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需求、知识生产与知识群体结构变迁.pdf

社会需求、知识生产与知识群体结构变迁*吕 鹏 付 森*摘 要：强调知识群体结构变迁过程中社会需求与知识生产的关系，旨在发现变迁背后的逻辑，解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知识群体结构的变迁现象。知识群体结构是由占据不同社会结构位置的知识群体组成的，它的变迁取决于知识群体社会地位的变化，因此，通过对知识群体自传统社会至今的演变历程的考察，我们发现，社会需求决定着知识生产，而知识应用和知识内生性特质则决定了知识产品的价值与效能，从而影响知识群体的社会境遇变迁，形塑了知识群体结构的形态变化。所以，改善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群体社会地位的方式绝非新文科建设或者跨学科融合，而只能是满足社会需求，提升其知识产品的社会价值。关键词：社会需求 知识生产 知识群体 结构变迁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知识群体社会境遇的“整体性偏科”当前，中国社会中的知识群体境遇存在着明显的失衡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工程科学工作者的社会境遇悬殊，前者明显低于后者。以知识群体最为集中的高校为例，高校教师群体中自然工程科学教师的收入不仅55*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8VXK005）的阶段性成果。*吕鹏，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付森，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远高于哲学社会科学教师（高校教师薪酬调查课题组，2014），而且在高校科研项目经费支持力度方面，自然工程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级科研项目支持力度更是随着项目等级的提升呈现从相差不多到相差几十倍的差异化分布。中国银行的调研报告甚至将文科生视为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陈浩等，2021）。可见，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群体的社会境遇不仅远不及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群体，甚至被视为引发社会问题的要素之一，这种“整体性偏科”现象值得深思。回顾过往研究可以发现，关于知识群体的内部结构问题在以往未曾得到过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只有一些碎片化的研究。有研究者从文化视角出发，认为大众文化作为精英文化的对立面，它的崛起迎合了社会大众的审美趣味，导致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苏菡丽，2009）。但是，这一说法无法解释为何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同样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表，却在大众文化的崛起中日益中心化的现象。进而，有研究者从政权合法性建构的视角分析知识精英结构的变迁，认为在我国政权合法性从意识形态合法性到经济绩效合法性的转变中，经济绩效的要求导致了人文知识分子逐渐边缘化，自然科学知识分子逐渐靠近社会中心的结果（陶东风，2004）。但是，这一视角仍旧面临解释困境：在当前我国推进经济转型，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结构仍未发生改变，而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地位更加稳固。知识群体作为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社会类别，其本质属性在于他们是知识的载体，如果失去了这一属性，他们和其他社会类别就相差无几了。所以，从知识社会学出发，社会需求决定了知识生产，进而决定了知识群体的社会境遇，塑造了知识群体结构。知识生产被需要才有价值，不被需要的知识就会被社会排斥、轻视，作为载体的知识群体也就会处于边缘地位。可以说，社会对知识的需要和依赖情况，决定了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发挥的65笔者依据20162020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年度报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立项通知等资料中的科研项目数据（包括项目类别、项目数量、项目金额）自行整理得出的分析结果。社会需求、知识生产与知识群体结构变迁作用，进而决定了各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高岩，1996），也塑造了知识群体的结构形态。鉴于此，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需求与知识生产的关系是如何塑造知识群体结构的？通过对自传统社会以来知识群体结构的变迁过程进行梳理考察，本文将集中阐释以下几个问题：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群体结构形态是什么样的？它们是如何变化的？社会需求、知识应用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影响不同类型知识群体的社会境遇，如何塑造知识群体结构的？知识群体结构的未来走向为何？二社会需求与知识生产：一个分析视角知识是一种客观存在，一种精神财富（贝尔，1986），它可以被生产、贮存和消费（波普尔，1987），但是作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形式，它本身并不具备等级序列，只存在真实与虚假的有效性判断。知识并非处于一种真空状态，它作为一种力量、一种资本、一种权威，一直被人类应用到社会生活中，不可能全然保持着一种绝对客观。若将知识视为一种产品，其产品价值同样受到经济学中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影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有效需求决定生产，解决生产与需求矛盾的办法是扩大有效需求（钱智勇、薛加奇，2018）。然而，社会需求与知识生产作为社会矛盾，虽然社会需求决定知识生产，但解决二者矛盾的途径只有寻求替代的知识产品，只有符合社会需求的知识生产，才具有价值，能实现自身的效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增进人类的福祉。若知识生产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就失去了发挥功能的基础，成为一种无用的产品，必然会被社会抛弃。如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中的墨家学派，作为与儒家学派齐名的主要学派，其知识产品具有非常高的学科价值，但是不符合社会需求，在大一统王朝建立后，就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知识生产和社会需求的矛盾不是单一的、永恒的，在不同的社会或者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果知识产品无法满足社会需求，那么，知识生产者同样会被抛弃，“消费者”会转而需求其他替代品，直到需求被满足为止。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认为：知识生产只有75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符合社会需求，作为知识载体的知识群体才能受到国家与社会的重视；反之，如果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相矛盾，那么知识不仅无法发挥效用，知识的拥有者还可能被社会淘汰。知识产品不同于其他的工业产品，它在社会需求下被生产、被选择，但是若要发挥功能则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知识产品的应用效果也是其产品价值的决定性要素之一。这就意味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知识产品的应用情况也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满足社会需求的知识只有具备了应用的社会条件，包括对知识的认知、对知识的观念，以及知识应用的制度，知识效能才能得到有效发挥。所以，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所带来的社会效能影响着不同类型的知识群体在社会中所能获得的权力、声望和财富。“实际上，对知识分子而言，不是其家庭出身，而是其知识的实际社会功能，才是其社会地位包括政治态度的决定因素。”（陈少明，2013）除了社会条件，知识内生性也影响知识应用的功效。自然工程科学的知识作为一种具有确定性且能够被反复验证的知识产品，是一种非累积性知识，能够更方便快捷地被应用到不同类型的社会中，不存在文化隔阂。然而，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是一种累积性知识，它的内生性本质决定着其应用边界，其知识产品参与到社会的治理和改造过程中，与社会现实相互作用，缠绕在一起。故而，只有具备内生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才能真正契合所属社会的需求，一种社会中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如果被应用到其他社会，则需要一种本土化的过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否则，只能是隔靴搔痒。如社会学的知识从西方社会引进，其知识传统源于希腊罗马文化，若将其生硬地移植到中国社会，一旦知识系统无法对于所谓非制度化的社会现象做出透彻说明，学者只能通过采用西方的标准进行界定，玩弄文字把戏，无法言尽其意（渠敬东，2016）。而且，知识系统是在相互联系、配合、互动中构成的一个体系，不是各自独立的零部件，所以西方社会的知识产品在中国的运用，必然会水土不服，无法发挥它本身的效能。85社会需求、知识生产与知识群体结构变迁三理论讨论：知识群体结构变迁的逻辑自然工程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群体在社会分层中的结构性位置组成了知识群体的结构，它在历史过程中的变迁由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契合程度所决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不同的历史需求，而知识生产只有满足了社会需求才具有社会价值，只有具备了社会应用条件才能发挥效用，只有拥有了内生性才能适应本土需求，从而影响知识群体社会境遇的变迁轨迹，塑造知识群体结构的形态变化。（一）上下有序：传统社会知识群体结构的形成在传统社会，一方面，自汉代时期法家知识为皇权统治秩序提供的支持被证明失败后，统治者出于建构统治秩序的需求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知识形态，儒家知识群体如董仲舒、公孙弘等士人积极推动儒学知识的制度化，实现了与政治权力的耦合，进而又通过制度化的儒学稳固了皇权统治秩序，从而奠定了其两千多年的垄断性地位。另一方面，传统社会是一种机械团结的社会，社会整合依靠的是一种集体意识，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维系社会的良性运转，为人类社会提供行为准则和伦理道德。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图腾，它提倡的伦理规范满足了社会整合的需求。而自然工程科学知识既不能为皇权统治提供工具，也不能为社会整合提供规范，故而，被统治者轻视，被社会排斥，沦为“末作”（司马迁，2006）。以上讨论可以用以下命题概括。命题 1A：在机械团结的传统社会中，儒学满足了社会需求，士人作为儒学的习得者成为四民之首；自然工程科学的知识与社会需求相悖，作为从事者的匠人就沦为社会结构的下层。统治秩序和社会整合的双重需求使得儒家知识成为中国的主导话语，延续两千多年，造就了士人群体的垄断性地位。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士人通过制度性建设（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将知识产品限定在哲学社会科学范95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围内，不断强化士人的社会地位，塑造一种支配性文化。匠人作为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的载体，一直受到封建王朝的制度性排斥，匠人群体被轻视甚至被无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他们甚至一度被要求世代沿袭，不得随意更改职业（刘永华，2014）。同时，士人群体为了维护其集体利益，贬低自然工程科学，如声称“君子不器”，将技术视为“奇技淫巧”，消除匠人的自我认同，导致这一群体价值失落，最终科技精英不断地被科举吸附，实现了自然科学社科化与精英逆淘汰。自然工程科学中只有天文、水利和农学等为统治者所需要的知识才受到重视，但是从事者依旧是掌握了儒学知识的士人群体，如天文学家郭守敬、治水专家李冰等。所以，传统社会中的知识群体结构与社会结构高度同质化，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包含着知识群体结构，呈现一种上下有序的结构形态。这一观察可以归纳为以下命题。命题 1B：儒学与皇权结合之后，成为传统社会中话语秩序的垄断者，将自然工程科学视为“奇技淫巧”，通过制度化的安排和道德压制策略实现了知识群体结构的巩固和不断再生产。（二）命途多舛：变革时期知识群体结构的转型1840 年以后，传统王朝政权面临着巨大挑战，飘摇欲坠，儒学知识已经不能满足王朝应对挑战的需求，失去了用武之地。在国家废除科举制度，将其舍弃后，士人纷纷改头换面，通过留学海外接收新知识转型为新型的知识分子。而统治阶层试图利用自然工程科学知识延续政权生命，通过教育改革、奖励留洋学生出身者等手段提高自然工程科学从业者的地位。（张之洞、刘坤一，1970）。外来势力的冲击带来了社会需求的变化，传统的知识生产难以为继，传统社会中上下有序的知识群体结构也必然面临转型。这一变化可以通过以下命题体现。命题 2A：近代社会中，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传统的儒学知识失去有效性，士人地位下降；为挽救国家危机，自然工程科学知识受到重视，研习者成为工程师和技术精英，地位逐渐上升，知识群体结构出现转型。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的改造和重建需要新06社会需求、知识生产与知识群体结构变迁的知识体系。故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群体仍旧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他们通过引进西方知识产品，将其应用于中国社会，实现了中国社会的整体性改造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自然工程科学知识也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本，成为民众争相研习的对象，工程师、技术精英和科学家逐渐取代传统社会中的匠人，逐渐取得了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群体相应的地位。西方的自然工程科学知识有助于提升中国国力，满足当时挽救国家危机的需求，但是中国社会不具备新知识产品应用的社会条件，让当时自然工程科学的知识群体显得有心无力。故而，这一时期的社会需求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的新产品体系，但是前者为知识精英提供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使其成为社会变革的引领者。而自然工程科学知识应用的社会条件却难以在短期内具备，这使得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群体无法发挥知识的效用，造就了这一变革时期知识群体结构的特殊形态：两类知识群体经济地位逐渐相当，但是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群体仍旧在政治参与和社会声望方面优于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群体。这些转变可以用以下命题概括。命题 2B：民族危机推动了西方知识产品在中国的应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群体提供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方案，成为社会变革的引领者，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缺乏发挥效用的社会条件，包括社会观念、制度建设等，所以，知识群体结构呈现新形态。（三）上下翻转：新时期知识群体结构的重构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的需求成为社会的首要需求。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为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的应用建构了合法性基础，完善了制度建设，推动了自然工程科学知识效能的发挥，使其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群体的社会境遇也水涨船高。而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中国在新的社会变革以及国际话语秩序争夺中同样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力量。所以，两类知识群体都受到了国家的重视，也都成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重要的推动力量。故而，我们提出以下命题。16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命题3A：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既需要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的应用，也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话语建构，所以两类知识群体的社会境遇均得到了持续的提升。自然工程科学知识是一种非累积性知识，只需要具备合法性基础和制度环境，不需要具备内生性特质就能够在制度建设下发挥知识效能，所以，西方的自然工程科学知识能够实现与中国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完美契合。但是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是一种累积性知识，只有具备内生性才能够真正契合中国的社会需求。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出于社会改造的需要，西方社会科学知识被引入中国，其知识体系中的范式、概念、话语和理论体系作为一种嫁接产品，始终无法落地生根，未能实现本土化建构（郭忠华，2020），导致知识生产始终遵循着西方社会的话语规范，用其观照中国社会现实，自然处处龃龉，不仅无法发挥本身的效能，更无法成为中国国际话语权争夺的工具。所以，虽然中国当前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同样急迫，但是知识产品缺乏内生性的先天缺陷并非短期内能够弥补。故而，知识群体结构在这一时期实现重构，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群体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群体虽然同样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处于社会上层，但是前者已经逐渐形成了对后者的全面压制。这些思路可以概括为以下命题。命题3B：改革开放之后，自然工程科学知识满足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具备了社会应用条件，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群体的地位全面上升。国家的制度建设和国际话语权争夺同样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范式、概念、话语和理论体系在中国的本土化仍未完成，缺乏内生性的知识体系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导致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群体地位不断下降。四历史语境下知识群体结构的变迁轨迹知识群体的结构形态实际上为自然工程科学知识分子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层中的结构性位置所形构，二者在历史实践中的变迁过程构成了知识群体结构的形态变化。所以，知识群体结构形态作为一种社会存26社会需求、知识生产与知识群体结构变迁在，要实现对其精确的观察和对比，只能通过结构形态的外在表征进行，而知识群体结构的外在表征就是两种类型知识群体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社会分层研究是社会学研究中传统而经典的领域，过往研究提出了众多的分析视角，但基本都脱胎于马克斯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马克斯韦伯以财富、权力和声望为基础的经典多元分层理论（韦伯，2010），提出了三种分层秩序：经济秩序、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故而，物质财富、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作为社会分层的有效依据，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知识群体社会境遇变迁的理路，从而实现了对知识群体结构形态的精确观察。（一）传统社会：地位分明的知识群体结构在传统社会中，士人为皇权统治和社会整合提供知识生产，社会地位一直处于四民之首，位于社会的中心，而匠人的知识生产不能满足社会治理和社会整合的需求，一直处于社会结构的下层，二者之间地位分明。1.政治待遇悬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与政治权力的亲和性使得我国古代的政治选拔标准基本是建立在通晓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汉代夏侯胜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班固，2007）唐朝设立科举取士制度之后，儒学知识生产的制度化进一步加强，以致官僚集团中“台阁清选，莫不由兹”（王溥，2012）。所以，传统社会中的士人作为官员集团的后备军，一直是政治权力的主要分享者。据统计，唐朝武则天时期，宰相中科举出身者 20 人，占总数的一半。玄宗开元元年（713 年）至二十二年（741 年），宰相总数为 27 人，科举出身者 18人，占三分之二。肃宗时，宰相 16 人，科举出身者 6 人，占三分之一强。代宗时，宰相 12 人，科举出身者 7 人，超过半数。（吴宗国，1992）而自然工程科学知识一直被统治者及士人群体所轻视，认为毫无价值，不值得研习，作为技术知识载体的匠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直至唐朝，工匠仍旧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被统治者明令禁止做官（刘昫，1975）。明清时期虽出现了匠人以技术入仕的情况，但是数量相对于庞大的士人集团来说仍旧显得36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微不足道，而且入仕的匠人也一直遭到士大夫群体的反对与排斥（余同元，2005）。2.社会声望天差地别士人集团作为知识生产和道德规范的权威，通过对地方的治理和教化，为士大夫阶层累积了较高的社会威望。“士族进可成政治集团，退而为社会势力，皆由经业传授，德行所致，而经济势力犹其次焉。”（刘增贵，1985）传统王朝科举制度的兴盛使得古代社会形成了“酷嗜进士名”（彭定求，1960）的社会风气，以至“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王定保，2012），而士人中的低级功名者在下层民众面前依然享有巨大的优越感（吕坤，1998）。自然工程科学知识不被社会需要，工匠群体在长期的失语状态下，为士人群体所轻视，也形成了一种自我否定的价值指涉。东汉张衡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曾发明制作了地动仪，但他也认为：“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乃若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 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远者也。”（杜佑，1984）所以，匠人长期处于社会结构底层，与士人的崇高地位形成了一种地位分明的等级秩序，他们不仅在文本叙事中被称为“丁奴”（欧阳修，1975）、“官奴”（刘昫，1975），而且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也被制度化为底层社会类别，与士人群体形成鲜明对比。3.经济收入差距明显士人群体的谋生途径比较多样化，可以通过入仕、处馆、入幕、行医、耕读等多种途径获得经济收入，不同行业的收入水平不同，但总体来说，士人群体的平均收入属于中上等水平。以传统社会中士人最常从事的塾师为例，清代秀才处馆，设散馆者，收入较高，如有生徒 3050 人，每年可得百两以上，生徒较少之馆，可得六七十两（罗养儒，1996）。据张仲礼先生推算，除去少数收入较高的书院山长，大量的士人需要靠自己处馆教学获取收入，所以，19 世纪末教师年收入在 30150 两之间（张仲礼，2007）较为贴近实际情况。而匠人群体的收入普遍比较微薄，虽然不乏技艺高超者累积了巨额财富，但他们毕竟属于少数，总体来说匠人的收入水平仅能满足温46社会需求、知识生产与知识群体结构变迁饱。以宋代官府工匠为例，中央政府给予军匠的待遇最高，下等工匠每日食钱为一百二十文，每月粮二石左右；杂役兵匠，每月粮二石五斗，每日食钱一百二十文；新手杂役兵匠，每日食钱一百文，月粮一石七斗（陈梦雷、蒋廷锡，1986）。而宋朝时期普通百姓的每日收入大约为 100 文左右，仅够一天的花销，一般的九口之家每日消费粮食为 23 斗，每人大约 2 升（程民生，2008）。可以看出，官府工匠的收入仅略高于普通百姓，能够维持温饱而已，但是官府工匠的收入尚有保证，稳定性高，而收入依靠市场的民间工匠的经济状况只能更差。（二）18401956 年：转型中的知识群体结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西方的挑战，救亡图存成为当时最紧迫的需求，中国传统的儒学知识在与西方坚船利炮的对抗中一败涂地，不仅被大量知识精英舍弃，更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为了挽救民族危机，知识精英们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试图通过技术的提升改变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颓势。但是自然科学知识缺乏相应的合法性基础和制度建设，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知识精英转而引入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试图通过制度建设推动自然工程科学知识效能的发挥。所以，社会需求与知识生产的契合关系造就了这一时期知识群体结构形态的特殊性。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工程科学的知识群体经济收入水平相当；但在政治方面，前者成为整个社会变革的引领者，在政治领域中活跃异常，保持着较高的社会声望，后者却一直保持着与政治的距离，更多是通过自身知识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社会声望的提高有限。1.经济收入逐渐持平两类知识群体这一时期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经济收入提升明显。以教育领域的知识群体为例，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中学，他们都能够享受到非常丰厚的薪酬，甚至要高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1927 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并实施了 大学教员资格条例 及 大学教员薪俸表，确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教师的资格和薪俸标准，共分 4 个等级、12 个级别，从助教的 100 元到一级教授的 500 元不等（马嘶，2003）。20 世纪 3056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年代，北京“一般公私立中学教员的薪水，除拿钟点费的代课教员外，大多均在一百几十元。高初中都教的英语、国语、算学教员，薪水都在二百元以上”（谢其章，2005）。可以说，无论是中学教师还是大学教师，知识群体的收入水平都要远远高于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平。20 世纪 20 年代初，北京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为132.4 圆，即每月 11 圆就可以维持了（陈明远，2010）。而按照上海当时的生活水平来推算，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的生活，月收入大约只需要 34 元（卢勇，2008）。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也远高于普通民众。1956 年，国务院 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 中有“研究员的工资（六类地区，即京津等地）定为 207 元到 345 元，副研究员的工资为 126.5 元到 241.5 元；教授的工资定为 207 元到 345 元，副教授的工资为 149.5 元到 241.5 元”（赖德胜，2001）。而据推算，当时一个五口之家每月的花销仅为四五十元（马嘶，2003）。所以，经过这次工资改革后，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他们的满意度非常高（杨源时，1957）。2.政治参与截然不同士人在研习西方知识成功转化为知识分子后，他们仍旧是当时社会的重要支柱，在社会改造的浪潮中，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仍旧是政治权力的分享者。如民国时期，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国大使，蔡元培出任第一任教育总长，马寅初、陈茹玄等参与了“五五宪草”和其他法律、法规、条令、条例的制定、起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知识分子定位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给予了知识分子应得的政治信任（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84）。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一大批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中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领导着一些重要的部门；失学失业的知识分子得到安排，很多人经过短期培训，成为新政权的公务员，也就是令人羡慕的干部”（杨凤城，2005）。而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群体在政治活动中仍旧沉寂。民国时期，新式教育和留学途径培养的现代工程师、技术工人和科技专家，作为新鲜血液取代了传统工匠，但进入政界的人数和范围都很有限（王大66社会需求、知识生产与知识群体结构变迁明，1998）。虽然如朱家骅与翁文灏都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卢勇，2008），却未能改变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群体政治参与度低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的科技知识分子“总的说来与政治中心离得相对较远，既没有成为思想批判的靶子，又较少进入权力中心或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陶东风，2004）。3.社会声望差距缩小民国时期，在士人转型为知识分子的过程中，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难以恢复，不再处于社会结构的顶端，这造成了他们社会声望的下降。正如金耀基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已非知识与社会价值的垄断与独占者；他们不再与政治权力必然地连在一起；他们不再是一个明显的身份的知识的集团；他们不再是社会金字塔顶层上的人；他们不再是一个排他性的特权阶级。”（金耀基，1977）新式知识分子“天天把自己从西方学到的许多对中国民众并非切肤之痛的思想和理论来无条件的向他们炫耀夸扬，外国的件件对，中国的件件不对”（钱穆，1995），这导致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与民众日益疏远，甚至是孤立和不容。所以，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与民众距离的扩大导致他们在社会上的声望有所下降。这一时期自然工程科学的知识受到国家重视，传统社会中对匠人的轻视观念已经发生了极大转变，相比于传统社会中匠人群体的地位，他们的社会声望已不可同日而语。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不少年轻人选择了学习“实科”。物理学家钱伟长、化学家王序（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1996）、聂荣臻（聂荣臻，1986）等人都出于救国的目的选择了自然工程科学。但是，当时整个社会的观念还未能彻底转变。1945年，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 中提到，“大多数同胞还根本不知道科学为何物。其余一部分也很少真正了解科学的性质和重要性以及培植的方法。就一般讲，中国社会中还很缺乏科学的空气。因此中国科学工作者所受的物质待遇是很不足的，所受的精神待遇是很冷漠的，所有的工作环境是很困难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研究资料编辑组，1983）。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影响，他们和工人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组织中的一员，处在组织的统一安排和调动之下，任何人都不享有特权。但是，国家仍旧对他们76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另眼相待”，高度重视发展自然工程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使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群体的社会地位在国家的助力下得以维持，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在国家的重视下稳步提升。（三）19571976 年：异化的知识群体结构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群体的社会境遇跌至冰点，尽管国家建设仍旧需要知识产品，但是一旦知识产品被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拥有者就成为政权的隐患，成为需要改造的对象。所以，这一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群体一直处于被批判、被斗争状态，地位急转直下，至“文革”时期，更是跌至冰点。而国家政权建设需要自然工程科学知识，故而，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群体虽也受到批判与斗争，但总体以保护为主。1.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群体受到国家重点保护“反右”之后，出于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安全建设的需要，政府对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群体的态度仍旧是以保护为主。1966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中提出，“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 团结、批评、团结 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于犯错误的自然工程科学知识分子，政府的处置相对较轻，尽量保证他们的科研工作可以持续。埃德加斯诺就指出，“有用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宽厚对待：“在反右派运动过程中，对于公开指责的知识分子，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那就是，在这当中只有很少 即使有的话 高级科学家或学部委员，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有很高造诣的科学家或工程师。”（达斯，1989）而且，作为领导人的周恩来总理多次亲自出面保护科技工作者，华罗庚、钱学森、李四光等都得到了周总理不同程度的保护（刘武生，2004）。2.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群体受到集中斗争与打击自 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而处境艰难，“流行的意识形态把知识分子置于工农群众的对立面，归入86社会需求、知识生产与知识群体结构变迁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行列，使之处于被改造、监督和利用的地位，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比自然科学工作者更甚，只得夹着尾巴做人”（刘大椿，2003）。1966 年“文化大革命”以思想意识批判为突破口，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号召“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 学术权威 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人民日报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指出，“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 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 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有学者认为，“从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特别是领导者的言行上看，文化大革命 似乎就是文化教育界的革命，主要打击文教领域的少数领导人和部分知识分子”（杨凤城，2010）。这一时期哲学社会科学从业者不仅生活境遇艰难，而且还要忍受肉体折磨与精神羞辱，不少人不堪羞辱而自尽。（四）1977 年至今：知识群体结构的重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自然工程科学知识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在中国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下，知识效能也不断积累。而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范式、概念、话语和理论体系始终退不掉西方色彩，难以概括和呈现中国经验，造成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冲突，本土化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决，无法满足经济建设的需求，而且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而得到一定的满足，知识产品的社会需求进一步缩小，从而造成了新时期知识群体结构的彻底扭转。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群体逐渐取代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群体走向社会中心，积极参与政治，成为社会权威，并获得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群体在经济建设中，知识转化为经济推动力的效果不佳，逐渐远离了政治中心，社会声望急剧下降，经济收入也不及自然工程科学知识分子。96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1.政治参与彻底扭转国家重新恢复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认定，从而重新认定了他们的价值。1978 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着重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3）1990 年，江泽民同志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也指出：“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队伍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虽然知识分子群体重新回到了工人阶级，但是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群体却取代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群体成为政治权力的主要分享者。“科技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就取代了人文知识与它的关系，相应地，科技精英也一跃而成为知识分子精英结构的中心，并大规模地入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新的政治精英或政治精英的技术顾问。”（陶东风，2004）大量的两院院士和高级工程师依靠专业知识取得了专业成就之后转而进入仕途，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政治生态。自然工程科学领域内的专家在取得专业上的成就后，不少都能够顺利地进入政界，成为“学者型官员”。2.经济收入待遇不同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为改变“脑体倒挂”现象，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提高知识分子工资的一系列措施，推动了知识分子收入的逐步提升。1993年，“高等院校实施新的工资制度。以清华大学为例，教师的职务工资为：教授 390720 元，副教授 275555 元，讲师 205435 元，助教 165 253元。津贴部分按工资构成中占 30%计算，由学校制定考核办法，按各人工作成绩评定等级发放”（陈明远，2006）。21 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收入持续提升，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上。上海市社科院的调查表明，2000 年，当上海从业人员的平均月收入为 1500 元时，近 40%的知识分子平均月收入已经超过 6000 元（刘亚秋，2007）。2002 年，知识分子收入比 1992 年平均提高了 443%，比体力劳动者收入高出近 2 倍（朱光磊，2007）。不仅如此，07社会需求、知识生产与知识群体结构变迁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群体还享有特殊的经济待遇。国家不仅出台了政策解决科技人员的经济待遇问题，还积极地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及住房问题，尤其是给予自然工程知识分子一些特殊待遇。1993 年 10 月，当“学部委员”改称“院士”时，政府规定每月发给院士津贴 200 元。此外，虽然政府没有明确规定，院士们事实上还享受着相当于副部级的住房、医疗保健和乘车等待遇（曹聪，2007）。3.社会声望差距拉大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恢复，经济收入逐渐提高，知识分子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地位自然也提高了。在改革开放后进行的多次职业声望调查中，排在前 20 位的大多是知识分子从事的职业（杨继绳，2006）。但是，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却呈现差异化分布。自然工程科学专家成为大众的“生活导师”，树立了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威形象。在日常生活中，科学技术知识的实用性受到了广大民众的青睐，他们乐此不疲地向技术知识分子请教生活之道，而不再热衷到哲学大师、文学巨匠的经典名著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人生的真理（陶东风，2004）。可以说，在大众传媒中，技术专家已经取代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分子掌握了话语权。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产品在市场经济中无法创造出经济收益，受到冷落，直接影响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社会声望。在学者对知识分子声望的调查中，大学教授排名第三，而社会科学家则排名第十三；在对于职业选择的调查中，大学教授是第五位的选择，而哲学社会科学从业者在调查中没有人选择（许欣欣，2000）。五知识群体结构的未来走向：持续性失衡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仍未完成，伴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产品的内生性不断强化，西方的知识产品真正嵌入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满171980 年 12 月，国家建委、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联合下发了 关于解决骨干科技人员住房问题的通知；1984 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联合制定了 优先提高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生活待遇的通知 的文件。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足当前社会变革所需要的合法性构建与制度性改革，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群体的社会境遇也会得到改善和提升。但是，现代化对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的需求仍旧会维持其知识产品的价值，而且技术理性已经如同儒学知识一样成为一种垄断性意识形态，它决定了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群体的主导性地位会继续维持。故而，可以预见，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优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群体的结构形态也会继续维持。在未来，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推进，社会分工的持续演化，工业化的不断发展，社会基础的改变，必然会形成新的社会需求，在新的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哲学社会科学可以通过重构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取代现代性的社会改造方案，打破现代性的技术理性统治，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产品价值，从而提升知识群体的社会境遇。而随着技术理性的被取代，自然工程科学知识群体的优势地位也就难以为继，在新的社会需求和社会改造中，自然工程科学知识需要重新证明自身的价值。所以，可以预见，社会需求仍旧是两类知识群体社会境遇的决定性要素，二者能否实现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形态仍旧是一种未知，至少就目前来说，在中国的现代化未完成之前，二者仍旧会是一种持续性的失衡状态。六结论与思考知识群体作为社会中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命运却跌宕曲折，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就如同卡尔曼海姆所说的，是一种自由漂浮在社会中的群体（Mannheim，1936），他们超越了阶级，自身也无法形成内部团结一致、具有共同力量的群体。知识分子也认为自己脱离了阶级决定性，具有超越阶级的批判性和道德性，从而将自己定位为传道者，是社会的良心。但这只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一种自我类别化，是一种理性类型。虽然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曾经作为“道”的坚守者，为弱者出头，为不平呼喊，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