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论.doc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讲义一
 —— 一位大学教授的文化讲义

　　第一讲　中国传统文化漫谈
（－）我之态度
　　我喜欢文化，但我之喜欢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一种单纯的喜欢，而是欣赏加调侃。欣赏，不是用现实主义的眼光，而是用审美的眼光，比如大家都骂封建社会女人裹小脚不人道，残忍，我却要鼓掌若干遍，妙极，好看。现在的女人为了美，那也是掂刀弄枪的，割眼皮用刀，打耳孔用枪，没有点牺牲精神，美从何来？再说，已经有学者从科学角度解释了小脚的好处。脚小，为掌握平衡，走路自然要扭动腰肢，大家就省了减肥了，更重要的是，不用受那西方女人的束腰之苦了，看西方电影，那乱世佳人斯佳丽们穿个裙子，憋气不说，还得奶妈一旁帮忙拉拉链，咱们看着，替她们急得慌，光想上去帮个忙。可男人不能上去帮忙，这就是个文化问题了。至于小脚女人扭胯扭得蛮活，生孩子时不容易难产，更是公认。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的调教下，中国女人开始艺术化，每个女人，都是一件艺术品，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娉娉婷婷，比西方的那些地动山摇的大脚板子们美丽多了，北大教授辜鸿铭13岁留洋，通晓英、法、德、日、意、拉、希等多种语言，但是在抗拒西方腐朽生活方式面前，可谓一大民族英雄，归国后第一件事就是遍寻中国小脚女人作自己的妻！哥们坚持中国传统，不容易哪！
　　这么说，大家可能认为我很没同情心，那你就错了。读历史少了，读的时候你可能老想哭，可读得多了，你就哭不出来了，由哭渐变为傻笑了。我属于后一种。读书愈多愈反动，说的可能就是我这么一种人。
　　说到这里，大家还可能觉得我不严肃，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严肃，哭笑不得是我心灵的常态。河清涟女士说，内心深处，她认为追求心灵自由是件很神圣的事情，但这种神圣在这个日益痞子化的社会里却饱受奚落——在这种嘲笑道德与崇高的的痞子氛围中，追求心灵自由竟然要以半嬉皮的方式去掩饰。她认为这是时代的悲剧。我很喜欢何女士，但她的这段话我只同意一半，没办法，悲剧还在继续，我只好继续嬉皮下去，对我来说，嬉皮就是我心灵的武器，还是我存在的证据。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何种姿式滑过心灵的天空，早有定规。第一，学得权与术，货于帝王家。第二，远离权与术，采菊东篱下。中华文化五千年，中国知识分子都成精了，冒傻气的没有几个。朱熹那老夫子，天天喊着灭人欲，存天理什么的，可他老先生不但发挥了人欲，连兽欲都捎带着发挥了。宋人叶绍翁的《四朝见闻录》载，朱老夫子“引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与官所，则与偕行，谓为能修身也，得乎。”后被人弹劾，天字第一号老流氓，皇帝宋宁宗都不愿意他了，朱夫子赶紧上表请罪： “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什么玩艺儿啊他！
　　犹太谚语云：“人类一思索，上帝就要发笑。”我想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严肃，上帝就傻笑。我最欣赏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边走边喝，沉醉终日，别人独醒我独醉，身后常带一持锨童子，曰：死即埋我！真酷啊！
　　其实不是不想严肃，实在是别无选择。
（二）我之眼光
　　不知是中了邪，还是天性使然，总之，我是个怀疑论者。私下认为，集权统治下，怀疑是学人得以特立独行的首要品质。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古希腊的怀疑学派搞的一个典故：老师掉河里了，学生不但不救，还在岸上踱步。他不是在想黄继光，也不是在想刘胡兰，更不是在背毛主席语录，他想的是－救老师上来，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同学们，这就是哲学。中国也有怀疑论者，比如庄子和他的蝴蝶，但遗憾的是，这么一种精神没有留传下来。总之，学文重在独思，更在于独特的眼光与视点，所以才有三只眼看世界，一只眼看某人等之类的文栏。学史更需要这种眼光，举一个例子，比如教科书上常说，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领土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大。同学们一读，就神经反射般的自豪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自豪，从没听说，一个猪长得肥，它身上的肉就有资格跟着自豪呢。谁让大家自豪呢？说穿了，是长期教育导致的定性思维。其实，大一统，中央集权，多民族国家，更多的是一种帝王思维，不知道小民百姓们跟着傻高兴什么。大一统，天下和平，当然对百姓有利，但更对执政者有利，老实讲，苛政下的百姓，其生存状态比战乱时也好不到那里去，如始皇统治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整整打四年，才打死800万，而我们不用战争，三年人灾，就饿死这么多，比战争厉害多了！集权下的专制，官不得私论，士不得私议，民不得私说，对于不自由勿宁死的知识分子来说，生存于其间，也就行尸走肉罢了。所以，集权下的文化，灵魂是死的。
　　近来流行的电影《英雄》,老张同志导的，不知大家看过没？一看吓一跳，真英雄，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原来却是暴君始皇同志。忽忽，艺谋同志胆子好大呀!后来一想，老张不一定是胆大，可能是在玩滑头，调侃历史。泽东瞧不起秦皇汉武，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艺谋听了，挤上一只眼，哼：数天下英雄，还看始皇！
　　不管艺谋同志玩什么花招，总之，给我们一个启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思想史，摆脱不了为时人所利用的命运！在网上，同志们说得豪爽点：历史就是个婊子，人尽可夫！何清涟女士说得文雅多了：历史就是个小姑娘，任由人打扮！这就要求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多一只眼，怀疑的眼，清醒的眼。包括我讲的课，那也是一家之言，同学们觉得不对，找材料反驳我，当年马寅初发表自己的人口论，每天在校园里转着圈子看北大学生们写给他的大字报，老先生越看越伤心，检讨说，身为北大校长，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没一个能从理论上驳倒他的，都是标语口号式的漫骂，作为一校之长，失职啊。没办法，老先生只好给他们检查错别字，圈好，让造反学生们回教室重抄一遍。一句话，学生重在质疑，没有疑问，白上大学。教育是培养公民而不是培养奴才。鲁迅能从仁义道德的的字缝里看见吃人两个字，先生可能长了一双猫头鹰的眼。我们拥有不了猫头鹰的眼，至少不要让自己成为黑瞎子。北岛对着天空叫：我不相信－天空是蓝的！
　　叫得好哪！当然，历史的本性决定了我们怀疑非常可怜。学者周宁说：严格说来，历史经常不是记忆的工具而是遗忘的工具，历史与其说是让我们记住过去的事实，不如说是规定哪些事实应该让我们忘掉。周先生说得太对了，比如文革，只让我们知道我们能知道的，却不让我们知道不应该知道的，巴金提出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但是时至如今无人再提，这个愿望，只能随着巴金老人走进坟墓了。学历史，本是鉴往以知来，但是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往往不是教训。我们常说，历史不会重演，可周宁说，如果历史重演，最大的可能就是，我们将把曾经的辉煌和永久的灾难重新演上一变。这，让我想起了拉丁美洲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希望大家有机会看看这小说，里面也有我们的影子。
　　对着历史叹息，不是我们的选择。三只眼看历史，可能是我们的最佳选择，苹果不是只有一种吃法，未来的你们，要吃历史这碗饭，所以给大家介绍几位吃法独特的学者。吴思，著有《潜规则－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何清涟，本科读历史，读研则读经济学，文章老辣深厚，著有《现代化的陷井》，《我们仍在仰望星空》。最后一位，黄仁宇，著有《万历十五年》等。
　　(三)　关于文化
　　文化的内涵如何界定？至如今，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尚不能得出定论，除了多维视野的原因外，还有语言学角度的客观歧义。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总和。开个玩笑，一个男人站街角，呸一口唾沫飞出去，就是一个文化现象了。如果是两个女人，一个哼一声儿，一个呸一声儿，这文化就复杂多了。文化的广义性，导致研究文化的人，常常有狗啃刺猬难下嘴的尴尬。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说：“我被托付一件困难的工作，就是谈文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磨。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文字范围它的意义，这正象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之外，它无所不在。忽忽，讲到这里，同学们就会发现，这家伙抄袭我们的道家始祖，试看老子原话：“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皎（原字打不出来，用皎代用，意思一样），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物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用不着翻译，大家就能看出来，洛威尔抄袭老子，仅把名称换了一下，老子谈的是道，这丫改成文化了。这里开个玩笑啊。
　　狭义上讲，文化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在此基础上，又根据视角的不同，对文化结构进一步分类
　　首先，从时间角度上讲，有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
　　其次，从空间角度讲，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
　　其三，从社会层面上讲，有贵族文化，平民文化，官方文化，民间文化，主流文化，边缘文化（姜义华先生分之为规范性文化，非规范性文化，半规范性文化。这种分法比较新颖，所以着重介绍一下。所谓的规范性文化，姜先生认为是以儒家经典为经，以历代官修史志为纬，在长期流迁演化中广泛吸收了道、法、阴阳、纵横、玄、佛诸家学说而形成的经史文化，是中国小农社会的具有最高权威的规范性文化。与此相应的，则是普遍存在于一般民众中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与人的种种关系，风俗，习惯，信仰，追求，日常心理，潜在意识及形形色色的成文或不成文制度中的非规范性文化。除去这两种文化之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半规范性文化，指雅俗程度不一的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对经史文化呈半游离状态的各种文化教育，宗教娱乐活动，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等俗文化代表作。当然了，我觉得姜先生的分法似乎只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才有效）。
　　其四，从社会功用上，分为礼仪文化，制度文化，服饰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
　　其五，从文化的内在逻辑层次上，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四个层次。
　　其六，从经济形态方面，　又有牧猎文化，渔盐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之分。还有人在其中搞着色，黄色文化，蓝色文化什么的。
　　除此之外，还有分得更俏皮的，比如张远山先生在他的《上下五千年》的文化随笔中，把文化分为头脑文化，胸膛文化，腹部文化与下半身文化。下半身又被他分为两段，为胯部文化与胯部以下文化。他说，以唐中叶（安史之乱）为界，此前是中国文化上半身，此后是中国文化下半身。细分的话，从尧到周，即公元前3千年到公元前552年孔诞生，约2500年，是中国文化史前时期，尚没有头脑。孔子诞生前后，春秋战国，中国进入了头脑文化时代。秦始皇在一统，集权加专制，胸脯拍得啪啪响，中国进入了胸膛时代。汉朝拍得更响了，拍得匈奴大兵都哆嗦。霍去病墓关的石猪石马，一看就知道是最没头脑的人刻的。最有头脑的司马迁，却被最没头脑的武帝阉了下半身。也是这个没头脑的汉武帝，宣布独尊儒术，导致中国两千年的知识分子大都成了无脑人。总之，张先生这么分，分得很俏皮，之所以给大家罗嗦这么多，无非是想给大家一点启示，同学们如果有兴趣，不妨独创个分法来。
　　近来，研究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说到这里，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和他手下的高级研究员哈里森合编的一本书-《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他们的研究，在文化方面提出了诸多有深刻意义的课题。比如亨廷顿对比了一下加纳和韩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发现20世纪60年代两国的经济水平惊人的相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等，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彼此相近，绝大部分是出口初级产品。韩国当时仅生产为数不多的若干工业制成品，他们接受的经济援助水平也差不多相等。30年后，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经济名列世界第14位，大量出口汽车，电子设备及其它高级制成品，人均收入接近希腊的水平，此外，它在巩固民主体制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加纳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十四分之一。如何解释？亨廷顿判断，文化在起重要作用！
　　那么这对我们有一个启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否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现在的不发达，是文化的原因？体制的原因？地理的原因？仰或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而文化与体制，与地理又是什么关系？这都是当前社会学界非常感兴趣的议题，希望咱们的学生也能参与进来。长远看，文化为体制之母，短期看，体制的变更，可能对文化产生影响。这对我们当前的中国，启示不小：长期落后，当然是文化的原因，是文化造就了中央集权。而以改变中国的困境，则不是改造文化，甚至也不是鲁迅先生的改造国民性，而是推行政治民主改革。欲救中国，必救文化；欲救文化，则必改体制；欲改体制，则文化先行革命。说到这里，简单谈一下传统文化的两个概念。其一，什么叫传统文化？它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其二，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它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这么一大堆内容，看着就象刺猬，我们从哪里下嘴？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一直给在学生们交待，随便干什么，一要看天赋，二要看兴趣。可怜见的我没天赋，只好围着兴趣转了。我喜欢哪一部分，就给大家讲哪一部分。儒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喜欢的，就不给大家讲了，比如吃饱了撑的，才搞的书法艺术，比如文字狱当头，明清学者搞的那个考据学。打死我我也不给你们讲。至于其它课题，如果大家实在喜欢，倒可以给我提出来。教材没意思，我准备完全抛开，拟讲的议题有：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男人、中国文化中国女人、中国贪官文化、中国清官文化、中国农业文化、中国婚姻文化、中国葬礼文化、中国传统道德、中国改革家、中国外交、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在下头嘀咕了，那考试咋办？别提考试，一提我比你们还头疼。看着白花花的纸被弄在试卷，每一学期成吨成吨的那么浪费纸张，我心疼啊，都是原木变过来的。小日本森林覆盖率65%，我们才16%，我们中国每年出口及内需一次性筷子450亿双，小日本用过后再回收，制成木浆再卖给咱中国。总之啊，我不能看白花花的考试卷，一看就晕。我最欣赏的是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谈话考试，老师抽几个同事，跟自己的学生聊聊天，这考试就完了。按我的意思，文科的东西，重在精神，凡是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可能恰恰是最没用的东西。而有价值的东西，根本不需要死记。比如某某某哪一天死了，哪一天活了，记这些有什么用？真用的时候，查一下不就得了？如果由着我的性子来，我会出开试卷后，贴在自己背上，在校园里溜达三天。问题是，我这么一干，我就完了，要丢饭碗，你们也完了，再也遇不上这么开明的老师了。试卷考试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我们反传统，结果，糟粕继承下来了，精华则丢了。举个例子，诸葛孔明的《隆中对》，是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谈话考试；他的《出师表》又是历史上最完美的开卷考试。试卷考试不可免，怎么办？好办，业余时间你们自己看看教材，背那么一背，我倒不心疼你们，反正你们脑子聪明，背书对你们是小事一桩，说来说去，我还是心疼那纸啊。
　　之所以开这么一门科，是想让大家多了解文化，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学得深，才能看得真。比如中英鸦片战争，它更多的是一场文化战争，以后咱们作一个专题再细讲。再比如现在，我们一般的学生老是纳闷儿：西方吃饱了撑的？为什么天天给咱上人权的文化课？而且冒着被咱的左派小子骂得狗血喷头的遭遇还是坚持讲？其实是一些人不了解基督教文化。中国文化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人自扫门前雪，邻居在家打老婆，咱假装没听见。基督教文化也是推己及人，却是反着来：己所欲，施于人。谁在家偷偷打孩子，我告你。不信的话，请看电影《刮痧》，中西文化冲突尽在其中矣。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讲中国传统文化，对比西方文化精神，希望每一个同学，看五千年历史，观八万里环球，独仗剑，走天涯，三只眼，看天下，天地之间，人为尊！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讲义二

第二讲　中国文化中国人

(一) 看不懂的中国人
　　日本学者松本一男在其著作《中国人与日本人》里概括中国人的特性为：不可理解的国民。此话若说与西洋人，估计能引起他们的同感，因为凡是与中国人打过交道的洋人都多多少少的产生过这样的疑惑：中国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老实说，想用简单的语言把中国人概括全面，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普通人不行，学者也不一定行。从明清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到中国学者，如严复、林语堂、鲁迅、柏杨、金紫千等，都著文著书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剖析过中国人，先把书目列给大家：
　　松本一男《中国人与日本人》
　　明恩溥　《中国人的特性》
   利玛窦　《利马窦中国札记》
　　林语堂　《吾国吾民》
　　柏杨　　《丑陋的中国人》
　　金紫千  《中华文化之魂－研究中国人》
　　另外告诉同学们，柏杨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曾经惹恼诸多爱国小青年。所以，另请大家看一下日本的地球物理学家高桥敷所著的《丑陋的日本人。有学者认为，中日同文同种，不管此观点对否，不妨把丑陋的日本人做咱一个参照系。
 列完参考书，话题打回。外人认为中国人不可理解，我认为那是他们头脑太简单。或者说，他们的文化太简单了。中国人所谓的不可理解，其实是中国文化的丰富复杂所决定的。李泽厚曰：“人是文化的积淀！”金紫千曰：“人是文化的灵魂！”我说：人是文化的载体！中国文化的复杂丰富，决定了中国人民的不简单！
 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是"三教九流"，指三种宗教和九种学术流派。关于“三教”，据记载此说起于三国时代。吴国的孙权和上书令阚泽谈话中所提到的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　　
“九流”，指先秦的九个学术流派，见于《汉书·艺文志》。这九个学派是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三教九流成了贬义词，泛指江湖上各种职业。九流也被人分作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再加上某些学术流派的失传，所以现在学人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定位为三方五家。三方是儒、道、释，五家为儒教、宗法传统、道家、道教、佛。当然，还有用九流这个概念的，比如有些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综称为十家九流，这十家是，中国儒家、中国道家、中国佛家、中国墨家、中国法家、中国名家、中国兵家、中国阴阳家、中国纵横家、中国农家。总之啊，这么一列举，可看出，咱们家当还真不少。有这么丰厚的文化家底，咱们的国人当然不简单了，随便一个中国老太太，哪怕她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她身上的文化色彩也是五光十色，老外看得五迷三道的晃眼儿。举例证明，一个妇人嫁人嫁得不对了，老挨丈夫打，她谁也不埋怨，就怨自己命不好——我命苦啊。儿子没养活，夭折了，她会自我安慰曰：天意啊！天命是谁的思想？孔家老二的。孔二的天命论大家可能都知道，高深莫测谓之天，无可奈何谓之命。这时候，你能看出这女人信儒。可是一旦儿子长大，娶了媳妇忘了娘，或者游手好闲赌搏吸大烟什么的，老太太会拍着膝盖哭诉：“报应啊，老天爷，我作了什么孽了，给我这么一个不孝子（或曰败家子）。”这时候，老太太她好象又信佛了。可是你看她桌子上供的牌位，分明又是“太上老君在此”！太上老君是谁？道家创始人老子是也，因为跟唐家李氏王朝同姓，所以难免开后门之嫌疑，被李家封了个“玄元皇帝”,道教徒称他为道德天尊（又称太上老君）。周宁也说，“中国人同时信三教：尊孔祭祖，炼丹修真，烧香拜佛”。问题是，中国人不只信这么三教，他跟吃火锅似的，逮什么都往里头煮，所以，他到底信仰什么，他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呢，害得老外不得不跟着中国的歌星唱：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相形之下，还是中国学人能看个八九不离十。比如林语堂，他认为儒道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中国的士大夫一般是外儒内道，儒是入世的，积极的，道是出世的，消极的。奇怪的是，这么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恰好完美无缺地和平共处于中国人身上，而且有时候还分段体现。比如当官时，他就是儒，贬官时，他就是道了，比如苏东坡。以至于现在的人给自己定座右铭，还是儒道各半，叫作：以出世的态度干入世的事业。也就是说，干事的目的是儒，干事时的态度则是道。或者说，成功了就是儒，失败了就又变做道，总之，象变戏法似的，怪不得人家洋人眼花，却原来是咱们心花，玩的手法也花。
 中国人不可理解，还有一个原因。有学人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早熟的哲学。梁漱溟在其《东方学术概论》指出，人类学术无非研究三个问题：
 第一，人对物的问题。人类征服自然，产生自然科学。
 第二，人对人的问题。人与人相处，产生社会科学。
 第三，人对己的问题。人与自己的较量，产生宗教。 
 梁认为中国学术早熟，不注重解决第一类学术问题，却直奔第二类第三类学术。比如儒，便是中国最早的人际关系社会学，尼采那疯子把中国的儒骂作中国把戏，骂作庸俗的世俗哲学，估计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因为欧美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的是个人自由，至于人与人关系却被完全忽略，直到后工业化时代，美国才出现个卡耐基，教人《如何推销你自己》，咱看着就象幼儿园小朋友的入园手册。如果说儒是第二类学术，那么中国的道则是介于第二类与第三类的学术。既调节人际关系，又调节人本身，至于佛，则完全是第三类学术了。那么学术早熟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呢？第一，导致中国不重科技的传统，第二，导致国人提前看透人生。庄子认为人生如梦，可尼采那疯子说：人生既使是一场梦，也要做得有滋有味！相形之下，中国人视生如死，视死如归，生不如死，死即是生，颠颠倒倒，令人哭笑不得。单说庄子，妻子死了他不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这且不说他，等他自己要死了，弟子欲厚葬他，他说，不可，别葬我，随便扔个地方吧。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晨为珠玑，万物为葬品，多好！弟子曰：怕乌鸢吃尸。庄子回曰：在上乌鸢吃，在下蝼蚁食，夺彼而与此，不太偏心了吗？壮哉庄子，只可惜中国远古时就出产这么聪明绝顶的人，绝不是什么幸事。
早熟的学术，带出的是早熟的国人。一代比一代聪明，一代一代的把早熟进行到底，儒家的中庸，被玩成了抹稀泥的首鼠两端的滑头哲学；道家的超世，被玩成了明哲保身的缩头乌龟哲学。老是老滑头，小是小滑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临头让三分；饱经世故少开口，看破人情但点头。知识分子如此，当官的更如此，否则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也不会出现“不战不和不降不逃不死”的两广总督叶名琛那样的老不死的不字主义的官僚来。至于老百姓，虽然识字不多，可是却不傻，也知道：吃饱点儿，穿破点儿，见了当官的走慢点儿，拐过弯去跑快点儿。中国人如此早熟，那晚熟的半生不熟的老外当然看不懂咱了，累死他们！
（二）农业经济与中国人
中国的经济基础是深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它对国民性格的养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首先，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方式，导致国人先天没有合作意识。发展到现在，是中国人私德良好，公德没有，有人写文章概括为《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自家的小院里那是经营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可是，一到公众场合，就不行了。在中国人家里，对待客人那是热情又大方。可是站站牌下等公共汽车，挤起座位来，同样是热情不客气。看梁漱溟先生的回忆，有一个细节特别有趣。先生八岁时八国联军进北京，美国大兵进他家搜查，最后临走时吵吵了一句：大门口太脏了，要天天打扫！看到这里，不由得哑然失笑，中国人只扫自己的门前雪，看来不假矣。总之，小农式的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直接导致国人先天缺少合作意识，没有利他主义，社会公德自然不怎么样了。延伸到现在，表现为，假冒伪劣盛行，整个社会普遍缺少诚信。商业中需要的游戏规则，在小农意识面前没有立足之地。前年我们的高考作文题是"呼唤诚信"，用意是良好的，但是中国孩子一个也不傻，一看就知道出题者的意图，明白自己应该选择什么，结果，呼唤出来的仍然是假诚信。
其次，长期面朝皇土背朝天，两眼向下，土里刨食的耕作方式，又导致了国人的保守精神。小时候闲来无事的时候，我经常坐墙根儿观看家里的母鸡是如何寻找食物的，它在石榴树底下刨啊刨啊，下面什么都没了，还刨，直刨得我替它着急，一颗石子扔过去，惊得它逃窜不已，十分钟以后，你会发现胡汉山它又回来了，还刨那个地方。长大后，我老是考虑，中国人的农业耕作是不是与鸡的生存方式有着相通的方面？保守，则决定了国人先天缺少开发精神，缺少探险与浪漫。土里刨食，衣食之来源，命之所系，又决定了中国人对土地的浓厚感情，背井离乡不过是灾荒年间无可奈何的选择，安居乐业，叶落归根才是国人的理想生活和最终宿命。如今，如果不是农业早已成了没有剩余的产业，老百姓也不会浩浩荡荡的出门打工的，因为心里头，他们仍然恪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理想。
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欧洲人善于探险，而中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探险家。你会说，中国有个郑和，不错，可惜郑和所经之路，中国的小海盗们早就经常走动了，郑和只不过是规模大点。郑和一次出动200艘大船，随行人员2万5千名，而哥伦布的探险队伍，也就3只帆船，90名随员；麦哲伦的环球，无非5只船，265名船员。大家觉得，西方人更象是探险呢，还是郑和更象探险？在我看来，郑和的行为，不是探险而是示威，从古到今，我从来没听说那个国家的探险队伍能达到两万人马呢，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开赴中国的远征军也就4000千人而已。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观注一下中国八十年代兴起的探险热。1985年，四川乐山人尧茂书驾"龙的传人"号漂流筏，抢先在美国人之前漂流长江，不幸遇难。尧的探险，一开始就讲上了政治，成了事关民族尊严的大事，随后，类似的民族英雄层出不穷。听听河南队的队歌：漂流长江，坚定信念，我们是中华民族热血汉......听了这样的歌，你感受到的是饱满的爱国热情－大刀，向日本鬼子的头上砍去！
也许，正因为我们骨子里缺少探险精神，所以才把探险当作上战场，甚至当作上刑场，象1986年、1987年的"首漂长江热"、"首漂黄河热"，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中国人自己被自己的爱国热情感动不已，慷慨不已，直闹得肯沃伦迷惑不解，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
美国人哪里明白？中国人的探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探险。老实说，它就是一场中国人自己头脑里臆想出来的抗美战争（比如某大腕在春节联欢会上演小品，与在美国留学打工的儿子通电话，这电话打着打着，就打成抗美战争了，老子悲愤的说与儿子，等以后咱们中国怎么样了，让那老美来咱国家端碗洗盘子！中国观众把它当作爱国讲演了，掌声大起。美国观众看不明白了，说：如果开的工资高，我们愿意去你们国家端碗洗盘子去！老美还是不明白中国人。第一，中国人认为端盘子是丢人的活；第二，中国人认为在美国上学打工就是遭受美帝国主义剥削，第三，一般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留美学生通常是在华人餐馆里打工，而克扣留学生工资的，也就是咱华人老板敢干。总之，我们的人民情绪，有时候很滑稽的。）！历史上，我们的探险不是出自人性利益的驱动；现在，它又不是出自队员个人的内心的爱好，从古至今，它就是政治运动，也许，这就先天注定了中国探险的悲剧性。如今，中国探险不再与政治，爱国等亲密接触了，但政治作秀，道德作秀与商业炒作奇妙的混合到了一块儿，令人反胃。勇士们说：没有探险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话没错。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探险精神从何而来？
其三，农业是靠天吃饭，儒家提出"天人合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道家则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处世格言，导致国人重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最难过的，下场最不好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至于某些历史人物对待自己的失败，也完全忽略人事，推之于天意。比如西楚霸王被汉军追杀得只剩28骑的时候，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里看出，即将失败的霸王，把自己的失败推之于天意，那么为了证明"非战之罪"，霸王拉开架式，要给大家来一次最后的表演："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霸王最后"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即伏曰：如大王言。这里我们看到，霸王一直提到天亡我也，绝对不是虚荣心所致，而是确确实实在听天由命了，因为紧接着在乌江渡口，有逃生机会的霸王演出了最悲壮的一幕，他笑对撑船以待的乌江亭长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壮哉项王，只可惜，临死还信天命！至于近代志士如谭嗣同，维新失败了，也归于天意，临上刑场前，喊的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历史英才如此，小民百姓更是走路跌个跟头都认为是天意，所以，国人性格中最明显的特性便是重天命，轻人力，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不信，请参考余华的小说《活着》。
其四，中国农民稳重实在的一面，也是农业生产决定的。小农们都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所以，精心侍候那几亩庄稼，会被邻人视作最大的美德。但是农业生产要求四时更替，对时间的精确性不作要求，所以，中国人不讲精确时间，不重效率。同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又导致国人炕头时间比较长，没有其它乐子可寻，便导致“农业副产品收入过多”，林语堂总结为“生殖力高”“好色”，其实，老先生只看见了表面现象，忽略了其后的经济背景。正因为农业生产不需要时间的精确，效率的高效，相对应的，中国政治体制里才会出现官僚主义作风。一句话，小农与官僚是一对双胞胎，有小农，就有官僚，有小农经济，就有专制统治。这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是互为作用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言，西哲的断言是对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小农的理想就是温饱问题，那么民主了，自由了什么的，就永远不是小农们最切实的目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根深蒂固。
说到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下个断言：西方式的个人自由与民主政治，在未来的时间里，将继续与我们无缘。且不说中国文化的原因，单从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就能得出这个结论。这方面，我比较推崇何清涟的观点。按何女士的划分，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由三大类构成：精英层，中下层，边缘化集团。何清涟统计了一个数字，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大约700万人，占从业人口的1%；中下层的上层，也就是知识精英层，约2930万，占从业人口的4%；中下层的的中底部，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大中学教师等，约8200万，占从业人口的11.8%；中下层的下层，包括工人，城乡两栖农民，约4.8亿，占从业人口的69%；最后是社会边缘化群体，包括农村困难户与城市下岗人员，约1亿，占从业人口的14%。从这一组数据里，我们可以发现，　中下层的下层与社会边缘化群体构成了83%的庞大的社会底层，老实说，这一社会底层的奋斗目标就是温饱与生存。这一点，我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来分析的，总之，如果人的温饱尚未解决，安全感没有着落，那么，其它的高层次需求，自我实现了，民主自由了，就只有靠边站了。那么这就给当下我们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流派一个启示：你们所呼吁的，也许离大众太远了，所以，你们听到的，将只是自己的回音。悲剧啊，同学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研究一下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看他们在为哪个阶层呼吁，很有意思的。
（三）宇宙观与中国人
宇宙观方面，远古中国人信奉的是盖天说。所谓的"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就是盖天说的基本原理，其理论到春秋时已系统形成。汉朝时，又出现了浑天说和宣夜说。宣夜说认为天地没有一定的形质，日、月、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等都飘浮在气体中，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学说在东汉后基本失传，至于浑天说，战国时的慎到（约公元前四世纪）就曾经说过："天体如弹丸，其势斜倚"（《慎子》）。这可能是现在能够见到的古代文献中最早的关于浑天思想的明确记载。慎到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天是球形的概念，这个天球沿着倾斜的极轴在不停旋转。这就是说，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天球概念。到汉代，浑天家以为天形穹窿好像鸡蛋的壳，地居天内好像蛋黄，这是已经接近知道天地的情形了。这里之所以详细的讲解中国的宇宙观念，因为它对中国的天下观念，国际政治观念影响太大了。因为不管是盖天说，还是浑天说，中国人从上到下，一致认为，中国是这棋盘或鸡蛋的正中心，周边都是夷狄蛮，再远处，就可能是鬼国了。十三世纪时，西方流行地圆学说，几个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把地圆学说介绍给中国，中国人觉得很可笑，康熙时主持天文工作的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居然"喷饭满案"，天文站的站长都这般水平，皇帝当然高明不到什么地方，鸦片战争开始了，道光皇帝才慌慌张张的问手下：英国地方在哪里？英国到新疆有无陆路可通？真是大傻问小傻，问得小傻干瞪眼儿，手下一群小傻谁能回答个一二三？高层如此，老百姓更遑论了，思维最远的地方仅及爪哇国，爪哇国再往南，当然是鬼国了。荷兰是鬼国，西班牙也是鬼国。由于荷兰是低地国家，甚至有政府官员认为人家都是水鬼！
视周边为夷狄，视远边为鬼邦，单从心理上讲，倒也情有可原，问题是，它对近代中国国际政治的影响太大了。它最大的后果是：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
张岂之认为：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陈独秀认为：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是不一样的：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戝，与有责焉而矣！
总之，中国百姓没有国家观念，那么他们也就相应的没有了爱国情感，至于朝廷天下，那是肉食者们考虑的；而肉食者们也相应的认为，天下就是他的家，百姓只是他家的奴才，他的家，那是宁赠友邦，也不能给家奴的。16世纪，葡萄牙人占据了我们的澳门，不是他们不想吃掉整个中国，而是实在吃不动，16世纪，整个漫长的东方海岸线上，葡萄牙人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万人；西班牙占领菲律宾，走不到中国跟前就累得大喘气；荷兰再厉害，也就是占领一个小台湾，一个中国海盗头头郑成功，就能对付得了荷兰殖民者。如今，我们的教科书上称郑成功为民族英雄，却不知当初清政府为了剿灭台湾的郑家势力曾试图联系荷兰殖民者以共同歼灭郑家海上势力，然后把台湾作为奖品奖励给荷兰。周宁在其《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中也说，当时的康熙认为：海贼乃疥癣之疾，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欲弃。施琅上书言：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由此，台湾才得以留了下来，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施琅已经具备模模糊糊的地缘政治观念了，可惜，没有进一步向海洋发展。
上层统治者没有国家观念，后世出现宁赠友邦勿给家贼的慈禧，出现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中正同志，也就不足为奇了。上层与下层互不相爱，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一点外国殖民者也看到了，1576年，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在菲律宾写给国内的信上称：中国人是一群卑贱、无耻而且可恶的人，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这是殖民者观察出的结果，后来发生的事实更引证了他们的结论。1603年，由于误会中国政府要派兵攻打菲律宾，西班人提前动手，屠杀华人侨民2万，过后他们又担心，明政府会兴兵问罪的，因为按照他们的常识，政府没有理由不保护他的人民，于是西班牙人修书福建抚臣道歉。一年以后，皇帝才降下招书来，让福建抚臣杀掉引起误会的中国风水先生，再移檄吕宋问罪，又过了一年，福建守臣的檄文才发出，先谴责西班牙人无故伤害中国商民，要求他们释放华人，退还财物，同时一再表明政府的态度：商贾是戝民，华侨多无赖，皇恩浩荡，大国仁义，决不会为一些戝民兴兵动革。如此的体贴安慰，西班牙人终于如释重负，原来政府真的不爱其人民。37年后，1639年，西班牙人再次屠杀侨民2万人。　　
 如果说中国的执政者只爱自己的龙墩的话，那么老百姓也不含糊，只爱自己家的门槛。陈独秀在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说：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解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它可以抵抗外族压迫，恶人利用它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