据研究所得,刘子健呼吁“理想的文化,端在一与多,谋求平衡”,表达出对现实政治文化的关切与隐忧。这种现实关怀体现了刘子健的价值观,是其多元论史观的自然发抒。在 中国转向内在 里,他研究的是中国为何转向内在的历史课题,关注的却是中国如何不再转向内在的现实问题。作为美籍华裔学者,他深切了解中国特色及其知识分子,知道“在大多数时候,政治总是在决定一切”。在该书结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最后,让我们将对新儒家的同情延伸到他们的现代继承人身上,这就是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 科学家、技术专家、官僚、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等等。现代国家体系接掌了那个政治文化的混合体,组织严密;而他们存在于体系之外,分散而无组织,除了服务,别无选择。在痛苦中,他们同样应当受到同情。二 学问:“首先要学会提出问题”刘子健是二战后首批留美的华裔学人,赴美以后,无论在匹兹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还是以后转治宋史,都是凭借其在国内既有的学殖,在美国大环境中独立自学而终有所成的。在自学过程中,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取径与视野,给他带来众多的启悟,他“很早便留心美国文史上的各922试论刘子健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刘子健:中国式的信仰,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369 页。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第 18 页。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 144 页。种治学方法,并且运用到他自己研究的专题上”。刘子健相当重视史学方法,他指出:“研究古史,决不能抱残守阙,故步自封。时常需要随着时代往前走,尝试新路子。”他将史学方法分为沿用的方法、创用的新法与借用的看法。所谓沿用的方法,即既有的传统考证方法,“以考证史实,分析推断,或说明史观为重”。他虽然自称“以考证而言,笔者个性不近,很少做”,但有时“有了问题,非考不可”,例如在推证三字蒙训模式形成年代时,他娴熟考证出南宋中期陈淳的 启蒙初诵 已“以三字先之”。所谓创用的新法,即西方近现代史学新开出的方法,例如年鉴学派、量化学派与心理学派诸方法,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个很严密体系,欧美有好些理论实际上都是以它作基础的(至少部分),在我们对它并未作深人地研究、全面理解以前,根本没有资格批判它。”但刘子健对西式的方法并不盲从与迷信,他提醒研究者:“西方的方法论,对我们有用,但这些方法论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学人以为有世界的普遍性,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其实,决不能放诸四海。我们尝试采用这些西式的方法,随时要提防一拍即合,削足就履的诱惑,随时要注意加以改动调整,甚至不同的定义。”他理性告诫道:“海外时髦的不可不知,但未必全可用。而且海外史学界,以新奇取胜,所以可能只盛行一时。还是要就国史本身着想,走平坦大道,较易臻功。”在他看来,“因为我们的史料里,没有多少这类的记载。但是反过来说,中国史上未尝没有其他的资料,可以尝试另用新的方法去处理”。他倡议中国史家应该结合中国史料的特点,“在方法论上,我们也希望向032唐宋历史评论周明之:刘子健先生传略兼论旅美华裔文史专业者的历程,宋史研究集 第 35 辑,台北:兰台出版社,2005,第 493 页。刘子健: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 研究宋代的一些例证,食货月刊 第 15 卷第 910期,1986 年。刘子健: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 研究宋代的一些例证,食货月刊 第 15 卷第 910期,1986 年。李涵:与刘子健君一席谈,宋史研究通讯 1987 年第 3 期。刘子健: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 研究宋代的一些例证,食货月刊 第 15 卷第 910期,1986 年。李涵:与刘子健君一席谈,宋史研究通讯 1987 年第 3 期。其他各国提示新贡献。补充或修正他们现有的成就。百年来中国争取平等,在方法上,又何独不然?”在史学方法上,刘子健更擅长“借用的看法”,也就是将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概念、观点与分析方法移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他认为,“因为社会科学偏重近代,偏重西方。借用他们来重新分析古代的中国之后,往往可以取得新的成果,以补充这些社会科学的偏差和不足,有投桃报李的功能”。对他如何在研究中创造性地运用“借用的看法”,下文将有具体论述。在史学方法上,刘子健有过一段总论性的精彩阐述:有人说史无定法。这句话没说清楚。研究历史的题材不同,当然不可能有呆板一成不变的方法。其实是史采佳法。说得更清楚一点,门道很多,因题制宜。再大胆一点说,因问求法。这不是佛教徒求法。假定说提的问题,一时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以采用,怎么办呢?答案是去找去,试用各种途径去寻求。科学家做实验就是这样的左试右试,就可能走出一条路来。在这段论述中,“因题制宜”与“因问求法”强调的都是提出研究问题的头等重要性。杨联陞为刘子健 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以下简称 宋代中国的改革)作序,高度肯定他“显示出一种对任何政治学家来说都必要的敏锐的问题意识”。尽管在刘子健所有探讨史学研究的论述中,未见有“问题意识”的夫子自道,但他把“提出问题”置于史学研究的首位。他曾强调:“学问二字,尤重于问。不去想问题,是学究的迂学。”他结合自己治学经历诠释“学问”一词:“治学,非问不可。常132试论刘子健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刘子健: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 研究宋代的一些例证,食货月刊 第 15 卷第 910期,1986 年。刘子健: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 研究宋代的一些例证,食货月刊 第 15 卷第 910期,1986 年。转引自张天虹 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李伯重序”。刘子健:明代在文化史上的估价,食货月刊 第 15 卷第 910 期,1986 年。觉得中文的学问二字,涵义绝佳。学是先学过去已有的知识,接着就应当试提问题。”在他看来,“学”只是知识储备,“问”才算进人研究之门。他接着说:“有了问题之后,就可以学胡适先生的口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努力去发掘新学识,试求新解释。然后再学再问,川流不息。”他一再申论:“学是离不开问的。学术训练的重点有两层,第一步是训练用有条有理的构思来问有意义的问题。”他还解答了问题与方法孰先孰后的疑问:“有人怀疑,以为应当方法在先,问题在后。事实上这怀疑错了。这问 字尤其要紧。中国语文把学和问两个字连结起来,极为精妙。”他同时批评那种只知学习而不知发问的倾向:“如果只是传习,待访,补遗,拾阙等等,而不发问,那怕用功日知,也不会有新生的学术,激发新的思路,去寻求新的方法。”唯其如此,他认为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应该在问题形成后再去寻找与探讨:“学问首先要会提出问题,然后探讨方法,去寻求解答。”据其弟子追忆,刘子健经常套用 论语 里的话并进行修改,以“学而不问【思】则罔,问【思】而不学则殆”来提撕学生“学问的一半就是问,而且要不耻下问和大哉问”。刘子健还以西方科学为例,说明所有大发展都是从“问”出发的:“西方科学,很重视问。例如数学有一定程序,先有命题,也就是问”;“牛顿要问苹果为什么往下掉,才引起近代物理学的巨大发展。历史研究正也如此”。既然提出问题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步,那么应该提怎样的问题呢?刘子健认为,应该注意一要大,二要新。关于大问题,他主张“学问要提问题,问题要先提大的”,也就是孔子说过的“大哉问”。对史学问题的大小两种类型,刘子健颇有独到之见:“一类是确定很具体的范围,做窄而深的研究。这类研究做得好,可以由小见大,帮助对于整个时代的了解。万一范围太小,或者忽略了当时的大势,却又难免窄而琐。功力虽久,成果有限。仿佛数清了几棵树木,却无从看到森林的形势。另一类232唐宋历史评论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第 3 页。转引自张天虹 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李伯重序”。刘子健:略论南宋史的重要性,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79 页。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4 页。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第 2 页。的工作是从大方面来看,作广泛的分析。这样做法,很容易有缺陷。一则笼统,难免错误。更糟的是挂一漏万,大而无当。虽然如此,广泛的分析还是有用处的。因为它有刺激作用,可以推动其他的研究。”两种问题类型,尽管各有利弊,但据其弟子回忆,在论及“由小见大”时,刘子健近乎棒喝道:“既然牵涉到大问题,就直接去研究这大问题,不要拐弯抹角。”关于新问题,刘子健也说:“试提问题,最好是提新问题。”而所谓新问题,往往可能是原先研究所忽略的边缘性问题,诚如其弟子指出,“如果没有他,这些早被边缘化的问题可能更加无人理睬”。当然,大问题与新问题完全可以也应该统一,此即刘子健说的“从大处着眼,希望提出一些新刺激”。如何才能提出有意义的大问题与新问题,刘子健认为,可以根据学术训练与知识储备,“或是进一步的分析,或是从另一线索去看关系,或是从其他角度来综合”。他对学生说得更具体:“一是指科际整合,利用其他社会科学的观念和架构去研究历史问题。二是指比较研究,既以中国各时代的历史互相比较,也以他国的历史(如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去刺激思考中国的问题三是指多元史观,从多方面去想问题。”关于比较研究,他以讨论文化史为例提示说:“超越国界和时代,去做比较,常可以引起莫大的兴趣和启发。”在研究范仲淹改革时,他指出这一改革“主要以道德原则为动因。拿此改革与 11 世纪欧洲基督教改革作一对比或许会很有趣”,“有意思的是二者发生在同一世纪”。332试论刘子健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22 页。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4 页。戴仁柱:悼念我的恩师刘子健教授,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刘广丰、惠冬译,中华书局,2014,“卷首”,第 3 页。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第 2 页。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3 页。刘子健:明代在文化史上的估价,食货月刊 第 15 卷第 910 期,1986 年。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费正清编 中国的思想与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第 117118 页。刘子健以前辈史学大家为例说明了解决史学大问题的意义。他认为,自己的导师洪业在史学功力上不亚于陈寅恪、顾颉刚与钱穆,“但他的声望不如他们,因为他选的范围和题目,不免逊色”;在提出与解决史学大问题上,前三位“确占上风”。在史学研究中,刘子健确实善于提问题,尤其善于提大问题与新问题。其弟子说他“最喜欢的问题,都紧扣时代的大动脉,呈现该时代的大特色,足以影响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故偏好政治、思想与制度”。在 宋代中国的改革 里,他关注政治思想、中国官僚的行为模式及其与国家权力的中央集权化相关的诸多大问题。正如杨联陞所称赞的:“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所有制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者都会欣然承认。”再如,针对美日史界将宋代视为中国“近代初期”的观点,他一针见血地提问道,为何中国“近代后期并没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来临之时也没有出现”?从而引出并完成了 中国转向内在 这部大著作。大问题提出后,刘子健认为可有三种做法:“大题小做是先找关键的专题去做。大题中做是找一个方面,去做一连串的,希望能达成系统的专题。大题大做就必须期待各方面的群力合作了。”由于资料条件限制与个人研究风格,刘子健更偏好并擅长“大题小作”。他以自己的 宋代考场弊端 为例说明大题小做的做法,论文虽“限于一个片断面,可是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回到大问题上”,他认为“大题小做”并不容许“以小见大”“由是观之”之类的轻断。这篇论文从宋代科考制度之所以发生弊端,甚至于崩溃人手,回到了“主因是制度不够应付新起来的现实环境”这样的大问题,而这种现实环境却牵涉社会制度诸多方面的问题,最终完成了大题小做的示范。432唐宋历史评论刘子健:洪业先生:少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历史月刊 1989 年第 17 期。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4 页。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张钰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杨联陞序”。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 2 页。刘子健:试论宋代行政难题,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9495 页。刘子健:宋代考场弊端,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230、232、247 页。三“先建议一个分析的格局”刘子健认为,提出有待研究的大问题,这是学术训练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训练如何看待问题。可能用什么样的架构,怎样的假说,需要找那【哪】种资料讯息才能寻求解答”。在学术训练的第二步里,史家急需完成的任务是构建一个看待问题的架构,刘子健有时也表述为“分析的格局”或“分析模式”。他曾指出:“历史研究是怎样往前推动?除了偶然有新史料的发现之外,我们只能在现存的书籍的范围以内去做工作。有一种工作是考订和整理。另外一种工作就是从多方面去看,提出新的分析,新的综合。”在他的心目中,推进史学研究有两种方法,一是对既有史料的考订与整理,一是对既有史实提出新的分析与新的综合。显而易见,他更推重后者。在他看来,“为了分析简便,暂且按下史实,先建议一个分析的格局,以免在运用史实的时候,头绪纷繁。此外,这样的分析可能对于其他时代、其他文化之中类似的经历,能促进比较研究”。他在研究了宋代不同派别的新儒家思想后指出:“缺乏具有启发性的主题和富于创见的分析方法,而这正是彻底梳理宋代学术全貌所必须的。分析模式的阙如使修正后情形看上去有些杂乱无章:新儒学加上其他思想派别,彼此又互不相干。解决的办法,是将宋代的诸多思想家和不同学术派别放置到一个有机的分析模式中去。”然而,刘子健认为,史家建构的这种“分析模式”,既非唯一的,又不是定论,只是出于研究需要而提出的一种假说。所以他一则强调“这种分析的格局,是建议性的,不是定论,只是当作工具来帮助说明史籍的纪载”;再则申明:“分析模式绝非惟一的。历史事实如此纷繁复杂,任何一种单一的分类体系都不足以概括其全貌,惟一的观照方式是不存在的。”这是基于多元论的历史观,对同一个历史问题,不同的史家尽可以532试论刘子健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第 14 页。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21 页。刘子健:宋末所谓道统的成立,两宋史研究汇编,251 页。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 40 页。刘子健:宋末所谓道统的成立,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251 页。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 40 页。提出各自的分析模式。那么,如何才能出色地构建分析模式呢?刘子健主张,以多学科触类旁通的思维与视野去探寻适合特定问题的分析模式。他指出,“因为历史所研究的就是过去的社会;社会科学各门从专科的架构去分析,是分门的,而历史则是全面的,可以按时代将其综合起来”。他曾致函中国社科院主政者说:“研究中国,如何把语言、哲学、美术打成一片的讲;或如何,现代行政学、心理学以及资本主义萌芽连起来讲 都是随便举的例证,讲过之后,马上就可以讨论研究外国区域,如何也可以同样的进行。”邓广铭称赞刘子健在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与史学研究四把钥匙之外,对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与历史研究有密切关联的学科,“都有深造自得之处,从而他发为文章之时,便无处不明显地体现着他的这种触类旁通的本领”。早在 1957 年发表第一篇宋史论文 宋初改革家:范仲淹 时,刘子健在研究中就借鉴了韦伯、帕森斯与默顿的社会学的学理以及拉斯韦尔和马恺维的政治理论。杨联陞称赞他对王安石新政的研究,就是一项“融合了取自政治学、历史学和汉学的分析方法和技巧”的“跨多学科的研究”。在自述王安石再评价的参考框架时,刘子健也说自己就是“设法将各种各样的阐释整合起来 只要它们是兼容的,以获得对于王安石及其时代的综合理解。这一再评价将借鉴关于政治思想、政治行为、政府运作的多种阐释,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希望这一政治性参考框架的使用,有别于许多当代学者普遍采用的社会经济背景,可以有助于为更深人的探索建立新的起点”。他借用西方行政学理论,揭示了新政失败的症结在于具体的执行,而其“先决的条件是官僚素质和行政机关本身的品质”。632唐宋历史评论李涵:与刘子健君一席谈,宋史研究通讯 1987 年第 3 期。刘子健 1979 年 9 月 4 日致宦乡函(邓广铭保存)。邓广铭: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前言。周明之:刘子健先生传略兼论旅美华裔文史专业者的历程,宋史研究集 第 35 辑,第 493 页。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杨联陞序”。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第 8889 页。刘子健: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 研究宋代的一些例证,食货月刊 第 15 卷第 910期,1986 年。刘子健借鉴过的西方社会科学方法有行政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在 封禅文化与宋代明堂祭天 里,“用的是多科方法,借助民族学、人类学和史学的结合”。在 略论宋代武官群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 中,“采用社会学的观点”,也就是“以军事史本身作为一个单独的部门,逐渐推进系统化的研究”。在研究南宋政治时,他借助政治学方法,提出独到的“包容政治”的命题,也就是说,领袖、君主在掌控官僚时,除名位、利禄与惩戒诸手段外,“另有一种包容式的控制”,即利用其名望,保持其礼遇,但不用其政见,“大政方针,仍然照旧”。在他看来,这种包容式的概念,也可以借以考察包括宋金外交史在内的“绥靖外交或妥协外交”。刘子健认为,史学研究融合社会科学多学科方法有两种作用:“第一,是从这角度来对史实做个系统的分析。目的并不在详叙事实,细加描写,只是分析这些史实里,有什么特性,可以帮助现代的人,更了解过去。第二,是用这样的分析,去充实社会科学。到目前为止。社会科学多半是根据西方的材料。许多内容可以适用于中国的情况,而有些说法,就显然不合。处理中国的史实,常需要另行试用新的分析。这样去做,在方法上,内容上,和理论上,都可以补充社会科学。”他关于官僚素质与行政机构本身品质的论断“被一本英文关于官僚制度的选读所采用”;包容式的概念也已“写在新版 大英百科全书 里”。刘子健的研究领域更偏重于制度史与政治史,故其尤擅借助行政学的理路去建构分析模式,这当然是因为政治与制度的运作与国家行政关系最为密切。他指出,“现代的行政学是结合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这些基本社会【科】学而应用到公共机构与团体这范围的一种专科。有些地方和中国以往儒家的理论和史家的看法合。而有许多地方是比较古732试论刘子健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第 5 页。刘子健:略论宋代武官群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174 页。刘子健: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 研究宋代的一些例证,食货月刊 第 15 卷第 910期,1986 年。刘子健:包容政治的特点,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41 页。刘子健: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 研究宋代的一些例证,食货月刊 第 15 卷第 910期,1986 年。今中外,更广泛,而又深人的分析。把中国史学和行政学配合起来,彼此都有新的启发”。在培养学生过程中,刘子健提示他们应该知道西方学者的治学方法与思考方式,注意辅助学科对史学研究的帮助。他经常提醒他们:“在大学校园中,聚集了各种学科的人,应多向相关学科的同事、同学请教,对自己史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之局限会有很大的突破。”在开设研究生人门课程时,他特别请日本史、文学史、艺术史和社会史等领域的专家来介绍该学科的研究现状,以利于研究生增广视野、开辟思路。四 模式与类型在分析的格局中的作用在运用“分析的格局”探讨具体问题时,刘子健注重不同层级的分类操作,其用意在于从纷繁的史实中寻找出特殊目标。他指出,“当我们锁定某个特殊目标时,单一体系就显示出清晰的优势”,而“分类体系便是为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目标”。他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例说明分类的作用:“我们将知识分子区别归纳为不同的群体。群体名称含义宽泛,只代表人群和潮流,而不是要详细描述群体中每个个体的特点。当然,我们的界定并非绝对准确、无懈可击,其作用只是帮助读者确定每个群体在与其同时代的其他群体的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该群体在与不同时代的类似思想潮流之间的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基于多元论的历史观,刘子健认为,分类体系应该也可以是多元的,因为“历史事实如此纷繁复杂,任何一种单一的分类体系都不足以概括其全貌,惟一的观照方式是不存在的”。尽管旧史列传中的类传已呈现出旧史家的分类构想,但刘子健认为,“传统的分类法,限于成见,甚至偏见。总之,过于主观。并且,传统的类型陷于公式化,损害了史料价值”。所以他在 宋代中国的改革 中提出,“我们要尝试的是一种新的方法”。832唐宋历史评论刘子健:试论宋代的行政难题,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95 页。徐泓:在“宋史座谈会”举办纪念刘子健(半宾)先生的会上发言,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 29 页。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 41 页。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 40 页。刘子健:刘宰和赈饥,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310 页。这种新分类方法大致可以分为模式与类型两种层级。尽管刘子健有时候也有失严谨地把类型表述为模式,但很显然模式囊括问题的广度与深度明显超过类型,我们还是容易辨别两种不同内涵的。无论模式,还是类型,都有赖于分类概念的不同界定,而“概念不是空泛的,还要进一步说明它的涵义”,他在提出新模式或新类型时,总是首先定义其内涵。据其弟子说,“主要概念非澄清不可;什么是专制?什么是家族?都要下一个定义,让讨论时有所依归。在下定义的过程中,往往就会发现新鲜有趣的问题”。例如,他在 宋代中国的改革 里,将北宋晚期的官僚划分为理念、仕进与渎职三大类型,每个大类型下再细分若干小类型:理念型下分为德治型(包括洛、朔两党领袖程颐与司马光)、治术型(蜀党领袖苏轼)与改制型(新党领袖王安石),仕进型下分为占大多数的因循型与少数的干才型(曾布),渎职型下又分为野心不大的贪污型与既有野心又擅手腕的弄权型(蔡京)。他都要言不烦地给出类型概念的基本界定。刘子健在分析的格局下创建的模式,是用来把握宏观“大问题”的,显然属于最高层级的分类。这里所说的模式与他有时将“分析的格局”也称作“分析模式”不是同一范畴,而是从属于“分析模式”的。他在研究中提出的这类模式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南宋文化模式”(他有时也将其径称为“南宋的模式”)。他界定了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有“背海立国的形势”“经济的生长和稳定”“君权和代理相权的独断”“包容政治的控制”;同时申明,模式同样只是方便研究的一种假设,“所说的南宋文化模式,只是刍言,绝非定论”;最后提出了更宏大的问题,“中国以往八百年的文化是不是这形态”,“究竟南宋的模式在后代存续到什么程度,而后代又有什么新起模式?”他的晚年名作也试图说明:“为什么在此后的若干世纪当中,许多中国人932试论刘子健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刘子健:包容政治的特点,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43 页。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4 页。刘子健这一类型区分也见其 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137138 页。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第 7 页;刘子健: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8082、85 页。所珍视的传统都以南宋的方式延续着?”其二是君主官僚政体的运行模式。刘子健在列举中央控制(the centralcontrol)、宫廷的集权(concentration of power at court)、专制(autocracy)与独裁(absolutism)四种模式时,分别阐述了四种模式的具体内涵,进而对一般人易于混淆的“专制”模式与“独裁”模式做出了清晰而精准的内涵区分,同时指出“权力构架的实际运行往往叠合了多种模式,中央控制、集权、专制、独裁等概念只可作为参照而已”,仍审慎说明模式只是方便研究的一种参照。另外,刘子健针对中国历史上“国家被异族所征服,而汉文化延续不衰”的史实,提出过“二者相互平衡成中国历史的模式之一”,但他对这一更宏观的中国历史的模式未见有进一步的阐述与论证。在具体研究中,刘子健更多区分不同集合的类型。例如,他将中国以往的信仰体系分为四种类型:社会的礼教、团集的崇教、少数人的别教或个别宗教、大众的宗教。他还根据北宋君主权力运用的范围及其应对困难的表现,将其演变归纳为四种类型:“从创业型变为守成型,守成出了问题以后,只有两种其他的可能,变法型和倦勤型。”对中国古代乡绅,他提出了南宋式乡绅的新类型,南宋式乡绅作为独特的类型既有别于学界已往关注的清代乡绅类型与明代乡绅类型,“也不同于唐、五代、北宋残余的旧族,也不是北宋新兴高官的名门”。刘子健研究重点是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官僚士大夫政治,在官僚士大夫的类型区分上,尤其别出机杼地在不同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同的分类体系。为此,他认为,在尝试对官僚做类型区分时,首先应该设定相关的条件:第一,政治表现不能完全简化为简单的类型,尤其是对于那些身处复杂环境之中和在某一时期几乎没有可靠记录留存的人。第二,这042唐宋历史评论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 3 页。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 11 页。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 2 页。刘子健:中国式的信仰 用类别来解释,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363 页。刘子健:试论宋代的行政难题,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96 页。刘子健:刘宰和赈饥,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308 页。些类型和特点,应基于行为因素而非道德判断,尽管现实的正当或不正当的行为模式在客观上并不难区分。第三,一种类型并不意味着机械秤上的一个固定位置。它实际上表明重叠的行为模式的范围。第四,在将特定个体进行归类时,一定会存在两可之间的情况。第五,必须牢记官僚毕竟有许多共同点。既然一个类型的特征比另一个更多,则这种特质的区分不是唯一意义上的,而是相对的。玩味刘子健的五项条件,前两项说的是区分类型时切忌简单化,“最好用多元的标准”。简单化类型最显著的就是将官僚草率地分为君子与小人,这种传统道德二分法,“用以讨论政治上的权变应付,更感困难。用以说明官僚类别,总多牵强”。他虽也承认道德操守不容忽视,但明确反对将其作为一元化的划分标准,主张“还要注意到政治理念,学术地位,行政才能,政治作风等等的因素”。也就是说,“除了道德之外,要看他们的政治行为。用政治行为去分类,远比褒贬客观,并且更重要,把他们和政治情况联结起来,更可以看出当时的变化起伏”。另一方面,他也反对仅仅关注社会经济因素对政治趋势的影响,强调其他因素在类型区分中的作用,例如“思想或者政治哲学的多元脉络 它将士大夫分为不同和相对立的学派”。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政治趋势有其自身的动力”,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即便“处于相同的社会经济背景,甚至在一个特定的思想流派内,士大夫以不同的政治行为进行回应。这些行为提供了一个将他们区分为不同官僚类型的基础”。刘子健所说的后三项,无非强调在官僚归类时,分类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与固定的,往往具有两可之间的模糊性,同时类型特征也有其相对性。对此,他有进一步的阐释:“所谓官僚类型只是言其特征。这些特征,无论在思想上、态度上、行为上都是相对性的,在程度上比较显著而已,并不是绝对性的,属于某一些类型,而旁的类型完全没有。因为特征是相对142试论刘子健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第 160 页。刘子健: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两宋史研究汇编,第 135136 页。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第 10 页。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第 8788 页。性的,所以类型只是模式,有时有典型的代表人物,有时则有人近乎某一型,同时也又近乎另外一型。”由于类型特征的相对性,对官僚类型进行划分时,这种“独特的类型不是静态的,只是区分他们的一种 方便。一旦引人历史背景,这种分类立刻提供了一幅政局演变的动态图景”。他指出,这种动态的分类有别于“以往分类都是静态”的,而“论人物,论类型,一定要从环境里的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