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翻译学视阈下的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海外译介：发起、生产与传播.pdf

社会翻译学视阈下的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海外译介：发起、生产与传播李晋1，2，肖维青1（1.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上海200083；2.南京审计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211815）摘要：近几年来，中国当代科幻文学译介作品越来越受到海外读者的关注和喜爱，为研究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案例。随着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译介活动被视为一种生产过程，文本外的各项因素都得以纳入观察研究的范围，从而更深入地揭示翻译的本质。本研究借助社会翻译学框架中两个重要分支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对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海外译介的发起、生产与传播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探索影响译介的因素，促进我国科幻文学走出去。关键词：社会实践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科幻文学；译介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0823（2023）02-0063-071.引言Newmark（1988）曾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间沟通交流的手段，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我国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向海外译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其效果大相径庭。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牵头的文学译介刊物 中国文学 具有浓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传播效果不佳（单昕 2014）。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熊猫丛书”翻译活动，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海外读者甚少（许方，许钧 2014）。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曾引起一阵中国文学热潮，但这种波动原则影响下的阅读热潮缺乏持续性，中国经典文学译本的总体销量和读者群仍难有快速增长（葛浩文 2010）。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当代科幻文学虽在文学系统中被排挤到边缘地带，但其海外译介情况却很喜人，众多作家、作品获国际大奖，译作在海外文学市场上的销量也远超纯文学（白鸽 2018）。近年来中国科幻文学的海外译介虽然还算不上十分成功，但其取得了较大的改善和提升，非常值得我们进行研究探讨。对此现象，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个别作家、作品（如刘慈欣的 三体），研究方法也是以文本分析和具体译介经验总结居多，很难总览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海外译介的全貌（陈枫，马会娟 2016；吴攸，陈滔秋 2020）。科幻文学的译介涉及到众多因素间的互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综合各种因素进行研究。随着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社会翻译学成为译介研究的新路径（Buzelin2013；王洪涛 2016；刘晓峰，马会娟 2020；傅敬民，张开植 2022）。译介活动被视为一种生产过程，文本外的各项因素都得以纳入观察研究的范围，从而更深入、系统地揭示翻译的本质（汪宝荣 2020）。鉴于此，本研究对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海外译介进行系统梳理，借助布迪厄（1997）的社会实践论和拉图尔（Latour 2005）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译介的发起、生产与传播三个维度的行动者网络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探索影响其海外译介的因素，促进我国科幻文学的走出去。2.我国当代科幻文学海外译介现状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创作源自清末民初对西方科幻的译介。在“开启民智”和“科学救国”的政治目的主导下，包括梁启超、鲁迅、冰心、茅盾在内的一大批文人学者参与了西方科幻的汉译（王雪明，刘奕 2015）。在模仿的基础上，一些作家开始了科语言与翻译2023年第2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编号21BYY063）和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课题编号21YYA001）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李晋，南京审计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肖维青，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63幻文学创作，但是其数量比较少，也没有向西方进行译介。新中国成立后，在经历了五十年代引进苏联科幻小说和八十年代引进西方科幻小说的两次译介高潮后，以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等为代表的“中兴代”科幻作家和以刘慈欣、韩松、星河、王晋康为代表的“新生代”科幻作家创作活跃，其作品由儿童科普向成人科幻转变，逐步获得主流文学界认可，并少量译介到国外（北京市科协 2018）。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与国际科幻文学界开展了全面深入的交流，“后新生代”科幻作家（如陈楸帆、郝景芳、江波、夏笳、陈茜）和“全新代”科幻作家（如王侃瑜、顾适、宝树、阿缺、滕野）积极借鉴西方科幻文学，进行多元化创作，写作手法逐步成熟，获得世界科幻界的认可，大量作品得以译介到海外（北京市科协 2018）。本文基于 Internet Speculative Fiction Database平台的出版数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当代科幻作品外译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发现其具有以下三方面特点。第一，我国当代科幻译介比例不高，被译介的作家和作品总数不多（见表1）。根据中国作家协会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当代科幻作家人数接近两百人（王慧 2020）。董仁威和高彪泷（2017）则通过统计发现新世纪以来在各种刊物发表过科幻小说的中国科幻作者有600余名。然而，表1统计显示我国自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当代科幻作家（不含港澳台）被成功译介到国外的只有66人，被译介的科幻作品只有295部（篇），译介涉及24种语言，共有616部（篇）译本。有研究显示美国著名的科幻出版机构托尔出版社每年的科幻作品出版量就超过600篇，相比之下，我国的科幻作家和作品的海外译介数量明显与我国科幻文学市场和全球科幻文学市场的规模极不相称（卢军 2016）。表1中国当代科幻作品海外译介统计被译介作者66各语种译本数量（低于5的不计)英语213日语88长中篇小说12意大利语59短篇小说283德语56韩语49作品总数295西班牙语46法语34译介语种24俄语21波兰语9各语种译本总数616罗马尼亚语8捷克语6瑞典5图1中国当代科幻作品外译年份分布统计图第二，我国当代科幻作品外译发展有三个明显阶段，总体趋势是数量不断增长（见图1）。第一个阶段从1972年到2005年，是科幻外译的起始阶段，每年科幻作品外译数量低且不稳定。期间只有1984年的译介数达到11篇，其余各年均低于5篇。此外，在1973年至1979年和1991年至1997年这两段时间内，我国科幻外译数量为零。第二阶段从2005年到2015年，是科幻外译稳步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内，每年都有科幻外译作品诞生，且数量逐年增长。第三阶段从2015年到2020年，是科幻外译的高速增长阶段。从图1数据来看，这一阶段的外译作品增长曲线几乎是一条笔直向上的直线，年译介量在这五年内快速破百。按照这一增长趋势估算，未来我国科幻译介作品的数量将会继续大增。第三，短篇作品集中，名家名作数量有限。通过对上文提及的66位作家的外译作品数量分布进行分析（见图2），可以发现高达总人数89%（59位）的作家没有中长篇译介作品，只有短篇译介作品。并且半数作家的短篇译介作品数量低于3篇，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难以打造明星作家和明星作品。只有5位作家（刘慈欣、陈楸帆、夏笳、郝景芳、韩松）有长篇译介代表作且译介作品数量超过20篇。这五位作家正好也是世界科幻界的著名作家，是中国科幻品牌的代表人物。社会翻译学视阈下的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海外译介：发起、生产与传播 64图2我国科幻作家作品外译数量分布3.社会实践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如何解释中国当代科幻作品外译在近年来取得的成绩，仅从文本本身似乎很难使我们得到满意的答案。由Holmes（1988：72）最早提出的社会翻译学研究（Scio-translation Studies）将翻译研究的焦点从文本转向功能和语境，能够将文本外的各项因素都纳入研究的范围。这种社会学分析可以全面涵盖翻译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全部社会关系，从而更深入、系统地揭示翻译的本质（Heilborn&Sapiro 2007）。我们将社会翻译学中的两个重要理论分支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引入目前的研究，以探究科幻译介这一复杂的系统中众多因素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提供一个富有成效的理论框架（汪宝荣 2020）。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又可称作场域理论，它旨在探究某一场域内行动者之间和不同场域间的互动关系，其核心概念包含场域、资本和惯习。场域的定义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场域空间内又可划分出经济、艺术、科学、政治等不同虚拟场域空间，不同行动者在不同场域空间内活动（布迪厄 1997）。场域内存在各种力量和竞争，资本是用以竞争的手段，又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它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惯习是不同领域的统一准则，它把经验综合起来作为知觉、欣赏和评价的母体，是一种规则行为的生成机制（朱伟珏 2005）。Bourdieu（1996）进一步指出文学作品（包括译介作品）既是文化产品也是象征产品，其生产场域包含适用于严肃文学的有限生产场域和适用于通俗文学的大众生产场域。有限生产场域“遵循内部等级化原则”，以获得象征层面的神圣性和艺术声誉为追求目标，不屈从于大众需求，排斥对于经济资本和利润的追求。而大众生产场域“遵循外部等级化原则”，依赖市场运作，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Bourdieu 1996：217）。基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翻译研究主要观察文化产品流通过程中的人类行动者，而很少论及非人类行动者（如文本、机器、技术、观念、杂合物等）及各行动者间的关系在研究中存在的漏洞，而拉图尔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关注了生产过程中的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以行动者连结而成的行动者网络为关注焦点，可对布迪厄的理论做有效的补充，成为其“始料不及的盟友”（Buzelin 2013：187）。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被视作是一种转译社会学理论，它旨在揭示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通过说其他行动者的语言把对方招募到己方的转化过程，因此它的焦点不仅仅在于产品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吴莹，等 2008）。在科幻文学译介研究中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包含更多的行动者及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涵盖译介的整个过程（发起、翻译、传播）而不仅仅是文本的翻译，从而更好地分析科幻文学作品译介的过程。行动者网络理论补充了场域理论的不足，而场域、资本、惯习又是行动者开展活动的动力和基础，下文尝试结合社会实践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从发起、生产和传播三个维度，分析我国当代科幻文学海外译介的行动者网络的运行机制。4.译介发起的行动者网络中国科幻作品要进入海外图书市场，第一步是完成译介活动的发起，也就是要解决翻译哪位作家，哪部作品，翻译成哪种文字，在哪个国家出版等问题。在这一阶段的行动者网络中，既包含人类行动者译者、原作者、文学代理人、编辑、读者、原出版机构、海外出版机构等，也包含非人类行动者作品、语种、声誉、网络、翻译传统等。在发起过程中，发起人通常有原作者、译者、国内出版社和国外出版社四种。4.1中国作者和国内出版社的发起中国科幻作者和国内出版社在发起海外译介中面临许多困难，这点从20世纪70年代到新世纪开始的30年间我国科幻外译的数量可管窥一斑（见图1）。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生代”科幻作家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科幻写作技巧，开展符合大众审美情趣的创作，但是我们见到的依然是科幻英译中居多，而中国科幻通过中译外反哺世界科幻的很少。这与西方，特别是英美文学市场的传统有一定联系。英语文学市场的翻译文化很不发达，市场上的翻译图语言与翻译2023年第2期 65书很少，主流读者都是“对翻译图书普遍不感兴趣的盛气凌人的单语读者群”（Venuti 2013：159-160）。西方有着成熟的科幻文学体系和大量的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西马克、迈克尔 克莱顿都是读者耳熟能详的科幻类作家名字。西方科幻有着强大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而作为师承西方科幻的中国科幻显然缺乏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很难获得海外出版机构的青睐。语言本身也是中国科幻实现海外译介的障碍。在国际翻译图书系统中，翻译图书在不同语言群之间存在不均匀流动，英语是“超级中心语言”，汉语属于“边缘语言”，翻译图书通常都是从中心语言流向边缘语言（Heilborn&Sapiro 2007：96）。英语在图书翻译中的这种优势无疑是巨大的文化资本，导致在科幻文学译介的译入和译出间存在巨大的逆差。中国科幻作者和国内出版社为应对海外译介发起困难，探索了四条途径：积累国际声誉，寻找文学代理人，更改出版机构和使用网络渠道出版。第一，中国科幻作品和作者通过积累国际声誉，使译介作品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保证出版机构从出版中获得充分的经济资本，从而使科幻作品的海外出版进入良性循环。以刘慈欣为例，他1999年首次发表科幻小说 鲸歌，2011年在 天南 杂志发表英文科幻短篇 思想者，2012年起与北京果米科技公司合作，由新西兰译者 HolgerNahm翻译其作品给海外读者。通过积极介绍，刘慈欣被西方读者所熟知，因此在2014年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译介 三体 时，才能邀请到著名的托尔出版社出版其英文版 三体。在2015年斩获雨果奖之后，刘慈欣及其作品的声誉达到顶点，因此在后期的出版合作中他也顺利找到了德国的海恩出版社、法国的南方出版社、西班牙的大众出版等著名出版机构出版 三体 的不同语种版本。第二，寻找文学代理人也是中国科幻作者和国内出版社发起译介的重要渠道。虽然中国科幻作品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普世性，通过丰富的主题和曲折离奇的情节，使读者能通过阅读这种虚拟书写来释放压力，得到代偿性的愉悦感，但是中国科幻的国际知名度还不高，缺乏社会资本，很难快速找到欣赏其价值的编辑和出版机构。这时需要一种中介力量来撮合双方，而既熟悉文学作品又在出版行业具有人脉的文学代理人正好能完成这一任务。在中国科幻外译中，美国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不仅自己做翻译，还扮演了代理人的角色。2011年，陈揪帆把自己的作品 丽江的鱼儿 翻译成英文，并发给刘宇昆寻求意见，刘宇昆觉得问题比较多，就干脆重新翻译并联系著名科幻杂志Clarkesworld（克拉克世界）刊登该文。此后，刘宇昆还积极帮助其他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郝景芳、韩松、夏笳等）寻找译介渠道，推动克拉克世界 杂志启动中文科幻项目。自2012年起，该杂志开始定期发表中国科幻作品。随着代理人的加入，中国科幻走出去的速度明显加快，这点可以部分解释图2中出现的译介作品高速增长的情况和图3中出现的几位外译高产作家。第三，属于大众生产场域的中国科幻改道有限生产场域，通过招募海外学术出版社来发起译介。与属于大众生产场域的大型商业出版社不同，海外学术出版社排斥对于经济资本和利润的追求，以获得象征层面的神圣性和艺术声誉为追求目标。1989年，美国学术出版社Praeger Publishers出版了中国科幻小说集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收录了叶永烈、童恩正、魏雅华、王晓达、郑文光、姜云生等一批中国“中兴代”科幻作家的作品。在中国文化外译稀缺的年代，这本小说集的出版成为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学界了解中国科幻文学，继而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它所体现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不言而喻。201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中国科幻小说集“The Reincarnated Giant：An Anthology of Twenty-First-Centu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收录了王晋康、刘慈欣，韩松、夏笳、飞氘、拉拉、迟卉等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全面覆盖了“新生代”、“后新生代”和“全新代”三代中国科幻作者。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腾飞，西方读者对中国科幻越来越感兴趣，希望从科幻中进一步了解中国，而这本小说集译介了不同年龄梯度的科幻作者，给读者观察中国提供了丰富的视角。海外学术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幻小说集的目标显然不是为了获得经济资本，而是看重其带来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中国作者和出版机构正是借助西方学术出版社的这一特点，译介了不少科幻作品。当然，随着中国科幻作品被海外读者逐步接受，目前大量的中国科幻作品已经回到大众生产场域出版，登上 Clarkesworld TheApex Book of World SF 等主流出版物。第四，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模式使中国科幻译介的发起获得了捷径。海外传统出版机构拥有丰富的资本，在译介中处于支配社会翻译学视阈下的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海外译介：发起、生产与传播 66地位，对作品有着严格而复杂的筛选流程，这就给中国科幻作品海外译介设置了很高的门槛。而网络平台则更加开放，以电子文本形式出现的中国科幻更容易通过网络来传播。例如，王晋康的 养蜂人 的英译本最早是通过Paper republic（纸托帮中国文学交流网）的电子杂志pathlight 2013年春季期发表的；刘慈欣早期的科幻作品 微纪元 白垩纪往事赡养人类 等的英译本是通过亚马逊网站电子书形式发售的；而郝景芳的 北京折叠 的英译版也是首先刊登于美国科幻电子杂志Uncanny上，然后被收录到Neil Clarke主编的科幻小说集“The Best Science Fiction of the Year：Volume 1”，最后由专业科幻出版社Night Shade Books出版。4.2译者的发起译者在中国科幻译介发起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科幻被海外读者逐步了解，一些海外译者敏锐地感觉到了中国科幻海外译介的潜力，开始主动发起译介活动。要成功完成中国科幻译介的发起，译者需要熟悉中国科幻，获得原作者的信任，并具有说服海外出版机构的能力，其角色逐渐由“隐身”成为“显形”，从幕后走到台前。刘宇昆由于其丰富的文化资本，在中国科幻海外译介中常常扮演发起者的角色。文化资本可分为内化的文化资本（知识、语言能力），物化的文化资本（作品）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文凭、奖项）（Bourdieu，1983）。刘宇昆作为一名华裔科幻作家和毕业自哈佛大学文学专业的高材生，拥有无可比拟的语言优势。同时他还是一位高产的作者和译者，他创作的 手中纸，心中爱 和物哀 两次获雨果奖，他翻译的陈秋帆的 丽江的鱼儿们 获得世界奇幻科幻翻译奖。这种近乎完美的文化资本最终转化为一种象征资本，使刘宇昆与中国科幻作者和外国出版机构都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2016年，刘宇昆将刘慈欣、陈楸帆、郝景芳、马伯庸、夏笳、糖匪、程婧波等七位科幻作家的作品汇集成小说集“Invisible Planets：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in Translation”，由托尔出版社出版。2019年，刘宇昆又编辑了中国当代科幻小说选集“Broken Stars”，收录了刘慈欣、韩松、夏笳、陈楸帆、宝树、吴霜、张冉、糖匪、程婧波、郝景芳、飞氘、马伯庸、顾适、王侃瑜等14位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该书美国版由托尔出版社出版，英国版由Head ofZeus出版。4.3海外出版社的发起伴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中国科幻作品受到海外读者关注，由海外出版社发起的译介逐步增加。海外出版社发起译介项目时，通常先由策划编辑根据作品声望和获奖情况等确定选题，然后签下图书版权，最后招募知名译者开始翻译（汪宝荣 2020）。国际主流科幻出版机构（特别是美国）由于考虑读者阅读偏好的因素，长期很少主动发起译介外国科幻文学。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主流科幻作品在变得更加前卫精致的同时，逐步陷入缺乏创意和激情的窘境（吴赟，何敏 2019）。中国科技成就的突飞猛进受到英美读者的关注，中国科幻由于具有中国科学和科技元素，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此外，中国科幻带来了独特的东方故事和东方智慧，其优秀的故事内核是中国科幻的文化资本，促使一些海外主流出版社主动发起中国科幻作品译介。如Clarkesworld、The Apex Book of World SF等杂志定期选择中国科幻名家作品刊登。从表1数据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一直努力向处于核心地位的英语图书市场进行译介，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同样处于边缘地位的日语、韩语等图书市场对中国科幻译介作品十分欢迎。其他一些小语种国家的出版社也常常找上门要求合作，但是最终合作成功的却不多。中国科幻文学应当借助中国高速发展的形势，兼顾主流英语图书市场和边缘语言图书市场的译介，使外译取得更加平衡的效果。5.译文生产的行动者网络译文生产过程不仅指作品的文字翻译，还包括编辑、校对等环节。在这一行动者网络中，既包含译者、原作者、编辑、读者、海外出版机构等人类行动者，也包含阅读习惯、翻译伦理、诗学观念等非人类行动者。在中国科幻外译文本生产过程中，华裔和汉学家译者的加入和传播主体的编辑使作品的译介在多因素博弈中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在科幻作品翻译时，原作者总是希望译者能遵守翻译伦理而尽可能忠于原作，而出版机构则更关注翻译文学场域内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诗学观念，希望译文能最大程度获得读者的接受。在这一博弈的过程中，汉学家和华裔作家（翻译家）成为受双方青睐的译者。这一类译者都是目的语国家的母语者并且都从事和文学或文字相关工作，其语言能力、专业技能以及长期的翻译实践，使他们获得足够的文化资本以得到出版社和原作者的认可。此外，一些汉学家和华裔作家曾译介过获奖作品或自己获得过奖语言与翻译2023年第2期 67项，这些声誉使他们文化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从而成为作者和出版社追逐的对象。我们在梳理中国科幻作品的译者时，常见的名字包含刘宇昆、JoelMartinsen、Anna Gustafsson Chen（陈安娜）等华裔作家（翻译家）和汉学家。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媒介化的过程。翻译活动可被视为一种文学资本的转移，传播主体所拥有的文化和象征资本往往能够转移到翻译文本之上，为其增加价值，决定其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及在目标语语境中的合法性（Casanova2010）。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科幻文学作品的文本（包括译文）是“前流通”文本，当其进入流通领域与传播主体（出版机构）发生互动关系时，要接受来自传播主体的选择与改造。因此，传播主体在与作者和译者的互动中往往占据主动地位，通过编辑阶段来实现这种选择和改造。比如在译者Joel Martinsen翻译 黑暗森林 时，编辑利兹提出了1000多处需要修改的问题。虽然译者是经验丰富的汉学家，但是最终还是接受了编辑的建议，译文也获得读者的好评。三体 的日译过程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译者光吉樱和湾仔在译文里把“乱纪元、恒纪元、地球三体组织”等术语直接用汉字来表示，而编辑大森望则要求改用日语“乱纪”“恒纪”“地球三体协会”来表达，这一条考虑读者感受的编辑建议使译作大受读者好评（未来事务管理局 2019）。6.译文传播的行动者网络译介的最后一步是翻译产品的传播，包含推介和销售两个环节，相关的行动者网络既包含人类行动者译者、原作者、编辑、评论家、读者、出版机构等，也包含非人类行动者作品、奖项、声望、网络等。中国科幻作品的海外传播，充分调动了各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共同开展推介和销售活动。在翻译产品推介的行动者网络中，出版社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出版社运用自己的各种资本，在多种渠道中宣传译作和作者，使其获得更高的声誉（文化资本），并用来为销售做准备。在各种宣传渠道中，最常见的是获得著名评论家的书评。评论家是精英读者，在文学场域内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他们的职业惯习也驱使他们愿意发表评论，读者的购买和阅读决策往往受到知名评论家的左右（汪宝荣 2020）。因此，有实力的出版机构往往想尽办法获得数量更多、层次更高的书评。比如在推出 三体 英文版前，中美双方出版社共同努力获得了 纽约客 编辑约书亚 罗斯曼等著名评论家的书评。当然，其他场域的名人评价也有相似的效应，比如在推出 三体 日文版时，中日双方出版社设法获得了电子游戏专家小岛秀夫的推荐，这一新闻甚至还使NHK电视台专门制作了一档节目，获得大量学生和玩家的关注，使销量从计划的一万册变成最终的十万册（未来事务管理局 2019）。出版机构还通过推动作品和作者参加国际性大型书展（如法兰克福书展），或是参加各种奖项评比、颁奖礼、读者见面会、签售会、访谈等活动，增加书籍曝光度，通过塑造明星作家来完成作品推广。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网络渠道的推介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网络渠道上活跃着大量的粉丝读者，他们通过BBS、论坛、网站等传播大量关于译介作品的信息，能增加（或减少）作品的声誉（文化资本）。三体 出版方就曾开设推特和脸书账号，积极与潜在读者进行交流，还选用美国南加州大学学生粉丝创作的歌曲“Not Afraid”当作作品主题曲。作品在网络上收获了如扎克伯格、奥巴马等一大批知名人士的称赞，使作品获得了免费的推广。在译介作品的销售行动者网络中，出版机构凭借其拥有的各种资本，招募图书零售商、批发商、电商、图书馆、俱乐部等加入销售流通网络（汪宝荣2020）。优秀的出版社具有大量的符号资本（声誉），业务资本（渠道）和经济资本（财力），获得他们的出版就是对产品质量的背书，能够吸引及促进各种渠道积极开展营销活动。比如，将作品放在显眼的货架位置，制作宣传广告，发起促销活动等，从而有力地促进产品传播。因此，中国科幻作品的作者和出版社都希望能够与国外知名科幻出版社，如美国的托尔出版社，德国的海恩出版社，法国的南方出版社，西班牙的大众出版社等进行合作。三体 通过以上这些知名出版社出版各种文字的译本，也是其大受市场欢迎的原因之一。但正如前文所述，这些机构的译介发起门槛很高，国内大量的作者和作品难以获得出版机会。7.结语中国当代科幻作品的海外译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为了能全面深刻地解析译介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本文借助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译介的发起、生产与传播三个维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科幻作品通过不断积累社会翻译学视阈下的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海外译介：发起、生产与传播 68国际声誉，积极依托有限生产场域的学术出版社、文学代理人和网络渠道，打开了海外译介之门。中国科幻作品的优秀故事内核通过华裔和汉学家译者、编辑、评论家和粉丝读者的共同努力，成功地吸引了海外读者。通过出版机构全方位的推介和销售，让中国科幻作品的海外译介不仅取得了较好的口碑，还让经济效益也有突破性提升。在探索影响译介的积极因素之外，本研究也发现中国科幻作品海外译介规模不大，译介偏重英语图书市场，大量作家和作品未被译介。未来中国文学海外译介应当更加重视科幻文学译介这一领域，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译介更多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提供更多语种的译本，通过中国科幻文学的海外译介，使世界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注释：Internet Speculative Fiction Database是互联网幻想小说数据库，收集有全世界科幻和奇幻小说的出版数据，网址http：/www.isfdb.org/。本文引用数据访问时间为2022年12月25日。参考文献：Bourdieu，P.1983.The For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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