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持续深化党的作风建设(学时).docx

12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持续深化党的作风建设(2学时)
12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持续深化党的作风建设（2学时）
引言
今天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就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持续深化党的作风建设这个问题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三严三实”是当前我们党集中开展的一项教育实践活动，是继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发的又一个通知活动要求。这个问题很重要，“重要”不是像我们以往的教育实践活动一样有什么分别，而是“三严三实”的问题充分的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今天的政治生态和现实。透过“三严三实”这样一个专题，对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态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现阶段的特点趋势会有一个特别清楚明白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架构中国共产党政治的新生态环境，应当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
围绕这个专题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新常态条件下的干部生存环境。这是对中央开展“三严三实”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大的背景的一个介绍和分析。
第二个，“三严三实”的政治议程及其内涵。就“三严三实”的主要内容和相关的一些政治上的考虑做一个基本交代和分析。
第三个，新常态条件下的“干部姿态”。就是按照中央的“三严三实”的这种基本要求，作为党员干部应当干什么、应当怎么办、应当怎么样把“三严三实”贯彻落实到自己工作的实际当中去，结合行业特点、部门特点，有效的把“三严三实”的中央要求落实到各个部门、各个行业。这个对干部的行为，职务行为是重要的一个问题。
一、新常态条件下的干部“生存环境”
通过这个问题告诉大家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的环境及其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这个问题，首先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觉得是不是这个问题扯的有点远了，讲“三严三实”讲经济干什么。
实际上政治和经济是不分家的，政治和经济是相互促进、相互抑制的。经济的特征、问题往往在政治领域能够最直接的表达出来，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环境，有什么样的经济运行，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今天的上层建筑领域的调整、调试，很大的程度上是适合或者说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性特征。
从中国当前的经济运行的状况来看，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概念叫做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什么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可能在认识上、看法上分歧还是比较大。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理解，至少经济新常态包含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和判断，就是当前的经济发展下行的趋势比较明显，或者说经济增长乏力，这是经济新常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经济新常态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引进的概念，实际上作为一个国际流行的概念，不是中国人最先提出来的，是由美国人最先提出的，表述的是在全球化的这个背景下，全球的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全球化的福利减少的情况下，全球的经济社会的一种状态，把这个叫做全球的新常态。套用到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当中，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实际上是由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的这么一个经济的转轨时期、转型时期，这叫做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新常态里面我们刚才强调，它的应有之义，最基本的内涵是经济发展的增速放缓。为什么增速放缓。也有客观的原因。
首先从外部环境来讲，发端于2007年后半年的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最后波及到全球的实体经济领域，带来的整个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两个市场的经济增长乏力，需求不旺盛。整个外部环境的这种全球经济的周期性的困难，波及到我们的经济体，或者波及到中国，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出口乏力、出口下降。从2014年到2015年，2015年一季度出口增速成负的增长，就是说整个中国经济的出口这一块，整体上不容乐观。外部的有效的市场需求不旺盛，导致的结果是很多东西卖不出去，如鞋子、袜子、帽子中国擅长造的这些东西，现在大部分都堆在我们的家门口变成库存。所以外部的这种经济的周期性的环境，对中国的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这是外部的外贸领域，国际贸易领域。国际贸易的萧条，对中国的外部需求减退，这是外部环境。从内部环境来讲，是产能过剩的问题。钢铁、煤炭、水泥、光伏、家电、电力、船舶，这些大宗的基础行业现在普遍的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效益不好，产能过剩，库存比较高。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效益就比较差，产能过剩。
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也能够看到，比方说以苹果和三星为例，这种智能手机，电子终端产品，恰好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逆全球的经济周期而产生的产品和企业。它的销量一直很好，整个全球的市场占有份额大的不得了。把摩托罗拉、诺基亚这些传统的电子企业都搞死了。就是说它的成长性太好了，说明什么问题。好东西还是有市场，好东西还是可以做生意，还是可以卖的。但是非常遗憾，我们造不出来三星，造不出来苹果，造不出来一些高科技的电子产品。我们能造的就是修路、架桥、盖房子这些基础产业，围绕这些基础产业，把我们整个基础这一块的比重做的比较大，造成中国整个的经济质量效益不是很高。就是块头很大，但是实际的整个经济效益和质量包括收益率、回报率比较差。在外部市场需求萎缩的情况下，这种世界工厂的基础产能劣势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大量的低端的产品卖不出去，消费不了，所以造成今天国内的消费市场也不是很旺盛。
外部的周期性困难，内部的结构性困难，对经济而言至少抑制到两个环节，第一个把出口抑制了，第二个把投资抑制了。就剩下消费，而消费因为受居民的储蓄存款影响，储蓄率比较高，老百姓在整个社会养老、社会保险这些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不健全的情况下，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内需、消费这一块带动经济有贡献，但是贡献率不能完全取代投资和出口。正是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叠加在一起，今天感受到的中国的经济总体上来讲需求比较疲软，然后经济增长乏力。
从2015年5月份出来的这个统计数据来看，cpi5月份统计的数字是1.2，应当说创了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ppi是负的4.6%，这个应当说是价格上来讲，那就意味着很多的企业和项目是处在亏损状态。他的价格是负增长，但是银行的存款利率还是正增长，通货膨胀还是正增长的。这两个东西一叠加，企业开工越多，亏的钱越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的很多企业的这个效益不是很好，整个宏观经济的景气度不是很高。
另外一个从政治周期来讲，今天进入一个反腐败的政治周期。反腐败的这种政治周期对整个的政府行为，对政府的积极性，对市场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抑制作用的。反腐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种没人干活的现象，相当一部分干部觉得干多了要承担风险，还要出事，索性干脆不干了。过去为什么愿意顶风作案，愿意冒着风险去多干呢。因为腐败的这种负面的激励刺激，多吃多占，干的越多得的越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利益在里面搀杂着，干的越多，个人拿的好处越多。今天说不让拿了，不能随便贪污腐败了，过去是多吃多干，现在有一部分干部立马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那我不拿、不吃、不占，也不干了。对整个的政府效率和效能在一定程度上，尤其在传统的这种腐败刺激下的政府而言，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
政府的积极性下来了，政府不作为的现象屡屡发生，整个市场肯定是要受到抑制的。因为现在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还较严格，政府的不作为，或者说少作为，必然带来是市场那一块有卡脖子的现象。所以说周期性的外部困难，加上结构性的内部困难，再加上反腐败的这种政治抑制，造成今天中国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反腐败对经济的这种直接、间接的影响应当说不容忽视。最简单的能看到的餐饮行业，高档的白酒，高档的保健品市场，过去都处在销售的旺季，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茅台也好，五粮液也好，这些好的高端的白酒，包括一些“湘鄂情”这样一些高档的餐饮企业，现在纷纷都进行转型。走高端的路线，过去公款消费的路线走不下去了。所以反腐败对很多的行业是有直接影响的，把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应当说在短时期之内对经济还是有影响的。
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就造成经济下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经济下行的时候政治领域不承受压力是不可能的。打个比方，中国的社会和国家就是一批野马，这批野马有几根绳子把它牵着，它不能乱跑。过去在所有的拽这个野马的绳索里面，经济的这个绳子是最给力的。30多年的高达9.7%的高增长，把所有人的注意力目光全部转移到赚钱的行当里去了，市场和经济这个行当里去了。今天一下子经济增速由过去最高的年份12%、11%突然降到7%，意味着什么。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精力，就被从低增长的经济需求当中释放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这种不稳定的因素，社会的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就增多了。所以不管从哪个层面上来讲，共产党执政的如果说经济搞不好，搞不上去，那对共产党员最大的政绩没有了。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结果中心工作直线的往下掉，党能不承受压力。另外一个方面从社会领域来讲，释放了这么多的闲散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这些人在社会领域怎么安顿。怎么安置。不安顿好，不安置好，会给社会造成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下行，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不同程度的都会承受很大的压力，这是经济环境。
从社会的环境来讲，比较明显的一个社会发展趋势是什么。和传统的中国社会相比较，由一个温顺的社会突然进入一个自主行动能力超强的一个社会；由过去的默默无闻的社会，突然进入一个嗓门声音很大的社会。今天中国社会的这种自我行动能力非常强；今天中国社会这种自我利益，自我意愿表达的调门特别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动能今天就被充分的激发出来了，释放出来了。
为什么会有中国社会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社会的两次大的这种实质性的转型或者说变革引起的。第一次变革是制度变革。比方说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一种中国社会的经济制度关系的一种调整，至少在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上做了一次大的调整。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归家庭个人所有。正是这两权的确权，或者这两权的明确，带来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老百姓一看给自己干，不再吃大锅饭了，这下干多干少差别就大了去了，所以老百姓铆足劲的干。这一干，去年打的粮食刚刚够吃，今年打的粮食吃不完，后年打的粮食剩的越来越多，富裕的这些粮食就变成老百姓的私人资产了。这样一点一点积累，农村改革到80年代城市改革、工商业改革，农村人、城市人慢慢的有了自己的私人财产，在私人财产的基础上就有了私人的话语空间了。这是我的地，这是我的车，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钱，他就有话要说。围绕着这私有财产，有了社会领域的私人空间，整个社会的成长性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过去不一样，过去吃喝拉撒就是计划经济，完全是组织管控的，你和谁结婚都是组织批准的，组织不批准不能结婚的，所以私人的空间和私人的权利非常少。随着这种产权关系的变更，老百姓有了私有财产，有了财产权之后，在财产权的基础之上，就滋生出了政治的民主，权利的需求。那我只是要表达我的声音，保护我的财产，所以社会领域的这种公共的政治参与的意愿就空前的强烈起来了。这是第一次的制度转型释放的中国社会的制度空间。过去是铁板一块，现在允许社会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有自己的活动空间，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这是制度上，政治制度上的调整引起的。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今天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层面上的技术转型。全球化是个什么概念。过去的全球化是一个经济的全球化，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第二个概念是政治全球化，在经济和政治全球化基础上出现的第三个概念就是社会的、文化的全球化。社会层面上的全球化就有了一个世界范围之内的社会层面上的交流，就是说除了国家外交层面上的交流，老百姓也可以背个包出去旅游。在社会的层面上，非政府的层面上，社会领域的企业也好，非政府组织也好，包括一些两新组织也好，包括家庭个人也好，有了一定的这种社会层面上的交流互动。比方说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老百姓，我可能在美国有三三两两的好朋友，可能在德国、在意大利也有我私人的好朋友。这种民间的交往，社会的交往和官方垄断的政府公务交往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慢慢的整个社会活动的空间已经由内部的制度空间逐渐的扩展到全球范围了。
中国现在每年出境游的人次达到1亿多人，
13.4亿人里面，十三分之一的人一年的时间在外面漂着，在国外转悠着。所以说社会层面上的这种交流互动越来越频繁，极大的拓展了社会领域老百姓的生活空间、活动空间。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互联网，包括现在的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技术。互联网的崛起给老百姓带来一个什么权力。带来了一个话语权，带来了一个传播权。过去媒体是党管媒体，媒体是机构媒体，媒体是官方办媒体。今天老百姓每个人自己拿一个手机，就相当于一个新华社的通讯站了，他的意见、他的声音、他的想法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手机能够表达出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领域老百姓表达自己的渠道越来越便捷，成本越来越低廉，表达起来越来越方便了。老百姓的声音通过互联网，通过新媒体能够充分的、随时的、及时的表达出来。所以今天社会的这种意愿表达的能力，话语权空前的增大了。大有和传统的机构媒体，党的媒体抢风头的趋势。社会的声音能够发出来，就不能装聋子，装哑巴，装着没听见、没看见，这种声音表达出来作为党委、作为政府就要回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制度转型和技术转型带来中国社会今天发展的实质性的变化，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
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大体上来讲，可以把它做这样一个有效的区分。截止现在这个时间点，中国社会已经由农业社会走到了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走到了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就是信息社会。由传统的威权社会，走到了市场社会。这三种身份的变革，这三种社会发展阶段的变革，就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出现了，这个社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垄断下的社会，这个社会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份，独立的权益，有了自己独立的话语空间。这个社会和传统社会相比较，运行的内在逻辑是不一样的。
传统社会比方说威权社会，那就是权力逻辑，谁官大谁说了算。到了今天的信息社会，运行的逻辑是什么逻辑。信息逻辑，信息逻辑就是公开逻辑。老百姓今天把私人化的想法和事情能够通过新媒体的公共的平台和渠道充分的表达到公共空间里面去。一个人的遭遇，一个人的事情，能够受到大家的关注，大家的关心，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信息的公开化。这种信息的公开逻辑和权力逻辑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权力逻辑谁官大谁说了算，官大的肯定是少数，当官的是少数，老百姓是多数，所以说权力逻辑很大程度上是个少数人的原则。但是公开逻辑就不一样了，公开逻辑追求的是信息的普遍性，信息的流动性，所以必然遵循的是多数人的原则。这种东西力量是很强大的，威力是很大的。
比方说重庆XX县区的雷政富，就因为一个私人生活领域的不雅的视频事件，最后在网上发酵，逐渐的扩大，最后导致的结果由这件事情牵连，把XX市十多位厅局级的干部同时给拖下水。这件事情既不是组织行为，也不是法律行为，是什么行为。恰好是公共的舆论行为。通过这件事情在网上不断的发酵，最后让地方的党委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迫不得已，不得不做出反应，在反应的过程当中那只能是说政府要自证清白，就要把有问题的同志给隔离开处理。所以这种多数人的原则，公开逻辑，在实际的政治和社会关系当中，是起非常强大的作用的。
另外一个比方说公民社会，公民社会运行的逻辑是什么逻辑。法制逻辑。我是公民，公民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和公民相伴随的就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谈到权利和义务，就谈到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这种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必须通过国家的宪法、法律来明确的规范下来。一旦以公民的这种政治身份参与公共生活的时候，必然要把法律原则、法律逻辑要变成大家的普遍逻辑，要不然没法对话。他说的是公共的权利问题、义务问题，你谈的是家人的事情，讲不到一块儿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由这种法律逻辑必然引申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那就是民主和法治。民主和法治势必成为中国社会运行的主流趋势，这是由中国社会的阶段性的发展特点引起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社会发展的这种阶段性特征来讲，就能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人民群众的交往方式与生存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新目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也已经确立，这都要求党必须重构政治生态。通过重构政治生态去干什么。去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状况，这就是政治生态的重构问题。
“三严三实”正是这种政治生态重构当中的一个活动，一个环节。前面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这两方面特征，必然带来政治上的反映。政治上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这种潮流与趋势，必须做出正确的回应。
从当前党的实体政治运行的状况来看，政治上最大的回应是什么。那就是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管，今天的经济下行，党本身就承受巨大的压力，社会迅速的崛起，又在不断的挤压我们党的生存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尽可能的少犯错误，尽可能的不犯错误。为了少犯错误，为了不犯错误，必须加强政治建设，必须加强党的建设。这才有了八项规定，国务院开展的精简机构，简政放权，政府职能转变，包括中央开展的作风建设，包括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包括“三严三实”活动。所有这些活动叠加在一起是干什么。都让政治适当的收缩。因为经济环境不利，社会环境于执政党而言不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不利的形式，还是小心谨慎为好，不能粗心大意，不能施之过快，否则容易翻船。所以要加强政治的规范性和政治的约束性，尽可能的使权力规范的运转，使权力规范的行使，不应该由权力的任意的行使带来很多的政治麻烦和政治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笼子是什么。这个笼子是怎么编的。八项规定也好，简政放权也好，转变作风也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好，“三严三实”也好，就是给这个公共权力编笼子。一个绳子，两个绳子，三个绳子，四个绳子，所有这些绳子叠加在一块儿最后让公共权力不能任性，把公共权力给捆绑起来，让它正确的行使，正确的使用，正确的发生作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三严三实”活动也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好，都是符合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常态条件下要求的政治生态的重构重建的问题。这一点从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就体现的更充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的总目标直接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本身表达的就是一个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调整和建设的问题。那就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调整和建设的问题。很简单，因为经济环境变了，社会环境变了，所以政治上必须要跟着它的现实要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才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到经济体制改革上去了，才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放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去了。因为政府这一块牵扯的是公共权力的运作问题，市场这一块牵扯的是利益的分配、配置的问题，利益流动的问题，所以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好，政治建设也好，说到根儿上去，就是对权力和利益这两种东西要进行有效的监管。既不让权力像脱缰的野马危害社会、老百姓，市场正常的健康运作运转，也不让资本和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对社会稳定和政府政治的管理方式构成大的冲击。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对资本的优势和劣势分析得很充分。对资本的这种天然的性质和属性，资本的侵略和扩张的属性，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分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说资本的繁荣不必然意味着国家的稳定，不必然意味着国家的繁荣，不必然意味着国家的安全，不必然意味着社会的稳定，不必然意味着老百姓的福利。政府的宏观的干预和宏观的调控，在对资本的作用发挥里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总目标把重点和重心，就放在处理权力和资本这两个关系上来。这是中国社会当前所有的要素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一对关系。通过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维持我们经济和社会新常态条件下的政治安全的、稳定的运行，这是我们大的宏观的这种逻辑。
在处理的基本方向上来讲，就是政企分开，说白了就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就意味着政府要回到自己的主业上来，不再去过多的干预微观的经济领域。政府和市场，政府和资本，各自起作用的空间要做一个有效的切割。资本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中按照市场机制的法则和原则去发挥作用，公共权力要回到政治和行政的层面上来，按照政治和行政的制度安排发挥作用，而不能像过去一样官商勾结，资本和权力结盟，权钱不分，最后把政治规矩和市场规矩全部给破坏了，造成政府和市场双失灵的现象。今天就是说各回各家，各管各的事儿。市场的微观领域的资源配置的问题就交给市场去管，政府领域行政监管的问题，宏观管理的问题就交给政府去干，各自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和使命。
正是这种由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到市场主导型的经济的转变，必然带来政府和市场两种地位，两种身份的转变。这个时候政府就由过去的大政府就慢慢的变成中型的政府，变成小政府了；市场就由过去的小市场，慢慢的变成一个中型的市场，未来变成一个大市场。政府做的是减法，市场做的是加法。过去政府侵占了的市场的空间和权力都要还给市场，过去市场参与了的政府的公共的行政空间的，很多的这种职务行为全部要退出来。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权钱分开，资本和权力分开，市场和政府分开。
过去的很多干部出问题，很大程度上刚好是处在权钱不分，官商不分。当官的想发财，然后和一帮老板纠结在一起。做老板的不好好琢磨自己的产品，不琢磨自己的市场，不琢磨自己的经营，整天千方百计的和当官的钻在一起，千方百计的从当官的这里搞权力寻租，获取一些超额的暴利，获取一些商业机会，这个是不正常的。就是总书记讲的“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结果最后是发财的又想当官，当官的又想发财。资本对权力不断的进行操控，权力对资本不断的进行指挥，最后造成的结果这两个家伙穿一条裤子，严重的扰乱了政治秩序和市场秩序，最终侵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因为当权力和资本两个东西联合起来搞竞争的时候，老百姓是没有赢的机会的，老百姓只能全盘皆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要把这两个东西分开，当官的不发财，发财的不当官。当官的回到政治和政府领域去，发财的回到市场领域去。然后各自的游戏规则是不一样的，各自的活动空间和地盘是不一样的。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立的最大的规矩，也是破解中国今天社会难题、社会问题的应当说最重要的一个措施，一个办法。
当年的苏联共产党出问题就是出在这一点上，就是因为资本和权力的过度结盟最后形成寡头，寡头最后大到威胁国家，把苏维埃的政权全部给挤到一边去了。中国今天对这个问题保持高度的警惕，加强政治领域的监管，说白了把自己的孩子管好，别人家的孩子也少到我们的地盘上撒野，你就到你家里去玩儿。企业家别过多的干预政府，别过多的干预地方的政治。
从政府的治理方式上来讲，或者说政府行政管理的手段上来讲，因为这种身份的变化，政府管理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过去的以经济激励为主，逐渐的过度到法制约束上去。那就是说政府的管理办法，全世界所有的政府一般情况下就两种办法，一个是硬办法，一个是软办法。硬办法就是大棒，软办法就是胡萝卜，软硬兼施。这是所有政府管理里面，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体制下的政府通常采用的两种办法。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有军队，都有警察，这是什么。硬办法，这是大棒，还有什么。软办法，柔性的管理。不断的改善和增加老百姓的医疗、教育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政策，养老政策，这是软办法。过去的政府在经济高增长的时期为了招商引资，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经商环境，引进重大的项目，所以政府在很大的情况下往往有这种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现象。就是不按程序走，不按规矩来，很多事情都是特事特办。特事特办必然打破规矩，打破规矩必然引起社会领域的反弹，老百姓必然有意见、有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惯常采取的手段是什么。别哭，好好听话我今天晚上给你糖吃，这就是我们讲的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老百姓发现一闹就灵，到政府去哭哭鼻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闹一闹政府立马就给钱。过去说给4万，再一闹给成8万了，所以政府最后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社会管理的问题就剩下一个问题，价格问题，你不是要闹吗。你就说吧，多少钱吧。反正政府的经济发展很好，财政很好，政府有的是钱，只要能开出的价，政府愿意去买这个单。在今天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的买单能力下降了，财政下行的压力很大，财政萎缩的很明显，政府没钱了，你说你去闹政府、闹县长、闹书记，闹一闹县长书记说给你钱，没钱给你了。现在很多区县，银行里面的负债欠着一屁股债，你跟他去要钱他没钱，所以这个时候政府没钱了，过去是正向的给糖吃激励，现在没钱了还要履行正常的社会管理职能，政府怎么办。靠什么。听话，不听话我揍你屁股，这就是我们讲的法治。法律一般讲的是惩罚性的措施，应该干什么禁止干什么，你只要干了你就要为你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法律后果最后就让警察跟你说，让法官跟你说，一定是揍屁股。所以说政府的行政方式慢慢的由过去的给糖吃，逐渐的向揍屁股转变，这就是由过去的管理，逐渐的走向治理。
在治理的环境下那就是说权力、资本、老百姓，大家都是平等的主体，大家坐在一块儿有话好好说。过去不一样，过去是政府一家说了算，自上而下的政府运行的是权力逻辑，政府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政府表现特别强势。今天经济形势不好了，政府财政萎缩。政府没钱了，政府今天开始说话，嗓门低了，但是政府又是搞公共管理的，职能又要履行，那就讲法律。大家都按法律的精神和法律的原则办事。政府要让大家遵守法律，政府就得带头遵守法律，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时候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法律面前在宪法面前大家一律平等，所以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市场。因为政府的整个管理的发展阶段已经到了讲法的阶段，倒逼机制逼得市场、企业和社会、个人也不得不讲法，这是中国社会的政治和行政的调整，以便去适应经济和社会的新常态做出的努力。
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到市场主导型的经济的转变，一方面是由国家内在的自主发展的自身的阶段性特征和阶段性的问题的倒逼机制引起的，另外一个方面跟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是有很大的关系。从内部环境来讲，我们前面讲了第一个问题就是经济下行，经济的下行就得考虑怎么办的问题，要解决经济下行的问题，那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就是要优化经济结构，把一些落后的产能、落后的项目、落后的资本全部淘汰出去，腾笼换鸟。把有效的市场空间、政策空间和财税的资源尽可能的配置到好的资本、成熟的资本和项目上去，这是政府应该干的事情。政府这么干的话，政府自己就要在资源配置当中想办法。过去是书记在配资源，县长在配资源，实践证明书记XX县区长配的这个资源好像并不怎么样，配的结果是什么。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山东搞煤化工，宁夏也搞煤化工，新疆也搞煤化工，山西也搞煤化工，搞的结果是什么。煤化工严重过剩。所以你会发现，山东的、山西的、宁夏的、新疆的政府配制资源的导向和方式，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从整个的全国大盘子来讲，结构上并不优化、效益上并不良好。最后发现政府配置资源是有问题的，政府配置不了，配置不了让市场配。那就是经济要由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要变成市场主导型的经济，怎么样变成市场主导型的经济。政府不再指手划脚，市场自然就在起作用。政府不指手划脚，本质上就是公共权力从市场的运转当中要退出的问题。公共权力的退出问题本质上是个什么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最后的结果是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解决，只有说公共的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愿意从微观的市场运作当中退出来，然后把市场的身份和市场的空间还原给市场，这个时候市场才能起作用。这就有一个最基本的结论，中国的经济转型的背后本质上是什么转型。政治转型，政治的权力转型。这种政治转型就要由过去的那种重经济而轻党建、重经济而轻社会的权力运转要逐渐的转型到自己的主业上来，自己的本分上来。过去的书记是讲政治的，过去的行政长官，市长、县长是干行政的，一个搞决策，一个搞执行很好，结果是什么。书记XX县区长合伙起来干了市场的活儿，最后逼的市场的老板企业家没活干了，最后去干县长、书记的活儿。个别地方出现的几个企业家，几个老板就把一方的政治生态操控了。四川汉龙集团的老总刘汉，那不是被号称地下组织部长吗。他对公共权力的介入和干预是很强烈的。所以今天经济转型的本质上是政治转型，政治转型就包括能力转型、作风转型、廉政转型、思想转型、队伍转型、制度转型等等，所有的政治要素都要跟着变过来。所有的这些要素转型叠加起来叫什么。叫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八项规定”也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好，“三严三实”也好，是在干什么。促进政治转型，促进政治的能力转型、作风转型、廉洁转型、思想转型、队伍转型。所以这些东西在逻辑上来说是顺的，是一条线的。
另外一个，从外部市场上来讲，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排行老二，老二的基本使命就一个事情，就是把老大干翻自己当老大，这就是老二的基本使命。所以现在面临着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现行的经济增速基础上，总有超过美国那一天。按照现在的经济增速的话，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大概是在2020年左右。到那个时候就面临一个基本的事实、基本的问题，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经济的老大。大家想一想老大不好当，要当老大得有个老大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身份的转变，倒逼机制逼的中国国内，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社会必须也要向现代政治文明靠拢。再按照过去的那种潜规则代替明规则，暗箱操作，很多事情是做不了了。你去给人家送个卡，送个信封然后就把事情搞定。在国际社会上这一套东西的风险是很高的，成功率是很低的。在国内玩儿的潜规则拿到国际市场上去是行不通的，国际社会的透明性是很高的。如果以一个国家的面目去搞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情那是会被人笑话的。所以说当老大就要有当老大的样子，当老大为了安全起见一切就透明，增强公开性和透明性，按规矩办事。这种国际身份的变化，逼得自己不得不转型。由过去的原始资本积累的那种混乱的发展，无序的发展要逐渐的进入到一个有序的良好的发展阶段，有品质的、有效益的、有质量的、有道德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些软要求实际上都是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一种刚性的要求。你是来执政的，是来主持这个事儿的，现在中国这个船跑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国际惯例和游戏规则和过去不一样，掌舵的执政党自己就要去适应这种规则。为了和国际接轨，国内的政治的现代化和政治文明就要搞起来，要不然的话没法实现国际接轨，国际对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大的可以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但是粗放型的增长时期。在这种高速的粗放型的增长时期，积累的问题是很多的。这些问题到了今天就变成社会运行的包袱了。一方面讲中国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二三百年的历程，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反过来讲，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二三百年的问题在二三百年里消化的问题，今天在二三十年时间把它积聚起来消化，谈何容易。所以中国的高增长不可持续，所以才有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才有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问题。
今天就处在一个经济发展的换挡期，由高速的五档，一下子可能就要到了三档或者二档。在换档期增速下来了，速度下来了，但是要把质量、效益和结构这三个方面搞上去。这就是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一个转型时期，一个换挡时期，“三型叠加”的时期。这个阶段的基本使命就是消化前期的高速粗放型的增长积累的所有问题，大量的问题，这个阶段叫做挤泡沫、去杠杆的阶段。这个阶段完成了之后，中国社会会迎来一个绿色的、有效率的、有效益的、高质量的增长阶段，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
今天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为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准备。“三严三实”的问题是对干部队伍的要求问题，对干部队伍的管理问题，就是让干部队伍实现现代化，不能再按过去传统的那种不讲道德、不讲规矩、不讲法律的权力运作。干部作风要回到规范化、法律化、制度化的正常轨道上来，国际社会都是这么运作的。所以说在当前一定要对中国社会周期性的、阶段性的特点要有清醒的认识。在经济下行的这种压力下，必然的倒逼机制，逼得中国今天处在一个高政治弹性时期，强政治周期时期。就是说经济不作为，偷懒的时候，政治上必须作为。不作为的话社会这匹野马跑的没边没沿了，社会乱了套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这种强政治周期，最后要体现在各个方面，制度建设领域，干部队伍领域，包括党内的法规领域。“党的作风建设”也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好，“八项规定”也好，“反腐败”也好，都是服从于这种强政治周期，都是强政治周期在当前阶段性的表现。
当前的政治局这一级的25位政局委员的配置使用的结构上来看，这种强政治周期体现的最为明显。当前党务系统的政治局委员的官员人数达到7个人，是共产党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党的十二大的时候，政治局委员党务系统负责党务的只有三个人，今天七个人，占到了28%的比例。这种政治、国家的顶层优质的政治资源的配置使用结构，本身就能够充分的说明当前的强政治周期。从干部的角度来讲，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过去是三个政治局委员在管干部，今天七个政治局委员在管干部。这么多的有本事的人，职位这么高的人来负责党务系统的工作，来管理整个的共产党的干部队伍，聪明人就知道这个时候应当是放的规矩一点，就是总书记讲的要讲规矩，不能乱来，不能顶风作案。你要看看这个环境，这个气候，你要看这个事项。
今天搞的“三严三实”，就是这种强政治周期里面，在应对经济和社会新常态的时候，政治紧缩，政治收缩的一种典型的表现，也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三严三实”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政治领域的去杠杆、去泡沫、挤水分。通过政治领域的去杠杆、去泡沫、挤水分，最终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达到政治的规范化和效能化。第一个政治不能空转，第二个政治的运转要规范，不能随意的运转、不能瞎运转。通过政治的规范化、效能化，最终响应和回应是什么。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是新常态，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达到对经济社会的有效监管。
二、“三严三实”的政治议程及其内涵
主要就针对“三严三实”从政治学的角度，从当前的党的建设环境的角度，对它做一个简单的具体分析。
首先是“三严三实”的提出。2014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当时有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当中，对当时的安徽代表团的干部，总书记在讲话当中提出了“三严三实”的作风建设的要求问题。应当说是当时习总书记临场对安徽的代表团的干部说的一段话，但实际上是反映了总书记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一贯的思考，体现了他对新时期的干部工作的一些基本思路、基本理念、基本框架。
在安徽代表团提出“三严三实”的时候，总书记讲的很简练，那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24个字：三严，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三实，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说到根儿上去就是两个字，一个是严，一个是实。严是什么。实是什么。实讲的是结果，讲的是效果。只有严才有实，没有严谈不到实。严的问题实际上说到底是严什么。通过修身，通过用权，通过律已最终达到什么。达到对所有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职务行为的一种规范，一种规范化的要求。不是说让你这个人回去洗个澡，打扮一下，穿的漂漂亮亮，关键是对自身要求，对用权的要求，对自我要求的这些规范，最终是达到规范权力。目标指向是权，就是说人是你自己的，但是权不是你自己的，权是党的，权是属于人民的。权为民所有，那就要权为民所用。
我们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权为民所有，但是个别人拿着权，不为民所用，为自己所用，为自己的亲戚朋友所用，为自己的家族利益所用，这就叫公权私有、公权私用。现在的目的是说把权力有效的监管起来，不让权力滥用，不让权力随便用。要达到监管权力，就要达到对执掌权力的人的监管。你管你的权力，管你的职务行为就好，你管我人干什么。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