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程序问题研究.pdf

第 33 卷第 3 期2023 年 6 月梧州学院学报JOURNAL OF WUZHOU UNIVERSITYNo.3 Vol.33Jun.2023收稿日期 2022-11-14基金项目 2022 年 度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22AFX010);2022 年 河 南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2022CFX035)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程序问题研究李君阳,张志英(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摘 要 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是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核心领域,其有助于企业形成良性内生的合规治理体系,有助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有助于推动刑事理论的持续性变革。当前我国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进程中面临着 3 个方面的程序问题亟待解决,分别是相对不起诉制度无法充分契合于当前改革的发展趋势、适用范围上仍局限于较轻刑罚案件以及考验期限设置过短且无规范依据支撑。通过建立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改革的适用案件范围有序向可能判处较重刑罚的案件拓展以及科学设置考验期并予以规范化,来解决当前我国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进程中面临的前述程序问题。关键词 企业合规;企业合规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单位犯罪中图分类号 DF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535(2023)03-0009-08Procedural Problems of the Compliance Non-prosecution Reform of the Corporates Involved in the CaseLi Junyang,Zhang Zhiying(Law School,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Henan,China)Abstract The compliance non-prosecution reform of the corporates involved in the case is the core area of the compliance re-form of the corporates involved in the case,which helps corporates form a benign and endogenous compliance governance system,im-plement the criminal policy of combining punishment with mercy,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reform of criminal theory.At present,in the process of the compliance non-prosecution reform of corporates involved in the case in China,there are three procedural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namely,the relative non-prosecution system cannot fully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ur-rent reform,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is still limited to minor criminal cases,and the test period is set too short and there is no norma-tive basis to support.By establishing the compliance conditional non prosecution system of the corporates involved in the case,expan-ding the scope of the applicable cases of the reform in an orderly manner to the cases that may be sentenced to heavier penalties,and setting a scientific test period and standardizing it,the above-mentioned procedural problems faced by the corporates involved 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compliance non-prosecution reform in China could be solved.Key words Corporate Compliance;Non-prosecution for Corporate Compliance;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Unit Crime9李君阳,张志英: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程序问题研究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既涉及到企业自身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提升与完善,也关乎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真正融合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于一体。而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是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核心与重点,直接关乎改革的成败与否。2022 年 4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并于同年 8 月发布了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1。这不仅意味着此次改革不断步入深水区,更隐喻着在应然层面作出变革以回应实然层面需求的必要性显著提升。在刑事实体法方面,已有学者立足于应然与实然衔接的层面,针对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的实践现状指出了其中的刑法问题与解决路径,并提出了企业合规刑法立法的核心、原则以及具体建议2。在刑事程序法方面,也有学者基于此次改革的实践与理论现状深入分析了刑事诉讼中企业合规的立法模式与附条件不起诉问题3。相较于等待重构严谨的刑法理论与规范来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提供正当性依据,不如先着眼于程序具有解决实践操作困境的即时性优点,围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核心即企业合规不起诉展开一系列的问题梳理与对策提出。在整合已有刑法理论与规范以及改革正当性探索成果的情况下,这样既能解决当前改革进程中正当性基础不足的问题,为改革的有序扩展提供保障,又能循序渐进地积累改革成功经验,从而为刑法理论与规范的持续性变革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基于前述考量,笔者拟在阐述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价值基础上针对改革进程中面临的程序问题进行逐一梳理,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有助于我国当前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行稳致远。一、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价值基础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价值基础是此次改革正当性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在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于全国范围内推进的背景下,无论是回溯改革过往以反思总结成功经验,还是将改革继续向深水区不断推进,都有必要对此次改革的价值基础进行梳理分析。并且,对于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进程中程序问题的梳理与完善建议的提出,也都应当立足于此次改革的价值基础之上,以确保改革进程中程序问题的解决始终处于改革的正方向。(一)有助于企业形成良性内生合规治理体系虽然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外在表征为涉案企业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进行企业合规整改,在整体上表现为他律的企业合规。但是此次改革的价值并不会仅止步于强力之下的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而应当包含助力于企业自身形成良性内生合规治理体系,并且这也应当是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价值内核之一。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中的此种价值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他律之下进行的企业合规整改并不能实现对此次改革价值的充分表达,促使涉案企业自身在案中、案后形成良性内生合规治理体系才是此次改革本身所应当具有的价值。这一点在当前的改革实践中也能够予以体现,例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一中,上海 Z 公司不仅通过合规整改填补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合规治理体系漏洞并通过了检察机关的考察评估,还在合规整改后建立健全数据合规长效机制,促使了企业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显著提高1。这明显体现了合规整改后的涉案企业 Z 公司其自身形成了良性内生的合规治理体系。其次,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不仅有助于涉案企业形成良性内生合规治理体系,还有助于涉案企业以外的其他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企业自觉形成良性内生合规治理体系。例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四中,陆川县检察院通过办理涉案企业合规案件,实现了以系列案推动陆川县全县矿山行业的合规01梧州学院学报 2023 年 6 月 第 33 卷第 3 期经营,促使涉案企业以外的其他矿山企业建立了良性内生的合规治理体系。随着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进,改革本身将不再局限于仅有助于涉案企业或者同行业内其他企业形成良性内生合规治理体系,还将有助于所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企业形成良性内生的合规治理体系。(二)有助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其主旨为应当依据犯罪情节的不同,对于犯罪主体实行区别对待,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在刑事诉讼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主要表现为对于犯罪主体在不同诉讼阶段实行不同的程序处理,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对于不同犯罪主体,依据其犯罪情节不同实行程序上的区别处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指导着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推进,而且改革本身反过来也具有有助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这一点在此次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皆有体现。首先,在理论层面上,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中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表现为对于符合相应条件的企业由检察机关监督其进行合规整改,并在其通过检察机关的合规考察评估后,由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对其作出不起诉的程序处理。对于涉案企业与企业直接责任人的程序处理,也由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予以区别处理,这在企业合规的基本理念即“放过企业,严惩个人”中尤为明显。在理论层面上对于涉案企业与企业直接责任人的区别处理理论重构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与“严”。其次,在实践层面上,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实践中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三中,检察机关对于涉案企业江苏 F 公司,通过监督其进行合规整改并在其通过合规考察评估后对其作出了不起诉的程序处理1,这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程序实践中“宽”的一面。相比之下,检察机关对于直接责任人严某某与王某某则是根据其犯罪情节的具体情况在程序上予以提起公诉,这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程序实践中“严”的一面。总之,通过审视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可以发现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有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中的贯彻落实。(三)有助于推动刑事理论的持续性变革刑事司法实践可以推动刑事理论的不断变革,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自然也具有有助于推动刑事理论持续性变革的价值,这一点在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两个层面中皆可以体现。首先,在刑事实体法层面,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单位犯罪理论的讨论语境。这一点在多个方面皆有体现,例如单位犯罪归责理论的重构,单位犯罪中单位与直接责任人之间刑事责任关系的厘清,适用于单位犯罪的缓刑制度以及累犯制度的建立等,并且在诸多方面尤其以单位犯罪归责理论的变革最为显著。在以往对单位犯罪归责理论进行探讨时多是处于单位集体决定论的语境之下,但是该理论并不能使涉案企业与直接责任人之间的刑事责任得到妥善的区分。而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为单位犯罪归责理论由单位集体决定论向组织体刑事责任论的变革提供了实践基础。在组织体刑事责任论语境之下,企业负担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其自身存在合规风险,即企业在组织结构、规章制度、经营方针以及企业文化等方面存在严重合规漏洞,这为划分企业与直接责任人之间的刑事责任提供了理论基础4。其次,在程序法层面,此次改革引发的刑事程序理论变革主要体现在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构建、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以及企业合规从宽在程序法中由审查起诉阶段向侦查阶段与审判阶段的延伸等几个方面。其中,以构建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理论变革最为显著。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11李君阳,张志英: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程序问题研究不断推进不仅促使了学者们在现行不起诉制度之内探索相对不起诉制度适用于涉案企业的界限、优点以及缺点,还激发了学者们在现行不起诉制度之外探讨建构适用于涉案企业的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这一新的法律制度工具的可行性、必要性以及具体制度设计。二、我国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程序问题梳理随着改革实践的展开与深入,诸多涉及到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程序问题不断显现,也有部分程序问题随着改革中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联动而得以解决。如,随着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选任管理办法(试行)和 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这两个改革配套规定的颁布和实施,改革进程中涉及到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考察评估主体及其来源,考察评估的内容、形式与考察评估标准等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在当前改革进程中仍然面临着相对不起诉制度与改革趋势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适用案件范围上存在局限性、考验期限设置过短且无规范依据支撑等程序问题亟待解决。(一)相对不起诉制度无法充分契合于当前改革的发展趋势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不起诉制度包含了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相对不起诉、认罪认罚不起诉以及以未成人为适用对象的附条件不起诉等几种情形。其中,能够适用且主要适用于企业合规不起诉的主要为相对不起诉这一制度工具。虽然相对不起诉制度满足了改革前期的规范需求,但却无法充分契合于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发展趋势,这主要表现为以下 3 个方面。首先,从规范供给上来看,相对不起诉制度已经无法充分满足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法律规范需求。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包括 3 种情形,除了具有刑法总则与分则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免除处罚的两种情形,检察机关可以自由裁量决定不起诉的情形仅限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5。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依法进行改革是已有的正方向条件限定,加之“犯罪情节轻微”的条件规定已经严格限定了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向纵深领域推进的空间,也存在阻碍适用案件范围向可能判处较重刑罚案件拓展的可能。综合来看,如果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继续向纵深领域推进,那么相对不起诉制度必然无法充分满足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法律规范供给需求。其次,从法律解释功能上来看,相对不起诉制度已不能充分解释当前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中的司法实践现状。通过分析最高人民检察院2022 年 8 月发布的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中的 5 个案例1,我们可以发现检察机关都是在审查起诉期间对符合条件的涉案企业设定 26 个月的考验期,并在考验期开始之前或者进行中提出检察建议。在考验期结束后,通过综合评估企业的合规整改情况再辅以听证会的形式对涉案企业最终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实践操作实际上是以“附条件不起诉模式”的形式呈现的,尚不能被现行包含相对不起诉机制的“检察建议模式”所合理解释6。最后,从激励效果上来看,单一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所产生的合规激励效果不如对涉案企业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所能产生的激励效果好,而且相对不起诉这一制度工具无法充分表达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本身所应有的激励效果,其难以从激励效果的角度助力改革向纵深领域推进。(二)适用范围上仍局限于较轻刑罚案件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开始之初便面临着较大的正当性论证难题,尤其是针对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改革部分,毕竟涉案企业所具有的经济社会价值并不能成为构成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正当性基础本身。同时,加之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原则21梧州学院学报 2023 年 6 月 第 33 卷第 3 期的限定,这也就决定了针对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在一开始只能依赖于程序法中的现有规定,以可能判处较轻刑罚案件为界限。改革实践中也有试点地区的检察机关出台相关规定将适用案件范围限定为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当判处 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微犯罪案件,如浙江省宁波市7。这种适用案件范围的限定在改革之初具有合理性。通过分析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的适用范围情况,可以发现除了案例二的王某某泄露内幕信息、金某某内幕交易案外1,其他案例所涉及的刑法罪名与可能判处的刑罚均低于 3 年有期徒刑,仍然属于较轻刑罚案件的范围。即使将案例二解释为可能判处较重刑罚的案件,但是本案中 K 公司并不是严格意义上涉嫌犯罪的企业。因此,不难发现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适用范围在改革已经向全国推进的背景下,仍然局限于可能判处较轻刑罚的案件。而从域外实践经验来看,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在适用范围上多为可能判处较重刑罚的案件,当前改革进程中将适用范围局限于可能判处较轻刑罚的案件并不符合国际实践的通行做法。并且,在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已经向全国推进的改革背景下,将适用案件范围向可能判处较重刑罚的案件拓展会成为改革的必然趋势,此种情况下再将适用案件范围局限于可能判处较轻刑罚的案件必然不利于改革向纵深领域推进。因此,综合来看,当前改革进程中适用案件范围上的局限性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程序难题。(三)考验期设置过短且无法律规范支撑对于符合启动企业合规不起诉程序适用条件的涉案企业,无论是采用当前通行的考验期间结合相对不起诉的方式,还是在以后的改革进程中建立可以适用于企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其规定的考验期间,督促其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合规计划或者完善自身合规体系都是必要的。通过分析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可以发现,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设置的考验期为 26 个月。再结合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的办案期限规定现状,即纵使是取保候审的案件,检察机关的办案期限最长也不可能超过 1 年,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进程中存在考验期限设置过短的程序问题。在改革初期,因为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对象多为中小企业,且中小企业具有组织规模有限以及组织结构较为简单的特点,进行合规整改的时间要求较短,所以较短的考验期设置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在适用对象上同样包括大型企业,当需要进行合规整改的涉案企业为大型企业时,过短的考验期设置既不能满足其对于合规整改的时间要求,也不能保证大型企业合规整改的有效性。此外,检察机关对于涉案企业设定考验期的长短多规定于合规监管协议之中,不同于以未成年人为适用对象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那样明文规定考验期限的长短,其并无法律规范支撑8。此种程序问题带来的弊端有二:其一是检察机关所拥有的规定考验期间的自由裁量权无法得到法律规定的实质性约束,存在权力恣意行使的空间。相对于涉案企业来说,其程序信赖利益也容易受到侵害。其二是无法律规范依据支撑的考验期设置会反过来成为侵蚀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正当性基础的不利因素,并有损于法律预测功能的发挥9。总之,当前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中的考验期限设置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考验期限设置过短和无规范依据支撑。三、我国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程序的完善建议梳理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程序问题的目的在于找到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此解决当前改革进程中产生的程序问题。这既是为了确保当前改革有序推进的正当性,也是为了保证为刑31李君阳,张志英: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程序问题研究事理论与规范的持续性变革提供坚实有益的经验积累与资料参考。(一)建立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如前所述,相对不起诉制度已经不能充分契合于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在现行制度之外探索新的法律制度工具以契合改革的发展趋势。对此,已有学者提出建立适用于涉案企业的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对具体的条文内容进行了大胆的设想10。笔者认为建立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可以从以下 3个方面来解决前述程序问题。首先,建立适用于涉案企业的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可以在规范供给上保障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法律规范需求。在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于全国范围内推进的情况下,将改革的适用范围拓展至可能判处较重刑罚案件无疑具有必然性。相较于现行相对不起诉制度,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已有组织体刑事责任论等刑法理论的基础上能够匹配可能判处较重刑罚的案件。这意味着该种制度的确立可以保证改革适用范围向可能判处较重刑罚案件拓展时的法律规范供给,避免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前述弊端。其次,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法律解释层面可以有效解释当前改革中的司法实践现状。通过分析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一、案例三、案例四以及案例五1,可以发现检察机关都是在审查起诉阶段为企业设定一定的考验期,在考验期结束后通过综合考察评估企业的合规整改情况,然后再决定是否对企业提起公诉。此种实践模式实际属于“附条件不起诉模式”,不能为当前包含相对不起诉机制的“检察建议模式”所充分解释。但是,此种情况下的解释困境可以通过建立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予以破解。最后,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合规激励效果上要优于相对不起诉制度,将两者的激励效果加以整合有助于改革实践的推进。相较于“检察建议模式”中适用于企业的相对不起诉制度,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可以将企业在不起诉决定作出前置于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有助于激励涉案企业通过进行有效的合规整改来换取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在合规激励效果上,后者明显优于前者。并且,两者可以一同构成并丰富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本身。通过将两者在适用案件范围上进行梯次配置,可以将两者的合规激励效果进行整合,以完成对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激励效果的充分表达,并以此助力改革实践的推进。(二)将适用范围有序拓展至较重刑罚的案件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于全国范围内推进的背景下,将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适用案件范围有序拓展至可能判处较重刑罚的案件是必然的趋势。这一点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二以及后续的答记者问中皆能体现11。有学者主张将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案件范围限定于直接责任人可能判处 3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12。该观点在改革初期虽有一定合理性,但是随着改革向纵深领域的推进,该种观点就值得商榷。实践中已有试点地区的检察机关对这一趋势进行了积极探索,如在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试行企业合规工作办法 第二条“适用条件”的规定中便将可以对涉案企业作出宽缓处理的范围扩大至直接责任人可能判处 3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13。笔者认为可以借鉴上海地区的实践经验直接将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由原来的直接责任人可能判处 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案件有序拓展至直接责任人可能判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将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适用范围拓展至直接责任人可能判处较重刑罚的案件是此次改革的发展趋势使然,要想破解实践中适用41梧州学院学报 2023 年 6 月 第 33 卷第 3 期案件范围上的局限性程序弊端无疑也要顺应这一趋势。并且,将适用案件范围有序向可能判处较重刑罚案件拓展这本身也可以助力改革向纵深领域推进。其次,在梳理适用案件范围变化中的理论逻辑时,最重要的是不能以相对不起诉制度的旧有思维来审视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相对不起诉制度中“犯罪情节轻微”的条件规定实际上已经限定了改革的适用案件范围,但是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刑法单位犯罪分离构造以及涉案企业组织体刑事责任负担定性的情况下,明显可以匹配更重的刑罚案件范围。通过在适用案件范围上向可能判处较重刑罚的案件有序拓展,可以避免建立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时造成其与相对不起诉制度因适用范围的重叠而产生程序价值递减。并且,通过将两者在适用案件范围上区别界定,可以形成应对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程序问题时制度工具上的梯次配置,从而在合规激励效果整合后实现对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本身激励效果的充分表达。(三)科学设置考验期并将其规范化针对前述考验期设置过短以及缺乏规范依据支撑的程序弊端,所应当采取的完善策略必然是科学设置考验期并将其规范化。首先,解决考验期设置过短程序弊病的方法并不在于单纯地延长考验期,而是应当科学地设置考验期。因为考验期设置的过短或者过长都会成为侵蚀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正当性的不利因素。针对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设置 212 个月考验期的实践现状,有学者建议应当延长至 13 年,甚至 15 年11。也有学者认为考验期应当设置为 12 年,并根据适用对象的不同分层设置不同的考验期12。笔者认为将考验期设置为 15 年过长,并不合适。而将考验期设置为 12 年,并根据适用对象的不同进行分层设置的主张也不可取。因为将考验期限制在 2 年以内,未必能够满足超大型跨国公司进行合规整改的时间需求,期间上限过低。并且分层设置考验期的做法既容易使考验期间机制本身僵化,而且也无科学依据。笔者认为可以将考验期设置为13 年,并将考验期设定为弹性期间,由检察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这样既可以提高期间上限,为以后超大型企业适用于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提供制度空间,又能够避免考验期间机制的僵化。其次,解决考验期过短且无法律规范支撑问题的方法在于将考验期在刑事诉讼法中予以明确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未成年人适用于附条件不起诉时的考验期设置为 6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在涉案企业合规考验期的设置上也应当借鉴这一点并在刑事诉讼法中予以明确规定。同时,考虑到相对不起诉制度与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区别在于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而非企业规模大小,并且涉案企业合规考验期机制本身同样存在被其他合规参与主体适用的可能,如公安机关适用关于考验期的规定参与到对企业合规整改的监督之中。所以,关于考验期设置的规定既不适宜与现行的相对不起诉制度或者以后可能建立的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规定在一起,也不适宜规定于相关规范文件如 指导意见 以及司法解释之中,而应当在法律中通过特定条款予以单独规定。具体可以结合考验期的设置存在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的这一特点,将关于考验期间的具体条款明确于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编即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之中的第三章提起公诉部分。通过在法律层面予以规范,从而可以保证实现各参与主体适用涉案企业合规考验期机制时的统一。四、结语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已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在应然层面进行相应变革以回应实然现状之前,有必要对此次改革的核心领域即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中的价值基础进行阐述,对程序问题进行51李君阳,张志英: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程序问题研究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程序完善建议。首先,在价值基础上,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不仅有助于企业形成良性内生的合规治理体系,还有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中的贯彻落实,更有助于推动刑事理论的持续性变更。并且,对于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价值基础的分析,决定了梳理此次改革进程中的程序问题以及提出相应程序完善建议的意义。其次,对于改革进程中面临的程序问题,通过建立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将其与相对不起诉制度相结合,可以充分契合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发展趋势;通过将改革的适用案件范围有序向可能判处较重刑罚的案件拓展,可以解决改革进程中面临的适用案件范围存在局限性的程序问题;通过科学设置考验期并将其规范化,可以解决考验期设置过短且缺乏法律规范支撑的程序问题。总之,通过对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进行价值基础阐述、程序问题梳理以及提出相应完善建议,这不仅能为刑事理论与规范的持续性变革提供有益经验积累与资料参考,还能为当前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正当性基础,更能为解决当前改革进程中面临的程序问题提供路径支持。参考文献1 李海洋.最高检发布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N.中国商报,2022-08-23(3).2 周振杰.企业合规的刑法立法问题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5):42-54.3 李玉华.企业合规与刑事诉讼立法J.政法论坛,2022,40(5):91-102.4 黎宏.组织体刑事责任论及其应用J.法学研究,2020,42(2):77.5 刘岳,李诗江.相对不起诉适用条件与法律意义N.检察日报,2018-04-20(3).6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合规激励模式J.中国法学,2020(6):227.7 陈东升,王春.“合规考察”护航民企健康发展N.法治日报,2020-09-23(4).8 李文华,吕帅.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于企业合规案件之立法构想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8(3):340.9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78.10 隋莉莉,徐建军.涉案企业合规刑事立法路径探索J.中国检察官,2022(13):38.11 孙风娟.深化典型案例示范指引 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N.检察日报,2022-08-11(1).12 肖沛权.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实践流变、价值及其构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4(5):158.13 李玉华.企业合规本土化中的“双不起诉”J.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28(1):27.14 张栋,袁志尧.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优化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4):82.15 李海峰.刑事风险下企业合规引入公诉激励的现实逻辑与实施路径J.江汉论坛,2022(6):120.作者简介 李君阳(1996-),男,河南鹤壁人,郑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学。通讯作者:张志英(1977-),女,河南杞县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证据法。(责任编辑:覃华巧)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